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关系安全化成为国际问题理论研究和政策关注的焦点。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国际关系安全化主要表现为国家安全观念的绝对化损害国际多边合作、安全因素主导一些国家的政治决策、地缘政治冲突的外溢效应日益凸显、国际科技竞争与大国博弈交织叠加、全球赤字多元化加剧全球治理体系困境等。国际关系安全化也呈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保守化与政治极化进程交织、竞争性和排他性逻辑、负向性和复杂性趋势等重要特点。国际关系安全化是当今世界各种矛盾复杂叠加的结果，也是一些国家面对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进行的政策选择，既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性危机，也体现出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同质性危机”。面对国际关系安全化的重要态势，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并倡导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充分彰显以和平发展、团结合作、开放包容反对国际关系安全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作为。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冷战对峙思维与零和博弈逻辑抬头，一些国家泛化政治和安全概念，通过政治操弄，炮制所谓“相互依赖武器化”、“国际制度武器化”、“脱钩断链”、对华“去风险”等虚假叙事，将正常的国际经贸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异化为实现国际竞赢的手段，将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矛盾凌驾于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之上，严重助长国际关系安全化趋势。
国际关系安全化的主要表现
在国际关系领域，安全是国家对威胁程度的判定和对可利用资源的竞争。当前，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处于大转型、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世界政治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改变。各国强调经济发展的行为逻辑难以应对个别国家滥用制裁和经济胁迫的现实威胁，各国政府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选择遭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挑战，逐渐出现失灵的困境，不得不将安全置于发展之上。一些国家也形成了泛安全化认知并指导其政策实践，将电网、通信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外国投资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将芯片、稀土、能源等物资的供应链依赖定义为“风险”和“脆弱性”。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加大对关键战略矿产和工业原材料的管控，旨在完善本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性。相互依赖武器化、经济碎片化和泛安全化趋势推升世界各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安全的重视程度，安全主导国家间政治的新格局正在出现，国际关系安全化由此形成并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国家安全观念绝对化损害国际多边合作。在地区冲突延宕、地缘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安全的共同性被忽视，对绝对安全的追求上升。一些国家的安全观念出现倒退，对国际安全合作持零和甚至负和态度，构建西方圈子的“绝对安全”成为当前西方国家的重要政策诉求。
第二，安全因素主导一些国家的政治决策。乌克兰危机常态化使欧洲国家不安全感急剧上升，欧洲安全防务问题再次成为欧盟关注的重点，冷战后俄欧合作的政治经济模式走向终结。中东地区局势继续恶化，出现以也门胡塞武装等非国家行为体为代表的新反以、反美联盟。乌克兰危机和巴以战火重燃反映了世界冲突焦点的转移，本质上体现了两种国际力量对比的权重转移。
第三，地缘政治冲突的外溢效应日益凸显。乌克兰危机以来，西方对俄罗斯施加金融贸易制裁；2025年4月，美国政府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关税、经济贸易和金融制裁不仅成为地缘冲突和政治博弈的牺牲品，更使国际经济纠纷与政治矛盾复杂交织，进一步扩大国家间敌对意识，世界经济格局面临分裂风险。
第四，国际科技竞争与大国博弈交织叠加。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削弱了西方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为了维护科技霸主地位，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打压中国高科技发展。美西方利用本国“技术民族主义”在高科技领域炒作“中国威胁论”，滥用行政、立法、司法手段，夸大安全威胁，恶化国际科学合作和人文交流环境，进一步加剧大国科技竞争和地缘政治对抗。
第五，全球赤字多元化加剧全球治理体系困境。地区安全脆弱性加剧和平赤字，地区局部冲突愈发难以控制。经济增长脆弱性加剧发展赤字，削弱全球发展和经济增长动能，世界大市场遭遇碎片化挑战。世界体系脆弱性加剧安全赤字，美西方以基于实力的遏制打压代替基于主权平等的协商对话，权力政治、武力威慑、极限施压重现国际政治舞台。现行国际制度脆弱性加剧治理赤字，既有国际机制代表性公正性不足，全球治理机制运行效能下降。国际合作的脆弱性加剧信任赤字，国与国长期交往所积累的双多边政治信任被贸易战、科技战严重破坏，一些国家对开放市场、扩大合作的疑虑增强。
国际关系安全化的重要特征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美国为了维护其相对实力优势和霸权体系，将安全因素由核心的政治军事利益推及经济、环境、人权等领域，国际政治、经贸、人文等领域呈现明显的泛安全化趋势。世界各国为了减少损失，纷纷采取政治手段加强国家“韧性”建设。国家安全越来越成为各国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的首要考虑因素。国际关系安全化的表现尤为明显，安全化的行为、进程、逻辑和趋势呈现出一些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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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安全化行为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全球南方”的兴起发展不断冲击长期由西方主导的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秩序，西方的社会价值观不再必然获得世界的普遍认同，异质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差异被不断放大。西方国家更加强调主观建构的意识形态对立而非客观实在威胁。一些西方国家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界，对绝对安全的追求侵蚀多边合作并加剧安全困境。
