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区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究竟何为重要的苏区研究”这个主题，有必要在学界关于克服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引申。就史料而言，只有那些对理解中共党史具有总体史意义的文献才可谓特别重要，苏区史史料亦如是。政治史在苏区研究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其研究的重心毫无疑问是苏区政治史及与其密不可分的军事史和组织史。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既要关注比较在苏区研究中的重要性，也应注意从原始文献中“发现”概念。对“五湖四海”进行政治地理学的、观风察势的研究，亦是苏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总之，为了克服碎片化问题、从总体史的角度来把握苏区革命史，学界需要多方努力，不断创新。

关键词：苏区研究；党史研究；碎片化；革命史

作者简介：应星，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北京  100084）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2025年自主科研计划项目“中共革命的现代性问题与社会学自主知识的创新”

笔者在《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6期发表了《究竟何为重要的中共党史研究？——“碎片化”问题再思考》一文（以下简称“拙文”），就克服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碎片化”提出了5个问题。苏区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拙文所论自然也涵括了苏区研究。不过，还有一些想法尚未在文中展开。值此《苏区研究》创刊十周年之际，笔者不揣冒昧，围绕“究竟何为重要的苏区研究”这个主题，对拙文再略加引申，以此表达对《苏区研究》的祝贺之意。

第一问：什么是特别重要的苏区史史料？

拙文已经提出，在新发现或正在整理的党史文献中，只有那些对理解中共党史具有总体史意义的文献才可谓特别重要。下文以苏区史为例加以说明。《苏区研究》2016年发表的毛泽东1930年4月在赣西南苏区写就的《仁风山调查及其附近》就属于此类文献。该文献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它是新发现的毛泽东的著作，更在于它有助于更好地从总体上理解毛泽东的思想。极其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独具特色的工作作风，是中共独创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1930年5月，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反对本本主义，若离开调查研究，就会产生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这实际上提出了中共革命的正当性既不是来自于莫斯科和上海亭子间的上级领导机关，也不是来自于书斋，而是来自于中共革命的第一线的思想。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造了两种独特的理论：一种是关于中共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另一种是关于基层调查研究的理论。《调查工作》是毛泽东关于调查工作的典范性文本。而《仁风山调查及其附近》与《调查工作》以及《寻乌调查》均是在1930年写出来的。现存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文本几乎都是关于农村的调查，而《仁风山调查及其附近》是他目前罕见的对工矿业的调查。《仁风山调查及其附近》是《寻乌调查》的前奏，《调查工作》则是这两个调查的理论总结。因此，新发现的这个文献，对于深入理解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以及调查工作在毛泽东思想中的核心地位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问：为什么政治史在苏区研究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拙文已经提出，政治支配着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政治史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具有总体性、引领性的地位。下文以苏区政治史的重要性加以说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革命的中心任务与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战争改变一切。”毛泽东在这段话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概念——“造党”。在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恽代英。1924年，他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强调了帮助国民党造就一个最有力量的革命政党的重要性。而毛泽东所说的“造党”与恽代英所述有两个关键的不同。首先，毛泽东所说的“造党”指的是造共产党而非国民党；更重要的是，他强调的是在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共以枪杆子来造党和造政权。也就是说，红色军队是造党的主体，是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主要的组织形式。1944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认为：“大革命失败以前，党的组织都是处在半公开或公开的状态。大革命失败后，……当时的建党问题，在白区是如何把公开半公开的党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是如何以武装来建党的问题。”周恩来虽然没有提出“造党”的说法，但他明确了在1927年前后建党的重要区别。如果我们把1921—1927年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早期的话，那么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的就是一条以枪造党、又以党领军的独特革命道路。而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十年历史，正是奠定造党方向并形成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十年，是通过造军队和造党进而造一切的历史开端。就此而言，苏区史研究的重心毫无疑问就是苏区政治史及与其密不可分的军事史和组织史。

