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长安·五陵

秦定都咸阳，对于实现一统有重要的战略作用。［1］但是《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引《秦记》云：“始皇都长安，……”［2］据说西汉都城长安，因咸阳易名而来。《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高帝六年（前201），“更名咸阳曰长安。”［3］《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司马贞《索隐》引《汉仪注》：“高祖六年，更名咸阳曰长安。”［4］于是人们以为“咸阳”“长安”为一地。《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长安，故咸阳也。”张守节《正义》：“秦咸阳在渭北，长安在渭南，萧何起未央宫处也。”［5］《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直接说：“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6］《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明确写道：“渭城，故咸阳，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罢，属长安。”［7］《汉书》卷三四《卢绾传》也可见“长安，故咸阳也”的说法。［8］

《三国志》卷四〇《魏书·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9］其中三说“长安”，又说“咸阳”。魏延的建议，也体现“咸阳”“长安”一体的政治地理认识。

咸阳—长安地方，按照上古时代政治地理常识及语言习惯，或许可以称作“畿内”。［10］关于“咸阳”“长安”一体，作为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认识，应当包括诸陵邑，以及称作“云阳都”的云阳，也应当包括秦帝陵区所在丽邑。

全国交通格局中的特区

前引《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后句即言：“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11］“长安诸陵”合说。《汉书》卷八《宣帝纪》说刘询微時行迹：“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常困于莲勺卤中。尤乐杜、鄠之间，率常在下杜。”所谓“上下诸陵，周遍三辅”，提示了“诸陵”之重要及其与周围地方的交通关系。颜师古注：“诸陵皆据高敞地为之，县即在其侧。帝每周游往来诸陵县，去则上，来则下，故言上下诸陵。”［12］“诸陵县”作为长安卫星城的地位［13］，以及“长安诸陵”的交通条件，都得到说明。

汉武帝诏书有“赐云阳都百户牛酒”文句，又说到“作《芝房之歌》”。［14］其中所谓“玄气之精，回复此都”［15］，也值得我们注意。对于所谓“云阳都”，政治史学者和交通史学者均应予以关注。陈直《汉书新证》指出：“西汉未央、长乐二宫规模阔大之外，则数甘泉宫。甘泉在云阳，比其他县为重要，故称以‘云阳都’，与列侯所食曰‘国’，蛮夷杂处曰‘道’相等，但仅有云阳一县称‘都’，故不见于《百官表》。”［16］“云阳都”与秦“林光宫”、汉“甘泉宫”有关。即直道南端当时仅次于长安的准政治文化中心。居延汉简关于“改火”的文书中“长安云阳”并说，也体现“云阳都”地位的重要。［17］

秦王政十五年（前232），“秦置丽邑。”［18］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复十岁。”［19］“丽邑”又写作“郦邑”。《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享国三十七年。葬郦邑。”［20］《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更命郦邑曰新丰。”张守节《正义》：“前于丽邑筑城寺，徙其民实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后，命曰新丰。”［21］丽邑、郦邑，也处于咸阳—长安中心交通圈范围之内。相关枢纽戏、轵道、霸上，也都与这一地点有关。“丽邑”汉初改称“新丰”。“栎阳”“栎邑”自战国时即为交通中心［22］，项羽“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23］，“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24］楚汉战争中，刘邦曾“西入关，至栎阳，存问父老，置酒”。［25］“长乐宫成，自栎阳徙长安。”［26］据《史记》卷一〇八《韩长孺列传》，太上皇亦曾“居于栎阳”。［27］“栎阳”“栎邑”，也是咸阳—长安重心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

咸阳—长安地方以密度甚大的高等级的城邑的集中，成为帝国交通格局中的特区。其交通建设工程的规格，达到行政等级的顶端。

秦始皇相信卢生等“真人”宣传，接受了“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的建议，“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28］所谓“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体现出在秦帝国交通格局中，“咸阳之旁二百里内”的绝高地位。而“毋令人知”的交通隐秘要求，以及“梁山宫”故事发生后“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的效应，都说明服务于最高执政者的交通工程设计理念。

“咸阳”“长安”“五陵”交通工程建设的规划与实施

秦与西汉帝国重心区域交通工程建设的规划与实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均由最高执政者决策；现在看来，这些工程的施行，也都由中央政府主持。

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治驰道。”《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29］曾经作为秦中央政权主要决策者之一的左丞相李斯被赵高拘执，在狱中上书自陈，历数功绩有七项，其中包括“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30］可见修治驰道是秦王朝行政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丞相等级的执政集团上层人物承担决策管理责任。

漕渠的开通，由“大农”郑当时建议，汉武帝亲自决策。《史记》卷三〇《平准书》：“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31］《史记》卷二九《河渠书》：“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32］所谓“天子以为然”，是汉武帝认可的记录。

