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当前人工智能跃迁式发展背景下，地面算力增长受制于资源消耗逐渐陷入瓶颈。随着低轨卫星星座的持续部署，利用太空环境优势开展在轨计算与分布式处理的 “算力星座” 开始进入国家战略视野。相较传统卫星以数据回传为主的运行模式，“算力星座” 将数据处理环节前移，在计算卫星系统内完成信息获取、处理与应用，从而缩短反应时间并提高运行效率。在外空军事化、武器化趋势下，这一变化使太空算力逐渐与国家安全能力相联系，围绕 “算力星座” 的布局逐渐成为一国太空战略的重要部分。然而，受制于现有国际规则与物理约束，轨道资源作为部署 “算力星座” 的基础条件呈现明显的稀缺性与先占特征，不同国家在轨道占位与频谱使用上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轨道资源约束与算力能力扩展的共同作用下，太空算力逐渐由技术要素转化为权力资源，并通过 “算力星座” 这一具体形态介入国际安全博弈中。
关键词：算力星座；轨道资源；算力霸权；国际安全；太空治理
引言
算力（Computing Power）即计算能力，狭义上指计算系统在单位时间内完成数据处理和计算任务的能力，在广义上指提供计算资源的综合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规模持续扩大，模型训练、智能应用与实时处理对算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算力能力正与国家安全能力相联系，若一国能够掌握更强大的计算能力、更稳定的算力网络以及更完整的数据处理体系，即可以在军事国防、情报获取、指挥决策、无人系统协同和关键基础设施运行中占据优势。各国围绕算力的竞争日益加剧，算力也由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升级为新型的国家战略资源，如同数字时代的 “石油”，成为当前大国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
学界对于算力在国家战略资源与国家技术竞争中的重要性已经展开了充分讨论，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算力对国家各领域的支撑作用。如从经济层面分析算力对经济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从国家安全层面论证算力在数据安全、技术自主与供应链安全中的导向作用；从军事层面探讨算力对推动人工智能与军事科技的融合与提升作用；从现代国家治理层面论述算力驱动新质生产力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赋能作用。
二是围绕竞争策略与产业链结构两大层面，一方面，美国通过加强算力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政策协调以及实施出口管制等方式，巩固在高端芯片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并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制造设备及相关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美国在算力产业链布局上呈现明显分层特征，即在上游强化芯片研发与制造能力，在中下游强化算力资源整合与应用体系建设。
三是将人工智能算力主权作为国家主权在数字空间的延伸，阐释构建算力主权的具体路径及其对国家发展、安全与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意义。
上述研究从不同层面对算力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为理解算力在国家竞争中的地位提供了基础。然而，既有研究多以陆基算力体系为默认前提，将算力理解为依托陆基芯片制造与数据基础设施的集中型资源形态。在这一框架下，算力竞争通常被理解为国家间围绕芯片技术、数据中心规模与产业链控制能力展开的竞争，对于陆基算力体系自身的运行边界与约束的关注相对有限。随着人工智能模型训练规模持续扩大及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传统陆基算力体系在能源消耗、散热压力及算力扩展等方面逐渐接近承载边界。与此同时，随着遥感探测、灾害响应与天地通信需求的不断增长，算力运行场景也逐渐由地面数据处理向空天地协同方向延伸。在此背景下，传统 “天感地算” 模式面临数据回传效率不足、链路受限等问题，陆基算力体系的局限与脆弱性开始逐渐显现。因此，将计算能力由地面向外层空间延伸逐渐成为新的技术探索方向。以低轨计算卫星集群为载体的 “算力星座”（Orbit Data Center）进入国家战略视野，通过在轨部署具备计算与协同能力的卫星节点，构建分布式算力网络体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算力的供给方式。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向外层空间延伸，各国围绕轨道占位、频谱协调与运行安全的竞争将愈发激烈，特定国家依托技术、资本与规则优势，通过大规模抢占轨道资源、主导太空算力标准、控制关键算力基础设施，形成对全球太空算力资源的排他性控制，并以此推行数字单边主义、挤压他国发展空间，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 “太空算力霸权”。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轨道资源约束将如何影响 “算力星座” 的部署与扩张？算力在太空部署过程中又如何从技术能力转化为具有国际安全涵义的权力资源？围绕这一新型基础设施形态，国家间竞争将沿着何种路径展开，并对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何种影响？围绕上述问题，本文以轨道资源与太空算力霸权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分析 “算力星座” 的形成条件与运行逻辑，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一、算力竞争向太空延伸的现实基础
算力竞争由地面向太空延伸并非一蹴而就。一方面，其与人工智能现实需求增长、陆基算力体系约束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相关太空技术条件逐渐成熟，为国家间算力竞争的延伸提供了技术支撑。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算力需求跃升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遵循着一条清晰的增长曲线，而支撑这一曲线的底座正是算力。尤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后，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的参数规模、训练数据量和计算复杂度持续攀升。GPT-1 的参数只有 1.17 亿，而 GPT-3 则增加到 1750 亿。参数增长带来的结果则是前沿大语言模型训练所需算力的持续快速增长。在西方国家对其大语言模型采取闭源路径与算力堆砌的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提升不再主要依赖算法改进，而越来越取决于能否持续获得高性能芯片、集群训练平台和稳定能源供给。算力由此从技术研发的辅助条件逐步转变为人工智能创新的核心投入要素。此外，算力需求的增长不仅体现在模型训练阶段，也体现在模型部署后的推理阶段。在数字时代，随着大语言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搜索引擎、智能助手、内容生成、办公软件、自动驾驶和工业控制等场景，每一次用户调用都需要后台计算资源提供支持。与集中进行的训练任务相比，推理环节具有持续运行、调用频繁、覆盖范围广等特点，正在成为算力消耗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用户规模快速扩大的情况下，即便单次任务的计算量有限，累积形成的总需求仍十分可观。据预测，2026 年计算工作负载中推理占比将提升至 66%。可见，未来大语言模型丰富落地场景对推理阶段的持续算力需求将继续增加。
