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意识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在推进意识形态批判的过程中深化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性认识，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现实个人的意识形态逻辑：在理论要义和运行方式上，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在用思想来说服思想，至于思想在这里具有何种性质与内涵则要由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来判定；思想能否被说服，取决于思想所言说和辩护的现实利益关系能否召唤个体、自觉主体，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用利益唤醒利益；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引领会在精神上升华为用信念取代信念、在实践上落脚为用历史改变历史。全部的思想政治教育都致力于改变历史，区别在于谁来改变、改变谁的历史、如何改变以及要改变成哪样，正如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改变了意识形态为剥削阶级辩护的教化历史，完成了意识形态的术语革命，致力于普遍的人的解放。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引领逻辑；意识形态；唯物史观
当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开篇写道，“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他实际上讲出了两个“哲学革命”作为意识形态行动对法德两国“政治变革”的思想政治教育引领问题：法国“启蒙哲学”高举理性、自由、平权、博爱的抽象人道主义大旗，批判和解构僧侣贵族的意识形态，引领了法国大革命，代表了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争夺国家权力的理论胜利；德国表面上看是以黑格尔法哲学为核心的国家哲学强化了君主统治的专制意识形态，但其中蕴含的革命辩证法则被工人阶级扬弃和发展起来建构出“革命的科学”，引领了德国革命和整个欧洲的革命，标志着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引领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引领能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深处发挥意识形态力量的集中体现。当然，这里所说的是阶级社会以来人类历史普遍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它在一般性上是指用思想引领思想、用观念引领现实的意识形态教育活动。学界近年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原理性讨论，一方面承认全部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有引领之责和引领之能，另一方面又提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在引领功能上具有根本差异和独特优势，这个突出优势不仅取得了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成就，也催生和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个现代学科，把追问思想政治教育引领逻辑的规律性认识要求提了出来：进一步回答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现实个人，遵循着怎样的意识形态逻辑？有何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的内涵实质是什么？何以可能？这些问题指向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学说的前提反思和原理表述。马克思恩格斯不曾直接使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但是他们洞悉到了意识形态引领和支配个人的运行规律，蕴含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的理论要义、主体自觉、价值追求和方法原则的基本理念。
一、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的理论要义：用思想说服思想
思想政治教育引领首先是思想引领，或者说主要是通过思想说服思想来引领现实个人的生产生活。作为名词，思想是一定观念、理念和信念的总称，社会思想的核心内涵是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动词，思想相当于思考、反思、批判等思维活动，核心内涵是从一定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出发的理论思维行动。思想政治教育对现实个人的思想引领，既是引导人们思想什么，也是引导人们怎么思想以及用什么来思想。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引领行动之中，这三者是内在统一的，所以即便海德格尔大谈特谈“思本身”，也不得不借助一定的“思想”来思“思本身”。他在《面向思的事情》中呼吁，“我们所有的人都还需要在思想方面接受教育，并且在此之前首先还需要对何谓在思想中受过教育和未曾受过教育这回事情有所认识”，而有所认识的关键就在于澄明“思的任务”。如何才能澄明呢？他接着写道，“思的任务就应该是：放弃以往的思想，而去规定思的事情”。海德格尔可能没有意识到，一旦人们按照他的哲学忠告去“规定思的事情”，哪怕人们已经决心“放弃以往的思想”也终究还是没有放弃全部思想，人们至少还没有放弃海德格尔要求放弃以往全部思想进行纯粹思想的这个思想，否则他们就不能这样去做了。思维构成思想，告诉人们怎么思维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同样，告诉人们一种思想，往往也会顺带告诉人们理解这种思想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只不过经常是以不自觉、不明确的方式进行，思想总是在思维中被认识和把握起来的。正是因为这种内在一致性或思维同构性，才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借助意识形态进行思想引领，可以整个地深入地持续地建构人们的认知体系和观念世界。这也是为什么青年黑格尔学派自诩批判和超出了黑格尔哲学却几乎没有离开其哲学地基一步的意识形态原因，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都深深依赖于黑格尔体系及其解释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围绕一定意识形态进行的思想引领，首先是用正确的思想引领错误的思想。