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建立开启了全球治理的新篇章。80多年来，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奠定了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框架和制度基石。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全球治理面临许多新威胁新挑战。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代表性不足、权威性受损、有效性下降等困境，全球性赤字不断加重，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始终秉承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深刻把握时代发展潮流，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坚持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携手各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一、坚持以主权平等为首要前提
主权平等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虽然国际秩序几经变化，但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国际规范仍得以最终确立。二战后，所有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都遵循主权平等原则。联合国宪章将“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视为实现联合国宗旨的首要原则。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一律主权平等，在此基础上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必须确保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
第一，尊重各国主权和尊严。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主权平等原则，到《日内瓦公约》确立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联合国宪章宗旨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主权必须得到尊重，已经成为现行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遵循。历史表明，忽视主权平等、奉行强权政治最终会导致冲突与战争；尊重主权是缓解地缘政治紧张、防止大国冲突升级的压舱石。二战源于法西斯国家对其他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践踏，止于反法西斯国家为捍卫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浴血抗争。这昭示了，任何国家企图通过武力剥夺他国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行为，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并最终走向失败。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正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不可侵犯原则。21世纪以来，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化，特别是经济、科技等领域相互依赖关系的全球扩展呼唤加强全球治理，但全球治理的有效性深受国家主权让渡的限制和影响。
尊重主权与全球治理不是对立的。首先，尊重各国主权完整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民族国家是当代国际社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角。主权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代表着一国对内至高无上、对外独立自主的权力，明确界定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界限。其次，全球治理也是主权国家国内治理与发展的延伸。各国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发展阶段不同，“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只有尊重各国主权，才能保证各国根据自身国情探索适合的发展道路，为全球治理贡献不同方案和智慧。最后，全球治理体系只有充分考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才能确保各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平等参与权，真正实现全球治理正义。当前，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恐怖主义等全球风险挑战蔓延，亟需各国合作应对。对各国主权的尊重和法理承认是全球有效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不仅有助于促进全球治理的多边参与，更能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包容性、普惠性。
第二，包容不同文化和制度差异。
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全球治理同样需要在文明互鉴、文化交流中向前发展。现代国际关系中普遍认可的主权平等原则，其思想源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个体理性和平等价值的重新发现。已被载入联合国文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理论体系同样汲取了中国古代天下一家、和合共生、和而不同、义利兼顾等传统文化精华。伊斯兰文明中的“舒拉”(协商)原则也与全球治理的协商精神有着相通之处。多元文明的思想资源通过互鉴融合，能够形成更加包容全面的全球治理理念。《世界人权宣言》汇集了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儒家文明等多种文化传统中关于人类尊严的思想，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奠定了全球治理中的人权价值规范，成为全球和区域层面有关人权法律的基础。
平等进行文化交流和制度对话，是提升全球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必然要求。全球治理有赖于共同认可的规则规范，而这些规则规范的形成往往是不同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交流碰撞、求同存异的结果。“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非洲文明中的土地伦理、拉美原住民的自然崇拜等文化因子，共同推动了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形成和发展。里约地球峰会上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是南北国家不同发展理念和文化视角融合创新的结果。当前，全球治理面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价值观冲突等诸多困境，国际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各个成员的特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具有相当大的异质性。在这种情况下，尊重主权平等为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奠定了法理基础。跨国文化交流和不同制度平等对话不仅能够丰富全球治理的理论内涵，同时也是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包容、公正方向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二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循协商、共识与多边共治原则，反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制度雏形。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力不断壮大，不仅要求在世界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中占据更高份额，更希望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拥有更大代表性和发言权。“尽管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呼声不容忽视，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然而，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还存在大量民主赤字。全球主要经济治理机构的投票权分配仍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对国际机制“合则用，不合则弃”，严重损害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既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坚守，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全球治理倡议明确反对“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摒弃“赢者通吃”的陈旧逻辑、超越集团政治的狭隘观念、取代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错误做法，积极倡导全球事务由大家一起商量、治理成果由大家一起分享、共同利益由各国共同维护、挑战由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思想引领。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关键是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始终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坚定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中国倡导的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重点是寻求交往沟通的价值内核，反映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哲学基底的民主自由追求，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对立冲突的民主逻辑。在实践中，中国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秉持开放、包容、透明的原则，充分尊重各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关切和诉求，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形成独树一帜的“亚投行现象”，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供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中国与沿线共建国家实现战略、规划、机制的对接与互认，在合作中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成为实践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典范。