与此同时，算力需求的扩大并不限于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也体现在机器人、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中。以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以物理实体介入实际生活的媒介，其感知、决策、控制与协同运行都需要大规模计算能力支撑。无论是训练机器人环境适应能力，还是实现复杂场景下的实时决策，都离不开持续稳定的超大规模算力供给。
（二）陆基算力体系约束
当前全球算力供给体系仍以数据中心、超算中心和云计算平台等陆基算力基础设施为主体。随着人工智能训练规模持续扩大及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地面算力体系在基础运行条件以及算力供应安全与稳定性环节受到明显制约。
从基础运行条件来看，算力基础设施往往需要大规模集中部署，其选址不仅需要考虑用地规模，还要保证电力接入、散热条件与网络连通。在运行过程中，数据中心依赖高密度计算芯片与服务器集群，需要持续稳定的电力供给支持。以 GPT4 训练为例，25000 块 A100 芯片年耗电 1.2 亿度，相当于 20 万家庭年用电量。据测算到 2030 年，中国数据中心用电量预计将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4.8%-6%；美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则占比约 9%-11%，面临的电力需求压力尤为明显。国际能源署（IEA）预测，2030 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因人工智能需求将较 2024 年增长一倍以上，达到约 945 太瓦时（TWh），略高于目前日本的全年用电总量。
同时，算力设备在高负载状态下会产生大量热量，必须依赖水冷等散热系统维持运行稳定。一个中型数据中心的每日用水量约为 30 万加仑，相当于约 1000 户家庭的用水量；大型数据中心的每日用水量估计可达 500 万加仑，相当于一个 5 万居民小镇的用水量。目前，美国约有超 3000 个在营的数据中心，超 1500 个正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新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导致的水电价格上涨使居住于周边的居民难以承受，且大型科技公司并不对外充分披露其数据中心水电用量，导致美国发生数起针对建设数据中心的抗议事件，缅因州甚至考虑对新建大型数据中心设置临时禁令。根据《华盛顿时报》报道，目前，美国至少还有 12 个州正在考虑禁止或暂停新建数据中心。可见，当前陆地数据中心所面临的形势颇为严峻。
进一步看，陆基算力体系的集中部署特征一旦遭遇自然灾害、网络攻击或物理打击，其计算、存储与调度能力可能在短时间内同步受损，进而影响整体算力供给。2026 年 2 月，美以伊冲突发生后，伊朗针对亚马逊公司在阿联酋和巴林的数据中心进行了轰炸，导致该地区数字化服务平台大面积中断。同时，伊朗宣称将微软、谷歌、苹果、Meta 和甲骨文等在中东地区部署的大规模数据中心列为打击目标。
陆地数据中心对特定部署位置的高度依赖，使其在极端情境下表现出较强的脆弱性，对国防安全与关键领域运行构成安全风险。在运行能力层面，陆基算力体系在覆盖范围与时延控制方面也存在一定局限。面对遥感数据处理、跨区域通信及实时决策等需求，数据往往需要通过卫星与地面站之间的链路完成传输，而地面接收站数量、链路带宽以及卫星过境时间均具有限制。常规条件下，通过增加地面站点或提升带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传输压力，但在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或国防安全等情境中，数据规模与时效需求往往同时上升，大量原始数据难以及时回传，甚至在传输过程中被压缩或舍弃，导致决策建立在不完整信息基础之上。
（三）太空算力技术突破
进入 21 世纪后，航天发射、卫星组网与太空信息处理等关键技术的持续突破，为算力体系由地面向太空延伸提供了技术支撑。首先，以美国太空探索公司（SpaceX）的 “星链”（Starlink）计划为代表的低轨卫星星座技术逐渐成熟，推动太空基础设施由传统单星运行模式向大规模网络化、体系化方向演进。低轨卫星星座最初主要用于构建全球通信与互联网服务，但随着卫星数量的快速增加、星间协同能力提升以及在轨数据处理需求扩张，其功能逐渐由单纯的信息传输节点向综合性太空信息基础设施转变。在 “星链” 实现大规模部署后，截至 2026 年 1 月，全球已提出低轨星座项目约 456 个。同时，低轨卫星星座的发展背后是火箭发射回收技术的成熟与成本大幅度下降。以 “星链” 计划为例，其主要依托自研的 “猎鹰 9 号”（Falcon 9）火箭进行发射，该型号通过一级火箭重复回收技术，大幅降低单次发射成本，并提升了卫星高频率、批量化部署能力。相较于传统航天发射依赖一次性运载工具、成本高昂且周期较长的模式，“星链” 计划每颗卫星的制造和发射成本已低于 50 万美元。
其次，激光星间链路（Laser Inter-Satellite Link）技术的发展增强了卫星系统内部的数据传输效率。传统卫星通信高度依赖地面站中继，数据传输路径较长，且易受地面节点限制。“星链” 采用的激光星间链路则能够在卫星之间直接建立高速通信连接，使数据能够在轨道空间内部完成跨节点传输与调度，从而降低对地面站点的依赖，并提升全球范围内的数据传输效率与覆盖能力。
最后，轨道边缘计算（Orbital Edge Computing）的发展推动卫星系统向在轨计算平台转变。传统卫星通常采用 “天感地算” 模式，即卫星负责数据采集，再通过下行链路回传地面进行集中处理。然而，当星座规模达上千颗卫星后，地面回传架构在带宽、时延与地面站数量等方面将面临显著压力。在此背景下，轨道边缘计算开始受到广泛关注。该模式是指将数据处理和智能计算能力部署在轨道上的航天器中，构建覆盖空、天、地的空间算力网络。与将数据全部回传地面的方式相比，卫星边缘计算通过将计算任务前移至在轨节点，直接在数据源头完成预处理、智能识别和事件检测等关键任务，减少对地面回传链路的依赖与风险性。
