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致力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学派”已成为诸多学科发展的核心议题。以比较文学、国际关系学与电影学三个学科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中国学派的探索历程与共性症结，可以看到，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普遍面临理论范式系统性不足、时代对接不紧密以及全球对话困境等挑战。这启发着新闻传播学科，在未来的中国学派建设过程中着力处理好三对核心关系：在“知与行”的辩证中，推动本土传播实践的理论化升华；在“历史与当代”的勾连中，实现传统智识的创造性转化；在“中国与世界”的张力中，构建既立足自身又面向全球的学术话语。

关键词：“中国学派”；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比较文学；国际关系学；电影学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宏观思路、根本路径到具体部署，层层递进地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统领性的总体目标，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系统性工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学派”是承担知识创造、理论阐释与话语传播使命的重要力量。

通常而言，在某一学术领域内，学派即一个有着共同学术取向的群体，基于相似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知识生产，并形成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中国学派则旨在立足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资源与国情实践，生产具有原创性、标识度和解释力的自主性知识，并实现知识的持续发展和有序传承。建设中国学派，既有利于让具备相似学术观点的学者进行思维碰撞和理论创新，为学科研究提供代际传承的延续性，也有助于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打造标志性身份，推动其与全球学界的交流互鉴和学术争鸣。

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新闻传播学兼具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文化传播功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展现出独特的动力机制与媒介生态，其复杂性与创新性已超出现有以西方经验为基底的理论框架的解释边界。与此同时，传播环境正加速向网络化、数字化与智能化演进，基于工业文明逻辑的传统新闻传播范式越来越难以回应现实场景，知识体系的更新与重构势在必行。由此可见，推进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建设，不仅是响应国家战略与时代需求的必然之举，也是实现学科自我革新与理论突破的根本路径。

建设中国学派绝非某一学科的孤立任务，而是需要具备博采众长的跨学科视野，在多学科的比较中探索共性路径、总结方法论启示。事实上，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诸多学科领域的学者便开始为中国学派鼓与呼。为了更好地缕析相关研究情况，本文在中国知网(CNKI)以“中国学派”为关键词进行CSSCI期刊检索，时间跨度为建库至2025年10月，共得到有效文献730篇。从学科分布来看，相关研究呈现明显的学科集聚特征：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领域的相关研究最为丰富，达到209篇；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领域有107篇；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有99篇。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中国电影学派”“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是出现频次最高、持续时间最久的研究主题。因此，本文聚焦上述三个代表性学科，梳理其中国学派探索的历史脉络，总结反思其中的共性问题与挑战，并据此讨论其对新闻传播学构建中国学派的路径启示。

需要额外指出的是，在讨论中国学派建设时，一些学者习惯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分开讨论，但亦有学者重视新闻传播学两位一体的学科传承。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在解释中国学派时，会使用新闻传播学进行融合论述，这一转向，也是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主体性意识增强与本土化进程深化的体现。基于上述考量，本文在论述中采用“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这一整合性表述，对新闻传播学相关议题进行跨学科比较分析。

一、不同学科领域关于中国学派的探索

现代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成型，并逐渐专门化、制度化。不能否认的是，一个国家的学术地位往往与其综合实力密切相关。在学科分野之初，欧美国家占据学术主导地位，中国则在效仿其大学体系、学科制度和知识结构，并在随后的发展中经历了对西方范式的深入反思与学术自主意识的持续觉醒。与此同时，具体到不同学科，其关于学术研究中国化的探索路径与成熟度也呈现一定差异。以本文选取的三个学科为例：比较文学是最早呼吁中国学派建设的，并已形成相对成熟的方法论体系；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引进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初步构建起本土理论范式；而中国电影学派虽在实践创作层面早有雏形，但其系统性的理论探讨直至近十年才全面展开，目前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

(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比较文学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是一门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性学科，致力于通过比较不同国家、语言和文明之间的文学现象，探索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一般认为，比较文学长期由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主导，前者注重以实证主义方法考证国际文学间的影响关系，后者则主张对无直接关联的文学作品进行类比分析，强调比较研究的想象力和延展性。总体来说，二者虽路径不同，却共享以西方为中心的“求同”逻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学界对文化主体性的深入思考，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倡议开始在国内萌发。1981年，季羡林提议，要发挥中国文学的悠久历史和雄厚基础，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1984年，《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季羡林在发刊词中指出，中国学派的建立不仅能推动本土研究，更可以把比较文学从狭隘的西方中心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使中国文学深厚的传统融入世界比较文学的洪流。次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来自美国、法国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知名学者出席了成立大会，通过这次大会，中国学者向学界传播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愿景。然而，尽管有期刊和学会作为平台载体，仍有一些学者担心，过于急切地树立学派的旗帜，容易让研究囿于空洞的观念和口号，而忽视了理论根基的建造。

