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科学作为天职”在中国——韦伯视角下的现代中国知识场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 次 更新时间:2022-11-24 11:29:53

进入专题: 韦伯   中国知识场域  

应星 (进入专栏)  

   韦伯在他1917年的著名演讲中,开篇就谈到了科学作为“天职”(Beruf)在物质意义上的含义——科学作为一种职业。这种区分与他两年后在“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中的一个区分是一致的:“为”政治生存(live“for”politics)与“靠”政治生存(live“from”politics)。不过,在政治领域的这种区分并不特别明显,就像政治家所追求的权力的神圣精神(Holy Spirit)或荣誉(Glory)与政客所追求的虚荣(vanity)有时只有一步之遥一般。(1)而在科学领域,这种区分比较明显,因为学者生涯体现出更强的自律性而非他律性。学者外在的职位、荣誉与内在的价值时常是错位的,按照韦伯的话来说,这不过是一场“疯狂的赌博”,两者的相合不过是一种运气而已。(2)所以,韦伯在对作为职业的科学做了简略的讨论后,很快就将重点转向讨论学者生活的内在条件。我们也因此容易忽略韦伯这些简略讨论的意义。其实,韦伯对科学作为职业的论述自有其重要的意义。职业化是现代学者与古代学者的重要差别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学者所谓的“安身立命”,必先有外在的安身,而后才有内在的立命。安身环境对大多数学者的精神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只为自己的天职而活着的学者是寥寥无几的。年轻学者往往在刚开始走上学术道路时满腔热情,一旦受挫则易生怨艾甚至无法承受。他们之所以缺乏承受力就是因为对自己的学术处境缺乏清醒的认识。韦伯在演讲开篇这部分的讨论体现出来的精神正是他在演讲后面所谈到的科学最重要的一个功用:清明。(3)尽管清明并不能帮助年轻人征服运气,却能使他们面对不利的处境时更加从容平和。

  

   那么,韦伯是如何引导年轻人来认识德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呢?他主要是通过对比德国与美国的学术体系,强调了德国学术体系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他早在1894年就曾专门比较过美国的大学和德国的大学,那时他强调的重点是美国大学的竞争性对具有地方自治传统的德国大学的冲击。(4)而在1917年的演讲中,韦伯将此洞察进一步发展成一个核心概念:“经营”。他认为德国的大学正在趋向美国化。而所谓“美国化”的含义是指:其一,手工工匠式的科学研究正在转向大规模人力及资金投入、合作与产出的大工厂般的科学研究;其二,“身份制支配”(5)的大学自治体制正在转向官僚化的大学体制;其三,本着个人爱好的研究正在转向严格专业化的研究;其四,年轻学者在教学与研究上的时间张力、在教学评价上的民主化与学术研究的贵族化之间的张力更加强化。这几点使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围绕专业而经营的职业。相对韦伯早期的思想,他在1917年对德国教育体系的转型的态度更加复杂。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所表达的是对“狭隘的专家没有头脑”的深切忧虑(6);而在现在这篇演讲中,韦伯所强调的是“科学已经踏入了一个前所未知的专业化阶段”,“一个人只有在严格的专业化情况下,他才能确实体会到,自己在科学领域里获得了某种真正完善的成就”(7)。在1894年的文章中,韦伯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美国大学“活跃的股票市场模式的那种危险性”,他将高度官僚化的所谓“阿尔特霍夫体制”直斥为“对德国未来的学者有直接的带有腐蚀性质的影响力”(8);而在现在这篇演讲中,他承认“和所有资本主义的经营,同时也是官僚化经营中的情形一样,这一发展趋势在技术上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9)。不过,有一个思想是贯穿韦伯一生的:即在日益理性化和理智化的时代里,在大学必须正视官僚化、产业化的冲击时,如何捍卫学术的自由和学者的尊严。正如上山安敏所指出的,在韦伯的大学论中,“‘大学的官僚制’是一根纵线,而‘学术自由’是一根横线,这两根线是始终交织在一起的。他要我们理解管理体制与思想自由会在非常紧张的关系中‘同居’”(10)。德国教育体系的转型给年轻学者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他们应该对这种不确定性有充分的认识,在官僚化、市场化的高压下怀揣着学术自由的梦想挣扎前行,既不让厄运瞬间击倒,也不为顺境沾沾自喜。

  

   “作为我们的同时代人”(11),韦伯对科学作为职业的论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简略地追溯一下韦伯演讲百年以来中国学术处境的丕变。

  

