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一门根植于实践的学科，国际传播学的诞生发展始终与国际传播实践紧密相连，形成“体用相即”的基本关系。然而，在全球秩序深刻变革与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代语境下，既有的学科知识体系难以充分回应复杂多变的实践需求，陷入“体不达用”的困境。为弥合这一裂隙、实现“体用贯通”，本文提出将国际传播学重塑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交叉学科的建设路径，通过整合区域国别导向和关键议题导向推进学科建设，基于跨学科协作开展有组织科研，增强对复杂国际传播现象的解释力与引领力，进而系统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切实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关键词】国际传播学 自主知识体系 体用观 学科建设
一、引言：回应时代之问的学科使命
当前，世界正处于变乱交织、格局加速演进的关键时期，国际传播肩负着赋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地位提升的时代使命。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已成为题中之义。
从学科谱系出发，国际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的支脉，可以看作是新闻传播学在空间层面的延展，指代那些对跨越民族、国家和区域疆界的信息传播现象和行为的研究。以国家为主体（也可扩展到国际组织、跨国企业或个人）的跨国信息流动始终镶嵌于差异化的政治经济语境与持续迭代的媒介技术环境之中，这一特质决定了国际传播学具有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内在必然性。国际传播实践的日新月异，现有学科框架下的理论储备显得捉襟见肘，难以完全覆盖新的观察对象与分析需求，导致学科知识供给与实践现实需求之间出现断裂。迫切要求国际传播学吸收借鉴相关学科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充实知识体系，使其能够在解释中国经验、回应现实挑战、形成具有传播力的话语表达等方面承担更明确的学理责任。
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全局观之，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作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部署。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包括国际传播学在内的各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必须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在开放借鉴的同时，强化主体性与原创性。对于国际传播学而言，这意味着亟需摆脱对外来理论范式的简单依赖，转而从中国丰富的国际传播实践中提炼理论资源，从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中形成研究议题，并在与多学科的良性互动中发展研究方法。
目前，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在认识论层面呈现复杂性，在方法论层面显现辩证性，在价值论层面凸显文明性。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应从认识学术史及其知识社会学逻辑，并自主建构新的规范性理论，激发经验研究的创新两个核心维度入手，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国际传播思想与实践中汲取理论源泉，把握知识本源的原创性、理论内涵的科学性、价值立场的人民性、理念引领的全局观等特征，同时，需要对流行的国际传播理论进行去西方化和去殖民化改造，处理好开放性与自主性的互动关系，避免踏入文化、方法民族主义的陷阱。现有研究多从理论资源、价值立场或建构路径等维度探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但一个更为基础性的问题在于，国际传播学科在整体知识生产格局与学科谱系中的确切位置何在？唯有厘清国际传播学、新闻传播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找准其在学科生态中的坐标，才能明确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与实践进路。
作为一门根植于实践的学科，国际传播学的诞生与发展始终与国际传播实践紧密相连。本文引入“体用观”这一中国传统思想体系，试为探寻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起点开辟路径。所谓“体”，是指事物内在、根本的恒常本体，是存在之依据与本质属性；所谓“用”，是指本体在具体境遇中的外在功能显现与动态发抒，二者同源互摄，不可割裂。以此观之，国际传播学的学科体系、理论范式构成其“体”，而纷繁多样的国际传播实践则为“用”。学科因应实践需求而生，即“用”丰富了“体”的内容，学科知识指导实践，即“体”提升了“用”的功效，二者本应呈现“体用相即”的理想状态。但在信息环境日益复杂、国际传播秩序剧烈变动的当下，国际传播实践的内容、载体、方式和样态不断更迭，实践之“用”的内涵与外延已难以为学科之“体”所囊括、阐述和解释，致使“体用分离”。因此，本文将以“体用观”为思想方法，重新审思国际传播学的学科定位、建设路径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推动“体”的革新以适应“用”的演进。
二、体用相即：国际传播学科与实践的基本关系
国际传播学自诞生起，便与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等行为体在全球场域中的形象管理、关系建构与话语博弈实践密不可分。这种“体用互构”的关系，在国家形象建构、对外交往与舆论斗争等关键领域体现得尤为显著。复杂的国际传播实践为深化学科的学理研究、体制性建设提供了充分依据，也对学科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
（一）形象建构