综上，相较于陆基算力体系，在太空部署算力基础设施具有独特优势。在运行环境层面，近地轨道尤其是太阳同步轨道可以为 “算力星座” 提供充足能源，太空的深冷优势也可以帮助 “算力星座” 摆脱对水资源的依赖。在技术层面，低轨卫星星座的规模化部署、可回收发射技术的成熟、星间链路的发展以及轨道边缘计算能力的提升，共同推动低轨卫星由传统的信息传输向具备网络协同与在轨处理能力的 “算力星座” 演进，使算力运行可以突破传统陆基基础设施限制，为算力竞争向外层空间延伸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是，“算力星座” 相关工程验证仍处于早期阶段。星载高性能计算芯片、材料与元器件可靠性、太空能源供给与储备、热管理与在轨运维服务等关键技术仍有待进一步突破；同时，大规模算力星座建设所需的高成本投入与其商业化路径并不清晰。但上述问题更多体现为技术发展中的阶段性约束，随着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星载计算平台以及在轨运维服务技术的发展，相关技术瓶颈有望逐步缓解。
二、轨道资源规则及其对 “算力星座” 部署的影响
“算力星座” 本质上是低轨卫星星座向在轨计算方向延伸形成的一种新型功能形态，通常由多颗搭载数据处理与计算能力的卫星构成，并通过星间链路实现互联协同，从而降低对地面算力体系的依赖。同时，正因其低轨卫星星座本质，“算力星座” 的部署不可避免地嵌入既有轨道与频率资源分配结构之中。
（一）轨道资源的属性及其治理规则
太空作为人类的第四活动空间，是 “全球公域” 的一部分。1967 年生效的《外层空间条约》规定，所有国家均有权平等且不受歧视地进入和探索外层空间。同时，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UNOOSA）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在其《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中也指出，地球的轨道空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轨道资源” 主要指 “算力星座” 运行所依赖的轨道位置（Orbit）及其配套的无线电频谱资源（Spectrum），即通常意义上的 “频轨资源”。从物理属性来看，特定轨道高度和频率的安全容量存在不可突破的物理上限，因而两者皆具有天然的稀缺性与排他性，其物理属性与现行分配规则共同决定了 “算力星座” 的部署。
考虑到卫星轨道间距、避撞安全距离、频谱干扰等因素，据测算，200 千米至 900 千米低轨空间理论上最大承载容量可达 1260 万颗卫星，但该数值属于模型极限估算，并不代表实际条件下的可部署规模。若聚焦当前卫星密集运行的 400 千米至 2000 千米高度层，其可持续承载规模可能仅为 14.8 万至 114 万颗，远低于整体低轨空间的理论容量。这表明，低轨资源是具有明显稀缺性的战略资源。根据航天物理规则，地球轨道分为地球静止轨道、低地球轨道、极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等。其中低地球轨道也即近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是 “算力星座” 运行的核心环节，原因在于低轨道高度可以有效减少通信时延，满足大多数实时网络业务服务，也可规避通信干扰。特别是太阳同步轨道可为 “算力星座” 运行提供充足的太阳能，而太阳同步轨道本就位于近地轨道高度范围内，因此，适合 “算力星座” 运行的最佳轨道位置资源有限。
除轨道位置外，卫星通信频率也是 “算力星座” 依赖的资源。由于电磁波在空间传播过程中具有物理排他性，不同卫星系统若在同一地理范围、同一频率上运行，必然会产生破坏性的信号干扰。为确保各卫星系统的稳定运行，国际电信联盟（ITU）对卫星频率进行统一管理与分配。不同频率波段有不同的用途，例如，甚高频（VHF）通常被用于通用卫星的上行链路，而极高频（EHF）则被用于关键军事通信。当前，因波长、传播特性等方面的优势，被誉为 “黄金频段” 的 L 和 S 频段，已被瓜分殆尽；而技术成熟、位于低轨的 Ku、Ka 和 C 频段，正在逐渐被不断部署的低轨星座所填满，V、E 等其他频段则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对象。
在现有国际规则下，全球轨道与频谱资源的分配主要遵循 “先申报、先协调、先登记、先使用”（即 “先登先占”）原则。早期，国际电信联盟虽关注到低轨星座的管理问题，但其管理措施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2017 年版《无线电规则程序》规定，对于非静止轨道系统，只要有一颗卫星发射并部署在申报的轨道平面上，并在该位置保持运行至少 90 天，即可视为整个星座系统的频率分配已投入使用，进而完成对整个系统频率分配的国际登记。此规定造成了严重的轨道资源囤积现象，使得近地轨道频率资源被少数国家或公司长期占据。为避免 “纸面卫星” 囤积频轨资源、造成恶意占用，国际电信联盟在 2019 年引入 “里程碑” 规定。通过第 35 号决议（Res 35）强制要求星座必须按时分阶段完成卫星部署，并在每个截止日期后的 30 天内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部署数据，未能在规定期限内达到 “里程碑” 会导致频率分配减少或取消在主国际频率登记册（MIFR）中的备案。
为防止卫星投入使用某份频率轨道资源后，通过轨道机动再启用其他轨道特性的频率资源，导致低轨星座对频率轨道资源在规则层面的不断占有，国际电信联盟在 2023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通过对先前 35 号决议的修订，引入 “后里程碑” 制度，要求对于包含 50 颗以上卫星的星座，其实际在轨运行的卫星数量不得低于登记总数的 95%。如果在轨卫星数量由于发射失败、卫星寿命终止或更换周期等原因掉至该阈值以下，必须立即上报，否则将缩减星座登记规模。因此，现阶段，“算力星座” 的部署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以国际电信联盟为主的国际制度制约。
（二）既有轨道资源格局对 “算力星座” 部署的影响
外空并非由连续可占有的领土单元构成，而是由不同高度轨道、运行周期和功能分区所组成的复合空间体系。对关键轨道资源、空间节点和运行通道的持续使用与控制是外空竞争的主要内容。在此情况下，“算力星座” 部署仍高度依赖轨道与频率资源。
从部署方式来看，单颗卫星的计算性能与能耗约束导致其难以承担复杂计算任务。类似陆地数据中心，“算力星座” 也需形成规模效应，依托多颗计算卫星协同运行，以形成稳定的分布式计算网络。在此情况下，星座中的每一颗卫星都需要占据特定的轨道位置，同时星座整体还需维持稳定的空间分布。由此，星座规模的扩大往往意味着对轨道资源占用的增加。由于近地轨道的可用空间有限，不同轨道高度与轨道面可承载的卫星数量存在上限，一旦特定轨道区域被占用，后续系统在部署时将面临空间压缩与位置受限的问题，从而对星座扩展能力形成约束。
在轨计算要求卫星之间具备稳定且高效的数据交换能力，当前主流技术路径是通过激光星间链路进行数据传输。激光星间链路不占用《无线电规则》（Radio Regulations 2020）所管辖的频率资源，也无需遵循申报、协调与 “里程碑” 监管规则。然而，在轨计算任务完成后，实时决策、任务上传、计算结果回传、遥感数据下传，以及指挥控制、软件更新与运行维护等关键环节仍然需要与地面保持持续的信息交换。同时，卫星姿态控制、轨道调整、编队协同以及避碰管理等功能，也需要专门的通信链路维持其运行状态。此类任务往往需要持续占用频率资源。如果频率资源不足，就可能出现传输延迟、数据积压等问题，从而削弱 “算力星座” 的实际作用。星地通信现阶段的主流方案是利用射频（微波）星间链路下行；在轨计算完成后，将数据跳转至与地面接收站有直视链路的馈电卫星（feeder satellites），再由馈电卫星通过成熟的 Ka/Ku/Q/V 等射频频段下行至地面接收站。这些频率需要在国际电信联盟既有分配框架下进行协调使用。
