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社会学学科的规范化发展，其研究范式逐渐面临固化的问题。为突破这一困境，有必要将视野扩展至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之外，区分“生活的世界”与“社会的世界”，并以此为切入点推进社会学与文学之间的深度对话。“生活的世界”聚焦于生活本身之所是，追求的是一种整全性的理解；而“社会的世界”则关注社会运行的机制，侧重于逻辑分析的路径。通过对比文学所关切的“生活的世界”与社会学所聚焦的“社会的世界”，可以在二者的张力中进一步深化跨学科对话的理论意涵。社会学长期坚守的传统范式难以完整地呈现我们所身处其中的复杂社会与生活现实，可借鉴文学对人性与社会性之“细节”的敏锐描摹，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向生活世界敞开，从而打破既有范式的僵化困局。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细节—人性—社会”的分析框架，将有助于探索深化理解社会性的可能路径，进而推动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拓展。 

关键词：生活的世界  社会的世界  人性  社会性  细节 

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2003年，费孝通提出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倡导推进社会学的人文性研究。在这一学术理念的指引下，近年来国内社会学研究呈现出更为广泛的跨学科特征，其中，以文学社会学为代表的交叉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不过，由于文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看似不足，使得文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对话较难进入社会学主流视野。但恰恰是这种规范性不足所释放出的表达空间，使文学在人文维度上更为充沛，其所呈现的“人的精神世界的田野”为社会学提供了丰富的质性资源。在发展社会学人文性议题的背景下，文学与社会学的对话非但不能止步，反而有待进一步深化。在社会实践层面，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人与机器的关系议题较之传统工业化时期愈发凸显其复杂性与紧迫性。在这一时代语境下，推进人文性议题的探索，既是文学与社会学间对话的意义所在，也是保护社会（“附近”）、反思技术异化的现实回应。

在文学与社会学的对话方面，近年来已有一些探索。例如，肖瑛等基于《马桥词典》对“格”的社会意义进行考察；郑少雄借助阿来小说探讨作品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同源关系；张巍卓通过对《红与黑》的分析，呈现于连的征服史或自我教育的历史轨迹；凌鹏和孟奇则从费孝通的小说《茧》入手，探究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过程，所提出的“作为意义结构的生活世界”视角尤为值得关注。该视角着眼于人的整体“生活世界”转型，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传统基础上，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个体，并据此构建既承接传统又蕴含新意的中国人之现代意义结构。在这一视角下，“生活世界”指向家作为“位育”之所，意味着人之成长所需的“位育”环境，必须纳入更为丰富的人文性知识。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足于“生活的世界”与“社会的世界”的区分，通过对比文学所关切的生活的世界与社会学所聚焦的社会的世界，在二者的张力关系中，进一步阐发文学与社会学对话的理论价值。

两个关键概念：生活的世界与社会的世界  

如上所述，生活的世界与社会的世界在本文中是一对有区分度的概念。前者描画的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包括各种情感、情绪、感觉与算计（理性），它提供的是一个整全的世界。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原生态的、更真实的世界。在小说（文学）编织的世界中，我们可以遇到任何类型的人，而且他们说着真话；与现实的伦理处境相比，小说编织的世界似乎更合乎人心（即人的精神世界），在这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通过小说，我们可以更加看清自己的内心，并可以拥有无法付诸行动的思想，增强亲近、同感、怜悯、共通的情感能力，审视我们所生活的世俗模式和宗教模式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从生活的世界入手去体察生活时，往往能保持一种“发现”的活力——这种发现的获得，会让我们感觉距离生活不远。在体察生活的世界的过程中，即便文学并非最完美的形式和途径，但正如詹姆斯·伍德所言，文学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通过探索文学形式提供的内容与方法，我们能更深切地体会生活之所是。

社会学专注的是社会的世界，在这一视野下，社会学所看到的“社会”往往与宏大世界相关联——它尝试对人们身处其中的“生活的世界”进行抽象，其所提出的概念也常常与宏大的政治、经济议题展开对话，国内学者较为熟悉的国家—市场—社会框架便是一个例证。因此，虽然社会学研究的现象多从生活中选取，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研究视角渐趋固化，导致在很多研究中，经过社会学的抽象处理后，鲜活的现实被固化的模式所消解。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研究发现与生活之间常常存在一种“隔”的感觉，难以真正反映生活的本真样貌；另一方面，研究结论有时仅仅只是重复了生活中的常识，却未能提供真正具有穿透力的新洞见。