二、坚持以国际法治为根本保障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国际法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在国际社会中，国际法以及各国普遍认可的国际制度、规则和规范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协调和约束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法治已经成为衡量全球治理文明和全球治理效能的重要标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制度框架和原则规范有利于提高国际合作的确定性、提升各国应对全球挑战的有效性。国际法治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既需要坚持和完善现有国际法体系，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又需要确保国际法及其制度原则由各国共同遵守，不搞例外主义和双重标准。
第一，维护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的创始性国际文件，确立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机构设置，规定了成员国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此外，国际社会还逐步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等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迄今为止，现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塑造了当代国际秩序的运作方式，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软法”的作用。当前，地区矛盾冲突频发，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威胁上升，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受到严重冲击，国际法治遭到破坏。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以实力方面的绝对优势为基础，打造结盟对抗、封闭排他的国际秩序，一些国家对现行国际秩序前景的疑虑增加。“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更容不得推倒重来。”中国始终是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致力于对话增进互信、协商解决争端，积极利用多边平台团结各方，遵守共同制定的国际法和国际规则。
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催生全球治理新领域和国际安全新风险，现行国际法的适用范围被不断突破。全球治理主体和对象的深刻变化，要求创新国际法治建设，保障国际法治匹配全球治理的协调性与相合性。协调性强调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动态平衡与和谐运作；相合性侧重于静态的匹配和一致性，强调结果的兼容性，而非动态平衡。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极地治理等新兴议题不断拓展全球治理边界，网络安全、数字主权、数字鸿沟等问题日益突出，人工智能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关系和治理结构。针对国际法治建设面临的新议题和新需求，中国强调“要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连续多年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文件；《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欢迎和认可；中国持续推动联合国制定《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参与国际司法机构审理巴以冲突、气候变化等重要国际地区问题。中国参与国际法治建设和国际司法合作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效维护了国际法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
第二，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
国际法和各领域国际规则共同构成了国际法治的制度基础。无论是国际公法还是国际私法，无论是明确的国际机制抑或隐含的原则规范，将抽象的法律规范转化为有效的制度约束，关键在于法律实践。“法律的生命在于付诸实施，各国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依法行使权利，善意履行义务。法律的生命也在于公平正义，各国和国际司法机构应该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当前，各种国际乱象频现，不是因为无法可依，也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恰恰是因为有法不依——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没有得到普遍遵守和充分履行，国际公平正义没有得到有效维护。西方一些国家常常以自身利益为先，固守霸权思维、信奉实力逻辑，选择性适用国际法，对盟友和非盟友采取不同规则标准。例如，美国无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关税战；无视加沙地区人道主义灾难，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公然践踏国际法和正义原则；等等。这种对国际法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双重标准，严重侵蚀了国际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加剧了全球治理面临的信任难题和法律困境。
“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没有只适用他人、不适用自己的法律，也没有只适用自己、不适用他人的法律。”制定、推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规范应坚持多边主义、发扬协商精神，不能由极少数国家说了算。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巴黎协定》的签订与落实，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始终扮演负责任角色，既广泛征询各方意见，又捍卫谈判底线，既维护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也切实推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同时，国际法并非国内法，而是国际共同准则。中国始终坚持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促进国际法的平等普遍善意解释和适用，反对双重标准，尊重当事方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坚持负责任态度，倡导与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携手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商谈，致力于设立更加富有效力和实质内容、符合国际法的地区共同规则。
第三，大国应发挥维护国际法治的表率作用。
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这决定了五大常任理事国在践行国际法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真正维护国际法治，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大国尤其要带头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带头做国际法治的倡导者和维护者，遵信守诺，不搞例外主义、双重标准，也不歪曲国际法，以法治之名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国际和平稳定。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大国在推进国际法治建设中固守双重标准，屡屡破坏国际法治，将国际法工具化、集团化，以法治之名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了国际秩序稳定，削弱了全球治理效能。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引领者和国际法治的积极推进者，不断将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转化为国际法治话语，捍卫国际法治精神，促进国际法完善与发展。面对近年来西方在全球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消极态度，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立法和国际司法合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治理规则中，在国际争端解决中倡导“以和为贵”，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解决争端。中国倡导建立国际调解院，促进各国协商协作，是国际法治的创新和发展，是多边主义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责任担当。
三、坚持以多边主义为基本路径
