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文经济学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揭示现代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体系，标志着经济研究范式的重要创新。它从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汲取智慧，推动其实现学理化发展，为经济发展筑牢文化根基。同时，人文经济学反思并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局限，突破其“理性经济人”假定的片面化限制、非历史性的分析方法、目标设定的模糊性以及狭隘的民族文化观念，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发展的人文属性。此外，它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突出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在此基础上，人文经济学将文化视为关键性生产要素，为高质量发展塑造内在精神动力；科学把握人类演进的基本规律，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作者：韩喜平，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赵伯昕，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摘自：《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7期

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国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融合，标志着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突破性进展。它秉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现代转化，为经济发展筑牢文化根基。它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抽象的“理性经济人”还原为具体的“社会文化人”，使文化从外部变量提升为内生要素，揭示了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共生发展的内在规律。人文经济学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在文化驱动增长上的解释限度，推动经济学研究转向“以人为本”、文化赋能的新型范式，既契合现代经济运行逻辑，又为阐释中国道路提供独特视角，为全球经济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对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汲取与转化

从现代学科看，古代中国虽未形成西方经济学体系（如市场、价格、利润等概念及“理性经济人”模型），但积淀了丰富的经济治理智慧，形成以“民本”为核心、以“富而教之”为目标、以“义利合一”为伦理、以“天人合一”为生态观等思想内容，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经济学奠定了基础。首先，中华传统养民、惠民、富民思想以“爱民而已”为治国之道，体现价值论先于本体论、伦理观先于财富论的理念。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尚书》言“民惟邦本”，荀子以“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喻民为政治合法性之源，形成“藏富于民”才能“藏富于国”的治理思想。其次，富民并非终点，而是教化的起点。《论语》中冉有问孔子：“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史记》称“仓廪实而知礼节”，《宋刻本论语集注》指出“民富则君不至独贫”。宋明理学家倡乡约、兴义学，打破“财富即文化”的世袭壁垒，使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经济分层与文化流动并存的结构。儒家主张“义然后取”，《论语》强调“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孟子》指出“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此义利观所构建的伦理约束成为内嵌于交易过程的信任机制。此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还体现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认知。《孟子》提出“斧斤以时入山林”，《礼记注》主张“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以季节律约束人类活动。这是一种“天人同构”的宇宙伦理思想，认为人非自然的所有者，而是“赞天地之化育”的共同体成员。《荀子》倡“多粪肥田”，《周礼》载“土化之法”。这些论述均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深刻阐明了经济活动所蕴含的人文向度。

人文经济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理化发展。其一，深化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理性建构。人文经济学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归“人的现实性”与“社会关系总和”的唯物史观基点。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据此将“民惟邦本”“义利合一”等转化为社会关系范畴。借鉴恩格斯设想并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贯通，为传统“均平”思想赋予现代解释：尊重地区差异，通过宏观规划优化资源配置。人文经济学坚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本立场，将文化、精神、生态等非物质收益纳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提供价值论内核，避免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将文化能力简化为“人格化资本”的缺陷。其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范式创新。人文经济学从民本与人本双重维度彰显人文特质。一方面，将传统民本与“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相融合，依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将相关命题置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框架中考察，通过基本经济制度保障“义”“利”统一。另一方面，汲取恩格斯敬畏自然界的警示，传承“天人合一”，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融入理论框架，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传统生态智慧向现代制度设计的创造性转化。总之，人文经济学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激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为经济学研究范式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

西方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为永恒前提，数理模型虽日益精密，却难以掩盖价值内核的非历史性和偏狭性，这导致其在面对时代发展困境时解释乏力。人文经济学则突破该假定，超越非历史静态分析，克服目标模糊性与西方中心主义，实现了从价值根基到理论视野的整体性跃迁。西方经济学推动了生产力巨大发展，体系日益精密，但其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上，将资本主义利己主义视为永恒人性，排除了文化、制度、阶级等要素。马克思指出，这种“孤立的个人”并非历史起点，而是资本主义瓦解封建共同体后的产物，资产阶级经济学将其永恒化，遮蔽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对交换、分配与技术的根本性制约。以“理性经济人”为起点，西方经济学将一切经济现象还原为个体行为的加总：波动归因于个体选择，分配失衡视为边际贡献的“自然”结果，危机解释为外生冲击或政策失误，而非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这些缺陷导致其对大萧条、滞胀、金融危机等缺乏预警与治本之策。历史证明，将人简化为永恒范畴、以利为唯一目的，便会丧失对复杂社会关系的把握能力。

首先，人文经济学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定的片面化限制，强化了经济发展的人文属性。马克思指出，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经济主体应嵌入生产关系与文化情境。人文经济学拒绝将资本主义“利己心”视为永恒人性，借鉴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强调经济动机需通过语言、习俗、制度等媒介获得现实性。由此，它将经济主体重新定义为具有物质与精神双重需求、在财富积累中寻求道义与价值认同的多维单元，超越了“唯利是图”的片面假定。人的活动因衍生出社会意识、审美与道德等精神内容而具有多维复杂性。人文经济学主张将文化认同、生态关切、公平正义和阶级境遇等维度纳入分析框架，以还原经济活动中思维的全面性、动机的复杂性与目的的多元性，规避了西方经济学将人简化为“只会计算的孤岛”的理论预设。基于对经济主体的多向度剖析，人文经济学实现了从“单维功利”向“多维人文”的范式跃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检验、可制度化的学理路径。

