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文明的整体进步，始终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目标。马克思以资产阶级文明为批判靶向，从“文明与野蛮”“文明与进步”“文明与文化”三重维度，揭示出资产阶级文明的历史进步与虚假幻象，还指明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更系统阐释了“文明”的深刻意涵。在“文明与野蛮”的维度上，马克思破除了意识形态上的“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话语范式，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所具有的野蛮基因，明确了人类从野蛮跃向文明的根本力量。在“文明与进步”的维度上，马克思打破了资本逻辑主导下“文明=进步”的虚假幻象，还原了人类文明进步的真实内涵和衡量标尺。在“文明与文化”维度上，马克思揭露出资产阶级蓄意混淆“文明和文化”的险恶诡计，强调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关键词：马克思 资产阶级文明 文明幻象 人类文明发展
当今世界，伴随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高涨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世界各国文明间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深入与频繁，如何化解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与分歧，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立足西方文明所具有的进步性一面，打着消解“文明冲突”的幌子，把特定的“西方文明”装扮成普世性的“全球文明”，企图同化甚至吞噬其他不同的文明。在充满丛林法则血脉的现代西方文明强势输出背景下，从“文明与野蛮”“文明与进步”“文明与文化”三重维度系统考察马克思的“文明”概念，不仅能更为清晰地揭晓马克思“文明”概念的深刻内涵与资产阶级文明的虚假幻象，而且对于有效回击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文明”的诸种误读，打破西方单一的“文明”叙事模式和话语霸权，推动世界各国文明互学互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明与野蛮”之维：破解意识形态领域“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话语范式
在马克思看来，野蛮是未开化、蒙昧的同义语，表明人类尚处在自发自然的状态下，只能服从自然必然性的支配，在遇到财产纠纷等问题时，就直接诉诸原始暴力的方式解决。野蛮人与文明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生产实践活动中，“是野蛮人具有适应于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适应一切”。也就是说，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野蛮人受制于自然形成的现成劳动工具，不得不被动地依附于自然，而文明人则能够自主创造劳动工具，积极能动地按照自我的需求去认识和改变自然，由此标志着人类开化程度的提升，开启了将自然力纳入生产过程之中的文明征程。事实上，文明是在逐渐摆脱野蛮的过程中日趋生成的，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界限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文明’国家只是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上进步，不是所有方面都进步、都文明，也有伪善性、野蛮性；‘野蛮’国家不是所有方面都野蛮，一些方面相对于所谓的文明国家可能更道德、更文明”。所谓文明与野蛮存在绝对界限的论调，实质上是以征服逻辑表达的“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话语范式。通过揭露资产阶级文明的“野蛮”基因，马克思打破了“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话语范式，指明了发展生产力在人类摆脱野蛮而走向文明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一）“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话语范式
据美国学者帕特里克·曼宁考证，“文明”概念最早是1756年法国政治经济学家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雷奎蒂（Victor Riqueti, marquis de Mirabeau）在其《人类之友，或人口论》一书中提出的。在米拉波看来，文明“是一种倾向于使人和社会更加‘开化’（policé）的行为，是促使个人自发地遵守礼节规则，并使社会习俗向更加文雅的方向转变”。在英语世界，1767年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一书中，较早明确使用了“文明”一词，尽管“文明”的英语“含义与法语的含义大致相同”，但“文明”词性和词形的发展演变与“文明—野蛮”二元对立话语范式的生成却是密切相关的。
从词性上看，文明一词经历了从动词、形容词到名词的演变过程。最初，人们往往使用“文明”的动词civiliser（to civilize）和分词civilisé（civilized），来形容个人或社会群体行为举止的进步性，而后它又逐渐同化了“有教养的”（policé）、“礼貌”（politesse）、“文雅”（civilité）等词的意涵。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人类凭借至高无上的理性力量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加之欧洲海外殖民运动的高歌猛进，在欧洲殖民者看来，他们迫切需要建构一个名称概念，以确证自身殖民行为的合法性，彰显自我身份和地位的独特性，进而将他们同海外殖民世界中的“他者”区分开来。由此，名词性质的“文明”（civilisation）概念被创制出来，成为欧洲殖民者“为自己进行民族扩张和殖民运动的辩护词”。
从词形上看，作为名词的“文明”发生了从单数形式向复数形式的转变过程。由于欧洲殖民者“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存的、或者是稳固的‘文明’的提供者，是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作为名词性质的“文明”最初是以单数形式出现，用于标榜欧洲殖民者自身文明的唯一性与优越性，为他们的殖民掠夺行为冠以“文明传递”的美名。19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交往的普遍化，各种不同的文明形式为世人所熟知和认同，“文明”开始从单数形式转向复数形式。“复数‘文明’（civilisations）或多或少是异质的、自主的，被认为是许多不同历史群体或族群的属性”。当文明以复数形式出现，便意味着人们不再迷信文明的“单一性”，而是开始尊崇文明的“多样性”，且平等地看待他者文明，“对各种人类经验——欧洲的经验和其他各洲的经验——一视同仁”。即便如此，欧洲殖民者凭借欧洲在历史进步中的优势，便奉行单数形式的文明，把自身文明凌驾于他者文明之上，视欧洲文明为唯一的“文明”，他者文明是“野蛮”的象征，进而在意识形态上建构出以征服逻辑为表达的“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话语范式。这种范式实质上是欧洲殖民者为自身征服他者文明的野蛮行径寻找合法性而编织的意识形态话语。正如马兹利什指出：“对于那些试图凸显自身认同的民族来说，一些表达二元对立的概念必不可少。排斥和诋毁‘他者’是一种基本的心理机制，借此来达到凸显自身的目的。文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手段）。”
