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上，处在何种位置？面临什么挑战？如何乘势而上，有所作为？这是当下需要认真梳理、思考的问题。以下抛砖引玉，谈点一得之见。
一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已有重大进展和建树。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一直以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最本质的区别，是我们“自主性”的突出体现，也是我们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上成绩斐然的根本保证。从大历史视野看，大凡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必然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70多年来，党带领人民接续探索奋斗，成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距离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个目标，我们仍存在差距，主要表现为在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上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自主性或原创性仍不够强。1994年，我在哈佛大学访学，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明清小说研究专家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在交谈时善意地表示：“谈到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目前世界上重要的学术思想主要来自英、美、德、法等西方国家。然而在将来，重要的学术思想同样很有可能来自中国、日本等国家。”比照现实，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功，我国经济总量常年稳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但在从学术角度进行理论总结上相对滞后，学术创新跟不上实践发展的节奏。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本应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仍未摆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相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基于傲慢和偏见，曾声称不必过于担心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因为中国输出的是电视机、服装之类，而不是思想观念。她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看中国，认为中国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成为知识生产大国。令人嘘唏的是，国内竟有人附和这种说法，盲目推崇西方理论，将“全盘西化”等同于现代化，鼓噪所谓“普世价值”。1988年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觞》谬称中华文明是封闭落后的文明，必然走向衰亡，只有拥抱西方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才是出路。时至今日，国内仍有人一味追捧西方学术、依赖西方话语，邯郸学步、食洋不化。我们要有世界眼光、坚持对外开放，同时要坚持以我为主，保持学术的自主性。道路自信与学术自信是互为一体的。我们成功走出了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新路，理应有学术自信，形成相应的知识体系。要从这个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国近代史学科在知识体系构建上着人先鞭，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自主性。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赞誉马克思一生有两大“伟大发现”，即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即人类经原始社会依次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社会，坚持但又不生搬硬套“五种社会形态”说，敏锐观察到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深刻指出近代中国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建党至今百余年的光辉奋斗史，党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一切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是按照这一历史逻辑展开的。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与叙述框架正是依据党的创新理论确立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线，具有鲜明的原创性、主体性。1946年，“马列五老”之一的范文澜先生在延安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具有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奠基意义。胡绳先生于1948年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也有开辟之功。1950年5月，近代史研究所成立，范文澜先生担任首任所长，与所外的胡绳先生等，以及所内刘大年、黎澍、李新、罗尔纲、荣孟源等先贤一同创榛辟莽，搭建起“一条主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的研究框架，创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澄清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尤其是科学解答了为什么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研究工作树立了正确导向，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不过，学界在探索中也有偏差，主要是在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简单化倾向，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对正反历史人物一味美化或无情鞭挞，说了一些过头话，认为太平天国提倡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便是一例。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伴随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国近代史学界摆脱“左”的束缚和影响，过去公式化、教条化、脸谱化研究得到有效纠正，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走上正轨。继传统的革命史研究范式之外，顺应时势变化，兴起现代化研究范式；与以往侧重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研究相比，早期现代化历程、社会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学术史等研究受到空前重视；近代史研究的下限从1919年五四运动顺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贯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形成到终结的109年完整历史。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紧密、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新资料的大量发掘、新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使研究呈现新趋势新特点新进展，极大促进了近代史学科的发展。经济快速发展则给史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20世纪90年代，同样为了因应时势，在日本右翼势力歪曲侵华战争历史、迎接香港回归、推进祖国统一等背景下，近代史研究所相继组织开展抗日战争史、香港史、台湾史研究，使这些新兴学科从过去的零散研究转入有组织科研，起到推动和示范效应。刘大年先生在国内最早从“中国复兴枢纽”角度来评价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明确提出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产生积极影响。总的来说，中国近代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在持续向前推进，成绩显著。这是主流。
