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刘培东，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全球南方精神蕴含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全球南方”国家推进现代化的精神指引。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凝练全球南方精神既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有可能性和现实性。践行全球南方精神是增强“全球南方”凝聚力和行动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与加快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事业的迫切需要。联合自强的历史记忆、群体性崛起的现实基础、团结协作的精神传承与中国发展的积极赋能有力促进了全球南方精神的生成发展。这一精神包含独立自主、平等互尊、发展振兴、公道正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等核心要义，其实质是以共同历史记忆为纽带、以联合自强为内核、以发展振兴为目标的规范性力量。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始终是践行全球南方精神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中国致力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凝聚“全球南方”合作共识和力量，拉紧“全球南方”利益融合纽带，提升“全球南方”话语权和代表性，打造“全球南方”务实合作的多边平台，筑牢“全球南方”和合共生的文明根基，以实际行动为践行全球南方精神贡献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全球南方精神/ 百年大变局/ “全球南方”发展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原文出处：《国际问题研究》(京)2025年第4期 第1-21页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整体低迷，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全球南方”逐渐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参与者转变为重要塑造者。同时，伴随国际力量对比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横行，全球性问题此起彼伏，“全球南方”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全球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面对“全球南方”内部差异引发的矛盾冲突和外部势力的分化挑拨，总结和凝练全球南方精神，凝聚“全球南方”发展的共识与力量，对于拉紧“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纽带、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凝练全球南方精神正当其时
精神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和能动反映，也是推动社会实践向前发展的强大力量。全球南方精神蕴含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价值追求，是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振兴和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精神指引。在“全球南方”快速崛起但美西方国家仍占国际格局主要地位的新的动荡变革期，凝练全球南方精神既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有可能性与现实性。一方面，“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②，凝练全球南方精神具有扎实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③，伟大精神是激励事业前行的强大动力。
(一)凝练全球南方精神的必要性
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深受认知、理念、价值取向等精神因素的影响。科学的认知、坚定的信念、积极的价值取向，能够激发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转化。全球南方精神是塑造“全球南方”国际形象和道义声誉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唤醒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历史记忆与共享未来的情感联结，有利于增进彼此的信任和依赖关系，降低集体行动成本并增强协同发展效能。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凝练和践行全球南方精神是加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增强“全球南方”凝聚力和集体行动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必然选择。
第一，全球南方精神是“全球南方”国家增强集体凝聚力和行动力的价值纽带。共同认知是共同体存在的根本特征，也是增强集体行动有效性的重要来源。“任何社会制度都依赖共同性，并且实际上通过其所利用、组织和创造的共同性而得到规定。”④“全球南方”是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合体，政治体制多样，发展阶段各异，文化传统不同，发展战略也不尽相同。这种成员数量规模大且异质性突出的超大群体，如果缺乏稳定的群体共识，利益协调的复杂性与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可能放大成员合作惰性，使群体合作陷于集体行动困境。尤其是随着大国博弈加剧，外部势力频繁介入低凝聚力群体，制造各种异己形象，通过冲突性话语叙事与“伪多边主义”拉拢分化变革力量。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基于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大肆渲染所谓“全球东方”“中国冲击”“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等话语陷阱，⑤构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印太经济框架”等机制，企图弱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天然联系，造成“全球南方”的思想混乱与阵营分化。究其本质，这种无限放大多样性引发的“异已性不是既定的，而是被制造出的”⑥。在资本全球化制造的“差异政治”时代，面对“全球南方”内部多样性和差异性，凝练和践行全球南方精神，有助于把团结协作的历史基因外化为群体合作的自觉行为，为高度异质化群体架起通往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桥梁。
