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式”代表规定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式”，是样态、属性、特色、优势的统一，是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质的规定性，由根本的质、质的展开、质的要求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式”的量的规定性，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发展进程、成就积累、影响范围等方面。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属于实体规定，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还进一步拓展了关系规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近代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推进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等不同视域，对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作出延伸把握。

关 键 词：中国式现代化/“式”的内涵/质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关系规定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个结合’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24&ZD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商志晓，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26年第20263期 第1-18页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以及中国现代化追求、中国现代化探索、中国现代化实践等表述，既紧密联系又有所区别。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一经提出，就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取得了总括性、统领性的地位，发挥着统领、牵引相关称谓与表达的作用。概念称谓以话语表达的形式反映客观存在着的社会现实，标识着实际发生着的历史进程。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进行凝练揭示和系统阐发，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中的“中国式”这一叙事表达，因其揭示我国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对我国现代化作出鲜明标注而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式”的内涵是什么，“式”的规定性①如何，“中国式”的价值何在，如何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中“式”的意蕴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深化理解、深入探析。

一、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式”及其基本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式”是一种样态、范式，凝结为一种规定性。这里的“式”具有多重内涵。

1.“式”是规定性

事物都是有规定性的，事物都应当且需要被规定。规定性是事物“是其所是”的根据，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属性与特征，也是我们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出发点与立足点。若没有规定性，万事万物就没有了差异，多姿多彩的世界就失去了生机。“人是类存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②是人的本性，这是马克思对人的规定，指明人之为人的根本，区分了人与物品、人与动物的不同。山高水深，草长莺飞，既是对事物的描述，也是对事物的规定。规定即肯定，指认事物是它自身，是“是”，是“有”，是“存在”。同时，规定也是否定，指认事物不是“规定”之外的东西；对事物予以否定性的“规定”，表征为“不是”“非”或“无”。这意味着，为了区别于他者，事物往往通过其对立面来比照；人们为了确认“是”或“不是”，往往依据事物的对立面来认知事物。如用“方”区别“圆”，用“近在咫尺”说明“天涯海角”，用“黑暗”来映衬“光明”等。是故，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借用斯宾诺莎所言“一切规定都是否定”来阐释质的规定性，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③。黑格尔将任何规定性都必然通过其对立面获得存在意义之精神，贯通于他所建立的哲学体系中，强调“应当有的东西既有，同时又没有”④。

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作出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⑤。恩格斯强调，事物由肯定到否定，“是自然界、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对规定性内蕴的“是”或“不是”两个层面仅作肯定或否定的单向度理解，对事物的认知难免会走向机械论，出现片面化；唯有将这两个层面联通起来，使之在同一思维通道中有机结合、互为衬托，才能辩证地理解并科学把握规定性的内蕴。这要求我们，在对事物作肯定理解的同时，也需要进行否定的理解；要看到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否定本身即肯定。在这一问题上，唯物辩证法给予我们正确把握规定性的科学方法，让我们能够联结而不是割裂蕴含在规定性中的肯定与否定两种思维向度。

规定是必需的，规定性是普遍的。现代化需要被规定，现代化需要被赋予规定性，否则各国家各地区的现代化就是毫无差别的同一，这既不合乎实际，更无益于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的现代化，它势必具有中华民族的特征；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现代化，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势必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⑦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由来、现实条件、发展环境、实践演进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且独特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既是对其样态、属性的肯定与彰显，又是使其区别于其他现代化的标注与宣示。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论述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一系列准确、严谨的规定，使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定性以内容清晰、界限分明的风格昭示于世。中国式现代化以一个“式”字，凸显我国现代化的新式样、新面貌，强化我国现代化的新蕴涵、新禀赋，使现代化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跃然纸上，使现代化的中国智慧、中国创造充分彰显。由此，中国式现代化“式”的基本内涵也就愈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2.“式”的基本内涵

“式”，简洁凝练，寓意深邃。现代化的中国“式”，集样貌、形态、特征、范式、规制于一身，具有多重意蕴和多种内涵，表征着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怎么样、如何呈现等基本规定。