又有关于褒斜通漕的建议提出。《史记》卷二九《河渠书》记载：“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33］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34］“通褒斜道及漕”，是直接关系咸阳—长安交通格局的工程。［35］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发巴蜀治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元封四年（前107）“通回中道”等事，也都录入帝纪。［36］这些工程的空间位置距咸阳—长安重心地方比较遥远。但是工程规划组织也都由汉王朝最高执政者决策实施。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记载：元始四年（4），“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由杜陵直绝南山。”［37］子午道经行秦始皇时代“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的“南山”地貌标志［38］，在秦岭栈道中与长安形成最便捷关系。

汉宣帝时黄霸为京兆尹，“坐发民治驰道不先以闻”，竟致“劾乏军兴，连贬秩”。［39］东汉道路施工，也往往奉诏而行。［40］重要道路的修筑工程要由最高统治集团统一规划。

咸阳—长安交通工程个案研究之一：“驰道”和“直道”

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统一实现之后的次年就决策“治驰道”。驰道，是连通全国的交通网的主干。考古工作者曾在陕西咸阳窑店镇南的东龙村以东150米处，发现一条南北向古道路遗迹，路宽50米，筑于生土之上，两侧为汉代文化层。［41］这条道路，北为秦都咸阳的宫殿区，向南正与汉长安城的横门相对。以秦宫布局“象天极”的规划意图分析［42］，此路段遗存应当是南北沟通咸阳宫与阿房宫的交通干道，当时自然属于驰道交通系统。另外，秦咸阳宫附近发现的1号大道位于北墙以北约220米处，“路面已有破坏，现存最宽处为54.4米，一般在40～50米之间，路面中间高于两侧10～15厘米，呈鱼脊状”，“大道南北两旁均为淤泥，似为路面泄水之阳沟。”［43］从形制和规模分析，这条道路很可能也与驰道有关。据交通史志学者调查，陕西潼关以东的秦汉驰道遗迹，路面宽达45米以上。［44］这样的判断，可能还需要考古工作的判定。

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丁岩研究员见告，咸阳—西安附近又有新的驰道遗存的发现。

直道工程是最典型的国家工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45］《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46］《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迺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壍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47］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出巡途中死于沙丘平台，“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48］直道从甘泉宫北行1800里直抵边防重镇九原。秦代经营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战国原有道路，只有直道是在秦统一后规划施工，开拓出可以体现秦帝国行政效率的南北大通道。直道对于当时交通结构的形成意义重大。［49］对于秦直道的走向，认识则存在严重分歧。［50］近年考古工作的收获，使若干疑问得以澄清。发掘收获以断代明确的出土资料，大致可以否定以为秦直道并非南北笔直，而推断其路线向西北迂回至于华池、定边的意见。［51］这对于直道的规划，提供了新的认识基点。

直道工程施工方式的考察，考古收获给予我们重要的提示。据张在明的报告，2008年12月，“黄陵境内秦直道的首次考古发掘，发现、确认了秦直道上工程量最大的堙谷填方路段——南桂花直道。其直道路基长214米，略呈梯形堤坝（状），夯土构筑，最高达35米，整个路基的土方量约为17万立方米。”［52］这是非常重要的工程史考察的收获。

咸阳—长安交通工程个案研究之二：“昆明池”与“漕渠”

漕渠是汉武帝时代经营的重要交通工程。《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汎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李善注：“言通沟大漕，既达河渭，又可以汎舟山东，控引淮湖之流，而与海通其波澜。《汉书·武纪》曰：穿漕渠，道渭。”［53］也说到漕渠在当时全国交通网中的重要地位。漕渠上承昆明池东出之水。黄盛璋曾经引录嘉庆《咸宁县志》：“从谷雨村东抵河池镇又东北至鱼化镇，地皆卑下，自鱼化镇东有渠东北行，时有积潦。”以为“这一路线可视为漕渠故渠所经。”又写道：“汉城以东，西安市建设局曾发现一条沟状地带，大致沿395一条等高线东北趋向灞河，他们认为就是古漕渠之道。”［54］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张廷皓见告，西安以东今仍有“漕渠”地名，应当也是有关漕渠的遗存。［55］考古工作者发现，西安市灞桥区万盛堡、陶家村、田鲍堡、新合村至临潼区椿树村、唐家村、周家村一线有“并渭漕渠遗址”，《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已予标绘。［56］可见，漕渠“今亦无其迹”之说，实难以成立。由此向东，仍有其他遗迹存在。有学者指出，在华县至华阴县，“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槽形凹地”，“长达40多公里，地势低洼，地下水位很高，常年积水，沼泽盐碱化严重，当地群众称‘二华夹槽’。”据有的学者研究，认为“二华夹槽就是历史上关中漕渠的遗迹”。［57］主持华仓即京师仓发掘的考古学者提示我们，“京师仓就在漕渠渠首岸边，这里曾是西汉漕渠连接黄河航道的一处重要码头。”［58］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汉书》卷六《武帝纪》和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都有关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组织昆明池工程的记载，或称“穿昆明池”，或称“作昆明池”，或称“修昆明池”。［59］《史记》卷三〇《平准书》：“故吏皆适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司马贞《索隐》：“按：《黄图》云‘昆明池周四十里……’。”《三辅黄图》卷四《池沼》：“《三辅旧事》曰：‘昆眀池地三百三十二顷。’”［60］《水经注》卷一九《渭水》写道：“渭水东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东口，东迳河池陂北，亦曰女观陂。又东合泬水，亦曰漕渠，又东迳长安县南，东迳明堂南，……。”［61］明确记述了“漕渠”走向。可知漕渠“上承昆明池东口”的区段曾经称“昆明故渠”。昆明池出水口与“漕渠”相关的水道，近年经考古发掘，得到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其工程量与工程方式，也可以进一步探知。

