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砖合作机制的创建与发展是“全球南方”在过去数十年群体性、全方位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全球南方”崛起的重要动力。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的战略协同驱动全球发展治理变革进程，引领全球发展治理的范式转型。金砖合作机制是赋能“全球南方”的制度性载体，“全球南方”助力金砖合作机制发展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国际多边机制。中国可在金砖合作机制化建设、围绕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的全球叙事建构，以及关于全球发展与现代化的全球知识生产与供给机制的构建上发挥赋能引领作用。

关键词：金砖合作机制；“全球南方”；全球发展治理；战略协同；中国；赋能作用

作者简介：杨继龙，男，新疆奇台人，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全球治理、金砖合作研究；林宏宇，通讯作者，男，福建福州人，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砖合作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美关系、金砖合作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发展治理正经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既有的治理机制在应对当前的多重危机挑战时遭遇严重效能赤字，呈现出系统性制度失灵。而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的美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经历治理动能的结构性衰退，其制度供给能力与公共产品投入意愿持续下降，甚至蜕变成为“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不仅阻碍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还进一步加剧全球发展失衡、失能。在此背景下，以金砖国家为“第一方阵”的“全球南方”，通过制度创新、议程设置与知识生产，推动全球发展治理体系的改革以及全球发展知识生产与供给的深层变革，重塑全球发展治理向“南方转向”。

2024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迎来了面向“全球南方”的历史性扩容，开启了“大金砖合作”元年。至2025年1月，随着印度尼西亚的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发展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合作平台，覆盖亚非拉三大洲十一个成员国，涵盖39.5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8.5%，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约占全球GDP的39%，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对外贸易约占全球贸易份额的24%。同时，“金砖+”合作模式引入了伙伴国机制，已有十个国家成为金砖伙伴国。在当前世界大动荡、大组合、大变革叠加共振，多重系统性危机交织的背景下，金砖合作机制通过提质增容，持续推进深化全球多边主义实践，为复杂动荡的世界注入了一份确定性和稳定性。

金砖合作机制的诞生和发展根植于21世纪以来“全球南方”在国际秩序转型中整体性力量提升的历史进程，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全方位崛起的标志和成果，也是推进“全球南方”崛起的重要动力。“全球南方”已经发展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牵动全球战略博弈的关键力量，其战略价值与日俱增，各大国力量正竞相展开争夺“全球南方”的外交攻势。

作为由“全球南方”国家构建并主导的新型多边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既是对“全球南方”国家系统性发展诉求的制度化回应，也是对根植于既有治理体系不公正的国际权力结构的解构，折射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转变。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体系面临系统性调整与重构，扎根于“南南合作”的金砖合作机制通过对“全球南方”的“制度赋能”助推“全球南方”从边缘外围走入中心、从依附转向自主，引领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发展治理的变革转型。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互动关系因而已成为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重要问题，亟待系统性地探究和剖析。

既有研究对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做了开拓性的探讨，但对金砖合作机制何以能够与“全球南方”战略协同驱动全球发展治理的变革重塑尚缺乏深入系统的考察研究。本文以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系统地剖析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战略协同驱动全球发展治理重塑的机理与实践逻辑，并发掘中国引领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战略协同的优化路径。

二、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战略协同的基础

2.1 战略协同的理念价值基础

求发展是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的联结纽带。金砖合作机制的创建旨在通过创新合作范式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这一目标导向与“全球南方”追求自主发展的核心战略诉求形成历史性共振，尽管南方国家存在显著异质性，但对发展的共同诉求始终构成其协同行动的价值公约数。发展既是金砖机制合法性的根基，也是弥合“全球南方”内部差异、凝聚“全球南方”内部团结的关键。

谋公平是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共同的价值诉求。改革既有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秩序朝向更公平、公正的方向转型，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机制中的代表性与话语权，这是金砖合作机制创建的历史动因，更是“全球南方”国家的长期共同诉求。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不再甘于做依附者且长期居于全球决策体系的边缘、次要地位，不满于只能参与西方主导下的不公正国际秩序，长期被由西方构建、反映西方文化和历史实践、从根本上维护西方利益和霸权的价值和规范体系所系统性地规训。伴随“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全方位崛起，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主体性与施动性日益提升，开始积极争取从规则接受者转变成规则制定者、制度供给者、变革引领者，推动国际体系从“中心—边缘”向“平等—共治”方向加速转型。

