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京東郊鍾山風景區文物遺存深富，文化意藴豐厚。靈谷寺龍神廟（今嵌八功德水池側墻上）存有四塊碑石，其中三塊與桐城文脉在南京之綿延密切相關。第一塊爲上元伍光瑜《禱雨紀异碑》，伍氏爲時任鍾山書院山長姚鼐的弟子，師弟關係密切。《禱雨紀异碑》考證靈谷寺禱雨歷史，銘記神靈普濟之德，將考據、義理與詞章相結合，明顯受到桐城文章筆法之影響。另兩塊碑石爲曾國藩撰書《靈谷龍神廟碑記》。此文僅四百餘字，但曾國藩對其高度重視，先命其幕僚吴汝綸草擬初稿，繼命其幕府文人討論，主張改稱“西天阿耨八功德水龍神”爲“靈谷龍神”，再費時數夜，修改潤色，最後親自書碑。曾文對吴文考據上有用有捨，詞章上删削簡潔，義理上立意高遠。對讀吴汝綸與曾國藩兩篇碑文，可以體會桐城文脉之傳承。曾國藩《靈谷龍神廟碑記》被黎庶昌選入《續古文辭類纂》，走上了經典化的道路。
關鍵詞：靈谷寺 石刻 桐城派 姚鼐 曾國藩 吴汝綸
南京東郊鍾山風景區，有包括天文臺（如紫金山天文臺）、陵墓（如孫權陵、明孝陵、中山陵等）、寺廟（如靈谷寺）等在内的各類公共建築，文物遺存深厚，文化内涵豐富。這些公共建築中還有歷代不同形制的石刻，承載著政治、宗教、科學、文學等方面的歷史記憶，隱伏著諸種悠長的文脉。
鍾山靈谷寺始建於梁天監十四年（515），初名開善寺，藉助爲本寺肇基的寶志禪師的“神异”聲名以及梁武帝的大力支持，成爲六朝名寺之一。歷經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諸代，此寺名稱多次變更，盛衰起伏。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寺名改爲太平興國禪寺。由于北宋太宗、真宗諸帝的關注，以及罷相閑居半山園的王安石的影響，太平興國禪寺盛極一時。明初改名蔣山寺，明太祖洪武年間（1368-1398），因修建明孝陵之故，寺由獨龍崗遷至鍾山東麓青林岡前重建，占地五百畝，規模之大，冠於天下。蔣山寺也在此時被賜名“靈谷禪寺”，御題“第一禪林”，迎來又一個鼎盛時期。清代咸豐年間（1851-1861），清軍與太平軍交戰於江寧，靈谷寺遭受戰火破壞，戰後百廢待興，興建了龍神廟等建築。1929年，國民政府將靈谷寺殿址改建爲國民革命陣亡將士公墓，將無梁殿改建爲陣亡將士祭堂，靈谷寺由明代敕建的占地五百畝的京刹縮小爲龍神廟一隅。十年動亂期間，寺廟被占作他用，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重建增修，山寺再振，香火日隆，但基本上没有超出1929年時的規模。撫今追昔，令人嘆慨。
儘管如此，今天的靈谷寺内仍然有諸多重要的文物文獻遺存，值得關注。例如靈谷寺内八功德水池側墻上嵌有四塊石碑，其中三塊皆與桐城文脉在南京之綿延密切相關，有待抉發。本文按石刻年代先後移録其文字，并徵引相關文獻，展開考釋。
一、伍光瑜《禱雨紀异碑》考
第一塊碑爲道光九年（1829）刻，上元伍光瑜所撰，其文如下：
《靈谷寺志》載，宋明時，寶志公靈顯，凡求雨求雪，無不感應。且前朝多名臣詩章，以紀其事，厥後未聞有行之者。道光四年夏旱，求雨未得。有以寺志呈者，前制憲濟南孫公行之。先期遣官至寺取水，水甫出寺，雷雨大作，凡數日，甘霖普沛，轉歉爲豐，洵靈谷祈雨之一證也。時上元武公修志，邑人記載其事，第恐閲年既久，不見兩志書者，神靈之普濟不彰也。今更勒石紀之，俾同鄉共悉，有備無患，庶爲异日祈求考證之一助也。
