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朱旭，西安交通大学亚欧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尹召翼，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全球治理倡议因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一重大命题，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为应对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提供了中国方案。在理论创新上，全球治理倡议以关系性本体论超越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实体本体论预设，以共同价值丰富并拓展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国全球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在践行机制上，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紧密联动，通过观念引领、制度创新和行动推进的系统性践行机制，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开辟出一条现实可行之路。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 全球治理倡议 原创性贡献 理论创新 践行机制
近几十年来，全球治理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地位持续上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推动这一发展进程的动因，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重要性的认知持续深化，另一方面则是层出不穷的各类治理难题不断冲击、解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面对“全球治理究竟将走向何方”的集体性焦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国际社会再度站到重温和平初心、反思治理困境的历史关口。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中国为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向国际社会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既回应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深层次困境，为国际社会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范式，又站在全人类高度观照人类文明发展与世界现代化整体进程，是人类身处百年变局之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作出的智慧抉择。
自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以来，学界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丰富内涵、逻辑缘起、理论价值、世界意义、践行机制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在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然而，现有研究在理论创新、践行机制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深化拓展的空间。一方面，现有研究多停留于政策文本的重复解读，对理论内涵的深层阐发明显不足；另一方面，践行机制的探讨亦较为薄弱，多维路径虽有所涉及，但其系统化、可操作的实施方案尚不成熟。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深入挖掘全球治理倡议的基本内涵、原创性贡献与践行机制，旨在打破概念阐释的重复循环，深化对全球治理倡议内在逻辑与现实功能的整体性研究，加强实践机制研究与批判性反思，从而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
一、全球治理：从体系困境到中国贡献
全球治理倡议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该理念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一方面系统阐释了全球治理的根本原则、实施方法与实践路径，另一方面跳出西方主导的传统全球治理理论框架，实现了治理范式层面更高阶的系统性革新。
1.全球治理体系的内生困境
现代全球治理的制度脉络起源于19世纪初，整体演化逻辑呈现清晰轨迹：治理空间从区域性“欧洲秩序”延伸为世界性“全球架构”，治理范畴从单一“安全规范”扩容为综合性“全球治理”。1815年拿破仑战争落幕，英、俄、奥等战胜国通过维也纳会议划定欧洲疆界，建立起以大国协调为基石的维也纳体系。该体系虽旨在依靠大国博弈平衡维系欧洲和平，却首创多边会议磋商解决国际安全冲突的模式；基于体系沉淀的一系列功能性治理准则，被后世全球治理机制继承发展，构成全球治理最早的制度雏形与实践样本。19世纪中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重塑全球经济与政治形态，人类活动范围持续扩张，生产工具、生产方式迎来根本性变革。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报联盟等一批早期专门性国际组织顺势诞生，治理议题不再局限于传统政治、安全领域，全球治理的覆盖边界与内涵得到极大拓展。
一战结束后，为规避战争悲剧重演，人类历史上首个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正式成立，其核心目标是推动国际协作、调解国际争端、保障全球和平安全，全球治理由此迈入全新实践阶段。作为首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性国际组织，国联以集体安全机制为支柱，倡导在全球范围内践行公平、民主、正义的价值准则，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与建构主义特质。但历史充分证明，国联“全体一致”的表决机制、无强制约束力的道义约束存在先天缺陷，无法有效制止侵略行为，最终走向解体，依托理想主义的治理模式彻底破产。
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为各国对话协商处理国际事务搭建了平台、确立了规则，全球治理掀开新的一页。相较国联，联合国超越了对传统安全问题的单一关注，不仅以明确的国际法形式禁止了侵略战争行为，而且确立了以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大国一致”原则为基础的治理架构，奠定了战后秩序的合法性与道德基础，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在联合国框架下，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及相关制度相继涌现，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总体轮廓初步显现。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全球治理体系步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催生出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乃至个人等全球治理的新兴主体，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为代表的新兴治理平台陆续建立，多元共治成为新趋势；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不再限于安全、金融、教育、卫生等传统领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数字治理、人工智能等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兴议题，推动全球治理议题全面覆盖现代社会运行各领域。