第一，“式”是式样、样态。现代化的式样、样态，是现代化表现出的外在状态，是现代化呈现于人的感官印象。当我们看到任何一个物体，其长短高低、结构形态、色调风格、空间关联等特征会先给予我们一种基本印象，让我们产生对其的基础认知。约翰·洛克提出“样态观念”一说，以“简单样态”(simple modes)与“混合样态”(mixed modes)两类范畴，对人类认知结构进行经验主义的分析，强调两类样态均依附于实体存在，并指出复杂观念“都是由各种简单观念复合而成的”⑧。在此基础上，斯宾诺莎进一步探讨了实体与样态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样态是“实体的分殊”，附属于实体，实体则是独立的，“按其本性必先于它的分殊”⑨。可见对事物外在样态的关注是必要的，是必不可少的。式样、样态表征为事物的现象，展现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人们把握并理解事物的起点和基础。我们认识现代化，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从掌握其式样、了解其样态开始，否则就背离了基本事实、脱离了事物的基本状况。中国式现代化受制于人口构成、区域资源、地缘禀赋等基本国情，由经济条件、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价值立场等因素决定，其式样是独特的，样态是唯一的。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须从把握独特式样、唯一样态开始。

第二，“式”是本性、属性。在中国“式”的表达中，不只包含中国式现代化的式样、样态，更蕴含深一层面的本性、属性。“式”中有本性、有属性。本性、属性是进入到事物的内里，触及事物内在关联、内里性状的，对事物更深入、更进一步的规定。我们既要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式样、样态去把握其本性、属性，又要在不同意义、不同地位上对这两个层面予以必要区分。这是因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⑩。对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认识，我们不能满足于获得对它的表面认知，更要挖掘出它在更深层面的意蕴。正如毛泽东所要求的那样，“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11)。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中国“式”的，主要是由其本性、属性所决定的。在“式”的规定性中，昭示本质的规定，揭示必然联系的规定，处于主导地位，具有标识意义。

第三，“式”是特色、特征。现代化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是一般与个别的结合。在一个国家推进的现代化，其可贵之处在于形成自己的特色，其立足之基在于彰显独有的特征。“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12)个性中包含着共性，个性标注着共性。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使用过“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并以“小康”“小康之家”称之，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13)。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其中的“特色”与“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式”是在确认现代化共性的基础上，着力凸显中国独有的特色与特征。“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设计、价值定向、特色形成及其对策实施等，由于受着中国人特定素质与属性的规定，因而不能不带有浓厚的‘中国式’特征和人格倾向。”(15)

第四，“式”是优长、优势。在中国“式”现代化表达中，“式”具有优长、优势的意蕴。相对于西方现代化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后来者、赶超者。然而，通过体制建构和制度变革，中国式现代化逐渐显现出其内在的长处和优秀的品质。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6)，但因其以资本为驱动、以物质利益为目标，深陷“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使贪欲竞争成为“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致使“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17)。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西方现代化进程越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越加剧，种种危机时时爆发。不同于西方基于资本逻辑并以“资本至上”为原则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展现出愈加鲜明的优长与优势。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8)。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19)，“中国道路走得对、行得通”，“既是独具特色的，又是独具优势的”(20)。

二、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质的规定性

事物是质与量的统一，事物的规定性包括质、量两个方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式”及其规定性，需要从质、量两个方面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是质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及其有机统一。

1.“式”的质的规定性

作为反映事物之间相互区别的一对范畴，质与量是人们考察事物、思考问题的起始内容，也是贯穿整个认知进程的思维支点。亚里士多德对前人的认识进行总结，提出质、量范畴。他认为，质是指“本体的差异”，是“事物在动变中所起的质变与动变差异”；量是众(多少)、度(大小)等，是事物“可区分为二或更多的组成部分”(21)。黑格尔比较完整地论述了质、量及其关系，把质看作存在的规定性，把量视为同质事物间的差别。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中，“有”将自身建立起三种规定。一是“作为规定性”的“质”，二是“作为被扬弃了的规定性，即：大小，量”，三是“作为从质方面规定了的量，即：尺度”，尺度是“质与量相互规定的关系”(22)。应当说，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对质与量范畴的论述及对二者辩证联结的揭示最为深刻。

立足唯物辩证法立场，科学阐明事物的质、量及其辩证统一关系，使之上升为事物演进规律，成为人们思考观察事物，特别是思考观察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正确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着的不是质，而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限多的质的物”，“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它们都是可以量度和可以认识的”；“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23)，“没有有关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24)。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趋势，“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25)。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科学揭示质、量的规定性，正确阐发质与量互相联结、互相作用的联系，深刻论述质与量的互变、转化及其运动规律，给予我们深刻把握事物规定性的科学思维与辩证方法，对我们深化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定性予以思想指导和方法引领。