（二）资产阶级文明的“野蛮”基因
面对“文明—野蛮”二元对立话语范式的意识形态禁锢，马克思的目光不再局限于欧洲本土场域，而是运用世界历史的眼光考察“文明”概念，从内到外，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具有的野蛮基因，彻底打破了欧洲殖民者为标榜自身文明而建构的“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话语范式。
从内部来看，资产阶级文明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为了打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繁荣景象，资产阶级无情地剥削和奴役工人阶级，对其施加“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只要工人阶级“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资本家就会最大程度地将工人的生命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不断挑战工人生理和道德所能承受的极限。然而，“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面对自己辛苦劳动创造的丰富物质文明，工人阶级却无法改变自身持续贫困的境况，始终过着“牲畜般的野蛮化”生活，“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可以说，资产阶级文明带给工人阶级的不是“文明的怀抱”，而是“文明的阴沟”，即使他们“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当工人阶级意识到资产阶级文明的虚假性而奋起反抗时，资产阶级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
从外部来看，资产阶级文明是建立在暴力掠夺其他民族利益上的血腥的文明。“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资本家的大量原始资本并非通过诚实劳动和践行“勤俭节约”美德积累起来，而是通过残酷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和暴力掠夺海外殖民地的财富而获得。对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过程，马克思曾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殖民者通过暴力手段强制地将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开来，使印第安人失去生命、非洲人失去自由、亚洲人失去传统的辉煌文明，从而为资产阶级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原始资本、大量且廉价的劳动力和全球市场。显然，资产阶级文明是以殖民掠夺、种族灭绝和奴隶制等“野蛮”方式发展起来的，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血腥的文明。
（三）从“野蛮”跃向“文明”的根本力量：生产力的发展
文明与野蛮并非绝对对立的两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状态。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深刻揭示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明确指出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摆脱野蛮而跃向文明状态的根本力量。
一方面，生产力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奠基性作用。马克思曾指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开化的野蛮人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考虑去获取别的东西。”也就是说，无论社会处于何种状态，人类首先必须满足物质生活资料的基本生存需求，才能考虑开展更高层次的文明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既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也是人类文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无论哪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正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不仅实现生存需求的满足进而产生新的需要，而且人与人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久而久之，人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观念。这些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观念又逐渐形成一定的社会文化，反过来影响物质生产力的变化与发展，而物质生产力的变化与发展必然引起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与变革。简言之，如果没有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就只能沦为空谈，如同一棵只开花而不结果的梦幻之树而已。
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是防止文明倒退至野蛮状态的根本保障。“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当生产力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况时，社会资源将无法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求，饥饿、疾病以及资源的争夺将会导致道德规范的崩塌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文明不但难以为继，甚至已有的文明成果会遭到破坏，让人类社会重新陷入野蛮的生存竞争状态。相反，如果生产力持续不断发展，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和投入成本便会减少，社会将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源投入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从而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可见，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意味着物质财富的积累，有效防止了因资源匮乏而导致的文明退步，而且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为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文明与进步”之维：打破资本逻辑主导下“文明=进步”的虚假幻象
