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曾经当过知青的朋友聊天,几乎一个普遍共识是:一个插队知青,如果没有一点偷鸡摸狗的历史,似乎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曾经是插队知青。但这仅限于插队知青。不包括在兵团、农场的知青,毕竟兵团、农场纪律严格。这当然属于调侃。笔者在农村插队几年。记忆中,我们这个插队小组还真没有偷鸡摸狗行为,但确实有一次吃鸡的行为,并产生一定影响。究竟是非如何,还请读者给一个评判。
一、知青屋
刚插队时,一同插队的五位知青,老五、三毛、小胡、小丁和笔者,居住的是地道的类似牛棚的茅草屋。茅草屋也只是住了一半,另一半是生产队一位无儿无女五保户,一位七十多岁、一见到我们就满面微笑的老奶奶。五个知青居住的茅草屋,由于面积很小,五个人的床是连排在一起的。起先,中间只隔着草棚的隔壁老奶奶半夜还有一些响动,有时起夜、说梦话,挺瞎人的。但时间长了,适应了,也就习惯了。但居住的环境确实糟糕。有时屋外雨大了一些,屋内也时常有水滴。
1974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湖南省株洲市厂社挂钩经验。以后这个经验推广到全国,扩展到知青父母所在单位与相应公社挂钩,以集体插队的形式,直接安排知青到所在公社插队。我插队的是安徽省铜陵县顺安公社,是与铜陵市委机关结成的队子。在茅草屋居住一段期间后,在公社督促下,生产队为我们五位知青在村里半山坡盖上了简易的砖瓦房,建房费用应当来自公社拨款。这是一个一厅两卧、还有厨房的砖瓦房。虽然简陋,但与原先居住的茅草屋相比,已有进入天堂之感。房屋建好后,与我们一同插队的小胡,大队汪副书记的外甥,与我们在茅草屋居住一段时间后去当兵了。这个知青屋就成为其余四位知青的宿舍,我与老五,三毛与小丁,各住一屋。正房放置了桌子,板凳,一些农用家具,以及吊环、哑铃等体育器材。
知青屋建在半山坡,远离生产队居民家。几次出工回宿舍,打开房门,都看到有鸡在屋内,并把房屋弄得一团糟。鸡是怎么进屋的呢?两种可能,或许是从厨房的窗户跳进来,厨屋窗户低,临走没有关窗户,鸡很容易从窗户跳进来;另一种可能是从正门门缝钻进来。知青屋的正门是由两扇门组成,一用力,中间很大的门缝,鸡很容易进来。
二、吃鸡的故事
1976年7月,具体哪一天已经记不清楚了,下午四点左右,四位知青下工回家。打开门,看到三只母鸡正在屋内吃食,其中一只鸡跳到厨灶上。厨屋的窗户是开着的,估计是从厨屋的窗户跳进来的,正屋的房间有鸡的排泄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那天农活辛苦,正愁着晚上没有什么吃的呢,再看到一团糟的房屋,气由然而生。怎么办,几位交换了一下眼神开始行动:关门,关窗子,捉鸡。
鸡是捉到了,下一步就是开始清理了。清理工作不适合野外作业,只有到池塘提水,在屋内清理。然后备材,生火。四个人一气呵成。很快,三只母鸡,包括内脏都处理干干净净。居然还有两只是下蛋的母鸡,有点可惜了。但此时也顾不上了,满满一大盆鸡肉。估计有10斤以上。柴火也已备齐,盐、油料也已经备好。
此时大约是傍晚6点半左右,一切准备就绪,正准备生火烧鸡,突然有人敲门。
“ 谁?”
“是我”!
门打开了。进来的是离知青屋较远的村民腊梅。这是一位寡妇,年龄大约是30出头,四个孩子的母亲。腊梅进屋后,一眼看见满满一脸盆的鸡肉正放在正屋桌子上。
“你们在烧鸡哈?”
