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一重要论断表明，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效性在根本上取决于其回应自身所处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相当长时期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较多采用外来理论先行、经验材料跟进的方式。其中，外来理论被视为高度稳定的解释框架，而中国经验更多承担验证或补充的功能。这种模式在学科初建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推动了学术规范的建立。然而，其局限性同样明显。我国社会结构处于流变之中，当既有理论无法充分解释新出现的社会现象时，相关研究就会陷入概念滞后与解释乏力的困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重大战略，就必须在问题意识、研究对象与解释框架之间建立新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与既有理论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要求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思考理论从何而来、为何有效、何以改进。

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演进史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的一部分。当前，媒介传播技术快速进步，各类传播现象高度贴近社会运行的现实，使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能较早反映社会的新趋势与新变化。该领域的许多核心问题，如媒体与权力的关系、舆论的形成机制、传播与社会的整合等，在西方语境中往往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展开。需要注意，中国的传播实践植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媒介体系与社会动员方式。如果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问题并非源自这些现实经验，其理论的有效性就会极大受限。

可以看到，近年来一批重要的议题正在兴起。例如，围绕媒体融合的研究，就是讨论各类媒体在人工智能与数字平台高速发展的环境中的组织重构与功能转型。又如，关于平台治理的讨论并未局限于算法偏见或隐私保护层面，而是提升至国家治理层面。这些研究之所以具有理论潜力，是因为其聚焦的问题直接来自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结构性、内生性变化。这并不是否定一切舶来理论的价值，而是强调理论研究必须反映现实经验。其中的道理在于，理论只有在解释经验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才能被证明是必要的、可持续的知识工具。

近年来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提供了示范。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孙萍研究员对外卖骑手的研究为例，她没有简单套用西方劳动社会学或平台资本主义理论，而是从中国平台用工的具体形态出发，扎根田野深入调查外卖骑手的工作实践，细致分析这些劳动者在不同制度安排、组织形式与技术结构之间的流动状态，并据此提出“过渡劳动”概念，准确捕捉了在中国平台劳动中一种极为普遍，却长期缺乏理论表述的现实状态，即劳动者既未完全进入稳定的雇佣体系，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个体，而是处于在多重制度与平台规则之间不断转换的状态中。这一判断基于作者长期的田野调查与经验分析，为理解中国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形态提供了一个经得起检验并可重复使用的解释框架。

从这一角度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有效的研究范式为支撑：研究问题来自现实经验，理论概念在分析过程中逐步成型，并在后续研究中不断被检验和修正。新时代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面对的是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如平台内容生产者的组织方式、舆论形成的制度嵌入机制、媒体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等。研究者需要以上述现象为研究对象，通过扎实研究逐步形成理论概念。值得欣慰的是，国内学界围绕平台内容生产、算法推荐、舆论结构与治理机制开展的研究已经不再满足于描述现象或引介概念，转而尝试回答传播如何在具体制度条件下被组织、被调节、被利用等问题。这些研究的理论价值，不取决于其使用了某种重要理论，而取决于其能够稳定地解释一类现实问题。

在以上阐述中，笔者有意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加以区分，而未使用“新闻传播学”这一概念，原因是二者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有不同的生成路径与问题结构。中国的新闻学学科建构始终与特定的政治实践紧密相连。无论是新闻史、新闻理论还是新闻实务，都被理解为一种与公共传播、社会动员和舆论引导直接相关的实践性知识，其核心关切不仅涉及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而且围绕新闻如何在特定政治结构中发挥功能、新闻工作如何服务于社会运行与治理目标等问题展开。这种研究传统使中国的新闻学始终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

传播学的引入则更多地发生在改革开放时期，其理论资源主要来自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研究对象更分散，广泛分布于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从媒介效果到文化意义生产等诸多领域，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经验研究取向。传播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既承担了引介方法、规范研究范式的重要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表达方式。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综合性学科名称被逐步确立，旨在整合实践导向的新闻研究与经验取向的传播研究。虽然这种整合在制度层面具有现实必要性，但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并未消失，特别是二者在问题意识、理论目标与研究评价标准上的差异，至今仍在诸多研究议题中反复显现。

学科差异客观存在，将二者并置讨论有助于在不同知识传统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从而保持对现实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并通过经验研究不断校正和更新理论。这一路径并不以划定学科边界为目的，而是体现了一种更普遍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逻辑，即理论的有效性归根结底需要在与现实经验的持续对话中确立和修正。

正因如此，中国学者在建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时，不宜简单套用某一既有的成熟理论体系，而应在回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从早期关于新闻真实性、舆论导向的讨论，到后来围绕媒介市场化、媒体制度转型进行的研究，再到近年来对平台治理、算法传播与舆论结构的分析，知识体系的建构始终与社会转型进程密切相关。这种建构方式以问题的持续涌现与变化为线索，不断地反映新的经验事实。

这一研究取向重新界定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对外来理论的简单取舍并不能体现知识的自主性，重要的是在研究中围绕现实问题形成稳定的解释逻辑。中国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展现的优势，既源于对中国本土具体经验的深入把握，也得益于在分析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提炼概念框架的能力。基于此，重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与关联具有重要意义。对其差异的关注有助于理解不同知识传统对形成问题意识的重要作用，对其内在关联的强调则揭示了规范判断与经验分析在现实研究中的相互支撑作用。上述讨论为学科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经验基础。

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未来发展离不开研究者在扎根本土的经验分析中形成的解释力。我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意味着学术研究需要在不同层面展开，要对制度、技术与社会结构的交互关系做出细致分析。围绕特定议题的研究需要逐步从现象描述迈向结构性分析，深入剖析内嵌于社会结构中的复杂运行机制。此类研究的学术价值建立在解释现实问题的稳定能力之上。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工具性角色，其有效性通过解释经验得以确立，并在持续运用中不断被修正与深化。

可以预见，在媒介技术与社会结构持续变动的现实背景下，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仍将不断面对新的研究对象与现实问题。学科发展的关键在于保持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性，并在研究中持续生成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判断。学科发展的前景取决于其在具体研究中产出经得起经验检验的学术成果，进而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框架中持续彰显独特的理论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提出的要求是指引前进方向的行动纲领，指导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界在回应现实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胡正荣，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7期，是“重点学科巡礼笔谈·新闻传播学”文章之一，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