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秋:中国社会学的人文转向——以费孝通“扩展学科界限”思想为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 次 更新时间:2021-01-11 22:43:33

进入专题: 中国社会学   费孝通  

刘亚秋  

   内容提要:反思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以来的重建问题以及学科发展方向问题,无法避开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扩展学科界限”思想,而若不对其中费孝通提到的“人文性”进行相对系统的思考,就无法真正理解费孝通的“扩展学科界限”思想,以及中国社会学的当下人文转向。他的思考路径在经由“社会”到“人”到“心”的结构性转换中,进一步转向更具主体形象的“我”之中,从对“我”的讨论中,最能看到费孝通的人文转向的彻底性和革命性。在回归对人的关注层面,费孝通回到了人的主体性的最深层面,表现在他的立足点是“我”。其中“讲不出来的我”尤为凸显了社会学中的人之主体形象的复杂性,需要社会学在方法上的更新和开拓。费孝通事实上是将社会学转向了历史和文化的维度,宗旨是推进、加强社会学这一学科对“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的理论贡献,从而修订、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范式。而社会学“人文性”扩展的“度”,可以是更加广阔的,但扩展的“界限”在哪里,还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的实践问题。

   关 键 词:学科界限/科学性/人文性/主体性

   作者简介: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732)。

   一、问题与背景

   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以来,进入一个重建期。它经过近40年的发展,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学术规范,并凸显了科学性格①和实证主义性格,②促进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近年来,社会学界出现了一股反思浪潮。在这股浪潮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定性与定量研究之争、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路径这两大主要问题,其中也有很多学者重新思考费孝通2003年发表的“扩展学科界限”思想,试图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方向提供智识。

   本文认为,反思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以来的重建问题以及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方向问题,无法避开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扩展学科界限”思想,而在重新解读费孝通的扩展学科界限思想时,若不对费孝通提到的“人文性”进行深入的思考,就无法真正理解费孝通的扩展学科界限思想,以及当下中国社会学的人文转向。③

   众所周知,2003年,费孝通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明确指出社会学除了科学性之外,还具有人文性,但人文性在社会学的学科范式中是被大大忽略的一个维度。费孝通认为,后者蕴含着更多的中国文化特征,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的重要基础。那么费孝通所谓的社会学的人文性是指什么?它还可以朝哪个方向进一步拓展?本文以费孝通的“扩展学科界限”思想为基础,试图梳理和探讨中国社会学的人文性问题及其可能,反思与之相关的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工作。

   目前学界对于费孝通晚年思想转向的问题已有很多讨论。④例如周飞舟总结了费孝通的思想转向轨迹及其思想意义。⑤他认为,费孝通的方法论/认识论从早年的“从实求知”,到1990年开始对自己的调查方法和方法论进行反思,费孝通从个人与社会关系角度入手,形成了新观念:人是宇宙和自然的一部分,人类被赋予一种自觉的能力,是个体通过社会实体变得自觉,是“我”的自觉。在这里,费孝通有一个转变,即从“只见社会不见人”到对主体人的关注。周飞舟认为,费孝通所说的心态是社会实体下的个人的“自我感觉”,这种心态是人与人相处如何理解对方、如何看待对方的“道义关系”,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人文世界,是文化的核心部分。笔者认为,周飞舟的理解是费孝通有关“心态”和社会学视角“人”的问题的主要答案,也因此费孝通才提出了“设身处地”“意会”“将心比心”等探究精神世界的主要方法/方法论。不过,费孝通对“人”的关注还不仅限于此,因为上述社会学视角下的“人”的特点,也容易将“人”等同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或者是社会道义性,而消失了作为主体人的更为复杂和难以言说的东西。⑥

   实际上,费孝通在以“我”为基础的人的“主体”形象的描画中,人的主体形象,不仅限于社会制度下的“我”,还包括生物的“我”,以及由此生发的人的各种特点,包括欲望、很多需要“意会”甚至自己都说不清的模糊领域,他认为文学、电影等艺术中常有这方面的表达,⑦也因此他才对“讲不清的我”以及社会学方法的扩展有着极为迫切的期待。笔者将在这一起点上,讨论费孝通的人文性的意涵,从而试图讨论他的“学科界限”到底可以扩展到一个什么样的度的问题,为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些许启发和建议。

   而本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费孝通的人文性是以理解“我”为起点的。以此为起点的社会学的人文性,如费孝通所说,“可以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有助于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第5页)。这个“自我”的根基又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重要问题密切相关。以“我”为根基的社会学重建维度,是费孝通晚年提及的社会学“人文性”意涵的一个基本问题。

   笔者认为,以费孝通的社会学之“人文性”为起点和根基,中国社会学界出现了一个“人文性”的转向,例如近年来出现的历史社会学、文学社会学、艺术社会学,等等,当然,这股浪潮中,当属历史社会学的呼声和阵容最为强大。本文试图为这种人文转向提供一些思想层面的说明。