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质的规定性，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何种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的规定性，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怎样的本质与属性、何种特征与优势的规定性，回答的是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的问题，是我们通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进入何种境界与未来前景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质的规定性，一方面来自中国式现代化自身，是中国式现代化内部固有的本质规定，有此“本质规定”即为中国式现代化，舍此“本质规定”即非中国式现代化，界限分明，没有含混、模糊的余地；另一方面来自与其他现代化的比较，是同他者相比照而映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这种在比较中被衬托出的质的规定性，并非由对方所给予，其根源还在自身。因此，我们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质的规定性，要返回自身，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内部固有的本质。

事物的质不是单一的，事物的本质规定是多样的。恩格斯认为，事物“具有无限多的质”(26)。列宁指出，“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深化的无限过程”，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27)的过程。人的认识的不断开拓，根源于对象的本质深藏内里，根源于对象的本质的多样性与分层级。人的认识因探究事物本质而不断深化。事物本质的初级、二级之分，事物质的规定性的浅层、深层之别，对我们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质、把握“式”的质的规定性，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质的规定性，含有根本的质、质的展开、质的要求等几个基本层面。

2.质的规定性的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根本的质，即本质。“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8)，“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29)。“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30)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1)，“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3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昭示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质的根本规定。其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33)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就能激发强劲动力、凝聚磅礴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就能确保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已经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而有助于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宗旨和历史使命，有效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升级换代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有效应对现代化建设当中的许多难题和风险，有效规避现代化进程当中许多可能的陷阱。”(34)其二，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时开启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35)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功并走向未来的唯一正确道路。其三，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36)。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发展的决定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不是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分别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社会基础和价值立场，这三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缺一不可。坚持党的领导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由谁掌舵的核心主导问题，坚持社会主义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的立足基础、社会条件和现实道路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的依靠力量、根本目的和价值指向问题。没有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就会失去主心骨和定盘星；背弃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就会改旗易帜、迷失方向；偏离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就没有了价值遵循和动力源泉。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来说，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和以人民为中心最根本、最关键。唯此三者的紧密联系与有机统一，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本质”，才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质”的规定性的整体呈现。

第二个层面是质的展开，即本质的丰富。质的展开由根本的质所决定，是本质的丰富和具体化，是对本质的进一步诠释与完善。党的二十大报告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并在此意义上对“式”的质的规定性作出深入阐发。其一，人口规模巨大。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人口数量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更具有“质”的规定意义。“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变为质的区别”(37)。人口规模巨大既表征基本国情，又标示主体力量，更涉及先前未遇的“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实践路径。解决好一个人口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国家推进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经验可资参照，必须走一条未曾有过的现代化之路。其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以人民为中心密切相连。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通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来体现。可以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最有力诠释。“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务必推进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务必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历史实践告诉我们，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既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必须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共同发展和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要把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有机结合，既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又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其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古人强调“天人合一”，马克思把自然视为“人的无机的身体”(38)，恩格斯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39)，这启示我们必须树立起“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40)的基本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41)。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将协调发展的要求贯通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着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恰是中国式现代化健康发展所要求的。其五，走和平发展道路。我国不走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因为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也曾深受其害。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我们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同时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相对于根本的质，质的展开表现为原则遵循，趋向于实践运行。如果说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质的核心内容，那么，上述五个方面的展开则是对质的核心内容的延伸。同时我们要看到，根本的质和质的展开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二者的紧密联系与融通互动是更为根本的。比之本质中的三大支柱，质的展开内容更为丰富，也相对具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质的规定性，须将根本的质与质的展开结合起来，在质的规定性体系中区分层级、鉴识价值，既抓要害、抓关键，又抓全面、抓整体。

第三个层面是质的要求，即本质的需要。由根本的质所决定、从根本的质与质的展开进行拓展，形成于践行和操作领域的一系列原则性要求，即为质的要求、本质的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作出系统阐发，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42)。本质要求是一个整体，分为准则遵从、建设要领、目标谋求三个层面。其中，准则遵从指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从根本的质转义而来，是坚守本质的必然要求；建设要领指的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从根本的质和质的展开转义而来，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任务的凝练表达与重点揭示；目标谋求指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根本的质、质的展开所要达到的成就，是就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全球影响作出的现实性判断、预期性阐释和规划性定位。

