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关于东北战略定位的调整，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区域实践的典型范例。从抗日战争时期推动东北发挥战略支点与精神旗帜作用，到解放战争时期将其视为革命巩固的基础，再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确定其为志愿军总后方基地，以及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阶段的重工业基地定位与支援三线建设，体现了毛泽东对东北战略定位的不断调整。毛泽东的每一次战略抉择均立足于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一演进历程，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调整区域发展战略的智慧，也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关键词：毛泽东；东北；战略定位；区域发展
原文出处：韩喜平、王斯羽. 毛泽东对东北的战略定位及其启示 [J]. 毛泽东研究，2026，73(4)：24-33.
韩喜平，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斯羽，女，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抗日战争时期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东北因其独特的地缘条件、资源禀赋及工农业基础，逐步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支点、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巩固基础、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总后方基地以及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工业支撑，成为我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极具典型意义的区域。既有研究关于东北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与建设实践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多围绕东北地区抗日斗争实践、根据地建设与工业布局调整等单一议题展开，较少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将东北的整个革命与建设历程视作有机整体并将其置于全国发展大局中加以讨论。事实上，毛泽东对东北的战略定位，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并在全国战略全局与东北具体实际之间动态权衡的结果。考察毛泽东对东北战略定位的演变及其实践成效，不仅有利于阐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调整区域发展战略的智慧，更能为新时代因地制宜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方法论借鉴。
一、抗日战争时期：战略支点与精神旗帜
科学的战略决策，源于对客观形势的准确把握。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内却仍然存在“不抵抗”的消极主张，抗日力量分散、东北沦陷。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东北安危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号召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组织开展东北游击战争，以牵制、消耗日军有生力量，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斗争。
(一)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
地缘枢纽的得失深刻影响革命全局的走向。东北地处东北亚核心位置，粮食和煤炭资源丰富，是关内腹地的天然屏障，长期为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所觊觎。1927年，日本制定了“先独占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此后不断在东北边境制造摩擦、寻找开战借口。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突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与沈阳城，悍然发动武装侵占东北的军事行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然而，国民党南京政府竟以“攘外必先安内”为由，多次电令东北军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幻想依赖国际联盟逼迫日本撤军，导致东北三省在短短数月内相继沦为日本殖民地。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东北是攸关全局的战略前沿。他指出，若日军彻底占领东北三省，不仅能够沿辽西走廊直逼山海关，突破华北防线，还将掠夺和利用其丰富资源“以战养战”；如果不能在东北立即展开武装抵抗，整个抗战局面都将深陷被动境地。
鉴于此，中共中央先后发表多篇宣言和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定立场。九一八事变次日，《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发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杨靖宇、周保中等大批共产党员分赴东北各地创建抗日武装。1932年4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发表《对日战争宣言》，动员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群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在中共中央、中共满洲省委的动员下，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运动不断兴起，各地工人拒绝为日军装运物资，农民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和掩护伤员，凝聚了抗战力量。“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东北战场的浴血奋战，有效延缓了日军侵略步伐，为全国抗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和战略回旋空间，鼓舞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二)东北的游击战争，在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正规战争
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中国开始了全国性抗战。起初，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太原会战等大型战役中接连受挫、伤亡惨重，北平、天津等多个重要城市失陷。“亡国论”一说由此在国民党内部和某些社会阶层中逐渐蔓延，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断定中国“再战必亡”，忽视了人民群众和敌后游击战争的作用。毛泽东基于对中日双方实际情况的分析，指出“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强调持久战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唯一途径、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
面对全面抗战初期全国战场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毛泽东提出应以运动战为主，指示敌后武装发挥削弱、牵制敌军有生力量和妨碍其运输等作用。东北因其地缘优势与资源禀赋，被日军视为其进攻关内的后方基地。毛泽东指出，“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东北抗日联军依托东北广袤的高山密林，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破坏日军交通运输线、通信设施和后勤补给系统，使敌人“损失了十余万生命与数万万金钱”，打破了日军“以战养战”的图谋，有效缓解了华北、华中正面战场的压力。
