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6年第6期“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栏目
［摘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亟须构建与之相适配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彰显出其历史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有机统一的方法论特质，能够为破除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层局限、探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存在事实与价值二元割裂、普遍主义遮蔽历史特殊性、知识与权力共生共谋等深层局限，导致其在解释中国独特实践时屡屡失效，甚至产生误导。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入挖掘并充分激活“历史科学”的方法论资源，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文明深厚根基阐释中国道路，在回应时代重大课题中坚定理论自主，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键词］“历史科学”；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知识生产与时代命运的内在关联，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基本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年来，我国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涌现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理论成果。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将西方的问题语境、概念工具和价值预设嵌入自身研究的现象。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配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不是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进行局部调整，也不是简单地用中国材料填充既有的西方框架，而是需要回到知识体系构建的方法论根基，开展系统性、根本性的反思和重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蕴含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构建的一般原则，为基于特定历史现实确立相应的研究方法提供了重要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2018年，第25页）。这恰恰指向的是将历史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有机统一的“历史科学”。当前，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亟待深入挖掘并充分激活“历史科学”的方法论资源，从根本上确立一种既独立于西方学术范式，又深度扎根中国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唯有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厘清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边界，打破西方学术话语的垄断格局，方能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深度融合、相互促进，进而为构建真正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关切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筑牢坚实的理论根基。
一 历史科学：历史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的有机统一
“历史科学”（die Wissenschaft der Geschichte）并非西方学科分化语境下单纯研究过往事件的学科，而是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研究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页）这一论断绝非否定自然科学，而是旨在超越近代形而上学以来主体与客体、自然与历史、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二元对立。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聚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历史科学”的思想内涵，为无产阶级解放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然而，纵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与体系构建历程，“历史科学”不仅未能获得足够重视，反而受到“第二国际”的机械论误读，以及现代学科建制和实证主义研究路径的分化与肢解。近年来，中国学界围绕“历史科学”展开了广泛探讨，其历史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有机统一的方法论特质日益凸显。要把握“历史科学”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发挥其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回溯历史、回归经典，避免陷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宣扬的所谓“价值无涉”“普遍规律”“永恒真理”等意识形态话语的窠臼。
对“历史科学”的思考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发展的全过程。历史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有机统一的方法论特质，集中且鲜明地体现在“历史科学”的具体总体性思维、历史有限性视野、科学真理性追求等方面。
首先，具体总体性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历史科学”时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同上，第516页）在他们看来，脱离人的实践、被抽象理解的自然界，对人而言是“无”；现实的自然界始终是经由人的实践活动中介、进入人类历史进程的“人化的自然界”（同上，第191页）。这意味着，自然史与人类史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相互包含、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实践的历史总体。具体总体性思维，正是要以“思想具体总体”科学地再现并综合这一“现实具体总体”。在自然史与人类史相统一的意义上，马克思明确反对过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从“理性”“自我意识”“经济人”等抽象实体出发来解释社会现象，认为“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页），主张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正是由这些内容构成的“现实具体总体”。这里的“具体”，并非感性直观，而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上，第25页），是在科学分析中不断揭示和重构的社会关系之内在关联。通过将自然与社会的互动视为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有力驳斥了将自然史归为自然科学、将人类史归为社会科学的割裂做法。《资本论》正是运用具体总体性思维的典范：马克思通过不断分析、综合经济范畴的概念规定性，科学地再现了从商品、货币到资本，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到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现实具体总体”，逐层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