第三问：为什么比较在苏区研究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拙文已经分析了比较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所具有的特别的重要性。下文以一个例子来说明比较在苏区研究中的应用。苏区时期，中共中央由共产国际领导，中共地方组织和主力军由中共中央领导，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但人们容易忽略一点：在交通、通讯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在被敌人四面分割包围的根据地中，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要对地方实现有效的领导，一个关键的枢纽是派出特派员。中共中央对于共产国际来说，中共地方组织和主力红军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其治党领军若要具有合法性，就必须听命于作为上级化身的特派员或巡视员（本文不对这两种身份或作为上级代表的其他身份细加辨析，将其统称为“特派员”）。特派员虽然带着上级的文件和指示精神到下面来传达和监督执行，但他们是活人而不是机器。人是有历史的，也是有性格的，这就使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的这种连接枢纽产生了很大的个体性差异。我们需要比较这些特派员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才能深入理解革命根据地和地方党组织实际运作的机制和效果。赣西南苏区时期，江西省委特派员张怀万（原名“张幄筹”，亦化名“江汉波”）与中央特派员潘心源（又名“潘心元”，化名“彭清泉”）之间的意见分歧就给苏区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而毛泽东在领导朱毛红军创建井冈山、赣西南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期，特别重视做上级特派员的工作，以争取他们在政策上对他的支持。但能否做通特派员的工作，取决于诸多复杂的因素，而做通与否的效果则影响巨大。被毛泽东成功做通工作的是中共长江局特派员周以栗，遂有罗坊会议的成功召开，并由此确定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未被毛泽东做通工作的有三例：一是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遂有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初期被意外地开除了党籍，红四军前委被解散，井冈山根据地遭遇了“三月失败”；二是中央特派员刘安恭，遂有“朱毛之争”的白热化，红四军七大上的纷争；三是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遂有在“富田事变”处理上的意见分歧。被毛泽东部分做通工作、部分未做通工作的也有三例：一是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他先听从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又改变观点，遂有井冈山根据地的“八月失败”；二是中央特派员涂振农，他和毛泽东在改编主力红军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而毛泽东权宜性地接受了他所传达的要求主力红军进攻长沙、吉安、南昌和九江的指示，遂有后来一系列军内党内争议；三是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他在“富田事变”的处理上支持了毛泽东的立场，却又因土地革命政策和“进攻路线”等问题对毛泽东有所不满，遂有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对毛泽东的错误批评。毛泽东具有独特的革命思想和领导风格，他一方面从来不盲从任何上级，另一方面又并不自行其是。要把握好这两者的平衡，其关键就在对特派员的争取上。毛泽东通过大力对特派员做工作，使其独特的见解和意见被上级代表所接受，从而被赋予合法性。如果他暂时没能获得这种合法性，那他宁愿先退一步，慢慢等待时机再去贯彻自己的意见。正如俾斯麦所说的：“政治家自己无法创造任何事物。他必须等待，直至听到上帝的脚步穿过重重事件，然后一跃而起，抓住上帝的衣角。”简言之，比较毛泽东与上级各种特派员之间的关系，是研究中央苏区史中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第四问：究竟借鉴什么样的理论对苏区研究是重要的？

拙文已经提出，从党史原始文献中“发现”概念是社会理论生产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是“见山还是山”意境的体现。下文以苏区史的研究来举例说明。笔者曾经在借鉴孔飞力用以描绘晚清政治巨变的经典概念——“地方军事化”的基础上，将毛泽东在井冈山、赣西南和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称之为开创了“军事地方化”的进程，即以正规化的、职业化的、政治化的军事武装为基础，在有红色力量的地方逐步扩展，扶持地方红色军事力量的成长，并推动地方政治秩序的重构，实现政治军事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合流。“军事地方化”是一种概念的“发明”，也是社会科学界常见的理论生产方式。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采用概念的“发现”方式。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曾经提出了“波浪式推进”的说法，1930年初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概念——“伴着发展”：“伴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再促进他去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效果，即“在一定时间，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地区，同时即深入这一地区，是很有效力的工作方法”。当然，中央苏区史的专家早就意识到了“伴着发展”在毛泽东的苏区革命实践中的重要性。然而，我们需要结合毛泽东早年对社会革命和再造基层社会的高度重视，才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这个概念的特殊重要性。毛泽东率军到井冈山后所提出的红军与根据地“伴着发展”的思想，固然是因应各种实际需要、特别是战事需要提出来的，但与他早年对改造底层社会的问题关怀是直接相关的。正如他1920年9月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中所强调的：“凡物没有基础，必定立脚不住。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要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同年10月，他在《反对统一》一文中又提出：“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堵〈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堵〈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毛泽东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特别是在1919—1920年间，就高度重视将底层的民众联合起来，以小联合作为大联合的基础，以建设小中国作为建设大中国的根基。而苏区时期出现的“伴着发展”思想，不仅是红军的生存和扩大模式，更是毛泽东重构基层社会、实现社会革命的理想所系。这也是毛泽东与创建各地红色根据地的其他革命领袖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尽管“伴着发展”对中央苏区史研究的学者来说已是非常熟悉的概念，但如果把它放到毛泽东一生的政治思想历程中去观照，我们又可以对此有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这种不用社会科学理论术语来表达的“发现”，本身就是理论的生产。正如笔者曾强调过的，在田野研究中“讲故事”的“讲”，最要害的是一种理论功夫，而不是一种实证功夫，更不是一种修辞功夫。