但是，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总是忙着在全世界寻找“野蛮之地”推行他们“所谓的文明”，可见正确或者错误作为思想的性质，在资产阶级那里是被定义出来的，并不是说资产阶级用来引领的思想果然就是真理，也不是说在资产阶级眼中需要被引领的思想断然就是谬误。什么思想被宣布和承认为正确的思想，当然会考虑这个思想的普遍性与合理性，却只是相对的逻辑形式考虑，因为在根本上讲还是取决于这个思想是否符合思想政治教育主导阶级的统治利益和教化意志。思想政治教育总是把所属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定义成正确思想，将自身意识形态确立为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力量，亦即“国家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理论引领的第二步是用国家的思想引领现实个人的思想。国家是支配个人的第一个意识形态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开展思想引领、实现观念支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关键就是以正确思想引领错误思想的名义和形式，推进并完成国家思想（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主导思想）对个人思想（个人已有的各种思想观念或认识见识、常识判断）的理论引领，使社会意识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集体性思想尽可能全面而深入地转化为影响甚至支配社会成员思考和行动的个体性观念，从而维护国家利益、培育国家精神、塑造国家认同、贯彻国家意志。
既然国家思想引领个人思想是以正确引领错误的名义和形式开展的，那么个人的思想观念结构又是何以被思想政治教育判断指认为正确或错误的呢？在实际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据以引领的这个判定依据，往往是通过把理论逻辑放置于历史逻辑来作出说明的，也就是用现实的思想引领传统的思想。正是这种引领逻辑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现实性、历史性和未来感。实际上，站在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发展的时代视野来看，思想引领总是在研判和处理现实的思想与传统的思想之间的历史性关系，而且这种历史关系处理往往表现为对传统的文化文明的重新审视和转型发展这一内容主题，从正确的思想引领错误的思想、国家的思想引领个人的思想到现实的思想引领传统的思想，不难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理论引领的基本形式和运行方式是用思想说服思想。这是任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要想增强自身引领力都必须要做好的事情。用思想说服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运行过程的主要环节或者说存在形态。思想引领是通过理论说服来完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能在理论认识上说服人，也就不可能对人们进行观念影响和思想引领，更遑论精神培育和意识形态教化。说服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功能的核心要素，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引领力首先取决于有没有说服力，理论说服的过程正是思想征服思想、思想超出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引领过程。
二、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的主体自觉：用利益唤醒利益
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理论说服何以可能？思想引领何以有效？既然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的本质要求是用思想说服思想，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实现引领的关键在于思想，或者说是否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思想形式和理论要素（甚至是造成了新的思想同已有思想之间的理论对立），就能达成说服引领之目的呢？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也可以表述为：理论说服、思想引领如何通往主体自觉？
在这里，主体自觉是一个相对的主体性概念，其在理想性上是个体对自身主体性的觉醒，意识到自己是众多平等个体的社会成员。主体自觉在一般性上是思想政治教育让个体作为主体心甘情愿地行动，但是这个主体更多是主体动力和主体使命。不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都会让个体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觉醒，但是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都会引导个体意识到它赋予个体的地位和使命，并激发个体认同一定思想、追求一定目标、执著一定信念的主观性和内驱力。换言之，几乎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都会在主体性上唤醒个体，改变个体的自发性和孤立性，将个体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体系和行动机制，尽管不是每种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都能全面而彻底地唤醒个体，也不是每种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对个体的有效唤醒都是全面而彻底地为了个体发展，但总的来说那些成功引领了个体思维行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特别是反抗阶级压迫、争得国家统治的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都不可避免地要以唤醒个体为历史前提。
于是，思想能否引领就从理论能否说服，变成了个体能否被唤醒、主体自觉何以可能？没有个体的唤醒、主体的自觉，也就谈不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引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既然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的理论要求是用思想引领思想，那么达成说服、唤醒和自觉之教育目标的关键因素是否为理论彻底性呢？个体被唤醒的程度是否取决于用来说服个体理论的彻底性程度呢？
