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总结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成果，更好地推进教育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重大专项工作，本次研讨会集聚国内多所高校专家学者，围绕如何深化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展开专题研讨。研讨会认为，当前学科正逐步告别对西方理论的被动依附阶段，迈入从理论自觉走向体系自主、从碎片化探索走向系统性建构的新阶段。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简单的“去西方化”，而是立足中国国情、学科传统与实践语境，实现从认识论根基重塑到方法论路径革新再到学科体系重构的范式创新。研讨会达成如下共识：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引，以智能技术变革为创新动能，辩证把握外来理论借鉴与本土知识创新的关系，实现借鉴转化与自主建构的动态平衡，最终构建起逻辑自洽、特色鲜明、适应时代、对话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实践；智能技术；标识性概念；研究范式
一、焦点议题：如何深化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数智技术的全域渗透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推进，正深刻重塑新闻传播实践形态与学科发展格局，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迈入从理论自觉走向体系自主的关键转型阶段。长期以来，学科发展中存在的西方话语依附、知识体系碎片化、理论实践脱节、范式适配不足等结构性问题，逐渐成为制约学科高质量发展、学术话语权提升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加快构建兼具中国特色、本土底蕴与全球视野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新时代新闻传播学科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为推进教育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重大专项工作，专家学者围绕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根基、核心逻辑、技术赋能、交叉创新、实践路径与落地机制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以不同视角阐释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思路，形成一系列兼具学理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创新观点。
(一)突破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三大瓶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勇教授立足学科历史积淀与当代发展现实，分析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现实困境、本土根基与实践路径。他谈到，当前学科自主知识建构存在三大结构性瓶颈，长期制约学术自主性提升。其一，学科存在西方话语路径依赖，多数研究仍沿用西方理论范式与评价体系阐释中国传播实践，陷入“以西释中”的注释式研究误区，本土原创理论供给稀缺、学科主体性较为弱化。其二，知识生产呈现明显碎片化特征，研究成果零散割裂，缺乏系统性整合与逻辑化梳理，形成“实践积淀丰厚、理论体系缺失”的结构性矛盾，尚未构建出自洽贯通的本土知识框架。其三，数智传播生态全面重构后，传统新闻传播理论解释力大幅衰减，难以适配智能传播、全媒体融合等全新实践场景，学科的时代适配性不足。
针对这些结构性瓶颈，周勇认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具备得天独厚的本土建构根基，并非无源之水。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筑牢学科根本立场与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新闻事业服务国家治理、社会动员的发展传统塑造了有别于西方的学科特质，为自主知识生产提供丰厚滋养。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可以聚焦三大建设重点：一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全面贯穿学科研究，避免被“悬置”，将其核心要义贯穿学科建设全过程；二是，补齐学科体系短板，厘清内部逻辑、深化交叉融合，搭建系统化本土学科框架；三是，辩证吸收包括西方在内的优秀理论成果，立足中国实践重构理论适配场景，搭建高水平国际学术对话平台，推动中国新闻传播理论成果对外传播，全方位夯实学科自主发展根基。
(二)“加减法并举”的知识体系优化路径
复旦大学国际传播与全球领导力学院执行院长张涛甫教授从知识迭代规律出发，围绕学科知识存量与增量的辩证关系，提出“以中国为方法”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路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百年发展，是知识规模持续扩容、边界不断延伸、结构愈发多元的动态过程，学科发展始终伴随存量积淀与增量拓展的内在张力。在四十多年学科高速迭代中，这一特征尤为显著，既赋予学科发展活力，也带来了知识零散、体系松散的结构性矛盾。数智技术掀起的全域性传播革命，重构了传统知识生产与传播逻辑，为新闻传播学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机遇，推动学科向枢纽型、交叉型学科转型，各类传播新问题已成为基础性研究命题。