   韦伯演讲发表的1917年,正值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时刻。如果说韦伯所述的德国与美国教育体系的差别或多或少具有学术古今之变的意味的话,那么,对当时的中国学术处境来说,在古今之变以外,还有一个更为特别、影响也更为深远的因素:中西之别。虽然说18世纪江南考证学派的兴起已经揭开了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职业化的序幕(12),但是,中国传统学术真正的巨变还是从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的。这个巨变是在晚清经世自强之风席卷、西学东渐之潮涌来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学术的旨趣开始从“通人之学”转向专门之学,学术分科开始从“四部”(经、史、子、集)之学转向“七科”(文、理、法、商、医、农、工)之学。(13)与此同时,科举制度从改革到骤然废止,新式学堂从初试到遍立,一个新的教育场域在世纪之交逐渐兴起,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从传统的士绅阶层脱胎而出。(14)到民国初年,有两个事件标志着中国学术巨变第一阶段的终结。第一件事是王国维1911年发表《〈国学丛刊〉序》:“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15)这意味着中国学术思潮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调和论开始走向以科学为鹄的的中西会通论。第二件事是1912年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在1903年张之洞的“八科分学”和王国维的分科方案基础上最后形成了“七科之学”方案,并取消了经学。(16)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学术分科在制度上的最后确立。然而,作为知识分子主要寄身地的大学此时还处于新旧的过渡时期,在大学作为一名教师意味着什么,还缺乏明晰的标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视为中国学术巨变第二阶段的开始,因为是蔡元培把追求高深学术确立为大学的宗旨。北京大学在他治下以全新的人才吸纳机制、学术创新体制和学术自治精神奠定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学术社会”的基础。(17)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所开创的“学术社会”的参照系并不是美国而是德国。如果说韦伯在演讲中心情复杂地提出了德国大学在某种程度走向美国化的问题的话,那么,在蔡元培心中却是把洪堡式的德国大学理念作为新北大精神的圭臬。(18)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中是完全不存在“经营”概念的。他上任伊始把商科和工科这种与“经营”理念最接近的学科从北大裁撤出去,就是一个明证。1928年10月,曾深受蔡元培教育思想感召,也深深受益于德国学术思想的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期发表了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谈到现代学术已从个人孤立的研究走向依靠团体的“集众的研究”。(19)“集众的研究”也成为傅斯年创办史语所的基本理念。当时曾有人批评傅斯年的做法是“资本家”的做法。(20)傅斯年的“集众”虽然的确强调用集团的力量去搜寻史料,并在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和殷墟挖掘上取得了突出成果(21),但是,“集众”与韦伯演讲中的“经营”仍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强调的主要是国家大规模投资、“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大型企业化的运作方式。而无论是傅斯年本人,还是他的那些史语所同事,都更像韦伯笔下德国老派教授的风格。(22)

  

   此外,韦伯所说的德国大学美国化的另一层含义,即“身份型支配”的大学自治体制正在转向官僚化的大学体制,这在蔡元培所开创的“学术社会”也正好被倒置过来了。因为在中国仕学合一的传统影响下,北大在蔡元培整顿前具有较浓厚的衙门气息。而蔡元培整顿北大的一个主要方向恰恰是要切断大学与政治的直接通道,塑造独立于政治干预的学术自治场域。因此,德国式的“身份型支配”的大学自治体制正是蔡元培努力办学的方向。而这种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效。到1931年,陈寅恪已有这样的评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23)

  

   不过,韦伯演讲中提及的学术专业化问题,倒是成为蔡元培整顿北大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中国传统学者具有“学无定业”的特点,绝大多数无法把学术作为一种职业,学术更多是一种闲散的爱好。而蔡元培到北大后开创的大学新风,使“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24),学术真正成为一种以专业技艺谋生的职业。这种专业技艺也成为教师职业行使某种特别的“管辖权”的基础。(25)以史学为例,1919年蔡元培在北大废门改系,中国史学门改为史学系,并在学院化的体制下逐渐强化了专业史家的评核和认证;而以现代解喻传统意味的整理国故运动最终不免走上被学术分科体系消亡的命运,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国学正式为现代学科体制所取代,史学的专业化也终告确立。(26)

  

   尽管蔡元培领衔的“学术社会”在创造“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环境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存在着两种张力。一种是对纯学术的追求与通过思想和学术来为中国政治奠定非政治的基础的追求之间的张力,另一种是通过“新学术”来挽救国运与通过“新主义”来改造社会之间的张力。这两者最后汇聚成了学问与主义的张力,并造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界的分裂乃至后者压倒前者的困境。(27)然而,在诸多曾追求纯学术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发生巨变后多有彷徨、迷惘或转向时,陈寅恪终其一生却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其“不古不今之学”通今博古,以其“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会通中西。(28)他后来虽居新时潮的边缘,却仍具有标杆性意义。正是在这点上,陈寅恪与韦伯对学术自由的守护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当代学术的复兴是随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大潮而出现的。这是继清末民初之后中国学术环境的第二次巨变。这次巨变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1978年到1995年前后,第二个阶段自1995年前后一直延续至今。这两个阶段的运转逻辑虽然在持续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有一定的延续性,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而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第一个阶段,科学作为职业在中国社会,既不是对民国学术环境的复归,也未表现出韦伯所说的“美国化”特点,而是呈现出由拨乱反正、新旧交替而产生的过渡性。这种过渡性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首先,学者的清贫自守。在改革初期,教育领域并不是重点,教育改革的步伐远远落后于城乡经济改革。大学教师在整个80年代的收入增长非常缓慢,住房极其紧张,职称晋升名额稀少、竞争激烈,教师内部的阶层分化并不明显。当时甚至流行诸如“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类的说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些状况虽有所缓解,但问题仍然很突出。有不少熬不住清贫的人就选择了“下海”或“出国”,而那些留在学校的多是不忘初心、坚守清贫的人。

  

其次,思想的非专业化。1978年以来,大学专业不断扩张,许多原来被取消的社会科学专业(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都陆续得到了恢复。不过,那个阶段学者的思想并不具有较强的专业化特点,而是体现出较强的现实关怀、较深的启蒙意识和较宽的文明视野。这是因为这些大多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学者社会阅历丰富,经验直觉敏锐,问题意识明确,富于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对宏观问题的关怀远胜于对细节问题的论证,对经验问题的兴趣常常压过对理论概念的深究;他们长于思想议题的开拓而短于学术传统的传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应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韦伯   中国知识场域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界动态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8304.html
文章来源: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德]马克斯·韦伯等著 李猛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0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