其次，历史有限性视野。“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密切关联但又有着本质区别。恩格斯指出：“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03页）在“历史哲学”的解释框架中，历史的发展被理解为某种“理念”或“普遍理性”的展开，具体的社会关系被置于从属地位。如此一来，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再源于现实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而被归结为外在于历史进程的抽象原则。与之相反，“历史科学”不从历史之外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专注于历史本身，基于当下社会结构回溯和理解过去，并承认这种认知始终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9页），意味着对历史的考察必须站在“现代”的高度展开“从后思索”，即基于当下的社会结构和知识水平去理解和重构过去。马克思不断回溯历史的目的在于，从人类社会历史之“总体”出发，聚焦资本主义社会之“具体”，进而明确当下时代的历史方位，构建能够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即“思想具体总体”。依托历史有限性视野，“历史科学家知道自身基于当代现实而回溯过往时所受的各种条件和结构的制约，因而不会自以为可以达到对过去历史进程及其真相、目的等的透明认知和完全理解”（郗戈，第27页）。可见，历史有限性视野构成“从后思索”的认识论前提；而“从后思索”则基于“历史科学”的有限性视野，通过回溯过去以锚定当下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这种对自身所处历史坐标的有限性自觉，既避免了将历史解释为“普遍理性”的必然展开，也防止了将复杂历史过程还原为线性的因果链条，从而在方法论意义上将“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区别开来。
最后，科学真理性追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规定了“历史科学”的现实任务，即深入研究被意识形态曲解或忽略的“人类史”。他们注意到，在自然史、自然科学之外，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认识长期受到特定阶段意识形态的统治，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历史的一个方面被错误地置于总体性地位，特定时代的历史意识被包装为历史的一般规律。为扭转这一局面，马克思、恩格斯将研究焦点从“观念的运动”转向“现实的人的活动”，试图使历史研究摆脱意识形态的遮蔽，回归对社会基础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探索之中。在与各种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后，马克思将研究重心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具体而科学的剖析，“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其‘历史科学’臻于成熟”（王南湜，2016年，第5页）。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紧密结合，马克思进一步强化了历史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的内在联系，为“历史科学”奠定了坚实的现实经验基础。“历史科学”所追求的科学真理，并非所谓“价值无涉”的客观描述，而是以历史性为基础的批判的、革命的科学。更为关键的是，“历史科学”始终强调历史特殊性，坚决反对将特定对象的特殊规律普遍化为一般规律，如马克思反对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这样做会给他“过多的荣誉”，也会给他“过多的侮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6页）从根本上讲，“历史科学”是要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与现代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并在此过程中探寻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
“历史科学”曾在西方产生过重要影响，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知识生产和体系构建过程中逐渐偏离了“历史科学”奠定的方法基础，从“改变世界”退守到“解释世界”。“历史科学”的具体总体性遭到学科界限的割裂，其有限性自觉被对社会规律的自然化认识取代，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科学真理的追求被对社会现实的经验解释所遮蔽。因此，面对当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暴露出的深层局限，亟须在“历史科学”视域下对其进行审视和批判。
二 “历史科学”视域下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层局限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界凭借其系统化、专业化的知识生产模式，逐步构建起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相适配的话语霸权。但在“历史科学”视域下对其进行审视，不难发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存在事实与价值二元割裂、普遍主义遮蔽历史特殊性、知识与权力共生共谋等相互关联的深层局限。这些局限并非源于某一学派、某一学者或某一观点的偏颇，而是由其赖以建立的历史前提与方法论基础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严重制约了其解释非西方世界尤其中国实践的效力。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奠基于两大思想传统。其一是以孔德（A.Comte）、斯宾塞（H.Spencer）等学者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传统。该传统主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共享一套发现客观规律的方法论，强调观察、实验与验证。如孔德所言：“人类智慧便放弃追求绝对知识（那只适宜于人类的童年阶段），而把力量放在从此迅速发展起来的真实观察领域，这是真正能被接受而且切合实际需要的各门学识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孔德，第9页）其二是以文德尔班（W.Windelband）、李凯尔特（H.Rickert）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传统。该传统严格区分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与社会科学（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由此引发了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持久论争。李凯尔特认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一切现象皆是个别的、不重复的，因而不存在任何规律性，“历史概念，亦即就其特殊性和单一性而言的一次发生事件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和普遍规律概念处于形式的对立之中”（李凯尔特，第17页）。
19世纪末20世纪初，韦伯（M.Weber）试图对这两大思想传统进行综合与超越。他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等文章中详细阐述了“理想类型”（Idealtyp）方法与“价值无涉”（Wertfreiheit）原则，旨在既保证社会研究的客观性，又承认其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本质差异。（参见韦伯，第1—69、151—205页）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重心逐渐由欧洲转向美国。美国学者帕森斯（T.Parsons）通过译介韦伯等欧洲思想家的著述，将他们的思想整合为一个强调系统、均衡的宏大理论体系。但实际上，帕森斯只是选择性地利用了韦伯思想中有助于构建其宏大行动理论和系统理论的部分，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韦伯思想原有的理论取向。（参见Lottholz and Lemay-Hébert, p.1471）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因高度契合冷战时期美西方谋求全球领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需要，通过大学体系、学术期刊、基金会等制度性力量迅速传播，被塑造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准模型”，进而确立了全球范围内的知识霸权。这条从韦伯到帕森斯的西方知识体系构建进路，与“历史科学”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在历史中探寻内在矛盾与动力的路径截然不同。前者倾向于将既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自然化、永恒化，后者则致力于揭示这一秩序的历史有限性与内在超越性。基于这一根本分歧，“历史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批判性剖析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视域，使我们得以洞察其事实与价值二元割裂、普遍主义遮蔽历史特殊性、知识与权力共生共谋等深层局限。
