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治理倡议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根基，系统回应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形成了从问题剖析到实践推进的完整逻辑闭环。在理论上，突破西方资本主导的治理逻辑，构建以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发展型多边主义等为核心的全球治理范式，将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融入治理实践，为国际关系理论注入新内涵。在实践上，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协同合作，在数字治理、绿色转型、粮食安全等关键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从“行动导向”到“民生效能”的转化。在文明维度上，倡导“共生性文明”，打破西方对抗性叙事，推动文明平等对话，拓展多元现代化发展路径，推动人类社会向“自由王国”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关键词：全球治理倡议；唯物史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价值
原文出处：郑丽平. 全球治理倡议的文明价值与实践效能——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析 [J]. 毛泽东研究，2026，72(3)：14-24
郑丽平，女，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200092）。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深刻重塑全球要素配置逻辑，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持续改变国际力量对比。然而，二战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仍沿袭“中心—边缘”结构与“西方主导”叙事，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交织加剧。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理论工具，深刻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当全球层面的生产力已发生深刻变革，建立在其上的治理体系未能同步适应时，改革便成为历史必然。面对这一时代课题，习近平于2025年9月1日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系统阐述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的五大理念。该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后，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旨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包容、公正、有效的方向改革。该倡议不仅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系统性中国方案，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治理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理论创新，对科学把握治理变革规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全球治理困境的唯物史观审思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需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当生产关系滞后于生产力发展时，便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逻辑。“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在全球层面，生产力的发展集中体现为全球经济格局的动态调整，而全球治理体系本质上是全球生产关系的制度化呈现，承担着协调全球资源分配、规范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功能。当前，以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实力跃升为标志的全球生产力变革，已打破二战后形成的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平衡；但全球治理体系仍延续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权力结构，其在安理会席位分配、国际经济机构话语权配置等方面的“生产关系”设置与全球南方国家生产力提升带来的利益诉求不相匹配。这种全球“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错配，正是全球治理陷入“代表性赤字”“效能不足”等困境的深层根源，也决定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必须以生产力发展现实为依据，重构治理规则与权力结构。
(一)生产力全球化与生产关系桎梏的冲突：从“中心—边缘固化”到“全球要素流动失序”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全球生产力发展进入一个质变的新阶段。这一变革的核心特征，体现为生产要素的配置逻辑发生了根本性重构。传统工业时代依赖于资本、劳动力与土地等有形要素的线性积累与地理集中，而在数字经济范式下，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其非竞争性、可复制性和即时流动性，突破了传统有形要素的稀缺性约束与地理限制。“跨国资本毫秒级配置”“数据要素全域流动”以及“产业链去中心化交织”已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现实基底。在此背景下，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呈指数级增长，数字经济正演进为拉动全球增长的核心引擎。
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在于，发展中国家凭借其在市场规模、数据资源与应用场景等方面的后发优势，在全球数字产业链与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和地位显著攀升，甚至在某些技术应用层面实现了对发达经济体的“弯道超车”。这些事实表明，当前全球生产力格局已不再局限于由少数国家主导创新、其他国家被动承接的传统依附模式，而是进入了生产要素全球多向流动、创新活动多点迸发、各国发展利益深度互联的阶段。生产力本身的全球化、数字化与网络化特征，内在要求更加开放、包容、敏捷的全球协同治理模式。
然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仍深嵌于二战以后西方主导的制度框架内，与新生产力现实严重脱节。这一结构性矛盾在国际金融治理领域尤为突出。现行国际金融治理架构的核心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其决策权分配机制滞后于过去数十年间全球经济实力的对比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已大幅提升，但其在这些机构中的话语权却未能得到相应体现。其实质是西方国家有意延续“中心—边缘”结构，通过制度设计优先保障资本利益，将调整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形成旧生产关系对新兴生产力的制度性束缚。这种“权责失衡”导致全球公共产品（如危机救助、流动性支持）的供给，内嵌着一种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现实需求相悖的分配逻辑与条件性。这种“制度供给滞后”不仅体现在金融领域，也在数字治理、贸易规则等方面制造摩擦，成为加剧全球发展失衡、阻碍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原因。
上述矛盾正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在当代的集中体现。全球生产力的数字化、网络化飞跃，已构建起各国命运与共的重要基础，但建基于其上的治理上层建筑却仍为旧有权力结构所固化，无法有效回应新的发展需求，反而成为生产力释放的桎梏。全球治理倡议正是基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科学洞察，致力于打破制度性壁垒，推动建立更加公平、有效的国际规则与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国际力量格局变迁与上层建筑滞后：从治理“主体代表性失衡”到“权责结构性错配”