没有人回应。
“我看看”,
她面无表情,拿起一双筷子,在脸盆里翻动鸡块,很快就挑出三个鸡头。只见她拿出一个纸巾,把三个鸡头包起,头也不回就走了。整个过程几分钟,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阻拦,也不知道她究竟想干什么。
腊梅的出现,出乎我们的预料。她家离我们知青屋还有较长一段距离,中间还隔着几户人家。没有想到是她家养的鸡,而且是蛋鸡。重要的是,腊梅兄妹四人,其大哥是我们在生产队的重要关系户。
“怎么办?”有人问。
“烧火吧!”我回应。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
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用木材烧的大锅,就把一脸盆鸡块烧成了满满一大锅红烧鸡肉。四个人,每人分配满满一大缸杯,也不知道那时是怎样的胃口,这要是在现在,估计得吃好几天。四个年龄不到20岁的知青,三下五除二,就把每人面前的满满一大缸杯鸡肉吃得干干净净。没有做饭,也没有一口酒。平时四人还喝点酒,此时已经顾不上了。
晚上8点左右,用餐结束。很快,厨房也清理完毕。吃饱了,开始煅炼身体了。吊环,哑铃此时也都派上了用场。
“咚咚”,
大约晚上9点,又有人敲门。
这么晚了能够是谁,难道是腊梅?
门打开了,进来的果然是腊梅,后面还有大队汪副书记。汪副书记30多岁,这是一位回乡多年的老知青,透着精明干练,其才干和能力给笔者留下很好印象。她们一进屋,腊梅究竟去哪的迷也就解开了。这说明,腊梅从知青屋出来后,直奔汪副书记家,状告知青吃了她家中的鸡。不需要多言,只需把三个鸡头拿出即可获得汪副书记的信任。汪家离我们居住地约4 公里,来回8公里,腊梅来回用了两个多小时。
“味道不错吧?”汪副书记进屋的第一句话。没有人回应。
“怎么办呢?”汪副书记拿出三个鸡头放在桌上。铁证如山,哪容任何狡辩。
“书记看吧。”有人回应。
“那就赔吧”。如何处理,汪副书记在途中已有方案。
怎么赔?汪副书记给出了一个方案,每人赔2元,2斤粮票。看看几位,包括Y腊梅,似乎都没有异议。1973年之后,由于福建李庆霖上书毛主席,毛给了回复,知青境况有所改善。1976年,我们每人每个月可以在公社领取十元钱,2元钱自然没有问题。三只鸡共8元钱,加上8斤粮票,这与当时市价差不多。
“同意,那就赔吧”。
我表明了态度。
为什么同意赔?三个考虑。
一是铁证如山,没有任何狡辩的空间;
二是腊梅因素,毕竟一个妇道人家,家中还有4个娃,生活确实困难,且我们吃了人家的蛋鸡,那是可以换来油盐的钱柜;
三是其兄的因素,这是我们在生产队的关系户,妹妹家的鸡被他的朋友吃了,不赔这朋友没法交。
再加上汪副书记发话,且方案也考虑到我们接受程度,还黑古隆冬来回十多里路专程走过来处理此事。农村的夜晚黑古隆冬,今天人们或许难以想象,那确实伸手不见五指。
很快,钱、粮票收集齐全,缴给腊梅。腊梅收到钱和粮票,几乎一句话没有说,就开门回去了。事后想想,腊梅识字不多,但对付几个知青也十分老道。特别是挑检三个鸡头作为证据,给人印象深刻。
腊梅走后,汪副书记又和我们聊了一会才走。聊了什么,已经忘了。 但似乎没有责难。这是汪的高明之处。能责难什么?我们已经准备了一肚子话准备回应。知青们既没偷,更没抢。3只鸡主动跑到远离村民的知青屋,把知青屋搞得乱七八糟,且证据确凿。难道就不允许知青们表达一下情绪。鸡吃了,也按照书记要求赔款了。书记的外甥,与我们一起插队的小胡当兵走了。我们还在战天斗地。知青们在生产队表现,社员总体评价不错。还能要求怎样?将心比心吧!但书记没有责难,上述话也就没法说出。
上述就是吃鸡故事的全部。各位评判一下,这鸡是否该吃?
