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尚传播是传统文化活态传承与现代创新的手段。在文化强国战略指引下，作为新兴专业的时尚传播学在自主知识体系探索的道路上有了明确的方向。在20世纪，在人类工业化和商业化大发展的背景下，时尚传播学应产业发展之需而生，而兴。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已跻身世界前列，中华文明受到世界瞩目，时尚传播发展翻开新的一章。中国概念、中国形象、中国潮流、中国范式逐渐成为世界热点和话题。时尚传播学集文化、商业与艺术要素于一体，在品牌营销、潮流传导、媒介运作与青年价值观引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构建中国时尚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就要深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以德载道、以美育人，建立时尚传播学的逻辑原点，构建专业发展的实践脉络，从“文化根植”“本土聚焦”“价值传导”三个维度，构建时尚传播的实践路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内循环，以及“中国时尚话语全球化”的外循环，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美学赋能、价值传递、产业赋能、文明互鉴”的重要作用，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范式，赋能中国时尚话语建设。

关键词：文化强国；时尚传播；自主知识体系

引言：文化强国战略与时尚传播学的时代使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强国战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更关系到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主体性地位。在这一重大时代命题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正加速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以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范式。

关于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胡正荣教授提出，需打通古今积淀、内外经验与知识创新之间的有效转化路径，重塑知识版图的概念基底，明晰知识结构的范畴体系，直至形成具有知识价值普遍引领的后发国家现代化国际传播新范式。高晓虹提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建设发展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系统性的知识体系。 胡智锋提出，掌握了话语主导权，就掌握了中国道路的定义权、中国精神的阐释权、中国形象的塑造权。周勇提出，应加强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厘清学科发展脉络，界定学科内涵与学科范围，加强新闻传播学科内部分支之间的协调统一。曾祥敏、刘思琦提出，通过守正创新推动传播体系现代化，通过价值升级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张涛甫、姜华提出，要在摆脱依附性知识生产不利情境的基础上，力求在“知识”“价值”“范式”等方面有所突破。王润泽、孙帆提出，要在贯彻“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开掘中国新闻实践史的丰富内涵、立足新闻实践探索新闻学概念体系和问题体系。王晓红、魏韬提出“广播电视学”向“视听传播学”转型的必要性，以及超越媒介工具的技术迭代逻辑，重建视听传播研究价值的四重面向。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时尚传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动态传承。时尚，作为物质实践、文化表征与社会关系的复合体，其传播过程映射着时代的价值逻辑、经济动力与社会结构。在全球文化交融与碰撞日益频繁的今天，时尚已成为各国话语博弈的前沿。构建中国时尚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的主体性建构。其核心是在消化吸收国际前沿成果的基础上，回归中华文化本体，梳理中国时尚实践的历史脉络与当代经验，提炼具有原创性、解释力和引导力的概念、理论与方法。通过时尚载体，生动诠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时尚消费市场之一，也是最大的服装生产国与出口国。在产业规模方面，中国具有相对优势，但是在品牌形象塑造以及时尚话语权等软实力方面，却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当下，在全球时尚品牌竞争格局中，欧美等发达国家仍占据时尚话语的主导地位，时尚体系仍由西方老牌奢侈品牌、权威媒体阵营所主导。其利用先发优势所形成的审美范式、趋势阐发、信息扩散乃至行业标准的话语框架，构成了牢固的文化壁垒，极大限制了中国、韩国、印度等时尚产业后发国家的良性发展。尤其是，20世纪西方时尚传播学者在学术领域的背书，以及对欧美生产体系的规约化嵌入和精英化包装，进一步强化了欧美在时尚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中国品牌在国际化进程中，常陷入“被审视”“被约定”的被动境地。中国的文化理念、服饰文明、造物智慧与工艺水平被严重低估。这种不对称格局制约了中国时尚产业的转型升级，削弱了中国时尚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美好形象的国际化展现。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前列，中华五千年文明受到世界瞩目，时尚传播发展翻开新的一页。中国正以日益清晰的主体性姿态参与全球时尚的意义生产与价值构建，成为具有主动创新力、自主叙事力与价值生成力的时尚主体。时尚传播学应深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逻辑原点和学术主体，基于中国国情，建立适合中国文化基础和产业模式的知识体系，通过主动掌握时尚的阐释权，为全球提供全新的时尚审美、品牌形象、行业标准方案，将中国概念、中国形象、中国潮流、中国范式转化为全球热点与话题，参与甚至引领全球时尚议题，从“接轨”走向“贡献”，从“跟随”走向“互鉴”，推动全球时尚知识体系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构建中国时尚传播学的升维路径，应时代之需，答世界之问。本文将以文化强国战略为指引，为中国时尚传播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也为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提供新思路与新视角。

