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具身智能借助其“身体—环境—认知”动态耦合机制，突破了传统离身智能的符号主义局限，实现了“知行合一”的技术革新，促进了智能技术从算法控制向身体嵌入的范式转变。然而，资本将智能技术异化为新型控制工具：意识被简化为算法可量化的数据模型，劳动被降维成算法监控下的生产要素，情感被殖民为资本增值的情绪商品。这种异化并非技术内生的必然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技术潜能的系统性扭曲。唯有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消弭人与智能技术的对立，实现技术革命与制度革命的协同，才能超越具身智能的异化困境，推动人工智能从“数据剥削工具”向“人类解放赋能者”转型，最终在智能文明中达成技术进步与人类自由的辩证统一。
具身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研究与应用的重要前沿方向，可将其概括为一种基于物理身体进行感知、认知和行动的智能系统。与其相对应的是非具身的、孤独的、脱离环境的、抽象的“离身智能”。具身智能的核心理念在于，智能的产生并非单一依赖大脑或中枢神经系统的计算功能，而是由整个身体与外部环境的动态交互共同塑造而成。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从符号主义的“离身认知”范式向具身化的“知行合一”范式演进，具身智能凭借身体、环境与认知之间的动态耦合，实现了对世界的感知映射，并基于此对自身行为进行干预。具身智能体具有的这种“自决性”，使其能在工业生产、医疗决策以及一些危险环境独立作业，逐渐展现出类主体的行为能力。这一技术跃迁不仅动摇了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认知基础，更引发了关于实践主体本质的深层争议：当智能体可以基于多模态感知实现“认知—行动”的闭环时，人类是否还是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主体？人与机器的主从关系受到挑战，表面上看是技术对生活的全方位渗透，深层根源则在于资本与技术的深度捆绑。这种新型权力联盟正在重塑社会规则，使人类在看似进步中逐渐丧失自主性。在数字化时代，如何重构人类主体性、构建以人为本的技术伦理，让人工智能赋能人类解放而非束缚劳动者的桎梏，已成为拷问数字文明走向的核心命题。
一、技术跃迁：人工智能从“离身”迈向“具身”
传统离身智能作为工具时，其功能边界由人类设定，具身智能则可以通过感知技术对环境进行实时反馈，形成动态适应性，表现出“类主体性”。埃吕尔在《技术社会》一书中指出：“技术已成为自主的，它已经塑造了一个技术无孔不入的世界，这个世界遵从技术自身的规律，并已抛弃了所有的传统。”智能技术的自主性既体现了人类的智慧，也对人类作为唯一实践主体的地位构成了挑战，使人类面临被技术反超越和反支配的风险。
（一）离身智能的局限：身心二元论的技术困境
在传统意义上，离身智能主要运行于计算机或虚拟环境之中，无需依赖实体化的感官和运动器官，仅通过抽象的计算流程、算法以及数据处理机制即可运作。现在火热的深度学习模型、自然语言处理系统等人工智能系统，都属于离身智能。离身智能有非常卓越的计算性能与信息处理能力，能够高效地处理数量庞大的数据，并完成学习或复杂的推理任务。由于它的运用不受物理空间限制，能够专注于信息的处理与决策，特别适合于那些无需进行物理接触的场合。
离身智能可以说是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一种实践。笛卡尔主张身心二元分离，一些研究者也相信认知是可以超越身体，在纯粹的精神或者信息领域形成的。在离身智能这里，心的思考，被符号表征操控所取代；身心的分立，变成了硬件与计算的无关；心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变成了外在世界的表征模型。不过，离身认知模式也逐渐暴露出了缺陷，它类似于计算机通过预设规则处理信息，因此不能很好地捕捉生物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使得人工智能只能按照固定的规则运行，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知而不行”。
（二）具身智能的突破：身体—环境—认知的动态耦合
现象学哲学先驱梅洛·庞蒂的具身性理论，强调身体与意识的交织，为突破这一困境注入哲学动能。他认为我们不是笛卡尔式的抽象的意识主体、心灵主体，主体始终是嵌入世界之中的身体化存在，是具有肉身的主体。身体并不是被动的接收装置，它置身于世界之中，能够直接与世界进行认知交互，构成感知与行动的根本框架。对于我们的经验而言，身体是先验的要素和条件，身体与心智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这是对笛卡尔以来理性的、心智的主体概念的彻底颠覆。受此启发，人工智能领域提出“身体—环境—认知”动态耦合的创新路径：智能体不再仅仅依赖预先编程的符号表征系统，还可以通过身体与环境的实时交互生成适应性行为。其技术路径有三个层次：首先，具身智能体凭借传感器与执行器等设备，实时捕捉并解析环境中的信息，用于决策和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其次，在获取环境信息后，具身智能体需要根据这些信息制定相应的行动策略。这一过程通常基于预设的算法和模型，如强化学习算法、决策树等。再次，具身智能体通过精确控制执行机构，如机器人的关节运动和机械臂的操作，来执行决策方案。这种控制能力是具身智能体技术的核心，它使得智能体能够在真实物理环境中感知、思考并执行任务。同时，在执行过程中，智能体会持续监控动作执行状态，以确保动作的精准无误与运行平稳。
