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编制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展现了重要的政治优势，这一伟大实践具有深厚的学理根基。对其加以学理化、体系化的阐释，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规划的成效与经验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有力支撑，人民至上的原则为重构经济学追寻的根本目标提供价值坐标，前瞻性的目标谋划提升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民主科学的规划推动构建提升经济效率的运行机制。
韩喜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匡亚明杰出教授，吉林大学原党委副书记、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编制五年规划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以规划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对阶段性战略目标进行整体部署，统筹谋划重大项目建设、区域协调及社会事业发展，为国民经济远景规定战略方向。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法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所强调的，“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这一重要论述是落实“十五五”规划的重要指导，也是对五年规划制度安排的高度肯定。五年规划的经验与优势已经成为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深厚的学理根基。对其体系化、学理化的阐释，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
一、规划的成效与经验为中国自主经济学提供有力支撑
众所周知，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早是完全依赖市场“看不见的手”调节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信奉“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当然，面对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很快出现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国家经济学，他们主张经济发展应该强化政府干预经济与国家主导，后来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发生了凯恩斯革命，系统确立了宏观调控理论。资本主义经济治理逐步实现从主要依赖“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自发调节，转向“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并存的调控模式，并在此后形成包括供给学派在内的多样化政策取向，出现一些与规划相关的思想因素。
马克思从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角度，提出要增强社会有意识的调节，突出政府在资源配置和社会发展中的统筹功能与引领作用。列宁围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组织形式与调节机制，提出一系列关于政府要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的理论观点。可以说，制定规划最初是按照现代经济发展运行规律提出的课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用计划方式引导战时物资生产与调配，1918—1920年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得的成效以及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使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意识到，应该集中国内力量大规模推进工业化。1928年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迅速建立了一批高度专业化的大型工业企业，而且提前一年完成目标，实现了工业生产资料生产年均增长28.5%，消费品生产年均增长11.7%的惊人增速；以“五年计划”为主要形式的中长期规划加速推进苏联的工业化进程，成为其他国家制定五年计划的效仿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以苏联为模板，开始制定五年规划。而且规划的确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力量，有学者通过比对全球范围内135个国家和地区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之差，发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人类发展指数排序之差最大的前30位几乎全是国民经济发展政府干预主导色彩浓厚的国家和地区。后来，由于苏联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了经济发展，使经济理论界对计划反思甚至批判。
我国五年规划直接来源是苏联的计划经济经验。新中国成立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认识到，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是巩固新生政权的经济基础。1950年5月我国编制《一九五零年国民经济计划概要》，为“一五”计划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和基础。“一五”计划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遵循“边制定边执行”的原则，从1951年试编到1955年7月5日至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一五”计划“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一五”计划成功复制苏联早期的工业化建设经验。此后，除1963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外，我国共制定并实施了十四个五年计划或规划。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五年规划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不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是不要计划，“与其他转型国家不同，计划理念在中国无须复兴，因为它只有改变却从未消失”。当然，曾经的计划管理部门也实现了从名称到职能的转换，五年计划在“十一五”时期更名为五年规划，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被赋予新的内涵和特质。从“一五”至“五五”的高度集中指令性计划，到“十一五”以来强调宏观指导和约束性指标；从依赖要素的粗放增长到谋求集约化发展，突出创新驱动、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从单纯的经济发展到经济社会全面规划，实践证明，一直坚持的中长期规划制定和执行确保国民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行，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稳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解决温饱，为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提供关键支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有7.7亿人得以脱离贫困，约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制造”风靡全球，城市化快速推进，科技指数不断攀升，领先世界的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这些发展成就证实以“五年规划”为重要形式的中长期规划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力量，“诠释着中国制度和中国之治独特而巨大的魅力”。“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中国规划指导下的发展成就给了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足够的自信。
