内容提要：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也是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两大市场、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中欧关系已超越中欧双边范畴，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与战略地位。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秉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对国际秩序带来严重破坏，在撕裂中美关系、美欧关系的同时，也将重塑中欧关系。特朗普的“美国性”将深刻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未来走向，对未来中美关系、美欧关系和中欧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在特朗普主义冲击下，国际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中欧合作的变化，但也必须高度重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上升、欧美民粹政治的合流、中欧经济关系的竞争性以及欧洲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的立场等系列问题。特朗普主义通过对全球秩序的结构性扰动与制度性压力，诱发了欧盟对华政策的内外张力重组，引导中欧关系走向制度模糊化，中欧关系已进入一个高度策略化与制度模糊化的新型互动阶段。中欧在北极合作问题上既有基础也有挑战，北极和格陵兰可以成为特朗普主义冲击下中欧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共同塑造全球治理范式的试验场。在特朗普主义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欧应进一步提升战略互信，更多地关注中欧双边关系本身，探寻中欧双方具体实在的共同利益以及切实可行的政策空间，充分发挥中欧关系塑造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战略性作用，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贡献力量。
关键词：特朗普2.0；特朗普主义；中欧关系；世界多极化；战略互信
对当前中欧关系的几点看法
冯仲平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一是经济全球化遭遇严重的逆流；二是世界多极化步伐加快。30多年前，冷战结束意味着两极对抗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开启。真正的经济全球化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和阵营对抗结束之后开始的。而世界多极化开始时很多西方人并不承认，他们认为是单极时代，但事实上所谓的“单极时代”很短暂。目前，不少人认为全球化已经终结。而与此同时，现在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多极化已成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很显然，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在崛起，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在下降。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快速地改变美国内外政策，削弱了美国和西方的地位和影响力。2025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将其主题报告聚焦于多极时代的到来。总之，世界变局正在加速演进，这是当前中欧关系的一个大背景。中欧关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世界之变的深刻影响。同时，中欧关系也在塑造国际格局。中欧互动能够塑造国际格局以及世界秩序，能够对世界发展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2025年是中国与欧盟建交50周年。新年伊始，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共同谋划推动双方关系发展。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国同欧盟建交50周年，是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50年来，中欧关系不仅助力各自发展，也为世界和平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科斯塔表示，2025年是欧中关系的重要年份。欧方愿同中方一道，共同庆祝建交50周年，加强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强化伙伴关系，开辟欧中关系更好发展的未来。值得重视的是，科斯塔表示，欧方认为双方应当合作而不是竞争，愿同中方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欧中都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反对阵营对抗。他指出，当今时代充满挑战，世界需要欧中更加紧密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共同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5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中国和欧盟建交50周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欧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为增进中欧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5月6日开始，中欧双方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建交50周年的活动。显然，中国和欧盟都意识到了中欧关系的重要性。
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围绕新形势下的中欧关系谈几点看法：首先，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变化；第二，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日益突出；第三，当前和未来发展中欧关系，我们要重视哪些问题？
首先是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哪些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变化？今天我们讨论特朗普冲击下的中欧关系，显然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分析新形势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前几年的情况。过去几年，中欧双方合作面临很多阻力，中欧关系经历了一个困难的时期。造成这一局面有多方面的原因。
从2019年开始，欧洲把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与中国合作，所以在这方面欧洲认为中国是合作伙伴，其他方面则认为是竞争者或者制度性对手。欧盟对华新定位是2019年在其政策文件中正式提出来的，但实际上也不是突然转变的，只是在2019年得到明确。对手认知一旦确定下来，欧洲对华的态度、立场和政策的消极影响是可以想象到的，直接的后果就是双方合作空间遭到大幅压缩。