一、时尚传播学的历史述评

纵观全球时尚的知识生产，不难发现，从20世纪起，西方就占据了时尚话语的主导地位。从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的“时尚滴漏理论”到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时尚体系》，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区隔理论”到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炫耀性消费”，西方学者构建了一套解释时尚现象的概念框架与理论范式。然而，这套基于西方产业背景和文化逻辑的知识体系，在解释中国时尚实践时常遭遇“水土不服”：中国五千年连续的服饰文明体系、近代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后“跃升式”的时尚变迁、数字时代“弯道超车”的媒介变革，都蕴含着西方理论难以解释的“中国经验”。

20世纪，西方的工业化快速发展，时尚产业作为高溢价和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受到美、英、法、意等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由此推动了时尚学的快速发展，时尚传播也随之成为学者的关注焦点。20世纪初，时尚消费所形成的社会区分现象开始引起学者关注。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一书中提出，时尚的流动是自上而下的，即社会较高阶层通过风格表达实现阶层区隔，而社会较低阶层通过模仿不断追随，由此形成时尚持续更新的动态机制。法国学者布尔迪厄认为，当代流行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区分化和阶级化的重要杠杆。其他学者则关注了时尚的阶级区分作用与商业化过程中的社会效应。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以“炫耀性消费”解释时尚行为。

20世纪下半叶，在社会变革中，随着中下层阶级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大众媒体对时尚的反作用力，阶级中心论受到挑战。关于时尚的传导，开始出现新的声音。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在《时尚：从阶级分化到集体选择》一文中批判西美尔的观点，其认为，现代流行是通过大众的选择实现的，时尚是源于内在驱动的集体选择，故时尚是由下至上的传播。罗兰·巴特将流行服饰杂志视为一种书写的服饰语言来分析，并将这种书写的服饰看作制造意义的系统。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提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表演，流行是如同市场一样的普遍形式。

20世纪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与时尚产业的崛起，时尚传播学快速发展起来。此时，传播媒介飞速变革，信息的传播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受众能动性的增强、信息传播的扁平化等对文化传播和商业传播均产生了深刻影响。时尚由小众文化逐渐走向大众化。与此同时，时尚文化逐渐冲破老牌奢侈品牌的话语垄断，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平等对话的全球化发展格局。国内学者乘势而上，开始自主的时尚传播学思考。周晓虹认为，时尚传播过程中的“上行下效现象”存在社会性(权力象征)、经济性(会员制)、心理性(伦理道德 规约)阻碍。郑也夫提出，“熟悉与新奇”的双重心理机制，揭示了时尚传播的内在驱动力。王列生认为，时尚生产是符号生产，时尚符号生产乃是一种融物质塑形、审美想象、欲望诱引、市场逐利等诸种目的性为一体的复合型行为过程。赵春华在《时尚传播》中将时尚传播定义为“既包括风尚、方式、观念和态度的无形传播，又包括时尚产品等的商业性传播”。王梅芳、程沛在《时尚传播的“日常生活”演变及未来》中从历时性角度提出，时尚传播从日常生活领域渗透至公共空间，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的呈现载体。赵振祥、阮翠琼提出，时尚为传播而生，“媒介即时尚”。张昆、陈雅莉提出，时尚传播能否发挥社会正能量在于施动者对时尚意义的定义和解读。马庆提出，时尚受到包括政治、文化、消费主义、现代性、社会阶层与社会认同等价值观念的影响。

