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为《费加罗报》撰写《六八年革命的弃儿》一文的克洛德•雅克玛尔大约是一位“革命儿戏”论者。他称法国六八年五月事件为“革命”，又对当年“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后来不再“革命”、沉溺于庸常生活大加揶揄，给他们取了个颇具反讽意味的名字：“革命的弃儿”。仿佛他们今日的安分守己已经证明昔日的革命不过是一场儿戏。文章饶有趣味，颇多沧桑之感。巴黎的中文报纸《欧洲时报》曾转译过它，兹根据我保存的剪报转录如下：
英雄们疲倦了，脸无愧色地承认自己已劳累疲竭。六八年运动中的风云人物“红丹尼”——丹尼尔•科纳—潘迪（又译科恩—邦迪）就是其中之一。这位脑中装的思想和头上长的头发一般红的英雄，今天已是一位四十一岁的中年人（当年他驰骋街垒时二十三岁），目前侨居法兰克福，从事写作并为一家报纸审核稿件，“积极参加德国的政治生活”。昔日之集体主义精神已为今天的个人主义及家庭小康安乐所代替。思想和言词再也激不起陶醉人的巨浪，倒是地方风味的醇酒和乡间漫步小憩更能引动心弦……最近，丹尼尔•科纳—潘迪为法国电视三台拟播出的几部系列影片之事，又与当年法国和国外极左派的头面人物邂逅聚集。六八年五月运动的革命者，征服巴黎大学的胡子学生，阿姆斯特丹喧嚣的挑衅人和受美国校园骚乱启示应运而生的预言家，大部分都成了和善安静的老爷们，收敛了当年空话连篇、叱咤风云的风采，整日价地加入了“地铁——生计——休息”三部曲的大合唱。“红丹尼”回忆起当年，说到：“我们在一起有过一段激动人心和令人苦恼的经历。”
阿比•霍夫曼是美国人。一张狭长的瘦脸，目光中含 蕴着某种灵感。1968年，他创立“嬉皮士”运动，想以此让青年们关心政治，“进行斗争”，来到了芝加哥。不久，他就被迫转入地下，逃避中央情报局的追缉。霍夫曼成了拜里•弗里德大夫，积极投入了保护圣洛伦河流的反环境污染运动。今日再睹其风姿，大不同往年，因为无需发号施令，心宽体胖，发福重了十来公斤。他私下承认：“随着年纪的增长，锐气减退了。”
杰里•鲁比曾跟随霍夫曼搞全球革命，是他的小兄弟之一。今天，这位剪着短发、宽下巴的革命过来人扬言：“我现在的目标不是打倒国家，我要成为国家！”鲁比住在纽约一套豪华的住所里。在他达到“朕即天下”的宏愿前，生活井井有条：出门必携带美国信用卡，每天食用维他命胶囊丸，“像爱护革命一样”爱护自己的身体。他声言“左派已没有指
导思想”，对美国登上格林纳达土地干涉拉美事务一事，鲁比很赞成，表示说：“应该防止出现第二个古巴。”
另一员六八年运动的虎将是波比•西尔，黑豹社主席，一个为解放黑人而斗争的一个组织中的一员。波比•西尔被捕锒铛入狱的消息传到法兰克福时，丹尼尔•科纳—潘迪曾为要求释放这位伙伴而示威。当时他自己已被逐出法国国境。“红丹尼”与波比•西尔团聚已是1985年的事了，他们是在美国费城见面的。波比目前主要关心的是写出他的烹调手册。他大 腹便便，一脸福相，家中想必有贤内助。
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曾被造反派占据，他们抽着“烟卷”过瘾，耳旁响着摇滚乐，准备和警察交锋。荷兰造反派向往一个理想的共和国，在那里，柏拉图式的梦境在大麻的香雾缭绕中升华，电吉他金属弦的铮铮拨弄声为它歌唱。在他们的纲领内，有一条规定：“警狗子必须随身携带火柴，以为人们点火。”这一派的一位前领导人最近说：“我不想搞一辈子游行……”
在这一群革命的弃儿里，法国子孙也不乏其人。米歇尔•舍曼曾多次牵连进当时的骚乱。拉丁区的大学生梦想成为工人阶级觉悟形象的代表。目前，米歇尔•舍曼在由一位前“毛分子”塞尔日•米利领导的《解放报》报
社工作，指导思想似乎离傅里叶信徒的距离相当遥远。他一字一句地咀嚼着自己的话，说道：“往警察头上摔街石，我总是有兴趣的。这是一种娱乐。”不过，他现在对《解放报》报社提职提薪那一套等级制度相当适应，知道这份报纸是属于“法国经济界”阵营的。那位卡尔•马克思则已被他毫不留情地、直截了当地抛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至于丹尼尔•科纳—潘迪，他最近对汇集在瓦格姆街，应邀前来观看他制作的电影首场演出的十来个人说道：“如果有人请我在一部片子里扮演警狗子，完全可以嘛！我要在一生里做好几件事情。”他是否准备撬起圣•米歇尔大街的铺路石块再造街垒呢？看来没有这个计划。因为那条街已被铺上了沥青路面，而且，丹尼尔也腾不出时间啦：每星期六他都要去踢足球呢！