有学者指出，“漕渠在汉代是年运数百万石粮食的一条不小的运河，……它的水源乃是昆明池，‘渠上承昆明池东口’，所以又叫昆明故渠。汉武帝所以要凿昆明池把南山诸水都集中到这里，其目的之一就是为解决漕渠水源。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帝为了想恢复这条运河道曾西幸长安，最后的目的地就是昆明池，他亲到昆明池实地考察一番后，才沿渭返洛，这证明漕渠上源确实导源于昆明池。”［62］漕渠以昆明池取得水源，又承纳灞、浐等水，体现出规划的合理。然而当时水面浩瀚的昆明池后来已经消失，“这一派水系地面上已完全找不到。”［63］

胡谦盈曾经对汉昆明池遗址进行实地考察。［64］考察收获发表20年后，作者又有《补记》。其中有根据地层资料提出的认识：“（1）汉昆明池原来是一个面积广大的十分古老的天然湖泊。（2）文献记载所谓汉武帝‘穿昆明池’（见《汉书·武帝纪》），是对自然湖泊进行整治以及在其附近地区建筑离宫别馆，而不是在当时的地面上向下挖掘出一个面积‘周回四十里’的人工湖——昆明池。”［65］将昆明池“附近地区建筑离宫别馆”归入“穿昆明池”工程，似有不妥，但是指出“汉昆明池原来是一个面积广大的十分古老的天然湖泊”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正是以有充沛水量的昆明池为上源，才能实现“漕渠”水运的成功。

考古学者对于昆明池—漕渠工程的考察，近年新的收获有重要意义。昆明池出水口“连通汉漕渠”的情形受到重视。［66］有的认识较此前工作有显著的提升。刘瑞通过昆明池考古新的收获指出，“在昆明池南侧、东侧发现了之前两次考古均未发现的汉唐漕渠”，证明“昆明池有向东的水道将池水注入漕渠”。又写道，相关发现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67］刘瑞的这一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在历史考古学中，无论是考古调查、考古勘探与发掘，都‘要广泛查阅文献’，只有全面收集文献记载、审慎判定文献后，才能对与文献记载不同的考古结果保持足够‘警惕’。”考古学者应当“对考古学的局限性、考古资料的局限性有足够认知”。［68］

汧河码头仓储发现，也是咸阳—长安交通工程考察的收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藏有凤翔采集的一件西汉“百万石仓”瓦当。2004年3月至8月考古工作者在凤翔长青发掘的西汉仓储建筑遗址，证实了这里确实存在规模甚大的国家仓库设施。研究者认为，“这座大型仓储建筑遗址的规模和功能”，可以与“‘百万石仓’瓦当”相对应，“因而推断该仓储建筑可能就是当时的‘百万石仓’。”该遗址位于凤翔县城西南长青镇孙家南头村西汧河东岸的一级台地上，西距今汧河河道300米。发掘者将遗址定名为“陕西凤翔县长青西汉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这一遗址南北总长216米，东西宽33米，建筑总面积7200平方米。有学者认为，其性质“类似于华县京师仓，是西汉中央政府设在关中西部的一个水上转运站，其目的是将在这一带征集的粮食能及时运抵长安”。这一发现告诉我们，渭水航运在宝鸡一带的河段当时是畅通的。不仅渭河水量能够支持漕运，至少自凤翔长青至汧渭之会的汧河河段，西汉时期也曾经开发水上运输。长青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还写道，遗址现代耕土层和近代扰土层下，有厚0.8米的“淤积层”。“遗址之上较厚的一层淤积层说明该建筑可能是因汧河河水上涨而被迫拆迁的。”［69］其实，这一仓储建筑不再使用，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后来汧河水量的变化，例如水位明显的下降，影响了维持航运的可能性。而在水量充沛的时代，河水上涨甚至可以在码头仓储建筑形成淤泥沉积。