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质的规定性，以根本的质、质的展开、质的要求三个层面，构成一个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质”的逻辑架构，助益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有机体之本性、属性的系统把握。质的规定性，是“定性的”，是“管总、管根本的”(43)。以质取胜，乃长久之基石。中国式现代化如此之“式”、如此之“质”，使其能立足于现代化的制高点上，显现出内在的独特优势；此“式”此“质”的进一步凸显，已经并将进一步使中国式现代化充满旺盛的创造力与生命力。

三、中国式现代化“式”的量的规定性

中国式现代化“式”的量的规定性与质的规定性紧密联结，同样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量的规定性以质的规定性为基础，既是对事物质的认识的深化，又是把握事物由质到量、由量到质的重要环节。

1.“式”的量的规定性

量的规定性是从事物的等级、规模和程度上鉴别对象，是对事物的数量、大小、状态、进展等可量化方面的描述，侧重于事物的外在表现和可度量特征。一个物体的重量、长度、面积等，都属于量的规定性。如果说事物的质指向相同性、统一性，那么量所表现的是同质事物之间的关系，指向差异性、区别性。同质的事物之间的差殊，依靠量的规定性予以区分。马克思认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是不同商品的共同性，而通过对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进行量的区别和比较，人们才能按照量的比例进行商品交换。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也总是由事物的质开始，“质是最初的、直接的规定性”(44)；然后再去比较量的不同，“量不是别的，只是扬弃了的质”(45)。对于现实存在的事物而言，质与量不可分割、同存共在，质与量同等重要、不可偏倚。

中国式现代化“式”的量的规定性，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在规模、指标、效能等方面的规定性，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处于什么阶段、身处何种位置以及进展程度怎样等方面的规定性，回答的是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在时间、空间和发展速度方面可量化、能测度的基本情况，昭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以数值、定量指标呈现出的现实面貌和整体状态。中国式现代化“式”的量的规定性，紧扣现代化实际，反映现代化进程，描述现代化的表现，其量的测度与数值结果均来源于现代化本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哲学编”中指出：“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46)这表明，要从两方面来理解量的规定性的意义。一方面，量的规定性告诉我们，事物处在什么状态，事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要做到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47)一方面，量的规定性要求我们时刻注意量的进展，把握好质、量统一的度。凡事不能过犹不及，需要掌握好节奏、踩准点，既不能拖沓延迟，也不能冒进蛮干。

2.量的规定性的主要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件大事业，凝结在“式”中的量的规定性是多层面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揭示并阐发中国式现代化诸多量的方面的内容，就人口规模、发展进程、成就积累、影响范围等，对中国式现代化“式”的量的规定性予以精准概括和系统归纳。

一是人口数量：一个庞大的群体。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是为人的现代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我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年末我国人口为140828万人(48)。14亿多人口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面对的最大现实。放眼世界，目前已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有20多个，总人口10亿左右。人口规模巨大，虽然能够为现代化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超大规模市场，但也会带来一系列远超想象的难题和挑战。一方面，立足庞大的人口基数推进现代化建设，助益我们凝聚和调动全社会全体民众力量，逐步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助益我们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49)，为世界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另一方面，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也使我们面对人类历史上未曾遇到过的艰巨任务，光是解决吃饭问题就着实不易，更何况还有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问题，每一项都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何况我们还要应对在前进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如人口出生率降低、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等。

从量的规定性看，中国式现代化还面临广袤的国土面积、种类多样的地理面貌、众多的少数民族、参差不齐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淡水资源总量和人均占比相对偏低等情况。这些从属于现代化条件、环境的内容，即便对现代化建设不能起到决定性影响，也是现代化量的规定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是发展进程：时跨百年。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基础上，因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而启程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50)“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时间上对现代化发展进程作出了量的规定。

从发端启程到未来目标完成，中国式现代化一路走来，“式”的样态由微到显、由立到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朝向“四个现代化”目标努力，“式”样微弱，呈“式”微状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式”样已显，呈“式”著状态；从党的十八大到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式”样已立，处于“式”立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中国式现代化朝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进，“式”样将达，必能进入“式”达境界。中国式现代化由“式”微到“式”显、由“式”立到“式”达，时序上的阶段呈现与一脉联通，标示出中国式现代化深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三是成就积累：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同时是现代化成就不断积累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站了起来，但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毛泽东曾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51)中国式现代化在这样一种艰苦的境地中起步，靠新社会、新制度、新道路的优势，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取得一系列新的成就，如成功研发原子弹和氢弹、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开发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等。新中国在极其薄弱的经济基础上坚持自力更生，以世所罕见的速度发展，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到1978年增加至3679亿元。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迎难而上，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驶上快车道。我们以思想解放为引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制度创新为动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到2000年突破10万亿元、2006年达20万亿元、2010年超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达53.9万亿元，较1978年增长145倍。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在科学谋划中持续健康发展，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34.9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8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6300美元增至2024年的12681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再创新高，经初步核算已达140.2万亿元。