本文将从形式和内容视角切入，探讨文学怎样有助于社会学走入更全面的生活世界，从而更深入地理解社会的运行机制。这里的形式和内容视角借鉴自叙事学理论。具体而言，“形式”指向一种规范或一种结构化思维，也意味着某种专业化视角——正如科学方法常常为收集来的杂乱无章的资料赋予某种结构，而理论家们也总是试图在乱成一团的叙事中发现某种清晰的概念图式。“内容”在叙事学视角下包括事件、欲望/动机、困境等，或可被视为经验性本身，具有复杂性、模糊性等特征。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文学视野下生活的世界的重心在“内容”，我们可从中体察生活的质感；社会学视野下社会的世界的重心在“形式”，关注的是社会运行的机制。 

关于形式  

这里所说的形式，指的是学科规范、研究视野和惯习。当然，社会学的经典研究事实上从来没有统一的形式，其内部是分流派的。例如涂尔干和韦伯就分属不同流派，同时代的滕尼斯、齐美尔等人的研究也表现出迥异的特征。二战后的重要学者米尔斯、布迪厄等人，乃至当代的布洛维、阿伯特等人，其研究风格与理论路径也同样各具特色。在经典作家中，很少有人去谈文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而我们今天讨论二者的关系，并不是意图消解那些社会学奠基者们的关怀，而是为了应对如下学科发展困境：随着经典时代的过去，学科规范化程度日渐增强，研究形式开始出现僵化的趋势，最直接的表现是社会学惯用的分析框架在解释鲜活的现实生活时，正变得越来越乏力。

本文归根结底是一次探索社会学研究之新形式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本文关注的是文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对话，不如说更关注社会学的写作形式本身。社会学的写作形式在这里主要指近年来国内主流学界认可的研究范式，包括提问方式和研究方式。自1979年我国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至21世纪头十年，学科制度和规范逐步确立，形成了当下普遍认可的研究规范，即针对公认的有价值现象，提出清晰问题，进行系统的文献回顾，使用妥当的研究方法，展开层层论述，得出研究结论。这套规范本身没有问题，其在指导学科学术写作的过程中，时至今日仍催生出许多优秀的成果，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推动了社会学学科的极大发展。然而，随着规范日益固化，其弊端也逐渐显现：研究规范性有余、创新性不足；制度与规范日益凸显，思想却在淡出。在部分过度追求规范的研究中，甚至出现了思想僵化的倾向；有些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对社会事实的深入探究，便已落入“为写而写”的窠臼，生产出形式完备但实质内容匮乏的作品；在研究的内容上，特别容易受热点问题的牵引，进而导致大量同质化研究产生。这种局面，已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学科与现实生活的深度对话。笔者以为，一方面需要直面现实，扩展研究议题，使其恢复应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应在研究问题的指引下，突破固有的僵化规范，探索新的写作形式，直面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和生活，从而发掘社会之所是，以及生活之所是。

如上所述，这里的社会和生活是不一样的概念。在中国社会学中，“社会”经常被纳入国家—市场—社会的框架中来分析，这一框架惯常对话的领域是政治、经济等领域，且多倾向于宏大叙事，对深层的人之存在本身的讨论较少。也可以说，其对“生活”层面的关注常止步于某个层次。而这个层次，是以“群”和“个体”作为界分的。它通常立足于“群”。在社会学视野下，立足个体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提出个体问题也是为了说明“群”——将个人困扰上升为公共议题。社会学不以立足于“人”为标榜，而以立足于“社会”为归宿。立足于社会，对社会学来说本无可厚非，但它的惯常路径往往缺失了“人”作为实体这一环节，导致对“社会”的说明容易浅尝辄止。按照潘光旦的说法，这样的社会学存在根基不稳的问题。

长期践行的学科规范，形成了路径依赖。如果不直面具体的人，那么就不能充分地直面真正的“生活”，从而导致对自己的研究目标“社会”的解释也就显得有限。尤其是科学范式下的理性主义所主导的演绎逻辑，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解释偏离生活本身，进而衍生出研究效果上“隔”的问题。若优先采取逻辑推理去确证一些因素，是存在很大弊端的。逻辑推理并不等于真正发生的现实，甚至可能距离现实很远，导致出现“假”的后果。若如此，何谈发现社会和解释社会呢？