咸阳—长安交通工程个案研究之三：“复道甬道”

秦汉史籍多处说到“复道”。秦咸阳宫室早就有宏大规模。“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始皇统一后，又大治宫室，经营新的都城，“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又相信方士“真人”“上所居宮毋令人知”之说，“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70］一时“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殿区实现了立体交通。这一情形，西汉长安依然部分沿袭。“桂宫周匝十里，内有复道，横北渡，西至神明台”。［71］长安“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汉哀帝祖母傅太后居北宫，“从复道朝夕至帝所”，由于往来方便，以致经常干扰最高行政事务，“使上不得直道行”。［72］梁孝王曾仿效长安宫廷形制，“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73］显然，“为复道”，是“大治宫室”的重要工程内容。

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陶楼，四隅角楼以及门楼之间有道凌空相通，这种建筑形式，或称“飞桥”、“天桥”，提供了复道的实体模型。［74］复道，正是实现相对亭楼之间彼此连通的空中道路。“为复道”，无疑较地面道路的修筑要面对更高的技术要求。

汉文帝行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75］王莽时，“霸桥灾，数千人以水沃救，不灭。”灞桥失火被焚毁，据说火灾起因是寄居桥下的贫民取暖用火不慎。［76］看来，秦汉桥梁建筑已包括平阔滩地上有一定长度的引桥。复道之出现，无异于引桥在陆上的延长。有的学者称这种建筑形式为“飞桥”或“天桥”，似乎注意到这种复道设计的最初起由是受到桥梁建筑的启发。而前引《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为复道，自阿房渡渭”以及《艺文类聚》卷六四引《三辅故事》西汉桂宫“有复道，横北渡”［77］等记载所见“渡”字，可以印证这一推论。《初学记》卷六《渭水》“通桥 复道”条：“《史记》曰：秦始皇复道向阿房宫，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78］以“复道”与“通桥”并说。

《淮南子·本经》说到“延楼栈道”，高诱注：“延楼，高楼也。栈道，飞阁复道相通。”［79］“复道”与“高楼”“飞阁”形成结构关联。复道，即上下有道。往往尊贵者行复道上，有利于保证安全。然而，这样的理解仍不足以完整地说明复道的作用。应当看到，复道凌空而过，并不必与下边的道路方向相同。因此，在交通繁忙，行人车马拥杂的地段，复道的出现，能够实现都市街区“治滞”的需求［80］，起到便利交通的作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地图可见“复道”标识［81］，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交通工程的形式。

《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说到汉惠帝在长安城中筑作“复道”的具体情形：“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82］这一段复道，用于“东朝长乐宫”，可避免“数跸烦人”，不再动辄清道戒严，影响交通，显然是一种立体交叉形式。考察并说明秦汉都城的复道，当然不能忽视其早期立体交叉道路的意义。［8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所谓“甬道”，裴骃《集解》：“应劭曰：‘筑垣墙如街巷。’”张守节《正义》：“应劭云：‘谓于驰道外筑墙，天子于中行，外人不见。’”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卢生进言，“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秦始皇在咸阳地方经营“复道甬道”建设，使得“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据说各处高等级生活消费内容充备，“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84］甬道作为欲禁秘宫事，以令“外人不见”的特殊道路，如《风俗通义·正失》所谓“通甬道，隐形体”［85］，其形式可能确实为“筑垣墙如街巷”。《淮南子·本经》关于宫殿建筑豪华靡丽，也说到“修为墙垣，甬道相连”。［86］强调了“墙垣”对于“甬道”形制的意义。

所谓“筑甬道”，即“于驰道外筑墙”“筑垣墙”“修为墙垣”。两边外侧“修”“筑”有“墙”，是“甬道”交通工程的特点。［87］

战争中为掩护辎重运输，也使用“甬道”交通方式。项羽军与章邯军决战，“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项羽）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88］刘项相争也是如此。“汉王军荥阳南，筑甬道。”“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89］从中国军事史的资料看，先秦秦汉时期战争中工事构筑、道路开通、桥梁架设等工程任务都已由直接作战的车、步、骑兵兼而承当。据《司马法》，周代军队辎重车辆配备掘土所用的“锄”和筑墙工具“板筑”。《左传·宣公十一年》：“称畚筑”。孔颖达疏：“《正义》曰：畚者盛土之器，筑者筑土之杵。《司马法》‘辇车所载二筑’是也。”［90］《左传·宣公十二年》：“丙辰，楚重至于邲。”杜预注：“重，辎重也。”孔颖达疏：“《司马法》曰：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辇有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周辇加二版二筑。”［91］《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项王伐齐，身负板筑，以为士卒先。”裴骃《集解》：“李奇曰：‘板，墙板也。筑，杵也。’”［92］可知担任攻击任务的野战部队也有“板筑”一类工具作为必备的军用器材，士兵需承担构造壁垒等土方工程任务。当时，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在往复通过的重要的交通线两侧构筑土壁，形成“甬道”，以隐匿运输车队，或阻遏敌军兵车骑队的冲击，以使运行迟缓的辎重车取得躲避转移的时机，从而保证军需物资运输的安全。当然，野战中所“筑甬道”，性质功能与咸阳—长安都市“甬道”是不同的。

