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涛:从中国近代史看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3 次 更新时间:2023-02-28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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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涛  


习近平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准确把握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中国近代史范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和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回顾党的百年光辉历程,首先讲党创建的历史背景,正是从作为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谈起的。

“七一”讲话郑重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但都以失败告终;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段话言简意赅,对澄清一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的模糊或错误认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譬如,正面评价太平天国运动,肯定太平天国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开篇的历史意义。今年是金田起义170周年,而近些年社会上出现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的偏向。有人甚至在党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称曾国藩的功业是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赞许湘军“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武装,成为近代中国军事精神的写照”。还有人轻侮革命,大谈所谓“民国范儿”。这就颠覆了历史,混淆了是非曲直。再如,“七一”讲话明确指出中国在1840年后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所作的科学判断,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早就对之作了深刻阐释,但近年来却受到无端冲击或质疑。有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封建社会,甚至明确否认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釜底抽薪,从源头上否定了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和执政的合法性。

所以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党史观至关紧要。要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党的百年奋斗史,有个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百年奋斗史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按照时序深情回顾了党的百年历史,归纳为四件大事,首先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28年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28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尾声,是这段历史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逐渐走向成熟的历史,是其百年奋斗历程中筚路蓝缕、夯实基础、开辟未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百年党史是前后接续贯通的一个整体。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牢记初心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一百年,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的一百年,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历史发展大势的一百年,是在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一百年。以上四个方面,分别构成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一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28年的历史,对此作了生动、极具说服力的诠释。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广大民众和无数仁人志士为此投袂而起,一次次抵御外侮、血战到底,一次次奔走呐喊、苦苦求索。这些抗争与探索汇成时代洪流,不同程度推动了历史进步,但均告失败,清末维新思想家谭嗣同遂有“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之悲叹。长夜漫漫,寻路最难,也最紧迫。中国共产党作为崭新的政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新兴的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应运而生,矢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基于帝国主义侵华和国内阶级斗争的现实,党科学阐释了中国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高举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旗,给近代中国走出黑暗指明了方向,从而科学解答了谭嗣同之问,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诸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乡村建设等改良方案虽有进步意义,但终究治标不治本。在近代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首先必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也就是反帝反封建。党带领人民为此前赴后继英勇战斗,无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慷慨捐躯。方志敏烈士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结合亲身见闻,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侵华的种种罪行,把祖国喻作“生育我们的母亲”,疾呼“救救母亲呀!母亲快要死去了!”号召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憧憬建立新中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路人和主心骨,党一百年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牺牲和创造,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开创了历史新纪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完善的制度保证、更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主动的精神力量。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坚信新中国前途光明,会面貌一新,“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健康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可以告慰先烈的是,今日之中国正如您所愿,经过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是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这涉及学习的动机,学什么、怎么学;路径不同,命运与结局迥然不同。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洋务派官僚以“中体西用”为主旨推行新政,百般维护旧思想旧制度,属旧瓶装新酒,洋务运动因而走进死胡同。民国初年,中国煞有介事地照搬西方那套政治制度,设国会、推行多党竞选,结果有名无实,却引发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闹剧,很快陷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境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拥有了观察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至于中国革命道路具体该怎么走,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答案,要靠党自己去摸索。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起初存在“左”倾错误倾向,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具体表现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模式,搞“城市中心论”,脱离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主体这一基本国情。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下,中国革命遭受严重失败。毛泽东等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强调马恩列斯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郑重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苦难走向辉煌。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突出表现为创造性解决了此前未能解决的农民、农村问题,使中国革命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作为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运动以农民为主体,无力挣脱旧思想的束缚,无法跳出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则成功地动员、组织并改造农民,使农民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尤其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使广大农民出身的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还在思想上入了党,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之一。百年党史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角度讲,就是历经艰辛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独创性地走出了两条新路:创立毛泽东思想,成功开辟中国革命新路,创造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开辟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阔步走向繁荣富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始终充满活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党不懈奋斗,始终努力讲新话、走新路、开新局、谱新篇,在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党的创新创造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以五千多年厚重璀璨的历史文化作为滋养,以长期奋斗实践和丰富的执政兴国经验作为依托。独立性保证了创造性,创造性支撑了独立性,凸显出大党气魄。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始终引领发展进步。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党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在洞察和把握历史大势中顺势而为,始终勇立时代潮头、掌握历史主动。党诞生前夕的历史大势,国内是中华民族大觉醒、各种新思潮交锋碰撞,国际上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中华民族寻求自立自强与世界无产阶级寻求解放这两股时代大潮交汇激荡,呼唤产生新的政治力量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党应运而生,自然走在了时代前列。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抗日救亡、共赴国难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构成历史大势。党顺应这个大势,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侵略赢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充分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实现民族独立,则一举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顺应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这一历史大势。顺势而为、走在时代前列,必然顺乎民心、充满生气。作家王蒙回忆说,1946年他在北平念初中,第一次遇到中共党员,即来家中做客、作为中共代表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的李新(后来成为党史名家)。王蒙拿李新的言谈与从广播中听到的国民党某要员的讲话作对比,认为前者是为民立言、自信、雄辩,后者官气重、拿腔作调、文理不通。他不禁感叹:“我相信一个政权的完蛋是从语言文字上就能看得出来的,是首先从语文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的。同样一个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的。……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事实上,党对文化改造有具体思考。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指出,党致力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一百年来,党始终敢为人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带领人民取得非凡成就,诸如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五千年文明,使之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新活力、呈现新形态,使人们更加坚定了文化自信;使具有五百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中国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在苏东巨变背景下逆风飞扬,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使具有7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启示。总之,党的百年奋斗彻底改变了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本质是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人心向背关乎事业成败、政权存亡。太平天国为反抗封建腐朽统治而兴,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倡言将“乖离浇薄之世”改造成“公平正直之世”,号召“斩邪留正”,强调世人都是兄弟姐妹、天下一家,唤起下层民众打江山的激情。但支配洪秀全思想和行为的终究还是旧思想旧制度,严判上下尊卑,后期更是沉溺于营造“爷哥朕幼”体系的洪氏家天下,漠视大众利益,导致内部人心离散,迅速走向败亡。孙中山先生1894年创建兴中会,是近代明确提出“振兴中华”口号的第一人。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但这场革命未能动员广大农民参加,对中国社会结构触动有限,没能改变中国社会性质。鲁迅小说《阿Q正传》以犀利笔触描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波澜不惊、换汤不换药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信奉唯物史观,深刻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是党的根基和血脉所在。毛泽东早在1934年就精辟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如何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靠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性质是“两个先锋队”,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看得见、摸得着。譬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农民、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分到梦寐以求的土地,翻身做了主人,故而自觉将自身命运与红色政权紧紧连在一起,欣然听党话、跟党走。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留下太多感人故事。红军长征至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战士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临走时将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半条留下,让老百姓感悟到了什么是共产党。陈毅元帅曾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党不竭的力量源泉。从本质上讲,百年党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历史,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休戚与共,党性与人民性是高度统一的。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共七大概括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其一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始终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致力于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赢得民心,也就赢得主动、赢得未来。一百年来,党闯过一道道关口,战胜无数风险挑战,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建党之初50多名党员,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近450万名党员,到今天已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党带领人民已走过万水千山,新征程还会继续跋山涉水。我们会走好新的长征路,会走得更加从容、自信和坚定。

树立正确党史观是树立正确历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华民国史。研究民国史,要与中共党史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相结合,不能将彼此切割开来。说到底,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


(作者简介:夏春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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