作为研究者，我们时常陷入这样一种困惑：我们自己做的研究，能否真正打动我们自身？在长期的科学范式训练中，我们习惯了在写作时隔离掉“自身”的感受——既不太提“把自己作为方法”去研究和写作，更没有勇气也没有条件像作家那样，以“求真”作为唯一目标。在理性主义搭建的条条框框之下，我们更像是在做填空题，很难做到“真诚”地“敞开自身”，进而向生活世界敞开。而完全向生活敞开的研究，即便未必都能推进学科发展，至少也能描述出真实的社会和生活，让更多读者感同身受。即我们所写的，至少把人们经历的最真实的部分表达出来了，能够让读者感受到是“真实”而“真诚”的，而不是远离生活本身的；在这一基础上，再去探寻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运行机制问题才是妥当的。

在研究过程中，没有什么比“真诚”的态度和“求真”的结果更重要。诚然，不同学科的求真路径各异，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但是如果既有规范/形式已经妨碍了“求真”，那么我们就应当突破既有的形式，转而寻求新的形式。

从形式到内容：社会学借力于文学的方法  

如前所述，形式和内容是叙事学的一对核心概念，叙事学正是在这一框架内发展自身的理论。如果将这一视角延伸至社会学，那么社会学的学科规范和书写模式也可被视为叙事学意义上的“形式”，它们构成了社会学讲述故事的基本方式。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可以将社会学与文学进行某种程度的比对，进而讨论社会学应该如何借力于文学。在近现代的科学叙事转向中，小说叙事一直处于被学科化的叙事所剔除的处境。例如，历史学在学科化发展过程中，日益远离文学叙事，尤其是小说叙事。在国内社会学的发展中，保持科学风格的社会学叙事较多地接纳了哲学和史学，而对文学的接纳程度最低，相关议题也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是固化的规范导致的。这种固化的规范聚焦于社会而不是人；看重抽象层次较高的理论而非具体存在。如此，所谓科学规范，事实上也就越来越成为一种限制，难以更有效地去直面更丰富的生活内容以及更复杂的人性。

文学叙事（包括写作风格以及文学方面的思想资源）在社会学学科中一直无法获得规范意义上的合法性。其深层原因在于一种形式化的逻辑思维在社会学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社会学学科关注“外在”胜于“内在”，关注形式逻辑胜于事情本身的逻辑，从而在无形中忽视了生活内容的丰富性与人性的复杂性。

因此，这里有必要从形式和内容的角度，进一步辨析社会学学科范式存在的局限性，从而探求文学能为社会学提供什么。如前所述，社会学目前的规范（形式），导致其更重视国家—市场—社会方面的知识（内容）。相比于文学，它要求某种更严苛的形式，导致它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其中之一便是潘光旦在20世纪40年代提到的“人之存在”方面的知识，它是构建生活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的基石。

所谓“人之存在”方面的知识，指人与自然乃至人与宇宙这样更大范畴的知识，而非社会学通常关注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等层面的知识。以往，人之存在方面的知识常是文学描写的对象，例如唐代诗人王维的《鸟鸣涧》、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所描绘的情境和景观。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将人性与社会性并置为社会学的两类基础性知识。鉴于以往社会学较为忽视人性维度的探讨，本文将重点围绕人性问题展开讨论。需要说明的是，熏陶与形塑人性的，不仅包括人之存在条件方面的知识，还涉及天文地理等更为广博的领域。因此，笔者主张社会学应当扩充其知识对象，尝试确立新的研究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关键在于采取向生活世界敞开的立场，以“人之存在”本身作为思考和讨论问题的根基。