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对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升级，欧洲把俄罗斯视为其最大的、直接的安全威胁，不仅开始审视其安全形势，而且也重新思考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毫无疑问，欧俄关系首先发生了急剧恶化。欧盟宣布对俄实施全面严厉的制裁，在2022年2月以后双方已经陷入全面对抗。与俄罗斯为敌的同时，欧洲重新认识到欧洲安全仍然离不开美国。面对俄乌冲突，美国领导的北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拜登与欧洲国家一道应对俄乌冲突，让欧洲人相信美国是其最重要的盟友。欧美关系由此不断升温，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紧密的状态。在此背景下，2021年入主白宫的拜登一方面高调宣称“美国回来了”，着力修复被特朗普破坏的美欧关系；另一方面加紧利用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联欧共同遏制中国。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欧洲怎么看中国？如前所说欧盟于2019年已经给中国在伙伴之外，又戴上了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的新帽子，而俄乌冲突则加深了欧洲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再加上美国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叠加，欧洲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意愿和空间进一步收紧，导致前面几年中欧关系呈现出了下行态势。双方的外交官、企业界和学者都感受到了这一变化。
目前国际形势则发生了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变化。一是，特朗普2.0带来的国际形势的重大且剧烈的变动。在特朗普二次上台以后，美欧关系再一次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事实上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大国关系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跨大西洋联盟出现严重裂痕。欧洲国家越来越觉得美国靠不住，开始思考真正的战略自主，包括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包括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关系。二是，对中欧关系来讲，俄乌冲突是一个产生了负面影响的事件，但是随着在特朗普政府的施压下俄乌开始实现直接谈判，俄乌冲突对中欧关系的消极影响开始减弱。同时，由于特朗普推动美俄缓和、美俄关系正常化，让欧洲人重新思量中国的立场。很多欧洲国家希望中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通过劝和促谈，推动俄乌双方早日停火，实现和平。三是，欧洲对中国的三重定位，现在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这意味着竞争和对手的方面在减弱，合作的障碍在逐渐消除，欧洲对华交流和合作的意愿在增大。较为明显的是，很多人注意到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25年以来数次在公开讲话中展现了积极的对华立场。欧盟也明确表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将更多转向亚太，以开拓更多的欧亚合作的机会。欧盟还宣布在中欧双方建交50周年之际，将于2025年7月在北京举行新一届中欧领导人峰会。2025年4月，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西班牙马德里参加由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上指出，在特朗普时代，“世界承受不起中国和欧盟无法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合作、不努力相互理解”。他强调，欧盟和中国应该“努力相互理解”，并克服彼此之间的不信任，以维护因特朗普重新掌权而受到“爆破性冲击”的世界秩序。欧洲对华态度的积极变化不仅体现在欧盟委员会，欧盟成员国以及英国等欧洲国家都表达了加强与中国合作的强烈意愿。2025年4月德国联盟党与社民党达成了《联合执政协议》，该文件指出，当前德国面临着历史性挑战，“我们寻求与中国开展符合德国和欧洲利益的合作，尤其是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方面。”
其次是中欧合作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由于中国与欧盟各自的分量和影响力，目前中欧合作的重要性既超越了经济，也超越了中欧双边范畴。中国和欧盟均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拥有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同时也是最大的贸易体。中国和欧盟分别为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加起来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由于中欧各自的经济体量很大，中欧合作不仅关乎双方本身的利益，亦关乎世界经济增长与繁荣。而且，中欧合作的重要性不仅仅在经济层面。如前所述，30多年前冷战结束宣告了阵营对抗时代的终结，迎来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而近年来新冷战的阴霾笼罩着世界，中欧关系的走向将决定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未来。正如中方领导人多次强调的，只要中欧携手合作，阵营对抗就不会出现；如果中欧拒绝脱钩断链，经济全球化就不会出现根本性逆转。
因此，中欧合作的重要性已超越了中欧双边范畴。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大肆推行单边主义，联合国、世贸组织、20国集团等全球性或地区性组织都承受着重压。中欧有责任捍卫国际多边主义和多边体制，并联合起来共同维护联合国，改革WTO，推动20国集团发挥更大的作用，致力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最后是下一步发展中欧关系需要重视的一些问题。当务之急是欧方需要放弃所谓对华“去风险”经济政策。近年来欧洲对华形成的“去风险”政策，是欧洲对华三重定位的直接结果，也是前几年在拜登政府和俄乌冲突双重影响下，欧洲提出的处理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新的政策指导理念，试图通过减少欧洲对中国在经济上的依赖，达到“去风险”的目的。显然，“去风险”意识与中欧扩大和加强双方经济关系是相互矛盾的。此外，欧洲政治生态变化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也值得高度关注。德国刚刚把选择党定性为一个极端右翼组织，德国政府会不会禁止选择党？法国的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在参加选举方面也受到了限制，被判了刑。法国和德国政府采取的这些决定对法德两国今后的政治生态发展有什么影响？总体来讲，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上升，以及欧美民粹政治的合流趋势是我们今后发展中欧关系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此外，中欧经济关系中竞争性上升，以及欧洲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的立场等均需要高度重视。
综上，现在分析中欧关系，一方面要看到当前发生的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变化，深刻认识中欧关系的战略性意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还有一些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积极应对的问题。
特朗普的“美国性”及其对中欧的不同影响
林宏宇
特朗普第二任期上台以来，其“激进”“情绪化”“不可预测”“朝令夕改”“极限施压式”的对外政策，搅得世界鸡犬不宁。尤其是2025年4月以来，又推出挑战全球的“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行动，更是让国际社会惶惶不安，“闻特色变”。对此，有人说，这是美国强权霸凌政策的重现，意在打压其他国家，尤其是打压中国；或是特朗普欲转移美国国内矛盾；此举将加速美国的衰落；将让中美关系、美欧关系严重倒退等等。以上这些看法虽有些道理，但大多是站在美国视角之外看美国与特朗普，难免有隔靴之感。如果我们站在特朗普的“美国性”视角来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与结论。
未来会告诉我们，最没有“总统相”的特朗普，却可能是有历史地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历史地位来源于他的“美国性”——他是美国进入现代国际关系以来，第一位“真正”的美国总统。那么，什么是特朗普的“美国性”？它可能会对中国与欧洲分别产生什么样的不同影响？
一 特朗普“美国性”的内涵