理论的彻底性本身是一个真理的历史性问题，是一个随着社会时代发展而不断深化的思想推进过程，理论彻底性当然有助于说服唤醒群众，但不是理论彻底了就能引领群众。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和把握理论彻底。理论的彻底性要由实践的彻底性来说明，并在彻底性的实践关系中反思和深化自身真理性。理论彻底性和实践彻底性都是历史的产物，具有生成性和发展性。这就意味着，某种理论（特别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可能一开始具有某种彻底性，在一定时期内赢得民众认同成为引领性的精神力量，但是由于滞后实践发展而逐渐丧失这种彻底性，不再能反映社会时代发展的真实状况和真正精神，也就从合理的进步思想变成不合理的保守思想。
全部历史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的彻底性因素、决定性力量是现实个人的物质利益关系。理论越是普遍而具体地反映出社会共同利益就越是具有彻底性和说服力。不触及利益的思想引领不过是词句空谈和口号狂欢，无法真正说服群众。思想之所以能够说服人，是因为思想既说出了人们的共同利益，也说出了它能引领人们维护和发展这个共同利益。思想如果在本质上只是少数人的利益代言，即便它一开始由于“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而同一般的人的利益混淆起来”而得到民众暂时的认同支持，也终究会在这个思想所属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推行的国家压迫中丧失群众基础，从而沦为对群众来说是“不合时宜的”抽象思想。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取代毕竟是在现代对传统的观念决裂中胜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够在决裂中胜出并完成这种信仰重构，不只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在当时表征了进步力量和理性精神，更因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和宗教解放运动，在普遍性上契合了底层民众反抗僧侣贵族专制压迫争得民主自由的现实利益。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唤醒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诉求和革命理想，才使得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为了资产阶级推翻僧侣贵族的强大同盟军。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日益按照自己的利益原则和意识形态塑造世界，随着资产阶级对往昔同盟军的变节背弃转而压迫人民大众重新成为剥削阶级，全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并且冲突愈演愈烈，这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就会逐渐失去对民众的说服力和引领力，于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思想政治教育也就应运而生了。
三、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的价值追求：用信念替代信念
信念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的核心范畴，全部思想政治教育都致力于取得信任、增进认同、树立理想、塑造信念并构筑起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仰。信念是信任经由认同和理想通往信仰的关键环节和决定性观念力量，塑造信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追求。信念是支配性的自我意识和精神意志。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的本质规定的理论高度深刻讨论过这个问题：“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因此，“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些表述是马克思从自我意识和生命意志角度探讨人的本质问题的经典论断。
人既是意识的生命活动，更是有意志的生命活动，既是因为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具有意识和意志，也是因为人能够始终意识到自己不仅具有意识和意志而且还可以将某种意识外化并保持为一定的意志，意识和意志是密不可分的生命活动要素。人之所以是人，不仅在于人自知其为人（意识），更在于他总在人的类本质上要求自己如何做人（意志），换言之，人们怎么思考也就怎么行动，人们总是将自己保持在围绕某种意识产生的意志力之中，正是凭借这个意志力，他才得以总那样思考也总那样行动，并在其中反思和改变自身生命活动。正如黑格尔指出：“意志不过是特殊的思维方式，即把自己转变为定在的那种思维，作为达到定在的冲动的那种思维”，“意志的活动在于扬弃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矛盾而使它的目的由主观性变为客观性，并且即使在客观性中间同时仍留守在自己那里”，人在意志的思维和保持之中否定掉生命冲动的直接性，并对这些冲动及其直接性作出规定，扬弃主观性和客观性、理想性和现实性之间的矛盾，将生命的冲动设定为人的意志生命的思维对象，也就设定为“人本身的东西”，从而不仅能够思维和把握意志，还能使这种思维保持为意志，更能在意志的思维中把握和展开生命活动，促使人们在自己的此岸或者彼岸生活中一旦这样想也就总是这样想。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甚至宣称“个人的信念，事实上就是理性或理性的哲学从主观性出发在知识方面所要求的最后的、绝对本质的东西”，这显然夸大了意志和信念的观念地位与精神功能，信念的意志基础和知识结构再有现实性与合理性，终究也是被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决定着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特征；但是黑格尔把信念视作“由于洞见事物的概念和性质而产生的思想的信念”却是很深刻的。意识和意志相统一在生命活动的精神表征正是信念，黑格尔在这里实际上说出了一种信念成为意识形态和信仰的概念形式与知识构件，那就是将信念构筑在一定的说理形式和知识洞见基础上，抵达事情本身和原则深处，避免信念沦为“意见”。
思想政治教育围绕意识形态开展的信念培育和信仰塑造活动，一方面是以知识说理的方式将一定阶级或者集团的信念信仰构筑在“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结构之中，另一方面这个意识形态结构又总是将信念信仰与一定阶级或集团的价值原则相衔接，从而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力量支配个人过程中所推行的从知识到价值的理论引领，实质就是用信念取代信念、用信仰替代信仰。思想政治教育引领总是要从观念引领、利益唤醒升华到信念引领和信仰塑造层面，这样才能将一定的意识形态结构具体转化为社会成员的观念共识、心灵笃诚和实践追求。意识形态之所以是一种稳定性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心理，甚至可以成为绵延不息的观念传统，正是因为它借助思想政治教育将自身内涵转化为一定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信仰结构。