习近平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全球生产力格局的历史性变迁。近30年来，这些国家不仅全球经济总量逐渐占据半壁江山，更在科技创新、产业链重构等新型生产力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从唯物史观视角审视，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本质上是全球生产力体系结构性变革的集中体现，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驱动下全球经济和战略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必然产物，标志着全球生产力体系正从以少数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垄断式”结构，向更加多极化、网络化的新结构演进。这种结构性变革是理解当前一切全球治理体系矛盾、国际力量格局重组和文明对话新态势的总根据。
然而，作为全球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治理体系，却明显滞后于这一生产力变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统计，七国集团（G7）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由2000年的43.28%下降到29.64%，金砖国家由21.37%上升到35.43%；世界银行曾预测，2024年中国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占比65.87%，美国、欧元区、发达经济体占比为29.77%。可见，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和秩序的关键变量，但其在关键多边机构中的话语权仍与其贡献度不匹配。这种治理权责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脱节的现象，正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典型表现。
具体而言，这种脱节突出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在联合国安理会，非洲54个国家占3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且从未拥有过常任理事国席位，这种制度设计明显滞后于非洲大陆在全球生产力体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其二，在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中，全球南方国家的高级管理层占比不足30%，在“数字贸易标准制定”等新兴生产力规则制定过程中面临“被咨询而不被决策”的困境。其三，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权分配仍维持着20世纪的生产力格局，未能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实际贡献。当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其生产力贡献明显不匹配时，旧的上层建筑便难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导致全球治理陷入“执行效率低下、信任赤字加剧”的困境。全球治理倡议正是着眼于解决这一矛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
(三)文明多样性诉求与意识形态霸权：从表象“价值冲突”到深层“文明叙事垄断”
唯物史观认为，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其多样性特征本质上是不同地域和民族基于特定生产力水平，形成各自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必然结果。每一种文明形态都反映着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不存在超历史的、绝对的文明优越性。然而，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建构，却将源于西欧特定历史路径的文明模式包装成具有“普世性”的终极样板，并通过“历史终结论”“文明等级论”等叙事机制，试图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纳入单一化、同质化的发展轨道。虽然这一做法在哲学本质上是“特殊的普遍化”，即把特定阶级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包装成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但其却遮蔽了文明发展的历史性与辩证性。
“文明叙事垄断”并非偶然的文化现象或单纯的话语表述，而是资本全球扩张进程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必然反映。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不断突破民族国家边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积累与循环，它必然要求建构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霸权体系，以规范、解释并合法化其全球统治秩序。其中，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所推崇的“普世价值”，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着关键建构者的角色。它将资本的利益诉求转化为看似中立、先进的文明标准，从而系统性地否定、排斥那些建立在不同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文明形态及其现代化路径，企图为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扫清文化和制度层面的障碍。
在全球治理实践中，这种叙事垄断表现为多方面的运作机制。在政治层面，西方将“民主”“人权”等复杂政治概念工具化、形式化，将其窄化为多党竞争选举与个体权利绝对优先，并以此作为评判他国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唯一标准，这在本质上掩盖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特殊性。在科技层面，其以“国家安全”“技术伦理”为名构建排他性技术联盟与创新壁垒，反映出资本操控的科学技术从其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本质中异化出来，沦为垄断资本维系竞争优势、实施结构性压迫的工具。在文化层面，由跨国资本主导的全球文化工业体系，大批量生产承载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文化商品，通过塑造人们的欲望、审美和生活方式，使其在观念上和行动上自愿认同并融入资本主导的全球秩序。
因此，“文明叙事垄断”实质上是国际垄断资本用于巩固全球统治的一套精妙话语权术，其核心是为资本秩序披上“文明”与“普世”的合法性外衣。它试图通过掌控文明解释权、价值定义权和历史叙事权，将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文明模式塑造为人类文明的唯一未来。当前，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的文明隔阂与价值对立，从根本上反映了由生产力全球化所推动的文明多样性现实，与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霸权之间的深刻矛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在文明维度上的变革，关键在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所构筑的叙事垄断，还原文明发展的历史真相，并在充分尊重差异、倡导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构建真正具有包容性与公正性的文明交流新秩序。这一努力不仅是对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依循，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与可行路径。
二、全球治理倡议的理论创新
全球治理倡议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路径，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系统方案。这一倡议根植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构成有机整体。习近平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全球治理倡议正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制度性保障，着力对滞后于生产力发展的国际规则、机构与范式进行结构性调整与革新，旨在推动全球治理上层建筑适应并促进全球生产力发展与文明进步。