张涛甫认为，当下中国丰富鲜活的传播实践，催生了大量超出现有理论解释边界的全新议题，传统狭义的新闻传播知识体系已无法适配广义多元的智能传播生态，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以中国为方法”推进知识创新。对此，他提出“加减法并举”的体系优化路径。在知识增量上，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媒体系统性变革等本土场景，从新问题、新现象中萃取原创理论，同时吸纳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理性借鉴外来理论资源，丰富学科研究体系，提升国际对话能力。在知识存量上，针对当前学科知识多源异构、碎片化、“散装化”的问题，系统梳理各类知识群落的内在关联，将零散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为逻辑自洽、结构严谨、规范性强的系统化知识，提升学科知识硬度与理论解释力。
(三)以学科交叉推动知识体系创新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隋岩教授结合新闻传播学科的动态迭代特质，指出在全新媒介生态下，依托多元交叉融合赋能学科升级是新时代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向。当前，媒介形态的持续革新重塑了学科发展底色。随着新传播介质、新屏幕形态不断涌现，全新传播场景与传播模式迭代升级，彻底打破了传统传播格局。传播形态的变革并非单一的技术更新，更是深度渗透社会发展各维度，从个体日常生活、社会生产模式到社会资源配置结构，都在媒介变革影响下发生系统性改变，这也让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边界、研究范畴持续拓展。媒介环境的颠覆性变革，为学科发展带来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传播主体模糊化、智能传播常态化等新问题层出不穷，传统学科理论与研究范式难以适配全新传播业态，给学科研究落地、现实问题解决带来诸多困境。另一方面，时代变革也为学科原创性理论建构、本土化实践创新提供了全新契机，推动学科突破固有发展瓶颈。
隋岩认为，立足全新发展形势，要坚守中国立场、树立全球视野，与此同时深耕交叉学科建设，打破单一学科壁垒，主动融合文史哲、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针对智能传播主体界定、新媒体传播心理等新兴问题，依托多学科优势搭建落地研究方案，破解学科研究重发现、轻落地的痛点，以交叉赋能推动学科创新发展，助力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四)建构人机共生的智能传播研究新范式
浙江传媒学院校长韦路教授聚焦AI技术驱动的学科范式革命，立足数智传播全新实践场景，提出人机共生主义新研究范式，并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重维度系统阐释范式内核。传统新闻传播学研究始终锚定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从早期“魔弹论”、有限效果论到用户生产理论，均以人与人的传播交互为核心，将技术视作人类传播的辅助工具。但AI技术催生了人机传播、机机传播等全新传播形态，AI智能体可自主完成社交互动、群体聚合等行为，涌现出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传播新现象，原有学科范式已难以适配智能传播的复杂生态，范式转移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基于后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等前沿理论，韦路认为应该打破人与技术二元对立的传统认知，构建适配数智时代的人机共生主义新范式，他主张建立人与智能技术和而不同、协同共生的传播认知框架，重构智能传播时代的学科底层逻辑。本体论层面，传播活动从单纯的人际信息交互，转变为人机双主体协同的生产交换过程；认识论层面，认知主体拓展为碳基与硅基复合主体，认知客体覆盖人人、人机、机机多元传播场景，真理判定形成“实践+计算”双重检验机制；方法论层面，依托AI可以实现多模态数据采集、智能测量与动态模拟，突破传统研究瓶颈。人工智能时代需要突破传统主体间性范畴，迈入跨主体性发展阶段，人机共生范式或能适配新型传播主体与社会传播系统的变革，回应学科研究域拓展的全新命题。
(五)内生外生双向闭环的知识建构路径
深圳大学副校长巢乃鹏教授立足数智传播实践规律，明确技术迭代是新闻传播学知识创新的核心驱动力，构建内生建构、外生突破双向闭环模型，为自主知识体系科学化、落地化建构提供实践方案。新闻传播学知识迭代逻辑区别于传统人文社科，不依赖纯文献思辨与静态理论积累，而是与数字技术变革深度绑定、同频共振。数字元技术的持续升级，全面重构了新闻生产、分发、交互、消费全链条，催生大量传统理论无法阐释的新型传播业态与传播问题。当前学科既有的历史传承、实践研究、范式反思三大研究脉络均存在局限：历史传统与数字实践融合不足，实践研究偏重经验归纳，理论升华不足，对传统生产模式、西方中心主义的范式反思还有待深入。
针对上述局限，巢乃鹏提出数字化原生技术赋能的双向闭环建构路径，以形成实践萃取理论、理论反哺实践的良性闭环。其核心是以具备生成性、中介性、生态性的数字化原生技术为内核，打通外生实践赋能与内生理论升华的双路径。在外生维度，立足全媒体治理、平台治理、信息公共建设等中国本土数字传播实践，提炼适配中国场景的原创概念；在内生维度，依托大语言模型仿真、大数据挖掘、人机协同分析等新型研究方法，推动理论迭代与范式革新，实现技术逻辑、算法逻辑与价值逻辑的有机统一。