在制度层面，国际电信联盟现行频轨管理机制虽在形式上对各国采取统一规则，第 35 号决议的制度设计也意在抑制 “纸面星座” 和资源囤积，但在实际中，具备强大发射能力、资本优势与国内监管协调能力的行为体更容易满足部署要求并锁定优质频轨资源。根据现行规则，率先完成申报和部署的系统，能优先占据轨道位置并锁定相关频段；后入者则需在既有占用基础上进行协调，可选择空间与技术路径均受到限制。在当前 “算力星座”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频轨先占虽不意味行为体在法律上拥有外层空间主权，但也呈现出其规则不适时的具体问题，形式上的 “不得占有” 与事实上的 “长期使用” 间出现张力。先行主体虽然不能宣称拥有某一轨道空间，但可以通过持续部署、不断补网、频率登记、服务绑定和标准扩散，形成事实上的排他性使用能力。
综上，频轨资源不仅是 “算力星座” 运行所必需的基础条件，也是影响国家太空算力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一方面，近地轨道位置与卫星通信频率具有明显的稀缺性，星座扩张、通信链路建设以及在轨数据传输，都高度依赖稳定的频轨资源；另一方面，一旦少数主体率先完成大规模占位并形成事实标准，后来者即便拥有计算能力，也会在轨道占位、频率协调、互联标准和服务接入等方面面临持续挤压。因此，频轨规则不再只是技术治理问题，而成为太空算力霸权构建的前置环节。率先完成轨道与频谱资源布局的国家，更有可能在未来太空算力基础设施竞争中占据规则与资源优势。
三、太空算力霸权的构建逻辑与具体路径
技术是全球政治和经济变革背后的内生驱动力，大国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增强经济实力，从而获得强大的谈判筹码和切实的竞争力，尤其是关键领域的突破能够显著改变未来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平衡。外空已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主权领土，而是围绕轨道、频谱与空间节点展开竞争的战略空间，国际行为体通过轨道占位、频率申报与星座部署不断构建新的利益网络，国际太空权力格局也逐渐成为全球战略格局的重要映射。算力借助 “算力星座” 这一基础设施载体进入轨道空间并形成基础设施网络后，会从一种技术资源和权力演化为能够塑造国际结构的霸权力量。
（一）太空算力霸权的构建逻辑
太空算力霸权本质上是一种技术霸权。但是，仅凭单一技术优势并不足以形成稳定的国际霸权。技术领先仍可能被替代、模仿或绕开，其能否进一步演化为能够持续影响国际体系运行的权力，关键在于该技术是否能够嵌入全球运行结构，并转化为其他国家难以脱离的依赖关系。太空算力霸权并非单纯来源于算力技术本身，而是通过 “算力星座” 实现基础设施化后，形成对太空计算资源的排他性控制，进而塑造他国获取、接入和使用条件的结构性能力，“霸权” 并不单独等同于 “技术领先” 或 “拥有最多卫星”，而是上述权力叠加且被用于排他性控制时的状态。
太空算力霸权并非泛指所有 “算力星座” 部署的行为，而是建立在技术霸权、结构性权力与基础设施理论的交叉视角之上。技术霸权强调技术领先国家凭借自身先发优势，寻求塑造不对等的技术规则体系，确保技术支配地位；结构性权力则强调权力并不只是行为体之间的直接强制，而是对规则、资源配置方式和行动环境的塑造能力；基础设施的权力化延伸进一步表明，支撑信息、能源、交通和计算流动的基础网络一旦被少数主体控制，就可能转化为对他国选择空间的长期约束。
具体而言，主导国能够借助既有国际制度和国内监管程序，把本国企业的部署节奏和技术方案嵌入外空规则体系，进而影响他国的进入条件；通过超大规模星座部署和频轨登记，长期占据低时延、高覆盖、高连接效率的核心轨道与频段；再通过星载芯片、星间链路、任务调度、数据处理和服务接入体系，控制太空算力的生成、分配与使用权限。只有当上述三类权力相互叠加，并被用于排他性控制和单边战略施压时，才能称之为 “太空算力霸权”。现阶段，中国发展 “算力星座” 的主要目标在于提升自主算力供给能力、维护算力安全与弥补技术短板。同时，中国一直鼓励通过国际合作和实际行动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因此，中国的 “算力星座” 发展不同于美国所构建的 “太空算力霸权”。
（二）美国构建太空算力霸权的具体路径
太空算力霸权是技术优势、基础设施控制、规则塑造和安全嵌入相互叠加后形成的结构性权力。因此，在分析美国的太空算力霸权化路径时，并非指美国已经完成对太空算力的绝对控制，而是其正在通过规则利用、资源先占、技术封锁与军事嵌入，把在低轨星座、先进计算和国防需求中的既有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结构性权力。基础设施的权力效应来自关键节点控制与接入条件设置，美国太空威慑实践也越来越强调以弹性星座（Resilient Constellation）、商业航天和网络化太空能力维持战略优势。美国并不是简单地将太空算力作为一项商业技术来发展，而是通过国内监管支持、频轨资源先占、关键技术封锁和军事系统吸纳，将商业化太空算力平台逐步嵌入国家安全体系。美国太空算力霸权的形成具体可以概括为几个相互衔接的环节：规则利用、技术封锁与军事嵌入。
在规则层面，美国并非直接控制国际电信联盟，而是利用以国际电信联盟为核心的既有频轨资源分配规则，将本国商业航天企业的技术和资本优势转化为先发优势。虽然国际电信联盟第 35 号决议本身具有形式上的中立性，但在低轨巨型星座竞争中，发射能力、资本能力和监管协调能力更强的国家及企业显然更容易把 “先申报、先协调、先部署” 的程序优势转化为实际占位优势。2026 年 2 月，SpaceX 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提交的 “轨道数据中心” 申请正体现了这种规则利用逻辑。SpaceX 申请建设一个最多包含 100 万颗计算卫星的 “算力星座” 系统，请求 FCC 对若干规则给予豁免，包括允许其在常规处理轮次之外申请相关频段，以及豁免非静止轨道系统的里程碑部署义务和保证金义务。这体现了美国通过国内监管程序、企业申报能力和既有国际频轨规则间的衔接，为本国商业航天企业大规模抢占低轨资源提供制度便利。
在技术层面，美国通过出口管制体系维系在高端计算芯片、计算能力和半导体制造设备方面的优势，并限制竞争对手获取发展太空算力所需的关键技术，加强对太空算力系统底层技术栈的控制。2022 年 10 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对先进计算半导体芯片、含有相关芯片的计算机产品、超级计算最终用途以及部分实体清单交易实施额外出口管制。该规则明确将先进计算、人工智能应用与中国军事现代化联系起来，并称相关系统可能提高军事决策、规划、后勤以及自主军事系统的速度和精确性。这类管制的影响并不局限于陆基算力系统，而是会延伸至 “算力星座” 的星载计算设备、星载服务器和在轨智能处理系统等关键技术环节。因此，美国的技术封锁并不是简单限制芯片出口，而是试图控制太空算力所依赖的硬件。