特朗普2017年第一任期时的名言“我不是世界的总统，我是美国的总统”就是特朗普“美国性”的核心内涵，这也是他2024年得以重返白宫的根本原因。可以说，“美国性”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外政策的底层逻辑，它不仅将深刻影响美国社会未来的走向，也将对美国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的美国，还是美国的美国？”——这个“世纪问题”是判断美国总统“美国性”的重要问题。近百多年来，只有两个答案。美国民主党总统给出了第一个答案——“美国是世界的美国”。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给出了第二个答案——“美国是美国的美国”，这个答案在2024年大选中得以再次确认。因此可以说，2024年特朗普的回归，其实是一种必然，是其“美国性”影响力的再次延续。
20世纪号称是“美国的世纪”，就因为“美国是世界的美国”。美国这个国际地位得益于三位民主党总统——威尔逊、罗斯福和杜鲁门。威尔逊总统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以理想主义开篇，为美国进入现代国际体系发轫；罗斯福总统则抓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难得机遇”，成功把孤立主义的美国带到了现代国际舞台的中央；杜鲁门总统则借冷战之名，确立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老大地位，也确立了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了冷战后世界仅存的超级大国，虽“高处不胜寒”，但进一步坐实了20世纪是“美国世纪”的底色。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蓬勃兴起的全球化浪潮，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以超十亿级的巨型市场体量加入全球化的大循环，全球化进程被进一步加速。躺在美元货币权力被窝里的美国，享受着美元霸权红利带来的超级利润，享受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与舒适便利的生活，但同时经济全球化也给美国带来了实体经济空心化的严峻挑战。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挑战，美国与全球化世界的矛盾关系问题更加凸显。该挑战的直接后果是美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严重危机，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开始面临严峻挑战。另外，全球化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愈演愈烈的非法移民问题，加之主张全球化的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8年执政，进一步恶化了身份政治与极端多元主义的沉疴。这些都加剧了美国社会对全球化的质疑与不满，2017年最终将打着“让美国再次强大”（MAGA）旗号的特朗普送入白宫。而且这种影响在持续发酵，如果特朗普第一任期末没有遭遇百年不遇新冠疫情的阻击，应该说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极大，难怪特朗普把拜登这个任期称为“被偷走的任期”。因此可以说，2024年特朗普的回归，其实是一种历史必然，是“世纪问题”的第二个答案——特朗普“美国性”影响的自然延续。
特朗普的“美国性”在内政上主要体现为守紧边界，驱逐非法移民，甚至滥用行政权，取消合法的外国留学生签证；“精兵简政”，向深层政府（Deep State）宣战，削减联邦政府开支；废弃肆虐美国多年的“政治正确”（DEI），回归美国保守主义传统与盎格鲁-撒克逊的基督教主流文化等。在对外政策上则主要表现为粗暴自私、不负国际责任的单边主义、退群脱钩与“美国优先”政策。
因此，近期特朗普对于全世界的“对等关税”行动并不是一种政策突变，而是其第一任期“美国性”的自然延续。所谓的“对等关税”概念，其实早在2017年特朗普就已经提出，当时他提的是所谓的真正“对等”（Reciprocal）、“公平”（Fair）、“自由”（Free）的贸易。而且，与2018年一样，特朗普的这次关税行动并不是仅针对中国，而是向全世界宣战，是向所谓的“全球化魔咒”宣战。特朗普自己将其称之为“美国的解放日”（Liberation Day）行动。
从行动逻辑来看，特朗普就是想用3万亿美元体量的国内市场，来换取他的国际国内政治影响力。世界其他国家如想分美国这3万亿美元的羹，就得给特朗普交“好处费”（所谓的“对等关税”），特朗普想用这“好处费”来弥补国内减税政策的亏空，并迫使在其他国家的美资回流，或迫使其他国家直接到美国投资，以此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换句话说，特朗普就想用其“特式闭关锁国”的办法，试图用他心仪的高关税政策来构筑全球化的隔离墙。其他国家要想与美国做生意，就必须绕过这堵高墙来美国投资生产，否则就别想分这3万亿美元的羹。如果从这个逻辑来看，向美国交税或者投资美国都是“你情我愿”的。
然而，让实业回流与再工业化是一个漫长、痛苦、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过程，特朗普简单粗暴的关税行动也许根本达不到目的，甚至缘木求鱼。但如从特朗普的目的和美国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应该说其方向很可能是对的，如果能成功，确实有“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可能。而且即使这次特朗普失败了，但他却开启了一道“正确”的门，特朗普的后来者会吸取他的教训，继续走下去，所以说特朗普的历史地位正在于此。因为如果再继续任由美国实业外流，几十年后，美国除了还有美元之外，将无任何工业支撑，甚至“将无可用之舰船，无可控他国之实体手段”。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数据，截至2024年，美国在全球商业造船市场的占有率仅为0.11%，相比2014年的0.33%又进一步萎缩。这一微不足道的数字与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形成鲜明反差。2024年，美国各地造船厂仅建造了5艘大型远洋商船，总吨位为7.6万吨。而同期，仅中国一家国有的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CSSC）就交付了超过250艘船舶，总计高达1400万吨，这一数字已超过美国造船业自二战结束以来建造的所有船舶吨位的总和。这意味着在国际商业船舶领域，美国已几乎丧失了竞争力。另据美国威尔逊中心的报告，在美国建造一艘船舶的成本比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国高出两到四倍之多，这种巨大的成本差距使美国船厂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也大幅增加了美国政府采购军舰的财政负担。同时，由于制造业外流，技术工人短缺问题日益严重，这也制约着美国造船业的生产潜能。2024年，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CSIS的一次重要演讲中坦言，美国需要在未来十年内补充14万名技术工人，以满足战略潜艇生产的需求。这一人才缺口已对美国海军装备采购产生了实质性打击。2025年，由于项目延误和成本飙升，美国海军不得不将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潜艇的年度订购数量从原计划的2艘削减至1艘。另据2024年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AO）发布的报告，美国海军舰艇按期完成维护的比例不足四成，这不仅损害了其战备水平，还导致维护成本节节攀升。而2022年的另一份GAO报告揭示，美国海军于2018年启动的一项耗资210亿美元、规划周期长达20年的造船厂现代化与优化工程已经滞后三年。更为严峻的是，在该计划涉及的17个干船坞中，仅前3个的预算就已超支四倍，这反映出美方在海军基础设施更新方面面临的巨大挑战。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的关税行为如能促使美国制造业回归，倒是美国之幸事，这并非表明美国一定将进一步衰落。
二 特朗普的“美国性”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影响
从客观上看，特朗普的“美国性”对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影响，相对于拜登政府来说还是更务实、更可控的。