汉成帝为太子时，元帝急召，他以太子身分，仍“不敢绝驰道”，绕行至直城门，“得绝乃度”。此后元帝“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云”。［93］城门，是可以实现立体交叉以“得绝”的建筑形式。长安城城门三门道的形式，中道不得随意行走。云梦龙岗秦简有涉及“驰道”的内容。整理者释文为：“敢行驰道中者，皆（迁）之；其骑及以乘车、轺车（五四）牛、牛（五五）车、輓车（五七）行之，有（又）没入其车、马、牛县、道【官】，县、道（五八）”。［94］简文记录了禁行“驰道中”的制度。汉代这一制度依然严格。［95］经2008年汉长安城直城门发掘，考古学者发现，“中门道的地面与其他门道的地面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为抹泥地面，表面光滑平整，基本上看不到使用的痕迹。”“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中门道属于驰道，为皇帝专用而很少使用，其他门道则为一般官吏和平民长期使用。”［96］《三国志》卷一九《魏书·陈思王植传》记载：曹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97］《太平御览》卷一九五引陆机《洛阳记》写道：“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余，外分之，唯公卿、尚书，章服，道从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夹道种榆槐树。此三道，四通五达也。”［98］联系洛阳制度“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余”情形，长安城城门中道形式，实际上可以看作“甬道”的局部。

与秦汉咸阳—长安宫殿区的“甬道”类似的建筑形式，有唐长安城的所谓“夹城”。《资治通鉴》卷七“秦始皇帝二十七年”：“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胡三省注：“甬道，唐夹城之类也。”［99］唐长安城“夹城”的形式，是紧傍城东墙又另筑一墙，与城东墙之间仅留一通道，宽10至23米。修筑目的，是为保证皇帝安全潜行于大明宫、兴庆宫和曲江风景区之间。通道走向与城墙平行，全长7970米。宿白说：“开元十四年外傍廓城东壁建兴庆宫北通大明宫的复道。开元二十年又外傍廓城东壁兴建兴庆宫南通曲江芙蓉池的复壁。”［100］李健超指出，“夹城”即“沿着东廓城墙之西构筑的一条南北通道”。［101］由唐长安城“夹城”建筑工程，可以推想秦汉宫殿区甬道的形制。

咸阳—长安交通工程的组织管理方式

我们讨论过秦时组织宏大工程的习惯。即所谓“秦之好兴事”。［102］而早年由余也在参观秦工程成就“宫室、积聚”之后曾经批评：“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103］秦始皇陵工程是用工规模最为宏大的工程。我们秦始皇陵封冢土方量、《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所见秦始皇入葬时间及秦二世说“郦山事大毕”透露的工期，通过《九章算术》提供的劳动生产率信息推算，秦始皇陵复土工程用工人数应当在七十万人左右。［104］而秦二世二年冬，农民反秦武装“西至戏，兵数十万”，少府章邯建议“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竟然“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杀陈胜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105］成为秦军主力。这一情形，很可能说明了秦王朝大型土木工程的施工组织形式采用军事化体制。秦长城和秦直道由将军蒙恬主持施工，可以作为另一证明。［106］汉初皇帝入葬“藏郭穿复土”主管官员用“将军”“校尉”号，施工用“卒”，体现了大致相同制度的历史延续。汉代帝王陵墓营造，仍然采用军事化管理的模式。这一情形或可作为我们理解秦始皇陵施工组织形式的参考。汉代主持陵墓复土工程的长官称“复土将军”、“复土校尉”。《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记载：“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107］《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也说：“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1］08《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大司农左威为左冯翊，三年为复土将军。”“陈留太守茂陵耿丰为少府，二年为复土将军。”“复土将军左威为大鸿胪。”［109］其中“陈留太守茂陵耿丰为少府，二年为复土将军”一例，或可以为对照，有助于理解秦“少府章邯”身份。汉代又有“复土校尉”官职。如《汉书》卷七八《萧由传》：“哀帝崩，为复土校尉。”［110］《汉书》卷七九《冯逡传》：“建昭中，选为复土校尉。”［111］《汉书》卷九二《游侠传·原涉》：“文母太后丧时，守复土校尉。”［112］东汉仍有“复土校尉”职任。《后汉书》卷三二《樊鯈传》：“帝崩，鯈为复土校尉。”李贤注：“复土校尉主葬事，复土于圹也。”［113］清钱大昭《汉书辨疑》卷九说：“复土校尉，有国丧则置，事已则罢。萧由、冯逡俱为此官。”又说：“复土将军，疑即复土校尉之类。”［114］注意到二者的关联。不仅陵墓工程的组织和指挥由“将军”“校尉”负责，参与“营成陵墓”的具体劳作者也是军人身份。《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记载汉文帝遗诏对丧葬适宜的安排：“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115］