更进一步，对于人之存在本身，其中有一个“自我”，这也是当下比较受关注的议题。“自我”是流动的，它在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表现。与之相关，人是否有一个内核的“主体性”？如果有，那么这个主体性也是通过不断与外界互动而形成的。而这个外界不仅是人的世界，还有自然界、宇宙等。中国思想中的天地人知识体系，能够为此呈现一个更大的背景，为我们思考人之存在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总之，基于上述思考，本文所主张的关注人之存在本身，并非意味着只关注个体层面的生命体验，恰恰相反，“人”的讨论必须有“结构”的支撑。探讨文学与社会学的对话，其用意并非以文学取代社会学，而是在社会学既有的结构视角中再增添一重观照维度。社会的人文知识与结构知识是相互映衬的，正如社会学知识中的人文视角与科学视角也是相互映衬的。本文意在强调构建一种人性和社会性兼具的社会学知识。为达到这一目的，社会学可以从文学叙事的内容和形式中获得启发，文学提供了人性方面的丰富知识和书写的路径方式。好的文学，以“真诚”为态度，以“求真”为目标。这种人文性知识，对社会学人文性研究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形式上的启发。借力于文学，可促进社会学叙事的开放性。不同于社会学研究范式（形式）的“严苛”，文学的文体比较开放，尤其是小说不拘一格的书写形式有助于我们思考社会本体的问题。社会本体离不开人作为本体，当我们把人作为本体来思考时，不仅更切近人性，也更切近人的日常生活。文学书写为社会学提供了更切近生活和社会方面的知识。社会学的传统知识主要集中在国家—市场—社会层面，这类知识固然重要，但其更多探索人所在环境（包括社会结构、制度、文化等）的特征，仅是社会知识的一部分。但是，构成社会基本元素的人本身是怎样的？他/她是如何表现和调整自身的？——这些问题则较少讨论，而它们恰恰关涉人性中生物性与社会性的互构知识。对此，潘光旦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讨论。他的两纲六目论充分表达了其理论中兼顾生物性和社会性两方面要素的基本设想。而费孝通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心态概念以后，也是从生物性和社会性两方面来讨论人的特点的，尤其是在2003年的那篇重要文章《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更加明确了这一思路。

其次是内容上的启发。本文试图凸显“细节”的世界，从“细节”处探索社会学经常谈论的整全视角。“细节”是与宏大叙事的一个对话或对抗。对细节的关注似乎在推动我们从宏观叙事走向微观叙事，但“微观”不等于不重要。“细节”是应对社会学研究和解释中存在的“隔”的问题的“法宝”。“细节”是人人都能触摸到、观察到的，但经常被忽视；而且，在研究中鉴别哪类“细节”值得研究也十分关键，这需要其他条件作为前提，例如所谈及的“细节”对所要解答的问题是否关键？而所解答的这个问题是否为真、是否重要？等等。这是对细节研究提出的要求。

再次，文学是直面生活世界的最好叙事方式，认可这一观念，或可推动社会学叙事发生转向。生活的世界由上述提及的“细节”构建而成，其至少可以在经验和体验两个角度弥补社会的世界在既往观察框架（如国家—市场—社会）中的空疏之处。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尤为值得指出的，便是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立场容易导致对体验的忽视，而要回到体验本身，便需要将既往自外而内的观看方式转化为自内而外的体验方式。

构建新的形式：细节—人性—社会分析框架  

在上述讨论基础上，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受文学视野启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即细节—人性—社会的分析框架，用以补充宏大叙事的不足。

“细节”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这里指的是围绕人之存在（人性）层面的“细节”现象。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为例，其中有两处被反复提及的细节——“小玛德莱娜点心茶”和“弯腰脱鞋”——可以作为构建“细节—人性—社会”分析框架的起点。这两个细节如果放在传统社会学范式下，是不会被过多讨论的，因为在国家—市场—社会话语下，此类细节是无关紧要的，几乎没有容身之处。它们过于“微小”、过于“个体化”、过于“体验性”，而且看起来似乎不具有可复制性和可借鉴性（从自外而内的视角来看，也确实如此）。

但在考察人性特征的层面，这些细节却是不可或缺的。细节在生活中无处不在，那么，什么样的细节才是知识类/有价值的信息？这里涉及“细节”捕捉方面的知识。什么才是重要的细节？我们如何判断哪类细节才能“锚定”生活和人性的要点？如上所述，这里涉及很多条件性的知识。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在小说《石头城纪事》（Chronicle of Stone）结尾部分有关“无意间想起故乡”的段落，告诉我们，这种条件性知识往往并不是出于意识层面的理性考量，而是无意间的一次惊醒：“经常地，我在沿着外国城市的宽阔又明亮的林荫大道大步行走时，不知怎地就会在无人跌倒的地方被绊倒。路人惊奇地转过头，不过我总知道是你。你突然从沥青路面冒出来，然后又径直沉到路面以下。”这种情形就如同普鲁斯特在盖尔芒特府院内的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上绊倒，由此回忆的闸门打开了——如果它不绊倒你，你就什么也回想不起来。由此，“绊倒”成为一个关键细节。

这里引入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视角，将它作为工具，是为了帮助我们识别重要的“细节”，并探索这类细节对于探索社会运行机制的作用。记忆视角意味着时间性、个体性和体验性。时间性提供了评判记忆方面知识之客观性的一个重要条件。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经过时间的检验后，当被主体再次确认时，一般可视之为重要知识。这样的知识超越了个体性，从而成为人类的普遍经验，即便它是从个体性的体验中获得的。这里的个体性和体验性，反而赋予人类普遍经验以深刻性。