在通常意义上，进步是相对于退步或停滞而言的，一般被理解为向前或向上的发展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文明虽然与进步紧密相连，但它表征着社会的整体进步状态，而不是局限于某一方面的进步。资产阶级的文明进步只是单向度的物质“进步”，具有内在的生产界限和外在的社会限度，实质上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文明=进步”的虚假幻象。真正的文明进步不是抽象片面的，而是具体综合的，它的衡量标尺是注重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
（一）资本逻辑主导下“文明=进步”的虚假幻象
资产阶级文明所达成的“进步”，实质上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催生的“片面进步”，而不是“共享发展成果的整体进步”。资本逻辑彰显着资本内在的强制扩张本性，即资本必须时刻保持永不停歇的前进姿态，不惜一切代价以实现自身无限增殖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表达了资产阶级文明中所蕴含的资本发展逻辑：“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也就是说，正是资本发展逻辑迫使资产阶级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改进生产工具和开辟新的销售市场，“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事实上，资本逻辑所催生的“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换言之，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进步仅仅是瞄准于‘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强制则体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增长所带来的‘权力’的膨胀”。从表面上看，这种资本逻辑驱使着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资本的积累，资产阶级企图凭借主导性的资本逻辑实现资产阶级文明的无限进步，但这种逻辑受到内外两方面的限制，其越是发展，越是难以维系资产阶级文明进步的幻象。
就其内在的生产界限而言，资本增殖所强制推动的每一次进步都会触碰自身的边界，并在其中生出否定自身的力量而最终走向终结。其一，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必要劳动时间是劳动者通过劳动再生产自身劳动力所需的时间，直接决定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随着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劳动者的工资也随之不断降低，这就形成了工资和购买力的悖论。资本家一方面不断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另一方面又期望劳动者作为消费者具有足够的购买力。但事实是，逐渐降低的工资无法支撑起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要的购买力，这一矛盾必然使资本主义生产陷入“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困境。其二，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根本动力，但当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生产出来，剩余劳动不再积累，且无法转化为剩余价值，就要通过破坏相对过剩的生产力以重新开启市场。这种“破坏”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危机，但从长期发展来看，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还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稳定性。其三，货币是生产的界限。在商品经济中，生产必须以货币为媒介。如若商品向货币“惊险的跳跃”失败，就会导致商品流通的中断，进而限制生产的扩张幅度。其四，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的生产的界限。为了实现资本增殖，成功地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消费市场领域。但事实上，当消费市场达到极限而无法继续扩大时，使用价值就难以转化为交换价值。质言之，“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产阶级文明并不是无限进步的。
就其外在的社会限度而言，资产阶级文明不断进步的幻象背后，实质上是社会的全面异化。第一，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即资产阶级文明发展面临着自然的界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并将这种支配关系推向极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顾自然界的内在规律，仅仅将自然界视为实现资本增殖的原料产地，对其进行疯狂的开发和掠夺。这种对自然的过度掠夺不仅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也造成了自然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枯竭的严重后果，最终导致资产阶级文明陷入发展不可持续的危机。第二，人与社会关系的物化，即资产阶级文明发展面临着社会的界限。在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替代，一切社会关系蜕变成冰冷的金钱关系。当占有货币财富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价值准则与根本目的，一切东西“甚至象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人类生活温情脉脉的共同体便沦为冷漠无情的金钱交易场所，再也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丰富性需要了。第三，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即资产阶级文明发展面临着人的生活的界限。在对象性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不但能够感受到自身的力量、价值和尊严，而且能够获得精神的愉悦和享受。可事实上，在资产阶级文明社会，人的生活完全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之上，“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也就是说，一切对象只有被人们吃、喝、穿、住等直接占有时，人们才获得肉体的满足和精神的愉悦，而人类丰富性的生活感受只剩下片面性地对物的“拥有的感觉”了。由此，人们在对象性活动中既无法感受到自身本质力量的真实确证，更难以拓展社会生活丰富性和全面性发展的应有空间。