尽管全球治理实践带来的一系列福祉有目共睹，但21世纪以来，气候变化、全球数字鸿沟、地缘政治冲突与逆全球化浪潮交织叠加，百年变局持续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多重冲击和挑战。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时提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赤字”重要论断，生动概括并深刻揭示了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全球治理的核心困境。从治理赤字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个别大国动辄“退群毁约”“脱钩筑墙”，全球治理体系的权威性、代表性、有效性不足问题更加突出；从信任赤字看，个别霸权国家的单边霸凌与筑墙行为，严重侵蚀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基础，成为近年来大国互信急剧流失、多边主义遭遇严峻挑战的直接诱因。以经贸领域的限制性壁垒为例，据统计，仅2020年全球出台的限制或监管性外商投资政策措施占投资政策总数的比例就达到41%；从和平赤字看，全球武装冲突数量创二战以来新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单边制裁与霸凌行径严重冲击国际安全秩序；从发展赤字看，南北差距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持续拉大，发展失衡断层问题突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展严重滞后。在此背景下，治理失灵不再是偶发现象，而日益演化为长期趋势。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职能失效、权威消解，合法性不足与治理低效问题持续加剧。
“四大赤字”不断发酵，本质折射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短板：其一，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话语权严重缺位。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仍由西方国家掌握制度主导权，发达国家通过操控多边议程垄断国际规则制定，长期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整套制度架构固化西方中心的国际层级秩序，全球南方国家长期被动接受规则，难以参与规则共创，南北发展鸿沟不断拉大。其二，国际规则权威难以抗衡强权政治干扰。《联合国宪章》的国际法基本准则频繁遭到强权漠视，多边争端裁决的公信力、强制约束力持续弱化，国际规则沦为大国博弈工具，国际社会逐步陷入“强者肆意行事、弱者求助无门”的失序局面。其三，制度供给与现实治理需求严重错配，治理效能提升乏力。面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数字治理等高度依赖国际集体协作的议题，现有多边机制普遍存在决策流程冗长、多边协商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制度供给与现实治理需求的缺口持续拉大，造成全球治理同时存在公平性不足、实效性欠缺双重问题。这种结构性缺陷决定了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旧范式已无力适应现阶段全球治理的内在要求，范式革新已然成为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审慎思索人类生存发展的前途与命运，纠正历史不公、塑造国际公平正义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心声。
2.变革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倡议因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一重大命题，为应对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构建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层次清晰的全球治理架构体系。奉行主权平等在内涵上重申了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现代国际社会核心理念，保障了全球治理的公正性和合法性，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治理倡议的首要前提；遵守国际法治要求全面、充分、完整地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矫正了规则非中性的结构性失衡，是全球治理倡议落实的根本保障；践行多边主义作为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明确了践行和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基本路径；倡导以人为本要求一切从人出发，站在观照各国人民共同命运的历史高度审视国际社会重大议题，推进治理框架改革，明确了全球治理倡议的价值取向；注重行动导向的关键在于务实行动，确保全球治理理念的制度性转化，彰显了全球治理倡议的实践品格，是践行和推进全球治理倡议必须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
全球治理倡议并非孤立地提出，而是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逻辑贯通、相互支撑，是具有紧密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共同构筑了涵盖物质基础、和平环境、价值共识与制度保障的四大倡议体系，并围绕全球治理掀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范式革命。当下，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危机凸显、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四大倡议体系逻辑自洽、行动严密，实现了从问题导向到理论创新再到制度与范式的革新。就本质意义上说，全球治理倡议在核心定位上不仅是立足中国视角对全球治理困境的回应，系统回答了“由谁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等关键问题，而且是站在观照全人类前途命运的历史高度，对优化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的建设性探索；其实践路径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而是聚焦全球南方代表性严重不足、联合国权威性遭到侵蚀、全球治理有效性亟待提升三大短板，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守正创新”的范式革命，构建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系统框架。全球治理倡议以其对关系韧性、进程可持续性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坚守，为当代世界持续注入确定性与发展基因，开启并推动了从“资本中心”的西方旧治理范式向“迈向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治理范式的历史性跨越。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充分彰显了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性、进步性以及适应性，标志着当代全球治理正从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的旧范式迈向各国携手共进、协同治理的新的历史阶段。
二、全球治理倡议的理论创新
全球治理倡议在“守正”的基础上，推动了全球治理理论的范式革新，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共同体理论、文明观等做出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原创性贡献。全球治理倡议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仅推动全球治理理论进入新的阶段，也为全球治理实践提供了全方位指导。
1.以关系性本体论超越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实体本体论预设
全球治理倡议最重大、最核心的理论创新在于其在哲学层面以关系性本体论为全球治理新范式奠定哲学基础，超越了当代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实体本体论预设，在认识论、方法论等层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及其关于国际交往的基本观点。西方全球治理理论发端于实体本体论。这一哲学思想早期应用于西方经济与政治学理论，后被西方全球治理理论所吸纳，其突出特征在于将国家预设为边界清晰、利益自足的孤立单元，国家间关系被理解为外在的、偶然的、工具性的联结，国家基于自身利益与外界互动，全球治理过程本身被理所当然地曲解和矮化为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博弈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筑基于这一哲学立场上的全球治理架构面临多重挑战，难以有效应对包括全球利益两极分化、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结构性问题。
