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来惭愧，约二十年前将一纸户口迁入城市,改“下乡”的历史为“上学”的历史之后，几乎没有为近十四年的农村生活写过一个字，这看起来是拒绝回忆，实际上是因为没有能力也不善于拆解太严实的记忆。只要一闭上眼睛，下乡生活就蜂拥而来，历历在目，不会遗忘任何一个有点意思的日子，任何一个细节。甚至谁怎么笑，怎么哭，谁在谁旁边，都记得清清楚楚。浓得化不开的东西，澄心静虑也无法拆解。它就这样以浑整的形态与生命同在。
有时候也想写，但未写之先，早已端坐在内心深处的指挥官就会用极权威的口吻说，什么什么应该写，什么什么不应该写；如果要写什么什么，必须加点什么什么。它要求你左顾右盼，东“舔”西“舔”，然后绞尽脑汁想出妙计来“舔”绎自己的生命。这无疑败了兴味，常把真香生色、幽光狂慧熬成一片空白。
后来书读多了，自我解嘲的方法也很多。海德格尔曾说，面对眼前物，人们是无话可说也不用说话的。禅宗比他说得更早也更好，比如我们不必在门上写“门”字，在窗上写“窗”字，更不必故作深沉，在门、窗上都写上“心”字。因为门窗俱在，“字义炳然”，也许再好的“说”和“写”，也难以“历历在目”；既已“历历在目”，又何必“说”和“写”？“说”和“写”反而是对原初生活的亵渎。
这对于有共同生活经历的人来说，也许是真理。两位老知青见面，四目相对，不用开口就交流了千言万语。如果谁喋喋不休地讲述过去，那才叫不知趣。但对于没有共同生活经历的人来说，说和写是唯一的交流方式。如果不说不写，就否定了自己，吞噬了历史。
不说不写，有道理，也美妙；但最终结果是将有声有色、真真切切的历史带入坟墓，皈依永恒的寂静，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切都是空无。记得西方某人为某人写墓志铭：“这里埋葬着一部世界史。”早年读的时候就惊心动魄，恨不得生死肉骨，起某而伺之；如今记起，更是心事浩茫，感慨良多。
人们有可能也有各种理由毁掉历史，让历史每隔若干年又以新的化妆形式重演一次。“历史循环论”的出现，并非没有现实的、文化的、心里的基础。
二
有些事在当时觉得寻常，但在另一个环境里回忆起来又觉得弥足珍贵。比如1964年下乡，还没听说过要家长进“学习班”，还允许在红旗飘扬，锣鼓喧天的欢送仪式中为告别长沙、离开父母而大哭特哭。其实，这种场面是经不起日后在“革命年代”轰然崛起的“革命逻辑”推敲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哭什么哭？你的父母是些什么东西，你怎么与他们那样难舍难分？这样下去，你有可能脱胎换骨吗？革命就是要革不和革命逻辑的任何一闪念，更不用说公开表演了。见微知著，也许后来的革命就是革命的逻辑学家在对诸如此类场面“不顺眼”的情绪中发动起来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这看起来是“理性”的进步，灵魂的重塑，因为每个人的思维一夜之间就变得敏锐、严密，并为这种敏锐严密符合“充足理由律”而沾沾自喜、蠢蠢欲动，只想在损人的“逻辑战”中永立新功。但如所周知，等到不断革命、不断用“革命逻辑”推“理”的日子真的到来，人人都可能被现实的、自己头脑里的逻辑推向自己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敢是，甚至人人自危、不可终日的悬崖边缘，真想回复当年情景，痛痛快快笑一声、哭一场，然后纵身深渊！这很可能是某些人产生“前十七年情结”的根源，但也很可能是某些真诚的逻辑学家及其信徒们最终不得不自杀的原因。这在能忍、能“老庄”的我国虽不多见，但在没有我们这种文化传统的国度很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