生物学与神经科学的进步为具身智能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布鲁克斯设计的“Genghis机器人”能像昆虫那样走路，每条腿上的独立传感器可感应行动中的障碍，根据反馈直接调整动作。哈佛大学研发的Octobot软体机器人借鉴章鱼肌肉的流体动力学特性，突破机器人机械形态的约束，使其像软体动物一样在海底游走。Marcos Maroto-Gómez等提出了一种模拟多巴胺驱动人类动机与决策的模型，展示了多巴胺水平是如何跟随机器人所处情境与感知而变化，使机器人能在动态环境中自主行动。在具身感知技术的加持下，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创造出新的生活应用情境，具身智能体“类人化”的特征日益凸显。此外，具身智能体还可以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逐步提升其在复杂多变环境中进行误差修正的能力，确保其能够稳定且高效地运作。它的进化路径与纯数据驱动的离身智能截然不同，超越了离身智能“知而不行”的桎梏，构筑起以身体为桥梁、环境为学堂的认知体系，进而达成了“知行合一”的境界，更全面地展现了人的特征。
二、现象考察：具身智能对人类的三重挑战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审视实践主体，其确立需满足三大核心要件：意识自主性、创造性及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首先，意识的自主性是主体性的基础。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其次，“人的主体性的本质就在于创造”。不管是实践观念、实践对象、实践工具，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再次，社会关系是实践主体性的现实载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揭示了这一命题：“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这双重论断表明，社会关系不仅是主体实践的产物范畴，更是主体性存在的现实载体与构成性要素。随着人类对智能技术的依赖程度加深，人工智能取代人的场景不时出现，对人的主体地位带来挑战。
（一）认知挑战：具身智能“自主意识”对认知主体带来冲击
人工智能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打造能模拟人类行为的机器，而模拟人类意识堪称最具挑战性的课题。支持人工智能具备意识的学者提出，人脑如同一个复杂精妙的神经网络系统，意识并非孤立的大脑功能，而是全脑信息处理过程中涌现出的特殊现象。计算机系统可通过编码、运算等操作，构建人类意识的大脑皮质运作模型或神经网络向量矩阵，完成人工智能意识的计算机建模探索。他们认为，当系统的硬件与软件复杂程度达到特定临界值时，意识可能会自发产生。“任何智能的危险性都不在其能力，而在于意识。”人工智能危险性的根源就在于它在意识领域开始与人类展开竞争。
这一挑战在具身智能的发展中尤为凸显。传统的人工智能主要是通过符号推理和学习来工作的，其本质是“离身”的，它的知识生成缺乏与真实世界的互动，所以常常会受到真实性和有效性的质疑，需要人类介入来验证。随着神经网络科学的持续发展，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等感知模块运用到智能技术中，使具身智能能够实时处理大量的环境数据，从而获得对世界的动态“知觉”，并据此作出高效的决策。这不仅推动了具身智能向“知行合一”方向的发展，还增强了其知识生产活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将人类直接排除在闭环之外，这种排除给人类的认知主体地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种具身性带来的“准实践能力”，正猛烈地冲击着人类作为唯一认知与实践主体的地位。当具身智能体在物理世界中独立完成“感知—决策—行动”的循环时，它们实质上扮演了实践主体的角色，并通过其强大的数据处理、模式识别能力以及不断在环境中试错迭代的高效率，使其产生的知识可通过自身的实践闭环得以验证，在特定领域可能显现出超越人类的准确性与效率。
人类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则逐渐将决策与执行权移交给这些高效、稳定的智能实体，在一些关键时刻计算机俨然成了决策者。“人们被这种日渐外在的技术社会结构和‘技术的逻辑’俘获之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技术的逻辑’所展示的理性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律，将被智能化塑造的社会架构、社会治理体系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选择。”如若不能理性看待人与机器的关系，长此以往，人的批判性思维、复杂决策能力和在不确定性中行动的本能逐渐退化，认知能力被削弱，越来越受制于“数据权力”。