因应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层困境，通过对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全球治理倡议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从一种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叙事传统推进到了以“关系共生”和“主体间生成”为核心特征的当代全球治理场域，为从“虚幻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的过渡提供了一种基于“关系理性”的中间态实践哲学，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新时代全球治理实践筑牢了认识论根基。具体而言，在本体论上，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坚持多边主义与以人为本，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深刻批判，立足现实的、具体的人，在坚持“人的解放”的最终目标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关系性本体论的治理哲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从传统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独立的个人”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起点，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个人”虽然在形式上独立，实则却陷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抽象共同体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为冰冷的物的关系。面对当今全球化的高度复杂性和相互依存状态，全球治理倡议创造性地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批判性思想，在驳斥西方主流理论将国家简化为孤立原子和纯粹自利者的基础上，运用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从动态的关系建构视角审视国家间关系。在这一视域下，国家作为复合行为体，其真正范畴不仅限于领土内部的山川、人口等要素，还包括国与国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不是国际实体之间的外在的、偶然的工具性联结，而是范畴本身，是国家存在意义的重要来源，换言之，是国家实体得以构成的先在条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治理倡议强调超越对国家本身的关注，从持续性的互动、交往以及相互影响中认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及其性质。由此，全球治理倡议将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社会行为体从孤立、静止、斗争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转向了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在实践层面，基于这一逻辑，现阶段变革全球治理的出发点并非任何形式的以国家为原点构建起的个体理性或制度理性，也并非彻底抛弃国家拥抱“后民族国家时代”，而是国际交往关系的建构、维系和持续拓展。这一创新性观点将马克思主义对全球治理的当代理解拓展到关系治理的更高层面，为解决“治理赤字”提供了更具决定性意义的认识论依据。
在主体性上，全球治理倡议将对话、交往、合作、互鉴视为共同体生成的根本途径，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共同体理论关于全球治理实践路径的理论认识。全球治理倡议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的自由联合体”的最高目标的同时，面对的却是一个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截然不同的世界：不同文明、宗教、发展阶段和政治制度的国家并行存在，彼此嵌入、相互交融。面对这一现状，全球治理倡议创造性地从关系性本体论出发，继承并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大同”思想，以“同分生机、合开成就”为文明旨归，在打破非此即彼、精英治理的西方治理逻辑，为不同制度、不同文明的国家如何在同一个地球上共存提供了规范性的“关系伦理”的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类哲学”基础上，为当代全球〖JP+1〗治理注入了具有实质内涵的规范性力量，最终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在当代提供了全新的生成维度：对话、交往与协作。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共生、彼此互鉴”，其实质是在承认异质性因素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寻求在多元主体、异质性文明之间建立“视域融合”的开放型关系，在“关系”中培育共同体意识，在“治理”中积累共同体的制度资源，最终将各国、各民族间的交往从“同质化”的西方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摆脱以对立眼光看待发展与安全问题的理论窠臼，导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生逻辑。
在方法论上，全球治理倡议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于全球治理实践，构建了一套“系统协同”的治理辩证法。立足于关系性本体论的治理哲学，全球治理倡议并未局限于关注全球治理的某一领域、某一层次或某一主体，而是在实践中厘清并阐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的基本关系，并将四者有机整合进而统一于推进全球治理的总体进程中，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全球治理逻辑，针对性破解了西方全球治理理念在行动层面长期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总体关系中，四者是互为前提、相互嵌入的关系性整体。特别是，将“治理”本身作为单独议题纳入行动过程中，与发展、安全与文明议题完成有机融合，实质上实现了从问题导向到行动导向再到制度建构的逻辑升华。而正是基于这一科学的辩证法逻辑，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了“共同体理性”这一核心范畴，推动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逻辑及其方式的关注转向关系网络的整体优化与系统韧性的持续提升，并以制度为中心完成治理架构的可视化、秩序化以及规范化，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西方治理理论对个体理性与制度理性的关注。
2.以共同价值丰富并拓展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
全球治理倡议以“共同价值”丰富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命题，在新时代背景下为马克思主义与全球治理深度结合搭建了一座“价值共识”的桥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将阶级性视为价值观在阶级社会中的内禀属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革命性的本质彰显。然而，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恰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关键阶段，当时的国际矛盾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压迫与西方国家对非西方世界的殖民掠夺上，人类社会尚未面临今天意义上的“全球性生存危机”。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虽然明确提出了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但对于现阶段日益严峻的全球治理危机，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理论说明与实践指南。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仅仅从这一经典范式出发探寻应对当代全球治理深层次挑战的可行之路，客观上存在着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困难。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将“人类解放”的终极理想转化为当前全球治理阶段可操作的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全球性共识，就成为全球治理倡议实践所必须应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全球治理倡议以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将“共同价值”蕴含在五大核心理念之中，系统回答了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制度的行动主体如何通过价值共识实现合作的根本性问题。