经过数代学者与教育者的努力，时尚传播学的定义、理论架构、构成要素等已基本齐备，教学体系也初具规模。在国外，英国有伦敦艺术大学、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伯明翰城市大学等近十所知名高校开设时尚传播专业；意大利有柏丽慕达时装学院、欧洲设计学院等高校开设该专业。另外，法国、美国、加拿大、印度和日本的高校也纷纷开设时尚传播专业。2006年，北京服装学院设立时尚传播方向(原名：时尚传播设计方向)。至2025年，国内已有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湖南女子学院、上海杉达学院、广州华商学院、沈阳城市建设学院等17所高校设立时尚传播专业，另有浙江理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高校在相关专业下设立时尚传播方向。2017年，北京服装学院设立国内第一个以“时尚传播”命名的二级学院。当下，时尚传播学的学术建设与教学实践大多与国内的时尚产业与创意文化产业融合，跨学科的教学体系，与日俱增的师资规模，复合性、创新性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中国时尚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二、中国时尚传播学的内生逻辑

时尚不仅是物质的消费，更是精神的表达。时尚流行的核心动力来自观念的扩散与元素的创新。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明形式极具代表性和互鉴性。时尚源于人们对美的向往，是审美活动的时代性体现。而时尚之风起始于人们装扮自我的冲动，即服饰风尚。中国古为“衣冠上国”，时尚起源早，影响深远。早在上古时期，“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至迟在东汉时期，中国已经具备了完善的服饰体系和相应的审美风尚。服饰不仅代表社会风尚、承载政治功能，还肩负道德教化的社会职责。中国传统风尚远不止于衣冠之美，而是将诗意、雅趣与哲思，融入饮食、起居、赏玩、节庆等方方面面的生活美学实践之中。它根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并通过具体器物和生活方式，将形而上的精神追求转化为可感知的日常之美。朱光潜曾说审美活动是一种“物我两忘”的体验。李泽厚提出，“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两极：一极是礼乐秩序的建构，一极是山水自然的皈依”。沈从文则提出，东方美学蕴含于工艺细节与纹样系统中，纹样不仅是装饰，更是时代精神与集体情感的编码。朱志荣在《中国审美意识通史（夏商周卷）》中提出，审美意识是人的心灵在审美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发状态。许明、苏志宏提出，审美风尚是一个时代审美理念的“风向标”，是一种“总体趣味”。中华传统风尚不亚于一部宏伟的时尚传播史，为现代时尚传播提供了极为厚重的历史支撑。中国的时尚底色应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理念，注重“以人为本”“以文化人”的传播功用，以及“以德载道”的传播伦理。

(一)以人为本：时尚传播主旨的中国视角

从时尚传播的文化切片看，中、西方的分水岭极为明显。长久的工业化浸渍，使西方时尚体系建立在精英主义与消费主义基础上，围绕“奢侈”“猎奇”等商业叙事逻辑展开，时尚常被视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在资本逻辑和消费主义的驱使下，西方现代时尚体系在尚奢追奇、逐利追新的商业模式上越来越极端化，以昂贵和稀缺作为高贵的注脚，透支时尚的物质属性与交换价值。

