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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下乡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是青春无悔还是岁月蹉跎，是造就了一代还是耽误了一代，恐怕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结论。不同时期有不同导向，同一时期有不同意见，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说法。实际上，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已在不知不觉之中用导向、意见、说法编织花圈，为那一段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历史送葬。待赞歌或者挽歌唱完，已经老了的老知青变成老老知青甚至“已故知青”，人们听到的便是往知青历史棺木上抛土填土的声音。闹闹嚷嚷甚至不无“抬杠”之意的赞歌和挽歌都沉寂了，只有以土击木发出的既沉闷又空洞的响声。到那时，无论沉重得难以承受的“事件”本身，还是轻飘得同样难以承受的多种“话语”的喧闹都已无需承受，剩下的便只有古人那永恒得令人心碎的诗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事如春梦了无痕”。
也许，我们后代的后代的后代，为了挣几个钱花，为了票房价值，为了轰动效应，也会编一些“痛说知青”或“戏说知青”的故事或电影、电视。在那些作品里，我们可能会披头散发、围一张兽皮，高举三面或多面“图腾”，在稻田里柴山上狂奔猛走；也可能会披上薄如蝉翼的轻纱，穿上能领导世界新潮流的“比基尼”或“牛仔服”“马仔服”之类，踏着最时髦的“后迪斯科”或“后科斯迪”舞步，在“古朴”的田园里过着令后代的后代的后代羡慕得直流口水的浪漫生活。我们的形象如何，全看他们如何编排我们。要他们手下留情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有他们要挣的饭吃，有他们可以行使的“重建”“重构”历史的权利。
这很可能就是知青历史的将来，不管你想笑还是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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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同代人和我们自己对知青和知青下乡的认识也迷离恍惚：
下乡年间，我们在一切公开发行的报刊上一律被称为红彤彤的“革命知识青年”；在某个文件中却是“中性”的、被“安置”的“社会闲散劳动力”，“知青办”原来也叫做“安置办”；在有必要对知青进行“阶级分析”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则属于家庭有问题或者说“血统”不好的青年。打到“四人帮”之初，我们是“伤痕文学”表现的对象；但到了1990——1991年间，随着各种知青回顾展的举办，我们又成了思考如何培养“革命接班人”，如何坚持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操等问题的历史例证。由此可见，我们究竟是什么，同代人没有说清楚，我们自己也没有想清楚。以己“昏昏”又怎能令后人“昭昭”？
奇怪的是，在谁都没有说清楚、想清楚之前，就有了“运动”，有了各种“表态”和“表演”，有了“轰轰烈烈”、“慷慨激昂”、“泪眼婆娑”、“痛哭流涕”、“感激涕零”、“踌躇满志”、“顾盼自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进入了“角色”，但谁也没有想清楚自己究竟进入了什么“角色”。
这就是“历史”，就是混混沌沌、来不及反省也似乎不必反省但又必须承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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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想起来，说我们是“社会闲散劳动力”倒是一句站在经济学立场上说出的大实话，尽管当年我们看到这个称呼时曾义愤填膺，认为它亵渎了我们自持的“神圣”，认为这种“实质”性说法与“神圣”包装之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距离，甚至认为它证明了“虚伪”，揭示了“欺骗”。实际上，任何时代都有闲散劳动力，何况在那个既不改革又不开放、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时代？我们升不了学招不了工，参不了军，不是社会闲散劳动力又是什么？而且，那也是一个不允许用“闲散劳动力”这类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名词贬损“完美无缺”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和“大好形势”的时代，我们能得到头脑清醒而不发昏的人的如此命名，应该感到光荣；中国当代经济学史也应该为那时还存在着能从经济学立场实事求是地为中国人分类的人感到骄傲。