上元伍光瑜敬紀并書。
鎸陽文“伍光瑜印”、陰文“屏秋”、陰文“時年七十有二”三印。
江寧府東街黄起東鎸。
以上文字見載於《靈谷禪林志》卷六“碑文”，志書所載與碑石大體相同，衹有四處相异：一是“靈谷寺志”之“寺”字脱,二是“無患”作“無遺”，三是“异日”二字脱，四是篇末無伍氏鈐印及刻工署名。在現存碑石上，署名及鈐印中之“光瑜”二字因曾受鑿損而模糊不清，對照《靈谷禪林志》，乃可以確定無疑。在此篇碑文前，《靈谷禪林志》卷六先載：“道光甲申六月，旱，有司禱雨，未得。邑人士以舊志呈太守余公霈元，請制府孫公玉庭詣寺虔禱，果得大雨。事載《上元縣志》。有《禱雨紀异碑》，在八功德池側。”此條所記就是道光四年靈谷寺祈雨之事。由此可見，此篇碑文可題爲《禱雨紀异碑》。
此篇碑文出自上元伍光瑜之手。檢索《江蘇藝文志·南京卷》：“伍光瑜（1758-1830），字孚尹，號屏秋，清上元人。生三月而孤，事母孝。能詩，邃於《易》。嘉慶十一年（1806）歲貢生，授候選訓導。絶意進取，熱衷於地方公益，鄉民德之。曾與修乾隆《上元縣志》，摹刻《天發神讖碑》。晚與鄉老聯詩飲酒自娱。”伍氏生于1758年，此碑既鈐“時年七十有二”之印，則當撰書於道光九年（1829）。《江蘇藝文志》小傳稱伍氏“熱衷於地方公益”，與修地方志、摹刻《天發神讖碑》等，此碑可以作爲其“熱衷於地方公益”之又一證明。
伍光瑜出身上元伍氏，是金陵回族大姓之一。伍氏之始祖伍儒，洪武二年（1369）自中亞撒馬爾罕奉詔入華，定居南京，任職回回欽天監。其後代則或習儒，或習商賈，或“以興辦慈善事業方式融入主流社會”，其曾孫伍光瑜就是以習儒而兼愛慈善公益事業的代表。再據《江蘇藝文志》伍光瑜小傳，伍氏撰有《補園文集》《補園詩集》，又輯有《六事箴言續録》等。《六事箴言續録》一卷，屬子部儒家類，可見其深受儒家思想之影響。嘉慶十八年（1813），伍光瑜之子伍長華得以中舉，翌年會試時，又中一甲第三名，被嘉慶皇帝點爲探花，成爲我國歷史上第一位回族出身的探花。其故居在南京中華路152號，被人稱爲“伍探花府”。《禱雨紀异碑》既是貫串伍氏家族文脉的重要文物，亦是清代伍氏一門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見證。
伍光瑜文中所稱“前制憲濟南孫公”，指的是曾任兩江總督的孫玉庭。清代總督爲封疆大吏，有節制所屬文武各官之權，所以又稱節相、制軍、制台、制憲或制府。孫玉庭（1752—1834），字佳樹，號寄圃，山東濟寧人。乾隆四十年（1775）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官翰林。嘉慶二十一年至道光四年（1816-1824）任兩江總督，故稱“制憲孫公”，又以藏書家名。時任江寧知府的余霈元，亦隨孫玉庭到靈谷寺祈雨，并有詩紀之。此即《靈谷禪林志》所録余霈元《隨節相孫公詣靈谷寶公塔禱雨恭紀》詩：“軫念斯民苦，千秋聖迹彰。詩篇稽趙宋，靈异紀蕭梁。公有回天力，人無調水方。但期施法雨，四野轉豐穰。”詩題强調此次禱雨在靈谷寶公塔，詩中所記禱雨、靈异等，皆與伍光瑜文略同。伍氏文中所謂“上元武公修志”，指的是由清上元知縣武念祖、陳道恒主持，聘請邑人陳枇、伍光瑜等編纂的《道光上元縣志》。被聘參與修志，既表明伍光瑜熱心公益事業，也證明他是當時公認的鄉賢。