“以人为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核心理念，深刻塑造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性格——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传统。《管子》中阐述了“以人为本”的早期概念。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的人本主义，是一种独特的“内向”的人本主义：它崇尚人的价值，从向外“求物”转而向内求“心境”与“心性”。《孟子·离娄下》提出：“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庄子·人间世》提出“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主张通过摒除杂念，使心灵进入虚静状态以体悟大道。王阳明《传习录》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强调以心为根。比如中国古人崇尚的“雅”，不在于物质上的昂贵，而在于心性的净化与品味的风雅。所以，中国历代文人雅士所引领的风尚，更多着眼于服饰、生活器具以及琴棋书画中的人文意境与审美情趣，以及田园诗般的生活意境。这种审美传统为克服现代工业时尚所带来的物欲化倾向和浮躁气息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构成了中国时尚美学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以人为本体现了中华文明、中国美学的先验性和高视维。强调以物养人，而非物欲崇拜，正是中国时尚哲学的底层逻辑。“物”最终要服务于人，而非将人演变成“物”的奴仆。

同时，中国时风的传承与转化，为时尚体系注入了“关系”的传播概念，缓和了以往时尚产品过度强调交换价值的商业化倾斜，为时尚品牌营销传播提供了全新的落点。中国美学强调“天人合一”“物我相宜”，其时尚的价值锚点从单一的“物”，转向“物与人”“物与自然”“物与时间”的关系。比如一件莨绸服装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视觉上的古朴高雅，更在于它承载的“阳光、泥土、手作”的关系，以及随穿着者一起经历生命周期的历程。时尚的价值聚焦于工艺所耗费的时间与专注力，将“过程”转化为“天”“地”“人”和谐共生的核心价值。这突破了时尚价值取决于营销的既有规则，提出了基于伦理生产、情感联结与时间沉淀的新价值维度。由此，中国时尚传播学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从中华美学范式中提取灵感，打破西方“时尚=现代性”的单向解读，为时尚赋予更为久远的历史根基和更为深邃的文化底蕴。

(二)以德载道：时尚传播伦理的中国表达

时尚传播学应建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时尚伦理观。“以德载道”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特征，强调以道德修养承载人文理想，为中国时尚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核心支点。

《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以“道”为志向，以“德”为根本依据，“据于德”直接点明了“德”是承载和实现“道”的关键。“以德载道”的逻辑落点将时尚从单纯的审美与商业范畴，提升至文化伦理层面，促使传播内容聚焦设计背后的价值。中华传统理念形成了与西方“奢侈品”产品链截然不同的话语逻辑和审美标准，使中国时尚传播能够立足本土哲学，参与全球时尚的伦理对话。中国时尚传播可以跳出为形式而形式的西方消费主义逻辑，也可以规避为实用而实用的极端功能主义，倡导基于“适度原则”的消费伦理，反对过度消费和奢侈浪费，重视产品的使用价值和情感价值，而非单纯的符号价值和物质炫耀。

所以说，中国的时尚不仅重视“形”，更注重“质”。例如“以玉比德”，通过人们佩戴玉组绶，提醒形体坐姿，以及内化玉的温润与涵养。孔子云，“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中华文化语境下，时尚是“质”(德性)与“文”(时尚物品)的关系，其目标是塑造“彬彬君子”。时尚传播的任务，正是让时尚之“文”精准传达德性之“质”。

另外，中华传统伦理注重宣扬真、善、美。中国特色时尚传播伦理应坚持以下原则：真实性原则——反对虚假宣传和过度修饰，真实展示产品特点和设计理念；积极性原则——甄别传播内容的品质与社会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积极向上、求善求真的价值引导；健康性原则——传播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抵制低俗、媚俗、庸俗内容。时尚媒体和行业应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传播实践，使时尚传播成为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的重要平台。