“实质”如此，“包装”如彼，放在那个时代同样可以理解。那是一个除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之外，一切都必须冠以“革命”名义的时代（如“为革命种田”、“为革命积肥”等），那也是一个只有“革命”与“不革命”等于“反革命”两途可择的时代，如果公开使用“社会闲散劳动力”这个名词，既有以“经济”排斥、反对“革命”之嫌，又会给我们这些“闲散劳动力”带来意想不到的痛苦和麻烦。因而，用“革命知识青年”为“社会闲散劳动力”加冕，既是势所必然，又客观上体现了某种怜悯。
弄清了这两个命名的实质及其关系，我们的头脑或许会清醒很多。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神圣”事业要干，我们也并非命中注定要干“神圣”事业的人，我们不必那么“轰轰烈烈”，那么“慷慨激昂”，不必豪言壮语满天飞，不必稍觉亵渎了自己的“革命”身份就感到巨大的失落。我们尤其不能把那种令人头脑发热发昏的“神圣感”带到今天，传给后代，制造“精神污染”。我们应该有勇气平静地说一句：那时，有一群很可能成为城市飘荡幽灵的人戴着“革命”的桂冠下乡干活谋生去了，就那么回事。
有勇气进行这种“话语转换”，就说明我们有勇气面对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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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如此“正常”的命名之下，又产生了“伤痕”。
这种“伤痕”不来源于我们吃了许多哭=苦。世世代代在田野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含辛茹苦的几亿农民比我们吃的苦更多。有些农民出身的作家发誓不写知青，就在于他们看不惯知青在农民面前叫苦。如果吃点苦就叫“伤”痕，那么几亿农民身上布满的岂不是“死”痕？
问题在于知青毕竟不是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中的农民，我们心中少不了这一“比”：为什么是我们而不是那些并不比我们优秀甚至比我们“顽劣”的同龄人，成了“社会闲散劳动力”？事实没有明说但明摆着：主要是因为你“血统”不好，所以你升不了学，招不了工，参不了军。这种“血统论”包含的“天赋不平等”原则才是“伤痕”存在的根源。
问题也在于知青心中少不了这一“惊”：为什么明明叫我们下乡“干革命”，又处处不让我们表现革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渐渐悟出来的道理是：所谓“革命”就是“听话”、“紧跟”，就是在准备讲真话的时候为了自己、家庭乃至子子孙孙的前途用双手扼住自己的咽喉，任他“瞎指挥”，也要“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当热情、敏感、年轻的心灵被迫接受了这种“驯服工具论”包含的“不自由”原则时，“伤痕”也就随之而生。
“伤痕”不来源于“吃苦”而来源于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来源于“文明”不仅无法取胜，反而不得不屈从于“愚昧”。
由此，也就有了我们特定的“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我们希望“脱胎换骨”；
我们希望能与美蒋特务、阶级敌人搏斗，甚至希望能在身边的人中“独具慧眼”地揭发出越来越多的“美蒋特务”、“阶级敌人”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我们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以便用鲜血和生命证明我们对祖国、对革命的忠贞；
我们希望有贫下中农的子女落水，以便我们用奋不顾身的抢救行为来赎回我们先辈可能犯下的罪过；
我们希望山洪暴发、森林起火，以便表现义无反顾的勇敢。
于是：
有人跑到越南、缅甸、老挝干起了“世界革命”；
有人明知下雨，就是不披蓑衣；有人明知下雪，就是不穿暖鞋；
有人明知自己不会游泳，但心甘情愿为抢救一根集体的木头而牺牲；
当然，也有人希望自己平日精心收集的“黑材料”能在“关键”时刻为证明自己“纯洁无暇”派上用场。
这就是“我们”，就是戴着“革命”桂冠的“闲散劳动力”于“伤痕累累”中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造就“我们”的社会条件是：经济衰退、“血统论”、“驯服工具论”猖獗；
提供给我们的生存空间是：不平等、不自由的囚笼；
唯一允许的“人生表演”是：吞咽泪水、强颜“欢呼”。
如果不是这样，又何须“改革开放”、“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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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就用自己的青春向历史提出了拷问： 为什么“革命”不能与发展经济而只能与“血统论”、“驯服工具论”、“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革命”中有那么多并不革命的“花招”？
为什么“革命”中涌现出的是那样一种“不要命”也就是根本不懂得“珍惜生命”的人？
历史如果记住了我们的提问，也就记住了我们，记住了我们用青春和生命发出的呐喊“要尊重人！”“要平等！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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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里传达了斯大林的这样一个观念：“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这与某些受“成者王侯败者寇”之类传统历史观念影响的世俗心态一拍即合。也许是不知不觉、潜移默化，有些老知青觉得如今大家混得不错，有点钱了，有点社会地位了，我们应该重写我们的历史，用过去的“理想”、“英雄”、“崇高”等等来证明我们今天能成为“胜利者”的必然性，来提高老知青的社会地位。