在军事层面，美国先通过 “星链” 项目证明商业低轨卫星系统可以在战时通信、无人系统协同、战场态势感知和军事行动支持中发挥关键作用。其后，通过 “星盾” 项目建设一个由数百颗侦察卫星组成的网络，旨在提升美国政府和军方快速发现全球地面目标的能力，并可为情报和军事行动提供更持续、更广域的地球成像支持。2026 年 5 月，美国太空军宣布向 SpaceX 公司授予 “天基机载移动目标指示器”（Space-Based Airborne Moving Target Indicator）项目合同，联合空间传感器、安全通信和地面处理系统，对空中目标进行天基探测。上述军事实践表明，美国太空算力路径已经不只是商业星座建设，而是通过 “星链”“星盾”“算力星座” 和军事应用之间的功能衔接，将商业太空基础设施持续纳入国家安全与军事作战体系，逐渐形成 “算力 - 通信 - 侦察 - 打击” 的一体化链条。
综上，美国太空算力霸权的构建并非源于单一技术突破，而是规则利用、技术封锁和场景应用持续耦合的结果。其核心并不在于垄断全部太空算力资源，而在于通过叠加规则优势、技术优势、产业优势和军事优势，逐步形成控制未来全球太空算力秩序的系统性行为。
（三）太空算力的竞争态势
随着低轨星座部署能力、轨道边缘计算与星间链路技术逐渐成熟，“算力星座” 已由前期技术探索阶段进入现实部署阶段。中美两国正依托各自的航天体系与科技产业基础，加快推进太空算力相关布局；欧盟、日本等地区和国家也试图通过差异化路径参与太空算力体系建设，围绕 “算力星座” 的国际竞争格局已初步形成。
在具体项目层面，中国在 “算力星座” 领域采取以国家推进为主导、科研机构牵引、地方政府与商业力量参与的发展路径。中国已系统性整合从芯片、载荷、卫星平台、火箭发射到运营应用全产业链。且 “三体计算星座” 与 “星算计划” 已联合发射 12 颗计算卫星，实现 10 个人工智能模型和应用的在轨部署，并多次成功执行在轨计算任务。美国则还处于申报建设阶段，依托商业航天优势，通过 SpaceX、Starcloud、Aetherflux “银河大脑计划”（Galactic Brain）、亚马逊 “日出计划”（Project Sunrise）、谷歌 “捕日者计划”（Project Suncatcher）等主导 “算力星座” 的技术标准与建设节奏。欧盟则希望通过 “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计划支持的 ASCEND 太空数据中心项目维持其数字主权。日本电话电报公司与本土通信企业完美天空日星控股株式会社（SKY Perfect JSAT）推出轨道数据中心项目。
从竞争内容上看，首先，各国基于自身立场对 “算力星座” 或 “太空数据中心” 定义权的看法及诉求不同。在美国等商业航天强国看来，计算卫星部署应该按照其无线电链路特征，而非其内部是否进行算力处理，从而将计算卫星快速嵌入国际电信联盟既有的卫星业务框架中，其本质是继承已有的频率登记优先权与协调地位，避免重新开展漫长的频率分配谈判。其他国家则更倾向于推动治理目标，主张将 “算力星座” 视为对频轨资源的进一步占用，要求引入更严格的 “里程碑” 监管与 “公平进入” 机制。其次，“算力星座” 所采用的激光星间链路正形成不同的技术标准。由于激光星间链路不占用国际电信联盟管辖且需强制指配的无线电频率资源，该技术就无需遵循频谱的申报、协调与监管规则，为治理留出了巨大的制度真空。目前，在激光星间链路标准上，美国太空发展局正推动光通信终端（OCT）标准的国际化，试图构建跨厂商、跨盟友兼容的基础设施接口。与此同时，SpaceX 通过向其他商业航空公司出售激光链路技术，试图将其私有协议转变为可推广的事实标准。
从竞争策略看，当前各国围绕 “算力星座” 的博弈可归纳为三种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 “扩张型策略”，核心是以商业和军事合作为驱动力：凭借低成本可回收火箭技术的优势，通过超大规模星座部署抢占频轨资源与市场份额；利用商业市场对冲新兴技术带来的技术与回报不确定性，同时激励技术快速迭代与规模扩张。一旦确保其可用性，立即将关键技术方向与国家安全目标深度对齐。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 “稳健型策略”，特点是国家战略为主导，政府牵头、商业航空公司积极参与的方式，注重在关键领域形成独立的技术体系与标准规范，降低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同时通过分阶段部署与迭代优化，在确保关键技术与供应链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太空算力体系建设。三是以欧盟、日本为代表的 “利基型技术发展策略”，在承认与中美技术差距的基础上，聚焦自身优势领域，通过区域联盟与国际合作获取太空算力发展的自主性。这三种竞争模式构成了当前 “算力星座” 国际竞争格局。
四、“算力星座” 竞争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美国太空战略专家埃弗里特・多尔曼（Everett C. Dolman）提出：“谁控制了近地轨道，谁就控制了近地空间；谁掌握近地空间，谁就主导地球；谁主导地球，谁就决定人类的命运。” 太空技术的出现来自冷战时代的美苏军备竞赛。在世界第一颗卫星上天后，太空随即被赋予了军事化意味，太空军事化接踵而至。卫星系统逐渐成为实时情报侦察、通信保障与定位打击的重要基础设施。从 “星链” 到 “星盾”，低轨卫星星座逐步显示出商业航天与国家安全体系加速融合的趋势。而 “算力星座” 所依赖的人工智能与计算卫星一旦被用于军事功能，势必会对外空与国际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一）“算力星座” 推动太空领域的泛安全化与战略敏感性提升
目前，联合国框架下尚不存在覆盖各类太空武器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军控机制，现有条约和政治宣言均难以有效规范新型太空能力的发展。受制于大国竞争影响和各自法律传统的差异，美西方和中俄在外空军控路径上长期存在分歧，美国更倾向于依托约束力较弱的软法框架保留自身空间优势，同时限制对手外空能力的发展。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逐步确立以 “主导太空” 为目标的太空军事战略，通过组建太空军、推进弹性太空体系建设等方式强化空间优势，护持美国霸权，减少自身太空脆弱性。低轨星座发展适逢美国弹性太空建设的关键阶段，被其视为改善太空脆弱性的重要技术途径。随着 “星链”“星盾” 等系统在军事行动中展现价值，美国进一步将 “算力星座” 纳入国家安全布局，主动推动 “算力星座” 向军民两用、全域泛安全化方向演进。2026 年 5 月，美国太空军启动价值 22.9 亿美元的太空数据中心项目，旨在构建具备高容量、低时延的数据传输与在轨计算能力，为联合部队提供全球信息支撑。其他大国同步强化突防技术研发，在各自现有技术能力基础上不断加快军民融合式卫星星座发展，形成非对称反制能力。这种 “军民一体” 的技术特性使传统的军备透明度措施与信任建设机制面临失效风险，而现有管控框架完全缺乏有效应对手段。