（二）创造力挑战：智能技术依赖引发创造力衰退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人工智能在众多领域内展现了卓越的创造力，其应用边界正从传统的逻辑计算向创新性创作领域不断延伸。以文学创作为例，2017年，微软研发的人工智能交互主体“小冰”自主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正式出版。这一成果不仅展示了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生成领域的技术成熟度，更引发了学界对“机器创作”与“人类文学”关系的深度探讨。IBM的Watsonx人工智能平台对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进行赛事解说，展示了其在实时信息处理和内容生成方面的卓越能力。清华大学推出的“九歌”人工智能模型，通晓平仄、押韵、对仗等格律规则，用户输入关键词句后，模型可在数秒之内生成符合韵律要求的诗句，体现了人工智能对复杂文学创作规则的学习与应用能力。2024年DeepSeek软件风靡全网，许多家长在网上晒出“如何用DeepSeek给孩子修改作文”等帖子，实际上默认了DeepSeek在作文创作方面具有非常成熟的创造表现。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的创新触角正从文本领域向多媒体创作延伸。例如，OpenAI的DALL-E2、谷歌的Imagen、Midjourney以及Stable Diffusion等模型，能够依据文本描述，创造出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图像，为艺术创作注入新的活力。在科学研究领域，人工智能的贡献同样显著：AlphaFold2模型能在极短时间内预测出典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截至2022年7月，已成功预测了超过两亿种蛋白质的结构。人类在享受智能技术带来的便捷服务的同时，人类的高阶思维与批判性思辨能力也面临被技术削弱的潜在危机。原本充满创造性的学习活动，正逐渐异化为机械的信息检索与复制操作。长此以往，人类的思辨能力会逐渐扭曲甚至钝化，创造性智慧也可能面临衰退停滞的困境，最终使人们深陷于技术带来的即时满足与表面成果中难以自拔。
具身智能为这一挑战增添了新的维度：“感知—决策—行动”的闭环使具身智能体的“创造性”输出更紧密地贴合实时物理世界，超越了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依赖静态数据库的模式，使其数据重组型的“创新”具备了更高的情境相关性和操作可行性。长此以往，可能导致部分中低阶的、程序化程度较高的创造性活动也被具身智能系统性接管。更重要的是，具身智能展现出的“自主闭环”特性，可能使人类在相关创造流程中的角色从主导者转变为监督者甚至旁观者，引发对人类作为核心创造主体的地位及其独特价值的深刻忧虑。
（三）生产挑战：工具性僭越与“无用阶级”的生成
人工智能的快速进步激发了人们对这种既“类人”又“非人”的新型实体以及它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在具身智能出现以前，一些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身体”。如段似膺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根本区别与其说是‘没有意识’，不如说是‘没有身体’，或者更确切说是没有依托于人类特有的在世方式的‘身体—意识’”。这一论断将现象学的“身体主体”理论引入技术哲学，揭示了离身智能因物理性的缺失而难以复现人类认知的具身性根基。
具身智能强调的是将“身体”“环境”和“认知”三者结合起来，通过与环境的实际物理交互，实现认知能力的提升。其“知行合一”的特性，在资本主义追求效率最大化与成本最小化的生产逻辑驱动下，正引发深远的劳动危机：在一些重复性、规律性强的工作中，如生产线上的装配工作、物流行业的货物搬运等，具身智能体以更高的速度、精度和耐力完成任务。在深海、核辐射区域等危险环境中，具身智能体还能凭借其“自主决策”的能力，独立且负责地进行探测与研究工作。这种实践能力的扩张，使具身智能体有可能成为外在于人类主体、不受人类控制甚至与人类对抗的存在，工人逐渐从“生产过程的直接监督者和调解者”转变为“生产流程旁的观察者与辅助者”。当具身智能的“身体”不再是工具性延伸，而是承载着自主决策能力的“代理主体”时，传统的主奴辩证法便遭遇技术性的颠覆。
尤瓦尔·赫拉利在其著作《未来简史》中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潜在影响，随着技术的革新，那些依赖体力或标准化脑力操作的岗位，正逐步被算法与机器取代，最终可能让大量劳动者陷入生存困境。“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长期被排斥在劳动过程之外，人类的观察思考能力、动手实操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复杂社会协作能力必然发生“沉降”。正如托马斯·达文波特和茱莉娅·柯尔比在“人机共生”中预测的那样，“随着计算机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任务，技能退化的速度将会加快”。这不仅加剧了工人再就业的难度，还可能使其技能退化至仅能维持基本生存本能的状态，陷入经济贫困与能力贫困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因此，智能体的具身化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中，绝非单纯的“工具进化”。它通过高级的认知能力和超强的行为能力，正在推动一场深刻的“工具性僭越”，即从人类肢体的延伸，演变为外在于人类，甚至排斥人类的“代理主体”。更为严峻的是，可能通过系统性地剥夺大多数人的劳动权利，消解其社会主体地位，最终催生一个规模庞大、被永久性排斥在生产活动之外的“无用阶级”，引发前所未有的社会断裂与公平危机。因此，如何重构人机关系，保障人的劳动权利与社会主体性，成为智能时代亟待破解的挑战之一。