（一）“小玛德莱娜点心茶”——对故乡的回忆

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小玛德莱娜点心茶”引发了叙述者马塞尔对童年时在贡布雷莱奥妮姨妈家的回忆。在品尝了一口泡过茶的小玛德莱娜点心之后，熟悉的气味和滋味，让回忆者穿过幽暗的岁月；过去的感觉在此刻复活，循着感觉，叙述者找回了那个时段中的自己与莱奥妮姨妈、姨妈所在的房间氛围以及房间所在地点贡布雷小镇之间的三重关系。由物及人再到空间的追溯，看似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事实上，这期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这便是经历了主体的再次确认。

回忆主体从第一次经历到第二次经历，两次经历中重合的部分，让体验性知识得以客观化。这里的第一次经历是无意识的、偶然间遭遇的，这很好理解，就如同当下我们正在遭遇的种种。童年时的马塞尔偶然品尝了一口莱奥妮姨妈拿给他的泡过茶的点心，这让他感到身心愉快，体会到一种快乐。但彼时他不存在要刻意记住此刻的想法。第二次经历是很多年后马塞尔吃到同样类别的点心，并由此回忆起第一次经历，这个事件也是在无意间、偶然间发生的。那年冬天，成年后身在巴黎的马塞尔吃了一口母亲拿给他的点心和茶，熟悉的滋味和气味，让他感觉很舒适，他甚至用“至福”来描述这一状态。由此，他确证了第一次经历。两次相似的感觉，让这类细节性知识成为其生命中的关键性知识。

通过这两次经历，马塞尔得到的知识，实则为主体所经历的生活的一种本真状态。普鲁斯特用“非自主回忆”概念来探讨这两次经历的特征，明晰了这类知识的类型。这类知识体现了一种生活的真实，是由真实的情感支撑起来的。回忆主体所经历的各种层次的生活，其中多数已经被遗忘，日后有些片段在偶然的情况下，再次闯进他的生活，同时被主体体验到，某类知识从而得到确证。例如那个点心茶以及由此牵动的昔日地点——贡布雷的浮现，对这块点心的记忆标识着叙述者马塞尔的童年经历的复活。经过第二次的确证，主体意识到生活的本真。这类回忆是一种生活性的事件，同时也内在于社会，构成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普鲁斯特确证的这类知识为找回自我的本真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如果说，我们在生活中走了很长的路，到某个阶段可能会发生身心焦虑状态，“焦虑”的产生可能来自忘记自己从何处来（从而导致缺乏踏实感），抽离了自我的部分“本真”，让个人产生无根、不稳固/不确定的状态，这对于人到何处去的期许造成了精神性的危机。找回本真的自我，其实是在给自我找到根基，进而督促自我形成一个相对自洽的秩序。

从客观的角度看，普鲁斯特确证的这类知识也是有其价值的。它构成“自我认识”的一个方面，而且属于“自我认识”中比较难的一个层面。笔者认为，普鲁斯特的记忆追寻涉及自我的再认知，这在普鲁斯特研究者乔治·普莱那里也得到了证实。乔治·普莱指出，唯一可能的对自身的认识，是对自己的再认识，“当在现在感觉的呼唤下过去的感觉蓦然浮现时，它们之间确立的关系建立了自我，因为它们建立了对自我的认知。我们所认出的、曾经经历过的存在物成为现在活着的存在物的基础。真正的存在物，本质上的存在物，是那个我们再次认出的存在物，不是在过去，不是在现在，而是在连接了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之中”。在现在和过去的关系之中，“自我本身终于显现出来，不是一个当下的、没有内容的、任由时间和死亡摆布的我；也不是一个过去的、遗失的、几乎不可能被找回的我；而是一个本质上的我，他摆脱了时间与偶然性，他是第一的和永恒的存在物，他是自己的创造者，创作了一首‘永恒的、立即被辨认出的歌曲’”。这类自我认识构成的知识事关自我生命意义的找寻和确立，是自我构建“踏实感”的必由之路。

从潘光旦的理论视角来看，“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是培养健全人格的基石。应该说这类知识是（滋养）人性的根基性知识。人性、社会性同时构成社会行动的基本维度，而人性和社会性还可以继续细分，例如人性可以包括通性、个性和性别，社会性则包括社会秩序、文化进步和民族延展。可以说，普鲁斯特通过回忆的确认，找回了“丢失”的童年；这从属于“自我认识”类型的知识，其告诉回忆主体从哪里来，以及自我的内在构成，不仅有助于理解人之存在本身，还能指导人的行为——该往何处去。