第二，全球南方精神是“全球南方”国家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撑。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列强通过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等系统性剥削机制，将南方国家纳入不公正不合理的依附性国际体系。二战后，经过艰难奋战取得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并未给“全球南方”带来公道正义，新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仍是束缚“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沉重枷锁。“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凭借强权来直接进行统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以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⑦一些西方国家重拾旧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控制、干涉、掠夺发展中国家，不断压制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发展空间，强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外部压力。具体来说，西方国家掌控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通过生产依附、技术依附、进口依附和出口控制等手段垄断高附加值环节，将南方国家锁定在中低端制造业。在南方国家内部，殖民时期的边界划分、经济结构和制度残留短期难以消除，国家间领土争端、族群冲突等问题深刻影响着南方国家的发展振兴。回望历史，旧殖民主义时期备受压迫的历史构成了全球南方精神觉醒的底层驱动，反抗殖民压迫的斗争精神也是“全球南方”国家从依附发展到快速崛起的精神动力。面对后殖民主义给“全球南方”发展带来的结构性束缚，践行全球南方精神是打破依附性发展的关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也需要以共同精神塑造集体身份、支撑集体行动。
第三，全球南方精神是“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的精神指引。全球化深入发展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历史机遇，“全球南方”国家也是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变革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与国际权力结构变动，全球性问题加剧、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大国战略博弈升级等呈现长期化态势，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性突出。但是，部分西方国家仍然抱持阵营对立的冷战思维，固守意识形态对抗和地缘政治竞争逻辑，拒绝赋予发展中国家相应的权力地位，现行治理体系的民主赤字、效能赤字、合法性赤字不断加重。当前，西方主导的多边机制的非中性局限愈加明显，全球治理的合法性遭受严重侵蚀。无论是机制合法性赤字导致不同领域的决策瘫痪，还是规则公平性缺失带来的隐性霸权与双重标准，或是理念包容性不足引发的公共产品私有化问题，多元行为体共同参与都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基础和关键。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和美国“退出主义”盛行的当下，借助全球南方精神凝聚南方国家治理共识，激发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全球治理变革方向，是构建包容性国际秩序的历史必然。伴随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增强，只有将全球南方精神的核心要义内化为全球治理的价值遵循，才能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生态，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第四，全球南方精神是中国携手“全球南方”国家推进现代化事业的战略需要。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南方”追求发展振兴的集体诉求具有内在价值共鸣，中国与南方国家在发展融资、气候治理、脱贫减贫等多领域的务实合作也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面对美西方国家的遏制打压，如果依靠基于单纯物质利益交换但缺乏共同精神内核和价值观基础的传统合作模式，南南合作容易受到短期利益波动、外部势力干预或具体议题分歧的影响，陷入利益分散化、议题碎片化的现实困境，最终将制约“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发挥作用。无论是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还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都需要构建一种超越传统经济合作模式的共同价值规范，将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的紧密合作关系与互补优势升华为更具韧性、更可持续、更有感召力的集体身份认同。凝练和践行全球南方精神是“全球南方”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国际秩序的合作塑造者的鲜明体现，也是推动南南合作从实体性协作迈向理念性建构的重要行动，有助于推动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合作从由发展需求和外压驱动的外部合作网络，转变为基于共享价值、共同身份和共同未来的命运共同体，确保在全球秩序变革进程中共同探索现代化新路径，共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新模式。
(二)凝练全球南方精神的可能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精神生产是复杂因素交织叠加的现实结果。全球南方精神作为引领“全球南方”发展的重要标识，其生成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从依附发展到快速崛起的主体自觉。联合自强的历史基因、群体性崛起的现实基础、团结协作的精神传承与中国发展的积极赋能，为凝练全球南方精神作了实践上思想上的准备。
第一，联合自强的历史基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遭受过殖民压迫的深重灾难，在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发展振兴的斗争中，携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推进南南合作的实践进程，塑造了“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集体记忆，成为凝练全球南方精神的历史基因。新航路开辟后，西方国家凭借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先发优势，建立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⑧。面对殖民者的掠夺和压迫，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奋起反抗，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以民族独立为旗帜的美洲独立战争，到19世纪中后期亚洲兴起的反殖民和反封建斗争，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席卷全球，共同抗争的经历铸就了南方国家同舟共济的友谊。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以联合自强为核心的南南合作成为塑造全球南方精神的重要实践场域。万隆会议首次表达了亚非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共同诉求，发出“不得干涉他国内政”“主权平等”“彻底铲除殖民主义”等号召，凝聚了“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集体共识。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兴起，开始改变由超级大国和西方国家垄断世界事务的局面，第三世界作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全球南方”的共同抗争历史和联合自强的实践探索，证明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形成共同立场，厚植了“全球南方”追求平等和重视团结的集体记忆。