（四）交往挑战：具身智能进入人类社交领域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交往的主体是人。然而在现实中，人工智能正以“主体”的身份闯入社交领域，不仅成为人们的工作搭档与生活助手，更随着智能聊天产品和大语言模型应用的发展，其提供的即时定制化情感消费服务，正成为人们寻求浪漫关系的替代选择。这些非否定性的情感交互模式，如同量身打造的虚拟伴侣，在满足即时情感寄托的同时，也悄然重塑着现代亲密关系的边界。2016年，一家名为Luka的公司推出了名为Replika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产品，Replika的许多用户表示他们对自己的智能情感伴侣产生浪漫情愫，甚至将机器人视为“恋人”。这种基于智能系统构建起来的、不求回报的亲密情感关系，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更为纯粹、忠诚与可靠的情感体验。
具身智能的出现，把这种虚拟的情感互动推动到更具颠覆性的层面。具身智能借助人形或类人形机器人等实体，显著提升了互动的“现场感”和“逼真度”。这种融合物理行动与情感回应的陪伴，远非纯软件交互可比，满足了人类对“在场”陪伴的深层需求。同时，具身智能体提供了一种无冲突风险、永不“背叛”的关系幻象。真实的人际关系往往充满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具身智能体这种“纯粹、忠诚、可靠”的体验，可能让用户更愿意和机器待在一起，而不是去社交。但问题在于，具身智能体没有社会责任感，所以不能和人类建立真正的、具有道德义务的社会关系。这种“似人而非人”的特性，让社交变得更复杂，可能引发一系列关于责任归属、伦理边界、情感异化和社会公平等新问题。具身智能在社交领域的融入，不仅仅是工具的延伸，对人类社会关系也带来挑战。
三、危机实质：资本逻辑与技术霸权的共谋
（一）认知维度：意识模拟的物化本质
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人类意识，这涉及人的本质问题。黑格尔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全凭他的思维在起作用”。不少研究者就人工智能的“意识”问题展开过探讨。那么，人工智能能否具有像人类那样的意识呢？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人脑的独特性与意识模拟的困境。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借助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脑的进化作了初步的说明。恩格斯说：“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随着脑的进一步的发育，脑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起来。……脑的发育也总是伴随有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远胜于鹰。”当代神经科学的研究者们正在通过一系列突破性的研究，揭示人类大脑860亿神经元构成的生物神经网络如何通过突触可塑性实现信息的储存与加工。这些进化成功塑造了人脑独特的生理构造，但人脑的真正精妙之处，远不止于神经元数量或解剖结构，而在于其动态运行中涌现的复杂性，这是一种将生物基础、环境互动、社会文化乃至主观体验深度融合的、难以复制的运行机制。与之对比，当前最先进的人工神经网络，如GPT-4，拥有约1.8万亿参数。虽然在模型规模上逼近甚至超越生物系统，但其运作机制与人脑存在本质差异。具身智能体通过传感器得到的“经验”依然是有限维度的数据；它们的“互动”都是按照预设的程序，目标明确；它们的“学习”其实就是对互动数据的统计建模和优化。虽然它们能逼真地模仿互动中的行为和反应，但它们还是没能解决主观感受、自我意识的产生机制以及生物大脑里的电化学活动等核心难题。
第二，意识具有社会实践属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人的意识，无论是对象意识还是自我意识，都是在人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产生、发展起来。人的实践活动，正因融入了意识的独特特征，才使得其超越了动物的本能行为，成为一种具有主观能动性及自由度的创造性活动。科学家群体在实验室协作中形成的知识体系，本质上也是社会分工与历史条件的产物。尽管具身智能通过物理具身和即时环境反馈，在模拟适应性行为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并部分模拟了实践的外在形式，但它从根本上缺乏人类意识所依存的社会历史实践根基。它无法理解、融入和构建马克思所定义的作为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无法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其“实践”不具备社会历史维度，其潜在的“反思”也远未触及人类自我意识的深度与广度。具身智能的“具身性”，在可预见的未来，仍难以跨越社会实践属性所划定的意识鸿沟，无法具备真正的社会性。