将世界和人清理得合乎某种逻辑，曾是一股世界性的历史潮流，它用在该用的地方，比如法制建设，很好；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比如建立封建法西斯专政，却带来了罄竹难书的灾难。该用的地方不用，不该用的地方大用特用，是我们的历史教训，面对逻辑，可不慎乎？
三
曾看见有人挟一本《托尔斯泰评传》下乡，发现有人箱底有一本旧版《邓肯自传》。“战友”们凑到一起打完“平伙”，不说唱一支《社员都是向阳花》，而是唱几支早已不许唱的中外名歌。这在当时其实都是不合逻辑、脱离现实、不懂审时度势、不知天高地厚的行为。这就叫做“狂”，“狂”得应该“撒泡尿照照”。自然有人拒绝这种生活，但更多的人愿意这样生活，甚至至今津津乐道。对于“自愿者”来说，“狂”似乎有那么一点好处，“狂”得让自己兴奋，“狂”得仿佛找到了某种安慰，至于兴奋什么，安慰什么，都来不及细想，只觉得现实外、冥灵中有那么一点该狂，想狂的东西。记得波特莱尔有诗云：“我们把路上偷来的快乐，挤压得像一只风干的橙子。”“挤压”中含蕴的就是我们青春岁月中最难得的美妙！
四
最“狂”的要算听说的一则传闻：某知青一听到我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跑到后山上大哭了一场，说是已有科学家走在自己前头。这的确狭隘，但也狂得上天入地，狂得让人难以置信，狂得有点中国读书人“别有心事”的趣味！
不知传闻是否属实。即使属实，我也不知道那位知青的大名，更无缘与他相识。但他那“莫须有”的“一哭”，当时就震撼我的心灵，至今也难以忘却。也许天地间少了这一“狂”一“哭”，就缺少了能点燃生命烈焰的火种。
平平静静“狂”的是另一位戴眼镜、黑瘦黑瘦的“先生”。他背后常跟着那么几个人，呼啦啦从这个知青点开进那个知青点，白吃之后就以讲故事作为回报。讲得有板有眼、煞有介事、呼风唤雨、昏天黑地，让知青点“铁塔”式的汉子也张嘴瞪眼、如醉如痴，恭恭敬敬为他倒茶点烟。
不几天，他平静地背着手走向村外，后面呼啦啦又跑来几个，屁颠屁颠追随而去……
当然，这是在文革后期，无论田野还是心灵都像被大水冲过、无限荒凉的时候。
五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我去过的巴黎、布拉柴维尔，我对到公墓里看看、坐坐、想想，都有兴趣。阳冥之间，只有寸步之遥，但它几乎可以容纳人类历史上的全部思索。我小时候很胆小，白布白花连成一片的灵堂，就足以引起恐怖。“上学”之后，突然有了这方面的兴趣，也许是经历的赐予。
经历过生命不是生命的时代，看见过不少年轻的生命无辜地变成坟茔，公墓里的阴冷、寂静，往往能触动人内心深处的无端哀怨。
一位解放后出生，长得虎虎生气，与知青玩得很好的“富农子弟”在我们村对面山上小松林里上吊了，据说是担心被怀疑偷了一个电灯泡；长着一头蓬发、活像“巴格达窃贼”的“狗伢子”，在长沙被某组织枪毙了，据说是为了多要几钵饭，他拉响了手榴弹；在一个凄风冷雨的夜晚，我忽然看见一张“悼念某某烈士”的标语，原来他夜行回家，中了“武斗”的流弹……
更不用说那些极有才华，如果熬到“文革”结束必然会如何如何了得的朋友。
我们这一代人，心里总堆着几座坟茔，那就是可供我们沉思的公墓。让灵魂逡巡其间，也许会使人生活得更加清醒。
六
中学时代读库普林的《决斗》，说书中主人公只要醒着，就发现有另一个“自己”在盯着自己，不断指出自己的虚伪、狡诈、愚蠢、丑陋。有一个那样的“自己”也许很好。
当我们拳打脚踢去斗“地富反坏”，忘记自己的父母正在城里受审查、挨批斗、戴高帽游街的时候；
当我们强烈请求“自觉革命”，互相贴“揭老底”的大字报，半是坦白半是炫耀、半是诚实半是虚荣地“端”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
当我们为了招工也就是为了“更革命”而互相使绊子、下猛药的时候；
甚至当我们如今为了追赶时髦，买一台昂贵的音响放在客厅里永远关着；吊一个雕龙画凤的“顶”，让本来就不高的天花板日日夜夜将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