二
毋庸讳言，中国近代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历史理论研究与过去相比明显弱化，重考据、轻理论。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是理论研讨较为活跃的两个时期，现在则较为沉寂。与西方不时提出新的理论框架或学术思想相比，我们相对滞后。有的学者干脆做“搬运工”，对西方研究亦步亦趋，囫囵吞枣。二是单纯就历史论历史，缺少现实关怀，缺乏问题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重，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积极建言献策，成为万众瞩目的显学。历史学与时俱进，也取得累累硕果，尤其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相继开展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中华民族复兴史研究、清代国家统一史研究等。但积重难返，史学界总体上参与有限、发声有限。有学者标榜做所谓“纯学问”，有意远离现实、回避政治。其实，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今日中国是昨日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研究历史不能也不可能脱离现实，遑论近代史研究原本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大史学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我们做得远远不够。三是长时段、贯通式、跨学科研究少，个案研究、细节考订多。要做到“通古今之变化”，必须树立大历史观。而实际情况是，随着研究不断向前推进，我们的研究越来越精细化，其缺陷也显而易见，即研究题目小、研究范围窄，研究呈现“碎片化”、条块分割。不少人死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谈到理论或现实问题便张口结舌，茫然莫知置对。四是跟不上当代科技发展的节奏。我们在数据库建设上取得进步，但在运用AI技术创新资料整理、学术研究样态上相对滞后。上述几种现象相互关联，客观上制约了中国近代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
相比之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冲击和滋扰，是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
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有人追溯到民国初期推崇“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还有人说，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搞影射史学、评法批儒，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未免把概念泛化了。今天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特指改革开放后兴起的错误社会思潮，其主要特征是以“还原历史真相”“学术创新”之名作历史翻案，提出颠覆性观点，借谈论历史来比附现实，貌似学术话题，落脚点却是现实政治，属借题发挥、含沙射影。
出现这种现象并非偶然。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共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国内逐渐出现“四个多样化”，即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多样化。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加之中西方不同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潮呈现多样化，唯物史观在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遭遇挑战。
譬如，近二三十年来，有人谬称“五种社会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臆造出来的。某些通史类著作以王朝兴替史、政治体制或文化形态演变史作为撰写主线。有人否认中国历史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试问，没有封建社会，何来半封建社会？更有人断然否认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否认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提出以现代化作为认识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摆脱积弱积贫状况，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取向。革命与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是对立关系：革命为近代中国迈向现代化扫除障碍，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现代化则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物质条件，尤其是孕育了先进的工人阶级。然而，有人却把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赞许改良，排斥革命。更有甚者，有人公然宣称20世纪的革命“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是“多余”的，明确提出“告别革命”。
其实，革命与改良之争是近代的老话题，本无新意，更何况历史早已给出正确答案。围绕如何使中国摆脱积弱积贫困境，时人提出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乡村建设等改良方案。这些方案都有其积极意义，但终究只看到病象，不触及病根。1930年，胡适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提出“五鬼闹中华”说，认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大仇敌，资本主义、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均不在内；认为“最要紧的一点，是我们要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的所谓‘革命’”。此说当时就遭人诟病。梁漱溟表示：“像这样地轻率大胆，真堪惊诧！”陶行知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将帝国主义侵略武断地一笔勾销，“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孙中山先生起初也推崇改良，曾给李鸿章上万言书，碰壁后走上武装反清道路，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侵华、封建统治腐朽，是祸害近代中国的两大根源。不完成反帝反封建使命，不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状、扭转中国命运。
否认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提出“告别革命”说，客观上对学术研究和现实政治均产生巨大冲击：从学术上讲，彻底颠覆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既有自主知识体系；从政治上讲，否定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和执政的合法性，进而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釜底抽薪。