这类知识不仅在客观上有补充外在客体视角之不足的作用，还会给主体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在生活中，那些重新找回的、遗忘已久的过去，类似“小玛德莱娜点心茶”之于贡布雷的记忆，是能够滋养人心的。这类滋养，在找回的那一刻产生的作用最为明显——当叙述者马塞尔意识到他所品尝的点心的滋味和气味来自遥远的贡布雷岁月时，他有了一种“至福”的感受。对于这种安慰，普鲁斯特有他的理解。从这里可以看到，人的精神世界运作有着复杂的机制：一方面，人的肉身处于社会和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又可以超脱于社会和生活之外。正是在“社会和生活之外”的感受（回忆可以产生这个效果），给主体带来了至福，也就是普鲁斯特所谓的“超凡脱俗”，甚至在确证那一刻可以让他忘却生死。

可见，通过回忆的途径所获得的“自我认识”方面的知识不限于客观层面，还涉及主观层面，后者在滋养人性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潘光旦曾在讨论中多次提及，在兴趣和工作之间，兴趣更为重要。兴趣是欲望，是主体性的，甚至是无法言明的，但对欲望的满足能让生存性主体感到舒心和舒适。认清这部分人性知识的特征，有助于滋养人心、培育健全的人格。而对这部分知识的探索，需要一种自内而外的视角，需要主体的介入。而“兴趣”就是一个颇具主体性的问题，言人人殊。

潘光旦是在生计—事业—兴趣的框架下谈论兴趣主体性的。生计是利，事业是名，兴趣是欲望。兴趣是个别的，但自工业化以来愈发被忽视，甚至遭到抹杀，导致个体人格不能获得自由发展。潘光旦指出，科学发达后工业化的高度机械化与组织化，导致职业的“臭味”渐渐高出其他意味，个体人格反而成为工具的存在。虽然从工业化效率来说，重视生计和事业没有坏处，但人在其中该何去何从？君子不器的说法在工业化时代依然是适用的。从“器”的角度看人，人的意义就是单向度的，这与人之存在本身的丰富性相左。从个体人格角度看，主体性的充盈丰满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事关深层的主体性），否则容易导致“人心的杌陧不安、人事的纠缠难解”，推至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秩序的构建，都会出现越来越难的困境。“工业革命以还，尽管物力日益充盈，欲望更能满足，交通日趋便利，合作愈臻严密，而人心的杌陧不安，人事的纠结难解，比之工业革命以前，有过之无不及……”

而关注深层的主体性，主要还在于“人心”的问题要有一个妥当的解决，一个重要目的是让“人人各自得窥生命之全”。在以人为本的社会学理论中，安所遂生是第一要义。在20世纪40年代，潘光旦提出鼓励发展个人“兴趣”，让个人获得意义感，从而建立人的自我秩序。这是实用主义的，但在实践中也是一种有效的安顿个体的方法。从学术的角度出发，为助力个体寻求主体性，还要提倡一种自内而外的治学方式。笔者认为，当加入记忆视角后，自内而外的视角将不再抽象化，而是有了具象的载体。我们在寻找主体性的过程中，会遭遇很多意料外的场景和事物，例如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叙述者马塞尔偶然遭遇了童年时期的某种食物，在这一气味和滋味的引领下，童年的场景因此历历在目，记忆成串浮现出来。这就是深层的主体性，关涉我从何处来的问题。本质上，小玛德莱娜点心茶是一个有关故乡的记忆，这类记忆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普遍性。故乡是自我认识的根基。

在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认识自我是一个前提条件，包括时间（历史）和空间（地点）两个维度。具体涉及：人是怎么一回事？他自己又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家世来历如何？居住地的风俗习惯如何？等等。潘光旦对这些要素的铺陈主要还是借助经验性的、理性总结的分析性思路。而普鲁斯特的记忆视角，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路径，它是体验的视角，具有极强的自内而外性。体验视角是不可或缺的，它是逐渐明晰“不可言说”部分知识的必要方法。

普鲁斯特正是通过自内而外的体验视角，向我们揭示了小玛德莱娜点心茶的记忆是有关故乡的记忆，且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在流动性加速的时代，故乡被我们远远地抛开了，但无论我们在距离上多么地远离故乡，也无论在意识层面我们如何“遗忘”了它，都无法阻止它可能仅仅依靠一股气味、一口滋味而在瞬间复活。即便这类知识具有某种“不可言说性”，但通过探索合适的方法可以进一步明晰它，进而充实我们作为人的存在根基，并深化我们对自身及处境的认识。