理论是实践的理论，认识来源于实践。理论是对认识的提炼与总结，伟大的实践必然蕴含着伟大的理论，理论推进过程是发现和认识规律的过程。经济理论来源于经济发展的实践，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分析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亚当·斯密凭借《国富论》指出通过分工与专业化增加国家财富的路径，成为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凯恩斯提出应对市场失灵应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其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道格拉斯·诺斯由于成功解释西方世界兴起的秘密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五年规划取得巨大成就的成功经验，不是现存的经济理论能够解释的，我们要把五年规划的实际成效进一步提炼总结为中国经验，要把规划的经验进一步升华为中国理论。如我们要把我国所积累的脱贫、减贫、防返贫的相关经验提炼总结为中国解决贫困的理论，进而成为世界破解贫困的新理论，为广大欠发达国家的脱贫事业提供参考，更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新样本。我们要总结提炼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转变为一个制造业强国、工业化大国；要总结提炼从一个文盲占绝大多数的穷国如何走到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道路，如何从一穷二白的发展中国家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以及为什么中国能够连续性地制定出五年规划的内在原因，这些发展历程与成功经验就是中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
二、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原则重构经济学追寻的根本目标
学科研究是有目的性的。近代以来伴随着学科分化，各个学科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西方经济学的目标就是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只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社会其他一系列问题，如就业问题、分配问题、社会福利、人民生活问题等都能迎刃而解。当然，这种“为了财富增长而发展”的发展观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社会带来如愿结果，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对生产力造成了反噬，带来大规模的失业、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由于片面追求GDP增长，出现经济结构失衡、增长动力不足、资源利用不合理、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方式开始逐渐受到多方质疑。其被称为“无发展的增长”或者“有增长而无发展”，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经济增长不仅包括数量的增加，而且包括质量的改善。国民经济良好的发展应不仅追求GDP的增长，而且要追求包括国民经济素质提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方式包容的经济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斯涅茨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供应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这个增长中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调整。”迈克尔·托达罗提出：“发展必须既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发展必须体现变化的全部内容。”当然，透过现象看本质，西方经济学只是把人当作追求财富增长的手段，而非真正把人当作目的本身。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把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主题和研究目标。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为了经济增长而实现经济增长”进行了深刻批判，他指出：“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马克思认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统一，这是发展的价值旨归。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站在人民利益上谋求发展。以人民利益和人的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价值目标，回顾已经实施的十四个五年规划，保障五年规划合理科学制定的根本来自对人民至上这一价值理念的坚守，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实际相结合，以民之所想、民之所求开展规划设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就是人民生活的提高、人民福祉的深化。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而且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进一步明确坚持人民至上，而且把这一基本原则落实到具体的建议中，从根本上构建人民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第一，明确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确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规划制定的基本原则，把重要目标定位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把物质改善与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社会公平结构优化、法治保障与治理效能增强统筹起来，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满足人民丰富的积极向上的文化需求等方面部署一批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安排，同时让人民在文化生活、社会参与、环境品质与安全保障方面拥有更充实的获得感、更持久的幸福感、更可靠的安全感。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构建民生与发展共生性的互动发展模式。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制约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能力，在一定的资源约束下，保民生和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存在着发展重效率、民生重公平的“艰难抉择”。《建议》对于构建民生和发展共生性互动发展模式，明确提出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同时，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民生与发展具有极强的共生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结果。《尚书》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马克思指出，历史规律指向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提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并进。”因为经济发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由保基本走向更高质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更关切机会、公平和环境。满足这一需要已成为牵引发展方式、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整体升级的系统工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催生出更加多样化、更高品质的有效需求。这不仅直接拉动消费、牵引投资，更通过反馈市场信号，引导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民生是发展的价值指向与内生动力。生产并非为生产本身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内需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而人的发展是内需扩张和升级的重要内容。通过提升劳动者的技能素质、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实现从“投资拉动”到“消费驱动”的转型，将“人口红利”发展为“人才红利”，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扩大内需提供持久动力。投资于人不仅包括“能力提升”，也包括“需求满足”，加大对教育、医疗、文旅、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投资，能够直接催生相关人的消费需求。人才能力更能转化为一国的科研能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第三，谋划推进共同富裕经济学的基本篇章。共同富裕是人类的共同理想，西方经济学导致发展的两极分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顽症。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切好蛋糕，使更多人通过勤勉工作和创新创业分享发展红利。《建议》明确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而且有着具体的推进举措。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分配结构得到优化，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要统筹财政投入和社会资源配置，把更多增量投入和改革空间用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关键领域，推动公共服务从基本覆盖迈向优质均衡和城乡统筹，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并着眼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这些转换不仅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更是对经济发展目标的重构，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产生。