此碑末署“江寧府東街黄起東鎸”，可見黄起東刻字店開於江寧府東街。這個刻工在當時的南京頗爲活躍。在南京市現存碑刻中，尚有兩方署名“金陵黄起東鎸”，一方是刻於嘉慶十七年（1812）十月一日的《福建仕商捐建水西門天后宫憑證碑》，另一方是刻於道光十九年（1839）春月的《重修鷲峰寺大殿碑記》，可見他活躍於嘉、道年間。《禱雨紀异碑》的發現，爲我們增添了黄起東刻碑的一條記録。據《江蘇藝文志》，伍光瑜所著《六事箴言續録》一書有道光二年（1822）金陵黄起東刻本。黄起東既刻伍光瑜所撰碑記，又刻其所輯録之書，説明其所開刻字店兼營刻書與刻碑，而伍光瑜與其應該是相當熟悉的。實際上，黄起東所刻書，已知且現存者不止一種。道光二十年（1840）甘熙編修《靈谷禪林志》時，於卷首附沈蘭坪畫《靈谷寺圖》，明確署名“黄起東鎸”。據此基本上可以確定，《靈谷禪林志》亦爲黄起東所鎸。此外，南京圖書館又藏有黄起東刻本《金陵待徵録》十卷，邑人金鰲所撰。可以説，黄起東對於金陵文獻的傳承有突出的貢獻。
二、伍氏家族與金陵桐城文脉
南京與桐城派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桐城派的開創者方苞出生於南京六合，長期生活於南京，死後亦葬於南京。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1732-1815）祖籍桐城，先後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晚年長期主講南京鍾山書院。他在方苞重義理、劉大櫆長辭章的基礎上，提出“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發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論，壯大了桐城派的聲勢，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鍾山書院培養了包括鄧廷楨、管同、梅曾亮、伍光瑜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南京籍的門人弟子，其中管、梅二位名列姚門“四大弟子”。
乾隆五十五年（1790），59歲的姚鼐來到南京，出任鍾山書院山長，伍光瑜成爲他的學生。應伍光瑜的請求，姚鼐爲他撰寫了《伍母陳孺人六十壽序》：
自余來江寧，伍生光瑜從余游四年矣，時爲余述其母氏之賢，曰：“昔光瑜先考，爲人慈仁樂善，而艱於子。適母楊孺人賢明而好義，急緩帶之思，乃得生母陳孺人來歸，生子瑛及光瑜。光瑜甫生而孤，是時舉家所以爲生計者，皆托於人手。主人驟喪，或乃乘勢危而欲攘之。兩孺人處悲哀之中，内撫幼弱，外禦强侮，備嘗困難，而後得保其家。二子既長，雖慈愛之甚，而教督必嚴，以至於有孫也，則撫之亦如是。於是者數十年，而楊孺人棄世。陳孺人之事女君也常嚴，未嘗一日懈於禮；侍其疾也，未嘗須臾離於側；及其亡也，悲哀至久而不能自勝。其持家教子婦及施德親族也，一皆率循楊孺人之舊法而不敢怠。當先君始没，楊孺人年三十餘，陳孺人二十餘。國家之制，三十歲以下守節者得旌典，逾三十則否。光瑜將爲母請旌，孺人聞之凄然曰：‘吾與楊孺人共守數十年，目見女君之懃苦立義至矣！今者使國恩獨加於吾，而楊孺人不與，則吾不忍也，必不可。’”