多边主义是二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战后国际体系成功运行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实行多边主义。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众多国际组织都秉持多边主义原则，成为建设世界持久和平、推进人类共同繁荣的重要平台。从以实力为基础的权力博弈到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治理，国家间合作方式的变化体现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也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趋势。面对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的各种问题，多边主义是团结国际社会形成治理合力的唯一出路。坚持多边主义，必须正视当今国际关系相互依赖的客观事实，从集体利益而非个别或少数成员利益出发制定行动规则，尊重各国平等权利、反对等级观念和从属关系，致力于通过集体协商制定普遍通用的行为准则。只有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进行平等协商，不断拓展多边合作，才能实现多元治理、共同治理、合作治理的目标。
第一，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
联合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和实践多边主义的重要平台。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联合国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80多年来，联合国大会决议和安理会决议坚持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的议事规则，为各国所普遍接受。联合国系统始终坚持多边主义的行动原则，着力加强各国在人权保障和国际减贫等领域的合作。联合国的权威与合法性来源于多边主义，联合国系统内决议、合作和改革的推进落实更离不开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依靠联合国。
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始终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截至2025年4月，中国已累计执行25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官兵5万余人次，深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联合国维和的关键力量。在经济与发展领域，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所有下属经济委员会和经济类专门机构，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行动。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中国支持联合国落实《未来契约》，与非洲国家及联合国机构开展三方合作，建立“中国—非洲(埃塞俄比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合作示范中心”，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议程对接，在联合国南南合作框架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减贫、农业合作等提供帮助。中国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积极推动倡议同联合国发展领域进程形成合力。截至2024年10月，中国已同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3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时，中国也支持联合国进行改革，提出联合国改革应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联合国更好主持公道、厉行法治、促进合作、聚焦行动。
第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当今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利益交融前所未有。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集众智、汇众力，动员全球资源，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发展。”全球治理需要听取各方声音，尤其是长期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和全球事务的处理应该通过平等对话、协商沟通的方式进行，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全球治理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专利，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需要各国根据自身能力和责任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全球治理成果也应该惠及各方，注重分配的公平正义，而不是由少数国家或群体所垄断。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最大程度体现了治理主体的平等性、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和治理目标的共赢性，有利于凝聚治理共识、促进国际合作。
中国是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中国通过一系列重大倡议和务实举措，以平等尊重的态度更好共商、以团结协作的行动更好共建、以相互成就的胸怀更好共享，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生动实践。倡议实施十多年来，中国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动共建国家共同发展。202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直接投资509.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2.9%，占当年对外投资总量的26.5%，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打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模式，推动“中心—边缘”式的二元治理结构变为网络式的多边治理架构，为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理念支撑和思想引领。
第三，秉持开放包容精神加强团结协作。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了许多有关全球治理体系发展的主张。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观念具有明显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能成为拒绝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理由。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合作中的问题意识导向应该优先于价值观念导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应当倡导和体现对不同价值理念的包容。西方也曾倡导自由主义，主张国际自由贸易，贸易自由化原则深入人心，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针对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二十国集团提出合力应对全球重大挑战和危机，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的经济增长，承诺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针对新安全挑战，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反对通过集团化、意识形态化和对抗性思维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提出了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务实举措。针对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公正不合理问题，金砖国家强调多边主义，主张增强国际金融架构的包容性与公正性，增加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的冲击，国际社会需要加强交流互鉴，通过文明对话汲取破解全球难题的智慧，推动百年变局向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西方固守“西方中心论”的狭隘认知，无视非西方文明对全球治理创新的贡献，导致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权威下降、集体行动困境等危机。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秉持平等交流、摒弃傲慢偏见，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探索实践，厚植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文明根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成功举办，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等各类举措落地见效，共同搭建起中国同其他国家及政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深化文明互鉴的有效平台。
第四，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世界多极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也是历史进步大方向。相比于单极格局和两极格局，多极化世界更能反映国际社会对公道正义和合作共赢的共同追求，更契合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有助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多极化也是实践多边主义的必要条件。但是，多极化趋势并不会自动导致多边主义加强。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世界阵营化和安全化趋势加强，一些国家对多极化和国际多边合作仍然存在疑虑。中国致力于推动平等的多极化，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主张每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能在全球治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搞“大国共治”或“大国治下的和平”。中国也不断推进有序的多极化，倡导各国都要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内行事，都应该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实现合作，确保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