三、前瞻性谋划提升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涉及多领域的全面系统，需要通过有效的预先筹划来应对日益频繁的经济危机和突发性公共事件。当然，经济运行又是有规律的，经济学的重要功能就是揭示规律，并指导人们按照经济运行规律推动经济发展。正是基于对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担忧，理论家们开始尝试设计和规划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地体现出“规划”和公共政策的重要作用。《孙子兵法》云：“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的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和实现目的的指标体系及方法，体现出经济发展的目标，这种前瞻性的目标，一定程度上克服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提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一，规划具有战略性和预测性。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在建设的不同阶段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针对性作出精准的统筹谋划与战略部署，以更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规划就是针对未来一段时期内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预设的目标和方向，从全局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制定发展战略。有目标和方向就可以突出重点，减少弯路。五年规划坚持目标导向，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解决温饱、实现小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人民从对满足物质文化需要到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跨越式提升，这些都落实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每一个五年规划的发展目标之中。五年规划作为宏观层面作出的具有导向性的政策集合，在凝聚地区发展力量、有效调配公共资源、统筹全方位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以一种连续性、一贯性、稳定性的内在特点，对阶段性的政策实施有着积极的导向功能，从整体上推动中国经济的递进式增长。《建议》立足于“十四五”期间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建议》准确把握未来5年我国发展大势，提出符合实际、具有前瞻性的总体思路、重大原则、主要目标、战略任务。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第二，规划有具体的战略部署与实现路径。规划不仅设定结果和目标，而且根据预期结果和目标来制定实施方案。社会主义要在经济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这决定着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规划也向全方位发展与综合治理并重的方向转型，构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治理布局。五年规划呈现出战略引导、政治动员、目标考核等方面的功能，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而且“十五”时期以来，反映结构变化、凸显主体功能的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代替指令性计划和实物指标，赋予规划更多生机和活力。每一个五年规划都是问题导向的，有针对性地对亟待解决的积弊与问题提出解决和治理对策。《建议》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时期所要深刻领会和把握的根本遵循与重要制度安排。
第三，规划的动态推进与灵活执行。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知的，对未来的分析与谋划便是可行的。制定规划明确发展方向，要借助规划的作用尽量减少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当然，所有规划都是在预期不确定和信息不充分条件下进行的，尽管规划尽可能地做到科学、准确，但我们难以对未来的情况作出全面、精确的分析和预测，不可能预知未来可能出现的一切情况并制定出所有的应对方案。所以，我们的规划越来越成为内容相对集中、指标相对精炼、设计相对粗略、要求相对宽松的“动态”规划，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实施的过程中对规划适时调整，形成“边干边学”的规划制定和实施模式，总结成功经验，形成不断完善优化规划内容、规划制定方式、实施途径、制度保障等在内的规划体制。制定规划，减少不确定性，增强确定性，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书写出规划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四、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
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运行的常态表现，如何在资源稀缺的状态下，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经济学要解决的最大问题。长期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有规划比没有规划强，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盖特纳在反思金融危机时多次强调“有计划总好于没有计划”。人类是依靠思想支配行动，社会集体行动更需要统一的意志和安排，为了引导社会达到既定的目标并且尽可能快地实现目标，往往要形成一定的规划。问题在于如何制定出科学的规划，如何能够保障规划接续，并且一张蓝图绘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的结果，五年规划（计划）编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和程序。制定五年规划的《建议》要经中央全会通过，国务院组织相关部门，依据党中央的《建议》编制五年规划草案，党中央、国务院通过规划草案及规划报告，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中国共产党领导规划的制定是我们的特色，也是优势。
规划可以看作是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民行动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五年规划集中反映党的路线方针和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从谋篇布局到指标设置再到政策举措，均体现党的意志、国家意志和人民期待的有机统一，实现全社会思想上的统一、行动上的一致，保证国家各项发展战略实施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作为推动国家发展战略连续稳定实施的重要保障，从工业化到现代化，从“三步走”战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年规划沿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接续向前迈进，有力保障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的延续性，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制定“十五五”规划这项工作，是我们党基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领导是“十五五”时期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和根本优势，为全方面、全领域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这是任何其他政党无法取代的强大优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汇聚制度优势，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确保能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建议》不仅是在党的统筹领导下得到的系统制定，而且是在具体内容上提高了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这从领导力量上进一步突