这种工程组织管理方式，后世视作“汉氏故事”［116］，其实在秦代已经可以发现其历史先声。分析相关现象，有益于认识秦工程史的重要信息，也可以说明秦大型工程可以实现较高施工效率的缘由。当然，秦始皇陵工程除了效率追求而外，安全也是质量考量的要素。军事化管理是有益于保密要求的实现的。

汉初长安城城墙的修筑，却并不采用这种工程组织形式。《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孝惠元年，……始作长安城西北方。”“三年，初作长安城。”［117］没有说明工役组织方式。《汉书》卷二《惠帝纪》写道：“（元年）春正月，城长安。”“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118］共四则记录中，所“发”工程劳作者身份比较明确者，可见第二则：“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第三则“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第四则“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都没有出现“卒”的身份。工期多在“春”季，“三十日罢”，应当考虑到不影响农时。劳作人员的数量也有所控制。［119］这是汉初政治风格所决定的。［120］

就现有资料看，汉武帝时代漕渠工程的进行，劳役人力是使用“卒”的。《史记》卷二九《河渠书》记载，“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121］漕渠水源昆明池工程，则动员工役身份不同。《汉书》卷六《武帝纪》：“发谪吏穿昆明池。”颜师古注：“如淳曰：‘《食货志》以旧吏弄法，故谪使穿池，更发有赀者为吏也。’”［122］而开通褒斜道漕运，“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123］，却并不明确“发数万人”其具体身份。［124］推想此“发数万人”也不排除“发卒数万人”的可能。如《史记》卷二九《河渠书》说漕渠工程“发卒数万人”，《史记》卷三〇《平准书》只说“作者数万人”。［125］而《汉书》卷二九《沟洫志》写道：“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126］汉武帝执政54年，这一时期重要交通工程虽然人力动员取不同方式，但是组织管理仍然采用高层直接控制的传统模式。

秦汉时期前后440余年。即使就咸阳—西安地方而言，多种工程的进行，组织方式可能并不完全一致。至于秦汉不同等级不同型式的交通工程的施行，究竟采取怎样的方式，工役怎样调集，施工怎样管理，责任官署与主管官员怎样确定，他们怎样履职，以及工程质量如何检查，养护任务如何执行，管理制度如何落实等等，都需要认真进行具体的考察、分析和说明。对于这样的学术课题，考古发掘与考古调查收获，将提供最直接最可靠的信息。

注释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兰台学术计划”）“中华文明起源与历史文化研究专题”委托项目“中华文化基因的渊源与演进”（20@WTC004）

［1］王子今：《秦定都咸阳的生态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析》，《人文杂志》2003年5期；《从鸡峰到凤台：周秦时期关中经济重心的移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3期；《秦都咸阳“冀阙”考》，《中国古都研究》2020年2辑《古都与交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0年。

［2］《史记》，251页，中华书局，1959年。所引《秦记》，应为《辛氏三秦记》。《续汉书·郡国志一》“京兆尹长安”条写道：“有兰池。”刘昭注补：“《史记》曰：‘秦始皇微行夜出，逢盗兰池。’《三秦记》曰：‘始皇引渭水为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刻石为鲸鱼二百丈。’”唐代学者张守节以为《秦记》的记载，南朝梁学者刘昭却早已明确指出由自《三秦记》。我们又看到《说郛》卷六一上《辛氏三秦记》“兰池”条确实有这样的内容：“秦始皇作兰池，引渭水，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清代学者张照已经判断，张守节所谓《秦记》其实就是《三秦记》，只是脱写了一个“三”字。《史记考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附。王子今：《秦汉宫苑的“海池”》，《大众考古》2014年2期。

［3］《史记》，1120页。

［4］《史记》，385页。

［5］《史记》，2637页。

［6］《史记》，3261页。

［7］《汉书》，1546页，中华书局，1962。

［8］《汉书》，1891页。

［9］《三国志》，1003页，中华书局，1959年。

［10］《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可见“殷”“旧都”“畿内”以及“宗周畿内”的说法，1647页，1651页。

［11］《史记》，3261页。

［12］《汉书》，237页。

［13］刘文瑞：《试论西汉长安的卫星城镇》，《陕西地方志通讯》1987年5期；《我国最早的卫星城镇——试论西汉长安诸陵邑》，《咸阳师专学报》1988年1期。王子今：《论元康四年“诏复家”事兼及西汉中期长安及诸陵人口构成》，《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三秦出版社，2007年。