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极大鼓舞了我军士气。“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妄图通过在东北推行“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与奴化教育，麻痹人民的革命意识与反抗情绪。然而，即便在日伪军残酷的“讨伐”与严密封锁下，东北抗日联军被迫退入深山，很多时候只能吃树皮、草根、棉絮，靠单薄的衣物抵御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同数倍于己的敌军周旋苦战，却始终未曾溃散。其中，杨靖宇孤身同敌人周旋，断粮后仅以草根、树皮充饥，直至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在各级地方党组织的宣传动员下快速传遍敌后根据地和国统区，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和爱国热情。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顽强抵抗下，日军内部发出东北抗日联军精神上之友军尚不知有几倍或几十倍的感叹，逐渐滋生了思乡、厌战甚至反战情绪，战斗意志逐渐削弱。东北游击战争中展现的坚定信念、民族大义和英雄气概，为我军在武器简陋、给养匮乏的极端环境中战胜强敌提供了支撑。“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因其雄厚的工业基础、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美苏博弈影响，战略意义越发突出。毛泽东指出东北是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并因时、因势、因地调整具体策略，在东北建立起稳固的政治军事根据地，推动了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一)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稳固的战略后方是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先决条件，而区域的地理位置和物质基础共同决定了其能否承担战略后方职能。我国东北与朝鲜、苏联、蒙古接壤，面积广阔，有着辽阔的战略纵深，粮食和矿产资源丰富，重工业基础较为雄厚，能够为长期战争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毛泽东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指出了东北的重要性：“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在他看来，抢占东北是攸关全局的战略抉择，控制东北就能依托其战略条件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牢牢掌握战局主动权。
1945年8月，长期盘踞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权瓦解崩溃，长期处在敌伪统治下的东北出现了短暂的政治“真空”。为抢占先机、赢得主动，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先行组建东北局，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明确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力争控制东北。为此，中共中央选派20名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赶赴东北，从各解放区调集2万名干部和11万主力部队挺进东北。早在8月下旬，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就率先进入东北，接管、收缴大批武器装备，在苏军配合下解放了山海关，控制了锦州、辽西地区，迫使多地日伪军投降，初步打开了局面。随后，山东军区数万主力部队分批横渡渤海，新四军第三师也从苏北长途行军，抵达东北战场。各路部队会师后紧密配合，协同苏军清剿日伪残余武装，抢在国民党精锐部队集结之前，控制了东北地区许多城市、乡村及交通干线，为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二)我们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
194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向东北大举增兵，依仗其美械装备和运输优势相继占领山海关、锦州等战略要地，接着沿北宁路不断推进，试图以速战速决之势掌控东北全局。毛泽东指出，我军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和兵力集结速度上存在明显劣势，全部控制东北的有利条件已不复存在，必须放弃“独占东北”计划，从占领大城市转向经营农村和中小城市。随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提出，我方东北部队逐渐撤出中心城市，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边缘地带清剿日伪残余和土匪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和地方武装。12月28日，毛泽东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这标志着我们党东北战略的转变，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同东北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保障党和军队的生存和发展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任务。毛泽东指出，根据地的巩固离不开工农群众的支持，群众工作是根据地建设的工作重点。他要求普遍开展清算汉奸斗争、推行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逐步推进土地改革，从根本上赢得群众的支持与拥护、调动群众支援前线的积极性。毛泽东强调：“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根据地积极推进土地改革，没收敌伪和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将土地平分给农民，极大解放和发展了东北农村的生产力。截至1946年11月底，仅黑龙江地区就有180多万垧土地被分到300多万农民手中。1947年东北解放区耕地面积达到1722.2万垧，每垧平均产量达到1500斤。东北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大批贫苦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实现翻身解放，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
(三)对我军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歼灭为有利
1948年9月，东北战场的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转变。经过连续攻势作战与根据地建设，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明显改善、作战水平显著提升，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我党在东北推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成效显著，群众参军支前的积极性被充分激发。反观国民党军，精锐部队被分割围困在长春、沈阳和锦州等孤立据点，前线物资匮乏、军心日趋涣散，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被动局面。此时，毛泽东基于对战争全局的研判，指出国民党军可能向关内撤退，并认为若放任其撤出东北、与华北部队会合，将会使其兵力集中；但若利用我军现有优势，在东北境内将其歼灭，就能够依靠东北的资源条件支援关内战场，彻底扭转全国战局。“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整体方向确立后，还需要明确突破口。1948年5月，我军试探性进攻长春受挫，暴露出硬攻大城市伤亡代价巨大、难以调动并歼灭敌人的局限。毛泽东指出，锦州作为北宁线上联结东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是东北国民党军的咽喉之地，攻占锦州即可截断其撤退至关内的陆路通道。9月7日，毛泽东正式提出“攻锦打援”方针，指示东北野战军集中兵力攻占锦州。10月10日，他再次强调锦州的战略价值，指出：“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由此，东北野战军率先攻占锦州，切断国民党军队退路，围歼前来增援的廖耀湘兵团，乘胜追击解放了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的胜利使我军首次在兵力数量上超过国民党军队，东北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稳固战略后方，为后续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总后方基地