中国式现代化取得非凡成就，表明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展示出中国式现代化强大的活力、韧性和创造力。这种量的变化、量的积累、量的大幅度跃升，以最有力、最鲜明的方式，确证着中国式现代化“式”的独特、“式”的动能。成就积累之量，映现现代化品质之优，展露现代化贡献之大，预示着中国式现代化拥有美好前景。

四是影响范围：由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式现代化一路推进，影响范围愈来愈大，受关注程度愈来愈高。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式现代化因为起点低、进展慢、探索路程曲折，其影响还不足的话，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对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已愈来愈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深刻的历史变化、巨大的实践成就、非凡的时代创新，使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影响和牵引作用由中国走向世界，由区域辐射全球，由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速拓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与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内在深刻的。在国内，现代化的意识与责任深入人心，实现现代化的理念与信念深深刻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灵深处，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全民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自愿的行动。在国际上，中国式现代化正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联结在一起，以中国的“稳”与“进”，为世界创造出新的“利”与“机”。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52)

四、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的拓展

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在质的规定、量的规定及其统一中，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出来。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基础、最根本的规定，是我们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如若把质的规定、量的规定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体规定的话，另有一系列与中国式现代化发生联系、从某一角度诠释中国式现代化而形成的规定，可视为关系规定。关系规定是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的拓展，是拓展了的规定性。

1.实体规定与关系规定

作为一个庞大的有机体，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实体”存在(由质、量构架而成)，而且是“关系”存在(身处诸多“关系”联结之中)。在思想史上，实体与属性、实体与关系是具有对应性、相关性的一组范畴。亚里士多德关注实体，认为事物的属性、关系、数量及各种规定性等都以某种方式依赖于实体。他在《形而上学》中指出：“‘什么’明显地应为‘是’的基本命意，‘什么’指示着事物之本体。”(53)在康德看来，人的思维活动是对“存有”形成规定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基底是实体。“一切实在的东西、即一切属于物之实存的东西的基底，就是实体，一切属于存有的东西都只有作为它身上的规定才能被思维。”(54)马克思主义吸取此前关于实体认识的合理因素，将实体指向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又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认为“形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55)。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还强调物质、实体在关系中存在、在关系中被认识的必然性，凸显物质及其关系的重要性：“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56)，基于此，“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57)。

在关系层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实体是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有实体才有关系，实体在，关系才在；同时，关系对实体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关系表达实体并映现实体。实体规定为本、为根，关系规定为线、为网；关系规定依附于实体规定，对实体规定起着诠释、补充作用。实体规定与关系规定既有所不同又紧密相关。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因其实体具有丰富性、厚重性、创造性和创新性，我们必须首先观其质、观其量、观质与量的统一。进一步，我们还要观其历史由来、联通要素、作用对象、辐射功能等关系层面的内容。如果把实体规定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体性规定、内涵式规定、基础性规定、根据性规定、绝对性规定的话，那么，与此相对应、相联系的关系规定，可看作拓展性规定、外延式规定、关联性规定、条件性规定、相对性规定。这样一来，在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身上，我们既获得了质的规定与量的规定，同时还在本体性规定与拓展性规定、内涵式规定与外延式规定、基础性规定与关联性规定、根据性规定与条件性规定、绝对性规定与相对性规定的联结中，得以拓宽视野、提升境界，在更多方面、更多层级、更多蕴含中，立体化地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全方位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2.关系规定的诸多层面

从与中国式现代化发生紧密联系、构成衔接关系或对应关系的意义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式”的关系规定，主要来自与中国历史文化、科学理论本质的联通，来自对现代化模式的比较、对文明形态的创新创造。

其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承续和鲜明彰显。作为“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赓续古老文明”，而非“消灭古老文明”，必然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58)。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由中国式现代化承续于今。“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59)中国式现代化以其历史渊源厚重、文化博大精深，彰显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内在精髓，肩负着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使命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6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开启和高歌猛进，获得了最为坚实、最为丰厚的传承基础，其当代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联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被赋予传承历史文化、赓续中华文明的时代责任，获得了创造文化新形态、更新文明新内涵的基本规定。