第五问：苏区研究为什么亟需“观风察势”的研究？

拙文已经提出在党史研究中亟需“观风察势”的研究。也就是说，党史研究不能仅仅追求“实”，还要学会“虚”，学会追寻在社会实在背后的某种氛围、风向、气候和时潮。在“实”与“虚”之间，在“事”与“风”之间，在“入”与“出”之间，辗转腾挪，伸缩有度，方能达致理想的史学境界。我们仍以苏区史来举例说明。

各苏区的早期领袖及其骨干多系中小知识分子出身，这对其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那些经历过大学教育或有留洋经历的人，他们的身份认同往往是超地方性的。而就仅接受过中等或初等教育的苏区革命者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有较浓厚的地方主义情结。他们最初是通过同乡、同学、家族、姻亲、族群或社团等线索来发展中共党团组织、发动武装暴动、创建红色军队的。尽管在这些线索中有时也包括了家族和姻亲，不过总的来说，他们的地域认同远重于家族认同。他们背叛其非无产阶级的家庭出身易，而超越地方意识实难。

著名史家霍布斯鲍姆在论述欧洲民族主义时指出：“贵族或大资本家，通常都不会对语言民族主义感兴趣；而工人或农人，也不太会受到语言民族主义影响。……最易受官方书写语言影响者，首推社会地位普通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包括借由从事非体力劳动行业而提升其社会地位的低中阶级，受过教育显然是这个阶级的主要特色。……在创造出一群方言中产阶级的同时，随之而来的语言进展，却加深了下层中产阶级的自卑感，他们对自身的地位深感不安，充满怨恨，于是新兴民族主义遂对他们充满吸引力。……这个阶层的人们，对其自身的社会地位及对自我定义皆深感不安，他们痛苦地被夹在两个阶层中间：一边是从不质疑、劳苦终日的下层民众，另一边则为根本毋须质疑即可安稳度日的上层与中上层阶级。于是他们只得借助所谓的民族独特性或优越性来安定自己，也因此他们才会对外来的威胁特别过敏，从而与好战民族主义两相携手。”上引文字虽然说的是欧洲下层中产阶级与民族主义思想之间的亲和性，但对理解中小知识分子出身的苏区革命者常见的地方意识，也甚具启发性。

当这些革命者决定参加革命后，往往就较坚决地割断了与原生家庭的血缘纽带，将其自然身体寄寓在由其党团介绍人所开启大门的中共组织中，由其政治身体组成了革命大家庭。然而，党组织并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完全一体的。他们所认同的首先是“这一个”党组织——属于我这个地方的，或与入党介绍人同在的地方。这种地域认同具有本能的排外性。如果这种排外性发展到较极端的地步，那就可能酿成革命队伍内部的纷争事件。在井冈山根据地出现的土客之争，在鄂豫皖根据地出现的鄂东北与豫东南之争，在西北根据地出现的陕北与陕甘之争，均是明显的例证。

共产党以四海为家，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地方主义的存在无疑使共产党的这种理想为私人纽带所侵蚀，这是党终究不能容忍的。那么，苏区革命者的这种地域认同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打破呢？

首先，中共在中央和省一级的领袖人物大多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他们很早就在天南海北求学，在五湖四海干革命，他们身上罕有地方主义的烙印。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青少年时期对湖南有很深地域认同的领袖，在他领军上井冈山后，也基于敌我力量的对比，刻意避免把红军带回湖南去。这是他和那些来自湘南、上了井冈山吵着要回湘南、终致“八月失败”的官兵截然不同的地方。

其次，那些有跨地方经历而回到本地工作的干部对地方利益的认同程度是较低的。他们有了较长时间在外地求学或工作的经历，进入过一个更大的空间，受此空间的新文化力量的影响，并参加了中共革命。当他们再回到本地时，往往就具有了超地方的理想追求和处事风格，成为超地方性的领袖。诸如赣西的李文林、赣南的陈奇涵和闽西的邓子恢都是这样的典型人物。地方干部的经历和见闻越广博，其现代意识就越强，乡土共同体意识也就越弱。

最后，那些土生土长、未曾出外学习或工作过的本地干部尽管刚开始本能地具有较强的地域认同，但在他们加入党组织和革命军队后，随着日常的组织生活和思想训练的开展，随着间或的组织重组和纪律整肃的进行，随着上级外派干部的不断增加，随着革命流动性的愈来愈高以及阶级话语的反复灌输，他们的地域认同的色彩也会逐渐褪去。

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这一个革命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革命是一个大熔炉，终将融化各种山头主义和地域认同。但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异常艰辛曲折的。因此，对“五湖四海”进行政治地理学的、观风察势的研究，是苏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总的来说，为了克服碎片化问题、从总体史的角度来把握苏区革命史，学界需要多方努力，不断创新。《苏区研究》创刊十年来，在这个方向上作了重要的推进。愿《苏区研究》未来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