其次，人文经济学超越了西方经济学非历史性的分析方法，突出了经济发展的动态性特征。自边际革命以来，西方经济学为追求“精密科学”，悬置伦理、忽视人文差异，转向抽象数理方法，这导致其难以理解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和暂时性，也无法揭示驱动经济发展的深层社会权力结构和制度背景。人文经济学根植于马克思“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的洞见，强调范畴的“历史的暂时性”，与“一般均衡”传统划清界限。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生产关系视为“天然”“永恒规律”，掩盖其历史性质。人文经济学批判对数学形式的盲目崇拜，认为它无法阐释技术与制度协同演进的内在动力，反而遮蔽了社会权力结构对资源分配的决定性作用。进入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核心问题，强调经济增长必须适应物质与文化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保持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动态平衡。它摒弃数理工具作为科学性的唯一标准，坚持将数学表述嵌入“历史—制度—文化”的总体叙事，从而搭建了兼具历史唯物主义与经验可检验性的动态理论框架。

再次，人文经济学克服了西方经济学在目标设定上的模糊性，将实现“人的本质”确立为经济发展的终极追求。西方经济学自诩为“纯粹科学”，只问“是什么”，不问“应该是什么”，但其从私有产权不可侵犯出发，将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视为永恒自然秩序，实质上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辩护，陷入“庸俗经济学”。人文经济学明确主张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揭示西方“价值中立”的虚假性。它以唯物史观为根基，将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标准，确立人民立场，与资本逻辑划清界限。实践上，人文经济学将马克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想转化为制度安排，证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增长模式有助于共同富裕。它将经济发展目标锚定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明人文经济学是关乎人民福祉的社会科学，彰显了价值导向的历史性进步。

最后，人文经济学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狭隘的民族文化观念，突出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命运的一致性。西方主流经济学将起源于西欧的自由贸易、私有产权等视为全球普遍规律，掩盖了“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一唯物史观判断。马克思通过对俄国公社、印度村社等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全球化并非“唯一道路”，而是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并存的剥削性结构，其生产力增长很大程度上以牺牲他国主权和人民福祉为代价。西方倡导的全球化实质是资本全球逐利的过程。与之相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人文经济学指明方向。人文经济学坚定文化自信，解构西方全球化叙事的霸权逻辑，研究如何超越不平等交换的国际分工体系，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人文底色，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学的人文性超越。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创新

人文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为根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源泉，深入把握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堪称“两个结合”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首先，人文经济学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承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主张通过经济增长与制度变革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社会走向共产主义。他批判君主政体“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并指明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人文经济学循此逻辑，将经济增长目标从“资本增殖”转向“人的复归”，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扩大教育、文化、健康等非物质投入，使劳动超越“谋生手段”。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将“人身依附”关系转化为以“物”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导致人的本质异化，缺乏人文属性。人文经济学尊重人民主体地位，通过经济增长保障物质基础，同时拓宽劳动边界、提升精神境界，推动物质积累与精神成长协同共进。

其次，人文经济学对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追求，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形式，是人们意识到并力求克服冲突的精神生产。文化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文经济学反对将文化简化为“软环境”或外生变量，而将精神生产视为与物质生产并重的社会再生产环节。它进一步揭示：当“文化生产力”被纳入现代分工体系时，其与经济基础的互动就不再局限于宏观调节，而是通过知识产权、数字平台、体验消费等制度安排，实现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在同一资本循环中的同步扩张。实践上，人文经济学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文化繁荣奠定物质基础，同时将文化视为关键生产要素，为经济增长注入内生动力，促进物质与精神文明良性循环。理论上，人文经济学继承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坚持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彰显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自觉坚守。

再次，人文经济学将文化纳入生产要素，旨在为高质量发展塑造精神动力。这回应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关系的论断：思想、观念的生产最初与物质活动交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强调历史文脉、工匠传统等无形文化资源可通过价值导向、行为规范和社会信任，转化为“总体人文环境”。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在于激活文化禀赋，构建整体人文生态，使无形资源转化为有形支撑，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继承与方法创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协作是“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并强调“同一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人文经济学将“同一空间”扩展至共享的制度与文化环境，将地域文化孕育的共享价值观、信任基础和技能传统视为“人文资本”。这种文化赋能经济的路径，使文化成为撬动质量、效率、动力变革的重要生产要素，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最后，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植根于对需求演进规律的科学把握，紧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将文化与心理维度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继承马克思的需求理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塑造认知与价值取向，为文化赋能经济提供支点。恩格斯把生活资料需要分为生存资料、发展资料、享受资料三类，人逐渐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和享受。人文经济学回归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维度，在实践中将文化消费潜力转化为增长动能，通过扩大优质供给、完善公共服务、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实现物质与精神双重满足。由此，人文经济学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消费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分析维度，为新时代实践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政策导向的学理支撑。

结语

理论的生命力源于实践。人文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既非经典理论的简单复述，也非西方范式的机械追随，而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范式革命。它将文化从外在因素提升为关键内生变量，以“社会文化人”超越“理性经济人”的抽象预设，在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系统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局限，彰显出鲜明的自主性与时代性。人文经济学以自身概念体系讲述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关键理论分析工具。它不仅将有力引领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将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支柱，从而为世界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