包容性多边主义是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推进全球发展时所共同秉持的核心理念和原则。在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原则基础上，包容性多边主义还蕴含三个重要原则理念：一是天下无外的实践原则，即以全球关照的视野将国际社会所有成员视为命运共同体内的平等成员，是世界秩序平等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并以共同体意识消解互斥性认同政治；二是兼容并蓄的价值取向，即超越意识形态，保持差异的和平共处，寻求积极的相处之道；三是多边协商的决策程序。近年来，美西方国家持续“筑小院”“垒高墙”，推行“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等一系列异化了的多边主义，侵蚀多边主义的理念和制度根基，更助长了阵营化对抗趋势。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秉持包容性多边主义理念，反对等级性、排他性、工具性多边主义，主张以包容性多边主义重塑全球治理，构建以包容性多边主义为支柱的国际秩序，并推进构建普惠包容的新型全球化。

2.2 战略协同的现实机遇与实力保障

首先，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秩序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与效能赤字，改革进程迟滞。伴随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既有治理体系与秩序弊病丛生，无法有效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且既有治理体系的制度架构与权力结构严重滞后于国际力量格局的深刻调整和改变，其改革动能又受制于美西方大国的阻碍，既有治理体系在多重危机冲击下，面临着系统性失灵。美欧国家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也因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战略竞争与冲突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双下降的态势。与此同时，国际治理机制被美西方国家“武器化”，全球治理体系的非中性因美国发起推动的大国地缘战略竞争而加剧。面对美西方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意愿下降的现实，金砖国家与“全球南方”展现出承担更多治理责任的明确取向，这种一致性源于双方对改革现有不平衡治理体系的迫切需求，以及对构建更具公平性和包容性国际秩序的共同追求。

其次，全球化进程正面临“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浪潮的严重冲击，开放型世界经济正面临碎片化的风险，根源在于美欧国家推行的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曾经引领全球化的美欧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将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经济相互依赖“武器化”“安全化”，力图构建排他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种零和思维驱动的逆全球化举措不仅无法解决前一轮全球化造成的国家间以及各国内部发展失衡的问题，反而显著抬升“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制度成本，并掣肘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全球南方”因此面临着严峻挑战，但也迎来了推进新型全球化的重要历史机遇。

最后，金砖国家与“全球南方”的实力基础为战略协同提供了坚实保障。金砖国家以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丰富的外汇储备、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迅猛发展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丰厚优渥的自然资源禀赋、庞大的人口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引领“全球南方”群体性、全方位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金砖五国人口总和占世界总人口的42%、国土面积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30%、2024年的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25%、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9.6%。在吸引外资上，金砖五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从2001年的840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11%增加到2021年3550亿美元，占全球的22%。金砖合作机制扩员后，其成员国的国土面积占比增至世界的36%、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约48%）、2024年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30%、贸易总额约占世界的2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超过50%，金砖合作机制的国际影响力由此进一步攀升。在能源和关键矿产储量上，扩员后的金砖十一国在2024年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3.6%，天然气储量的36%，拥有全球72%的稀土矿储量，78.2%的煤炭产量，以及全球75%的锰、50%的石墨、28%的镍等战略性矿产资源。金砖国家在全球能源市场以及关键矿产领域因此拥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工业生产力方面，金砖国家整体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在新能源、数字科技等领域甚至居于世界第一梯队，领跑行业变革，跻身全球科创引领者行列。金砖国家在工业生产与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实力与优势为推动“全球南方”产业变革升级与技术创新提供了坚实支撑。

金砖国家整体实力的跃升为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并协同驱动全球发展治理变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整体，在过去二十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其GDP的全球占比在过去四十年里从24%增至40%以上，“全球南方”已取代“全球北方”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引擎。金砖国家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结构、资源禀赋与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互补性，其合作势能的持续释放，将进一步夯实“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基础，推动“全球南方”合作机制和平台的新发展。