［14］《汉书》卷六《武帝纪》，193页。

［15］《汉书》卷二二《礼乐志》，1065页。

［16］陈直：《汉书新证》，3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17］王子今：《“云阳都”考论》，《唐都学刊》2015年5期。

［1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232页。《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秦王政十六年）置丽邑。”754页。

［1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256页。

［20］《史记》，290页。

［21］《史记》，387页。

［22］《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3261页。

［23］《史记》卷七《项羽本纪》，316页；《史记》卷八《高祖本纪》，365页。

［24］《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2014页。

［25］《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45页。

［26］《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1121页。

［27］《史记》，2860页。

［28］《史记》，257页。

［29］《史记》，241页。《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治驰道。”757页。

［30］《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2561页。

［31］《史记》，1424页。

［32］《史记》，1410页。

［33］中华本《史记》标点为：“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今从中华本《汉书》。

［34］《史记》，1411页。王子今：《两汉漕运经营与水资源形势》，《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

［35］王子今、刘林：《咸阳-长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与蜀道主线路的移换》，《长安大学学报》2012年1期。

［36］《汉书》卷六《武帝纪》，164页，195页。

［37］《汉书》，4076页。

［3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256页。

［39］《汉书》卷八九《循吏传·黄霸》，3631页。

［40］《开通褒斜道摩崖》：“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余道。”高文著：《汉碑集释》， 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延光四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251页。《石门颂》：“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余，凿通石门”，后杨孟文，“司隶校尉楗为武阳杨君，厥字孟文，深执忠伉，数上奏请，有司议驳，君遂执争，百辽咸从，帝用是听。”高文著：《汉碑集释》，88页至89页。开通重要道路的工程组织，有时经有司辩议，皇帝裁决。

［41］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渭河三桥初探》，《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1983年11月）。

［4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241页。《三辅黄图》卷一“阿房宫”：“周驰为复道，度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抵营室也。”

［4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212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44］胡德经：《洛阳—长安两京古道考察》，《中州今古》1986年1期。

［45］《史记》，256页。

［46］《史记》，758页。

［47］《史记》，2526页。

［4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265页。

［49］辛德勇：《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1期；王子今：《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人文杂志》2005年5期。

［50］参看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3辑；吕卓民：《秦直道歧义辨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1辑。

［51］《2009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中国文物报》2010年6月11日；《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秦代的国家级高速公路》，《光明日报》2010年6月12日。

［52］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著：《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2至3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

［53］〔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24页，中华书局据胡克家刻本缩小影印版，1977年。

［54］黃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地理学报》1958年4期，收入《历史地理论集》，1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55］参看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17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56］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上册144-145页，146-147页，下册60页至61页，76页，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

［57］马正林：《渭河水运和关中漕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4期。

［5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文物出版社，1990年。

［59］《史记》卷三〇《平准书》：“作昆明池。”“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1428页，1436页。《汉书》卷六《武帝纪》：“发谪吏穿昆明池。”《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发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177页，1165页，1170页，1392页。

［60］王子今：《秦汉时期关中的湖泊》，《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2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

［61］〔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454页，中华书局，2007年。

［62］黄盛璋：《关于〈水经注〉长安城附近复原的若干问题——兼论〈水经注〉的研究方法》，《考古》1961年6期；《历史地理论集》，51页至5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63］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地理学报》1958年4期，收入《历史地理论集》，1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64］胡谦盈：《汉昆明池及其有关遗存踏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1期。

［65］胡谦盈：《汉昆明池及其有关遗存踏察记》，《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22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

［66］冯晓多：《关于昆明池的考古学研究综述——兼论汉昆明池的出水口与进水口》，《南都学坛》2019年4期。

［67］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西安汉唐昆明池水系的考古勘探与试掘（2012-2016）》，《中国文物报》2017年2月24日8版。

［68］刘瑞：《从汉唐昆明池考古看历史考古学的文献自觉》，《中国史研究》2021年3期。

［6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凤翔县博物馆：《陕西凤翔县长青西汉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考古》2005年7期。

［7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239页，256页，257页。

［71］《艺文类聚》卷六四引《三辅故事》，〔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11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

［72］《汉书》卷八一《孔光传》，3356页。

［73］《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2083页。

［74］甘博文：《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院墙四角，各有一方形望楼，望楼之间以飞桥相连，桥身两侧皆有障墙，成悬槽之式，以防外面敌人之射袭。”《文物》1972年2期。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院墙四隅上建角楼，高二层，各角楼之间和门楼，均架设有栏杆的天桥相通。”《考古学报》1974年2期。

［75］《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冯唐列传》，2754页。

［76］《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4174页。又《续汉书·五行志二》：“献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桥灾。”《后汉书》，3298页。