妥善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需要准确的战略判断。1950年10月，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战火直逼鸭绿江畔，作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的东北面临直接威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捍卫国家安全，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在这期间，东北作为志愿军总后方基地，不仅承担了前线大部分军需物资供应与伤员救治等后方保障职能，还通过开展“南厂北迁”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推进了战时经济建设。
(一)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基础薄弱，经济与社会重建工作迫在眉睫，急需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然而，美国为维护其在亚洲地区的利益，发动了朝鲜战争，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畔，其战机还多次侵入中国领空，威胁着新中国的国防安全。是否出兵援朝，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直面的艰难抉择。当时，党内持不出兵或暂缓出兵观点的不少。有的认为我国刚刚结束长期战乱，国内财政赤字严重、百废待兴，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落后；而美军则拥有较强的制空权、制海权和现代化武器装备，贸然出兵可能会影响国内经济恢复进程，甚至动摇政权根基。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毛泽东预见到暂缓出兵的隐患，即“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我国东北与朝鲜新义州、满浦等多个城镇隔江相望，地缘联系紧密。若放任美军陈兵中朝边境，东北将长期处在军事威胁之下，开展现代化工业建设也将面临困难。经慎重集体讨论，在1950年10月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最终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志愿军出战后，多次击退敌军进攻，成功将敌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附近，解除了东北边境直面战机轰炸的紧迫威胁，为东北乃至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全国工业化建设创造了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
后方基地建设会深刻影响前线作战能力和整体战争进程。志愿军赴朝作战，需要解决物资保障、兵员运输等诸多难题。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汽车等现代化运输工具极度缺乏，油料供给高度依赖进口，连接中朝的许多桥梁和铁路线都处于美军的绝对制空权和常规轰炸半径之内，后勤物资供给长期面临威胁。我国东北和朝鲜之间有着漫长的国界线以及多条战略通道，具有建设后方基地的天然地缘优势；东北扎实的工农业基础又能够源源不断为前线制造和输送战略物资。面对这一现实境况，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后方供应事宜以及援助朝鲜事务，由东北军区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从而确立了东北在志愿军后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群众动员是东北基地建设的重要工作。通过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落实拥军优属政策，东北各地掀起了有组织的参军支前热潮。具体而言：一是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涌现出“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场景；各界人士踊跃组建各类支前队伍，分批奔赴前线担负战时勤务。二是为响应和落实毛泽东关于“将重伤病员运回东北，抽出干部回东北带训新兵”的要求，东北各地迅速建立起庞大的伤病员转运站，负责志愿军食宿、药品供应和医疗护理；广泛发动青壮年进行义务献血，挽救了无数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伤病员的生命；设立多个训练基地，承担部队集结和新兵整训的保障工作，向前线输送了大批具备基础战斗素养和战场适应能力的战士。三是在美军不间断封锁轰炸、交通线路不断被毁的紧张形势面前，东北军民坚持昼夜抢修铁路桥梁和运输设施，在志愿军后方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有力保障前线物资供应。由此，东北总后方基地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支撑。
(三)工业迁移从积极防空着手，主要的不迁，只迁某些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集中了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建设力量，在炼钢炼铁、化工和机械制造等关键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工业化建设的核心命脉。其中，重要的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高度集中在东北南部的辽宁省，靠近中朝边境。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军战机频繁侵犯我国东北领空，多次侦察、袭扰东北的南部重工业城市。为保障工业建设安全，东北局提出把东北北部作为战略后方的设想，“东北工业建设要着重放到北满去，可移的工厂尽量北移，尤其如机械厂等，应下决心迁移，新建的工厂放在北满”。然而，大规模的整体搬迁，不仅会耗费大量时间和运输成本，还会因长时间的停产、停业严重削弱前线作战的物质支撑能力。基于此，毛泽东建议只进行局部搬迁。1950年9月3日，他复信东北局：“工业迁移，问题甚大，以从积极防空着手，主要的不迁，只迁某些部分为宜。”由此，东北局拟定北迁工厂名单，有计划、有准备地组织多家重要工业企业迁往黑龙江地区，依托当地的战略纵深和既有工业基础新建厂房、快速恢复生产。“南厂北迁”不仅保障了东北工业设施安全，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东北工业的平衡发展。
为满足战时长期的物资消耗需求、解决财政困难，东北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10月，毛泽东提出“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为全国战时经济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南。其中，东北局依托各级地方党委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政治动员和组织工作，将毛泽东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转化为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工人克服配套不足和设备损耗的困难，开展劳动竞赛，努力补齐“南厂北迁”期间的产值缺口；农民开展爱国增产竞赛，全力保障前线军粮供应。各界人士踊跃捐献物资、筹措款项。截至1952年5月底，仅东北累计捐款额就达6525.08万元，折合可购置435架战斗机。这不仅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也为后续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四、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阶段：全国的工业基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一穷二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任务。为更好地发挥工业的规模效应、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毛泽东明确东北是全国的重要工业基地，提出统筹调配全国资源支持东北重工业建设，待东北工业基地建成后，再向内陆地区输送机器设备、技术人才，并提供建设经验。这一规划，既推动东北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工业集群，也为后续“三线建设”以及全国工业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宝贵人才。