基于此，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尝试从方法论层面构建中国学派研究体系。1995年，曹顺庆首次系统阐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架构，他指出，与法国学派注重“同源性”、美国学派侧重“类同性”的“求同”研究不同，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直面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并形成了“双向阐发法”“异同比较法”“模子寻根法”“对话法”及“整合建构法”五大方法论支柱。此后，曹顺庆进一步提出将“变异性”作为比较文学研究中继“同源性”与“类同性”之后的第三大可比性基础，由此确立文学变异学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新兴研究领域。

上述理论创新，进一步鼓舞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他们在后续的学术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共识：它旨在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将关注点转向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与变异机制，强调不同国家文学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文化信息、思想内涵与审美风格的变化。可见，在法、美学派统摄的学术格局中，比较文学研究者审时度势，提出了中国学派的倡议，尝试为全球比较文学提供新的思维范式和话语方式，从而让这一学科实现从“附庸”到“对话”的身份过渡。

(二)国际关系中国学派

国际关系学是研究世界政治中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构、进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对于一个学科而言，其理论的现实影响力取决于它回应国家实际需要的程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过程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相关研究始终立足于国情变化与时代要求，在与国家发展进程的同频共振中开启了中国学派的自主性探索。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了解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需求不断增长，一批学者通过公派留学和海外进修的形式，进入西方名校学习并师从国际关系学名家，他们开始大规模、系统性地向国内介绍西方理论的经典文献和前沿研究。这一引介工作带有“启蒙”和“补课”色彩，快速让中国学界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在讨论什么，也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随着对西方理论的鉴别与内化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察觉到这些理论在解释中国行为和非西方世界时常常失灵。这种解释力不足促使学者寻求更贴合自身语境的理论工具，并在经验研究中融入更多的中国视角与思想。在1987年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上，学者明确倡议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此后的几十年里，一批学者基于中国哲学传统和历史文化资源尝试进行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创新，并孵化出一系列学派性的知识体系，包括秦亚青的关系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金应忠的国际共生论以及余潇枫和章雅荻的和合主义论等。这些理论根植于中国的思想和实践，不仅实破了西方主流理论的个体主义局限，还发掘出一种国家互动发展的共赢逻辑，为中国加速融入并深刻影响国际学术体系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话语支撑。

可见，面对中国崛起这一重大历史进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日益注重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思想传统中，系统发掘可用于构建中国学派的理论基石与观念依据。这有助于回应中国现实的外交需求，也为理解非西方世界的国际行为、推动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多元发展提供来自中国的思想资源。

(三)中国电影学派

电影学是把电影作为社会文化现象、艺术现象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加以研究的学科。与比较文学和国际关系学主要从理论出发的路径不同，中国电影学派的生成体现出鲜明的“创作先导、理论跟进”特征，并明显受到国家政策和意志的推动。

1950年前后，我国涌现出一批带有水墨画风格的动画电影，并在20世纪60—80年代屡获国际大奖。在这一创作实践基础上，电影从业者逐渐提出应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与民族风格的动画作品，使其在精神内核、题材内容、叙事策略和造型美学上区别于西方电影。这类探索被视为中国电影学派的前期实践雏形。然而，随着水墨动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逐渐式微，相关理论讨论一度陷入停滞。直至1981年，才有学者首次从电影本体论角度正式提出“中国电影学派”的概念，倡导中国电影应整体继承并创新民族艺术传统，这一倡议也成为中国电影学理论研究的先声。但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电影产业低迷、学术资源分散，中国电影学派的学理建设进展缓慢，相关探讨多停留在局部倡议层面，未能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与研究体系。