（二）文明进步的真实内涵：从抽象片面到具体综合
在揭示资产阶级文明进步幻象的同时，马克思还批判了西方传统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文明进步”概念的抽象化、片面化理解，强调要将“文明进步”置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中去理解，深刻阐明了文明进步的真实内涵不是抽象片面的，而是具体综合的。
一方面，马克思强调文明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要基于具体的社会实践去理解。青年马克思曾深受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意图建立一种超阶级的、代表一切人利益的、保障全民自由的理性文明国家。然而，当他投身现实的政治斗争实践，面对普鲁士政府颁布的虚伪的新书报检查令、维护特权等级利益的林木盗窃法、理性国家治理下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的真实状况时，他便开始质疑理性是文明进步的动力、资产阶级国家秩序是文明的最高体现、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变革是文明进步的途径等黑格尔理性主义文明史观的核心命题，逐渐将目光从形上思辨的理性国家和法沉降到现实的物质利益生活。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黑格尔理性主义文明史观的批判性考察，马克思不仅认识到人类文明发展史不应被简化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而且洞察到文明进步的动力并不存在于抽象思辨的理性之中，而是存在于市民社会的矛盾运动之中，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文明进步的核心动力，这是因为人类文明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文明进步不是一种抽象的、超历史的过程，而是真实发生在具体的社会实践当中，是在不断解决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实现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反对从单一维度片面地理解“文明进步”，尤其痛斥那种单纯地把资本增殖或财富增长等同于“文明进步”的错误观念，强调文明进步的综合性。针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将文明进步简单归结为物质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长，马克思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不难看出，马克思极力反对以实现资本增殖和财富积累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明进步观，而是把文明进步的内涵锚定于“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强调从全面综合的维度来理解文明进步。事实上，人类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展开的实践活动，必然形成多层次的文明系统。尽管马克思只明确使用过“政治文明”这一说法，但在其诸多著作中早已阐发关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相关的思想内容，构筑了多层次、多向度的整体文明系统。正如汤因比所说，“文明乃是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互相发生牵制作用”。显然，文明是一个多重结构、动态发展的综合体，只有摆脱物质、精神、个人行为等单一维度的狭隘视角，全面综合地考察文明的各个层次和整体内容，才能科学把握文明进步的真正内涵。
（三）文明进步的衡量标尺：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
基于文明进步真实内涵的具体综合理解，马克思在文明进步的衡量标尺上同样摒弃了单一维度的评价范式，强调以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来评价文明进步。
所谓“历史尺度”，实质上是一种以社会生产力的客观发展为基准衡量文明进步的历史唯物主义标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诊断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识，他指出，“文明的果实”是“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尽管马克思申明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衡量文明进步的主张，但他始终批判将“历史尺度”单纯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论调。文明进步不单要看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幅度，还要看是否有利于更高级的新的文明形态各种要素的生成发展。若完全以物质财富的丰富程度为指标评价文明进步，势必带来对文明进步的片面认识。
所谓“价值尺度”，是一种以人的发展状况为根本导向衡量文明进步境况的人本尺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深刻剖析，强调以人的发展状况来透视社会文明进步的境况，从男女两性关系“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并把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人”。也就是说，男女两性关系既体现出人对待自然、社会和他者关系的态度，也彰显出人对待自身的态度，这些关系揭示了人的内在本质力量是否真正得到充分发挥和展开，人是否能够将他人视为类存在物而非占有物，还表征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状况。显然，这种以人的发展状况为根本导向的“价值尺度”，超越了以物质财富积累为标准的单一衡量尺度，且始终将文明进步锚定在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全面展现，亦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事实上，资产阶级文明虽然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工具理性的膨胀却造成了人的主体性危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道德沦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表明，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文明进步，真正的文明进步必须将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结合起来，既要关注物质财富的增长，又要关切人的发展。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双向共进时，社会文明才能被称为处于进步状态；若两者相互背离时，社会状态非但不能称为文明进步，甚至会导致文明的退步。因此，真正的文明进步应实现“生产力充分涌流”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交相辉映。