从长远来看，特朗普的“美国性”利好中美关系。因为特朗普的“美国性”将逐步解构美国的国际联盟力与领导力，客观上将降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这正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特朗普就职100天的内阁会议上所说的，“过去30年美国外交与贸易政策的目标是如何有利于世界与全球，而不是有利于美国，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将改变这种状况，未来美国国务院应是美国的国务院，而不是世界的国务院，不是全球的国务院；我领导的美国国务院就是3个使命，让美国更强大，让美国更安全，让美国更富有，其他都是浮云”。同样，近期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G7）财长会议上，美国反对在联合声明中加入“进一步支持乌克兰”的措辞，并拒绝称俄罗斯对乌行动为“非法”，再次引发盟国对美立场转变的担忧。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已多次阻止G7在乌克兰议题上联合表态。这将使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凝聚力面临更严峻考验。
特朗普主张“有偿”的盟友关系，第一任期就要求欧洲的北约盟国、日本、韩国要给美国驻军交“保护费”，否则美国没有保护它们的义务。特朗普政府不会为虚幻的“民主共同体”出冤枉力。这对中美关系来说是件好事，将使得我国的外部体系压力有所减轻，可以使中美关系的对抗性与烈度有所降低。
从当前来看，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是经贸问题，尤其是特朗普粗暴的关税行动。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能够用钱解决的中美关系问题都不是问题”，特朗普“美国性”表现的直接行为——“对等关税”行动也不一定就会导致中美关系更加恶化。我们要用好特朗普的“交易性”与“好面子”的特点，不必跟其起舞，而是要掌握好我们自己的节奏。实际上，特朗普所希望的可能正是世界各国的对等反制，因为反制的结果是加剧世界经济的脱钩断链，加剧各国的对抗与画地为牢，从而进一步逆全球化——这是特朗普的战略目标，却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加大美对我贸易的比例与依赖，以维护全球化的开放大势。同时，我们要积极培育本国市场，不断提升消费层次，从“世界大工场”变为世界大市场，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利用此次美国国际收缩的机会，用好“一带一路”与“大金砖合作”机制，顺势扩大我们的世界市场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更坚实的经济基础。
特朗普的“美国性”还有平民化色彩。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平民总统”，特朗普没有任何公职经历与建制负担，因此其最可能打破常规，“为所欲为”。这对中美关系来说，也许是个机会。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海湖庄园会晤”与高调的对华国事访问，曾制造了短暂的中美蜜月梦幻。他是历史上入主白宫最短时间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如果我们引导得好，不排除中美关系在其第二任期有新历史突破的可能性。近期特朗普对华政策团队中“鹰派”的悄然失势，以及中美关税谈判时对华务实让步可能就是一个例证。
三 特朗普的“美国性”对欧洲及美欧关系的影响
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欧洲，自然也是特朗普“美国性”的重要“受害者”。特朗普上台以来，欧洲不再是美国外交政策优先考虑的不二目标。实际上似乎也应该如此，冷战都已结束30多年了，作为冷战铁幕落下之地的欧洲，随着苏联的解体，其冷战肇源地位本应自然消失，但“世界的美国”仍抱着冷战思维，为了其虚幻的全球帝国荣耀，依然紧紧抓住本应进入历史坟墓的冷战幽灵——北约，企图继续通过复活北约，把欧洲作为美国全球霸权“必须承受之负担”，让欧洲继续为“世界的美国”服务。拜登政府的“美国回归欧洲”政策与挺欧助乌抗俄的俄乌冲突就是明证。然而，特朗普“美国性”的到来，终于让美国放下了“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回到“正常”的以本国利益为重的美欧关系上来。
特朗普的“美国性”进一步反衬出欧洲（欧盟）的虚弱与无奈，随着“世界美国”的谢幕，继续追求“普世”价值观与“道德优越感”的欧洲成为了孤独的远行者。在特朗普的眼中，现在的欧洲社会就是美国“白左”的未来。欧洲在外来移民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碳排放与绿色发展问题等方面的立场，都是特朗普的“美国性”所坚决唾弃的。特朗普“美国性”对欧洲（欧盟）的影响，不仅有当前经贸领域的关税战，还有价值观与安全领域的巨大挑战。
在经贸领域，特朗普对欧盟长期“占美国市场便宜”非常不满，因此也是其关税大棒敲打得最早、最重的地方之一。刚入主白宫不久，特朗普就宣布了一系列针对欧盟产品的关税措施，4月份发动“美国解放日”行动以来，欧盟也是美国关税大棒打击的重点地区，产品范围涉及汽车、钢铁、农产品、电子产品等，对欧盟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都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欧洲许多国家虽然经历过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考验，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面对如此强度与广度的关税打压，还是有不少慌乱与失望。笔者认为，经历这次特朗普关税冲击之后的欧洲，其对未来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看法，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经贸领域的右翼保守思潮将会有所抬头。
在价值观方面，欧美长期以来都还是统一战线，然而自2024年以来，特朗普就不断对欧洲发起价值观之战。例如，特朗普在大选投票前四个月就会见一向和欧盟唱对台戏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当选后一个月双方又在海湖庄园会谈。在其就职仪式上，特朗普也仅邀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极右在野政党领袖参加。4月份关税战发生以来，特朗普一再拒绝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甚至连她的电话都不接，但却邀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访问白宫，还宣布将很快访问意大利。特朗普的这些做法都从价值观层面强烈挑战欧洲的主流政治。又如，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不谈正在欧洲发生的俄乌冲突，反而强烈批评欧洲对极右政党的干预，批评欧洲违背自由，不尊重民意。他甚至还介入德国大选，积极支持德国极右的另类选择党。而当法国极右政客勒庞被判刑并被剥夺2027年总统竞选权时，美国又跳出来反对。这些做法都令欧洲非常不满与愤怒。
在安全领域，特朗普宣誓就职之后就将欧洲排除在外，迅速和普京就俄乌冲突问题进行谈判，几乎单方面接受了俄罗斯的主要条件，还一度暂停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些做法对欧洲盟友来说，无疑是对其地缘政治安全观的重大挑战与威胁。在许多欧洲人看来，现在的美国已不再是欧洲安全的“守夜人”与可依赖的“西方老大”，目前欧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安全困境中。对外安全方面，无法主导解决仍在继续的俄乌冲突，对内安全方面，由于国民经济增长乏力，极右民粹主义在迅速崛起。因此，亟需在安全方面团结一致对外的欧盟，无法接受特朗普的“美国性”所带来的种种负面破坏。现在，欧洲许多政客都认为，与美进行安全合作似乎已成为某种“政治不正确”。对许多欧洲国家领导人来说，未来与美国安全合作的政治代价将很高昂。
综上所述，特朗普的“美国性”将深刻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未来走向，将对未来中美关系与美欧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在特朗普“美国性”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一股稳定与理性的力量，能给全球安全与发展提供可贵的确定性与稳定性。日益强大的中国将对未来美欧关系产生微妙的影响，中国未来可能成为欧洲可依靠的重要力量。因为中国对美立场明确、坚定，富有大国独有的担当与硬气。这也是欧洲未来推行战略自主亟需的一股对抗特朗普“美国性”的浩然正气与力量之源。
特朗普2.0对中欧关系的重塑作用
门 镜
自2025年特朗普重新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国际体系再次进入高度不确定与战略竞争加剧的阶段。延续其第一任期的政策逻辑，特朗普2.0政府迅速重启经济民族主义议程，强化对华“脱钩”战略，扩大关税与技术封锁，同时重申“美国优先”的单边外交取向。这一政策组合不仅深刻重塑了中美关系格局，也对中欧关系产生了系统性冲击。与2016—2020年间相比，特朗普2.0的政策根植于更加激烈的中美制度对抗与全球治理碎片化的背景，对欧盟构成了更直接、更复杂的战略牵动。