第一，全球治理倡议在目标层面将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与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追求，即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解放辩证地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无产阶级被赋予了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传统的阶级分析框架难以解释“谁是无产阶级”这一经典命题。全球治理倡议不再将解放的主体限定为某一个特定的阶级，而是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置于更为广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中加以重新定位，将全人类都纳入解放的主体范畴之中。全球治理倡议的初心，是追求每个国家或个体的发展都不再以牺牲他者的发展为代价。因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实践中相互成就。全球治理倡议正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命题从抽象哲学思辨转化为具体的治理实践。
第二，全球治理倡议实现了“特殊价值”与“共同价值”的辩证统一，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统一的哲学观点进一步具体化、时代化。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全球事务由大家一起商量，治理体系由大家一起建设，治理成果由大家一起分享。面对全人类共同挑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当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化解分歧、解决问题。此时，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共同价值”并非旨在抹杀或遮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差异，掩盖寓于其中的不公正关系与国际剥削结构，而是一种辩证性思维的集中表达，其内涵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矛盾以及人类长远利益与暂时利益间矛盾作为两组动态交互的关系，存在着内部转化的可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可通过共同解决暂时性问题促成长远发展，进而为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矛盾以及更本质意义上的资本与人的矛盾创造条件。实践证明，这一新思路高度契合当代全球治理的现实语境以及迫切需求。
第三，全球治理倡议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传统语境下的“矛盾论”与“斗争哲学”，蕴含了一种全新的全球治理方法论，即以“共同性”引导“斗争性”的积极转化。这一思路要求正确认识“共同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强调“共同性”本身孕育着消解“斗争性”所必需的条件，从而应重视发掘“共同性”的能动作用。作为对这一原则的实践，全球治理倡议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社会本质矛盾的能动理解，并不否认资本逻辑、权力秩序以及霸权主义行径的客观存在，但强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不是简单的阵营对抗或推翻现有体系，而是应坚持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和多边主义，以“共同性”原则为指导，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提升“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在现有的联合国体系框架内进行结构性革新。很显然，这既是新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坚持，又以原创性贡献的形式全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创新实践。
基于对“共同价值”的认识、阐发和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成功地在马克思揭示的“阶级对立的现实”与“人类解放的理想”之间，探索出一条立足于当下、能够消解全球治理深层困境的现实路径。它一方面用共同价值凝聚全球治理共识，拓展并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实践逻辑，为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了深化合作的现实支点与可能；另一方面又依靠“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在保留马克思主义对体系失调与结构不公的批判锋芒的同时，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全球治理理论及实践的深度结合，开创了全球治理体系范式革新的广阔空间与实践前景。
3.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国全球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的重要法宝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与集大成者，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新境界。全球治理倡议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最新且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在聚焦当代全球治理的重大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并系统性地构建起中国全球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重大创新与独特贡献。具体而言，全球治理倡议并非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拼凑式嫁接”，而是扎根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开辟的理论生成空间，进行深度“化学反应”。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科学内涵与批判锋芒，奠定了中国全球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系统性”的理论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深厚的文明底蕴，使科学性、革命性、亲和性与包容性同频共振，彼此交融，扩展了中国全球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丰富内涵。