太空数据是情报、监视与侦察（ISR）的重要来源。北约自 2023 年开始建设 “联盟持续太空监视”（APSS）计划，通过整合成员国军事与商业卫星数据构建 “虚拟星座”，提升联盟情报能力。北约还与乌克兰合作开发和完善 Delta 数字战场管理系统，在乌克兰危机中，乌克兰利用 Delta 系统融合并分析来自卫星遥感、无人机和社交媒体的数据，用于追踪俄罗斯军队。上述案例为 “算力星座” 介入军事领域奠定了基础。“算力星座” 除承担太空数据中心与在轨算力部署功能外，另一项重要用途在于结合遥感卫星与人工智能模型，构建对地球系统的实时感知与分析能力。其运行逻辑在于，通过对全球地表进行高频、持续性的动态观测，再依托在轨的人工智能模型，对海量数据进行自动化处理与关联分析，从而实现对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农业生产、港口物流、全球供应链乃至军事活动等现实世界变化的持续感知、理解与预测。例如，美国商业航天企业 Planet Labs 是北约 APSS 计划的供应商之一，其提出的 “行星智能”（Planetary Intelligence）与 “大型地球模型”（Large Earth Models）便体现了这一趋势。在民用层面，这套系统可以用于气候变化监测、港口物流分析、农业产量预测与灾害预警；但在军事领域，同一套系统也能够迅速切换为对军事目标的持续监测与战略预警。例如，通过对港口吞吐量、铁路运输变化、军用机场活动频率与部队集结迹象的自动识别，系统可以提前推测一国军事部署与战争准备情况。由于计算能力本身不存在清晰的军民用途界限，国际社会难以像传统军控框架下那样，对相关系统进行明确区分与识别。在此情况下，“算力星座” 的战略属性和军事价值显著增强，从而推动太空领域的泛安全化。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与军事融合致使作战优势越来越依赖于信息密度和决策先机。而 “算力星座” 所具有的技术特性可以大幅提升天基指挥控制能力。通过在轨完成海量遥感数据和多源信息的实时融合，可将目标识别、态势感知、威胁评估等环节前移至轨道空间，从而为地面指挥系统提供更加及时、精准的决策支持，使其逐渐成为国家指挥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其一旦部署完成，便具有难以剥离的战略价值，任何针对 “算力星座” 的技术竞争都更容易被解读为针对国家战略能力的竞争。但是，决策效率的提高同样意味着危机决策时间的不断压缩。当双方均具备在轨智能处理能力时，竞争的重点可能由信息获取能力转向决策速度和决策质量。由于危机中的预警、研判和指挥周期被进一步压缩，留给政治决策者进行沟通、核实和风险控制的时间相应减少，原有依靠充足决策时间维持危机稳定的机制将受到冲击，由此增加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对战略稳定形成新的挑战。
（二）太空安全竞争向智能化与软杀伤方向演化
反卫星武器及其试验一直是各航天大国发展太空武器的主要方向。由于动能反卫星攻击容易产生大量空间碎片，并可能诱发 “凯斯勒综合征”（Kessler Syndrome），各航天大国始终对其使用保持谨慎。由此产生的轨道空间碎片不仅会招致国际社会谴责，也会对包括攻击国自身在内的卫星安全运行造成长期影响。因此，国际社会逐渐形成限制破坏性动能反卫星试验的共识。
围绕外空军控，中俄主张推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等机制，但因各方对立而无果。美国及其盟友则倡导 “负责任外空行为” 等软法框架替代中俄提出的各项太空军控提议。目前，国际社会仅形成暂停破坏性的直接上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的政治共识，但尚未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规则。2024 年以来，尚无国家测试或使用动能反卫星导弹、激光武器或非动能武器；但除中美俄外，伊朗、朝鲜、印度、以色列、德国、法国等多国均具备反卫星能力。事实上，拥有太空资产越多的国家，在冲突中反而更脆弱。正因如此，美国更倾向于限制破坏性动能反卫星试验，以维护自身庞大的空间资产安全，并单方面承诺不再进行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因而，基于国际共识和当前的动能反卫星武器现状推测，目前对 “算力星座” 的大规模物理攻击并不会成为太空安全对抗的主要方式。
在此背景下，相较于动能反卫星武器，电子武器与网络作战因其成本较低、攻击方式灵活且难以溯源，正逐渐成为太空安全对抗的重要方向。电子武器通常表现为干扰卫星以使定位系统失效。2024-2025 年，北极、中东、东欧及南亚部分地区几乎每天都会遭受电子武器干扰定位卫星的影响。美军太空作战部部长钱斯・萨尔茨曼（B. Chance Saltzman）就曾公开表示，太空与网络密不可分。“算力星座” 的核心脆弱性不仅存在于卫星平台本身，还面临数据投毒、模型规避、数据推断和模型提取等新型风险。首先，人工智能训练是 “算力星座” 的主要任务之一，高度依赖训练数据质量和模型可靠性，一旦训练数据被窃取，会致使敏感信息和情报泄露。同时，计算卫星需要持续接收来自遥感卫星、通信卫星以及地面终端的大规模异构数据。若数据链路遭受恶意篡改、对抗样本攻击或数据污染，即可能导致目标识别错误、态势评估失真。其次，随着自主避障、故障诊断等人工智能驱动的自主太空操作普及，系统的软件复杂度和对算法的依赖度剧增会同时扩大网络攻击面，引入新的软件漏洞和算法被攻击的风险。此外，大型星座复杂的星间链路、动态路由协议以及与地面站的频繁交互，都为恶意网络行为提供了潜在入口，对卫星测控、数据链路、星载软件系统的网络入侵、干扰或劫持，会导致任务调度失灵、计算结果偏差甚至整个星座网络运行瘫痪。因此，相较以摧毁卫星为目标的硬杀伤，未来围绕 “算力星座” 的安全竞争将向智能化与软杀伤方向演进，其目标将由毁伤平台转向瘫痪系统。
（三）商业航天介入推动太空安全治理的多主体化
外空治理体系原本以国家为核心主体，但多国正在进行的 “算力星座” 计划，背后均出现大型科技企业对轨道资源、通信标准与数据处理体系的深度介入。
有研究认为，将私营基础设施直接归因于国家总体战略，并以这种视角看待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误导，国家和企业并非同一性质，两者之间的地缘经济动机也不同，有时国家可以约束本国企业的活动，有时企业则可以挑战甚至改变国家权力，原因在于企业逐利特性及其相关的政治策略是商业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如果刺激冲突能为企业带来利润机会，那么企业可能会有动机去刺激冲突而非缓和冲突，反之亦然。乌克兰危机初期，SpaceX 向乌克兰运送了约 20000 个星链终端，迅速成为乌克兰军事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乌克兰军队利用 “星链” 进行侦察、协调反击、引导炮火以及执行无人机打击任务。然而，随着成本上涨和地缘政治考量，SpaceX 很快中断了 “星链” 在乌克兰的服务，并要求美国国防部支付费用。该案例表明，官僚权威与技术权威之间的不同步会在一定程度上销蚀国家和政府的行为效果，国家权力可能会被科技企业捆绑，当企业掌握的基础设施深度嵌入国家安全体系后，商业决策本身也可能对冲突进程与国家安全产生直接影响。
“算力星座” 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一旦大型商业企业在太空算力、空地通信协议以及太空数据处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事实上将获得影响国家间竞争的能力。此时，国际安全治理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国家间的竞争，也体现在国家与商业企业之间权责关系的模糊化。一方面，部分国家政府越来越依赖商业企业提供低成本、高频率的发射能力与太空基础设施支持；另一方面，当商业平台同时服务于多个国家与军事用户时，其行为究竟属于商业行为、军事行为还是国家行为，将更加难以界定。特别是商业航天公司通过外空活动支持交战国对他国实施武力攻击时，若无足够证据证明该商业公司行为归因于其外空活动管辖国，受攻击国家很难直接对该国行使自卫权或采取反制措施。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将参与原本属于国家行为体主导的外空治理事务。商业企业凭借在技术上的优势，获得了影响太空交通规则、频轨资源协调以及技术标准制定的能力。而一旦 “算力星座” 逐渐由商业平台控制，其背后所属国家也可以借助企业，将本国安全利益与技术规则嵌入全球太空治理体系。因此，围绕 “算力星座” 的国际安全治理，将不再只是传统国家间的规则博弈，而可能逐渐演变为国家、商业企业与国际组织共同参与的多主体治理结构。