不同社会时代、阶级集团的思想政治教育冲突和意识形态较量，往往会集中表现为价值的较量、信念的更迭甚至是信仰的冲突。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注意到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及其意识形态力量的信念引领逻辑：“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
因此，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解放虽然结束了僧侣贵族的封建专制，不仅取消了国教，也取消了宗教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的精神领导地位，但是这种解放仅仅是将“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等于现实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它只是把“天国的神”赶下神坛却没有推倒神坛本身，反而迅即又将“尘世的神”推上神坛，那些“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抽象本质的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以及形形色色的拜物教造成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领域的”宗教虔诚——实质就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虔诚信念和精神趋赴，贯穿其中的意识形态行动正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用关于所谓“理性”“启蒙”“人权”的现代信念和资本崇拜，批判和扬弃了生长于传统社会的“封建头脑”与“宗教灵魂”，在造成“偶像的黄昏”的同时炮制了“黄昏的偶像”，导致“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放弃“实际的宗教笃诚”，在表面上看是因为人没有摆脱宗教但是“取得了信仰宗教的自由”，而在利益根源上则是因为人没有摆脱财产却“取得了占有财产的自由”，正是资产阶级的财产自由及其私有制度要求人们笃诚信奉“财产自由”和“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观念。说到底，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发生的信念迭代的内容和程度，总是取决于现实生活领域发生的利益变迁的性质和程度。
现实利益关系的这种决定性同时也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和信念塑造的实践落脚点提出方法论原则上的转化要求：用历史改写历史。虽然在剥削阶级那里，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总是要制造出思想统治的独立性外观和精神假象，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但实际上这不过是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耍的思想把戏和信念障眼法，目的在于让人们以为过去的生活之所以不幸是因为受错误的信念支配，而今有了正确的信念来引领生活，历史就将改变、未来必定美好。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同一个剥削阶级内部各集团的政权更迭，只需要说成是思想克服思想、信念取代信念即可，如古代中国的封建王朝更迭，从重法到尚道再到尊儒甚至儒释道合流，总是在变化统治观念，却没有反思统治本身和王权制度本身，而是被观念变革和信念取代掩蔽了；同样的情况在资产阶级通过领导政治解放掌握政权之后一再地体现出来，轮流执政伴随着政见对峙，催生了现代政党制度；另一方面，既然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思想政治教育让人们相信了观念支配世界、改变信念就能改变世界，就像“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加以反对，另一派则认为这种统治是合法的而加以赞扬”，那么面对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或者变革愿望，为了不丧失政权和统治利益，这些统治者就会颇识时务地作出反思和改革的进步姿态，顺势提出新的主张和原则，从而让底层民众相信这些主张、认同这些原则、误以为变革完成也就放弃革命。
资产阶级要求改变历史，“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为了达成永恒统治的资本野心，他们宣布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最佳、资产阶级社会将野蛮历史终结了。言下之意，在背叛了革命的资产阶级看来，人们不必再要求彻底革命来改变历史了，只需要改变对历史的认识与信念就可以了。但是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恰恰是他们意图扰乱、改变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历史走向的意识形态行动。由此可见，就像意识形态终结论不过是为终结对立面的意识形态、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也是为了改变历史那样，任何思想政治教育只要它是服务于阶级利益、政权行动和现实生活的，它在方法论原则上的根本要求都是用历史改变历史，只不过由谁来改变、如何改变、改变谁的历史、变成什么样具有性质、内容、范围、程度和方法上的历史差异而已。
因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下最后一条时，他并不是反对解释世界，而是反对那些为旧世界辩护的解释世界或者在解释中自我辩护的旧世界，反对那些不改变世界的解释原则或者仅想改变解释的世界原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明确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这给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引领提出的要求就是，开展理论说服、利益唤醒和信念塑造，不能停留于“词句批判”和“口号斗争”，而是要转化为共同意志和切实行动，用世界历史的真正改变来实现具有原则高度的人的真正解放。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胜利具有普遍解放的世界历史意义，普遍解放的最终胜利要求世界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就在于坚定革命理想和解放信念，用历史改变历史。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6年第5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