全球治理倡议倡导的五大核心理念，是充分挖掘并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内核，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话语彰显。其中，奉行主权平等发源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背景下西方全球殖民体系的批判，与主张“天下大同”“和合共生”的中华传统天下观相契合，二者结合促成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具象化，从根本上超越了形式平等，构成中国全球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主张；遵守国际法治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对国际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与“礼法合治”的中华传统智慧相济，从而为中国全球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与深厚的道义支撑；践行多边主义发端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联合思想，与中华文化中“和合共生”理念相融合，构成了中国全球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基石；倡导以人为本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与“民为邦本”的中华民本思想内在连通，塑造了中国全球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内核；注重行动导向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的本质与中华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是中国全球治理自主知识体系内在韧性的重要来源。
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理念作为逻辑主线，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构成“四位一体”的有机整体。通过“两个结合”，全球治理倡议赋予了“主权平等”“多边主义”等既有概念以新的内涵，同时贡献了“以人为本”“行动导向”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范畴与新表述。全球治理倡议以“和合”思想为基础，用“你和我”替代“你或我”，系统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突破了现实主义零和博弈的权力逻辑，引领全球治理话语逻辑的全方位转换，标志着中国全球治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从经验借鉴到理论原创的跨越。
三、全球治理倡议的践行机制
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来，也要回到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去。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为老问题寻找解决之道，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该倡议自提出以来，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紧密联动，以多边主义原则为核心，通过“观念引领、制度创新和行动推进”的系统性践行机制，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开辟出一条真正的可行之路。
首先，以观念引领为实践导向，凝聚完善全球治理的广泛共识。通过叙事体系构建、理念阐释、愿景展示，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拓展共同利益基础，凝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共识，为全球治理倡议真正转化为实践持续夯筑“柔性”之基。在议程设置上，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紧扣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重要历史性节点，以深化联合国体制机制改革、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以及促进战后秩序的持续完善为叙事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并以联合国体制机制改革议程为现实依托，将叙事话语与理念愿景嵌入联合国实践议程中，推动并有效实现了议程设置的共识化、常态化与全球化，为新型叙事与理念愿景走进各国、深入人心创造了多方位有利条件。
在此基础上，全球治理倡议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博鳌亚洲论坛等在实践中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多边平台，通过“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等弹性机制扩展共识基础、凝聚支持力量，着力推动关键议程的“概念化”，将复杂分散的治理诉求聚合并转化为系统协调、逻辑清晰的五大理念，并进一步将抽象的改革愿景上升为可供全球各国讨论、理解、建议与执行的政策语言，完成了历史性的“全球共识动员”，为各国协同推进和深化治理提供了开放、动态的概念框架。自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以来，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众多国际多边机制与平台纷纷对其表示欢迎。特别是，联合国在过去几年间着力推动的效率提升、任务审查以及结构重组三大核心任务，与全球治理倡议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为联合国改革议程与中国治理倡议的深度对接敞开了大门。此举充分表明，全球治理倡议具有广阔的实践前景，具有推进和深化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内在潜力。
其次，以制度创新为依托，推动构建协调、完善的规则体系，为全球治理倡议的践行提供规范性支撑。一方面，全球治理倡议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行国际多边机制的制度原则与经验。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在公开外事场合阐明中国对于现行多边机制的基本立场，强调“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因此，改革和完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逻辑并非将一切旧制度“排除在外”或“推倒重来”，而是立足“守正创新”的辩证思维，通过破除体制机制的深层次弊病，促进制度架构的适应性转化，提升其应对复杂治理难题的实际效能，使之成为“制度创新”的现实支点与逻辑起点。因此，对于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在内的，在全球治理架构中发挥不可或缺的支柱性作用的多边机制与平台，全球治理倡议在重视和尊重其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地位、角色与经验的同时，通过对接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利用南南合作平台，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让多边主义成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机制。当前，中国推进联合国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与世界银行股权审议、加快全球南方话语权建设等举措正是这一过程的深刻彰显。
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国积极支持按照商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开展世界银行股权审议，同时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在现行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架构更加公正合理。另一方面，构建“去中心化”的新的行动框架。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关键在于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倡议汲取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验与智慧，立足全球治理的现有成就，针对现阶段全球治理困境，积极创设新的平台与规则框架，推进“柔性治理”，促成渐进化的全球治理体系革新进程。2012年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一系列具有创造性意义的全球治理机制：在经济领域，立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总体框架，通过新型多边融资与协调管理机构，重塑了全球投资与增长格局，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以国际调解院为代表的对话机制为国际争端解决提供了调解优先的新范式，将安全治理理念落到实处；在新兴技术领域，中国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连续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此外，中国还在积极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设于厦门，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国力量。这些覆盖传统安全、新兴技术、金融治理、海洋治理等多领域的制度创新举措，初步构建起一个多层次、宽领域的全球治理制度创新矩阵，为全球治理体系从“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向“多元共治”的网络结构转型提供了丰富的制度载体与实践经验。