第二，安全化进程的保守化与政治极化交织。当前，经济极化、政治极化、社会文化极化已成为欧美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趋势。西方政客对内利用民粹主义，对外鼓噪民族主义，以妖魔化、污名化方式夸大外国威胁，破坏政治信任和跨国合作。绝对安全的观念认知、异化他者的敌人意象、自我建构的不安全感，都导致西方国家在选择对外政策工具时发生资源错配，将过多资源投入军事安全建设，继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下降。
第三，安全化逻辑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上升。美国在全球扩展军事联盟体系使国际安全进一步碎片化，《联合国宪章》宗旨所强调的共同安全遭到严峻挑战。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下，安全化逻辑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决定了维护所谓科技等领域的垄断优势成为美西方国家国内政治中的“政治正确”。一些国家对安全及实现安全的手段采取竞争而非合作的态度，裁军、防扩散进程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去风险成为当下西方国家的主流政策思潮。
第四，安全化趋势的负向性和复杂性凸显。地区冲突的频发和扩散极大地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国际安全格局重塑地区国家的安全偏好，国际关系安全化呈现体系层面和地区层面复杂交互的新特点。乌克兰危机升级、巴以冲突延宕导致当前国际安全体系遭受严峻挑战，国家对领土威胁和势力范围扩张的担忧上升，安全议题尤其是军事安全重新占据地区及国家间政治的主要方面。同时，安全化也开始由政治议题向经济、社会等多元议题转化。国家政治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一些国家以提供“俱乐部产品”、小多边经济合作的方式，替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国际关系安全化的实质
当前，国际关系安全化既反映了不同国家对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主观认识，也体现了一些国家以安全化保障发展利益的政策选择。国际关系安全化的实质在于，世界主要矛盾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揭示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及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危机。
第一，国际关系安全化是当今世界各种矛盾复杂叠加的结果。随着美国霸权的式微，世界单极霸权时代走向终结，一个多元竞合的世界正在形成。权力的多元流散导致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有关新秩序构建、责任共担、利益分配、合作模式等方面的矛盾加大。与此同时，世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复杂交织，地区军事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问题频发，全球风险社会已经来临。一些西方国家对复杂风险的担忧逐渐演化为一种“焦虑型团结”，形成一种内聚而排他的“焦虑共同体”，不断放大风险的负面影响，加剧各国应对全球风险的“集体行动困境”。
第二，国际关系安全化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体系性危机。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外溢”效应明显，多极化趋势加强，而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没有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也没有反映世界体系中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资本无序扩张、单边主义回潮、西方权威相对衰落、大国政治竞争回归，欧美国家爆发明显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增加了欧美国家自身的内耗。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向外推行技术霸权，以维护国家安全之名，行转嫁国内危机之实，甚至不惜破坏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第三，国际关系安全化反映了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同质性危机。共存是安全获得的互惠性条件。然而，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西方中心和西方道路，将一切与西方不同的模式或道路都看作“异端”。西方治理模式带来的结果就是恐惧国际关系中的差异性，最终形成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冲突格局，以贬损他者的方法维护自身的本体安全。西方治理体系中“同质性危机”造成虚假的威胁建构和错误的敌友选择，是目前国际关系安全化扩散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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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关系安全化体现了不同国家应对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方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世界政治中不安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新趋势，不同国家的观念看法有异，也进行了不同的政策选择。西方历史观所固有的敌我意识、美国所营造的对手意象在新的动荡变革时期被蓄意利用和放大，盲目追求绝对安全的思维主导着美西方国家的对外决策。一些非西方国家因担忧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危机和大国博弈加剧带来更大范围的动荡，也主动采取内向化的发展模式，削弱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