的确，时隔十八年，“革命”已经“隐匿”，六八年事件及其引出的部分令传统人士瞪目而视的后果在巴黎人日常生活中只伴随“过来人”内容不同的记忆留下淡淡的印迹：一本红色塑料封皮的法文《毛主席语录》被我的房东老太太漫不经心地撂在顶楼走廊里一个已经用来堆放杂物的小书架上；我偶尔穿“毛式”服装上街，引来了素称“见怪不怪”的巴黎人惊诧的目光；一位刚好是六八年上大学、也曾有过“革命”历史的女士在经历婚变、饱尝“自由职业”的艰辛、过了一长段入不敷出的日子之后，颇有感慨地说：“自由是昂贵的。”还说，不少同龄女士回首往事时深感这一代人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盲目追随萨特和波伏娃是一大错误。某中年学者带着怪笑说出了当年最激进的口号：“用最后一根资本家的肠子吊死最后一个独裁者！”一位老教授则指着巴黎郊外一幢房子对我说：“它曾经是几对男女杂居的住宅，如今听说只有少数人还坚持这种生活方式，而且迁居到北美某些偏僻地方去了。”仿佛六八年事件也随着“杂居”的迁移而成了巴黎土地上的“空宅”。
但事情也有另一面：表面上“口不言人过”的法国知识分子背地里也像雅克玛尔一样，喜欢用当年的“左派”、“右派”、“毛分子”乃至“江青分子”这样的老概念为人划线；非洲留法学生的书架上，仍然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大排马列著作；即使在雅克玛尔轻松愉快地揶揄“革命”的八六年，巴黎人也过得并不轻松：地铁工人几次罢工和“恐怖分子”制造的几次爆炸事件，搅得人心惶惶不安；就在当年深秋，拉丁区的大学生为抗议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又连续几天上街游行，用啤酒瓶与警察“干仗”。一位“文革”年间在北京只配当“红小兵”，没有过上“武斗”瘾的中国留学生“参战”回来，眼睛里闪烁着异样光彩。我事后路过拉丁区，新“丹尼”们悬挂的标语还在瑟瑟秋风中飘荡。这意味着，尽管老“丹尼”们引退了，“还俗”了，社会矛盾并没有隐退，食用不起维他命的人们仍然拒绝“还俗”，或者说“还”不起那个价格昂贵的“俗”。
当然，对于法国文化史、心灵史来说，更重要的是法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与六八年事件结了不解之缘。尽管他们对六八年事件的态度不同,但“盯住”它、思考它，以它为试金石、坐标、动力来检验、校正、驱动自己的学术研究却是一致的。按照美国学者伊•库兹韦尔1980年在《结构主义时代：从莱维—斯特劳斯到福柯》（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中的叙述，使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人格精神发生了深刻变化的那批法国知识分子及其理论都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地与六八年事件相关，或者在“事件”中扮演了不同角色，或者从“事件”中吸取了不同教训。由于事件把激烈的政治现实带到前沿阵地，莱维—斯特劳斯（通译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很快由“中心”退到了“边缘”，促使他重新研究早年所关注的哲学和亲属关系等问题，得出生与死两者是结构主义的基本和最后对立的结论，尽管仍不免“纯粹形而上学”之讥。由于默认苏联指令、严守党的纪律，或者预料到没有战略的“革命”注定要失败，阿尔图塞、列斐伏尔（又译勒菲弗尔）都没有或没有积极参加学生造反运动。但前者关于“认识论的决裂”的理论，后者对资本主义都市化日常生活及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引发学生运动的火种之一。学生们甚至把“认识论的决裂”这个概念与他们通过设置街垒而发动的与官方的“决裂”相比拟。事后，学生败北，阿图塞尔开始对自身哲学进行反省，怀疑自己意在使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唯科学主义批判是否已变成了一种实证主义，一种意识形态。列斐伏尔则接过“革命”提出的“生存空间”问题，开始了关于“劳动与闲暇”等社会条件的研究。一贯反对把需要和欲望放在优先地位、坚持基督教道德的里柯尽管恰好在事件发生的中心楠泰尔学院任教，并满怀以信念和责任感教育学生、进行“道德改革”的使命感，却遭到了学生冷遇。他既反对保守派又反对激进派的“专家”立场使他于1969年升任校长，但于1970年3月又被迫辞职。