最后，立足行动导向，在实践层面构筑多层次、立体化的推进格局。其一，区域组织引领与示范是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中心路径。在已有且相对成熟的多边区域组织中，上合组织堪称区域合作的典范。在“上海精神”的指引下，上合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力量。上合组织成员国聚焦发展与安全两个重点领域，坚持共商共建共享，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产能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举措，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其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核心议题，是将倡议精神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核心抓手。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与现行全球治理架构持续失灵的背景下，核心热点议题的持续涌现，为新型治理范式嵌入治理进程、在与旧范式的交替中重塑议程并释放变革效能，提供了关键性的窗口期。通过重申和平合作的基本理念，维护联合国等多边机制的国际权威，推进包括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在内的地缘政治矛盾的和平解决，持续践行主权平等、国际法治、以人为本的倡议精神，全球治理实践在推动新型全球治理理念真正落到实处的同时，也在此过程中逐渐构筑起新型全球治理范式的“四梁八柱”。其三，紧扣发展议题、推进发展议程是践行和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长期主线。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与模式之所以无力应对复杂挑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难以实现普惠、均衡的发展。全球治理倡议通过申明和凝聚全人类共同发展利益，关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力求解构发展利益与增长福祉长期两极分化的全球旧格局，打破抑制增长和创新活力的不公平的传统东西方关系结构，在此基础上推动构建“去中心化”、普惠、均衡的全球新发展格局，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为全球经济发展与福祉增长注入强劲动力的同时，为全球治理核心矛盾的解决不断创造条件。
2026年6月，中国政府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明确了新时代“行动推进”的重点领域与方向。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中国将进一步聚焦四方面重点工作：重振开放的区域主义、加强新兴领域治理、强化治理平台建设、凝聚全球治理共识。可以看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从宏伟蓝图不断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实景图，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合力谱写的“协奏曲”。
“观念引领、制度创新、行动推进”是当前国际背景下全球治理倡议真正落地并展现治理效能的核心策略。三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递进关系，而是相互支撑、彼此强化的有机整体：观念引领为制度创新和行动推进提供价值坐标与共识基础，制度创新为观念引领和行动推进提供规范性支撑与机制保障，行动推进则为观念引领和制度创新提供实践检验与经验反馈。这一策略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解决全球治理的现实矛盾，而且在于全面构建起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础的新型多元共治网络。一直以来，由西方国家单方面主导的传统全球治理体系本质上内嵌着“中心—边缘”的强制性等级结构，发达国家居于权力体系中心，是全球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广大发展中国家却被先验性地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作为治理进程的“客体”存在。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守正创新，其本身并不排斥战后秩序和多边规则体系，而是强调在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架构的基础上，顺应国际力量格局演进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必然方向。
观念引领、制度创新、行动推进三者层层递进，这套实践路径旨在回应各类全球性挑战：打破零和博弈的旧式互动逻辑，弥合民主赤字，消解绝对化权力中心，推动治理模式从单向管控转向多方协同，重塑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搭建去中心化、富有韧性的治理关系架构，推动全球治理真正脱虚入实。从这一维度看，多元共治网络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人类长远发展提供全新的组织运行逻辑。这套治理逻辑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亦是通往人类大同社会的可行路径：依靠多元主体协作释放治理效能，依托共治互动重构国际关系网络、凝聚价值共识，凭借网络化治理架构赋予全球治理体系前所未有的韧性与活力，最终摒弃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丛林法则”，引领世界走向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种动态演进、循环完善的过程中，全球治理倡议持续丰富深化，彰显出愈发强劲的生命力与国际感召力。
四、结语
当前各类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传统全球治理体系与机制，已然无法适配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守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在坚守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多边主义原则等正确价值与历史经验的前提下，以关系性本体论夯实理论根基，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生成为主线脉络，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系统统筹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维度，搭建起以观念引领、制度创新、行动推进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实践机制。全球治理倡议兼具严谨的理论内核与厚重的文明根基，将关系治理的哲学思辨落地为可实践的关系性全球治理行动方案，助推共商共建共享导向下多元共治网络逐步成型，开辟全球治理范式转型革新路径，是21世纪引领世界破解治理赤字、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指引。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加快了国际社会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祛魅，推动了全球治理认识论发生深层次变革。该倡议引导各国在主权边界与全球共性、单向管控与协同共治、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动态平衡中，探索全球治理的全新形态，标志着全球治理理论正式摆脱西方传统范式垄断，迈入自主建构中国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全新阶段。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