国际传播是建构国家形象、政党形象的主要方式之一。国际传播通过媒介载体，将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要素传递给国际公众，发挥着塑造或改变国家形象、政党形象的作用。从学科视角看，关于国家与政党国际形象的研究，天然属于国际传播学的议题范畴。国际传播学的研究范式，不仅能解答“形象是什么”的描述性问题，更能进一步阐释“形象何以被建构”的内在机制。由此，将国家形象研究、政党形象研究归为国际传播研究，不只是因为国际传播研究在范式、理论层面更具统摄力，也是源于国际传播的视角能够给予形象研究更多的议题灵感，使形象研究从静态的、横截面式的单一分析，迈向动态的、历史性的综合考察。就此，形象建构也为国际传播学提供了较为集中的议题切入点。哪些固有认知长期与某一国家或政党的印象相勾连；哪些面向始终处于传播环境的边缘位置难以进入他者视野；何种叙述方式更容易被视为合理、可信；何种修辞一旦反复使用，便在无形中固定了对一国、一党的想象。这些问题使形象建构内部的议题排布方式从罗列零散议题转向追问关键议题，促使国际传播学整理自身的概念体系，激发问题意识。
然而，欲有效回应形象建构中的深层问题，不能仅凭国际传播学的既有概念和理论，而是需要把形象建构实践置于具体社会与历史情境之内，针对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众，及其背后差异甚巨的历史经验、制度安排和文化传统，精准调用区域国别学关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成果，同时汲取哲学、政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智慧，才能避免国际传播实践在主观设想中空转。哲学关于偏见与信任的思辨表明，传受双方的低可信度判断与态度情感、既有认知密不可分，意味着相互信任的交流环境很难一蹴而就，传者对自身形象的能动建构并不一定得到正向反馈，也可能客观上导致信任消耗；政治学关于合法性的讨论，说明了一个政体的合法性随着其政治经济现实而转移，如何在变动的现实中对外阐明合法性这一国家、政党形象的重要内核亦是关键；民族学关于国家认同建构的分析，既言明了多民族国家需要协调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必要性，也启示了形象建构实践如何把握好国家内部多元与一体的关系。
形象建构实践为国际传播学提供了一个高度综合的议题入口，促使其在与多学科的持续对话中，整合思想资源，转化理论视角，丰富分析工具，从而深化“体”的内涵，提升“用”的效能。
（二）对外交往
国际传播承载着媒介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功能，是向国际社会阐释本国发展战略、争取理解与支持的关键渠道，深刻影响着对外交往的成效。其基础性目标是阐明本国发展的正当性与非威胁性，不会以损害他国利益、影响阻碍他国发展为代价来谋求本国发展；进阶性目标则在于说明本国发展战略不仅将推动自身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还将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做出积极贡献，争取他国对于本国发展的支持。
从议题与学科的关系视之，这一实践领域凸显了国际传播学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交叉的必要性。国家发展战略的文本内容的编写过程、战略宗旨、目标与举措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展战略的历时性演变等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传统议题。对外阐释发展战略、开展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实践的前提，是深入理解战略本身的内容逻辑、演变脉络与目标宗旨，这均需要借助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然而，如何将战略内容和意涵，转化为具有感染力、说服力并能跨越文化屏障的传播话语与叙事，如何考量不同国家的媒体环境与公众接受习惯来制定传播策略，则是国际传播学开拓耕耘的主要方向。可见，在上述议题领域内，国际传播研究必须与政治学及公共管理学形成有效衔接并深度结合。
随着学科交叉融合趋势的不断增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的学者逐渐涉足发展战略的国际传播研究。作为两个独立的一级学科，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无论在学者规模还是权威期刊数量方面都胜过新闻传播学，更毋宁说作为其分支的国际传播学。在此学科格局下，上述学科的研究者往往能在国际传播相关议题上产出更具学术能见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成果。然而，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国际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能够完全被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研究覆盖。国际传播学在发展战略的传播主体分析、传播机制分析和传播效果评估等方面，有着更为专深的理论积累和更为适配的研究方法。但由于国际传播学作为二级学科的能见度与资源动员能力相对有限，一些本属其核心范畴的战略传播议题，有时反而被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一级学科占据显著研究位置。在这一背景下，国际传播学迫切需要与政治学、管理学和国际关系学等相关学科展开对话与交叉融合。唯有如此，才能充分探究实践需求催生的国际传播新议题，并将这些议题培育成为理论创新的生长点，进而推动国际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三）舆论斗争
国际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实践价值之一，在于为国家参与全球话语博弈、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理论支持与策略指引。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交织中，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围绕既有的国际秩序、贸易规则乃至气候、环境治理等公共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话语权争夺。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力已成为衡量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效能指标。国际传播学需要对舆论斗争的焦点议题、多元主体和舆论传播规律进行系统性探究，从而为增强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权、塑造有利的舆论环境构建坚实的学理基础。