中欧关系在“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中保持互动，涵盖制度摩擦与合作实践两个维度。然而，特朗普2.0上台后所造成的外部环境剧变，迫使欧盟重新审视对华政策的战略坐标。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高强度贸易制裁与技术封锁迫使欧盟在价值认同与经济利益之间做出艰难平衡；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盟友关系的工具化操作及其对跨大西洋联盟的蔑视，削弱了欧盟对美战略依赖的安全感与正当性，从而促使其在对华政策上强化“战略自主”的诉求。
与其说特朗普2.0通过直接干预改变了中欧关系，不如说其通过对全球秩序的结构性扰动与制度性压力，诱发了欧盟对华政策的内外张力重组，引导中欧关系走向制度模糊化。这不仅反映出当前国际秩序的去中心化趋势，也揭示了中欧关系在“他者驱动”的格局演化中所面临的被动调适逻辑。
一 中欧关系的结构性嵌入：被迫卷入美中对抗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开启，加剧了全球秩序中结构性对抗的趋势。尽管其政府尚未发布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但其外交安全团队延续并强化了第一任期的核心判断：即中国是美国最具制度性威胁的战略对手。这一判断导致全球战略格局加速两极化，并使中欧关系被重新嵌入到以中美对抗为主轴的国际竞争结构中。
事实上，欧盟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致力于与中国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经历了从制度接触、战略对话到日益防御性互动的渐进演化过程。自2003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起，中欧在经贸、环境与文化等方面合作频繁，然而近年来人权问题、产业政策与地缘战略分歧逐步扩大，使得双边关系进入复杂化阶段。2019年欧盟首次正式将中国界定为“制度性对手”，标志着双方进入战略定位调整的新阶段。
具体而言，这种结构性嵌入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1）安全与地缘结构的外溢效应。特朗普政府虽未系统推进印太战略，但其核心关注仍放在加强与日韩、印度等国的双边安全协作上。在此背景下，欧盟虽未涉足印太军事议题，却在美对华战略框架中被赋予遏制中国技术与经济扩张的次级角色。而特朗普在北约事务中持续推动防务责任转移政策，却未提供明确的安全承诺，迫使欧盟在对华安全认知上趋向美方立场，从而削弱其战略独立判断能力。（2）制度平台的排他性与中欧互动空间压缩。特朗普政府延续选择性退出与国际制度工具化的做法，限制中国利用国际平台扩展影响力。这导致中欧在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平台上的合作空间被压缩。欧盟试图通过推动WTO改革、数字治理协议等维护制度话语权，但其倡议往往被迫卷入中美博弈，从而难以达成共识。（3）战略身份的重组与中欧战略互信的弱化。在特朗普对全球制度的再构图景中，欧盟一方面试图维持战略自主，另一方面却被迫接受忠诚度测试，使其在对华政策中陷入被动选边的困境。中国对欧盟是否具备独立战略能力产生质疑，而欧盟则对中俄接近感到担忧，战略互信持续削弱。
二 欧盟在中美对抗结构中失去话语主导权
在中美战略对抗加剧的背景下，欧盟赖以塑造国际秩序的多边主义、制度性话语权和规则制定能力正遭遇系统性侵蚀。特朗普2.0推动的世界格局正从合作协调的相对均衡，转向以对抗性结构和阵营逻辑为主导的战略分化。在安全、制度治理与经济规范等关键领域，欧盟的话语主导力持续削弱，从制度共建者日渐沦为战略响应者与规则从属者。
1.安全领域：从塑造者到跟随者
特朗普2.0任内，美国施压北约盟国分担更多防务责任，并有意模糊对欧洲安全的承诺。在此背景下，美国将中国明确定义为制度性威胁，要求盟友在安全议题上配合其立场。欧盟虽在表述中强调“战略自主”，不将中国视为敌人，但在议程设置与战略语言上，已逐步向美方靠拢。2025年北约外长会议期间，秘书长虽未明确认定中国为“威胁”，却强调其具备相应特征。欧盟虽在措辞上维持模糊，实则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被动接受者，难以维系独立的安全战略塑造能力。
2.制度层面：规则话语权受到挤压
欧盟长期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自诩为“规则塑造者”，在气候、数字、贸易等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然而，随着中美在制度层面的全面对抗升级，全球治理机制呈现议题安全化趋势。特朗普2.0政府延续对国际组织的制度性批判，试图建立符合美方战略的价值阵营。在此过程中，欧盟所倡导的规则协调与中立程序不断被边缘化，其在WTO改革、气候金融和数字治理伦理等议题上的倡议空间遭到压缩。中欧制度合作的多边平台逐步被中美主导的对抗性议程所取代，欧盟难以维系其传统的制度影响力。
3.经济治理：从引领者到响应者
在经济领域，欧盟原本通过数据治理、碳边境机制、数字市场监管等政策输出展现规则引领力。但特朗普2.0强化经济民族主义，将全球经济政策纳入国家安全逻辑，推动“脱钩”与产业主权回归。这一战略重塑动摇了基于规范协调的国际经济秩序。欧盟在应对美方出口管制、技术封锁、供应链重组等挑战时，更多扮演政策响应者的角色，逐渐从制度制定者转向接受美方主导机制的被动参与者。尽管欧盟也强调“去风险化”与产业韧性，但其经济治理实践日益受到结构性制约，话语空间与战略自主性显著收缩。
三 欧盟在价值认同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张力结构
作为“规范性力量”，欧盟的对外政策长期强调人权、法治与多边主义，在处理中国议题时格外突出。然而，与中国的深度经济互依使其在维持规范承诺与捍卫现实利益之间长期处于拉扯之中。这种张力在特朗普2.0时期进一步放大，使欧盟对华政策陷入战略模糊、议题碎片与双轨运行的复杂状态。
第一，欧盟的规范性承诺持续体现于对中国人权议题的制度批评及政策反应中，包括对新疆、香港问题的议会立场和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冻结。然而，特朗普2.0对中国的制度性敌意不再借助民主联盟逻辑，而是通过国家安全与经济脱钩的策略施压盟友。这种压力虽然不是出自共同价值认同，却在操作层面促使欧盟在政策上趋同于美方表态，导致其原有的规范立场与战略逻辑发生混淆，呈现出被动同步的趋势。
第二，现实利益对欧盟的对华政策构成强烈牵制。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绿色能源、数字技术、供应链与基础设施领域高度互补。尽管面对特朗普2.0的脱钩战略与地缘压力，欧盟启动了对中国产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并酝酿征税，但2025年又在经济现实考量下推动设定最低价格以化解贸易冲突。这种政策调整反映出欧盟试图在“去风险化”与合作延续之间谋求平衡。一方面，欧盟强化外资审查、支持产业本地化；另一方面，又强调在绿色转型与全球治理中与中国保持接触。这种双重姿态体现出其政策逻辑中的现实主义取向。
第三，在价值拉动与利益制约的双重影响下，欧盟对华政策呈现出显著的战略模糊性。欧盟官方定位维持“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重角色，但实际操作更趋于防御性调整。在经贸、绿色发展、科研交流等领域继续推进合作；而在技术安全、人权、地缘战略等议题上趋于审慎乃至防御。成员国间立场分歧加剧、政策协调性薄弱，使统一战略难以形成。欧盟既未明确加入美方主导机制，也对中方倡议保持距离。
总之，特朗普2.0并未迫使欧盟明确选边，但其战略环境确实将欧盟推入了价值难以兑现、利益难以舍弃的双重困境之中。欧盟的规范性身份不足以支撑其战略自主，现实利益又制约其脱离对华依赖。在这一认同结构下，欧盟的对华政策不再清晰，而表现为模糊、双轨与对冲性策略的综合体。
四 中欧在结构压力下的博弈性适配
在特朗普2.0政府推动的单边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背景下，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全球秩序面临深度重构。在这一结构性压力之下，欧盟与中国均采取战略调整机制，试图在复杂的国际体系中灵活调整自身位置，维护核心利益。欧盟与中国相互观察、相互牵制、相互塑造，双方的应对呈现出政策模糊性、选择性与对冲性上升的趋势，反映出各自对高度不确定战略环境的适配逻辑。
1.欧盟的战略调整：在自主与依赖之间寻求平衡
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强硬立场，欧盟努力在跨大西洋联盟传统与中欧经贸现实之间保持平衡。虽然欧盟对中国产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强化对关键技术的“去风险化”政策，但在绿色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仍倾向于维持合作。欧盟一方面顺应美国主张加强战略警惕与制度防御，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割舍与中国的互补型经济关系。
2.中国的战略调整：在抗衡与合作之间灵活调整