应对国际关系安全化的中国作为
面对国际关系安全化的重要态势，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充分彰显以和平发展、团结合作、开放包容反对国际关系安全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作为。
第一，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反对国际关系安全化提供目标引领。“绝对安全”观念导致国际社会人为分裂，国际不安全感弥漫。中国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风险挑战，充分展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担当。当前，全球性安全矛盾有增无减、安全化困境愈演愈烈。中国始终遵循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重视安全的联系性，采取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治理架构，反对将一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之上。
第二，践行全球发展倡议，为反对国际关系安全化夯实物质基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科技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南北发展鸿沟扩大，全球经济发展增量放缓，加剧世界各国对经济效益存量的竞争。破解国际关系安全化的关键在于提振世界信心，增强发展动能。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和落实，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中国智慧，为推动世界发展注入中国活力，为共启发展新进程展现中国担当，赢得世界各国广泛赞誉；更进一步凝聚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国际共识，汇聚各国共谋发展的宝贵力量，擘画落实共同发展的机制路径，为各国破解发展困境、化解合作分歧贡献中国方案。
第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反对国际关系安全化筑牢精神支撑。国际关系安全化客观上强化了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意识，人为阻碍国家间理解沟通，加剧了世界的对抗风险。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既要依靠物质手段攻坚克难，也要依靠精神力量诚意正心。文明对话和人文交流是破除历史隔阂、增进现实互信的有效途径。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西方“普世价值”，促进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以此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新的“天下大同”。中国致力于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以文明交流互鉴凝聚和平发展共识。
第四，践行全球治理倡议，为反对国际关系安全化拓展实践路径。国际关系安全化现象，本质上反映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恶性竞争和低效运转的困境。破解国际关系安全化必须摒弃敌对思维和博弈手段，以治理方式加以应对，推动安全化治理转变为治理安全化。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因应全球治理发展新形势新挑战，率先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倡导以平等促进和平、以发展强化安全、以合作取代对抗的治理新路径，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充分彰显对历史规律与时代逻辑的深刻把握，充分体现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大国担当。
第五，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反对国际关系安全化强化机制保障。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历久弥坚，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务实合作多轨并进，中欧、中美持续增进相互理解、确立合作共识。中非、中拉、中阿关系以及在各领域的合作提质升级。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反对国际关系安全化，必须坚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经贸问题政治化、安全化。“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多年来，中国坚持以“八项行动”为指引，用实际行动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力量，不断引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进步潮流，共同反对国际关系安全化。
结语
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和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更加凸显。面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和国际关系安全化趋势，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大国担当应对国际关系安全化，以大国智慧破解国际关系安全化困境。中国创造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实现国际安全的发展保障、构建国际安全的最高目标、保障国际安全的文明基础以及维护国际安全的实践路径四个层面，提出了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方案，必将为破除国际关系安全化的迷雾、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吴志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张峻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生
摘自：《国际安全研究》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