［77］〔明〕陈耀文撰《天中记》卷一六《道路》引《三辅故事》：“桂宫周回十里，内有复道横渡，西至神明台。”618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8］〔唐〕徐坚等著：《初学记》，135页，中华书局，1962年。“通桥 复道”条，119页，清光绪孔氏三十三万卷堂本作“通桥复道”条。

［79］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261页，中华书局，1989年。

［80］王子今：《秦汉都市交通考论》，《文史》第42辑，中华书局，1997年；《汉代“街卒”与都市交通秩序》，《古代文明》2012年4期。

［81］王子今：《马王堆汉墓古地图交通史料研究》，《江汉考古》1992年4期。

［82］《史记》，2725页至2726页。

［83］王子今、马振智：《秦汉“复道”考》，《文博》1984年3期。

［84］《史记》，241页，257页。

［85］吴树平校释：“‘甬’，原作‘同’，形近而误。”〔东汉〕应劭撰，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8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今按：“‘甬’，原作‘同’”，也许并非“形近而误”。“甬”的本义或许即“筩”。与“同”音近。

［86］高诱注：“甬道，飞阁复道也。”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263页。高诱“飞阁复道也”的解释不确。

［87］王子今：《秦汉“甬道”考》，《文博》1993年2期。

［88］《史记》卷七《项羽本纪》，304页，307页。

［89］《史记》卷八《高祖本纪》，372页。

［90］〔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875页，中华书局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版，1980年。

［9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882页。田旭东辑《〈司马法〉逸文》据“《周礼·乡师注》引”。田旭东：《司马法浅说》，1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92］《史记》，2600页。

［93］《汉书》卷一〇《成帝纪》，301页。

［94］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岗秦简》，95页，中华书局，2001年。

［95］《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元狩五年，（平州）侯（昭涉）昧坐行驰道中更呵驰去罪，国除。”964页。《汉书》卷四五《江充传》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令乙》：骑乘车马行驰道中，已论者没入车马被具。”2178页。《汉书》卷七二《鲍宣传》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令》：诸使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也。”3093页。

［9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汉长安城直城门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5期。

［97］《三国志》，558页。

［98］〔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941页，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重印版，1960年。

［99］〔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资治通鉴》，238页，中华书局，1956年。

［100］宿白：《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考古》1978年6期。

［101］李健超：《唐长安1:2.5万复原图》，《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年2期。

［102］《史记》卷二九《河渠书》，1408页。

［103］《史记》卷五《秦本纪》，192页。

［104］王子今：《秦始皇陵复土工程用工人数论证》，《文博》1987年1期。

［10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270页。

［106］王子今；《蒙恬悲剧与大一统初期的“地脉”意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4期。

［107］《史记》，434页。

［108］《史记》，1129页。

［109］《汉书》，847页，849页，854页。

［110］《汉书》，3291页。

［111］《汉书》，3305页。

［112］《汉书》，3717页。

［113］《后汉书》，1122页，中华书局，1965年。

［114］〔清〕钱大昭撰：《汉书辨疑》，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槜李沈氏刻《铜熨斗斋丛书》本影印，〔清〕沈钦韩等撰：《汉书疏证》（外二种），第2册307页，3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15］《史记》，434页。

［116］《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记载：“今追谥山阳公曰孝献皇帝，册赠玺绂。命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光禄、大鸿胪为副，将作大匠、复土将军营成陵墓，及置百官群吏，车旗服章丧葬礼仪，一如汉氏故事。”102页。又《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陈留王奂》：“及葬，车服制度皆如汉氏故事。”147页。“汉氏故事”，是说明行政制度沿承汉代传统的习惯性用语。正史所见言“汉氏故事”者，除此二例外，又见《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补，《后汉书》，2817页；《三国志》卷三〇《乌丸传》，840页；《晋书》卷六《元帝纪》，153页；《宋书》卷一六《礼志三》，424页；《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2259页；《北史》卷九七《西域传》，3205页。或说礼祀形式，或说外交政策。

［117］《史记》，1122页。

［118］《汉书》，88页第90页。

［119］《稽古录》卷一二写道：“（惠帝三年）春，大发民城长安。”“（五年）春，发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宋〕司马光撰：《稽古录》，52页，《四部丛刊》景明翻宋本。较“发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只超过一千人，“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即言“大发”，似嫌夸张。而皆言“三十日罢”，役期也是有所控制的。

［120］王子今：《论“郦山徒”“授兵”：秦大型工程的军事化营作》，《秦汉研究》2022年2期。

［121］《史记》，1410页。

［122］《汉书》，178页。

［123］《史记》卷二九《河渠书》，1410页。

［124］《史记》同篇记述“塞瓠子决”工程称“发卒数万人”。1412页。

［125］《史记》，1424页。

［126］《汉书》，1679页。

本文载韩国河主编《根与魂：考古学视野下不断裂中华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