首先，事实与价值二元割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特征在于，坚持事实与价值的严格二分。这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进行经验分析和理论建构时，必须悬置个人价值判断，以确保研究的客观性。然而，这种二分思维使西方知识生产方式产生割裂。无论研究问题的选择，还是研究意义的确立，均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体现相应的“价值关联”。韦伯提出“理想类型”，将其作为分析工具，认为“那些支配一个时代的人们、亦即散布在他们之中而起作用的‘观念’本身，只要其中涉及任何较为复杂的观念结构，就只能以理想类型的形态被我们用精确的概念所把握”（韦伯，第52页）。但实际上，这一分析工具本身就属于主观的理论建构。研究者在建构过程中对现实进行的“剪裁”和“抽象”，必然体现其特定的价值立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所谓对“价值无涉”的追求，本质上是对自身特定价值前提的掩盖。例如，“资本主义精神”“科层制”等“理想类型”，本身就蕴含着西方现代性的预设。当这些基于特定资本主义现实的“理想类型”被当作普遍适用的分析工具时，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这也解释了为何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等著述中，对东方社会未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分析，始终无法得到非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广泛认同。
“历史科学”坚持事实与价值在历史实践中的辩证统一。“历史科学”认为，任何对“事实”的选取和认知，都受到认知者的历史处境和价值立场的制约，不存在纯粹中立、等待被发现的“社会事实”。“历史科学”的科学性不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去价值化的描述与抽象，而在于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特殊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由此预见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判断人类解放的正确道路。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正是通过揭示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关系，将价值批判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面对20世纪初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呈现出的强烈实证化、碎片化倾向，卢卡奇（G.Lukács）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一书的开篇设问“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卢卡奇，第49页）。他深刻认识到激活“历史科学”方法论资源的必要性，重新强调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作为总体的历史”（同上，第240页），以突破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的二律背反。但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受限于学院化的学术体制与冷战意识形态的挤压，未能有效建立与实证主义相抗衡的方法论基础与知识体系。
其次，普遍主义遮蔽历史特殊性。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预设了对现实进行经验观察和证实的普遍有效性，倾向于将其概念、模型和理论推向超历史的普遍主义维度。然而，这一普遍主义追求往往伴随着“不合理的抽象”。它将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范畴（“原子化的个人”“自由市场”“形式民主”等），从其得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中剥离出来，并将其提升为超历史的、永恒的人类社会“自然本性”。于是，起源于欧洲特定地域的现代化，被包装成所有国家都必须经历的、单一线性的“普遍历史”，即便这种现代化使“一切与资本增殖无关的东西，都受到了资本的破坏”（王学典，第18页）。可见，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导向的是一种超历史的先验普遍逻辑，其研究结论的一般性与研究基础的历史性、特殊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
在现实效应层面，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普遍主义追求抑制了非西方社会发展的多元可能性。基于结构功能主义构建起来的“现代化理论”，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发展模式确立为唯一的、标准的现代化模板，将非西方社会定位为待改造、待启蒙的传统社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被理解为向所谓“现代标准”靠拢的目的论式进化过程。随着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发达”社会的种种特征，“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开始认为他们自己是低等的、欠发达的、无知的，开始怀疑自身文化的价值，反过来决定效忠于理性与进步的旗帜；以至于最终，发展的成果混淆了人们的视听，人们没有意识到，发展似乎一直无法兑现许下的承诺”（埃斯科瓦尔，第59页）。“现代化理论”通过将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困境归咎于自身的野蛮或惰性，而非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为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提供了合法性辩护。其结果是，强制或变相强制地将非西方国家纳入资本主义扩张的世界体系之中，扼杀了这些国家对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的自主探索。
“历史科学”的历史有限性视野，为破除抽象的普遍主义遮蔽、回归对历史规律和社会发展道路的具体理解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它坚持任何社会发展规律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规律，尤其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法则绝不等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范畴视为“历史规定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3页），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有限性。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而言，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将西方理论直接套用于中国实践的企图，要深刻认识到，中国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社会主义的制度以及超大规模国家的现实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不是逐条验证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标榜的“普遍规律”在当下的失语失效，而是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构建自主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蕴含自身特殊性、对人类共同问题具有启发意义的知识和智慧。