三、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战略协同的实践逻辑

在实践层面，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实现战略协同的关键在于其既为新兴国家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协同推进全球发展治理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性平台，又作为制度性载体持续赋能“全球南方”，提升其国际话语权与集体行动能力。金砖合作机制正引领全球发展领域的知识生产与供给体系的变革，助力“全球南方”打破美西方在发展理念与知识生产上的霸权垄断，逐步摆脱对西方中心主义发展范式的依附。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的深度参与和战略支持，也在不断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向更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全球性国际多边机制演进，从而形成互促共进、协同演化的良性互动格局。

3.1 金砖合作机制提升“全球南方”合作机制化水平

第一，金砖国家依托协同性的制度体系，有效发挥制度效能，打造出了新型全球多边合作模式。金砖合作机制已经构建起了以领导人峰会为核心、功能部门合作为支撑（如部长级会议）、实体机构如新开发银行为运行枢纽、“金砖+”对话平台为外延网络的全方位制度框架，形成了一种兼具正式制度的执行力优势与非正式制度的灵活性优势，且功能互补、相互兼容的协同制度体系，为金砖国家各领域深度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金砖合作机制还设置了像智库会议、工商论坛、企业家论坛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为增进金砖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促进成员之间的务实合作奠定了基础。

差异化、包容性的参与机制安排使更多“全球南方”国家以不同形式参与“大金砖合作”。金砖合作机制现已形成了以正式成员国、伙伴国、“金砖+”为主要形式的包容性合作机制框架，“金砖+”由每届金砖峰会主办国邀请非成员国以对话伙伴的形式参加相关会议讨论。这种包容、灵活的安排既减少了因为大幅扩员带来的协调难度与制度压力，又能更好地响应“全球南方”国家参与金砖合作的需求，实现了扩大合作规模与保持机制决策效率两者之间的平衡，确保金砖合作机制循序渐进、稳定、高质量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开展战略沟通提供了重要机制渠道，并驱动“全球南方”由松散的国际力量向以金砖合作机制为核心支柱的机制化方向发展。

第二，金砖合作机制构建起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性经济协作制度架构，其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应急储备安排构成这一架构的核心制度支柱。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于2015年正式成立，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旨在为“全球南方”融资提供制度性支持，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减少对发达国家经济体系的结构性依赖，降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性成本。新开发银行成员国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员国并不完全重合，差异化的安排既维持了金砖合作机制发展的稳定性，又使更多“全球南方”国家以灵活多样的形式成为金砖合作的推动者。截至2025年底，新开发银行批准贷款项目131个，贷款总额410多亿美元，贷款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在清洁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水资源卫生设施、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发展。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相比，新开发银行不仅在创建理念根基上以借款国为导向，尊重借款国发展需求与国情，还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实现了多方面制度创新。

表1 金砖国家主导的国际发展机制

注：以上标注印度尼西亚于2025年3月25日决定加入新开发银行，截至2025年底，尚未完成加入所需程序。

表2 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与新开发银行比较

此外，金砖合作机制于2014年设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机制，其初始资金规模设定为1000亿美元，旨在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并在成员国面临短期国际收支失衡压力时，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以此维护金砖国家的金融稳定，成为金砖国家的金融安全网，并形成与全球金融安全网互补的协同性风险缓冲体系。应急储备安排机制在投票权分配上也做了精心设计，5%的投票权为基本票由五国平分，其余投票权由各国承诺的出资额挂钩，这样的投票权设计确保了没有任何一个金砖成员国获得一票否决权。

3.2 金砖合作机制是赋能“全球南方”的制度性载体

金砖合作机制既构建起了“全球南方”国家强化协同合作的制度性框架，又为“全球南方”摆脱边缘化的困境，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机制平台。金砖合作机制已经发展成为赋能“全球南方”的制度性载体。

（1）金砖合作机制在制度供给层面赋能“全球南方”。首先，金砖合作机制是“全球南方”协调全球治理立场与政策的平台，为“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渠道和制度保障。通过金砖合作机制及其与其他国际多边机制的联动，“全球南方”得以提升其全球经济和发展议程的设置能力，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使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有利于“全球南方”的方向变革。作为由“全球南方”国家构成的国际多边合作平台，金砖合作机制聚焦“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需求，尊重“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性与国情，在国际热点问题与全球性议题上，集体为“全球南方”发声，表达“全球南方”的立场、观点，维护“全球南方”的利益。与此同时，金砖合作机制积极与其他多边机制协调联动，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以包容性路径塑造能够体现“全球南方”理念、契合“全球南方”需求的经济和发展议程。