这实际上是走入误区的糊涂观念。
首先，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被“挥手”下乡，“招手”回来，我们自己的“胜利”究竟何在？如果不是大的形势改变，我们至今还是“血统不好”的“贫下知农”，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踌躇满志”、“顾盼自雄”？我们中的部分人，不过是在历史性的胜利取得之后，利用社会提供的平等竞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已。切切不可夸大我们在历史中的作用，至少应该承认在这次历史性大转折中，我们没有或者很少起作用，甚至早已被剥夺了起作用的权利。
其次，即使是“成功者”，我们也不能因袭传统的历史观念，用篡改历史的办法来证明今天“成功”的必然性。因为如前所述，在那样一种时代，我们并不具有真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并不“崇高”。如果想得更深入一点，那个本应以发展生产力为纲而误入歧途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根本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崇高”。如果想用“理想”、“英雄”、“崇高”等等为那个时代或某些人、某个人“刷色”，只是当年所谓的“理想”、“英雄”、“崇高”等“权利话语”留下的余毒尚未清除干净的表现而已，只是所谓的“革命情结”、“神圣感”仍在某些人的灵魂深处起作用而已。历史本来泾渭分明，我们切不可在某一“恍惚”中走错了历史房间。何况，从抽象层面上来说，用“过去”来说明“今天”的思维方式，不过是一种逃避“今天”责任的思维方式，它只能使人自满、自欺或自卸责任，不敢直面“今天”，怯于承担“今天”。推衍下去，它甚至可以导致“老子过去如何如何，今天应该怎样怎样”、“我爸爸如何如何，我应该怎样怎样”之类的“血统论”再现。传统观念、习惯性思维、旧的“权利话语”的力量是强大的，尤其是在文化转型、可能出现文化迟滞的时代，令人心有余悸的历史可能会在“余悸未尽”、“余毒未除”的人们的“恍惚”中重演，我们千万要警惕！
再次，老知青社会地位的提高，不在于祭起“历史”的法宝，用过去来证明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崇高”，而在于老知青可以而且用对自己、对历史、对“人”的深刻理解来表现自己的存在。如果我们能用自身的存在表达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我们将不猛而自威，不严而自重。如果我们依旧像古人一样，只会计较“成败”，感叹“兴衰”，追随“时尚”，那么，即使我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我们也不过是历史舞台上影子般的匆匆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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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社会上流行许多新名词、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如：
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
一切回忆、阐释都是“重构”、“重建”；
既然历史、人的文化心理受“权力话语”支配，那么人生的任务就是争夺“话语权”。
某些人不去考察这些命题、理论出现的社会背景、人文基础和使用限度，反而以为这些形式就是“人”尤其是“我”具有“主体性”和“自由”的表现，于是误认为只要有某种“权力”或“机会”，历史、回忆、阐释就应该为“我”所有。
这究竟是“新”还是“旧”？究竟是具有“现代性”还是具有“腐朽性”？我很怀疑。因为我首先想到的是：“谁”在写现代史？“谁”在回忆、阐释？“谁”在制造、掌握“权力话语”？“权力话语”产生于何种社会机制、人文土壤？
如果不问是“谁”，那么千百年来的帝王将相以及“四人帮”早已具有了这种“现代性”；如果要问是“谁”，那么这个合格的、符合时代要求的“谁”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才有可能诞生，才有成长壮大的条件。他起码应该敢于正视历史，勇于反省历史，意识到今天不再是“神学”时代，而是“人学”时代。因而在“写”、“忆”、“释”、“争”之前，人人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是谁？”也应该看一看周围：“谁在写、忆、释、争？谁在‘自由’？”
因而，从本质上说，历史不是事件的历史，而是人的历史。有怎样的人，就有怎样的历史；有怎样的人，才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
从“那样”的历史中走出来，掌握“这样”一种历史机会，做尊重平等、自由的人。
（ 载《新创作》1999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