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45-51页。

在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同20世纪初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但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专心致志的却是一个有共同特点的课题，那就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间，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终将徒劳无益，无济于事。

这种观点与那些强调政治权力、社会条件或经济生产方式的社会收革理论相比，则是强调思想和文化的改革应优先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因为难以找到适当的术语表达，我姑且把它称为“借思思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它所包含的基本信念是，文化改革为其它一切必要变革的基础，进一步设想，实现文化变革——符号、价和信仰体系的改革——的最好途径是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人对宇宙和人生现实所持的整个观点，以及改对宇宙和人生现实之间的关系所持的全部概念，即改变人的世界观。

因为“唯智论”（intellectualistic）这个词与西方哲学论述中理性主义者所探讨的认识论、本体论或伦理学相联系，所以我使用这个词时就颇为踌躇，但又难以找到一个恰当的术语来表达中国前两代知识分子深信思想力量这一特点。如果只用“文化”这个词，又稍嫌不足，因为知识界有些成员无论明言或暗示都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基本思想的收变，是最根本的改变，是其它改革的根源。换言之，他们研究问题的特点是两个层次的改变，第一个层次是改变世界观，而世界观的改变将产生第二个层次，即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变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将会促使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革。

他们深信思想力量还含有另一种预设：知和行之间的密切关系几乎是同一性的关系。这些知识分子默契地，也许是无意识地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通过极有效的段向人民表述他们的信仰，并提出使这些信仰付诸实现的最佳纲领。至于人民，因为他们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自能领悟真理和纲领的益国益民之道，因而也会相应而行。

我们把上述的梗概最好称之为一个基本设定的思想模式（或分析范畴），以便与基本设定的思想或概念有所区別，例如洛克（John Locke）认为人生来就自由平等的白由主义或儒家的人性本善等这类公理性质的思想相区别。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种强调必先进行思想和文化变革然后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变革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

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种纯朴的方法。但正是它的纯朴性才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使他们能在当时中国空前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危机中开创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它是铸造前两代不同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共同基本设定，是一个赋予他们思想特征同一性的少数有明显特点的基本设定之一。但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的团体，这种情况当然不是这样解决问题途径的单一因素所造成的。

在这一章中，我将阐述对本书主题有重要意义的两个论点：第一，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论是受根深蒂固的、其形态为一元论和唯智论思想模式的中国传统文化倾向的影响。它并未受任何西方思想源流的直接影响；社会政治条件对它的形成也不是决定性的，而只是辅助因素。在西方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然而，在思想内容改变、价值观念改变的同时，传统的思想模式依然强有力，风韵犹存，是现代中国前两代知识分子主张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根源，但他们并不一定意识到这种解决问题的观点即溯源于此。在前两代知识分子思想形成的年代，文化界充满着强调心之功能的一元论（monistic）和唯智论观点。第二代知识分子所接受的经典教育在他们心中依然生机勃勃，以致传统的思想模式在他们的思想形成方面还起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他们很多人后来曾对中国传统进行过猛烈抨击。第一代知识分子所受的经典教育更加深厚扎实，而且在很多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造诣。我们可以画出一条贯穿中国前两代知识分子通向传统文化的连续线，确定他们研究问题的连续性。

第二，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有演变成唯智论一整体论思维式（intellectualistic-holistic mode of thinking）的在趋势，即可能把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理解成其形式和性质都是受基本思想影响的一个有机式整体（把这种思想模式说成是整体观的，因为它认为基本思想的决定作用类似于生物有机体中基因的决定作用，它是影响有机体各部分性质和形态的一种潜在的整体）。

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传统构架崩溃之前，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虽然强调思想和文化改革的优先地位，但还不至于认为，中国传统的一切方面都是受其基本思想影响的一个有机式整体的各个部分。这一代的成员仍然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的范围内活动。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中的某些因素还是无可非议的，他们并且把中国传统视为彼此互有差异、并非完全和谐的众多因素的一种混合物。因而，他们的反传统主义并不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

辛亥革命以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确演变成了一个整体观的思想模式，从而使它变成一个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工具，它将中国传统看作是一个其性质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机式整体而加以抨击。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潜在的整体观，是在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下才形成的。这些因素是：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道德所采取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时辛亥革命失败的激愤；他们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操，对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根本改革的迫切要求，即对建立一个基于新的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的新中国的渴望；由于袁世凯的无耻篡权和夭折的帝制运动和张勋的复辟（这两者增强了他们要求变革的迫切感）而使他们产生的对整个社会旧邪恶势力的深刻认识；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中心价值体系的极度疏远。总之，普遍王权崩溃后所遗留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将五四反传统主义者认为溯源于传统的整体观思想模式发展成一种整体观的分析范畴，反传统主义者正是通过这种分析范畴才形成他们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

从理论上讲，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我们可以把一种传统看成是由它的政治结构或经济制度形成的有机式整体，如果政治结构或经济制度已经腐朽，那么，这种传统的各个方面就会受其影响，如果要全盘摒弃这种传统，那就要对它的政治结构或经济制度的根源进行抨击。

五四时期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并不具有这些倾向中的任何一种。更确切地说，它趋向于文化的反传统主义，因为它所根据的预设是，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有机式整体，主要是受它的根本思想所影响的。回顾一下便知道，普遍王权的崩溃对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兴起是关键性的，因为这种崩溃导致了文化—道德秩序的解体，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各个方面都失去信任，它使人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这种感性认识：中国的传统社会和文化应该作为一个有机式整体而予以全部拒斥。因而，坚持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当它演变成一种整体观的思想模式时——是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