(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关系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党委书记曾祥敏教授在教育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重大专项三年研究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与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深层耦合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生成的实践根基，从研究问题、标识概念、原创理论、研究方法四个维度，为学科知识生产筑牢底层基础、提供原生范式。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实践，为学科提炼本土重大研究命题提供了现实场域；其二，新时代以来的实践催生了媒体融合、华夏传播、周边传播等一系列本土标识性学术概念，夯实了学科话语根基；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场景是原创理论建构的核心观照对象，也是检验理论有效性的“试金石”，优质自主理论必须满足回应国家战略、推动学科创新、具备持久解释力三大核心标准；其四，中国式现代化呼唤“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范式，以打破西方理论剪裁中国实践的固有困境，为中国学术成果走向世界、形成普遍理论价值提供了关键抓手。
基于上述四种关系，曾祥敏认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有四大落地路径。一是坚持成果导向，依托“有组织科研”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创新提出媒介—国家能力、媒体融合系统观等原创理论框架，破解现实传播治理难题。二是坚守价值引领，立足“两个结合”深挖学科文化根基，通过概念史考察梳理正面报道、网上群众路线等本土传播理论谱系，传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成果。三是凝聚学术合力，以重大专项为机制载体搭建学术共同体，破解个体碎片化研究困境，形成体系化、规模化的学科研究力量。四是紧跟技术前沿，以智能科技革命倒逼知识生产范式升级，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传播等前沿议题深耕创新研究，助力中国新闻传播学形成全球学术影响力。
二、超越二元对立：扎根中国本土的理论和学科体系创新
面对西方理论在国内传播场域适配不足、学科体系发展碎片化等现实问题，与会学者立足中国传媒实践、历史脉络与社会语境，从标识性概念打造、理论范式创新、学科体系搭建三大维度展开深度研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并非简单的“去西方化”或概念替换，而是一场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系统性范式创新。这既需要对外来理论进行批判性检视，揭示其隐含的前提假设与适用边界，更需要从中国独特的媒体制度、文化传统与治理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本土理论框架。
(一)标识性概念打造：经验性总结上升为规范化学术概念
标识性概念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实现国际学术对话的重要载体。本次研讨会中，学者们探讨如何提炼和阐释标识性概念，如何进一步对已有本土概念进行理论深化，推动经验性总结向规范化学术概念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宋健林谈到，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中的三大标识概念——新闻舆论、党媒、媒体融合扎根于我国新闻舆论工作实践，分别对应新闻事业定位、传播主体属性、行业发展路径三大核心问题。其中新闻舆论将新闻工作上升至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党媒明确了新时代各类媒体的身份职责与运行逻辑，媒体融合则聚焦传媒资源整合与传播能力提升，三大概念相互支撑，构成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核心话语符号。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张杰教授认为，在日常网络传播领域，西方数字断联理论强调个体对媒介连接的绝对自主权，无法解释中国人熟人社交行为特征。结合中国差序格局、人情社会等本土社会学基础，基于微信“已读延回”这一普遍现象提出的“疏联”概念，概括当代青年网络交往模式，体现出个体自主诉求与传统人际关系维系的平衡状态，也凸显了当下社会人际格局的重要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蒋贤成表示，在国际传播领域，“桥接社群”作为中国学界近年来可见度较高的隐喻式概念，聚焦多重身份群体的沟通中介作用。该概念植根于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但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着被误读的风险。通过明确桥接社群的概念边界、下辖类型、中介机制等，能够推动国际传播原创概念走向实证化、体系化发展。
(二)理论范式创新：构建契合中国实际的知识框架
长期以来，新闻传播诸多细分领域的研究范式、分析框架受西方理论影响较大，但西方理论模型难以适配我国媒体属性、组织形态与运行逻辑。本次研讨中，学者系统剖析西方理论的“水土不服”问题，倡导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全新研究框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曾培伦副教授谈到，西方媒体集团理论诞生于垄断资本主义语境，而我国媒体集团自诞生起就具备“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重属性。它依托审批制设立，其发展兼顾经济效益与公共传播价值，这使得西方传统集团组织理论无法解释国内媒体集团的发展现状，也无力解决当前遇到的诸多问题。研究视角需要跳出事业与企业、垄断与竞争等二元框架，从功能实践角度出发，打造强调公共性、开放性与治理能力的“生态型治理组织”范式，将媒体集团发展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整体视野中加以审视。