“文明与文化”之维：揭露资产阶级混淆“文明和文化”的险恶诡计
文明和文化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我们不能将文明和文化混为一谈，更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一般而言，文化注重“外化”，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既包括积极的成果，也包括消极的成果。文明则注重“内化”，强调人的对象化成果对人本身的内在精神世界的积极塑造作用，是文化中那些体现真善美且有利于人类进步的积极成果，特指先进的文化或文化的精华，而文明只有特色、地域不同，而无高下、优劣之分。
然而，资产阶级往往把文化等同于文明，以“文明之名”包装其“文化之恶”，对殖民地国家强制进行文化输出和文明改造的恶行，造成了殖民地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断裂和社会发展的从属地位。对此，马克思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险恶诡计，明确强调文明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和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一）资产阶级文明的险恶诡计：以“文明之名”包装“文化之恶”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蓄意混淆文明和文化的相对区别，将文化等同于文明。这意味着把人“外化”的一切成果都视为积极的、向上的、进步的。事实上，“凡是与‘人化’‘外化’有关的事物和对象并且背离文明的，总体上可以用落后文化来描述，不能归属于文明”。通过对资产阶级殖民活动的翔实考察，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殖民者如何利用“文明叙事”，以“文明之名”包装“文化之恶”，强制性地对殖民地国家进行所谓的“文明”改造，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险恶诡计。
一方面，资产阶级殖民者以“文明之名”对殖民地进行的“重建”不仅没有完成，反而造成了严重的“文明破坏”。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事实上，“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自由放任原则——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下来”。也就是说，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完成了“破坏”的使命，却始终没有完成“重建”的使命，不但造成了印度社会结构的毁坏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断裂，而且导致印度社会基础工程和农业基础产业的衰败。更为严重的是，英国殖民政策与印度本土制度的结合，造成了畸形的社会制度，而这种亚洲式专制与欧洲式专制的结合物，“要比萨尔赛达庙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资产阶级殖民者打着“文明之名”的旗号，不仅没有推进殖民地国家的文明发展，反而造成了严重的“文明破坏”。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殖民者以“文明之名”，迫使一切民族和国家都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终“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国家率先通过工业革命，摆脱了传统的农本经济，成功开辟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驱者。正是这一先驱者的身份，赋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先发优势和道路自信，致使他们在全球“奔走落户”，将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行进轨道。那些尚未经历工业革命的民族和国家，在资产阶级坚船利炮的淫威下，皆成了资本主义的市场倾销地、原材料产地和劳动力供应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处于资产阶级文明的严格掌控之中。具体而言，在经济上，被迫卷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殖民地国家彻底沦为资本增殖的附属品，经济自主性受到严重限制，民族工业体系难以建立和发展；在政治上，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军事干预、签订国际条约等手段，影响甚至直接控制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决策；在文化上，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文化传播和商品输出等手段，将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殖民地国家，造成殖民地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断裂、民族身份认同危机等严重后果。
（二）文明发展过程的连续性：“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
针对资产阶级殖民者以“文明之名”对殖民地国家进行所谓的“文明”改造，马克思指出他们的恶行造成殖民地国家文明遭到严重破坏，强调文明发展并不是简单的改造与重建，而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
其一，文明发展是在继承过往历史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连续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文明发展不是建立在完全割裂历史文化传统和破坏现有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也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而具有无法割舍的历史继承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的发展程度为标准划分人类历史发展三大阶段时，再次强调人类文明发展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连续展开的，其中“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然而，资产阶级殖民活动完全忽视文明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在破坏殖民地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结构基础上，按照自我的“文明意图”强行重建新的世界。这种野蛮的强制干预不仅无法推动殖民地国家的文明发展，反而割裂了其文明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以至于造成了严重的“文明破坏”后果。事实上，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外力强加的结果，而是在承继过去历史文明成果和注重现实社会实践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内在积累和外在交流的双向互动来实现的。