在具体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言论不时浮现，扰乱视听。例如，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有人妄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香港被殖民一百多年才有今天的繁荣，以中国内地之大，至少要被殖民300年。血腥罪恶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竟然被描述成田园诗般温情脉脉的西方文明输入史，竟然成了“侵略有功”。再就香港而论，早年创作了不少彰显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影视剧，风靡一时，如《大侠霍元甲》《陈真》《精武门》等，却挡不住后来一些青年学生闹出“占中”事件。美国政客幸灾乐祸，称之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这些青年学生卷入反中乱港，与境外敌对势力和“港独”分子煽惑有关，也与受到殖民史观误导有关。
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篇。尽管它无力超越旧思想旧制度，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其兴亡轨迹对后来者起了激励和警示作用。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共产党人均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反思这段历史，都肯定洪秀全等人揭帜起义的正义性，视其为先驱者，并重视汲取太平天国失败的惨痛教训。然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与此前学界美化太平天国相反，逐渐出现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的偏向。1989年，冯友兰在接受采访时，将否定太平天国作为《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的亮点来介绍，称洪秀全向西方学习的是基督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战争建立在人权之上，是人权战胜神权，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这是曾国藩的大功。2000年，某高校教授出版《太平杂说》，辑录35篇文章，怒斥洪秀全是“野心家”“邪教主”“暴君”“淫棍”“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谴责太平天国是“‘洪’水滔天，鬼魅横行，蛇鼠袭人，万家墨面，文化荡然”；声称“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造反画上句号，从根本上来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网络上一谈起太平天国，满是口诛笔伐，诸如“一段鸡飞狗跳不乏悲壮却是严重倒退的历史”“彻头彻尾的流氓政权，农民政权的局限性昭然而揭”。有人直呼“天朝是天国的另一个版本”，不加掩饰地从否定太平天国转为诋毁新中国。曾国藩则被称为“千古第一完人”，曾氏文集、日记在坊间成为畅销书。2019年，有报纸发表署名文章，赞颂曾国藩是湖南近代涌现出的“英才豪杰”，“功业鼎盛，无出其右”；赞许曾氏是“中兴名臣”，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这一番话与当年清政府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令人瞠目结舌，使人在恍惚中有种历史穿越感。照此说法，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金田起义浮雕岂不是该被铲毁？
与晚清史研究趋于冷落相比，民国史研究热度不减。社会上兴起“民国热”，互联网上一度津津乐道民国学者的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风骨”，称作“民国范儿”；蒋介石则被罩上“礼贤下士”“延揽人才”的光环。于是，国民党反民主的种种劣迹，血腥的白色恐怖与特务政治，包括刺杀李公朴、闻一多教授的血案，居然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勾销了。有人甚至煞有介事地发问：1949年之后，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学术大师？其言外之意不言而喻。试问，倘若民国果真这么好，那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新中国的依据和意义何在？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浴血奋战的结果。而社会上有一种声音，抬高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地位、夸大其作用，谬称“中共游而不击，国民党军队是抗战唯一主力”。这种说法有两大错误：一是割裂了国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共同抗日、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协力合作的历史；二是抹煞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作出的伟大贡献。不同于国民党推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全面抗战路线，大打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抗战意志最坚决，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休戚与共。人民群众通过切身体验，深化了对党的认识，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中国共产党力量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这是根本原因。说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为保存实力“游而不击”，这种陈词滥调歪曲了历史，也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果真如此，老百姓怎么可能跟着共产党走？
关于党史的不同声音尤为嘈杂。有人标榜“还原历史真相”，热衷于揭开党史的所谓“阴暗面”。譬如，关于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党史上前两个历史决议的结论是：该运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然而，有学者却推翻既有结论，把这场运动描述成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通过“整人”来树立绝对权威。互联网上、私下闲聊，不时有诋毁党的领袖的声音，乃至某央视主持人居然在有外宾参加的酒宴上脱口辱骂毛泽东主席。而民众的普遍反应说明，此举人神共愤，不得人心。
对于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用政治替代或冲击学术，不利于学术发展。此言差矣！首先，从以上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短论、杂谈居多，与严谨正规的学术研究相去甚远，原本不代表学术，本身不具有什么学术性。其次，这些言论的关注点并不是历史或学术，而是现实政治，属于借古讽今。“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于这些言论，是听之任之，任其冲击、肢解中国近代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还是及时予以回应，正本清源、激浊扬清？答案肯定是后者。抵御、解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利于为学术研究营造一个良好、健康的环境。
也有人说，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小题大做。此言差矣！否认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主线、主张“告别革命”，无论其最初是基于何种考虑、出于什么动机，客观上颠覆了正确历史观，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危害不容小觑。“风起于青萍之末”，苏东剧变的历史正印证了这一点。苏联解体十年后，两位俄罗斯学者痛定思痛，专门写有一书进行反思，分析西方如何对苏联展开信息心理战，通过抹黑苏共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撕开缺口，最终操纵公众意识，导致苏联走向自我毁灭。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西方一直不遗余力地对我实施“西化”战略，在散布历史虚无主义言论上做幕后推手便是其手段之一。此外，互联网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舆论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因此，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性，决不能掉以轻心。
三