捕捉、观察国际舆论斗争的焦点议题是推进相关研究的第一步。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外交理念、法律体系、领土边界和人权保护等都是国际舆论斗争的常见议题。回溯历史，西方国家在进行殖民掠夺之时，也铺就了信息传播网络，为此后的舆论斗争奠定了物质基础，基于不同舆论斗争议题的性质、内容，以及对象国的现状、特征，西方国家逐步建立起服务于其战略目标、配合其外交策略落地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体系得以在全球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一方面得益于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长期积累的话语优势，以及国际传播实践中对议题内容编排、逻辑推演和话语包装的娴熟运用；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学术界在相关议题领域持续的深耕。西方学界不仅完成了相关学科知识的体系化，更在潜移默化中将特定价值观植入了学术生产，实现了学科知识的话语化。这使得学科知识的功用不仅是单纯解释社会现象、探索运行规律，其本身也成为了塑造认知模式和价值偏向的话语载体，披着“无涉价值”的外衣在全球散播。
诸如“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学术论调，尽管在学界内部争议不断，但其一度被认为论证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规律。此类话语往往混合了学术知识与宣传话术，为西方国家参与相关议题的国际舆论斗争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但其生产过程是否经过了严密的逻辑论证，是否带有结构性的价值偏见，其广受宣传的背后是否掺杂了政治动机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却较少被追问。究其原因，西方国际传播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已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学科生态，善用学术话语的名义传播政治话语，既进行学术殖民，也助长话语霸权。相关社会科学学科将本学科知识体系化、话语化，推出适用于舆论场流通的概念、理论产品，国际传播学则基于这些学术产品，依托自身在议程设置、渠道选择和受众研究等方面的学术基础，将其转化为更具有解释力、说服力的传播文本和叙事策略，从而实现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相互转化与强化。
可见，推动国际传播学与相关的社会科学学科在概念生产、理论建构和话语创新方面进行深度融合，对国际传播学更好地赋能中国在国际舆论斗争中赢得主动、拓展话语空间具有关键意义。而要实现这种深度融合，需要国际传播学能够将相关学科的核心理论与概念知识吸纳并内化于自己的学科体系之中，使之成为国际传播学知识生产的重要资源。
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并提升国际传播学的学科地位，赋予其更高的学科建设自主权，以扩大其与相关学科对话协作的广度与深度。这不仅是建构中国国际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也是回应复杂国际现实、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迫切需要。重思国际传播学在当代学科谱系中的定位，正当其时。
三、体不达用：国际传播学科建设与实践变动间的裂隙
作为新闻传播学的二级学科，国际传播学承继了新闻传播学建立于学科“十字路口”的特质，其学科建设路径与区域国别学以及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存在诸多交集。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变革以及文明间交流融通日渐频繁深入的时代语境中，国际传播的实践样态被接续重塑，对国际传播既有的学科定位、理论框架和经验知识构成了系统性挑战。
当前，将国际传播学置于新闻传播学框架内的学科建设模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与其他学科的沟通对话，但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开放性和独立性，致使作为“体”的国际传播学科难以对作为“用”的国际传播实践供给充足优质的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引。
因此，我们需围绕国际传播实践的最新动态与核心挑战，深入检视既有学科建设路径与快速变化的实践需求之间的适配性，通过梳理新闻传播学与国际传播学的关系互动，厘清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学在研究内容、目标和视野方面的联系，环视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赋予国际传播学的发展可能，从而探寻有效弥合学科（体）与实践（用）之间裂隙的可行路径。
（一）新闻传播学谱系中的国际传播学科与实践
在方法论与理论资源层面，国际传播研究与新闻传播研究存在显著的一致性。从实证研究看，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内容分析法、话语分析法、实验法等方法等新闻传播学常规的研究方法，在国际传播研究亦被广泛运用。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分析对象和数据来源的不同，其方法的操作过程与伦理规范则均植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传统，一脉相承。在规范性研究方面，国际传播学与新闻传播学所依托的理论资源相通，新闻学、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在国际传播研究的语境中仍然适用。在研究议题层面，国际传播学与新闻传播学关注的议题领域基本重合。从传播学的五大传统议题域着眼，控制研究、内容研究、媒介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仍然可以囊括、归纳国际传播学的议题。在这五大领域之下，国际传播学可以具体衍生出对不同国际传播主体的比较研究、对国际传播内容文本与话语的分析研究、对国际媒体信息生产机制的研究、对不同国家受众特征的研究，以及对于跨文化信息流动的效果评估研究等子议题。同时，从新闻学的核心议题切入，国际传播研究也关注新闻传播理论在跨国语境中的解释力、国际新闻文本的话语策略、跨国新闻机构的生产规范与媒体从业者认知、国际新闻的真实性与事实核查等议题。此外，国际传播学与智能传播、计算传播等新兴二级学科也存在诸多议题交集，共同关注智能时代国际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信息环境的芜杂化等趋势。