(一)主权平等的内涵拓展：从形式平等到形式与实质并重
主权平等是国际法的基石，也是唯物史观关于国家理论的核心要义。主权国家本质上是特定生产关系的现实承载主体，主权平等的实质是国际社会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制度形态的生产关系主体独立性与合法性的相互承认。基于这一理论立场，全球治理倡议对主权平等理念进行了重要深化与拓展。这是基于对全球生产力格局多极化、生产关系复杂化历史趋势的深刻把握，致力于将传统上侧重于法律程序与外部尊重的“形式平等”，系统性地推进为“形式平等、实质赋能与历史纠偏”三位一体的综合性架构。可以说，这种理论拓展，本质上是推动全球上层建筑主动适应生产力全球化与多元化发展的自觉调整，其根本目标在于克服旧有治理体系中，因生产关系僵化而对生产力可持续发展形成的制度性约束。
全球治理倡议所构建的主权平等三维框架具有系统的理论内涵。具体来讲，一是在“形式平等”层面，坚持国际法主体资格的无差别原则，主张各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与决策程序中享有平等参与权和代表权，这构成了不同生产关系主体间实现良性互动的基本制度前提。二是在“实质赋能”层面，直面不同国家因历史积累、发展水平差异所导致的实际能力不平衡问题，强调通过能力建设、技术转移与发展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有效行使主权、参与全球治理的内生动力。这种政治权利依赖于必要的物质条件支撑，二者内在统一于社会存在的决定性作用之中。三是在“历史纠偏”层面，秉持历史正义原则，直面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遗留的结构性不公问题，主张在国际规则与治理实践中纳入矫正历史不公的视角，以防“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在新领域复现，体现了历史辩证法对发展过程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这种多维度的主权平等观，既丰富了国际法原则，更将“国家作为能动历史主体”的唯物史观命题具体化为治理实践，为构建公正包容的全球生产关系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
(二)全球治理的范式革新：从资本主导迈向人民中心
西方霸权治理逻辑的核心是资本优先，即将全球治理视为资本全球扩张的工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种“世界性”本质上是资本逐利的结果。当代西方治理体系仍延续这一逻辑，在经济领域集中表现为其规则设计优先保障西方金融资本的利益。当面临系统性危机时，西方国家所采取的对策通常是将其成本通过不对称的货币与金融结构向边缘国家进行转移，致使后者的经济发展成果与外汇购买力遭受系统性侵蚀。
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主张遵守国际法治，推进公正有序的全球治理。这一理论创新本质上将“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发展”的核心逻辑转化为全球治理的实践原则，从根本上超越西方“资本主导”“零和博弈”的治理逻辑。具体来说，全球治理倡议在理论层面构建起三大原则：一是“治理为了人民”，主张将减贫、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民生议题而非西方关注的“地缘政治博弈”作为治理重点；二是“治理依靠人民”，主张尊重各国人民的发展选择权，不强制推行单一发展模式；三是“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过“共商共建共享”让发展红利惠及全球。全球治理观倡导治理成果由大家一起分享，让各国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实现了从“资本优先”向“人民优先”的逻辑转变。这种逻辑超越不仅是对西方治理范式的突破，而是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全球治理的共同目标。
(三)国际法治的机制创新：从“技术性恪守”迈向“价值性共建”
法律是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国际法治体系必须随全球生产关系的演变而动态发展。习近平指出：“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没有只适用他人、不适用自己的法律，也没有只适用自己、不适用他人的法律。适用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全球治理倡议正是基于这一立场，突破西方主导的“静态规则观”，致力于构建“动态适配与共同书写”的国际法治新范式。
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实现了从单纯强调规则遵守到注重规则合理性与包容性的根本转变。这一创新解构了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范式，不再将国际法视为一套静态的、由少数国家主导制定的规则体系，而是将其理解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由各国共同参与建构的规范性进程。这种理论创新具有三重内涵：其一，在国际法的合法性基础上，突破了传统的形式合法性观念，强调国际规则的实质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广泛参与和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其二，在国际法的功能定位上，超越了将国际法简单视为国家间“共同约束”的狭隘理解，将其提升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工具；其三，在国际法的演进逻辑上，摒弃了国际法发展的线性进化论，强调国际法必须与多元文明的价值诉求和全球生产关系的变革保持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这一理论创新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推动国际法治从形式平等向实质正义的历史性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
(四)多边主义的形态革新：从“协商合作”到“发展型多边主义”
立足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深刻洞察，全球治理倡议创造性提出“发展型多边主义”新形态。这一理论创新根植于对全球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深刻认识，是对传统“俱乐部式”多边主义的根本超越。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具有排他性的“俱乐部式”多边主义，已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需求。“发展型多边主义”正是对这一历史性变革的积极回应，它将促进各国生产力共同提升和民生持续改善作为核心目标，推动多边合作从表层的政策协调走向深层的发展能力建设，体现了全球治理体系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必然要求。
“发展型多边主义”的理论内涵具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在发展导向上，坚持以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合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实质性发展议题置于多边议程的核心位置；二是在参与机制上，强调各国平等参与和共同决策，注重发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三是在实践路径上，倡导共商共建共享，通过项目化、机制化的务实合作，确保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参与方。这一新型多边主义范式突破了传统多边主义聚焦于政治宣言和短期议题的局限，实现了向可持续发展导向的深刻转变。从理论价值来看，它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指标，更注重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致力于通过系统性合作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了多边主义从“工具性合作”到“发展性共建”的范式跃升，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