(三)以文化人：时尚传播逻辑的中国范式

“以文化人”是中国教育思想的精髓，也是时尚传播学知识建构的文化根基。“以文化人”理念肇端于《周易》“人文化成”的思想，“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中华“文治教化”传统的集中体现。文化并非静态的客体，而是一个通过“文”(礼乐、典籍、制度、艺术等)来主动塑造人、转化社会的动态实践过程。时尚传播不仅应聚焦商业信息的传递，还应全新地看待文化的生产与认同，将之作为育人理念，重构全球时尚话语的思想源泉，使时尚不再被简化为物质消费或潮流追逐，而升维成具有教化功能的符号叙事与文化熏陶，其终极目的即通过时尚媒介“化人”“育人”，塑造具有文化自信、审美品位与伦理意识的现代主体。这个过程也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

一是传播即教化。时尚传播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过程。服装服饰、影像动画、舞蹈表演、文旅美食共同构成一个“文化场”，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如“中和之美”“格物致知”)、历史记忆(如“礼乐相成”“天工开物”)与伦理导向(如“以玉比德”“道法自然”)持续作用于受众的认知与情感，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涵化效果。

二是符号即载体。时尚符号语言(色彩、线条、造型、面料、工艺)被赋予了文化指向。传播激活符号蕴含的文化基因，使其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个体与大众的意义纽带。例如，“山水”意象在现代设计的转化中，传播的不仅是视觉图像，更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古典意趣与自然哲学。

三是叙事即认同。传播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文化叙事建构价值认同。摆脱西方时尚的单向叙述，转而挖掘中国本土的时尚逻辑，将为时尚传播提供独特的价值坐标，比如意境重于形式，含蓄高于直白，“道法自然”优于“征服造物”。将这些哲学化的美学观念引入时尚，将拓宽时尚的边界与价值维度。

三、时尚传播面向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进路

在中国文化强国战略深入推进过程中，时尚传播可以聚焦于“文化根植”“本土聚焦”与“价值传导”，使三个有机体高度统一并协同发展。

(一)文化根植：深耕传统资源，激活文化基因

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源于对其所根植的文明母体的深刻认知与活态传承。对于中国时尚传播而言，文化根基意味着守正创新，不局限于对传统元素的表象性再现，而是进入中华美学理念与造物哲学的深层结构，进行系统性挖掘与创造性转化。这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通过文化叙事，将静态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动态的、可流传的现代样本；将转译后的文化基因，嵌入时尚传播的各个文本与实践环节。它意味着构建一套完整的中国时尚“元叙事”框架。

时尚传播还应深耕文化符号叙事，对蕴藏于中国观念、制度、器物中的核心文化基因进行辨识、提取与现代适配性转换。从色彩、廓形、面料、工艺等直接可感的物质元素，到这些元素的组合、配置、对比，其背后更是可感知、可体验、可回味的美学旅程。同时，运用经典的修辞手法来强化视觉表达，通过时尚元素的重构与创新，表达意义、形成隐喻，从而创造新表现形式，形成视觉冲击，确立中华文化独特的文化印记。当一套独特的符号修辞被稳定使用、认可并形成可辨识的风格，则形成了成熟的符号语言。当符号与叙事(风格、理念、营销、传播)高度统一，则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话语体系。在品牌层面，则要求形成从产品开发到营销终端的文化叙事，使每一件产品、每一场发布、每一次粉丝触达都成为承载文化意义的章节，从品牌营销升维为讲述东方生活美学、伦理智慧与历史传承的动人故事，实现“以衣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功能。

(二)本土聚焦：阐释中国概念，会通中西理论

本土聚焦的核心任务在于对中国的时尚现象与实践进行学术提纯，创造出一系列既能准确阐释与服务于本土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又能与国际学界进行有效对话的原创性概念与理论，提炼出中国在“以人为本”“以文化人”“以德载道”的逻辑下，特有的传播目标与传播轨迹。这并非走向文化隔绝，而是在充分的主体性基础上的互鉴与共通。这要求我们着力建立基于自身语境的主体性解释框架，通过符号转化、设计创新、潮流扩散等叙事策略，在时尚这一全球性媒介中讲好中国故事、传导东方价值。比如“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等理念，正是基于中华传统哲学形成的价值主张，是对人类共生性、差异性与发展性的深刻注脚——以美促进交流互鉴，以差异推动多元共生。