尽管国际传播学与新闻传播学在方法论与议题范畴方面有极大的重合，但这并非意味着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范式是解释当前国际传播主体、行为和现象的最佳方式；不意味着新闻传播学议题范围能够囊括国际传播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也不意味着从新闻传播学的范式出发能够源源不断产出有益于提升国际传播效力的学术成果。如果把国际传播学与新闻传播学的议题、理论和范式分开来看：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议题鲜有讨论如何面对具体国家、地区，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传播实践。新闻传播学的经典理论，除了高低语境文化等少数跨文化传播理论涉及跨国跨区域的传播行为，大多理论概念植根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场景，少有为解析国家间的传播现象发展出来的原生理论。
面对高度复杂、动态且权力交织的国际传播场域时，新闻传播学理论范式的解释力便显不足。平台资本冲击了既有的全球信息流通秩序，算法分配、数据殖民与跨境监管议题超出传统新闻生产研究边界；气候、卫生、移民等跨国风险事件要求传播研究耦合专业学科知识与治理制度，单一媒介中心视角无法提供决策智力供给；认知战与深度伪造技术将舆论场演化为作为神经心理、网络安全与价值伦理交织的复杂地带，传统效果范式的解释力有待进一步检验；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多语种、多宗教与殖民历史叠加的现实情境，对民族国家范式及以之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认知构成冲击，则迫切要求研究引入历史社会学与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去中心化视角。
因此，若国际传播学局限于新闻传播学的既定范式与议题范围内，其知识生产将难以回应实践中的复合需求，这种困境若长期得不到解决，或将导致学科逐步丧失其理论支撑力与实践引领力，陷入“体不达用”的尴尬境地。国际传播学亟须在继承母学科资源的基础上，突破既有边界，通过深度的跨学科融合，构建真正属于自身、直面时代之问的自主知识体系。
（二）区域国别学比照下的国际传播学科与实践
国际传播受众与传播环境的深刻异质性，决定了仅依靠新闻传播学范式难以提供具象、有效的实践方案。植根于新闻传播学的国际传播学，虽能在宏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提供一般性指导，但在面对具体国家、地区的独特情境时，往往难以产出具有高度针对性的理念方法和策略建议。具体而言，国际传播学需弥合三重裂隙：一是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语言表达习惯的“文化裂隙”；二是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媒介基础设施参差的“技术裂隙”；三是在全球平台语境下，跨国、跨文化社群基于兴趣、经历、价值观念等方面重构的“身份裂隙”。应对这些挑战，国际传播学有待跳出内置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路径，以区域国别学为接口，与更广阔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展开充分对话，以充实自身知识理论体系，由“体”及“用”。
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学不仅有较深历史渊源，而且在学理上具有相近性，二者在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以及路径方法方面均有相通之处。从国际传播的现实情况看，我国目前已形成多主体、立体式的国际传播格局，国际传播声量与日俱增，但在取得目标国家及地区对传播内容的更广泛认同、更深层理解方面还需持续发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了解传播对象国的基本国情、历史文化等方面特征是提升传播精准度的前提所在，这也为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学的互通互鉴打开了窗口。
国际传播学吸收借鉴区别国别学理论资源和思想方法的过程，实际就是聚焦某一国家或地区展开综合的哲学社会科学分析，以探索国际传播实践在这一国家或地区的最佳开展形式。在综合的哲学社会科学分析中，人类学揭示地方社会如何通过习俗、仪式和叙事维持共同体；历史学观察制度变迁、观念流转与集体记忆在长时段中的形成与沉淀；政治学分析权力运作，关注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实践实现政治目标。这些在地化分析能够为针对他国或地区的国际传播实践和研究提供充实的信息储备与知识供给。
人类学分析将对象国或地区视作拥有自洽意义世界的社会整体，强调对社会生活、日常实践和文化符号的理解。家庭关系、民风民俗、语言宗教，这些在一般国际传播研究中常被忽略的细节，恰恰构成了当地人理解信息、作出判断的基础。由此，国际传播学在思考“面向谁传播”时，就能够超越年龄、职业、阶层等人口学意义上的分类，将受众视为处在具体生活世界中的行动者；在讨论形象建构、话语呈现、符号选取等问题时，回到不同社会如何感知权威、如何理解公共性等更底层的文化结构上。区域国别学在人类学层面的既有知识，使国际传播学有机会将跨文化误读、认同抵触、意义协商等现象，更为完整全面地融入自身理论议程。
诸如殖民经历、战争创伤、国家统一与分裂以及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等重大历史事件，在世界不同地域留下了深刻的情感痕迹和叙事资源，构成了公众理解现实的背景。法律制度的更迭、政体形态的调整、教育体系与媒体体系的演变，也都与特定时期的权力格局和思想潮流紧密交织。通过对具体地域展开深入的历史分析，国际传播研究能够吸收关于事件链条、制度沿革与集体记忆的思想资源，深入理解对象国公众的历史情感与认知，使传播内容承载的价值理念与目标受众的情感结构、历史认知及核心诉求产生深层共振，从而在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赢得更为广泛的认同，增强传播内容的文化穿透力与情感感染力。
此外，区域国别学所蕴含的政治学分析视角，能否透视具体国家中权力运作的过程和形态，理析政治结构、社会治理和权力关系。国家机构与社会力量的关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约的交错，政党体系与利益格局的排列，这些问题决定了话语在社会内部的流通路径，也影响了媒体组织的定位和功能。若缺乏对这些因素的认识与把握，国际传播研究在探讨传播主体、渠道配置、议题设置时，很容易根据主流政体划分逻辑和普遍政党政治状况，作出先验性判断。区域政治学分析有助于国际传播学研究关注更为精准和情境化的问题：什么样的主体在特定制度条件下具有发布信息的能力？何种类型的言说会被视作具有正当性？公共意见通过何种机制聚合并反馈到政治系统？以此为基础，国际传播学在征用“平台媒体”“软实力”“跨文化”等概念时，就不再依托想当然的规范性、中立性假设，而是与具体国家的政治社会结构保持对应，避免因理论与现实脱节而产生的策略失效或文化误读。