中国近代史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紧密关联，涉及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因此，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讲政治。过去有种现象：有人自命“清高”，认为讲政治、与中央保持一致，就不是学问，就不是真学者；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甚至对立，体现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真学问、真学者。这种理解是错的。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讲这样的政治，天经地义、理直气壮。顺应这一历史大势，就是真学问，否则就是假学问。北宋大儒张载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身处新时代，我们的胸襟应当不比古人逊色。历史研究者要有信仰、有家国情怀，不能埋首故纸堆、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能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墙头草随风倒。
目前，美西方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打压围堵我国，欲阻扰或打断我国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结果一再碰壁。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要防止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兴风作浪、在意识形态领域撕开缺口，做美西方想做而做不成的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对于百余年来党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奋斗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要有敬畏之心。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歪曲历史则是赤裸裸的亵渎。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人心一旦散乱，势必自乱阵脚，发生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概率就会骤然增加，大好局面就有可能毁于一旦。这是万万不能出现的局面。
讲政治，要掌握好尺度。一方面，不能将政治原则问题等同于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不能做太平绅士，在大是大非面前明哲保身、态度暧昧。另一方面，不能搞过去“左”的那套东西，不能无限上纲上线，把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无端上升为政治原则问题。总之，要严格区分政治原则、思想认识、学术观点三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决不能混为一谈。
讲政治，不是也不能简单地喊口号、贴标签、表决心，要善于用学术话语来表达政治话语。既不能片面强调学术性而不讲政治，也不能片面强调政治而冲淡或牺牲学术性。讲政治，是为了给学术研究保驾护航，确保学术研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倘若学术没有明显的发展进步，讲政治就成了一句空话，就是流于形式。
研究中国近代史，要依据史料考证史实，回答“是什么”（历史究竟是怎样发展演变的），更要树立大历史观，着力回答“为什么”（历史为什么如此发展演变）。要努力体现思想性、前沿性，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譬如，为什么说西方列强在坚船利炮裹挟下输入的所谓西方文明，绝无可能使近代中国摆脱积弱积贫困境、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新中国的前途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为什么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为什么必须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正确解读和阐释这些问题，追根溯源，都离不开具有自主性、体系化与学理化鲜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研究中国近代史，要有理论高度，这个高度就是党的创新理论，从毛泽东主席到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如此才能登高望远、豁然开朗。说太平军与湘军之战是神权与人权之战，与民国学者简又文说太平军与湘军之战是“农民打农民”相似，把历史弄成了一笔糊涂账，其根子在于没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再如，学界多年前讨论当代乡村治理，有人推崇“乡贤”，认为他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的载体和代表，但清末废除科举制，尤其是在革命年代，士绅成为农民革命的对象，遂走向没落，为之大呼可惜，乃至提出重振“乡贤文化”。毛泽东1927年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分析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这对我们全面、辩证地认识近代“乡贤”具有指导意义。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要避免自说自话、各说各话。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西方学界占有重要地位，是从古典汉学研究过渡到现代中国学研究的一个枢纽，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基者和开拓者是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近几十年来，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西方学术交流与合作获得长足发展。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不同，欧美学者与我们在历史观上存在分歧。2023年，大英博物馆推出展览《中国的隐秘世纪（1796—1912）》和同名书籍，采用西方现代化史观和“冲击—回应”范式，回避甚至美化帝国主义侵华史，片面强调西方冲击对中国产生的所谓“正面”作用，错误地将殖民化等同于现代化和全球化；在论及中国边疆和民族问题时，深受美国“新清史”影响，曲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我们就此撰文作了回应。《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拟发表此文，遭合作的英方抵制，交涉数月方才解决。中西方在历史观上存在分歧是客观事实，过去、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这正凸显了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继续加强与西方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努力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努力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继续以开放胸怀学习借鉴西方于我有益的学术成果，但要以我为主，消化吸收。应避免简单地将一些持不同学术观点的欧美学者视为反华学者，求同存异，多交朋友。
中国近代史前后时间跨度为109年，而近代史研究若从清末民初记述太平天国算起，已超过109年。不过，中国近代史研究远未穷尽，仍存有很大空间。举例来说，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目前正从事的《解放前夕南京百万户籍档案整理与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这154万份户籍卡藏于南京市档案馆，形成于1946年至1949年，包括2000多位中共地下党员的户籍卡，以及国民党政权高中低级人员的户籍卡，为研究中共地下工作、国民党政权的组织结构、当时南京的经济社会状况等，提供了宝贵资料。类似的新资料新课题新领域，在等待有心者去发掘。总之，构建完整、成熟的中国近代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大有可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其学术根基、学术中心理应在中国。我们要有这种自信、底气和气魄，主动引领学术潮流，推进学术创新。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