最后，知识与权力共生共谋。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最具隐蔽性的局限，在于它与权力之间形成结构性共谋，其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支配。作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建构和维护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角色。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0页）统治阶级不仅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将自身的特殊利益表述为社会的普遍利益，并赋予其思想“普遍性形式”。因此，那些看似普遍真理的、占统治地位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不过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同上，第552页）。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证化、普遍化倾向，最终指向的正是意识形态的支配权力。福柯（M.Foucault）的知识权力理论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时，我相信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这种权力的机制分析对象（社会、人，及其他），把它作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所以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福柯，第26页）在福柯看来，权力不仅是压制性的，更是生产性的，权力生产知识，知识巩固和扩大权力。任何一种权力的行使，都需要相应的知识体系来论证、指导和合理化；反之，任何一种被宣称为“真理”的知识，都会催生并强化相应的权力关系，界定何谓正常与合理，从而排斥不符合其标准的社会现象和关系。
西方知识生产本质上是西方资产阶级维系全球不平等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工具。回顾近代西方殖民扩张的历史，其人类学、社会学等知识常常服务于殖民统治。这些研究将西方社会描绘为“文明”的顶峰，而将殖民地社会标签化为“野蛮”“原始”或“传统”，从而为殖民主义的“文明开化使命”提供正当理由。在当代，知识与权力共生共谋则表现为一种柔性的规训权力。各种基于西方标准的“民主指数”“自由指数”“营商环境报告”等，通过量化和排名，将非西方国家置于被审视、被评判的位置，影响国际舆论、资本流向乃至政策制定。这些看似客观的评估工具，实质上是以西方特定历史阶段的经验为标准，对非西方社会进行去语境化、去特殊性的审视与评判，从而巩固了西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霸权与支配合法性。以“历史科学”方法论指导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是简单地拒绝西方话语霸权，更重要的是对西方知识体系进行谱系学考察，揭露其与西方经济、政治、文化权力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知识生产应被具体地置于历史之中看待，将被视为权威的意识形态还原为可被分析、被批判的历史产物。唯有如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摆脱西方意识形态的无形枷锁，在揭示现实历史规律的过程中，真正实现知识的自主与解放。
三 “历史科学”方法论助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识。其核心在于实现方法论层面的自觉自主，将“历史科学”方法论贯穿于新时代知识生产的全过程。具体而言，“历史科学”的具体总体性思维确立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现实对象与思维方式；历史有限性视野明晰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主体视角与历史方位；科学真理性追求凸显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立场与价值旨归。同时，还需要在“历史科学”视域下审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层局限，从而进一步明确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路径。这要求我们必须摆脱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徒状态”，扎根中国大地、研究中国问题、构建中国理论，努力从世界学术的“跟跑者”“注释者”，转变为平等的“对话者”乃至未来的“引领者”。
首先，立足具体总体性思维，于中国大地深耕学问。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源于其与生动实践的深度对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习近平，2016年，第2页）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倾向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实，以“去主体化”的实证观察来探寻社会规律，导致事实与价值二元割裂。而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有历史是因为人有历史，“关于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根本上是“一门科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4页）“历史科学”提供了一套迥异于“韦伯—帕森斯”传统的、具有自身总体性的思维方法，有力破除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二元割裂以及普遍主义倾向。唯有在方法论根基上，将中国现实视为主客观统一、具有自身历史特殊性的整体，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范畴、理论和话语体系。
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哲学社会科学，必然是综合的、整体的。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具体总体性思维，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中汲取养分，将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把握，在不断回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事实与价值、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当前，已有学者深刻意识到，以西方的“眼镜”观照中国，这样“看到”的“中国”只能是西方学术想象和构造出来的“中国”，而非真实、立体、发展的中国。（参见崔唯航，第9页）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面对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政治道路和历史文化等现实国情时，常常因生搬硬套而陷入解释力不足和理论失语的困境。这种因差异性引发的认知困境，极易导致将中国的发展成就简单归结为“特殊例外”。相较于单纯的理论套用，这种因无力理解而诉诸意识形态预设的污名化，是更为深层和尖锐的问题。与西方现代化往往将社会发展实证主义化的倾向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关注经济增长和物质改善，还强调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指向社会发展的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参见丰子义，第190页）要建立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必须深深扎根于丰富具体的中国实际。唯有如此，知识生产才能摆脱对西方理论框架的依附，真正揭示孤立现象背后的复杂社会结构，把握整体发展中的动态趋势。当前，我们应着力对“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根植于中国实践的核心概念进行体系化学理化阐释，推动其从政治话语发展为具有强大现实解释力的学术范畴，从而不断充实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宝库。