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必须建立在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基础之上。一方面，平等有序的多极化要求各国相互尊重、平等有序参与，不允许个别或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主张实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唯有如此，各国在全球治理中才会真正拥有主体地位、发挥应有作用。另一方面，只有形成一种平衡的力量格局，才能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如果多极化陷入无序的权力博弈，全球治理将寸步难行。“平等有序”意味着各方存在基本的战略稳定和规则共识，为全球治理合作提供必要的和平环境与信任基础。
四、坚持以以人为本为价值取向
21世纪以来，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激烈碰撞，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贫困与不平等诸多挑战交织叠加，威胁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问题有增无减。“全球治理向何处去”成为摆在各国人民面前的时代课题。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必须找回人的价值、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就是要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共同建设一个让人人富足安康的世界。
第一，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全球治理是依靠人、服务人、造福人的实践活动，只有以人民的获得为目标，不断为民众提供信心和稳定预期，全球治理体系才能得到广泛支持并实现有效运作。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风险和挑战，实现全球共同发展是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当前，世界正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在发展理念、转型路径和责任分担上的意见分歧不断加大。一些国家奉行“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将发展议题政治化、安全化，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进程，严重影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各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谋发展、促增长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对全球治理未来发展的普遍期待。
中国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致力于将之融入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过程。这种新发展理念主张充分尊重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发展阶段和独特发展诉求，开辟出一条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发展新路，为新发展赋能全球治理体系新变革提供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中国坚持以科技创新增强全球治理能力，通过“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金砖国家科技创新工作计划及国际大科学工程，促进技术共享和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坚持以制度创新提供全球治理新公共产品，参与治理规则制定，积极推动国际投资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升级，完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中国致力于化解经济全球化成果分配不公平的难题，组建“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创造更多机遇，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效率、经济全球化成果分配更为公平。
第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
“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人权才有基础。”面对严峻的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中国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完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创新全球发展治理模式；坚定站在全球南方国家一边，不断扩展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伙伴关系，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实现自主发展、治理公平和普惠共赢的现代化目标；提倡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大对发展议程的关注和投入，通过技术援助、现代化经验分享等途径，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借鉴。经过长期探索，中国提出“发展优先”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强调创新驱动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致力于推动平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
发展与安全是一体之两翼，全球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国际普遍安全的支撑。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目的，也在于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安全感。近年来，全球安全形势和安全治理出现新动向。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使传统安全重归人们视野，全球粮食安全、跨国恐怖主义、网络空间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阻碍全球发展。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统筹兼顾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以合作促进发展、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共赢代替零和，在国际和地区冲突的停火止战、劝和促谈、解决人道主义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以人为本的全球治理理念及其国际实践体现了发展与安全的有机统一，促进了全球发展事业，实现了从模式单一的不平衡“发展”到路径多样、蕴含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的“全球发展”的转变。
第三，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也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虽然伴随着西方的殖民掠夺扩张，但是客观上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当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强，原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也无法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自由贸易制度遭受冲击，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带来贫困、冲突和不平等现象，造成全球发展失衡、分配不公加剧和贫富差距扩大等负面影响。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是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必须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应该更加普惠，要顺应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解决好资本逐利所导致的资源错配和各国发展不均衡问题，让经济全球化更好地造福人类。同时，普惠的经济全球化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和成果的公平分配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金融体系和贸易体制，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摒弃“小圈子”思维，建设经济合作大平台，共同做大并公平分配好经济全球化的“蛋糕”，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经济全球化也应该更加包容，要承认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性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兼顾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理关切与利益诉求。中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倡议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致力于让全球南方国家公平参与国际合作、共享发展成果。
五、坚持以行动导向为重要原则