金砖合作机制助力“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金砖合作机制的战略初衷在于通过成员国之间的协作机制在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重构进程中实现弯道超车，并在国际权力结构重组中获取与其综合实力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从而确保全球资源能够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在西方国家主导的既有国际多边治理体系中，“全球南方”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远不能与其实力相匹配。扩员后的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在2024年占全球GDP总量的28.48%，同期G7国家占比为44.09%，按购买力平价（PPP）口径测算，金砖国家占39.82%，显著超越G7的28.35%。然而在全球治理机制层面，扩员后的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仅持有18.86%的投票权份额，远低于G7国家41.24%的占比；在世界银行中，金砖国家投票权重为19.98%，而G7国家仍拥有39.72%的投票权，凸显经济实力与治理权重的结构性失衡。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机制改革因主要发达国家的系统性阻碍而陷入制度性僵局，叠加美西方发起并主导的大国战略博弈，两大机构的改革进程面临治理效能持续弱化的现实困境。金砖合作机制作为由全球非西方国家创建并主导的国际多边机制，通过多样化的合作机制设计安排，系统整合“全球南方”国家协同动能，同步推进国际议程重置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体系革新，战略性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集体议价能力，助力“全球南方”在既有的治理机制中争取更加公平合理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

（2）金砖合作机制提升“全球南方”的战略自主性与主体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被迫依附于发达国家构建的一系列复合国际机制体系，并以很高的成本参与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同时还长期面临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规训”。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壮大，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降低了参与全球化的成本，通过经济合作互助引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提高了在与北方国家对话、谈判进程中的议价能力，因而实质性地降低了对北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依附程度，提升了“全球南方”的战略自主性与主体性。

（3）“全球南方”通过金砖合作机制平衡西方主导的不公正国际秩序，匡正其失衡之处，推动国际体系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并非要与西方搞阵营对抗。金砖合作机制是一种非西方的多边平台而非反西方的机制，并无设置对抗性或者排他性的议程，是要推动现行国际秩序的改革而非颠覆，是践行名副其实的大多边合作，不排斥任何有合作意愿的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反对阵营化、集团式的对抗，反对搞新冷战，主张与西方进行包容性的、平等的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此外，金砖合作机制还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国际合法性来源。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在探索独立自主、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金砖国家之间通过金砖合作机制深度合作，持续地拓宽了各自现代化道路的空间。金砖合作机制为“全球南方”国家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下的现代化思维定式，积极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强大信心与新的合法性。

3.3 金砖合作机制引领全球发展知识生产—供给体系的变革

金砖合作机制协同“全球南方”打破美西方在发展知识生产上的霸权垄断，助力“全球南方”摆脱在现代化和发展领域知识生产—供给体系中的依附性地位。西方国家开创了现代化，并由此垄断了对世界发展与现代化的解释权，而后来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领域的知识—权力结构体系中几乎没有话语权和自主权。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根基上的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为全球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发展问题给出了统一标准答案：南方国家落后的根源主要是其内部障碍，南方国家只有采取与西方国家相似的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具体而言，南方国家要遵循“去殖民化+经济增长+民主化”路线，还要在美西方国家的“监护”下、遵守由美西方主导的一系列国际制度的普遍规则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一由西方塑造的关于现代化的认识论陷阱将南方塑造为问题根源，将西方现代化路径视为唯一正确的、且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线性的现代化道路，换而言之，全球化即等于西方化、美国化。这种对现代化道路的垄断性认知实际上也发挥着建构和护持美西方霸权秩序的作用。金砖成员国在实现现代化上为“全球南方”国家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金砖合作机制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更多样的发展道路选择，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助力“全球南方”国家摆脱美西方塑造的认识论陷阱。金砖国家的实践经验、发展理念及其知识体系丰富了现代化的全球知识生产以及对世界发展的解释，建构了现代化的多元性，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更多空间与可能性。

