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四个之问”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深度契合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与价值论的核心要义，为知识体系提供根本问题导向与价值坐标。其中，中国之问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奠定本土根基与主体自觉；世界之问聚焦人类共同挑战，赋予全球视野与开放格局；人民之问坚守人民至上立场，确立价值归宿与发展动力；时代之问把握历史方位与演进趋势，注入守正创新的内在动能。“四个之问”相互关联、内在统一，共同锚定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范畴、发展方向与使命担当，推动知识生产立足中国实际、回应时代诉求、贡献人类文明。
【关键词】“四个之问”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逻辑起点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格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时代发展的前沿命题，共同构成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现实场域。习近平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1]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回应时代课题，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植根于对本土实践与人类共同问题的深刻解答。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立足中国实践、整合思想资源、回应核心问题的理论创造过程，而“四个之问”则为这一过程提供本体依据、矛盾线索与价值坐标，成为其生成演化与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
一、“四个之问”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逻辑起点的内在依据
“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3] 逻辑起点作为理论体系中最原初、最基本的起始范畴，是理论构建的根基与前提，具备本源性、基础性、贯穿性与开放性的核心特质。“四个之问”之所以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根本在于其深度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要义，在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与价值论的多重维度彰显出逻辑起点所必需的哲学规定性，构成自主知识体系生成与发展的内在根基。
“四个之问”根植于实践本体的客观实在性，契合“实践是全部社会生活本质”的根本观点。“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四个之问”本质上是新时代中国实践与人类实践发展所提出的客观性问题，其生成与发展始终以实践为本体根基。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5] 基于此，中国之问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纵深推进，聚焦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等核心课题；世界之问生成于全球治理实践的深刻变革，回应世界格局调整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关切；人民之问植根于人民美好生活实践的持续拓展，紧扣民生改善、权益保障与共同富裕的现实诉求；时代之问发端于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的历史跃迁，把握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文明转型的时代脉搏。正是这种以实践为本体的生成方式，决定了“四个之问”能够突破西方知识体系的先验预设与逻辑桎梏，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坚实的实践根基，确保知识体系的建构始终立足中国实际、回应实践需求，具备鲜明的本土特质与现实解释力。
“四个之问”遵循认识发展的辩证运动规律，契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内在逻辑。列宁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6]“四个之问”作为新时代的核心问题集群，内在蕴含着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等多重辩证关系，集中体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性规律。从认识起点来看，“四个之问”以实践中的矛盾与困惑为切入点，摒弃西方认识论从先验范畴出发的思辨路径，实现认识起点的实践性转向，确保认识活动始终扎根现实土壤。从认识过程来看，“四个之问”并非孤立存在的单一问题，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其中，中国之问是根基、世界之问是视野、人民之问是内核、时代之问是方向，这种关联性决定认识过程的系统性与整体性，避免碎片化、片面化的认识偏差。从认识目的来看，“四个之问”以解决实践问题、推动实践发展为根本指向，契合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的认识论本质，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清晰的认识路径与创新动力，确保理论建构始终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四个之问”蕴含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性，契合“矛盾是事物发展根本动力”的核心观点。“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7] 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事物的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矛盾不断产生、不断解决的过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本身就是直面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理论创新过程。具言之，中国之问聚焦国内发展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发展方式转型等深层矛盾；世界之问聚焦全球范围内的和平与战争、发展与衰退、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的矛盾对立，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失衡、文明冲突加剧等结构性矛盾；人民之问聚焦发展的价值矛盾，即效率与公平、个体与集体、物质与精神的价值平衡问题；时代之问聚焦传统与现代、守正与创新、本土与全球的时代矛盾。这些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构成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回应的核心议题。而矛盾的普遍性赋予“四个之问”以永恒性，矛盾的特殊性则规定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8] 西方知识体系基于西方实践与矛盾形成，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实践，更无法解决中国发展的特殊矛盾。“四个之问”作为中国实践矛盾的集中表达，要求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方案。同时，矛盾的普遍性决定“四个之问”并非孤立的中国问题，而是包含人类共同矛盾的世界性议题，这使得自主知识体系既具有中国特质，又具备世界意义，能够为人类解决共同矛盾提供中国智慧。
“四个之问”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契合“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根本论断。知识体系作为承载价值理念、反映主体诉求的精神产品，其价值属性根本取决于是否坚守人民主体性立场。脱离人民主体的知识体系必然沦为少数群体的话语工具，丧失价值合法性与现实生命力。习近平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9]“四个之问”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主体性立场，将人民的实践、人民的诉求、人民的利益作为问题建构的核心尺度，彰显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本质要求。其中，人民之问直接聚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核心价值目标，直面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而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解答，最终都以实现人民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归宿。即是说，民族复兴的价值指向是人民幸福，全球治理的价值追求是人类共同福祉，时代发展的价值目标是人的全面进步。由此可见，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建构决定了“四个之问”能够超越西方知识体系的资本逻辑桎梏，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确立鲜明的价值立场，确保知识体系的建构始终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具备坚实的群众基础与价值合法性。
二、中国之问：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本土根基
中国之问聚焦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是中国实践特殊性与民族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构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本土根基，从根本上规定着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范畴与发展方向。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原创性实践，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路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与民族特色。正是这种原创性实践决定了西方知识体系无法解释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构建立足中国实践、彰显中国主体性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国之问作为中国实践核心命题的集中凝练，深刻反映中国实践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诉求，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根本实践指向，确保知识体系始终立足中国国情、聚焦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阐释中国理论，从而彻底摆脱对西方知识体系的路径依赖与话语依附。
习近平强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11] 主体性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标志，其本质是确立中国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地位，而非西方理论的被动接受者与阐释者。在过去的一个时期里，西方知识体系凭借先发优势占据全球话语主导地位，其理论范式、概念范畴、评价标准被普遍套用，导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照搬照抄”“削足适履”的问题，主体性与原创性不足。中国之问的提出，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被动局面，明确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须以中国为观照、以中国实践为依据、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坚持走自己的学术发展道路。
从理论构建维度看，中国之问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核心研究对象与理论素材，推动形成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积累的丰富经验、面临的复杂问题、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宝贵资源。中国之问聚焦中国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提供明确研究方向与核心研究课题。概言之，围绕中国之问开展研究，能够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足中国实践提炼原创性概念、构建自主性理论、形成标志性成果，不断丰富发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增强知识体系的解释力、说服力与引领力。