（二）“弯腰脱鞋”——对至亲的回忆

普鲁斯特借助叙述者马塞尔之口，还向我们清晰化了另一类难以言明的生命体验，这便是对去世至亲的情感。马塞尔在身体极度疲倦之时去弯腰脱鞋，他想借此歇息一下。“可刚一碰到高帮皮鞋的第一只扣子，我的胸膛便猛地鼓胀起来，一个神圣、陌生的人出现并充满了我的心田，我浑身一震，啜泣起来，眼泪像溪水一般夺眶而出……我在记忆中刚刚发现了外祖母那张不安、失望、慈祥的面庞，对我的疲惫倾尽疼爱……自从她在香榭丽舍大街病发以来，我第一次从一个无意但却完整的记忆中重又看到了外祖母活生生的现实形象。”

马塞尔的这次追忆发生在外祖母去世一年多以后，当他在无意间重复着当年外祖母的动作——为身体不适的他“弯腰脱鞋”时，他一下子真切地感受到外祖母的气息袭来，“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活生生的、真实的外祖母，她把我的心都要胀裂了，我终于又见到了她，然而，却在这时，我得知自己已经永远失去了她”。“弯腰脱鞋”是一个无意间的动作，却引发了回忆主体对去世外祖母之爱的完整记忆。

“弯腰脱鞋”的细节，也是普鲁斯特用“非自主回忆”方法识别出来的有关认识自我的本真性知识。不同于在中国文化下所讨论的亲属类社会关系——重视伦理及其礼仪，普鲁斯特识别出来的亲属类社会关系，背后是人与人之间比较深入的感情，这类情感以自然生发为主，是岁月积淀下的最深沉的情感，不强调礼仪等行为。“弯腰脱鞋”引发的是回忆主体对去世至亲的追忆。它首先给追忆者带来的是痛苦，继而是悔恨、自责。追忆至亲时生发的悔恨情感在人类社会中是一个普遍的存在。追忆者对自己不满的地方在于，至亲在世时自己没有尽孝，而在意识到应该如此尽孝时，至亲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

这种心理状态发生在追忆者的内心世界之中，属于比较难以探明其形状和性质的一类情感。正如普鲁斯特指出的，外在的世界留给我们的印象，一半是客体，另一半是烙印在主体之上的精神世界。相比较而言，客体的特征更容易被探查，也往往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心，这导致大多数研究显得平庸化、世俗化——千人一面的“发现”和结论层出不穷。而烙印在主体的精神世界部分的印象，则指示着更深层的存在，它是个体化的，是具体而微小的，但也是一个复杂的宇宙。对主体精神世界的探查无疑是困难的，但也是更有价值的。因为通过对这部分内容的探查，可以认识到人性的深层，有助于回答人何以为人的问题。“弯腰脱鞋”所引发的追忆，让主体认识到自己在生物链条中，与逝去的人之间建立了无法挣脱的关系；正是至亲的去世，让这个链条变得更加坚固。在社会和历史的层面，作为主体的“我”的形象变得丰满起来——“我”虽然生活在“现在”，却背负着对长辈欠下的人情债。

“弯腰脱鞋”这一细节带出来的是人类的普遍情感。这便是至亲去世后，子孙后代无可挽回的绝望之感，而这也是岁月给予人们的最深沉的情感。在这种痛苦、悔恨交加的情愫中，回忆主体事实上让自我认识也更进了一步——从血缘上，认识到自己之所是。自我认识的知识，不仅包括自己的来源地，还包括血亲以及性情秉性的来源。生命的分量在此刻一下子变重了，个体也因此距离生命本身更近了。可以说，这种对去世至亲的追忆，是将主体纳入时间长河、让其生命变得厚重的不二法门。这样的记忆以及确证行为尤其有助于人摆脱“不知身在何处”的无根状态。

上述两类细节引发的情感是真实而深沉的，其中一个与故乡相关，一个与至亲相关，而且都是在主体意识到其存在时，其已经消失不见。对于这类情感的确认，文学版本的记忆考察提供了更真实的情感支撑。这两类情感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宏大而抽象的。它们通过可见可感的细节，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体验性的东西看似不具有实证主义所要求的可复制性，实则不然。这类细节中所呈现的个体性及其对知识的确证，恰恰表达着人类的通性。人们之间在情感上能够共通，正在于这部分知识的“得我心之所同然”（《孟子·告子上》）。 