3.4 “全球南方”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向全球性多边机制演进

“全球南方”的参与和加入，推动了金砖合作机制发展演进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多边机制。“全球南方”国家通过正式成员国、伙伴国、“金砖+”等多种形式参与“大金砖合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还提升了金砖合作机制在南南合作中的话语权、代表性、合法性和议程设置能力，同时强化了金砖合作机制在全球治理中作为发展中国家集体行动平台的合法性与国际话语权，有力地支撑了金砖合作机制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扩大了金砖合作机制的国际影响力，使金砖机制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多边合作机制。

此外，“全球南方”还是金砖国家对冲美西方的“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政策的关键战略支点，也是金砖国家构建包容性新型全球化的重要依托与有力支撑。

四、挑战与调适：战略协同机制的脆弱性分析

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的战略协同已成为驱动全球发展治理变革的重要动力，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内部张力与外部对冲的双重挑战，影响其改革动能的持续释放。

4.1 内部张力

（1）金砖合作机制从诞生之初就以包容差异性、多样性为特征。扩员后其成员更为多元，差异更为显著，协调难度增加，影响机制运作效率。成员国之间的双边矛盾与分歧也对金砖合作的集体行动能力造成负面影响。与此同时，金砖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还面临三重挑战：①部分成员国深受地缘政治经济结构性约束，典型如伊朗长期遭受西方国家制裁，导致金砖国家与伊朗经贸协作面临西方国家“长臂管辖”的风险；②个别成员国单边贸易壁垒倾向强化，如印度近年来提升关税壁垒，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增加了金砖国家的贸易壁垒；③个别成员国营商环境欠佳，增加了成员国企业的成本。此外，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观上的差异与分歧也影响了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①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金砖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考量；②在世贸组织改革问题上，金砖国家对部分原则存在分歧；③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上，金砖国家存在理念差异；④在全球治理的价值观上，金砖国家的偏好存在差异。

（2）“全球南方”作为一个包含了不同政治治理模式、价值观、意识形态、宗教文化谱系、文明、种族、发展水平、利益诉求、地缘位置的发展中国家集群，其内部成员以多元、差异性、异质性著称。显著的差异使“全球南方”国家缺乏牢固的集体身份认同根基，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因而常处于变化之中，由此造成了“全球南方”达成团结合作不易，维持团结合作更难的局面。

“全球南方”不少国家国内政治具有脆弱性，政局不稳，其对外政策的偏好与取向易受国内选举周期的影响而发生较大波动，这加剧了“全球南方”内部协调的难度。“全球南方”不少国家存在着外交自主性不足的特征，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这给“全球南方”塑造共识、形成合力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历史遗留争端等都增加了“全球南方”团结协作的难度。此外，不少南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关系形态复杂，在政治和社会文化上深度互嵌，给“全球南方”协调统一政策立场、增强内部团结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3）“全球南方”内部面临着领导力竞争。印度积极谋求“全球南方”领导地位，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对中国在“全球南方”日益提升的影响力颇为忌惮。印度连续主办三届“全球南方”峰会，将其自身打造成“全球南方的领袖”，但拒绝邀请中国参与峰会，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国家之外。尤其是2023年9月，印度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邀请了诸多南方国家与会，并推动非洲联盟成为二十国集团正式成员，进一步塑造了印度的“全球南方领导”角色。

与此同时，印度外长在多个场合将印度描述为“西南大国”，要“深深根植于‘全球南方’”的同时，在“战略目标和价值观方面与西方深度交汇”。在美西方发起的对华战略竞争中，印度参与了由美西方主导的一系列遏制中国或削弱中国影响力的“小圈子”政策框架与机制安排。

表 3 印度参与的由美西方主导的排他性 “小多边” 机制安排

4.2 外部对冲

西方国家面对金砖合作机制的提质增容与“全球南方”日益提升的战略自主性与主体性，实施了一系列组合对冲措施来分化、瓦解“全球南方”，消解“全球南方”群体性的崛起与金砖合作机制的成功发展给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带来的系统性压力，拉拢部分“全球南方”国家配合协同美西方的地缘竞争战略。