第二，群体性崛起的现实基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促进国际权力结构深刻调整，极大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共同目标和已有合作成果，强化了超越地理边界的利益共生纽带，为凝练全球南方精神奠定现实基础。伴随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全球南方”国家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市场、人力等要素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竞争，迅速走上产业结构升级、贸易规模增长、综合国力增强的发展“快车道”，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全球南方”转移。2008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2023年这一比重又提升了7.6%，达到58.9%。⑨预计2026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将达到发达经济体的2倍以上。⑩这种“南升北降”“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彰显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潜能，削弱了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体系的控制力，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注入强大动能。同时，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世界进入“颠覆性变革新阶段”，(11)跨境远程服务、数字平台经济、区块链技术等新技术持续消解阻碍国家间合作的地理边界，显著提升世界互联的速度与质量。“全球南方”国家充分利用数智技术带来的便利条件，围绕地区安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粮食安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的互利合作深入推进。从跨越太平洋的钱凯港项目不断拉近中国与拉美国家距离到连续举办四届中非文明对话大会深化民心相通，从中国同巴西等国发起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推动沙特和伊朗外交关系改善，日益加深的经济互嵌、政治互信、文明互鉴催生超越地域差异的共生性利益纽带，成为深化“全球南方”团结协作、建构“全球南方”发展共同体的重要动能。
第三，团结协作的精神传承。在反帝反殖反霸和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创造性提出并积极践行“万隆精神”“上海精神”“中国—中亚精神”“丝路精神”以及“不结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商共建共享”等原则，构建起引领南方国家团结自强的精神谱系，为凝练全球南方精神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在亚洲民族独立国家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矛盾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运而生，并从亚洲智慧上升为各方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开启了“全球南方”主动塑造国际规则的实践历程；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关键期，以“反帝、反殖、团结、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成为引领亚非拉国家超越现实差异、聚焦团结合作的精神旗帜；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广大发展中国家掀起以独立、自主、非集团为核心原则的不结盟运动，第三世界成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冷战结束以来，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全球南方”持续深化团结合作，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东盟、非盟、阿盟、南方共同市场等南南合作机制涌现发展，“上海精神”“中国—中亚精神”和“东盟方式”等理念原则持续增进“全球南方”国家间的信任与理解。从以开放包容为核心的“东盟方式”引领开放的地区主义到“上海精神”塑造区域合作新模式，从“丝路精神”绘就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图景到“中国—中亚精神”谱写南南合作新篇章，这些经由南方国家提出的理念、精神和原则，传承了南方国家追求独立自主的历史基因，承载着南方国家共谋发展的集体记忆，彰显了南方国家联合自强的团结力量，为总结凝练全球南方精神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第四，中国发展的积极赋能。作为“全球南方”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中国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与中国外交的国际影响力，为凝练全球南方精神提供了现实条件与历史机遇。中国在物质、理念和实践上提供的关键支持，使得全球南方精神从南方国家的历史记忆与抽象理念，转变为拥有强大实力支撑、明确理念蓝图和有效实践路径的现实可能。在物质层面，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世界体系边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商品消费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增强了“全球南方”的整体实力。没有这种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倡导全球南方精神便难以摆脱边缘化和表面化的困境，甚至可能异化为道德呼吁或理论构想的“乌托邦愿景”。在理念层面，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图景，为全球南方精神注入体系化的理念内核与话语框架。这一理念呼应了“全球南方”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普遍价值追求，为凝聚“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与价值共识提供思想引领。在实践层面，中国提出并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一系列中国方案，搭建了覆盖广泛、形式多样、包容开放的合作平台与制度框架，使抽象的价值原则能够在具体合作项目中得以践行并形成共识，为全球南方精神的生成发展提供现实土壤和实践动力。这种共同参与的实践塑造力，不仅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往来、科技合作等有形层面的互联互通，也在深层次上推动了政策沟通、规则协同和理念交流，为“全球南方”国家深化团结协作、探索共同价值、形成集体认同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可以说，中国在物质、理念与实践上的系统性赋能，成为推动全球南方精神从抽象可能迈向具体现实的动能基础。
二、把握全球南方精神的核心要义
全球南方精神是南方国家在反殖反帝反霸运动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遵循，也是“全球南方”国家从国际体系的被动适应者转向主动塑造者的主体自觉。其实质是以共同历史记忆为纽带、以联合自强为内核、以发展振兴为目标的规范性力量，旨在捍卫“全球南方”国家的生存权、发展权与话语权，维护和扩大“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与发展空间，成为引领“全球南方”发展方向的思想旗帜。基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境遇、现实国情与共同目标，全球南方精神包含独立自主、平等互尊、发展振兴、公道正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等核心要义。这一精神承载着对传统“中心—边缘”叙事的批判性反思，致力于重塑国家间合作理念与模式，推动构建普惠包容的“全球南方”发展共同体。