（四）“算力星座” 扩张下的轨道空间安全困境
当前，世界主要航天大国几乎都推出了本国的 “算力星座” 项目与规划。但是，低轨空间正快速逼近其物理承载极限，“算力星座” 的密集部署将进一步增加近地轨道的碰撞风险。
截至 2026 年 4 月，大约有 17610 颗卫星在轨，近年来，大型星座已多次引发轨道安全事件。2019 年，欧洲航天局 Aeolus 卫星因 “星链” 卫星实施避碰机动；2021 年，“星链” 两次危险接近中国空间站。即便如此，SpaceX 依旧规划要将 “星链” 规模扩大至 4.2 万颗。同时，其 “算力星座” 项目也计划部署 100 万颗计算卫星。欧洲航天局预测，到 2030 年近地轨道的卫星数量就将达到 10 万颗。因而，未来各国 “算力星座” 的部署都面临近地轨道资源枯竭的问题，轨道资源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除卫星之间的碰撞外，空间碎片问题也同样紧迫。据统计，地球轨道上已存在超过 25000 个可追踪大型碎片，以及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小尺度碎片，对在轨航天器构成持续威胁。卫星发射、退役及碰撞都会持续产生新的轨道碎片。尽管星座的运营者都声称在运营过程中会尽力避免和减少碎片的产生，但空间碎片的产生概率不可避免会呈现上升的趋势。
随着各国 “算力星座” 的部署，空间碎片问题会对国际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首先，“算力星座” 的军民融合属性使太空事故与敌对攻击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易导致误判与危机升级风险。由于空间碎片来源复杂、轨道追踪能力有限，加之商业卫星与军用载荷之间界限日益模糊，若一国搭载军用载荷的商业卫星退役后产生的碎片撞击另一国的 “算力星座” 节点，受损国家往往难以准确判断事件究竟属于自然事故、技术失控还是敌对行为伪装。在高度敏感的战略环境下，这种不确定性容易促使国家按照最坏情境进行判断，从而放大危机升级风险。传统反卫星攻击虽然能够快速破坏对方的太空能力，但往往伴随较高的政治风险与国际舆论压力，而空间碎片易被异化为一种低成本的工具，碎片碰撞具有的模糊性与可否认性则为灰色地带竞争提供了新的操作空间。国家可以通过高风险轨道机动、危险接近试验或默许碎片扩散等方式，对他国算力节点形成持续干扰。相比直接军事打击，这种方式成本更低、责任更难界定，却能对敌国形成长期消耗。冷战时期美国 “西福特计划”（Project West Ford）以及后来的 “智能卵石”（Brilliant Pebbles）等设想，均体现了利用轨道环境影响空间目标运行的战略思路。这表明，空间环境本身具有被军事化利用的潜在可能，而现有国际法对此仍缺乏有效规制。
（五）“算力星座” 推动现行太空交通管理规则重构
从太空国际规则与治理体系维度看，“算力星座” 的发展对现行太空交通管理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规则》为核心的频轨资源分配制度，本质上建立于传统卫星数量有限、功能相对单一的时代，其制度设计主要围绕通信卫星的频率协调与轨道占用展开。而 “算力星座” 作为一种新型太空基础设施，正在突破既有规则体系的适用边界。
目前，频轨登记发射制度仅涉及卫星进入外空的相关规定，并未规定卫星退出外空的责任。理论上低轨星座的运营者一旦发射组网卫星进入轨道，便可启动整个轨道的信息资源。一些国家为了保障本国利益，会在 “里程碑” 规则要求的限定时间内滥发卫星。即使卫星退役后，登记国也会发射新的卫星将之取代，从而牢牢掌握该空间频率与轨道资源。这与 “不得据为己有” 原则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传统低轨卫星星座已大量占用优质轨道，“算力星座” 背后关联的是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布局，其特性决定其部署往往优先选择低时延、高覆盖和高连接效率的核心轨道资源。因此，美西方等传统航天强国希望在 “算力星座” 部署中继续沿用国际电信联盟既有的卫星业务框架，继承已有的频率登记优先权、协调地位与频轨资源；其他国家则希望借此契机推动制定新的轨道规则。是否更改现行国际电信联盟卫星星座的相关规定，将是未来太空交通管理规则的改革议题之一。
太空态势感知（Space Situation Awareness，SSA）是广义太空交通管理规则的基础。太空态势感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对相关太空行为意图属性的识别能力，区分其究竟属于有意实施的战略性行动，还是由技术故障、操作失误等因素导致的非蓄意行为，并进一步增强对相关行为来源与责任主体的追溯能力。“算力星座” 能够实时整合轨道监测、卫星运行状态、碰撞预警与空间目标识别等信息，从而深度嵌入太空态势感知体系。由于当前全球太空交通管理高度依赖少数国家提供轨道数据与碰撞预警服务，掌握 “算力星座” 的国家不仅能够提高本国空间监测能力，还可能在数据共享范围、风险判定标准、碰撞预警优先级与异常目标识别等方面获得事实上的规则塑造权。此外，由于激光星间链路不占用射频频谱，现阶段对于星间激光通信的数据交换活动、信息流向及用途识别缺乏统一的透明度要求和监督机制。外部行为体难以通过既有监测机制掌握 “算力星座” 内部的数据流动情况，也难以准确判断其感知到的外空活动的性质及军民属性。在此情况下，虽然 “算力星座” 能够提高系统拥有者的太空态势感知能力，但其运行过程的透明度却可能下降，从而增加其他国家识别相关行为意图和责任归属的难度，为隐蔽性军事应用或双重用途任务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这种感知能力增强与透明度下降并存的特征，会进一步加剧战略不确定性和太空安全困境。
上述情形显示了当前太空交通管理规则的适用边界难以承载 “算力星座” 的发展，而一国若想占据太空算力的发展高地，其必定会在今后的太空交通管理规则改革中争取主动权。因此，国家间围绕现行太空交通管理规则的博弈将愈发激烈。
（六）“算力星座” 竞争对 “全球南方” 数字发展的重构
当前，全球算力资源呈现高度集中的分布格局。美国算力发展水平显著领先多数国家，中美总体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欧盟整体落后于中美，而东盟、印度及中东地区仍处于起步阶段。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受制于数字基础设施薄弱、电力供应不足、高端人工智能人才大量流失等因素，人工智能发展长期面临算力瓶颈。