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高永亮副教授表示，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是我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与精髓，历经百年实践逐步形成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位一体的完整思想体系。本体论确立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与属性；方法论总结新闻传播、舆论引导等客观规律；实践论明确新闻舆论工作服务治国理政的功能定位，这套思想体系兼具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为整个学科发展提供根本指引。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的杜恺健副教授谈到，新闻学理论、历史、业务三分法是国内学界沿用多年的基础框架，该框架在形成过程中先后吸收美国、德国、苏联新闻学相关内容，早期存在重业务、轻理论，以及历史依附实践的失衡问题。厘清三分法的本土演化脉络，梳理外来理论与本土学术传统的融合过程，能够打破外来理论的隐形束缚，重新激活经典学科框架的本土解释力。
(三)学科体系搭建：厘清学科渊源与夯实学科发展基础
成熟完备的学科体系是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题中之义。与会学者分别从学科史、学派建设、学科分支领域等多个视角出发，探索学科整体架构的发展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李兴博表示，学科史研究是厘清学科本源、梳理发展脉络的基础，当前国内新闻传播学科史研究呈现碎片化特征，多聚焦教育史、人物个案等细分方向，缺少将学科作为整体的系统性研究。借鉴文史哲等成熟学科的研究经验，开展整体性学科史研究，突破“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单一视角，挖掘被忽视的本土史料，能够从历史维度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虞鑫教授认为，新闻学学科体系同样存在明显的外来理论印记，我国早期新闻教育脱胎于美国职业新闻教育模式，偏重技能培养，但这也长期影响了学科发展，催生了“有术无学”的学科争议。想要破解学科危机，就需要推动新闻学从依附行业的职业教育转向独立的学术研究体系，摒弃西方启蒙哲学下的理性人假设，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性理论为底层逻辑，重塑学科的理论根基与研究方向。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邓秀军教授谈到，国际传播的困境与出路引发了关于学科建制的深层反思。当前中国国际传播“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根源在于实践、研究与学科建设三者之间的系统性错位。将国际传播长期作为新闻传播学下的二级学科，窄化了其作为以文化为内核、需要多学科协同支撑的系统性工程的内涵。设立独立的国际传播一级学科，整合政治学、区域国别、人工智能等多学科资源，被视为打破知识生产路径依赖、实现理论与实践贴合的关键突破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樊勇谈到，新闻传播法治体系是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的相关法律法规分散在多部现行法律之中，需要借助法律解释学构建系统化的新闻传播法体系。该体系以服务公共利益为核心，围绕公私利益协调、公共利益平衡、传播主体关系调整搭建三大支撑，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实现法律规范与价值理念的有机统一。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的田香凝副教授认为，放眼学科长远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学派建设是自主知识体系落地的目标之一。对比其他人文社科中国学派的建设经验，当前研究普遍存在理论范式不完善、传统思想转化困难、本土与全球视野失衡等问题。坚持知行合一、贯通历史与当代、平衡本土立场与全球视野，是破解发展困境、推动中国学派形成稳定理论范式与学术传承的可行路径。
三、技术赋能：智能驱动下的方法迭代与范式升级
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正在重新定义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边界与问题意识，重塑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与实践形态。与会学者围绕技术赋能学科发展展开深入研讨，认为技术正在深度嵌入知识生产的全流程，从研究方法的更新到研究范式的升级转型，再到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展，智能技术驱动的知识变革，既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一)研究方法迭代：规范与实证方法的融合发展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的祝建华教授讲到，学科知识体系建构领域主要使用规范性方法或实证性方法，两者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呈现出先后衔接、互补融合的次序关系。知识图谱数十年的发展史，大体上沿着“规范—实证—融合”的路径，这印证了规范先行、实证补充融合模式的实践价值，即知识图谱早期以本体论为核心，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划定学科边界、搭建概念框架，可一旦进入细节细化阶段便容易出现疏漏、推进受阻；后续学界转而依托文本挖掘、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走自下而上的路径提取知识元素并整合体系，却也只能复刻现有文献样貌，难以构建科学完备的理想知识体系。