三、世界之问：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全球视野
世界之问聚焦“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是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与文明多样性的集中体现，构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全球视野。世界之问赋予自主知识体系以宏阔的人类情怀与深远的世界价值，推动其从民族性知识形态向人类性知识形态跃升，实现从中国场域到世界场域的理论拓展与价值延伸。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3]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问正是对人类共同挑战与发展诉求的集中回应，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视野与人类担当。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14]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绝非封闭狭隘的民族性知识体系，而是立足中国、胸怀世界、面向人类的开放性知识体系。世界之问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全球视野与人类维度。西方知识体系本质上服务于资本主义霸权逻辑，难以回应人类共同发展诉求、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世界之问为问题导向，坚持胸怀天下的立场，立足于人类共同利益，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文明倡议等原创性理论，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全新的思想选择。与此同时，世界之问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彰显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开放性。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5]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便具有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优秀品格，始终在与其他文明的交融互鉴中发展壮大。世界之问要求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既要坚守中华文明主体性、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世界各国文明成果，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分，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由此观之，世界之问所秉持的开放包容特质，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具备广阔的世界视野，不断增强其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在促进中华文明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四、人民之问：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立场
人民之问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美好生活向往与共同富裕诉求，是人民主体地位与价值诉求的集中体现，构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立场，决定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归宿、根本立场与发展动力，确保自主知识体系始终服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6]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立场，更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最本质的属性。从这一本体论前提出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绝非囿于书斋的抽象思辨，而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发展、为人民谋解放的思想创造活动，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将人民诉求作为根本导向，将人民满意作为根本标准。人民之问作为人民群众利益诉求与发展愿望的集中表达，深刻反映了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现实需求，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根本的价值遵循，确保知识体系始终扎根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
习近平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17]人民之问的核心要义正在于彰显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民主体性，使知识生产回归其公共本性，让知识创新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反观西方知识体系，其在深层结构上往往服务于特定阶层的利益再生产，存在明显的阶级局限性与利益排他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人民之问为本质内核，坚持人民至上，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开展研究、构建理论，坚决反对脱离人民、漠视人民利益的学术倾向。围绕人民之问开展研究，能够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践，倾听人民呼声、反映人民意愿、总结人民经验、回应人民诉求，构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体现人民意志、满足人民需求的自主知识体系。
人民之问不仅规定知识体系的价值立场，更为其构建提供不竭的认识动力与实践源泉，推动知识体系在回应人民诉求中持续深化。毛泽东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8] 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面临的现实难题、提出的发展诉求，都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宝贵素材与不竭动力。人民之问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回应人民之问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总结人民实践经验、提炼人民实践智慧、升华人民实践理论的过程。因此，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永无止境，人民群众的发展诉求不断升级，人民之问的内涵与外延也随之不断丰富拓展，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持续的实践动力与发展空间，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始终保持生机活力、不断创新发展。
五、时代之问：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创新动能
时代之问聚焦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发展趋势、机遇挑战与使命任务，是时代发展规律与历史演进方向的集中体现，构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创新动能，赋予自主知识体系鲜明时代特征、前瞻视野与历史担当，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紧跟时代步伐、回应时代诉求、引领时代发展。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9]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任何理论体系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必须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同向同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提出新要求，新实践催生新理论。时代之问正是对上述历史方位、发展趋势、机遇挑战与使命任务的集中凝练，其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的内在规定性与演进逻辑。作为新时代的理论产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时代之问为根本问题导向，在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深彻回应时代诉求，方能彰显其鲜明的时代性品格，避免成为脱离历史语境的抽象独白。
“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20] 时代之问的核心价值在于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守正是创新的前提与基础，创新是守正的动力与路径。守正就是坚守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创新就是立足新时代实践，勇于突破传统思维定式、理论范式、话语体系，敢于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方法。时代之问既包含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传承，也包含对现实问题的分析破解，更包含对未来发展的前瞻预判，要求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须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与此同时，时代之问赋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重大历史使命，推动自主知识体系为时代发展提供思想引领与学理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回应时代课题，引领时代发展。习近平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1] 新时代赋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重大历史使命，就是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科学回答时代之问，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时代之问作为新时代核心课题的集中体现，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明确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增强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立足新时代、聚焦新课题、展现新作为，构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重大理论价值、深远历史意义的自主知识体系，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强大思想保证与智力支持。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明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4&ZD02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习近平：《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人民日报》2026年5月18日。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
[3][9][11][1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第12页；第19页；第12页。
[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第88页。
[5][20] 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求是》2022年第13期。
[6]《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页。
[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3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18]《毛泽东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调查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21] 习近平：《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作者为武汉大学主流意识形态研究院院长、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