（1）美欧以对抗性思维与制度性竞争策略，创设由美欧主导的发展议程（如“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PGII、“全球门户计划”Global Gateway等），试图替代中国在全球发展领域推出的一系列全球公共产品，对冲中国日益提升的影响力。美欧创设的发展议程，其战略目标在于重塑符合西方利益的地缘经济秩序。尽管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客观上为“全球南方”国家拓宽了政策选择空间，但美欧主导的排他性发展议程设置反而使“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着“选边站队”的结构性压力。美国政府已通过经济胁迫、外交诱压等手段，迫使巴拿马等数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相继退出该倡议。但与此同时，美欧主导的发展议程在实际运作中却因资金缺口暴露出融资承诺与能力的脱节。

总体上，美欧西方国家及其盟友以阵营对抗性思维展开了与中、俄争夺“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与合作的战略竞争，使“全球南方”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场域，“全球南方”内部协调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局面：在一些关键议题的议程设置上，“全球南方”内部立场分化加剧；在诸如基础设施领域，美欧主导的地缘导向型发展议程对冲中国供给的包容性国际公共产品，引起了内卷式竞争；发达国家与南方国家和地区竞相签署自贸协定，使南方国家在贸易规则的制定权上有碎片化的倾向；美欧日还以“去风险”为由，在“全球南方”重塑全球产业链，实则在全球产业链中加速推进“去中国化”。

（2）美欧日通过小多边机制强化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着力将印度塑造为“全球南方代言人和领导国”，以此对冲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印度借势加大外交投入，争夺“全球南方领导权”，与中国形成竞争态势。美欧日刻意抬升印度地缘战略地位的行为，不仅加剧“全球南方”内部协调难度，更将发展中国家群体推向大国博弈前沿，导致南南合作机制面临被工具化的风险。

（3）围绕“全球南方”，美西方国家联动构建话语战略陷阱，掀起关于“全球南方”的叙事竞争：①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以“全球南方”国家的异质性、差异性、多样性否定“全球南方”概念的价值和意义，消解“全球南方”概念的合法性。②争夺“全球南方”的定义权，以排他性的国家分类否定包括中国在内的特定国家的“全球南方”身份。如何界定“全球南方”，本质上是阐释如何改变南北不平等状态，如何构建更为合理公正的国际秩序。在“全球南方”概念兴起后，美欧日学界、政界在认识到“全球南方”的战略价值后，积极参与“全球南方”问题的讨论，并以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抛出排他性的国家分类法，将中俄等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强调要加强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此分化“全球南方”，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协调美欧日发起的对华、对俄地缘战略竞争。

③构建“全球东方”“全球西方”“全球南方”三分法国际叙事。西方学者伊肯伯里在2024年提出了新“三个世界”的划分：由美国和欧洲领导的“全球西方”、由中俄构成的“全球东方”、由印度、巴西领导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群体组成的“全球南方”构成新三个世界；“全球西方”与“全球东方”各自支持、维护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并为赢得“全球南方”的支持和合作而展开竞争。三分法叙事引发跨大西洋政策圈层的战略关注。芬兰总统斯图布在多个公共场合频繁公开援引三分法叙事框架，并敦促西方世界反思并调整对“全球东方”“全球南方”的政策行为。三分法国际叙事一旦在国际舆论场形成话语主导权，将会产生四重现实影响：第一，将中俄进行话语捆绑并赋予特定（地缘）政治标签，客观上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弱化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规范塑造能力和吸引力；第二，将中俄与其他南方国家区隔开来，在“全球南方”身份认同上将中俄构建成“全球南方”国家的“他者”，甚至是“全球西方”与“全球南方”共同的“他者”，从而分化包括中俄在内的“全球南方”，瓦解“全球南方”内部团结，削弱“全球南方”集体身份认同的凝聚力，导致“全球南方”出现战略共识裂痕；第三，在“全球南方”内部造成战略定位分歧，将会使中俄等新兴国家在关键议题上的协调成本显著增加，对南南合作机制的有效性构成挑战；第四，加剧国际体系中的集团化阵营对抗趋势。

（4）特朗普2.0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回归“美国优先”理念，加速迈向孤立主义，给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在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构建包容性多边治理上带来了挑战。特朗普开启美国总统第二任期后，全方位推行以“交易的艺术”著称、具有鲜明特朗普个人风格的外交路线。在经贸与金融领域，特朗普政府发起了针对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大规模关税战，并对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去美元化”动向保持高度戒备。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政治经济政策严重阻碍了南方国家的集体赋权进程。