左派学生公开称他为“老丑角”。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信念始终力图证明萨特的虚无主义是错误的，相信通过唤起对道德和伦理的关心，会影响历史进程。阿兰•图南一直站在学生造反运动一边，把运动看成是检验他社会运动理论的机会。事件过后，很快写出《空想的社会主义：1968年5月的运动》一书，对运动进行分析。尽管图南与列斐伏尔一样，发现学生运动中最好战和直言不讳的那一部分人都没做成什么事情，很少有所建树，反而用强制人的作风对运动造成了破坏，但他始终反对贬低“运动”，为运动的“重要性”辩护。拉康不大关心社会革命只关心他对无意识的解释能否引起精神分析学说的“革命”。但六八年他自己“走上了街头”，表示和反抗一切政治结构和权威的持不同政见的学生站在一起，不知不觉提高了他许诺个性解放的学说的价值，突出了精神分析学的革命潜力，这很可能是1974年左右公众态度突然发生大改变，使精神分析成为“热门”的导因之一。六八年事件促使罗朗•巴尔特（通译罗兰•巴特）学术研究方向发生改变。他发现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崩溃使人对结构主义发生了怀疑，就改变结构主义方法论，抛弃与形式主义的联系，在1973年左右进入了“为了抓住快感、得到极乐，毫无定则地一会儿写些片段，一会儿记点事实，一会儿格言警句，一会儿粗笔勾勒，一会儿明示，一会儿暗喻，一会儿口若悬河，一会儿又巧言试探”，重视“文本快感”的阶段。福柯在事件中是否有所作为，书中没有写，但他此前此后对“权力”和“性史”的研究，恐怕都或多或少影响了“事件”和打上了“事件”的烙印。而如所周知，德里达“解构主义”能产生广泛影响，与“事件”相关；利奥塔参与组织楠泰尔学院新左派师生联盟，撰写大量文章，这段经历无疑为他日后思考知识分子状况，坚决主张反对任何权威，反对“独裁主义人格”提供了参照。
总之，正因为上述知识分子都把“事件”看成是体现了个体、社会、民族生命强度和质量的“价值时间”，能够直面“事件”去总结历史经验，思考生命价值和意义、人与社会等问题，“事件”才没有按照传统思维模式进行庸俗包装凄惨或“隆重”地死去，而是以一种新的精神形态存活在人们心灵深处，正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能死死地抓住“事件”进行不屈不挠的“思维操练”、没遮没拦的理论“表演”和激烈的争辩，才迎来了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人格精神的一次大转换：结束了追求普遍性、根本一致性、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结构主义时代，引入了与“现代”精英意识彻底决裂的“后现代”精神，并让它渗透到当代生活的许多方面。于是，六八年事件就在他们的关怀下成为促进“现代”思潮向“后现代”思潮转换的一个重要契机，成为理解具有法兰西民族特点的“后现代”思潮的重要依据。没有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事件”将永远是杂草丛生的荒原，“天不变，道亦不变”知识背景中的昔日孤坟，可以迅速纳入“正变、盛衰、治乱”范畴因而成为“尽付渔樵笑谈中”的谈资。顶多，成为顶礼膜拜当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雅克玛尔们抒发沧桑之感、显示机智幽默的对象，成为文化投机商人“玩一把”的妓女。
尽管六八年事件以及它所引出的“后现代”文化播种的究竟是“跳蚤”还是“龙种”，六八年事件后法国知识分子退回了“书斋”是好事还是坏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说，但退回“书斋”的学者并没有祭起“回归传统”、“膜拜权威”的招魂幡，用六八年事件以前占主流地位的“现代”观念来消解事件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而是以事件为契机，为人类精神发展提供了新的、启人以思的思想资源，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而，“事件”如何发生，“事件”能获得怎样的价值与意义，都与人是怎样的人、知识分子是怎样的知识分子密切相关。
（载于《天涯》1998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