其二，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是通过“否定”相互联系的。“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否定”并不是抽象的、不加区分的、完全的否定，而是在汲取以往发展成果基础上的否定。马克思曾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这种“抽象否定”就是简单地拒斥现有的一切文明成果，然后“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即试图回到一种原始的平均状态，而不是在更高层次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解放，根本无法真正克服私有财产带来的社会全面异化的境况。马克思强调的否定是一种积极扬弃，即在消灭私有制的过程中，又能够占有私有财产的积极成果。因此，历史文明发展“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就是说，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不是历史过程的简单中断，而是通过从它实际产生的现实世界中汲取历史文明成果而不断交替发展的。
（三）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资本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针对资产阶级殖民者以“文明之名”将自身的发展道路强加给他者的文明恶行，马克思还强调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主张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否认文明发展道路的客观规律性，而是强调不同民族和国家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特点，文明发展道路要遵循规律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明发展道路不是普遍性的，“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这一运动”就是指西欧国家正经历着的资本化的运动。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企图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坚决指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这就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化文明发展道路是有地域范围限制的，不是具有普世性的一般发展道路，不能教条地、无限制地把它应用于东方社会。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不对这些“极为相似的事变”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而是不加区别地“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
另一方面，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实践状况探索适合自身的文明发展道路。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和历史命运，指出俄国农村公社公私二重性的特点既有可能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源泉，也有可能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究竟是私有制因素战胜公有制因素，还是公有制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这意味着马克思并没有反对俄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的发展道路，反而倡导俄国应抓住历史所提供的发展机会，探索一条适合自身情况的文明发展道路。可见，马克思坚决反对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定的文明发展道路归结为所有民族和国家通用的不二法则，而是强调每个民族和国家既遵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又结合自身的特殊境况，在文明发展过程中铸就具有自我特色的文明发展道路。
结 语
伴随资本全球化浪潮的持续推进，资产阶级为维系其文明霸权而编织了各种“文明”叙事话语。一是通过建构并固化“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话语范式，遮盖其文明形态内在的野蛮基因；二是将资本逻辑催生的“片面进步”等同于“文明进步”，企图遮蔽资产阶级文明所具有的内在性界限和外在性限度；三是以“文明之名”包装“文化之恶”，掩盖其消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连续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的事实。然而，破解资产阶级文明话语霸权的关键，不在于对“文明”概念作简单的价值否定，而应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深刻阐释“文明”概念的本真意涵。马克思从“文明与野蛮”“文明与进步”“文明与文化”三重维度审视资产阶级文明，在肯定资产阶级文明的历史进步的同时，不仅清晰揭露出资产阶级文明的虚假幻象，而且系统诠释了“文明”的深刻意涵，还指明了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文明进步的真实内涵和衡量尺度，以及文明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马克思的文明观，既突破了启蒙运动以来线性的文明史观，又超越了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文明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实现了对文明发展的历史性、总体性的科学把握。这不仅为我们有效回击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文明”的诸种误读、打破西方单一的“文明”叙事模式和话语霸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且为推动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6年第1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