目前两大方法的融合已成为行业共识，并在医疗、法律等领域落地见效，但新闻传播学等社会科学因受基础数据、技术人才、实践经验不足等因素制约，相关融合应用仍存在明显短板，还有较大探索空间。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黄文森副教授等指出，从宏观学科视野来看，自2009年计算社会科学正式兴起后迎来十五年高速发展。海量文献数据显示，计算类研究论文占比持续攀升，研究方法不断走向多元分化，现已形成数据采集、机器学习、文本挖掘、网络分析等十二类成熟技术体系。不同方法呈现出清晰的兴衰态势，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相关技术年均增速领跑全领域，应用规模大幅扩张，而仿真建模类方法占比的增长速度放缓。这一全域发展趋势，直观展现了计算方法的演化规律，也为新闻传播学更新研究工具、优化方法体系、推进学术创新提供了重要参照。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陆佳怡教授讲到，技术变革推动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升级，计算驱动的研究视角成为打破西方研究桎梏、构建本土范式的方法途径。传统国际传播研究长期深陷西方理论框架，普遍采用静态量化分析手段，难以适配复杂多变的全球传播格局。计算国际传播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合计算科学与传播理论，构建起客观性、解释力更强的全新研究范式，重塑了国际传播的研究逻辑。
(二)研究范式升级：多学科研究资源的落地运用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王永滨教授讲到，在舆论研究领域，技术范式完成了从数据驱动向智能体驱动的跨越式发展，依托神经网络、隐马尔可夫模型的传统数据分析，虽能够有效量化媒体议程的互动关系，但模型泛化能力较弱，适用场景受限。基于生成式智能体搭建的全流程舆论仿真系统，可完成议题感知、风险推演、策略生成、跨文化叙事适配与迭代优化，整套体系已落地应用于国际舆论研判工作，真正实现了从经验式研判向智能化、精准化决策的转变。
南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的陈娜教授谈到，当下国际认知博弈日趋激烈，认知战呈现出微观化、隐蔽化特征，以网络符号、流行梗、隐性话语为载体的对抗性模因，凭借传播速度快、心理渗透力强的特点，成为外部势力开展认知渗透的主要手段。学界可围绕对抗性模因展开跨学科研究，梳理其传播规律与认知影响，打通传播链、认知链与风险链的分析逻辑，既能补齐认知域安全领域的研究短板，也能进一步拓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疆域。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杨雅副教授等提出，针对数智技术深度嵌入主流媒体运行的现状，基于技术可供性理论提出的WAT模型，阐释了媒体与技术交互、组织制度调适、公共社会连接三层转译逻辑，从中国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具体实践中，提炼出机制模型。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主任舆情分析师李杨认为，在舆论治理层面，我国完成了从被动危机应对到主动风险引导的模式转型，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跨层级联动机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理体系，催生出“舆论引导”“时度效”“网上群众路线”等一系列本土化概念的分析模型，持续丰富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内涵与理论厚度。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吴涛副教授讲到，为服务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舆论学研究确立“四问”导向，深度结合本土文明传统、党的百年舆论工作实践、智能时代传播特征与国际话语权建设目标，让各类技术方法精准对接本土理论提炼与特色话语打造的现实需求。
四、实践源泉：基于新闻传播实践的知识生产
实践是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与会学者普遍认识到，真正具有解释力和生命力的知识与实践有着深层的结合，既观照媒体融合、国际传播、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宏观战略实践，又深深扎根于日常新闻舆论工作、县级融媒体中心运作、新闻教育教学创新等微观实践之中。
(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与知识生产
在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当前正步入以系统性变革为指向的深度转型阶段。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廖秉宜教授谈到，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三重深层困境日益凸显：结构性困境表现为四级媒体功能定位趋同、资源配置失衡；功能性困境体现为技术被动跟随与内容创新乏力；过程性困境则反映在激励机制滞后与价值转化路径不畅。针对上述困境，他提出：在结构层面，可以推进纵向资源贯通与差异化赋能，实施地市级媒体“强腰工程”，打通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的协同通道；在功能层面，建设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将媒体功能主动嵌入社会治理流程；在过程层面，建立以融合效能为核心的综合评价体系，拓展“媒体+”生态，实现价值的多维转化。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的牛静教授等谈到，县域媒体作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神经末梢”，其新闻生产实践成为理解中国基层治理逻辑与职业观念的特殊窗口。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新闻工作者并非新闻专业主义的简单追随者，他们的职业意识是在多重本土化语境中动态塑造的。这一群体身处“乡土—单位”的双重结构之中：作为事业单位，其内部运行遵循科层制秩序，形成较强的组织依附性；而县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人情伦理，则为新闻生产划定了独特的行动边界。其职业认同的来源并非专业权威，而是组织赋予的制度权威，这种组织依附与专业追求之间的内在张力，构成了理解中国基层新闻实践复杂性的核心维度。