五、中国引领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战略协同的路径优化

5.1 金砖合作机制化建设

（1）在组织建设层面，中国可先推动金砖国家形成普遍共识并在此基础上与金砖国家协作将金砖合作机制由目前较为松散的组织形式进一步机制化，逐步构建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组织（BRICS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将厦门金砖创新基地建设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组织秘书处，构建金砖议事与决策的正式规则，制定加入与退出程序机制。与此同时，还可推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扩员，在面向“全球南方”国家扩员的同时，可吸纳发达国家加入新开发银行，既可以助力新开发银行发展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多边开发银行，还可以提升新开发银行的治理水平。将金砖合作机制明确定位为“全球南方”团结协作的最重要的包容性多边平台，发挥金砖合作机制协调“全球南方”政策，并引领“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作用和角色。

（2）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共通一致，优势互补，推动发展议题回归国际核心议程。中国可发挥自身优势，引领扩员后的金砖机制在全球发展倡议重点推进的领域如减贫、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具体合作项目推动“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

（3）推动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战略协同驱动全球治理的适应性改革与增量改革。金砖合作机制自创始阶段起就秉持着双重行动逻辑：一方面努力推动既有国际多边机制的适应性改革，另一方面以包容性合作路径，通过机制创新，构建与既有体系互补的新型治理架构，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增量改革。在此逻辑基础上，中国可继续引领扩员后的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国家协同推进现有的国际多边治理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进程，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赋权“全球南方”，平衡南北关系。其次，中国可通过包容性多边主义，继续推进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协同引领全球发展领域的增量改革，尤其是在新领域、新边疆、新议题上引领多边主义治理规则、机制的创制与创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正在重构全球产业格局，深度改变国家间的力量格局，并全方位、全领域地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在这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转型浪潮中，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在新技术领域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缩小，在一些领域甚至引领技术变革进程。中国可借此优势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积极创制金砖国家在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的治理框架、监管标准，并在国际议程中，积极推动塑造新领域的全球多边主义治理机制，将金砖国家的治理框架与思路扩散至相关领域的多边治理机制创制和创新之中，引领推动相关领域的全球治理进程，实现全球治理的增量改革。

（4）在国际合作层面，中国可与其他成员国协调，推动金砖合作机制与区域性国际组织对话机制，如“金砖+阿盟”“金砖+非盟”等，通过跨区域对话，深化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协同，促进“全球南方”凝聚战略共识，协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5.2 叙事建构

（1）坚决抵制三分法叙事陷阱，牢牢掌握“全球南方”的定义权。中国要坚决抵制三分法叙事陷阱，坚持“全球南方”身份定位，坚决与“全球南方”国家站在一起，引领新南南合作。同时，中国还要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牢牢将“全球南方”的定义权掌握在“全球南方”自己手中，因为“全球南方”概念深层是对南北问题、南北关系、全球发展的判断和认知以及对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阐释。美西方争夺对“全球南方”的定义权，其实质也是在争夺对南北问题、南北关系、全球发展以及国际秩序的叙事权。“全球南方”国家要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强战略自主，就一定要摆脱对美西方的依附性，以“全球南方”的视角界定“全球南方”自身、界定南北问题，重塑南北关系，将“全球南方”的意愿和需求嵌入全球发展核心议程之中，推动既有国际秩序朝向有利于“全球南方”的方向发展变革。