出并强化党的统筹作用，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回顾历史，“一五”至“五五”期间，我国将计划的确定与转换作为五年计划的战略重心，确定计划的产业优先次序，突出计划产出的增长指标和空间布局；在“六五”至“九五”期间，逐步明确计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定位，实现管理方式从行政指令性计划、政府直接配置资源逐步向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宏观经济管理转变；在“十五”至“十四五”期间，我国中长期规划的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进一步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持续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鼓励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进一步凸显国家的战略意图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规划能够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明确推进各项事务的优先次序，最大限度确保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规划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在取舍与平衡中找到均衡点，是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要素，在整合资源、汇聚多方力量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最基本的方式有两种：计划和市场，而且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规划不是排斥市场，而是要更好地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五年规划明确政府工作重点，使政府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具体工作中所出台的各项政策举措既符合短期经济运行特点，又符合国家长期战略规划的目标任务。与此同时，以五年规划为统领和轴心所构建形成的规划体系，能够在综合平衡各部门各地方间关系的基础上，将各部门各地方的发展目标、发展任务和工作重点纳入国家发展全局予以通盘考量和设计，有利于在目标一致、步调统一的基础上，凝聚形成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工作合力。作为引导社会预期的重要手段，五年规划围绕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着眼于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阶段性发展目标和预期指标，不仅有利于各部门和各地方各项工作的开展，形成强大的牵引力，而且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推进国家重大中长期战略的实施和重大项目建设，有步骤地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和市场预期，凝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
五、民主科学的规划推动构建提升经济效率的运行机制
效率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有许多，最基本的应该是经济主体的活力和资源配置的合理，编制规划纲要是我们党和国家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科学而有效合理的规划不仅可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而且能够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经验、模式和特色，成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改变社会和经济结构，更重要的是解放个人，让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发挥最大作用，激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规划是发扬党内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其制定过程坚持民主决策、集思广益。作为一种政治决策过程，规划的制定和出台依靠人民参与，充分体现人民在广泛的信息传导、交流与反馈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形成“问计于民、集思广益”的决策模式。人民群众通过多种渠道为国家发展规划献计献策，凝聚最大公约数，为提升决策效率奠定坚实基础。“十五五”规划实现了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既体现国家战略意图，又充分考虑公众的利益表达；既充分考量地方的个性发展需求，又反映中央的战略决策，实现不同群体差异化诉求、不同观点、不同利益的有机统一，通过交流、分享与妥协凝聚共识，形成政治共识、政策共识以及社会共识，并经过法律程序确定，最终形成一份正式的五年规划纲要。编制“十五五”规划是一项综合性工作，需要从国家到地方整体联动，要协调各地区、各民族差异，还要关注企业与个人的价值诉求，形成系统性工作。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宽多元民意表达和社会参与渠道，现代化成果才能更加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奋斗目标才能转化为人民可感可及的现实生活，进而激发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内生动力，而且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注重运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为发展增动力、激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治理好，就要掌握方方面面的情况，这就要靠发扬党内民主而来，靠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广泛听取民声、汇聚民意而来。”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科学的规划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学理化阐释提供证据。首先，我们已经形成科学的编制方法，“十五五”规划的编写既基于以往五年规划，也涉及总结区域规划的相关内容。“十五五”规划着眼于重大问题的解决，突破区域发展的诸多限制，通过整体帮扶、区域协作等方式，以问题为导向，培植发展动力，充分观照各地区、各层级的发展实际，使“十五五”规划从准备到编撰再到实施都是在充分考察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的。其次，把握时代需求。“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们分析形势,既要把各种因素考虑周全，又要善于把握其中一些关键因素如国际形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的新变化。要胸怀全局、登高望远，在战略上保持定力,在战术上精心运筹，不断增强我国发展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最后，强化创新驱动。重视创新人才，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突破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等。五年规划纲要涉及的方面之广、内容之多，为规划的科学性提供有力保障。
需要强调的是，规划不是不要市场，是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发展规划已经从计划经济下的指令性计划，逐渐演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阐明国家战略目标、明确政府工作重点的重要制度安排。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地位，经历了由计划经济的补充、辅助作用，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变。这种认识影响我国五年规划（计划）的制定及执行，对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运行有着直接影响。中国历次五年规划的制定，一直秉承改革和发展并举的方针，实现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各得其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建议》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加注重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统筹考量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之间的内在关系，针对性地找准市场与政府的角色定位，挖掘国内大市场的发展潜力，突出做强国内大循环，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同时，提出拓展国际循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书写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