国际传播学在汲取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与方法时，必须意识到自身许多看似成熟的分析单元仍然带有高度抽象化和去情境化的倾向，需要依据具体情境进行调试，“体”的理论资源才能真正回应“用”在不同政治、社会语境中的复杂面貌。
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国际传播的目标光谱是多元的，不仅包括面向特定区域的精准化表达，也涵盖关乎国家核心立场与全球公共议题的全球化表达。国际传播学在区域国别学的帮助下尽管能够产出更契合传播对象国、对象地区的学术知识，衍生出更具精准性的传播策略，但是在涉及本国重要战略、核心关切、全球议题时，国际传播需要普适性的表达，以确保重要概念、理念内容的一致性、权威性和流通力。过度依赖区域特定性策略，可能在提升微观针对性的同时，削弱宏观叙事的连贯性与公信力。尤其是在全球数字平台互联、信息环境高度互嵌的当下，过于精细甚至矛盾的分众话语，反而可能引发受众对传播主体可信度的质疑。因此，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学仍是相对独立的学科个体，更宜理解为一种深度“嵌合”的状态。区域国别学为国际传播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情境深度与知识厚度，但国际传播学不能仅凭借鉴区域国别学的理论资源和学科视角就实现学科建设的进步，不能仅靠精准化的传播策略就满足国际传播实践的全部需要。因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有待从更广阔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汲取智慧，以构建一个既能深耕在地语境、又能驾驭全球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
（三）哲学社会科学生态中的国际传播学科与实践
全球化语境中，国际传播实践呈现出复杂多维的面貌，其运作逻辑已远超传统媒介研究的范畴，其自身的学科建构须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哲学社会科学展开深度对话，方能有效回应实践中涌现出的新挑战。
这种跨学科交叉的必要性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国际传播涉及文化意义系统的跨域流动与接受效度问题。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在认知结构、价值偏好与符号阐释传统上存在深刻差异，若缺乏文化人类学与阐释哲学的分析视角，则难以真正理解文化转译中的误读、抵抗及协商机制。对于符号权力的非对称分配、话语修辞的地方性适配等关键问题，均需借助批判理论、后殖民思想乃至语言哲学进行分析，以避免传播策略易陷入文化本质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误区。其次，国际传播还嵌入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与地缘关系之中。传播内容的生产、流通与接收，无不受到国际制度、贸易协定、数字治理体系及软实力竞争的深刻影响。若不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无法解释国家行为体如何通过传播实践展开意识形态渗透、塑造国际舆论或维护话语安全。尤其在算法主导、平台垄断等技术政治语境下，更需借助科技与社会研究（STS）与制度经济学来剖析传播基础设施背后的权力秩序与治理逻辑。再次，国际传播活动引发了诸多伦理规范问题，需要哲学与法学理论的介入。例如，如何在跨文化传播中平衡文化相对主义与普世价值？如何在全球信息场域中虚假信息、宣传战与认知操纵的边界？这些议题直接关涉传播正义、主体尊严与国际公共领域建构，有待结合哲学、法学和伦理学的领域展开思考，为负责任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价值基准与伦理指引。
通过跨学科交叉，汲取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论、方法论与规范性层面的丰富资源，是构建一个更具解释力、批判性与实践相关性的国际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必由之路。这一过程既是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其回应实践需求、服务国家战略、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要求。因此，本文将国际传播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单元，暂时从哲学社会科学的生态中摘取出来，把它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以及整个学科生态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剖析，进一步把握国际传播学如何与相关学科进行交叉融通，明晰其汲取养分的具体路径与内在机理，推动国际传播学实现由“体”达“用”。
哲学社会科学能够在思维观念层面丰富国际传播的研究维度。当前国际传播学研究在知识生产路径上，大致呈现两种主要取向。一是侧重传播方法、手段和策略研究，多以案例研究为基础，旨在产出直接服务于实践的传播策略与建议；二是侧重传播理念、格局和体系研究，主要采用规范研究方法，通过概念辨析与理论对话，致力于形成宏观的指导理念或对国际传播体系的规划。前者虽紧密联系实践，传播策略往往过度依赖特定情境，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缺乏普适的解释力，缺乏有效的知识积累；后者虽立意高远，但有时缺乏缜密的思辨过程，容易陷入从概念到概念，从体系到体系的宏观想象，导致研究成果常常与现实情境存在脱节，既难以有效指导实践，也难以启发持续的理论探讨与学术创新。
故此，国际传播学有必要从哲学社会科学的田野中寻找成熟的思想资源，尤其是重视向哲学社会科学学习规范研究的逻辑进路。一方面，推动国际传播策略性研究超越个案描述的局限，归纳出具有一定解释力和普适性的理论概念；另一方面，引导国际传播的规范研究形成更为严谨、科学的思辨路径，提出更具现实根基且富有启发性的理论命题。这样，国际传播学研究方能弥合策略与理念、具体与一般、实践与理论之间的断层。