一是独立自主。“全球南方”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潮流中兴起，在反殖反帝反霸的斗争实践中发展壮大，“全球南方”发展史就是独立自主的共同奋斗史，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历史上，南方国家曾经长期受困于西方主导的依附性体系中。伴随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幽灵依然作祟，恃强凌弱、巧取豪夺的行径不时发生，经济胁迫、文化渗透等侵犯主权的行为多发，“全球南方”国家捍卫独立自主的任务依然严峻。在沉痛历史记忆与紧迫现实压力的双重影响下，坚定的主权意识和强烈的自主精神深深植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意识之中。独立自主决定国内事务与主权平等参与国际议程，二者相互关联统一，共同构成南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障。在国内维度，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将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点牢牢置于自身力量之上，摆脱对任何外部力量或他国意志的盲目依赖与被动服从，坚持发展蓝图必须依据本国国情绘制，发展路径必须由本国人民自主选择。但是，这并非意味着闭关自守或排斥国际合作，而是强调在开放合作中始终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在对外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坚决反对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霸凌行径，不论国家大小、强弱、贫富，都有自主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都有公平享有全球化收益的权利。
二是平等互尊。这一理念根植于“全球南方”国家遭受殖民压迫的历史记忆，立足内部成员多样性和差异性现实，旨在超越传统国际关系中的等级秩序与强权逻辑，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是“全球南方”发展壮大的根本前提。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殖民者通过“文明与野蛮”叙事剥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和平等地位，使其在资本造就的等级结构中沦为被动从属的“落后”角色。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国家鼓吹历史终结、唯我独尊，将“华盛顿共识”标榜为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标准。但是，西方发展模式在全球推广过程中遭遇严重不适应，不仅未能如期实现经济增长，还衍生出许多新的全球发展难题。历史证明，平等互尊既是“全球南方”实现内部整合与发展壮大的组织原则，也是变革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秩序的规范性主张。这一理念将主权平等、相互尊重视为群体合作的逻辑起点和行为准则，以求同存异超越具体分歧，以发展振兴凝聚合作共识，成为推动不同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国家团结协作的最大公约数。同时，平等互尊也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承诺与践行。坚持平等互尊，就是要坚持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使平等性复归国际关系，以尊重差异、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筑美美与共的共同体；就是要维护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反对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傲慢与制度偏见，在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实现共生共存；就是要承认并尊重不同国家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等方面的差异性，反对输出本国模式、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行径，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权利，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就是要将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原则落实到国际交往中，以共商共建共享促进全球发展利益的公平分配，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主动性、参与感和获得感。
三是发展振兴。发展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共同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应有状态，也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但是，在资本统摄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自主进程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势打断，被迫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商品倾销市场与资本输出地，经济结构在依附性发展体系中被严重扭曲，自主发展能力在武力侵略的显性掠夺与体系主导的隐性控制中遭到系统性剥夺，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也将南方国家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低端位置。历史地考察，从安东尼奥·葛兰西讨论意大利南北问题时提出带有反剥削意义的“南方”话语，到卡尔·奥格尔斯比讨论越南战争时提出“全球南方”概念，再到威利·勃兰特提出划分富裕北方与贫穷南方的“勃兰特线”，(12)贫穷、落后、被剥削成为“全球南方”的“代名词”。近年来，伴随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与全球化负面效应凸显，资本无限增殖造就的“虚假繁荣”被日益拉大的发展鸿沟击碎，全球化发展势头受到严重削弱。一些国家构筑“小院高墙”、鼓噪供应链“去风险”、强推“对等贸易”，“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外部环境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全球南方”为发展而起，因发展而兴。无论是挣脱遭受殖民剥削的历史枷锁，还是突破依附发展的现实困境，抑或是促进全球经济繁荣发展，发展振兴都是“全球南方”的使命责任。坚持发展振兴，就是将发展置于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强不同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全球南方”国家在贫困治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以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强化南南合作的有效性与持久性；就是要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普惠性与包容性，积极落实二十国集团减债倡议，以更为有效的发展援助增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脆弱国家的经济造血功能，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就是要坚持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借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成果，培育和扩大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制约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瓶颈与难题。同时，要将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让清洁美丽成为“全球南方”现代化的明亮底色。