三、影响
第二天上工,几位关系好的社员,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是,吃鸡为啥不请他们?也就是说,几位知青吃鸡的事已经传遍整个生产队。并迅速传遍全公社。以后又发生了一些事,使我们这个插队小组,在整个顺安公社插队知青中,声名大震。
吃鸡事情发生后,再也没有出现鸡跳进知青屋的情形。
几个月,我被调到大队办的红星小学担任民办教师。去给3至5年级的小学生教授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英文、体育,还有音乐。1976年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我在那一年也很繁忙,既关注中国政治发展,也去了中国南方很多城市。例如上海、南京、合肥等。现在要去当民办教师,就要告别了自由自在,几乎没有什么束缚的生活。确实有一些不舍,也有一些失落。
为什么安排我去民办教师,一直不解。后来有人说,我那天晚上的表现,书记对我印象不错。再加上生产队有人说我学习不错。插队知青,我年龄最大,又比其余几位早一年高中毕业。吃鸡之事,我属于主谋,居然还印象不错。这是自己没有想到的。但这些传言究竟是否事实,至今没有确认。无论是否确实,借写这篇短文之际,感谢汪副书记和大队领导对我的信任。
1977年12月10日,国家恢复高考,我参加了在铜陵县考场的考试。一年的小学民办教师给我增添了一些知识储备。特别是给3至5年级小学生教授的历史地理课程还真有一些用处。1978年2月底,我以281.5的四门总成绩被大学录取,其中的历史地理得了70余分,高于四门平均分数。自此告别知青插队生活。
四、几位知青和当事人
有必要对故事中的几位知青和当事人做一个介绍。
老五,1957年出生 ,与我同年。在家排行老五。父亲文革前是阜阳地区行署专员。1975年调到铜陵担任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当时已经有一位主任,又任命一位主任。两位领导同时担任铜陵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十分罕见。 与老五同住知青屋近一年时间,关系一直不错。吃鸡事件发生后不久,老五在顺安车站出事了。听说是与人打架,打伤了人,影响不小。老五已不宜继续在顺安公社插队,家人把他转到其他公社。以后全家随着父亲到合肥,40多年再没有联系。
三毛,1958年出生,篮球水平不错。平时走动较多,关系密切。其家人多名成员都是铜陵名人。父亲是解放铜陵时接管矿山的第一位军代表。姐夫是铜陵大秀才,曾担任铜陵某中学校长。文革结束后写的大字报,控诉文革对家人迫害,贴满铜陵最繁华街头。其兄在安徽东至县插队时曾光顾我们插队小组,笔者与其交谈甚欢。后来其兄到了部队入伍,复员后进入市法院,担任过市政法委书记,市人大主任等职。
三毛插队回城后在铜陵有色公司工作。后下海经商,据说赚了一些钱。三毛诚信不错,也很聪明,家人在铜陵又有影响,能够经商挣钱十分正常。回铜陵时,多次与三毛聚会,三毛也主动埋单,其乐融融场面留下美好的回味。
小丁,1959年出生,在几位知青中年龄最小。父亲是铜陵市委天井湖宾馆工作人员。曾多次到他家,其父母热情好客,给人春风扑面,为人纯朴实在,也都有很好的品德风范。印象中小丁数理化基础不错,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考大学。回城后小丁在铜陵物资系统工作。回铜陵多次见面,在一起吃饭喝酒,但未能深谈,后续情况了解不多。其妹考取大学后留在北京,也有过几次接触。
当事人腊梅。大概是2018年,笔者退休后,在村主任、我曾经教过的学生陪同下,回生产队去见40多年没有见面的腊梅,表达些许歉意。此时腊梅已接近80 岁,子孙满堂,身体硬朗。以后又结婚嫁给了一位裁缝。并生育子女。我在插队期间,她已经生育了4个子女,也就是说,她一生至少生育了5个以上子女。这次见面,她十分高兴。并介绍此时正在首都师范大学读本科的外孙女让我们认识。一大家人生活幸福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