(一)东北是全国的工业基地，给全国出机器、出专家
工业化建设是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转型的必经之路，“能够切实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保障，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推动工业化的发展”。1952年底，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此时，我国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很多地区的工业生产设备、交通基础设施仍处于瘫痪状态，面临资金短缺、技术匮乏和人才流失等诸多困难。为了将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毛泽东强调，“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当时，东北拥有较为完整的铁路网络、丰沛富饶的资源以及一定的工业基础，能够为快速实现工业化提供物质支撑；且其毗邻苏联的地缘位置，能够降低物资运输和人员交流成本，便于学习借鉴苏联的先进经验。为加快推进工业化建设，毛泽东将建设重点布局于东北，强调“东北是全国的工业基地，希望你们搞好这个工业基地，给全国出机器，出专家”。
“一五”计划期间，中央在资源配置和项目布局上重点向东北倾斜，对东北的工业投资占全国工业投资总额的1/3以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项目有超过三成布局在东北。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与党组织的广泛动员下，东北的建设者表现出高涨的建设热情和空前的生产积极性，不断克服技术匮乏、经验不足等重重困难，为我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例如，鞍山钢铁公司的建设者积极学习和借鉴苏联的先进技术与施工经验，日夜攻坚推进技术革新，促成了鞍山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第七号炼铁炉“三大工程”提前竣工，为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被毛泽东誉为“一九五三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到20世纪50年代末，东北“钢铁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机械制造能力占一半以上”，为全国工业体系建设提供了大量技术、人才和经验支持，扛起了出机器、出专家的战略重任。
(二)利用和发展东北的工业老底子，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工业化建设不仅要稳步提升数量和规模，还要保障空间布局的均衡合理。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加速推进且初具成效，但工业空间分布失衡问题逐渐显现，结构性的发展矛盾日益突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极大阻碍了区域协调发展。为此，毛泽东提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同时也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据此，中央及时调整东北发展定位，明确东北工业基地要“充分挖掘潜力，大力支援全国，并逐步合理发展”；同时，适度放缓对东北的投资增长速度，以平衡各地建设进程，强调“东北三省潜力大，任务重，任务完成得好不好，主要看支援全国的任务完成得好不好”。
20世纪60年代，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我国地缘政治环境日趋紧张，备战问题被正式提上党的议事日程。东北被划为“一线”，工业发达，但大部分重工业与军事工业处在苏联军事力量的威慑范围之内；四川、贵州、云南等多个内陆省区被划为“三线”，工业发展薄弱，但地形条件复杂且隐蔽性极佳，具备建设战略后方的理想条件。为增强我国国防实力、改善生产力布局，毛泽东强调“三五”计划要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从重点发展东北和沿海区域全面转向“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三线建设”吸收借鉴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东北“南厂北迁”的搬迁经验，成建制地组织企业和项目向内地迁移，并向当地传授核心技术，输送并培育了大批骨干人才。以黑龙江省为例，自1965年开始，省内12家军工企业包建支援了贵州、江西等地的210多个单位，共支援设备3389台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熟练技工16096人，同时还支援了大量工具、工装、成品零部件及大批图纸、技术资料。在东北工业基地的支持下，“三线”地区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既推动了全国工业布局的均衡发展，又为我国国防安全提供了保障。
回顾抗日战争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东北战略定位的演变，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东北地位的判断与部署，始终是将其置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全局中进行的。这一历史实践所蕴含的方法论启示，对于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仍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是要紧扣社会主要矛盾调整区域发展战略。毛泽东对东北战略定位的调整，源于他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准确判断。这启示我们，应立足社会主要矛盾来确立区域发展优先级。面对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应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充分利用东北较好的资源条件、雄厚的产业基础与独特的区位优势等，发挥东北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作用。二是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意识。毛泽东始终立足革命和建设全局谋划东北工作，因时因势调整东北发展战略。这启示我们必须摒弃地方本位主义，在全国发展大局中找准区域战略定位，扛起东北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要使命，以一域服务全局，实现区域发展与国家整体利益的统一。三是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辩证思维。面对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变局，毛泽东适时推进“南厂北迁”“三线建设”等战略调整。这启示我们必须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四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实践方法论。毛泽东始终立足东北的地缘区位、工农业基础和资源条件，因地制宜部署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这启示我们要从区域发展实际和比较优势出发，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途径，走出适合当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