   二、费孝通的人文性意涵

   (一)以“我”起点的社会学人文性

   笔者认为,费孝通的人文性的根本意涵首先是回到了对人的关注上。费孝通提出从“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观下理解“人”的问题。他指出,我们把“人”放到自然历史演化的总的背景下去理解,人是自然界演化的一个过程和结果,同样地,所谓“社会”“人文”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是人根据自身的需要造出来的一个第二环境,同时,“人文”也只能建立在自然规律和原则的基础上。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学应该继承这种传统,从自然存在和演化的角度,对“人”和“社会”进行最基本的定义。可以发现,这与伯格森的观点类似,伯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中表达了相近的人观和社会观,⑧并指出了涂尔干对于人如何适应社会的不关注,导致人的形象在涂尔干的理论中较为单一的问题。应该说,费孝通的初衷与伯格森也有不谋而合之处。伯格森的讨论中有纠正涂尔干传统中社会学范式只关注社会不关注人的弊病。费孝通也指出,自己早年研究也犯了“只见社会不见人”的弊病,因为“在社会学领域,不太习惯把人、社会、自然放到一个统一的系统中来看待,而是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人、社会视为两个独立的、完整的领域,忽视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包容关系”(第6页)。这种弊病看来是社会学既有范式的一个弊端,这也是费孝通反思的深层动力。可以说,费孝通提出的社会学的人文转向有着深厚的理论传统和现实意义。

   而且,在回归对人的关注层面,费孝通并不是说说而已、浅尝辄止,而是回到了人的主体性的最深层面,表现在他的立足点是“我”。

   他以认识“我”为基础(并认为这可以帮助社会成员更好理解认识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延展至对“他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的探究。费孝通认为,沿着这一脉络的思考可以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

   他谈及的“我”首先以“有限性”作为基本特征:“我们的感知方式和能力、我们自身的存在形式本身、我们在时空方面的有限性等等,就是我们的局限性”,而感知能力的有限性是人之有限性的基础。费孝通认为,也只有在人们能够感知的有限性领域,人们才能做出有意义的判断,言外之意,人们的判断是有局限的,其看到的意义也是有局限的。社会学人需要认识到人的这一特征。费孝通还指出,社会学作为一门“学”,应该认识到人的各种特殊性和普遍性,这里人之特殊性的突出表现是:人有一个“精神世界”,他说,可以笼统称之为人的意识能力,但目前仍没有被说清楚,它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显然,社会学对此的讨论更是匮乏的,但社会学对此大有讨论的必要。

   费孝通认为,对精神世界的理解,构成我们理解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石:“忽视了精神世界这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第7页)就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而言,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和说明是社会学这个学科的人文价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费孝通这里,人的构成是一个体系。他指出,人的构成包括人的生物性、社会性(群体性),后者还包括文化性和历史性。它们融会贯通于一体,即落实在个体的身上。例如,提及人的生物性,费孝通以人的生死作为切入点,这一问题也是古往今来中西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费孝通在这里的观点具体化为一种中国特点的生死观,它是“生生不息”的,即个体生命是有限的,但通过代际传递和跨文化传播,个体(的精神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是无限的,可以超越个体/肉体的生与死。

   而“我”/个体在西方社会理论传统中,是相对于社会的另一端,围绕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甚至派别。对今天社会学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社会学的经典人物涂尔干当属于倾向于“社会”这一派。在涂尔干传统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学,例如1979年后恢复起来的社会学,大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见社会不见个人)的特征,也经常被反思学科范式的人所诟病。可以说,费孝通对社会学视角下的人的位置反思,也是对这类研究的一个反思。

   费孝通对于社会学视角的人的位置的反思,最为鲜明的特点,如前面提及的,他的讨论践行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反思方式。那么,他的有关“我”的讨论蕴含着怎样的意义呢?笔者认为,在他的对“我”的讨论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找回了人的主体形象。“人”在社会学的视野下,不再是屈尊于社会结构、社会功能之下的一个“傀儡”,而是有着自己的主见、自己的价值的主体。

   那么,费孝通是如何叙述这一主体的呢?如他所说,他看到的“我”并不是哲学、心理学等传统下的“我”,而是社会学视角下的“我”。首先表现在他将“我”纳入社会学的永恒研究主题——“社会关系”之中,并试图从“我”的角度拓展对“社会关系”的理解。这一点依然表现出费孝通的“社会学主义”或社会学立场。下文将会讨论到,这也是韦伯传统的社会科学范式的特征,即在兼顾主体意义的同时,保持对“普遍性”的追求。

   在费孝通分析的“我”形象中,我们意识到,社会学角度下的人也需要回到主体的核心部位,即“主体”(subjective)的、第一人称的角度理解“人”,也就是研究“我”这个概念。费孝通指出,社会学意义上的“我”是多方面的:生物的“我”、社会的“我”、文化的“我”、表面的“我”、隐藏的“我”、说不清楚的“我”……讲不出来的“我”和不想讲出的“我”,乃至于梦中的“我”和醒时的“我”,被忽略掉的“我”和被否定掉的“我”,等等。

   他指出,在诸多“我”中,有些“我”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可以公开说清楚的,但这部分的“我”很有限,而每个人都有很大一部分“我”,只在心里,讲不出来(甚至是自己也不清楚的“我”),这部分“我”实际上是“公众”之外的“我”。而这部分看不见的自我,“难以言传”“意在言外”,构成人际关系中的重要基础。

   笔者认为,其中的“讲不出来的我”尤为凸显了社会学中的人之主体形象的复杂性,更需要社会学在方法上的更新和开拓。在这里费孝通指出,社会学需要重视“直觉”的作用:

   那种“讲不出来的我”,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感知,实际上很多人是能够通过“直觉”感觉到的,这种“直觉”,现在好像还不能用实证的方法来解释,也常常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否定,但有些类似直觉的东西,又不能完全否认。(第12页)

对于这个问题,在资料获取上,费孝通似乎也有一些启示,例如他提到,诗歌以及其他很多艺术(绘画、音乐等)也常常反映人的这部分“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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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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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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