在应对特朗普2.0政府强化脱钩与遏制政策的同时，中国采取了以对冲为特征的柔性回应策略。一方面，坚决反击美国的技术封锁与贸易制裁；另一方面，主动加强与其他大国的外交协作，尤其重视对欧关系的稳定性与合作潜力。中欧领导人会晤中，中国多次表达扩大合作、共迎挑战的意愿，并通过解除部分欧盟议员制裁、恢复高级别对话等方式，释放出修复关系的积极信号。中国在战略上通过深化双边合作来稀释对美对抗带来的系统性压力。
3.模糊性、选择性与对冲性上升
这种双边策略性调整促使中欧政策互动在三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特征。第一是模糊性上升。欧盟在官方文件中继续维持“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显示其在规范承诺与战略利益之间的摇摆态势；中国在对欧表态中保持合作开放，但并未放松对制度竞争的警惕，政策语言中体现出灵活且多义的战略表达。第二是选择性增强。双方均在低敏感领域维持合作，如气候变化、绿色转型、技术标准等；而在高敏感领域，如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基础设施等，则趋向审慎。第三是对冲性加深。欧盟通过强化内部战略自主、完善对外资审查机制和产业政策工具箱来减少对华依赖，同时避免在中美之间公开选边；中国则通过深化与其它国家及多边组织的外交合作，拓展对美遏制战略的缓冲空间，在欧中之间营造务实合作氛围。
五 小结：理解中欧关系重塑的多重逻辑
笔者以特朗普2.0政府推动下的美中战略对抗为背景，系统分析了欧盟与中国在这一结构性格局中的互动逻辑与政策重构，揭示了中欧关系的重塑路径与深层机制。
首先，中欧关系被嵌入美中对抗的大格局之中，原有的多边协商与制度合作空间逐步遭到挤压。中欧互动日益被纳入地缘遏制、制度对立与意识形态分化的战略框架。在这一结构背景下，欧盟不再是中美之间的平衡力量，而逐渐被边缘化为战略性配角与制度性从属者，其自主塑形能力受到结构性压制。
其次，欧盟在安全、制度与经济三个核心维度中面临话语权流失。安全上，其战略理念被纳入北约对华防范体系，失去独立话语空间；制度上，其中立规则在中美主导的对抗性议程中日益边缘化；经济上，其规范性主张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与技术安全化趋势中被迫让位于国家安全逻辑。欧盟规则输出者的角色逐步转化为结构接受者，其战略能动性显著削弱。
第三，在规范立场与现实利益之间，欧盟陷入深刻的身份分裂。一方面，其对人权、法治与民主价值的坚持是制度认同的基石；另一方面，与中国在贸易、绿色转型与全球治理等领域的深度互依，使其难以彻底脱钩或采取强硬立场。在特朗普2.0政策加压下，这一认同张力被进一步放大，导致欧盟对华政策日趋模糊与摇摆，呈现出制度模糊、政治不确定与策略失衡的多重表现。
最后，中欧双方均通过战略调整寻求转圜空间。欧盟选择“去风险化”而非全面脱钩，以保留政策的灵活性；中国则通过强化对欧外交、议题分化与对美对冲，努力扩大其在对欧关系中的主动权。这一机制催生出中欧政策互动的模糊性、选择性与对冲性三重特征，呈现出合作非制度化、竞争非敌对化的复杂状态。
总体而言，中欧关系进入一个高度策略化与制度模糊化的新型互动阶段。这一状态既反映了全球秩序结构性重构下的外部压力，也揭示了中欧在多重认同张力与利益冲突中所采取的务实调整。理解这一演变路径，对于把握未来中欧在全球治理、制度塑造与战略博弈中的角色演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政策启示。
特朗普主义下中欧共同面临的北极问题
李 形
在全球气候变迁和地缘格局快速演变的当下，北极不再是远离尘嚣的极寒之地，而是成为大国竞争的前沿。横亘在北美与欧洲之间、濒临北极的巨大冰原格陵兰岛，正在迅速从边缘地带转化为全球战略的焦点。围绕格陵兰主权归属、资源控制权与航道优势，一场新的大国较量正在展开。更重要的是，随着冰盖消融和北极航道通行时间延长，格陵兰不再只是资源基地，更是连接北美、欧亚和北极腹地的海上通道枢纽。谁能掌控格陵兰，谁就可能在未来的北极航运规则制定、能源分配乃至军力投送中占据先机和有利的战略地位。因此，北极和格陵兰的战略意义早已超越地理边界，其政治走向与资源开发模式，正成为观察北极战略平衡变化的重要风向标。
一 格陵兰问题：历史演进与地缘属性
格陵兰自1721年成为丹麦-挪威联合王国殖民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1803-1815年），丹麦-挪威与拿破仑·波拿巴结盟。拿破仑战败后，1814年的《基尔条约》将挪威从丹麦割让给瑞典，而丹麦则保留了对格陵兰、冰岛和法罗群岛的控制。但格陵兰并未停止逐步争取更高自治地位的步伐：1979年建立自治政府，2009年进一步扩权，尽管外交、国防和货币仍由丹麦控制，但其内部政治日益朝独立化发展，实际上拥有高度自治地位。
格陵兰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枢纽属性。从外部看，在美中欧三方角力加剧的背景下，格陵兰的稀土矿产、能源储备及其在北极航运线路中的地理关键性，使其成为国际资本和战略关注的交汇点。201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提出“购买格陵兰”，虽被丹麦政府断然拒绝，却凸显出美方对其地缘战略价值的高度重视。从内部看，格陵兰频频展现出强化自主外交与经济发展的意图。随着对经济自主和政治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政党和民间力量正在推动格陵兰减少对丹麦财政的依赖，通过资源开发与国际投资争取更大自由度。美国正是看准这一趋势，试图在格陵兰独立运动的过程中扮演“支援者”的角色，从而在未来可能的政治转型中获得主导权。
二 格陵兰独立的可能性：现实与理想的拉锯
尽管格陵兰在制度上已拥有广泛自治，但由于经济高度依赖丹麦财政支持，其独立进程始终受限。目前格陵兰由因纽特人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二者均为温和独立派，主张渐进推进独立。最激进的纳莱雷克党提议立刻举行公投，甚至希望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政治与经济联系。但格陵兰社会整体倾向于在稳定的框架下逐步扩大自主权，而非仓促断裂。格陵兰本身并非美国可以轻易操控的棋子。格陵兰社会内部长期存在强烈的文化自觉与民族认同，其独立运动虽尚未达到完全脱离丹麦的程度，但对于外部势力的控制意图普遍持审慎甚至排斥态度。任何违背其民意的战略扩张，无论是丹麦支持的还是美国推动的，都可能引发激烈的社会反弹，甚至加剧岛内“去依附化”趋势。
格陵兰意识到独立意味着要承担完整的外交、国防及财政责任。在面对中、美、俄、欧等大国争夺之际，格陵兰如何确保真正的政治自主性，而非成为大国博弈中的“代理人”，将是其未来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三 美国对格陵兰的野心：资源控制与军事战略并重
特朗普任内多次声称希望“买下格陵兰”，甚至扬言“动用武力”，此举表面荒唐，实则透露出美国对北极控制权的野心。格陵兰是美国图勒空军基地的所在地，是其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支点。同时，格陵兰拥有丰富的稀土矿、铀、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对美国在绿色能源、军事工业和科技产业方面都至关重要。
随着北极冰层消融，新的航道如西北航道、北海航线日益可航，格陵兰的地缘战略地位再度抬升，成为控制北极通道的关键。美国试图强化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扩大影响力，但受制于国际法、公民投票机制及格陵兰民众强烈的独立意愿，吞并格陵兰计划阻力重重。面对这些制约，美国逐渐从直接收购的“硬霸权”思维，转向隐性渗透与软实力扩展策略。除了恢复驻格陵兰外交机构、推动经济援助项目外，美国还积极拉拢格陵兰本地政治力量，试图塑造亲美政党与亲美舆论氛围。
更重要的是，美国强化格陵兰布局，不仅是为了自身在北极的通行与资源优势，也与遏制中俄北极战略有关。在北极航道通行潜力日益上升、俄中合作加深的背景下，美国急需在格陵兰构建一个地缘“支点”，以防范俄罗斯在北极东线的军事扩张，也为牵制中国“冰上丝绸之路”提供战略杠杆。因此，格陵兰的意义早已超出其本土经济或军事价值，而成为美方北极战略的“多重保险”。
四 北极新冷战局面露出水面：破冰舰队与军事竞逐
美国、加拿大和芬兰于2024年联合签订“极地破冰协议”（ICE Pact），拟建造48艘先进破冰船，加强北极航道的控制与军力部署。此举显然是为了抗衡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影响，特别是在航运与资源通道上的主导权之争。俄罗斯则加强其在北极的军事与后勤设施建设，扩大核动力破冰船队，强化摩尔曼斯克等军港，并强调北极是俄罗斯核心利益所在，体现了俄罗斯既要保卫主权，又积极拓展极地商业合作的双重战略。
ICE Pact的设立标志着北极正在逐渐迈入“军事-经济双重竞争”的新阶段。破冰船不仅具有民用航道保障与科学研究功能，在当前国际局势下更成为展示海权、护航能源通道与隐性军力部署的重要工具。美国、加拿大和芬兰通过协议整合北美与北欧极地力量，一方面强化在北纬航道的常态化巡航能力，另一方面也试图推动构建“自由航行的极地联盟”，为未来制定北极海域规则争夺话语权打下基础。与此同时，俄罗斯凭借其长期经营的极地军工体系与庞大的核破冰船队，维持对北方航道（Northern Sea Route，NSR）的控制优势。近年来，俄方不仅提升军事基地自动化、全天候作战能力，还推动将北极能源输出与亚欧大陆交通网络相结合，加强对华、对印液化天然气（LNG）出口，试图将北极变为“新经济引擎”。在“西冷东热”的大国战略格局下，俄罗斯将北极视作摆脱欧美制裁、构建“非西方经济走廊”的关键一环。