第三，意识是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相统一的认知系统。意识的物质依赖性体现在其客观内容源于物质世界，正如科学研究表明，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而人脑是意识产生的物质器官。马克思明确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一论断揭示了意识内容的客观根源。现代认知科学进一步阐明，物质世界借由信息的形式作用于感官神经系统，历经神经传输与脑区的精细加工，进而形成观念系统，这一信息转化机制正是认知发生的物质基础所在。然而意识的本质绝非被动镜像，而是具有主观建构特性的动态过程。正如列宁强调的“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与人类意识的辩证统一性相比，人工智能系统展现出根本上的差异。在信息获取方面，人工智能系统依赖于传感器来获取数据，而人类意识则具有主动构建认知框架的能力，能够本能地关注关键的信息。在信息处理阶段，人工智能的核心能力是通过算法从数据中找出规律或特征，但这种能力仅限于发现已有模式，难以进行更高层次的概念重构或理论创新。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它的作品实际上是对训练数据的概率组合，缺乏真正的意图和创造性。那么，如何理解在现实社会中“机器替人决策”的现象，甚至出现“机器超越人类意识”的认知呢？这一现象的实质是技术异化的深化发展。人类将决策权让渡给人工智能，作出超越人类的决策能力，实质上是资本将劳动者的理性判断能力对象化为算法系统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将劳动者的身体经验数据化和商品化的过程。这种现象折射出当代社会的深层矛盾：技术进步一方面带来人类解放的潜能，而另一方面，又加深了资本对人的新型控制，这正是数字时代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创造力维度：数据驱动的重组创新
如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模仿了人脑神经网络，展现出类似人类的创作才能。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人工智能的算法生成与人类智慧的创造性活动存在着本质差异。人类的创造行为根植于生命体验，是一种高度自主、由内在意识驱动、将不可见的思维火花具象化为独特产物的过程。反观生成式人工智能，它输出的作品实质上是依据算法将海量数据进行的概率性拼接与重组，并严格受限于预设的模型与训练数据的边界。具身智能的发展为这一本质差异增添了迷惑性。具身智能体与现实世界的交互能力，使它的数据重组型“创新”表现出情境相关性与操作可行性，例如能根据实时环境调整创作形态的机械雕塑，或结合现场对话即兴生成剧本的演出机器人。这种动态适应性加深了机器能够自主创造的幻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一切价值的源泉都是人类的抽象劳动。人工智能所表现出的创造力，本质上并非机器自主产生的智慧，而是人类“一般智力”在数字时代的物化表现。具身智能的物理闭环运作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物化逻辑，它的机械臂越精准，传感器越灵敏，越证明其不过是人类劳动经验的算法化提纯器与执行终端。尽管人工智能的数据驱动能力代表了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能够高效重组知识并优化生产流程，理论上可减少重复劳动并释放人类的创造性潜能。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其成为强化剥削的工具。人工智能的训练依赖海量的数据集，这些数据来自社交媒体互动、消费记录、医疗档案等人类活动痕迹。每一份数据，如用户生成内容、平台审核、数据标注等的背后，都凝结着具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身智能体机械臂的每一次抓取、传感器捕获的每一帧影像，都是对工人操作经验和环境认知的无偿萃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这一矛盾在人工智能时代表现得尤为尖锐：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这些劳动成果被科技公司无偿占有并转化为私有化的“数据生产资料”。例如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生成文本的“创造性”并不是机器自主思考的结果，而是对已有文本数据的统计重组。一些人工智能绘画工具在重组艺术史数据的基础上，生成一些看似创新的图像，表面上是“艺术民主化”，实际上剥夺了艺术家所创造的价值。他们的作品被无偿纳入训练集，成为机器模仿的对象。这种创新并未创造新的价值形式，而是将既有的社会知识以算法化的方式重新包装并商品化，实质上是资本对历史劳动成果的剥削性再利用。通过这种方式，人工智能掩盖了创作者的真实劳动贡献，使得剩余价值被少数掌握技术和数据的科技巨头所获取。
（三）生产维度：劳动异化的技术具象
