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以中国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24 次 更新时间:2023-06-21 22:28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不仅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而且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并被写入多份联合国决议和文件。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时刻立足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人类社会前途命运,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层面不断充实丰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路径。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9月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在2022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在2023年3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进一步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立场与坚强决心。从目标取向和精神实质来看,这三大中国倡议不仅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内涵,而且还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激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生动力

为应对全球发展挑战、携手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2022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认清世界发展大势,坚定信心,起而行之,拧成一股绳,铆足一股劲,推动全球发展,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这意味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以促进全球发展为前提和根基,在践行全球发展倡议中实现引领全球向着强劲、绿色、健康的方向发展,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当今世界已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不利于发展的因素愈加增多,全球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也愈加凸显。就现实表现而言,全球发展正在遭遇以下困境和难题。

其一,全球增长动能相对不足。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动能转换的换挡期,一方面是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另一方面新技术对世界经济的提振作用仍不够显著。与此同时,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资源能源短缺问题日趋恶化,自然灾害突发频发,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这些因素都在制约世界经济增长的步伐。2023年1月,联合国发布的《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显示,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叠加影响,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1.9%。2023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保持在3%左右,低于过去二十年3.8%的平均水平。

其二,全球发展水平失衡。不平衡性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这既包括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均衡,也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就程度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不均衡的矛盾更为突出,并且一度成为导致全球发展失衡的最主要原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22全球GDP总量突破100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为57.58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42.63万亿美元。此外,收入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好坏的重要标准,国际间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则直接印证了当前全球发展的失衡。习近平主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全球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百分之九十九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可见,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其三,全球发展成果尚未实现普惠共享。共享全球发展成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然而,受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衰退、新冠疫情冲击等综合因素影响,全球发展成果并未完全惠及世界人民,导致一些国家的民众仍处于贫困状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22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显示,在涵盖111个发展中国家的61亿人口中约有12亿人生活在贫困中,贫困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地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近5.79亿),其次是南亚(3.85亿)。世界银行颁布的《2022年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称,2022年全球仍可能有多达6.8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面对全球发展难题叠加的现实情形,我们需要通过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引领全球走出发展困境,以期在实现全球发展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以科技创新为重要抓手加快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创新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想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需要从创新中寻求答案、寻找出路。尤其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唯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更好解决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坚持创新驱动,合理增加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加大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力度,着力打造一批跨区域、跨领域和跨产业的技术合作平台,充分挖掘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从而在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国际环境中拉动经济增长。对于这一目标,习近平主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的“创新发展理念”“创新政策手段”“创新增长方式”等务实性举措,为世界各国更好地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提供了方向指引。更为可贵的是,中国始终坚持互惠共赢的理念,积极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科技合作,自觉分享自身所掌握的科技发展经验,以自身实际行动为促进全球科技创新和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23年2月24日,科技部副部长张广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已经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订了116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

其次,以经济援助为重要内容缩小全球发展差距。为弥合南北发展鸿沟,无论是国际发展资金的投放还是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都需要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尤其在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现实情形下,发达国家需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发展中国家之间也需要根据自身实际发展情况进行互相援助,以此逐渐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近年来,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直面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重大问题,对外援助资金保持快速增长。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自身疫情防控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向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物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供应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这些都是中国为缩小全球发展差距作出的实际努力与重要贡献。

最后,以强化合作为契机促进发展成果共享。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全球发展成果,需要在加强合作中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放缓之时,只有以开放寻合作、以合作求共赢才能使不同国家相互受益。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时指出:“发展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任务。面对当前各种风险挑战,加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为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世界各国需要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理念,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和促进经济全球化。只有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可持续的发展,释放出经济全球化更多的正面效应,才能让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民众真正共享全球发展成果。

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优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环境

安全事关各国人民福祉,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外在保障条件。回顾人类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历程,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在脱离安全环境的条件下实现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文明的延续。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纵深演进愈发证明,人类社会是一个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安全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的:“‘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事实再次证明,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集团对抗只会加剧21世纪安全挑战。”这一重要论断直接明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进一步指明了安全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条件。就此而言,践行全球安全倡议,营造良好国际安全环境,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的分合调整使得全球安全状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安全逐渐成为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大重要因素。长期以来,为遏制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维护现有国际政治秩序,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虽然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其所奉行的国强必霸逻辑和采取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致使国际安全面临着来自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种种威胁。

在传统安全领域,政治颠覆、军事威胁已成为影响当今全球安全的主要因素。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大搞“和平演变”、策动“颜色革命”,这是他们惯用的政治颠覆手段。与此同时,我们从一些现实数据中也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当前全球军事威胁风险的上升。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军费开支占比居高不下。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年度报告,2022年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军费开支合计占全球军费开支的55%,其中,美国军费开支占全球军费开支高达38%。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更是借“反恐”之名在全球范围内穷兵黩武,并酿成一系列人道主义灾难。2022年12月20日,美国新闻网站“共同梦想”发布文章指出:“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监测组织‘空战’的数据,自2001年以来,仅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索马里、叙利亚和也门等地,美国军队就实施了近10万次轰炸,造成多达4.8万名平民死亡。”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生物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也成为影响全球安全的重要变量。现阶段,抱着“强国优先、强国通吃”的霸权心态,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置其他国家安全利益于不顾,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维护其优先权益。比如,美国在世界各地大肆设立生物实验室,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执意退出《伊核协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日本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等行径,无疑为全球安全注入了更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也一度破坏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国际安全环境。