进入21世纪，我国从战略层面明确提出要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跨越，电影创作与电影产业均迎来全新发展，这对电影理论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学术回应，以北京电影学院为代表的高校与研究机构，开始重提建设中国电影学派的学术构想，并通过成立研究部门、组织学术力量、开设期刊专栏、举办学术论坛等方式，推进相关研究和讨论。学者就电影理论批评、电影史、电影产业、电影体制等多个维度展开探索，并涌现出“国家理论”、“电影工业美学”和“共同体电影美学”等概念，理论探索的自主性不断拓展。

可见，中国电影学派缘起于民族影像创作的实践自觉，在发展过程中历经创作沉寂与理论延宕，并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逐渐具备了理论建构意识，体现了中国电影研究的持续努力。

二、中国学派建设的普遍症结与模式反思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学派的建设在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面临着若干深层次的共性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着学派自身的成熟与完善，也关系到中国话语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对话效能。

(一)理论范式的系统性与影响力问题

一个学派能否得到世人认可，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该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建设；二是运用这种理论和方法做出的实际成果。纵观上述三个学科的中国学派探索，尽管均已在理论创新上取得一定进步，但其体系建构尚不成熟，未能成为学术界普遍认可和使用的术语，理论成果的范式示范作用仍有待提升。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以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为参照系，采取从法国到美国再到中国的线性历史叙述，这种回应式的发展路径在早期起到了确立文化主体性、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学者质疑，如果在当下仍对标西方学派进行理论建构，会限制理论的开放性与创新力，有画地为牢、故步自封之嫌。

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理论创新，虽然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汲取了养分，但这些概念如何系统转化为可被国际学界普遍理解和验证的分析框架，仍是未竟之业。有学者指出，全球国际关系的理论议程依然受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偏见性影响——关注国家忽视人民、关注大国忽视小国、关注外交忽视内政、关注权力忽视权利、关注占有忽视分享，这种惯性导致国际学界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念缺乏重视与回应。

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优秀创作实践的总结与提炼，而非指导性的理论纲领。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电影学派的学术话语还尚显零散，其内涵外延的边界不甚清晰，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理论体系，因此还亟待对已有理论成果进行有机的整合、生成和创造。

(二)学术探索的时代对接问题

一个学派的生命力，归根结底在于其回应和解释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然而，当前中国学派的部分探索仍存在某种程度的时代脱节现象，未能真正将中国思想、中国知识与当代话语体系紧密对接。

一方面，已有理论探索与现实重大问题的解决能力之间存在落差。比较文学、国际关系学和电影学在构建中国学派时，普遍尝试从经典文本出发推演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化、哲学思想及艺术传统进行挖掘与再利用。然而，如何对传统智识资源进行深度阐释和操作化处理，使其保持对前沿议题的穿透力和解释力，仍是悬而未决的难题。

另一方面，现实世界的快速变革呼唤与之相适配的理论创新。在新技术环境下，国家互动格局、数字人文发展、视听影像呈现以及信息传播生态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社会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命题与经验，难以直接被旧有理论框架所化约。这要求中国学派的理论生产能够不断总结新规律、回应新关切，提供切实有效的思想供给，缩减理论探索与时代发展之间的时间差。

(三)中国研究的全球定位问题

事实上，在关于“本土化”“中国化”“中国学派”等话题的争议中，始终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全球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安置中国的理论知识。

一些学者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学派理应承担起向世界解释中国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责任，因此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避免借用西方概念工具来解读中国的独特性。他们主张，要关注具备中国价值的现象议题，构建能够深刻阐释本土实践并服务于民众生活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的国家叙事。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从科学研究的普遍性出发，认为在中国学派的建设过程中，要警惕社科研究视野的窄化，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中国问题和中国现象的理解与讨论。他们强调，任何严肃的学术探索都应致力于获取科学、规范、可对话、可推广的知识增量，要以追求人类真知为首要目标，而非被实用主义支配，简单用中式内容扩充已有的学术概念。

上述两类观点折射出中国学派在定位上的困境，其或多或少会被“普遍—特殊”这一二元对立框架所羁绊。若仅强调特殊，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闭环；若片面追求普遍，又可能消解理论对中国经验的解释力。因此，在这样的张力中建立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对话能力的学术体系，仍是中国学派的重要挑战之一。

三、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的启发参考与方向路径

综览比较文学、国际关系学与电影学等学科关于中国学派的探索历程与共性症结，可以看到，学派的形成并非一夕之功，而在于能否经过长期的磨砺，形成兼具主体性、解释力与对话能力的知识体系。以此为鉴，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的建设路径，必须系统回应“知与行”“历史与当代”“本土与世界”这三组根本性关系。