有一个那样的“自己”也许真好！
七
当年知青曾戏言：我当了总理，第一件事就是让全国知青大吃三天，然后自动“下台”；
只要能招工，去“粪码头”开票，我也立马就走！
那时候，知青还没有“地球就是一个村落”的概念，只把“城市”当成天堂般的彼岸。实际上，我们在城市的父母并没有过天堂般的生活。
知青们“忆苦思甜”时，千万别忘了曾为我们这帮“革命者”含辛茹苦的父母们！
他们的痛苦，我们当时恐怕难以想象：一方面，子女下乡，很可能是因为父母“有问题” ，负罪感会像无数条小蛇伴随着晨钟暮鼓噬咬他们，使他们的心灵千孔百疮，眼睛里只能充满负疚、惶惑、卑怯；另一方面，微薄的工资收入要资助一个、两个乃至三个、四个下乡子女，又迫使他们不能不节衣缩食，面容憔悴。白了鬓发，断了肝肠，为了子女转点、回城，跑断了腿、求遍了人。就是我们这些“革命者”年复一年给予父母的“报答”。及至我们真的回了城，安家立业了，想到要孝顺父母了，父母或者已老态龙钟，或者已含恨九泉，真能开心一笑、颐养天年的，又有几个？蹉跎岁月，带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忍辱负重，也压扁甚至压垮了上一辈人的人生。苦难是双重的，幸亏还没有延至三重乃至多重！
夜阑人静，让脑海里浮现一下你所熟悉的知青父母的音容笑貌吧，尤其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独立支撑家庭的母亲们，那将是在苦难中行进的最为悲壮肃穆的一支队伍。伴随着她们的是低回凄迷的音乐，几乎没有一个欢畅的音符。
八
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永远不会忘记下面几个时刻：
蒙古沙漠里一声巨响。据说曾把人惊得深夜坐起，浑身发抖，直想参透全部历史、全部人生、一切崇高伟大华丽豪迈漂亮甜美语汇的奥秘；
某个哀乐响起的上午。甚至一向自以为“独立不羁”、暗地里不崇拜任何权威的人都发现天地的变了颜色，从高高苍穹到五脏六腑都空荡荡的，天仿佛真的要塌下来，但它终究又没有塌。
“四人帮”垮台的时候。五一广场贴出标语的前一天深夜，我就知道了那个消息。第二天到五一广场凑热闹，故意对挤在前面看标语的人说，“请你唸，请您唸。”那个憨厚的中年人赶忙闪出身子，用一双惊恐的眼睛望着我：“你自己看，自己看……”若干若干年后，有人能详尽破译出他那句话包含的全部潜台词，很可能荣任社科院院士。
记住这些时刻很重要，因为我们是在这些时刻中真正成熟的。
九
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理性？意志？情感？我基本上倾向于后者。因为理性也好，意志也好，最终要转换为某种情感。转换不了的，不过是水上浮萍。不近人情之事终如飘风骤雨，说的是这个道理；人们反复说要“不计恩怨”，正说明“恩恩怨怨”是一个人“有难忘，自难忘”的东西。鲁迅临终说的话是：“我一个也不宽恕。”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讲的结尾是：“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下乡那么多年，懂得的也许不是这也不是那，而是对各种情感的领会和辨析。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句在关键时刻能打翻你心灵的五味瓶让灵魂大悲大喜的话。它们都使人一辈子也忘不了，或产生生理上的厌恶，或酿成永恒的温馨。
这些，都更加“历历在目”，既已“历历在目”，又何必一一写出？我能说的是：衷心感谢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过我许多帮助的人们！因为予人幸福是双倍的，它不仅使人当时幸福，更使人回忆起来也倍感幸福！
原刊载于《新创作》1997年5-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