其次，秉持历史有限性视野，于文明传承中开拓新境。自主知识体系的厚度，植根于其对自身历史连续性的深刻自觉，因此必须贯通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书写中华文明的时代新篇。长期以来，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将西方发展道路设定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唯一路径，视西方文明为“驯化野蛮、推广文明”的现实力量，进而将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状态当作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应然追求。这种模式本质上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与资产阶级社会理论普遍主义化，并自诩掌握了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以此对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肆意评判。然而，现实历史是无数个体、阶级、偶然事件和结构性力量复杂互动的产物，远非单一线性的决定论所能完整涵盖。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预设了“价值无涉”的观察者视角，认为研究者能够超然于历史之外。但实际上，研究者本身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从原因推导结果时，往往不自觉地将在特定历史中被塑造，并被包装为“主流”“标准”的西方社会现实，误认为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从而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单化、目的论化。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知识体系构建而言，无疑是有害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第1版）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必须将其置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宏大背景中考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历史科学”方法论在当代中国最生动、最深刻的理论表达与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坚持“两个结合”，意味着对中国现实的理论思考必须立足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实践，意味着任何理论的应用和知识体系的构建，都必须同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命运和文化基因相结合，融入中华文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进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参见习近平，2023年，第2—4页）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意义上的“复兴”，其强调集体主义、注重和谐稳定、追求天下大同等特质，均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一以贯之的精神基因。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需要在“历史科学”的历史有限性视野中加以准确把握。应自觉运用“从后思索”的方法，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和阐释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奋斗历程，为继往开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历史文化支撑。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构建历史的客观性、连续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树立贯通古今、洞察大势的“大历史观”，反对任何割裂历史、否定传统、抹黑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和坚定的文化自信。
最后，贯彻科学真理性追求，于时代浪潮中塑造自主意识。自主知识体系的高度，体现在其面向未来、引领时代的理论勇气和思想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参见习近平，2016年，第16页）在融通这三方面资源的基础上，必须强化科学真理性追求，在批判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塑造属于当代中国的自主意识。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是一个从实践基础、学科逻辑到理论体系逐层推进、逐步展开的过程。一要构建中国实践与中国知识相对于西方的自主性，彻底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确立中国实践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之源的核心地位。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治理经验和发展模式，不应只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单向审视的对象，而应成为具有自身历史特殊性的自主理论的现实基础。二要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自主性，捍卫社会历史研究的独特逻辑，反对盲目套用自然科学的实证化、模型化方法。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理解意义、阐释价值、批判现实、塑造未来的独特使命，必须在方法论层面保持其对社会历史复杂性的解释能力。三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相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导向性作用，使其在承担理论宣传、资政育人等功能的基础上，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核心范式、基本概念和价值引领，进而在全球错综复杂的思想格局中形成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同上，第12页）“历史科学”所追求的科学真理性，从来不是超脱于人与社会之外的抽象教条，而是旨在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与现代社会的特殊规律，最终服务于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任务，在于确立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导向的时代自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走出象牙塔，深入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从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将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转化为重要学术议题。只有将“解释世界”的学术探索与“改变世界”的实践追求紧密结合，以扎实的学理分析破除西方话语的霸权叙事，以科学的理论建构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价值引领力和理论指导力，从而完成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习近平，2022年，第43—44页）“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指出：“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第92页）这充分表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与中国式现代化紧密相连、同频共振的伟大事业。“历史科学”以其恢宏的历史视野、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坚定的实践导向，为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它要求我们摒弃对西方理论的盲从状态，以具备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主体姿态，直面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是一项以扎实学术回答时代命题的工作，在“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指引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必将构建起扎根中国大地、契合时代精神的自主知识体系，真正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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