但 “算力星座” 的出现为全球算力资源配置提供了新的实现路径，并推动 “全球南方” 数字发展在算力获取方式、国际合作模式两个层面发生重构。一方面，太空算力体系降低了 “全球南方” 获取高性能算力的地理约束，使部分国家无需大规模建设本土超算中心，即可通过天地一体化网络获得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能力，从而拓展数字化发展的技术路径；另一方面，随着算力逐渐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算力供给形成的国际合作模式也将由传统数字基础设施援助进一步向算力服务、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和数字生态合作延伸。
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形成了不同的国际供给模式。中国近年来提出 “数字丝绸之路”“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 等倡议，强调鼓励通过国际合作和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增强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方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实现人工智能包容普惠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推动太空算力体系作为全球数字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则基于 “美国优先” 原则，强化其全球数字霸权。一方面，建立排他性的人工智能技术联盟、治理方案和国际规范，侧重维护技术霸权及政治领导力；另一方面，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禁运法案和设置高额关税壁垒等方式，实施有针对性的技术封锁，限制 “全球南方” 的技术发展，使 “全球南方” 的基础设施和开发框架依赖于美西方国家。依托商业航天企业、云计算平台及联盟体系构建全球算力网络，通过技术标准、商业平台和制度规则绑定合作伙伴，实现算力服务、人工智能平台和数字生态的一体化输出。因此，中美围绕频轨资源、太空算力覆盖范围、算力服务标准以及人工智能生态体系展开的竞争，将为 “全球南方” 参与太空算力体系及其数字发展留有空间。
“全球南方” 不仅是国际算力竞争的重要对象，也是全球数字秩序重构的重要参与者。近年来，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已经开始围绕人工智能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加强多元技术合作，降低对单一数字巨头和技术体系的依赖，并通过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政策、深化国际合作等方式提升自身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战略自主性。“算力星座” 也为 “全球南方” 跨越算力鸿沟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全球南方” 并非只能作为太空算力体系的被动接受者。部分具有航天工业基础的国家如巴西、伊朗等，可依托南南合作共同参与太空算力体系建设，也可共同申请频轨资源、部署算力节点，形成区域性 “全球南方” 太空算力共同体。中国则可结合 “一带一路” 空间信息走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倡议，在卫星平台、发射服务、地面站建设、算力节点部署及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推进联合建设，探索形成覆盖 “全球南方” 的太空算力合作网络。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数字能力，也有助于推动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向更加开放、多元和普惠的发展方向演进。
结语
人工智能的跃迁式发展正在推动算力由一般性技术资源转变为国家竞争性资源。围绕新兴技术变革与基础设施领域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往往是新兴国家崛起的重要动力，通过投资并主导前沿技术，提供基础设施以促进其扩散，率先推广新的基础设施的国家将获得先发优势，正因如此，围绕人工智能或量子计算等技术发展而兴起的地缘政治竞争才显得如此重要。“算力星座” 正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型战略基础设施，其意义不再局限于提升数据处理效率或扩展算力供给能力，而在于推动算力体系开始突破传统陆基空间限制，向轨道空间延伸，进一步演化为围绕基础设施网络、空间部署能力与数据处理体系的竞争。
对于各国而言，谁能率先在太空技术突破、国际标准制定等关键环节取得进展，谁就有可能在尚未被完全固化的外空秩序中占据有利位置，获得战略红利。背景下，“算力星座” 竞争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正在逐渐显现。但竞争并不意味着合作空间的完全消失。太空算力体系在全球气候监测、灾害预警、海洋观测、极地科考与应急通信等领域仍具有广泛的国际合作潜力，“算力星座” 也能为全球公共治理提供新的技术支撑。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竞争，而在于国际社会能否通过制度设计对竞争进行约束与管控，并在安全、发展与效率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平衡机制。国际空间站合作实践、《外层空间条约》以及国际电信联盟的多边协调机制，均表明外层空间并非不存在制度协调的可能性。
全球太空经济规模在 2035 年有望达到 1.8 万亿美元，如果这一巨大收益的分配格局完全由市场力量与大国竞争逻辑决定，那么绝大部分收益仍可能流向少数掌握轨道算力基础设施的国家与大型科技企业，大量发展中国家只能扮演被动的算力消费者与数据提供者角色。这种不平等不仅与国际社会长期倡导的共同发展目标相悖，也可能进一步催生新的 “数字依附” 问题，因此在推动 “算力星座” 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全球算力资源向少数国家集中，如何为后发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支持，以及如何构建兼顾效率、公平与发展权的全球太空算力治理框架，秉持事前预防而非事后治理是国际社会亟须回应的重要议题。当然，在当前大国博弈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合作仍面临诸多障碍，但这并不意味放弃合作的努力。相反，正是因为竞争的加剧，才更需要通过创造性的制度设计来管理竞争、降低风险、拓展合作空间。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基于‘一带一路’理念传播视角下的新媒体时代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21AGJ007）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叶蓁蓁在选题上给予的启发，感谢国防科技大学杜雁芸教授的宝贵意见，张世栋、曾淳瑶、谈瑾亦对本文有所贡献。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