五 中国的破局之道：中俄合作的战略纵深
作为“近北极国家”，中国在极地事务中本不具主导权，但中国近年来通过不断深化与俄罗斯的极地合作，保障其北极利益。中俄联合军演、共建北极卫星监测系统，不仅加强了中俄极地联动，也对美欧构成制衡。特别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中国成为唯一能大规模吸纳俄罗斯北极能源出口的国家。俄罗斯甚至给予中国北极航道优先通行权，使中国船只能避开马六甲海峡与苏伊士运河，运输成本下降30%。
在西方对俄制裁加剧、试图排斥中俄影响力的背景下，中俄之间的极地协作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对抗单边主义与集团政治的战略平衡机制。这种合作不仅符合双方的经济利益，更是地缘战略上的共赢。在北极格局日益碎片化、冲突化的背景下，中俄联合成为中国在极地事务中立足的重要支点。从北极发展趋势回看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既不追随西方制裁，也不与俄罗斯结盟对抗——体现出一种深远的战略判断。这种政策立场为中国在北极事务中预留了操作空间、外交弹性和长期影响力，是一种兼顾现实利益与地缘政治平衡的务实选择。
六 北极治理的缺陷：“制度空白”与“权力重构”并行
北极治理的核心困境在于“制度空白”与“权力重构”并行。一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对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等作出基本规定，但在应对冰层消融后新兴航道、跨国资源带开发、极地生态保护等领域仍显滞后，而且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还没有签署这一公约。另一方面，北极正在成为全球新兴强国争夺制度参与权与战略存在感的新场域，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等“非北极国家”正以观察员或合作伙伴身份积极介入，试图打破传统“北极八国”对治理规则的垄断。
北极理事会是北极治理的主要协调机构，但其仅为非约束性论坛，其成员国包括加拿大、丹麦（通过格陵兰和法罗群岛）、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美国等八个国家，并不包括非北极国家。北极作为全球公域，其未来秩序将取决于大国间能否建立稳定、合作的治理框架。然而，在缺乏统一法律框架的背景下，各国在资源勘探、航道通行、军事部署等方面的战略行为日益复杂，使得北极治理面临碎片化和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风险。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紧张，导致北极理事会多项合作被冻结或停滞，这进一步削弱了现有多边机制的协调能力。因此，未来亟需构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包容更多利益相关方、以和平合作为核心的国际治理机制，以确保北极地区的可持续与和平发展。
北极理事会的非政治属性使其难以应对地缘冲突背景下的重大危机，而其他机制，如《斯瓦尔巴条约》《国际海事组织（IMO）极地规则》等，虽具一定拘束力，但适用范围狭窄、实施缺乏统一协调。未来，能否构建一个兼具法理权威与包容性的“北极宪章”或“极地共同体机制”也许是解决当前困境的方向。这一机制应当以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法为基础，吸纳非北极国家、原住民代表与科研机构的广泛参与，设立资源共享、公海航行、军事透明、环境监测等分领域协调机制，并引入独立仲裁与评估机制，以提高治理的公正性和执行力。若不能在多边法律架构上实现全球共识，北极治理极可能滑向“规则权力化”与“力量现实主义”的边缘，届时北极将不再是国际合作的象征，而成为21世纪大国战略博弈最危险的前沿之一。
七 中欧北极合作：挑战与前景
特朗普重新燃起收购格陵兰岛的兴趣，凸显了北极地区在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战略重要性。欧洲方面，特朗普提出利用经济或军事手段将格陵兰纳入美国控制，此举遭到欧盟领导人的强烈反对。中国方面，中国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并倡导基于尊重、合作、互利和可持续原则的参与。中国一贯支持以联合国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并致力于加强合作，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欧在北极合作问题上既有基础也有挑战。合作基础体现在：（1）中欧都受益于稳定、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特朗普的强硬立场威胁着北极主权，并可能扰乱该地区的全球贸易和环境治理。（2）中欧共同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特朗普的做法体现了更广泛的“美国优先”战略，而这种战略往往会破坏多边合作。欧盟和中国都对这种策略提出了批评，并可能将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视为一种制衡手段。（3）中欧有共同的环境和经济利益。欧盟关注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保护。作为“冰上丝绸之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对北极航道、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兴趣日益浓厚。双方都希望避免可能破坏长期准入或气候承诺的不稳定因素。（4）中欧都支持国际法，期望通过联合国框架（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北极理事会进程进行治理，而特朗普的立场可能会将这些机制搁置一旁。
中欧北极合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面对中俄既有的北极合作，欧盟的担忧与疑虑日益加剧，从而影响中欧之间的北极合作。在军事方面，俄罗斯目前加大其北极地区军事力量，重新启用冷战时期的军事基地，并扩充其北方舰队。中国虽然不是北极国家，但也表示支持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存在，并在附近海域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中国和俄罗斯对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北极治理秩序提出质疑，特别在专属经济区（EEZ）、航行自由、资源主张等方面。欧盟担心这可能导致北极规范的分裂，并在脆弱的环境中转向大国竞争。在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开采方面，中国在俄罗斯北极地区基础设施项目上投入巨资，包括：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俄罗斯北极地区的铁路和港口建设。在能源依赖与制裁规避方面，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的主要能源买家，尤其是北极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欧洲担心北极合作可能被用来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从而削弱欧盟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地位。其次，中欧北极合作还面临北约框架的制约。一方面，格陵兰是北约成员国丹麦王国的一部分，这使得与中国的合作变得复杂，尤其是在其似乎对跨大西洋安全框架构成挑战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即使特朗普采取对抗立场，欧盟仍然通过北约与美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与中国走得太近可能会导致欧洲内部争议。
中欧北极合作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在于中欧缺乏战略互信。2025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双方是否能够借此机会提升战略互信还值得继续观察。但50周年纪念为双方提供了一个象征性契机，也可能是重建信任的突破口。在特朗普主义冲击下北极和格陵兰可以成为中欧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共同塑造全球治理范式的试验场。如果中欧能在此实现务实合作，不仅将有助于稳定北极秩序，也有可能为更广泛的地缘外交注入新的合作动力。