时尚传播中的符号阐释、视觉说服、文化叙事，不应仅服务于商业营销，而应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时代精神、风格演化、群体认知，形成现代中式的创新模式、转化标准和评判体系，发挥本土概念的解释力与传播力。在媒介运作上，还应放眼全领域、全生态，深耕当代中国时尚场景，以文化格调赋能中国品牌。深入研究本土时装周、设计品牌、时尚媒体、消费热潮(如国潮、汉服热、新中式、新文创)、新商业模式(如电商直播)等。通过扎实的案例采集、数据挖掘和话语分析，描绘中国时尚产业、媒体生态的独特性与规律性。

(三)价值传导：创新叙事模式，引领文明互鉴

自主知识体系的最终旨归是有效参与全球文化交流，并在对话中传递价值，构建影响力与推动文明进步。价值传导要求中国时尚传播从文化资源的挖掘者、理论概念的建构者，进一步转变为全球时尚体系的设置者与文明对话的引领者。其核心机制在于创新叙事与价值传导的机制构建，实现从“被看见”到“被理解”，从“被尊重”到“被追随”的跨越。

中国时尚传播的战略意义在于其引导机制。在文化强国战略指引下，时尚传播可以基于文化共识进行共享实践，将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转化为能够回应当代人类共同关切的普遍性话题。如凝练伦理型时尚，将道德考量与审美判断互相协同，使消费行为同时成为伦理选择与文化认同。通过传播叙事将传统理念转化为现代消费决策，实现从抽象理念到具体实践的价值跃迁。

在网络成为主要信息传播和交流手段的今天，价值传导的终点将通向价值共创，即传播者与受众在互动中共同生产新的意义。时尚传播可以从线性传播模式转向意义共同体构建模式，使品牌、设计师、消费者、网络达人、学术机构围绕特定概念或价值理念联结起来成为意义共创者。由此，传播不再是信息的传达，而是社群成员围绕话题展开讨论、协商与扩散的过程。甚至在数字智能技术的协助下，时尚传播可以营建可参与、可体验、可再造、可分享的视觉场域，通过“参与式价值共创”模式增强传播的效力，衍生价值理念。

四、结论：迈向文化自信的时尚知识生产新范式

文化强国战略为中国时尚传播学的自主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学科成熟的内在要求，更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建构过程应坚持“立足中国、兼容并蓄、古今传承、把握当代、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在价值体系、概念意涵、理论架构与阐释、评价标准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创新。

中国时尚通过活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古烁今、兼容并蓄、全面发力，终将回归其历史的时尚地位，成为世界时尚的重要一极。未来的中国时尚传播学，应成为既能赋能中国时尚实践，又能贡献全球智慧的特色化知识体系；既能传承中华传统美学，又能引领未来生活方式的创新知识体系；既能服务产业发展需求，又能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实践知识体系；既能熟稔时尚媒介内容生产和整合运作，又能跨学科协同、创新发展的育人体系。这需要学术界、教育界、产业界、政策制定者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通过持续的学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生态优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与全球视野的时尚传播范式，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为人类时尚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本文系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融媒体环境下中华传统文化符号的数智转化与时尚传播 ”(项目编号：241101426285220)、北京服装学院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重大项目“中国时尚话语旨归下时尚传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NHFZ20260808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春华，北京服装学院时尚传播学院教授，时尚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格式参考

GB/T7714-2015 赵春华.中国时尚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新闻传播学刊,2026(3):53-62.

CY/T121-2015 赵春华:《中国时尚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新闻传播学刊》2026年第3期,第53-62页。

MLA 赵春华."中国时尚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新闻传播学刊.(3)2026:53-62.

APA 赵春华.(2026).中国时尚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新闻传播学刊,(3),5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