三、全球治理倡议的实践效能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全球治理倡议的实践效能不仅体现在具体领域的成果转化，更重要的是其推动全球治理的实际效能，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该倡议将“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在数字治理、绿色转型、粮食安全等关键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充分验证了其理论逻辑的现实可行性，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范例。
(一)数字治理场景的效能转化：从“技术应用”到“民生可及性提升”
数字经济作为新生产力的核心形态，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各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全球治理倡议突出“技术普惠”的目标，推动数字技术从资本逐利工具转化为改善民生手段，在实践中形成“数字治理民生化”的效能转化路径。这一路径深刻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发展成果应当惠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立场。
第一，全球治理倡议突破了西方技术垄断的范式，构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治理新理念。这一理念深刻反映了唯物史观关于技术发展必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数字技术不再是资本增殖的工具，而是成为促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手段，通过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这种转变标志着数字治理从技术本位向人民本位的根本性转变，是对西方数字资本主义逻辑的超越。
第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立了多层次、宽领域的数字治理合作框架。在区域合作机制下，数字治理的实践呈现出系统性、整体性特征。通过共建人工智能合作平台，成员国围绕医疗、教育、农业等民生关键领域开展深度协作。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地区，建立远程医疗系统，有效对接优质医疗资源与基层需求，显著提升了医疗服务可及性；在农业生产领域，智能农业平台的推广整合了种植技术、气象数据与市场信息，助力农民实现精准生产、增收致富。这些实践让技术服务于人的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惠及民生的工具。
第三，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立了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数字治理规则。针对数字鸿沟这一全球性挑战，主张建立包容性数字治理体系，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参与数字全球化进程。通过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基础设施合作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数字治理水平，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秩序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中国企业与非洲国家在通信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显著提升了当地的数字接入能力，是“发展型多边主义”和“生态—经济协同”理念的生动体现。截至2021年底，中国助力非洲建设了50%以上无线站点及高速移动宽带网络，累计铺设超过20万公里光纤，服务超过9亿非洲人民。
(二)绿色转型领域的效能落地：从“项目实施”到“生态—经济协同增效”
全球绿色转型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绿色变革的必然要求。在此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超出其发展阶段的减排要求，却未能履行自身的历史责任和资金承诺，试图通过环保议题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全球治理倡议致力于“生态—经济协同”，引导绿色项目从仅关注减排，转向追求生态、经济与民生改善的“三位一体”综合成效。这一路径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第一，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全球治理倡议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全球绿色治理的实践指南，推动各国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立了多边合作的绿色转型机制。以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的“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合作计划”为例，该项目不仅着眼于清洁能源供应与碳减排，更注重与当地产业发展和就业促进协同推进。通过推动设备生产本土化与运营本地化，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新能源产业集群。这种协同增效的实践表明，绿色转型是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第三，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立了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减排承诺，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通过建立绿色技术转让机制、气候资金支持机制等制度安排，确保发展中国家在绿色转型过程中不掉队。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全球治理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为构建更加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秩序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粮食安全领域的效能突破：从“技术援助”到“自主保障能力建构”
马克思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粮食安全作为“人的生存权”的核心，其保障程度直接关系到各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基础。全球治理倡议正是基于唯物史观关于内因决定论的论断，聚焦“受援国粮食自主保障能力建构”，实现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的效能突破。
第一，全球治理倡议突破了传统的粮食援助模式，构建了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粮食安全新范式。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中国提出实施“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等，同各国交流农业技术和经验，共同维护世界粮食安全，推动国际社会从短期救济转向长期能力建设。通过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培养、产业链构建等多管齐下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自主、可控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第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立了“技术+人才+产业链”三位一体的粮食安全合作模式。以中非农业合作为例，通过共建农业合作示范园区，构建了从技术研发到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支持体系。在坦桑尼亚，通过推广杂交水稻技术和节水灌溉技术，使当地水稻亩产实现翻番；通过培养本土农业技术人才，确保技术能够落地生根；通过建立完整的种业供应链，实现杂交水稻种子的本土化供给。这种系统化的合作模式，不仅使受援国解决了当下的粮食短缺问题，更重要的是，帮助其建立了可持续的粮食生产体系。截至2023年底，中国已在非洲建成2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了玉米密植、蔬菜栽培、木薯快速繁育等300多项先进农业技术，惠及100多万非洲小农户。