哲学社会科学是国际传播学走向繁荣的生态基础，能够为国际传播学及其实践提供议题资源、理论资源和话语资源。在这一宏大的学科生态中，任何学科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其他学科的持续互动、相互参照中不断发展的。从国际传播学内部出发，其所关切的政治议题、经济议题、法律议题、历史文化议题等，既是国际传播实践的内容、国际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也天然地指向并依赖于相关学科的知识积淀。从外部学科生态基础出发，政治学、法学、管理学可以为国际传播机制、体制的相关研究贡献理论、话语，经济学可以为国际传播产业的相关研究拓宽视野，文学、历史学可以为跨文化传播相关的国际传播研究提供案例资源，打开历史纵深。正是在这种知识交汇与碰撞中，国际传播学得以在多元学科组成的生态中得到滋养，不断拓展其理论边界，增强其解释复杂世界的能力，获得更为坚实的立足点与更广阔的生长空间。
四、体用贯通：统合学科议程
与实践需求的战略性交叉学科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审视，学科建制是特定历史阶段知识权力结构的制度化呈现。国际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需向更具独立学术地位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迈进。这一过程不仅要突破传统学科分类体系的制度性约束，更要在知识整合与范式跃迁中充实学科的知识内核，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转化为理论创新的资源，同时力求避免陷入文化民族主义或理论普世主义的认知窠臼。
从国际传播学本体看，各类新兴技术的深度渗透与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时空结构，更影响了国际传播的权力关系与主体构成。非国家行为体、智能算法、数字平台等新兴要素的崛起，使得传播实践呈现出去中心化、多向度交织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学逐渐确立“关系性传播”的知识生产原点，将传播视为文明主体间持续性意义建构的过程，关注传播实践中文化符号的转译机制、权力主体的博弈以及技术中介的影响，建立起既能有效阐释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独特性，又能揭示全球传播秩序变革的普遍规律的概念体系。
上述种种超越了现行学科建制下国际传播学的本体论范畴，为学科定位调整埋下了伏笔。从学科建制的视角出发，传统学科目录对各个学科科层式的划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资源的灵活配置，限制了国际传播学应对综合性重大议题的知识生产潜能。由此，便需要通过前瞻性的制度设计与机制创新，打破新闻传播学、国际关系学、区域国别研究等相关学科间的制度与知识壁垒，改变相对封闭独立的知识生产模式，积极鼓励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重大战略议题协同攻关，促使国际传播学真正建立起与其复杂的研究对象相匹配的、开放而富有活力的学科生态，走出“体难达用”的困境，迈向“体用贯通”的良性互动。
（一）建设基点：迈向高度自主的现代交叉学科
尽管在现行学科体系中，国际传播学被定位为新闻传播学下辖的二级学科，但其研究与实践已经展现出高度的交叉性、流动性与延展性，已具备了设置一个独立交叉学科的内在条件：具有新的、明确的研究对象以及需要通过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交叉融合解决的新科学问题和现象，具有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的发展潜力；社会对该学科人才有一定规模的迫切需求，并具有稳定的需求发展趋势。与此同时，国际传播实践快速演进催生出的复杂现实需求，为其学科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外部动力，突显了其融合扩张与独立建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国际传播学或可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更好地回应国家战略需求、释放其知识创新潜能。
立足交叉学科的定位建设国际传播学，可在实践需求与传统学科末梢处圈定学科领地，始终将国际传播实践的切实需求视作国际传播学建设发展的核心动力，这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在国家与政党形象的国际建构方面，我国的丰厚历史文化底蕴，近代的抗争历程与现当代中国革命、建设与崛起的轨迹，均是描绘国家形象的重要侧面。概括各个侧面的内容，理顺不同侧面间的关系，并将之整合提炼成具有内在统一性和渗透力的形象话语，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将这一宏大的叙事转化为可理解、可接受、可共鸣的具体话语与符号，这都是国际传播学必须作答的时代命题。
其二，在讲述国内发展战略、对外交往方略方面，将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战略有机整合，把政策性文本转化为生动可感的话语；把我国对外交往的核心价值观、指导思想和具体思路由行政体辞令，转化成富有亲近感的交流式、对谈式话语；在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找到恰切的时机、适配的渠道与共情的表达方式，这都考验着国际传播学的理论转化与策略创新能力。
其三，在扩大国际话语权，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国际传播学不仅要关注话语斗争的本领构成，找寻在斗争中扩大共识、赢得更多国家认同，进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实践路径，还要探索更多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路径，把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与智慧升维成学术理论，为缓和国际矛盾、增进人类共同福祉提供思想资源。
确立学科领域和议程时，国际传播学应敏锐识别并聚焦那些其他一级学科言之未尽、言之不能尽，但却存在于实践语境中的真问题。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传统学科虽能解释发展战略的实施背景、内容举措和前景目标，但却鲜少深入探讨政策话语的跨国转译与接受；国际关系学尽管可以为话语斗争提供关于世界格局演变、具体国家间关系现状以及国家间结盟结伴的知识，但是对以何种方式展开斗争，如何评估斗争效果鞭长莫及。正是这些存在于盲区或边缘的复合性问题，要求国际传播学应在实践需求开发出的广阔议题土地中，找到传统学科无法触及的“末梢地带”，主动设置、延展学科议程，生产出兼具实践洞察力和理论创见性的学科知识，从而奠定其作为一门现代交叉学科的独特价值与学科合法性。