（2）以赋能型引领者叙事体系重构“全球南方”领导力，消解“全球南方”内部因领导权竞争形成的张力。中国在过去十多年实践里创造性地构建了两种新的关于自身国际身份定位的元叙事体系：引领者叙事与赋能型大国叙事。中国以全新的引领者叙事将自身塑造成全球治理领域追求共享领导力的引领者而非霸权领导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美欧国家对中国的部分战略疑虑，中美欧得以展开合作，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引领全球治理的改革进程。《人民日报》连续发文提出中国是“赋能型大国”，强调中国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国际实践赋能“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赋能全球治理。两种元叙事虽侧重点不同但都旨在阐明中国所追求的国际领导力的独特性质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融合这两种元叙事即可形成完整的赋能型引领者叙事体系：在国际领导力层面，中国旨在追求共享式的国际领导力而非排他性、等级式的霸权领导力，中国力图与各主要大国力量合作共同引领国际秩序变革；在自身发展与国际发展的关系层面，中国拒绝走西方国家推行过的“收割型”扩张道路，而是坚持以自身更加均衡的发展来赋能其他国家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世界现代化，主张以共生消解零和，以共享替代支配。以赋能型引领者叙事替代传统的排他性领导权叙事，将中印等“全球南方”大国塑造成共享领导力、共担领导责任、共同赋能“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引领者，可助力中国消解“全球南方”领导权竞争形成的内部张力。

（3）以包容性多边主义塑造金砖合作战略叙事。金砖合作机制是建立在包容性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多边合作平台，并非反西方，不针对任何国家，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反对阵营化集团对抗，推动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国际多边合作。中国可以包容性多边主义为核心塑造金砖合作战略叙事体系，明确金砖国家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共建者和改革者，而非颠覆者和替代者，强调金砖合作机制是开放包容的多边合作平台，也包括与西方国家的多边合作。

因此，中国可推动金砖国家在金砖合作机制层面以及金砖成员国层面协同构建“大金砖合作”的多层次国际传播体系。在金砖合作机制层面，金砖国家可协同创建大型通讯社，打造新的融媒体合作平台来讲好金砖故事；同时，在成员国层面，金砖各国一道合作从各自国家的视角共同叙事金砖合作，由此消解国际社会对大金砖合作的疑虑和担忧，增强国际社会对金砖机制的包容性多边合作的理解和支持。

5.3 构建发展与现代化知识的全球生产—供给机制

在关于发展与现代化的全球知识生产与供给上，中国可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提炼，推动金砖国家引领“全球南方”向国际社会贡献根植于南方国家发展经验的理念与知识，丰富人类关于现代化与发展的知识体系，破除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超越单一的现代化路径认知，打破美西方国家在发展领域的话语霸权。此外，可通过金砖合作机制与区域性、全球性国际组织互动交流，将“全球南方”关于发展与现代化的知识体系引入区域性、全球性议程，形成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鼓励金砖国家的智库网络、学术界、私营企业实体等积极参与跨国、跨区域性、国际性知识共享式的国际交流，促进“全球南方”知识体系在国际上进一步扩散传播。

目前，金砖合作机制在关于发展与现代化的知识生产与供给上主要依赖金砖成员国的贡献。例如，中国于2015年建立了实体化的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负责协同各国一道交流互鉴有关国际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在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后，中国还成立了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与全球发展知识网。未来，可探索建立一个专注于发展与现代化议题的金砖知识生产供给平台，如建立“金砖国家发展知识中心”，以协同成员国与金砖合作机制的知识生产与供给，形成体系化的合力。

六、结语

本文系统地探析了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的战略协同机理及其实践逻辑。本文提出，求发展、谋公平、包容性多边主义是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战略协同的理念价值基础。金砖国家与“全球南方”的实力基础为战略协同提供了保障，而美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严重的危机与治理赤字为战略协同创造了现实机遇。在战略协同的实践层面，金砖合作机制通过创新包容性国际多边合作，推进“全球南方”合作机制化，并作为制度性载体赋能“全球南方”，在发展领域的全球知识生产上打破美西方的霸权垄断地位，助力“全球南方”摆脱在现代化和发展领域中的依附性地位。与此同时，“全球南方”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发展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多边合作机制。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协同驱动重塑全球发展治理也面临着内部张力与外部对冲的双重挑战。

作为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的核心成员，中国可在金砖合作机制建设、围绕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的叙事建构、以及构建发展与现代化知识的全球生产与供给机制上发挥引领作用，推进金砖合作机制与“全球南方”协同驱动全球发展治理。

展望未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作为包容性多边合作机制，其发展潜力巨大。伴随“全球南方”战略自主性与主体性的持续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将以“全球南方”团结协作的最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与渠道的角色定位，继续协同“全球南方”重塑全球发展治理，推进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引领普惠、包容、公正、均衡的新型全球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