四是公道正义。这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尺，也是“全球南方”的价值遵循。坚持公道正义，既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对殖民遗产的系统性矫正，也是确保未来国际秩序免受霸权侵害的必然选择。在“全球南方”国家被迫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主权平等的基本准则被弱肉强食的等级秩序取代，共同发展的理想愿景被赢家通吃的残酷现实扼杀，相互尊重的基本准则被霸权干涉的单边行动消解，从主权和领土遭受武力侵害到被迫束缚在西方中心的规则体系，“全球南方”国家长期被困于资本主导的等级化结构，承受着非中性国际体系衍生的系统性暴力。特别是在单边霸凌行径频发的情况下，这种不公正不平等的历史创伤和现实压迫，更加塑造了“全球南方”国家对公道正义的本能追求。坚持公道正义，就是要坚持以国际权力结构变动为依托，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着重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国际机制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的正当权益；就是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增强多边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反对“双重标准”和“退出主义”倾向，做到责任、权利、义务有机统一；就是要坚持正确义利观，统筹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以国际发展的公利消解个体主义阴霾，以合作共赢的普惠性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在开放合作中共享发展机会与成果，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繁荣和发展，在确保长远利益的过程中满足短期利益诉求。同时，还要承认各国发展阶段、模式、战略等的差异性和多样化，理性看待别国的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以公平公正的良性竞争助力全球包容发展。
五是开放包容。这是“全球南方”的基本原则，源于“全球南方”国家相似的历史经历、发展诉求与秩序理念，旨在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封闭性与排他性逻辑，构建开放、包容、共赢的国际交往新模式。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通过界定和排斥“非我”来确立自身、凝聚共识、达成目标。这种冲突法则统摄下的交往模式以“中心—边缘”结构塑造全球等级秩序，以封闭排他的集团政治加剧全球紧张关系，削弱国家间合作共识。开放包容是南南合作发展壮大的理念基础，“全球南方”概念的生成也正是源于对“主导—依附”结构的理论和实践反思。“全球南方”所倡导的开放，并非指被动融入由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的非中性国际体系，而是强调反对意识形态偏见、集团政治图谋或任何形式的文明优越叙事，打破技术壁垒、知识垄断与发展鸿沟，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全球南方”所坚持的包容，并非指模糊立场或放弃原则的绝对妥协，而是在承认差异、尊重选择的前提下，共享发展资源、创新成果、增长机会，构建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发展共同体。坚持开放包容，就是要反对以各种名义搞封闭排他、恶性竞争，反对将国际合作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的倾向，更不能放任少数国家以“开放”为名控制规则标准，以“发展”为名构建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就是要承认各国发展的差异性多样化，客观理性看待别国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共同发展；就是要承认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提升各国经济发展的包容性，通过各国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凝聚推动全球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就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通过针对性的议程设置充分考虑和照顾多样性发展诉求，以过程的参与性、成果的共享性增强合作的持久性。“全球南方”以开放包容为基本原则，不仅为“全球南方”追求公道正义、合作共赢目标提供方法论基础与价值支撑，也为共建美好世界贡献新的视角和方案。
六是合作共赢。这是“全球南方”国家超越依附性发展体系的共同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共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理性选择。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依赖性和脆弱性显著增强，国际合作本身也应该建立在追求共同利益、共同克服困难的基础上。但是，具备先发优势的西方国家长期垄断国际收益，“全球南方”国家的应得利益和合理诉求被有意忽略。这种单向获利的“独赢”模式，以独占取代共赢、以单一取代多元、以对抗取代合作，零和博弈、你输我赢、以邻为壑的冲突观念根深蒂固，违背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加剧了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浪潮，造成全球发展的“双输”“共输”局面。同时，此起彼伏的全球性问题凸显单一国家能力的有限性，人类生存发展的严峻挑战也要求以合作共赢新模式超越赢家通吃的私利模式，凝聚全球有效治理的共识力量。坚持合作共赢，就是要以“同球共济”精神为指引，建立以参与为前提、以发展为导向、以互利为引领的全球化新模式，寻找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契合点，增强经济全球化成果的共享性，让全球化成果真正惠及所有个体；就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零和博弈思维，将共赢共享的合作理念落实到国家间交往的方方面面，以协商、协作、协同的多边方式回应多样化利益诉求，反对动辄采取单边制裁、长臂管辖、集团对抗等加剧冲突的行径，以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合作模式增强全球发展的稳定性；就是要打破以资本逐利为核心的国际合作旧逻辑，以共享发展的新模式构筑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以双赢、多赢和共赢的正向激励引领国际合作，努力实现各方受益获利的有效治理，增强全球治理的公正性、合理性和持久性。(13)