（二）建设路径：整合区域国别导向与关键议题导向
国际传播学实现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路径，在于确立并践行一种“区域国别深度”与“关键议题高度”双轮驱动、相互建构的学科发展模式。这一路径要求国际传播学既要扎根于具体地域的社会历史文化脉络，又要积极回应全球性、战略性议题，在“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建立起辩证统一的桥梁。
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学的比照说明了两个学科在起源、研究内容、目标和视角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共通之处。区域国别学对特定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系统性“深描”，这为国际传播学更为透彻全面地探究国际传播主体（国家或地区）的特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识基座。国际传播学能够划分出更为精细的研究向度，从而推动国际传播策略走向精准化。具体而言，在规范研究层面，区域国别学重视比较的方法论特征以及所开展的跨国比较研究实践，能够为国际传播的规范研究提供方法论层面的引导以及现实案例的补给，使国际传播规范研究摆脱忽略传播主体差异，大而化之地进行“总体性论述”的泥沼。在内容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层面，区域国别学对于具体国家的全景式描摹，使国际传播研究能够借助区域国别学的学术成果，将目光投射到某一国家和地区，或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同时，国际传播策略的定制不仅能精确到国家、地区，还能依托对具体国家的媒介生态、群体特征的掌握，进一步聚焦于特定社会群体与媒介渠道，实现传播效力的最大化。
由此，系统性地借鉴与融合区域国别学的理论、方法和知识，对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深化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伴随着各国交往日益频繁、媒介技术的加速迭代、跨国媒体平台的日渐兴盛，各个国家已不能被简单看作孤立的个体，而是动态嵌入全球信息流通场域之中的重要节点，信息内容将在更多主体间、更广范围内扩散、流动，这一现实要求国际传播需要平衡“地方特定性”与“全球一致性”，生产具备全球流通潜力的“普适化表达”，这也是提升中国国际传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必经之路。有鉴于此，单纯依赖区域国别学所提供的理论基础、知识结构和学科框架还不足以支撑国际传播学建设，也无法满足国际传播实践需求。
将目光投射到哲学社会科学生态之中的国际传播学，不难发现，国际传播学得以迅速兴起一方面源于国家战略布局的迫切指引与强力推动，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于丰厚的学科土壤为国际传播学注入了大批理论、方法与话语资源。其他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方法之所以能够裨益国际传播学的建设，关键在于国际传播所直面的许多核心实践议题恰是这些学科长期耕耘的核心议题。质言之，实践议题与学术议题的高度重合是国际传播学能够汲取大量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与智慧、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优势所在。
因此，在推动国际传播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兼顾关键议题导向。它要求国际传播研究深刻理解自身议题与其相关学科议题之间“一体两面”的关系，主动回溯国际传播中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议题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中的经典理论和当代论争，以重大的复合型议题为导向，引导和整合相关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话语和方法，反哺并内化于国际传播学自主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的构建之中，从而实现多学科资源输入到交叉学科知识产出的飞跃。
具体来看，区域国别研究累积了大量关于社会结构、生活世界和政治实践的经验性知识，围绕全球治理、发展模式、安全挑战等关键议题的研究，则在历史脉络梳理与跨国比较的视角生产系统性知识。这些知识成果必须经过系统的概念化提炼与理论化升华，方可沉淀为国际传播学内部可继承、可扩展的理论资源。
一方面，学者们需要具备跨学科的鉴别与转化能力，从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领域中，精准筛选与国际传播高度相关的概念，并在传播学语境下重新界定使用边界，使其能够指向跨国信息流动和意义生成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具备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的自觉与能力，从对外形象建构、国家战略阐释与舆论斗争实践中，总结提炼出具备解释力的中观层面的概念，使其既保持对不同区域情境的敏感，又能为跨区域比较提供分析工具。更进一步，以区域国别导向与关键议题导向双轮驱动的学科建设还应在概念生产的基础上，致力于回应学科长期面对的根本性问题以及由此建构理论体系的可能。例如，国家叙事与国际秩序如何相互塑造，数字平台怎样改变跨国舆论场的形成过程，区域合作机制在话语协商中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问题本身就天然地把不同地区的具体经验与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术讨论联系一起。真正的理论建构，需要围绕这些核心问题域，循序梳理整合相关区域研究和跨学科成果，使之逐渐凝聚、生长为若干内部逻辑自洽、结构合理的理论集合。这些集合应当能够阐明基本概念、前提假定、分析路径和论争焦点，而不同理论集合之间，则勾连出国际传播学整体的议题序列，共同组成国际传播学的知识图谱。随着新的区域经验和关键议题涌现，各理论集合将在持续的对话、比较与反思中不断更新、修正与拓展，明确彼此的关系层级，最终形成理论体系，为研究共同体的成长成熟准备了知识土壤。