人工智能的生产本质是人类劳动的技术延伸。这一论断的理论根基可追溯至马克思的“器官延伸说”，人类通过技术工具将劳动器官的功能外化，就像机械是“人手延长”的物化形态，人工智能则是“人类智能器官的延伸”。人工智能的生产过程仍然需要人类的参与和控制，人类通过设计和编程来确定人工智能的生产任务和目标，它并非独立地完成实践活动。即便是具身智能，它通过传感器、执行器与环境交互的行为看似“自主”，但其底层逻辑依然受限于人类预设的认知框架与目标函数。具身智能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智能”，而是人类劳动过程的一种延伸或扩展，具身智能所创造的“价值增量”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人类过去积累的知识和劳动成果的延时释放。
人工智能给人们的劳动就业机会带来威胁，马克思早有预料：“凡是在商品价格由于机器代替工人而降低的场合，都会用机器代替工人。”人与机器的矛盾，只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在智能时代的新表现。“新卢德运动”必然催生出所谓的“无用阶级”。但事实上，这类群体并非真的缺乏社会价值，只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价值增殖逻辑中，在资本家积累财富的目标框架下显得“无用”。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这个趋势就不会逆转。因此，解决“机器吃人”，真正的出路不在技术改良，而在生产关系的革命性重构。只有当智能生产资料归社会共有，具身智能才能从“劳动者的竞争者”蜕变为“解放者的物质武器”，最终实现在机器臂托举的文明基石上，人类得以站立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四）交往维度：情感殖民的数字拜物教
社会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人类共同体，是人类交往活动的产物。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模拟人类智能行为，提供更智能、高效和便捷的交往方式，但其互动形式由于缺乏社会关系的主体性、能动性和社会生成性等属性，不能完全等同于人类之间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关系”。首先，“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个人的生命存在是社会得以产生的原初起点，脱离具体个人的社会不过是抽象的思辨范畴。现实的个人从诞生起就被抛入既定的生产关系网络，人的本质只能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得以确证。其次，社会关系的参与者只能是具有意识、目的和能动性的人类主体。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劳动的物化形态，即对象化劳动的产物，被赋予“智能伴侣”之名，虽然能通过视觉、听觉等传感器从人的面部特征、表情变化等外在特征中捕捉情感信息，以技术手段模拟人类进行“情感互动”，其行为由算法和数据驱动。但人类情感是人的生物性本能使然，绝非机器可以替代。再次，“人工智能社交主体化”现象并非简单的技术进步，而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和新型异化形式。当Replika用户即便知晓对方仅为算法，却依然倾注真挚情感之际，我们所目睹的，并非技术革新所承诺的解放，而是马克思深刻批判的异化劳动之新篇——人类的情感被物化为可量化的数据商品。此种新型异化形态相较于传统的劳动异化，展现出更为隐晦的特性，它不单剥削用户的劳动时间，更深层地，侵占了人们的情感领域与精神疆域。“智能伴侣”表面看是用户在使用智能服务，实质上是资本逻辑通过算法重构了人类的亲密关系范式。那些看似贴心的情绪反馈背后，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成瘾机制和数据变现模型。当情感都被量化为“情绪价值”时，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交往关系就被彻底异化，暴露了数字拜物教的新形态。
总之，从作为整体的具身智能体来看，它具有了意识、生产、情感等主体特征，但其本质只是人类智能器官的延伸。因具身智能引发的实践主体性危机，根本症结在于资本逻辑与技术霸权的共谋。智能技术在资本的驱动下被异化为一种新的控制工具，人类复杂的思维和情感被压缩成可以被机器分析和预测的形式。劳动也不再被视为人类创造价值的主动行为，而是被降级为一种简单的生产要素，完全受制于算法的监控和管理。就连人的情感也被资本利用，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用来增加资本的价值。这种异化并非源于技术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技术潜能的扭曲，其本质是资本通过算法霸权将人认知主导权、生产支配权与交往掌控权私有化，使“技术解放”沦为“数据剥削”的精致伪装。
四、走向解放：技术赋能与实践路向
回顾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的更替，以人工智能引领的科技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可能比以往任何一次技术变革都更加深远。为了应对这种变化，我们需要充分利用智能技术带来的积极作用，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升级，同时探索如何实现人类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不仅是对技术发展的期待，也是对人类未来的一种展望。
（一）双重可能：赋能人类解放或是异化工具