特朗普主义与中欧关系的未来
宋新宁
特朗普主义往往被认为是特朗普个人特性的张扬。特朗普主义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美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特朗普主义是对特朗普两任政府一系列内外政策和行为及其政治理念的综合，既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也是当代美国政治的现实体现，还有特朗普个人特性的展现。
从政治理念层面来看，特朗普主义可以被视为美国传统共和党保守主义在21世纪的重现。其政治理念与美国福音派保守主义或传统共和党保守主义一脉相承。例如，特朗普宣扬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的口号，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由里根提出，当时正值美苏新冷战时期，里根虽在上台初期不被看好，但如今却被认为是战后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特朗普的第二个重要口号“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同样并非其首创，而是源自帕特里克·布坎南在1992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的主张。布坎南是美国传统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曾担任过四任美国总统的顾问，三次竞选美国总统候选人提名，被认为是特朗普的精神导师，在其2011年出版、2013年被翻译成中文的《一个超级大国的自杀》一书中，布坎南提出美国正在经历三大历史性转变，即美国正丧失其始自摇篮时期的基督教信仰，信仰丧失所带来的道德、社会和文化上的崩溃，以及曾经创建和统治这个国家的人们的缓慢死亡。这一切造成了整个美国的“慢性自杀”，使美国正在走向崩溃。特朗普的第三个政治理念是大国政治（强权政治），即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对美国而言，全球霸权更多的是一种负担，而非收益，双边主义应当优于多边主义。这和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对于美国全球责任的大辩论和尼克松主义的出笼如出一辙。以上迹象表明，特朗普主义在政治理念层面有其历史的延续性。
从政策层面审视特朗普主义，可以看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一系列内外政策的变化，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革命性”震荡，诸如对盟国关系的重新定位、挥舞全球关税大棒以及试图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等等，与美国历史上保护主义传统、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尼克松主义、里根主义，以及基辛格等人“权力均衡”的实践也是如此相似。
尽管特朗普继承了美国共和党保守主义的传统，但其个人特色也十分鲜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美国在各种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让其他国家难以捉摸其真实意图。
从冲击的层面来看，首先是对美国国内的冲击，这一点已有诸多讨论。其次是对双边关系的冲击，涉及美国与其盟国、与中国等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与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盟国的关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三是对地区层面的冲击，如美墨加（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印太地区以及中东等地区都受到了冲击。最后是对全球体制的冲击，关税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特朗普试图改变现存的国际贸易体制和规则，使其更有利于美国。他强调美国在国际贸易体制中吃亏了，而所谓的“对等关税”实际上是对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准则的重新界定。这种以顺差逆差来衡量贸易关系的方式，引发了诸多争议。
特朗普主义对中美、欧美关系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则相对复杂。从双边角度来看，中美关系正在朝着敌我矛盾的方向发展，而欧美关系虽然存在矛盾，但仍是其“家庭内部的矛盾”，尚不会导致联盟的破裂。在分析特朗普主义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时，我们需要冷静地分析中美、欧美、中欧这三对关系的发展态势和趋向。欧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非常紧密，2024年欧美之间的货物贸易额高达8650亿欧元（将近1万亿美元），其中欧盟对美出口5316亿欧元，进口3334亿欧元，贸易顺差为1982亿欧元。相比之下，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更为突出，2024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3600亿美元（2022年曾超过4000亿美元）。尽管美欧贸易谈判还没有达成协议，特朗普又威胁要对欧盟施加50%的关税，但是美欧之间达成协议是早晚的事，就平均关税率而言，美欧之间原本就是全世界最低的。此外，欧美之间的双向投资规模也远超其他经济体，欧盟在美国的投资存量高达2万亿美元，而欧盟在中国的投资存量只有1500亿美元。从经济角度来看，中美关系目前呈现全方位对抗的态势，但经济问题只是表层问题，而非最根本的问题。
中欧关系则不容乐观。尽管2025年是中国与欧盟建交50周年，双方领导人相互发了贺电，中国与欧洲议会也决定同步全面取消相互交往的限制，但这些更多是姿态性的，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仍有待观察。2021年以来中国和欧盟之间的相互制裁并没有取消，2024年底以来，欧盟又借制裁俄罗斯之机对中国企业发起了新的制裁。从贸易数据来看，2004年至2021年，欧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2021年以来，欧盟的地位有所下降，中欧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也在减弱。以人民币计价，2021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21.4%，中欧贸易增长了19.1%，低于中国的整体增长；2022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7.7%，中欧贸易只增长了5.6%；2023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0.2%，中欧贸易下降了1.9%；2024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5.0%，中欧贸易仅增长1.6%。2025年1—4月，中国对外贸易增长2.4%，其中出口增长7.5%，进口下降4.2%；中欧贸易增长1.1%，其中出口增长6.1%，进口下降8.1%。
综合来看，中欧贸易在过去五年虽然整体趋势看起来不太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欧经贸关系会因此出现大的问题。中国与欧盟及其他西欧国家（英国、瑞士、挪威）的货物贸易额已接近1万亿美元，再加上香港的转口，已经几乎接近了天花板。同时，中国与欧盟之间的服务贸易仍有很大的潜力，值得加力推进。
总而言之，特朗普主义对中欧关系有一定的冲击，但这种冲击相对有限，主要的问题仍在中欧双边之间。在处理中欧关系时，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双边关系本身，探寻中欧双方具体的、实在的共同利益，以及切实可行的政策空间，而不过分期望通过欧美矛盾来缓和或解决中欧之间的问题。
作者：冯仲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林宏宇，华侨大学副校长，教授；门镜，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李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宋新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休教授，欧盟让·莫内终身讲席教授。
来源：本文刊发于《战略决策研究》2025年第4期，第34-60+127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