第三，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立了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粮食治理秩序。中国坚决反对将粮食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的做法，主张建立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全球粮食市场。倡议通过推动国际粮农治理体系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粮食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全球粮食治理规则更加公平合理。同时，倡议致力于推动建立粮食安全早期预警机制和应急响应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粮食危机的能力。
四、全球治理倡议的文明意蕴
全球治理倡议的深层价值，在于对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深刻把握与文明进步方向的积极引领，由此推动文明形态从对抗到共生、现代化道路从单一到多元、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性转变。这本质上是对全球范围内经济基础变革的能动反映。这一进程不仅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更彰显了社会主义文明观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
(一)文明形态的转型：从对抗性文明到共生性文明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对抗性文明”日益暴露出其内在局限性，即以零和博弈、霸权竞争为基本特征的文明形态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共生性文明”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全球生产力格局的变迁必然要求上层建筑层面的文明观念随之革新。全球治理倡议所推动的文明转型，正是对这一历史必然的自觉把握与主动引领。
文明无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我们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以文明交流、互鉴、共存超越文明隔阂、冲突、傲慢，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全球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上的旧有文明观必然被更加平等、包容的新型文明观所取代。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一种“共生性文明”，这是一种以“和而不同、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文明观，强调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同时实现互鉴共进，在承认特殊性的基础上追求价值共识。在全球治理实践中，这一转型主张所有文明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这实质上是对文明等级论的摒弃。它通过建立对话机制、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等具体实践，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文明基础。
(二)现代化道路的拓展：多元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
全球治理倡议在现代化理论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其核心在于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现代化叙事，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习近平指出：“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全球治理倡议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式，承认各国基于自身国情、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进行创造性实践的正当性。这一理论创新既尊重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充分肯定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多元现代化理论转化为对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尊重和支持。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社会发展归根结底要靠本国人民根据本国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外部力量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在具体实践中，一方面，要坚决反对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他国，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机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平等参与全球发展的机会。如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充分尊重各国发展优先事项，既帮助完善基础设施，又注重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目的是使合作伙伴能够真正提升自主发展能力。这种实践模式证明，全球治理倡议不是要输出发展模式，而是要通过平等合作帮助各国找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三)人类解放的推进：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跨越
全球治理倡议最深层的文明意蕴体现在其对人类解放事业的不懈追求上。习近平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唯物史观视角看，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进程，而全球治理倡议正是通过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这一历史性跨越创造有利条件。
马克思指出：“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全球治理倡议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和治理实践，致力于消除阻碍人类发展的各种束缚，正是对这一理论目标的当代实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的解放已成为一个全球性课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全球治理倡议特别关注数字鸿沟、技术垄断、发展不平衡等新型全球性挑战，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通过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体系，才能为每个人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全球环境。
全球治理倡议的探索不仅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更是对人类文明进步道路的创新。习近平强调，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这深刻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的解放和文明进步已紧密相连。只有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消除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各种障碍，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全球治理倡议既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又立足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特征新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在当代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