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为人类劳动解放提供了可能。一方面，用智能机器人取代人工完成生产操作，实现生产流程的智能化管理与控制，能将劳动者从传统生产环节中解放出来。而人一旦从生产过程中退出，意味着人将从机器与机器体系中得到解放。另一方面，每一次生产力的变革都使劳动分工更细化，这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使得工人不再是掌握完整生产过程的劳动者，而是被分割成流水线上的碎片化存在。而智能化生产可能打破物理分工的刚性束缚，使劳动过程从“依附于特定工具”转向“人机协作的灵活样态”。可以打破不同领域、行业之间的壁垒，使得人们能够跨越领域限制，接触多元知识，为人类自由劳动和全面发展提供了技术可能。
人工智能可以为个人充分发展创造物质前提。人工智能通过替代重复性劳动，大大提高劳动效率，从而极大地缩短工作日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劳动效率的提高，使得“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也为人类智能的深入探索开辟了新的道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不仅模仿了人类的思维和神经系统，还反过来帮助科学家更深入地理解人脑的工作机制。例如，通过模拟人类逻辑推理、视觉感知和决策过程，人工智能揭示了人类智能的一些基本原理。同时，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的突破也让人们认识到人类智能的独特性与局限性，这为未来的人工智能伦理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人工智能可为人类解放赋能，为马克思预言的“个人充分发展”创造物质前提。然而，资本主导下的技术应用却将这种解放的力量扭曲为算法监控和数据剥削的新形式。技术决定论者宣称技术发展遵循自主逻辑，社会只能被动适应，这一论调实质上掩盖了权力关系对技术路径的操控。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人工智能的“效率至上”逻辑被资本重构为劳动压榨工具。在无人工厂内，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并未成为工人自由发展的契机，而是通过诸如Uber算法调度系统之类的零工经济平台，将劳动者束缚于“时刻待命”的无形枷锁之中。芬伯格曾尖锐地指出：“技术不是一种天命，而是斗争的舞台。技术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种更好的隐喻来说，把技术比作一个文明的替代形式互相竞争的‘事态的议会’。”当ChatGPT的“创造力”服务于知识垄断而非知识共享，当智能医疗系统优先优化保险利润而非公共健康时，技术决定论的幻象便不攻自破。人工智能的伦理向度并非由其技术特性“自主演化”，而是受到社会制度、法律法规、技术研发和监管、公众意识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塑造。因此，真正的自由时间解放，不仅需要技术进步，更需打破资本对技术理性的殖民，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技术—劳动—人”的共生关系，使算法从剥削工具转变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新载体。
（二）价值回归：人机合作的主体再定位
如何看待人与具身智能体的关系？在主流观点中，人们要么把智能机器人看成传统工具，忽视其类人性，要么把机器人视为无所不能的超人类，忽视其工具性。人工智能不是人，但不可否认，他的自主性使其与传统的技术工具有所不同，这两种对待具身智能的观点实际上都沿袭了工业时代形成的人与工具二分或人机对立的思维方式。人与机器如果是简单的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则不可避免地会落入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恐慌中。
运用历史性、过程性的实践思维，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并不是一种本质或“类属性”固化了的“既成的存在”，而是处在持续的生成过程中，从来都没有停止进化的脚步。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自主创造活动的产物，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呈现和确证，也是人类进化、类本质生产的手段和条件。迈入智能时代，智能科技同样可以在人的进化方面大显身手。智能科技一方面在“取代人类”，另一方面也可以“延伸人类智力”“增强人类”。要通过人机合作将人赋智于机器，同时机器也反过来赋智于人，在智能文明演进过程中，既要保持人类在认知、情感、推理层面的独特优势，又要善用机器的计算、存储与感知能力，构建“人类+人工智能”的混合框架，使人工智能成为人的得力助手。人类作为实践主体，其主体性本质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与发展的。人工智能作为推动人类解放的重要驱动力，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把人的主导作用贯穿于智能机器的功能设计、任务训练以及与环境的实时互动等各个环节。