三、践行全球南方精神的中国实践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与“全球南方”国家拥有相近相似的历史记忆、现实发展挑战与全球治理诉求，始终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识，拉紧“全球南方”利益融合纽带，提升“全球南方”话语权和代表性，打造“全球南方”务实合作的多边平台，筑牢“全球南方”和合共生的文明根基，以实际行动为践行全球南方精神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一，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南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是全球南方精神最生动的实践诠释，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超越了单一线性论和依附发展论等西方现代化的既有逻辑，拓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为“全球南方”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启示。中国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现代化发展理念与经验，为推动“全球南方”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从发起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中非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等多边平台，到举办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全球发展倡议数字合作论坛、国际发展合作阳光论坛等重要多边活动，中国携手“全球南方”国家打造经验共享、规则共商、成果共享的多边平台，致力于促进“全球南方”发展振兴。截至2024年7月，中国推动成立的全球发展项目库总数超过1000个，已完成和正在实施的项目达500多个，为发展中国家举办1000多期能力建设项目，培训各类人才4万多名。(14)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成就，也为“全球南方”现代化提供关键助力。中国拥有完整产业体系、科技创新能力和超大规模市场，能够为“全球南方”发展提供重要的产能、技术与市场支撑。近年来，通过产能合作、技术援助、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等方式，中国持续深化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务实合作，积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与开放红利。截至2024年12月，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82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15)截至2024年9月，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16)从菌草、旱稻技术援助到青蒿素、鲁班工坊等品牌项目建设，从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到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创新培训基地，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坚实支撑。
第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全球南方”的合作共识和力量。理念共识是支撑国际合作的基本前提，也是引领合作实践的内在动因。当前，百年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性风险挑战层出不穷，“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应答的时代命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高度依存的客观现实，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最大程度地凝聚了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创美好未来的信心与决心。这一理念秉持“同球共济”精神、开放包容胸襟和合作共赢愿景，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阶段的现实差异与崇尚冲突对立的主客二分思维，以共商共建共享纠偏资本建构的等级秩序，以命运与共、公平正义超越赢家通吃、零和博弈的传统合作模式，推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由相互依存的客观现实升华为应然层面的和谐共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也是引领“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重要旗帜。在中国的积极倡导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认同，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球南方”共同体稳步推进。从中非、中阿、中拉、亚太、中国—太平洋岛国、中国—东盟、上合组织、中国—中亚等多边命运共同体的全面展开，到中国与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古巴、南非、越南等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从同中亚五国双边命运共同体全覆盖，到同非洲大陆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不断走深走实，到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体持续深入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成为凝聚“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第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拉紧“全球南方”的利益融合纽带。共同利益是促成国家间合作的前提基础，也是实现“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重要保障。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目标与相近的秩序理念，构成全球南方精神生成的初始性因素。推动团结协作的历史记忆转化为持续发展的实践动能，必须超越简单朴素的情感纽带与价值宣示，以共同发展的现实利益纽带将理念认同的合作潜力外化为联合自强的实践创造力，推动构建“全球南方”利益共同体。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逆流的深度调整期，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多发，全球化前行的结构性压力持续累积。面对全球发展赤字的不断增加，面对“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共建“一带一路”始终把促增长求发展作为重要考量，持续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着力将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的互补性转化为“全球南方”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增强共建国家的经济造血功能，构建起全方位、复合型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搭建了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十余年来，中国携手“全球南方”国家，坚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致力于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繁荣之路，为筑牢“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物质基础。截至2025年4月，已有超过150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7)以战略对接实现共同发展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实践抓手。