(一)处理好知与行的关系

在学派建构过程中，“知”关乎理论体系的自觉建构，“行”则指向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回应。二者能否有效衔接，直接决定了桥接效度。桥接原理认为，理想的学术路径应实现“理论联系实际”与“实践再理论化”的闭环，即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特殊性融入研究进路，并把本土的实践、经验与知识转化为国际学界能够理解并接受的规范化概念。

纵观比较文学、国际关系学和电影学等领域的中国学派探索，其面临的共性困境，在于知行之间未形成彼此滋养、循环提升的良性互动，理论因缺乏实践根基而悬浮于抽象思辨，实践也因缺少理论升华而囿于零散经验。而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而言，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批评为“未经理论化”，一些“原创性理论”在提出过程中带有随意性和主观倾向，也未能切实解决重大现实问题。

要突破这一困境，我们必须意识到，很多情况下，中国理论形态是以战略、策略探索及其相关历史分析——以实践方略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广阔的、创造性的传播话语与实践，本就具备主体性与理论性，只是这种理论并非以西方学术的标准化范式呈现，而是深植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战略智慧与历史实践之中，亟待我们发掘、梳理与升华。

因此，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的建构首先需要确立“知行合一”的方法论自觉。一方面，研究者要坚持从实践中来，超越将西方理论简单套用于中国经验的思维定式，从中国本土的广泛实践中提炼理论智慧，并升华为具有解释力的自主知识；另一方面，研究者要坚持到实践中去，自觉将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使其目标始终指向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二)处理好历史与当代的关系

任何学派的诞生都无法脱离所处的文化土壤与历史语境，并反映特定的社会情境的递嬗。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为中国新闻传播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学术养料。

从中国古代传播思想中对言说与存在、礼制规范与社会交往、辩论伦理与舆论建构等基源问题的深刻思辨，到近现代以来对报刊言论主体责任、新闻与历史关系等命题的持续探索，再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宣传”“舆论”“意识形态工作”等核心概念——这些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生成、演进并相互关联的思想脉络，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源头活水。

在继承传统智识资源的基础上，中国学派建设需要进一步贯通历史与当代。一方面，要通过挖掘中国思想、文化结构与价值信念，突破其原始语境的局限，为理解当下新闻传播现象提供立足于文明根基的独特视角；另一方面，要从当代中国独特的媒介生态、数智转型与治理经验中，萃取出逻辑自洽、概念清晰且可通约的普遍原理与知识概念。

(三)处理好中国立场与世界胸怀的关系

在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中，常常有学者用二分法来看待中国与西方、世界与本土的关系，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真正的出路在于打破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任何社会科学研究，要想成为世界意义上的学派，都需要在保证独立身份认知的基础上，具备文明互鉴的自觉。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中国立场”恰如圆规的圆心脚，确立了研究的立足点与出发点；而“世界胸怀”则是圆规的另一只脚，决定了研究的视野与普适范围，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涵盖人类传播的本质属性、传播与社会关系建构、信息生产与社会功能等多个领域，既承载着独特的本土意识形态，又展现出超越国别地域的世界意义，更应实现本位研究与总体研究的有机统一。

这意味着，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的建设必须把握好立足本土与面向世界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深入中国传播实践的历史脉络与当代现场，提炼具有主体性的真问题，构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方法论的自主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要使这一源自中国经验的理论体系，能够积极参与全球学术对话，为理解人类传播的普遍规律贡献独特视角，也让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之树生发出更多中国成果、中国智慧。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23JZDZ032)、中国传媒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对青年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引导研究”(项目编号：DS2026K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田香凝，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丁靓琦，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讲师。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

引用格式参考

GB/T7714-2015 田香凝,丁靓琦.何以“中国学派”：多学科视野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建设的研究[J].新闻传播学刊,2026(3):63-70.

CY/T121-2015 田香凝,丁靓琦:《何以“中国学派”：多学科视野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建设的研究》,《新闻传播学刊》2026年第3期,第63-70页。

MLA 田香凝,丁靓琦."何以“中国学派”：多学科视野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建设的研究"新闻传播学刊.(3)2026:63-70.

APA 田香凝,丁靓琦.(2026).何以“中国学派”：多学科视野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建设的研究.新闻传播学刊,(3),6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