全球治理的本质就是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共同建设一个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的世界，不断增强各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此，全球治理的活力源于实践，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坐而论道，要起而行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面对全球治理出现的新问题、新趋势和新要求，中国坚持问题导向、把握时代大势，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理念引领、凝聚国际共识、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一，搭建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
实践证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只有在制度和机制上打下基础，才能更有效应对时代挑战，共享发展机遇。随着全球治理领域及边界的扩展，日趋复杂的治理议题要求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国际合作平台，同时也需要建立确保各国能够广泛参与的合作机制。在相互依赖加深和多元风险联动的背景下，代表性和参与度将成为检验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及有效性的重要标准。针对全球治理出现的各种赤字，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应对全球挑战的包容性解决方案，摒弃了少数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对抗取代对话的排他性治理模式，倡导以互利共赢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新路径，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发展的责任担当。中国始终秉持团结包容精神与世界各国、各区域深化治理合作，建立健全各领域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参与创建的重要国际组织之一，已经发展成为覆盖亚欧非三大洲26个国家的“大家庭”。成立至今，上海合作组织始终秉持地区事务共商、平台机制共建、合作成果共享的发展路径，提出并践行了许多全球治理新理念，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力量。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交往中秉持“上海精神”，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团结协作的区域合作新模式，构建起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为国际多边合作树立了新典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断发展壮大，为全球金融治理拓展了新模式。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中国与巴西等国倡议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进程。在新兴技术领域，中国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助力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
第二，加强全球治理各项议程的统筹协调。
当前，竞争性多边主义兴起，全球治理碎片化趋势明显。从拜登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与其他国家逐渐形成了替代性的小多边机制。在安全领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升级、美英澳安全联盟建立，美菲、美日韩、美日澳等双多边安全合作架构对地区安全格局造成冲击。在经济领域，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相互重叠的区域贸易机制正在重启或展开谈判。在一些地区的合作进程中，各方建立的合作机制纵横交错，复杂交织效应日渐凸显。以中亚地区为例，美、英、德、俄、日、韩及欧盟与中亚五国建立合作框架，“C5+N”机制所引发的机制拥堵降低了地区合作效率，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亚地区爆发“新大博弈”的疑虑。
面对各国对全球治理话语权的争夺，中国坚持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加强全球治理各项议程的统筹协调与战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东盟《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非盟《2063年议程》、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达成有效战略对接；截至2025年9月，中国已经同150多个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与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携手各国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其下属各机构的工作，支持联合国在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对接合作，形成全球治理合力。“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同联合国系统倡议推进工作顺利开展，有利于调动发展资源，分享解决方案，助力各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合组织大家庭”不断壮大，同独联体、东盟、阿盟等众多国际组织的合作持续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践行多边主义的中流砥柱。
第三，创造更多可视的全球治理成果。
加强和改善全球治理，要坚持问题导向，形成富有成效的治理成果。“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统筹协调全球行动，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打造更多可视成果，以务实合作避免治理滞后和碎片化。”目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设定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共计169个细项中，仅有35%进展顺利，47%进展缓慢，还有18%的项目正在倒退。面对逆全球化的回潮和日趋严峻的全球治理挑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携起手来，切实履行责任，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更多的治理资源和公共产品。只有让各国人民真正感受到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带来的普惠价值，才能增强各国人民对全球治理体系的信心，提升全球治理效能。
中国通过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推动实施一系列具有示范效应的可视化合作项目。中国与世界40多个国家携手建立“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平台共同维护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共建国家围绕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融资、教育人文等领域合作取得显著成效。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预计每年将为全球产生1.6万亿美元收益，有望使共建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上海合作组织为安全合作而建，因经贸人文等多元合作而兴。成立以来，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合作成就惠及各成员国人民。在安全领域，“四个安全中心”的建立为地区繁荣稳定护航，让成员国安全屏障更加坚实、人民更加安心。在经贸领域，成员国间区域联通更加密切，成员国商品过境流程更加畅通，各国企业和民众获得更多实惠与便利。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国携手成员国打造“健康快车国际光明行”活动，提升成员国民众的健康福祉。在人文领域，教育合作成效显著，“鲁班工坊”为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青年提供技能提升机会，一个制度更加完备、内涵更加丰富、发展更加创新的“上合教育大家庭”正在形成。
六、结语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加强和改善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正确选择。中国坚持以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全球治理合作，以务实合作助力全球治理进程。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增强全球发展动能，全球安全倡议聚焦国际社会长治久安，全球文明倡议着力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治理倡议则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四大全球倡议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维度，为破解“四大赤字”提出治本之策。
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全球治理赤字加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推进落实滞后，全球治理走到十字路口。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深刻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经验和实践逻辑，系统回答了全球治理“由谁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的命题。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紧密联系、相互衔接，凝结经验、引领方向。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进步一边，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多边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果更好惠及各国、造福全人类。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