据统计，2013年至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超过19万亿美元，年均增长达***%，双向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18)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拉动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投融资方面，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多元化项目融资渠道，致力于增加低收入国家获得投资和金融支持的机会和能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利用自身基建优势，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从雅万高铁、中老铁路、蒙内铁路到孟加拉帕德玛大桥、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中国基建为加速相关国家工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必要支持。(19)
第四，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升“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代表性。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既是人类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充分发挥“全球南方”战略影响力的落脚点。(20)冷战结束以来，伴随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凸显，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全球治理成为促进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关键。但是，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脱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权力格局，西方中心的滞后性和不适应性凸显，难以有效凝聚治理合力，不断加剧全球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21)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话语权、议程设置权和规则制定权，以主体平等性、过程开放性、合作互惠性增强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推动“全球南方”国家从全球治理体系的“边缘带”进入“中心区”。近年来，中国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促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的公平化合理化改革，提升“全球南方”在规则制定、资源分配、标准设定等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推动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增加了6%，中国、印度、巴西等南方国家跻身前十大份额持有国；(22)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中国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框架内，中国践行“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携手77国集团推动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助益。(23)
第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打造“全球南方”务实合作的多边平台。多边主义以普遍原则协调国家间关系，多边机制是促进国家间合作的实践抓手。当前，“小圈子”“小集团”等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义”大行其道，“全球南方”振兴之路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国际局势日益增强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携手同行才是“全球南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选择。“全球南方”协调内部成员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诉求，也需要秉持多边理念、维护多边原则、体现多边实效。中国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创建了金砖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平台，为推动南方国家联合自强贡献中国方案。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从开启金砖合作到推动金砖机制历史性扩员，从成立新开发银行到提出“金砖+”合作模式，从阐述金砖国家“四大伙伴关系”到推动建设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中国始终是推动合作机制稳步发展的重要引领者。截至2025年7月，扩员后金砖国家人口超过全球人口的50%，以市场汇率换算的GDP占全球份额约30%，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24)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和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塑造者。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中国作为发起国和创始成员国，提出并积极践行“上海精神”，全面推进安全、经贸、人文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发挥战略引领作用。上合组织成为当今世界覆盖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树立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共同发展的南方典范。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中国充分发挥股东国、捐款国和东道国作用，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筹资、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截至2025年6月，亚投行成员已覆盖81%的世界人口和65%的全球GDP，批准300多个项目，批准融资总额超600亿美元，惠及38个亚洲域内外成员。(25)