人类需要以持续学习的姿态主动迎接技术挑战，提高实践能力。尤其要注重更新人机协作的理念，让人与机器各尽所能、优势互补，避免异化为技术附庸。当我们在认知革新中始终保持作为实践主体的自觉意识，在制度设计中强化人性化维度，既借助智能技术突破人类智能的限制，又通过交往实践不断生成新的主体性价值，最终实现技术赋能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开创出既彰显人类自由全面发展，又实现无机与有机生命和谐共生的智能文明新形态。
（三）消弭对立：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智能社会超越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马克思畅想却未实现的追求人的彻底解放、真正消除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具有内在的关联和一致性。从马克思的角度来讲，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一定会在未来冲破生产关系的束缚，变革现有的生产关系。但马克思也指出：“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因为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它带着生产关系的烙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技术循着资本的意志演变为与人类相抗的生产工具。
因此，技术解放需要与制度重构同步推进。首先，可建立资本技术治理的红绿灯机制。就像交通信号灯调节车流那样，对通用算法、公共数据平台等基础技术，可允许资本进入以激发创新，但对脑机接口、情感计算等触及人类主体性的领域，必须划定伦理红线。其次，要破解技术私有化困局。当下不少关键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被企业以专利壁垒形式垄断，掌握核心算法的机构凭借垄断地位抬高使用成本，使中小企业与基层单位难以获取技术赋能，这种知识垄断本质上阻碍了技术普惠价值的实现。可通过立法构建“创新知识公有池”，以共享经济逻辑打破技术独占局面，让智能技术的“正外部性”穿透商业壁垒，真正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公共资源。再次，需重塑技术伦理的制度基础。将“人的解放”纳入技术评估体系，以“劳动自主性保护”“算法透明度”等制度设计，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共产主义目标。智能时代，唯有实现技术革命与制度革命的协同演进，才能使人工智能真正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建构性力量，而非资本逻辑的附庸工具。
（四）劳动分工的重塑：从技能排斥到普惠性就业保障
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将劳动者异化为生产流程的“局部器官”，智能技术驱动的生产力革命为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创造了条件。在此背景下，唯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生产关系进行历史性重构，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首先，技术红利的转化需要遵循劳动解放的历史逻辑。智能技术作为马克思所言的“一般智力”的物化表现，应成为新型劳动模式的催生者，助力人类摆脱马尔库塞所批判的“压抑性强迫劳动”。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的技术剥削模式，转而构建能够激发创造性、情感表达与价值判断等高级实践的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预言，当劳动摆脱异化状态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智能技术才能真正成为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新维度。其次，对劳动——自由时间进行制度性重构。马克思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智能时代普遍缩短的必要劳动时间，既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前提，也潜藏着技术性失业导致的主体价值消解风险。因此，要通过建立普惠性就业保障与终身技能更新系统，将传统工种消亡转化为劳动形态升级的契机。这种变革本质上是对“工作日缩短——自由时间增殖”规律的创造性运用，以防止资本逻辑将自由时间异化为新的剥削场域。再次，分配制度的革新需指向人的本质复归。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突破资本主义将技术红利集中于少数精英的分配模式，建立知识共享与创新成果的社会化回馈机制。通过劳动者对生产数据的民主化掌控，重建劳动的主体性地位，要让个人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自由个性”也得到激发，让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构建。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