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的薛宝琴副教授认为，在媒体融合的系统性变革背景下，新闻舆论学学科建设当前还存在知识生产碎片化、学科主体性不足、理论供给与治理实践脱节等问题，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以“学科、学术、话语”三位一体的框架，确立学科坐标、揭示“新闻—舆论—治理”的深层互动机制、回应国家治理实际需要，推动新闻舆论学自主知识体系从战略感召迈向系统建构。
(二)将实践经验转化为学理化知识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的郑石副教授谈到，在新文科建设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亟待破解课程知识与一线实践之间的结构性错位。“中国新闻传播大讲堂”通过政产学研用协同扩展课程知识生产主体，通过价值引领与能力训练的融通推动课程思政内生化，通过概念提炼、流程显性化和情境再造实现实践知识的课程化转译，并依托数智化手段形成优质资源普惠共享与持续迭代机制。由此形成的“大讲堂范式”，以协同性、融通性、情境性为核心特征，以数智化手段为流通支撑，为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和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实践样本。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高红波教授谈到，对本土标志性奖项的研究同样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资源。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实践中的成果展现，其中蕴含的中国特色语汇、文体及新闻理念，更构成了区别于西方新闻学的自主知识要素，为提炼具有学理性的新概念与新表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积淀。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王裕平认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这就离不开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和支撑。面对智能时代的发展要求，新闻传播学教育应该摒弃单一工具技能培训模式，将编程技术、大模型调用、前沿计算方法等内容全面融入教学环节，推动人才培养从基础工具素养培育转向高阶学术知识生产，源源不断为学科和行业输送复合型专业人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胡晓娟副教授等谈到，对榜样的认知与内化，揭示了新闻学子在数智时代的价值坚守与身份焦虑，如何将政治引领与专业教学进行更生动、更具内化性的结合，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必须直面的教育命题。
五、结语
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处于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本次研讨会致力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实践、数智技术的深层驱动与学科体系的自主重构之间，寻找原创性知识生产的生长点。从焦点议题的共识凝聚，到理论和学科体系创新的研讨，再到技术向度的创新驱动与实践场域的知识转化，这些讨论共同勾勒出迈向自主自强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共识和美好愿景。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23JZDZ0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涂凌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译匀，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格式参考
GB/T7714-2015 涂凌波，张译匀.智能驱动·中国实践·范式创新：“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专题研讨会综述[J].新闻传播学刊,2026(3):42-52.
CY/T121-2015 涂凌波，张译匀:《智能驱动·中国实践·范式创新：“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专题研讨会综述》,《新闻传播学刊》2026年第3期,第42-52页。
MLA 涂凌波，张译匀."智能驱动·中国实践·范式创新：“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专题研讨会综述"新闻传播学刊.(3)2026:42-52.
APA 涂凌波，张译匀.(2026).智能驱动·中国实践·范式创新：“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专题研讨会综述.新闻传播学刊,(3),4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