沿着这一思路，国际传播学者需建立双重视角。一方面，依托区域国别学的知识基础，将传播实践置于具体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社会结构、文化符号系统、历史经验框架之内加以审视，以实现深度的语境化理解；另一方面，以关键议题为轴心，系统把握国际政治经济、全球治理、数字平台治理等议题在不同学科中的知识谱系，从而明晰国际传播研究在学术谱系中的定位。同时，借助交叉学科制度设计与人才培养方式，不同背景的学者在共同议题的牵引下，推进区域知识与一般理论互动互构，由此形成兼具在地厚度与理论高度的研究群体。随着区域导向与议题导向的交叉融合不断深入，学者们会围绕特定问题意识、方法偏好和理论立场，逐渐形成若干个研究共同体。这些研究共同体通过学术期刊、学术组织、科研项目等载体，在公开场域中展开论争与对话，让差异化立场在相互批评和回应中不断反思与澄清自身的理论适用性和方法界限，为学科持续发展提供内部动力与自我更新机制，推动其知识体系在动态竞争中走向成熟与完善。
（三）建设机制：基于跨学科协作的有组织科研
如上所述，国际传播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其本质已超出任何单一传统学科的阐释范围，需要通过基于跨学科协作的有组织科研来应对综合性、全局性的实践挑战。
参与跨学科合作的各方之间形成坚实的共识基础是国际传播学开展有组织科研的先决条件。这种共识不仅包括对跨学科研究必要性的认同，更意味着对不同学科范式、话语体系与研究文化的尊重与理解。国际传播所涉及的跨文化认同建构、国际舆论引导、数字平台治理、信息战与认知安全等议题，往往同时牵涉政治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法学、心理学乃至区域国别研究等多个领域。倘若合作者之间缺乏对相关学科基本理念与方法论的理解，就容易陷入合作不同频、对话不对等的困境，难以实现真正的知识融合与创新。因此，有组织科研首先是一种组织化的认知共同体的构建。它要求研究者在精熟本学科知识的同时，还要具备跨界学习的意愿与能力，从而在合作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合成，催生出有价值的原创性理论与策略。
跨学科协作的生命力在于以真实而又迫切的问题为导向。国际传播学在实践变革下遭遇的诸多挑战，本质上都是超学科范畴的复合型问题。因此，有组织科研必须始于对真问题的捕捉与共识性界定。这意味着研究团队在合作初期，就要充分开展问题磋商与目标对齐，避免陷入为跨学科而跨学科的形式主义陷阱。为确保跨学科协作能够持续、稳定地产出高质量成果，不致流于表面或中途溃散，需要稳健有效的跨学科研究机制与制度支撑。首先，跨学科项目须由具备跨学科视野与组织协调能力的首席专家牵头，构建层次清晰、权责分明的研究集群。每个子团队或合作单位都应在共同框架下承担明确任务，同时保持一定的学术自主性，以适应不同学科的研究节奏与产出方式。其次，需设计合理的制度保障以维持合作稳定性，包括共同制定研究计划与时间节点、建立定期交流与进度督办机制、设置跨学科成果评价体系，以及明确知识产权与数据共享原则等。国际传播领域的跨学科课题因其研究对象特性，往往涉及跨国调研、多语种数据采集、大型计算模拟或长期舆论追踪等复杂任务。因此，有组织科研也意味着在项目策划阶段就需要充分考虑资源整合与长期投入的可能性，积极争取基金项目、实验室共建、国际合作等多渠道支持，为攻关重大战略问题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
国际传播学的跨学科协作不应局限于国内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合作，更有必要走向跨文化和跨体系的合作，积极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术机构、智库、国际组织建立联合研究网络。通过整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传统与智慧资源，更全面地理解全球传播的复杂图谱，提出更具包容性与创新性的解决方案。目前，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多围绕国家战略目标、政策议程和中文学术评价展开，问题提出以内源性关切为起点，概念建构和研究设计紧贴本土制度与实践经验。而国际上的相关研究社群则依托国际关系学、政治传播学、媒介社会学等学科传统，围绕制度变迁、全球治理、平台经济与平台治理等长期议题形成相对稳定且影响广泛的知识谱系。
两种问题系统在起点立场、分析尺度与材料选择上的差异，使许多在文本上相近的研究主题难以进入同一讨论空间，国内研究成果往往被放置在经验补充或政策说明的位置，难以进行实质性的学术对话。对此，把议题协商纳入有组织的国际科研合作机制中就显得尤为必要。各方围绕共同关切的关键议题进行充分探讨，厘清各自的概念边界、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式，在思想碰撞中创造能够被不同学术传统所理解、接纳甚至共同发展的概念、理论与话语。通过参与这一过程，国内学者既得以保持自身立场和经验关切，又能学习如何通过以国际学术界能够理解并愿意回应的方式来呈现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发现，使研究对象、分析路径和结论有机地融入全球性的学术对话网络，成为可以被讨论、引用、检验与发展的成果。随着这类合作不断积累，中国与国际的议题系统之间的距离才有可能被逐步拉近，发轫于中国实践的国际传播研究才有可能在全球学术共同体中获得更加稳固的学术地位与持久的话语影响力，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多元、平衡的全球传播知识体系。
五、余论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哲思能够为系统理解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本质与发展路径提供恰切的分析视角。国际传播学的概念生成、理论演进都与其所观照的全球传播实践变迁紧密联系，所谓“体用相即”；然而，在技术、政治与文化格局剧变的当下，既有的学科之“体”所内含的理论知识和观念方法已难以充分匹配日新月异的实践之“用”，所谓“体不达用”；化解这一张力的根本逻辑，在于检视国际传播学既有的学科定位和建设路径，在更广阔的哲学社会科学生态中，追问其与所从属的新闻传播学以及其他学科间的互动关系与融合潜能，进而为国际传播学找准自身定位，校准建设方向，最终实现“体用贯通”。
基于此，国际传播学应突破建制束缚，打通与区域国别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对话通道，实现深度交叉融合，才能满足日益迫切的需求。基于此，推动国际传播学建设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现代交叉学科，使其获得更大的学科建设自主权，持续扩展学术疆域，才能弥合理论与实践的裂隙，增强对复杂国际传播现象的解释力引领力，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供坚实而富有活力的学理支撑。
（作者简介：张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汪司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