第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筑牢“全球南方”和合共生的文明根基。多样文明共存是“全球南方”的客观现实，文明交流互鉴也是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化解当今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既要依靠物质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依靠精神力量诚意正心。建立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有助于减少隔阂、凝聚共识、共享经验，为深化双多边合作扩大共识基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文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既是促进世界文明百花园繁荣兴盛的重要路径，也是凝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共识的文明基底。近年来，中国将人文交流置于国家间交往的重要位置，通过教育、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的沟通对话，为“全球南方”携手同行贡献中国智慧。从提出并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到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从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非文明对话大会、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欧文明论坛、文明古国论坛等文明交往活动，到牵头成立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中非发展知识网络和中非研究中心；从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联合考古项目、丝绸之路国际剧院、“丝路之旅”，到同东盟、希腊等举办数十个大型文化和旅游年(节)，中国以实际行动为加强“全球南方”文明交流对话搭建新平台、注入新动能。
四、结语
回望历史，“全球南方”从被动依附到群体性崛起的奋进历程，既是反帝反殖反霸的抗争奋斗史，也是全球南方精神的构筑传承史。立足当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与多边主义、开放主义激烈竞斗，逆全球化思潮与全球化支持力量相互较量，全球范围内扩大开放与闭关内顾两股力量持续拉锯，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凸显，“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任务更加艰巨。展望未来，“全球南方”崛起深刻影响国际秩序的潮流趋势不可逆转，但世界和平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兴，既拥有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也面临新的动荡变革带来的艰难挑战。“全球南方”国家自觉的精神凝练与理念升华，促使“全球南方”国家在平等互尊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推进现代化进程，推动南南合作从物质层面的互利共赢升华到价值层面的命运与共，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坚实的价值基础。面对现代化发展的机遇与困境，“全球南方”国家要坚定弘扬和践行全球南方精神，共同发出和平发展之声、共同谋求发展振兴之路、共同夯实合作共赢之基，协力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事业，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全球南方”的贡献。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的重要成员，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以实际行动弘扬和践行全球南方精神，携手南方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道路上互帮互助，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密切协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膺担当。
注释：
①习近平：《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10月25日，第2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8页。
④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页。
⑤杨洁勉、沈若豪：《“全球南方”的历史轨迹和时代使命》，《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5期，第35-40页。
⑥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⑦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迟越、王红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⑨王栋、高丹：《“全球南方”崛起推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学习时报》2024年8月9日，第2版。
⑩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A Critical Juncture amid Policy Shifts,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25,p.12.
(11)克劳斯·施瓦布、尼古拉斯·戴维斯：《第四次工业革命——行动路线图：打造创新型社会》，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12)吴志成：《“全球南方”的兴起与中国的立场担当》，《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13-14页。
(13)刘培东、吴志成：《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普惠包容的中国视角》，《南开经济研究》2024年第5期，第11页。
(14)王毅：《在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第二届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2024年7月12日，http://gffggcbf2c57f49784aabh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40712/676e5706f7bf4ab9a63c3f078fa0f54e/c.html。
(15)《同球共济 砥柱中流——习近平主席引领2024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述评》，《人民日报》2024年12月31日，第1版。
(16)王毅：《协力促发展携手向未来——在“全球发展倡议支持全球南方—中国在行动”主题发布活动上的致辞》，外交部网站，2024年9月27日，http://gffgg51cba6a0e86e4dafspcpcn5uo0kb96vu5.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2409/t20240927_11498458.shtml。
(17)和音：《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人民日报》2025年4月3日，第3版。
(1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1日，第11版。
(19)吴志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发展治理》，《当代世界》2022年第4期，第65页。
(20)赵可金：《百年变局中的“全球南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9页。
(21)《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61-262页。
(22)黄仁伟、朱杰进：《全球治理视域下金砖国家机制化建设》，《当代世界》2022年第7期，第30页。
(23)孙吉胜：《“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及前景》，《当代世界》2024年第7期，第38-41页。
(24)韩维正、王雯雯：《“把握发展机遇，合力克服挑战”》，《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7月26日，第1版。
(25)和音：《树立国际多边合作新典范》，《人民日报》2025年6月28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