其二，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进程的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连续性基础上的伟大实践飞跃。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追求，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前一个时期，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及随后开展的洋务运动，贯通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被动的不自主的时期，是未能获得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的社会条件和现实基础的时期，实质上是现代化的条件创设时期和为主体性地位奋争的时期，可谓“现代化在中国”。后一个时期，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是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自主的创造时期，是我们在获得推进现代化的社会条件和现实基础以来，由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真正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的时期，本质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由探索而腾飞的时期，可谓“中国在现代化”。这两个大的时期前后相继、一脉联通，又存在着阶段上、性质上的根本区别，在成效、影响上呈现巨大差异。中国式现代化在保持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与实践连续性的基础上，实现了历史实践的全方位提升和巨大跃迁，这是一种质的飞跃。

其三，从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重大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追求与探索创设了社会条件、开辟了争取主体性地位的前进方向、提供了正确路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推进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取得成功，走进世界现代化前列。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给予中国式现代化以科学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往无前，诠释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伟力。中国式现代化走过的辉煌历程、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产生的深远影响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场域，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发展的强大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不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推进”(61)。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实践成果、制度成果、道路成果，同时也是思想成果、理论成果、文化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有机统一。

其四，从提供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62)。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后来者、追赶者。在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的传统认知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独辟蹊径，探索发展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取得了远比西方现代化更为突出的成就，创造出更加符合人类进步要求的实践路径。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以自己的实践智慧，为全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建立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因其无法克服“骨子里的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63)，其弊端已是愈益明显。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新方式，无疑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超越。超越西方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内容的应有之义。

其五，从推进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现代化发挥了重要引领和促进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深化推进，不仅为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而且在愈来愈广的范围、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助力全球发展、助力世界文明进步。“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而“文明是文化实体”(64)。中国式现代化携中华文化从历史深处走来，闪烁着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光辉，以尊重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姿态，倡导并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倡导并重视文明的传承和创新，倡导并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展现出高远的境界和博大的胸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之必要内涵。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质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的统一，标注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优秀品格、持久动能和超凡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的拓展，在关系规定的诸多层面，进一步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由来、联通要素、作用对象、辐射功能等基本要义；中国式现代化“式”的实体规定与关系规定辩证统一，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完备体系和整体面貌，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境界。中国式现代化的“式”是独特的、具体的，同时又蕴含着现代化的共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的、中华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全人类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显著成就、创新经验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施惠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的凝练揭示和系统阐发，从基础切入看主要是一种理论功夫，是认识上的分析和归纳，但其实践指导意义、操作导向功能却是十分明晰的，有助于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守本质、锚定道路、把握变局，有助于我们在实践行动中既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又能立足当下、踏实做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式”，凝结着中国与现代化的统一，融会了样态、特色、优势、规制、范式之丰富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在历史进程、现实境况和时代需要中形成，在史实贯通、社会营造、主体追求中铸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式”，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与本文在一定语境下所用的“式”的规定性、“中国式”的规定性、中国“式”的规定性，是同义的。“式”的规定性、“中国式”的规定性、中国“式”的规定性、中国式现代化“式”的规定性，从根本上说，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定性。对“式”的阐发，本质上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规定性的论述。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501、162页。

③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6页。

④黑格尔：《逻辑学》(上)，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8、546页。

⑦李秀林、李淮春、陈晏清等主编：《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4页。

⑧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0页。

⑨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年，第5、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5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9页。

(12)《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7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15)李秀林、李淮春、陈晏清等主编：《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156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240页。

(19)《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65页。

(2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41页。

(2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06、105页。

(22)黑格尔：《逻辑学》(上)，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6、6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7、46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4页。

(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7页。

(27)《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1页。

(2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页。

(29)《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228页。

(30)《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228页。

(31)《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232页。

(3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页。

(33)《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228页。

(34)吴忠民：《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35)《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230-231页。

(36)《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370-37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8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页。

(40)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49页。

(41)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0页。

(4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0页。

(43)《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228页。

(44)黑格尔：《逻辑学》(上)，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92页。

(45)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1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47)《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42页。

(48)全国人口是指我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gfffy08c5374834c24c26s6fxf5w66fnb06x9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49)《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231页。

(5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页。

(51)《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52)《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589页。

(53)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28页。

(5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0-131页。

(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2页。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58)《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459页。

(59)《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458页。

(6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3页。

(61)《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228页。

(6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页。

(63)《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235页。

(6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9、23页。

原文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

[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3]《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

[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5]李秀林、李淮春、陈晏清等主编：《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