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其所倡导的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以及旨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价值追求,不仅为维护世界和平明确了目标方向,而且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行性路径。

首先,牢固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创建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提供道义支撑。这一安全观摒弃了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陈旧观念,主张尊重和保障各国安全,强调统筹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要求通过政治对话与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寻求可持续性安全。习近平主席曾多次重申世界各国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有力彰显了中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世界谋和平的坚定立场。

其次,依托国际性、地区性、区域性平台机制,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作为世界各国畅所欲言的大舞台和建言献策的留言板,国际性、地区性、区域性安全对话平台、安全论坛和安全合作组织等在促进对话沟通、凝聚国际安全共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要求世界各国不仅需要以切实的行动积极参与上述各类平台机制,还需要主动搭建更多安全对话平台以促进国际交流合作,从而有效提升共同应对来自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多种威胁的能力。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本着对世界和平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以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冲突和国际争端,不仅着力于深入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之路,全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朝着机制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而且还通过举办或参与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东安全论坛、北京香山论坛、阿富汗邻国外长会、非洲之角和平会议等论坛会议,用实际行动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最后,瞄准重点合作领域,凝聚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的思想共识。当今世界,安全问题多样性、联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能源安全、网络攻击等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渗透,极大地增加了消除全球安全威胁的难度。实践证明,罔顾别国安全、一味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的做法最终会贻害自身。对此,习近平主席呼吁世界各国:“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这就表明,针对反恐、网络、生物等具有相同性质的安全问题,对峙无异于自绝生路,合作才是最佳选择。世界各国都需要着眼于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通过坦诚深入的沟通对话减少猜疑、化解分歧,进而在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中更好地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文明是国家强盛、社会进步的重要标识。从唯物史观视角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摆脱蒙昧、告别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就文明形态而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客观上都存在着文化方面的差异,这就内在地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是一个由不同文明构成的综合体。正是在此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提供了一种新范式。习近平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这就表明,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既是捍卫多元文化、多样文明的内在要求,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里,西方文明被演绎标榜为人类文明的“标杆”,代表着所谓“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博爱”,而非西方文明则象征着所谓“奴性、愚昧、落后、独裁”。尤其是随着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以美国、西欧为主的“西方中心主义”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推崇的文化信条,并驱使着资本主义世界将西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受这种思维定式影响,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视西方文明为“普世文明”,认为西欧和北美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无独有偶,福山的老师塞缪尔·亨廷顿也曾坦言:“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他甚至断言,“文化的区别”是“后冷战的世界中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未来世界性的冲突或战争将在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展开。从内容所指来看,无论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也都是站在西方文明的立场评判和审视人类社会发展及文明趋向。可见,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语境中,西方社会的文化形态和发展模式被看作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尺,而非西方社会的文化形态和发展模式则被贬低为另类的存在而受排挤、打压。为了强化西方模式,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处心积虑地动用一切手段,企图把非西方国家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之丧失独立性进而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其中,思想文化入侵或意识形态渗透便成为西方势力颠覆别国政权、培植亲西方傀儡政府的惯用伎俩。21世纪以来爆发的“玫瑰革命”“栗子花革命”“郁金香革命”“茉莉花革命”等“颜色革命”,就与西方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有关。而由此造成的经济凋敝、政局动荡、民生困顿等,反过来又阻滞世界文明新格局的塑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事实上,人类文明是座百花园,不同文明交相辉映是世界的基本特征,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所鼓吹的文明优越、文明冲突、文明隔阂等论调,既不符合人类文明多样的本性,也不符合文明演化的规律。与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及其文化霸权行径不同,全球文明倡议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更不搞意识形态对抗,而是从文明合作的角度夯实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首先,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厚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底蕴。作为人类文明自然样态的生动呈现,文明多样性是维系人类文明生态平衡、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深入了解和把握各种文明的悠久起源和丰富内容,让一切文明的精华造福当今、造福人类。”每种文明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我们不能因文明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就将文明作高下、优劣之分,而需要摒弃文化霸权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型文明观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着力打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百花园,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底蕴更加厚重。

其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以凝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力量。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性。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互动也愈发频繁。习近平主席指出:“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搭建全球文明对话平台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通过举办“中欧文化高峰论坛”“中非文化交流论坛”“亚洲文明大会”等方式,丰富拓展了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内容、文明合作渠道。诚然,这些对外文化交流平台在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加深了世界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知,从而结牢中西方人民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纽带。

最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增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人类文明在多样性共存、差异化发展中所形成的共同价值内核,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深层驱动力。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寄托着世界各国人民希冀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纠正了西方国家狭隘的普世价值观,为凝聚不同社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指引。

 

作者:王 岩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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