余   论  

本文试图从叙事学的形式与内容视角，针对社会学主流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探讨文学怎样有助于社会学在发展中不断充实自身，以增强其对社会生活和人之存在本身的解释力。这里的形式与内容主要指社会学的研究规范、惯用的研究框架（国家—市场—社会）以及关注的主要议题（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正是这些形式与内容的固化，导致社会学对人之存在本身的理解和解释出现了某种缺失。因此，在社会学视野下，对人之存在本身议题的探讨，必须将其放置在社会生活的进程中，摸索“人之存在本身”议题涉及的内容、方法以及意义。而对这一“人之存在本身”议题的关注，也可以为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有关“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提供一些关于“自我”方面的知识，从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找到最真实的自己，摆脱人的“无根”以及焦虑状态。

此外，对社会学主流研究的内容与形式之不足的思考，目的是尝试提出某种新的研究形式，这里暂定为细节—人性—社会的分析框架，即从人性的细节出发，去探索社会运行机制的解释路径。并非已有的社会学研究不注重细节，只不过存在不同尺度上的细节。本文所关注的细节，是指有利于认识人之存在本身方面的知识。而在这方面，文学体裁所提供的“细节”及其方法能够带来关键性的启示。

作为记忆研究领域的两位重要学者，普鲁斯特和哈布瓦赫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法国，且都受到柏格森的深刻影响。以文学为方法的普鲁斯特，与作为涂尔干弟子的哈布瓦赫，二者在记忆研究方面的形式和内容上有着迥异的风格。前者可以归入细节—人性—社会的分析框架中，后者则秉持对记忆的社会性讨论，呈现出家庭—宗教—阶级的分析框架。这是两种不同的路径：一个是文学的路径，是对人的分析路径，其中有个体形象，从人的层面观察社会；另一个是社会学的路径，关注的是群，从群体层面来研究社会。

相比较而言，普鲁斯特的记忆理论更具情感真实的力量。哈布瓦赫强调最个体化的记忆都是被社会的力量所形塑和决定，而普鲁斯特则以其一生的经历，从个体出发，发现了独属于自己的极具个体性的知识：“我的大脑是蕴含丰富的矿床，那里有大面积品种繁多的珍贵矿脉……我是唯一能够开发这些矿藏的人。”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他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他的“秘密”将永远被雪藏，“随着我的死亡，不仅能够开采这些矿藏的唯一的工人不复存在，连那矿脉本身也将不复存在”。

普鲁斯特的精神世界就像是一个“秘密”的世界，里面充满了细节性的信息。前文提及的两个“细节”（“小玛德莱娜点心茶”和“弯腰脱鞋”），尽管是某个人的“细节”，处于人的个性的层面，但这类“细节”，反而能够让人们获得广泛共鸣，说明这种“个性”的背后，深藏着“共性”。因此，在记忆的视角下，如果从个体和社会关系角度去理解人性，就会发现个性和共性并非截然区分——最具个性的，也可能是最具共性的。

细节的幽微与宏观的辽阔之间并不存在鸿沟或本质上的差异。以探索幽微世界见长的普鲁斯特对此深有感触。他指出，人们会认为他是用“显微镜”发现了那些真理（例如非自主回忆法则），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是用了一台天文望远镜才隐隐瞥见一些很小的东西，之所以小，是因为它们距离自己很遥远；它们每一个都是一个世界。将“幽微”世界称作细枝末节显然是一种贬损，普鲁斯特戏谑，自己本来是在求索心灵世界的伟大法则，但“人们称我是细枝末节的搜集者”。

普鲁斯特的文学路径让我们看到，“向生活世界的敞开”所践行的风格可以不拘一格，但同样能抵达对社会真相的理解，甚至有出乎意料的发现——提供新的角度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形式的探索发现了最接近生活本身的特征，甚至不必远求——通过“吃一口点心”“弯腰脱鞋”这些日常生活实践，就可以将我们拉回到那个我们最熟悉的周遭世界，从而返回到人之存在本身。通过此，达到“自我认识”，从而走向一条个人修行之路。换言之，通过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迈向健全人格，既是构建社会团结和激发积极的社会力的必要条件，也是在回答“社会是什么”这一提问。在以人为本的社会学者看来，人性是构成社会性的根本。而文学家普鲁斯特探索记忆的路径无疑为社会学提供了一种自内而外探索社会的典范。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6年第2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