光瑜又請曰：“甲寅之歲，春正月五日，實吾母陳孺人六十初度。光瑜既不敢違母命而請旌於朝，願先生賜之言以光於室。”余聞而嘆曰：“兩孺人者之秉義，則皆美矣，而陳孺人讓善之意，何其厚也！”《易》曰：“謙尊而光。”今世相矜以名，雖閨門之内，亦務爲夸飾而寡情實。如陳孺人之辭名不欲居者，何可及哉！雖然，守謙者，孺人之志也，而奉國制以揚幽潜者，有司之責也。孺人自盡其情，而有司自行其典，夫亦并行不悖可矣。孺人豈必終拒之哉？若夫《詩》之言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女有士行也。孺人之用心如此，可不謂有士行乎？况其子孫從爲士者乎？然則將必有承其德而興者，可以爲伍氏慶矣！
伍光瑜經常向姚鼐講起自己母親的事迹，而姚鼐也欣然應允爲其母撰寫壽序，説明師生之間關係非同一般。壽序中所謂“甲寅之歲”，指的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其年姚鼐63歲，伍光瑜纔37歲。倒推四年，就是乾隆五十五年，姚、伍二人已結師生之緣。這篇壽序可以説是姚鼐的精心結撰之作。姚鼐先借伍光瑜之口，叙述伍母陳孺人作爲賢妻慈母的事迹，表彰其守謙之志，同時也表彰了伍光瑜及其家族。嘉慶三年（1798），姚鼐《惜抱軒集》三十八卷在鍾山書院刊刻，伍光瑜列在“校閲門人姓氏”第二名，據此稱伍光瑜爲姚鼐得意門生之一，是不爲過的。
實際上，姚鼐與江寧伍家的交往，并不限於伍光瑜一人。伍光瑜兄子伍思樹亦是姚鼐在鍾山書院的弟子。嘉慶十七年（1812），八十一歲的姚鼐在撰成《伍母陳孺人六十壽序》之後十八年，又應伍思樹之請，爲其母馬孺人作六十壽序。從伍光瑜的角度來説，馬孺人是其嫂子。序中言：“余始來江寧，見富盛之族絢赫一時者多矣！至今纔二十年，而盛族衰替，十有六七。獨孚尹一族多賢子，游吾門者冠履相接。其家風之美，傳數十年而日起日增，斯母教之助爲可貴也。”伍光瑜叔侄二人皆受教於姚鼐，二人之母皆得到姚鼐壽序的表彰，充分體現了姚鼐與伍氏家族的密切關係。從“獨孚尹一族多賢子，游吾門者冠履相接”二句看，伍氏家族游姚門者當不止伍光瑜、伍思樹二人。
作爲姚鼐在鍾山書院的重要弟子，伍光瑜的文章深受姚鼐影響。《禱雨紀异碑》是伍氏晚年作品，其中考證靈谷寺禱雨紀异的歷史，銘記神靈普濟之德，將考據、義理與詞章相結合，明顯受到桐城文章筆法之影響。伍光瑜此篇碑文是桐城文脉在金陵綿延的重要證據。
三、曾國藩撰書《靈谷龍神廟碑記》考
曾國藩（1811-1872）一生三次出任兩江總督，與南京結下不解之緣，并在南京留下多處石刻。同治三年（1864）六月，曾國藩之弟曾國荃率領湘軍於太平門龍脖子挖地道，用炸藥炸開城墻，攻進南京，進而平定了太平天國。是歲十月，曾國藩修治城墻缺口，竣工之後，刻石以識其處。其刻辭云：“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曾國藩記并書。”同治皇帝爲表彰曾國藩的功績，親題“勛高柱石”四字賜贈，曾國藩將此四字刻石立碑，樹於兩江總督署（今南京總統府）之内。南京百姓也爲曾國藩立遺愛之坊，上刻“贈太傅、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遺愛之坊”，兩側還刻有對聯：“繫億萬家父老謳思，墮泪碑宜同峴首；挽十二載干戈劫運，大功坊合配中山”，今保存在南京莫愁湖公園。以上三處石刻皆與曾國藩相關，經常被人提到，第一例所刻還是曾國藩的親筆題辭，更爲引人注目。相比之下，曾國藩在靈谷寺留下的《靈谷龍神廟碑記》則未受到足够重視，其重要意義亟待抉發。
此篇碑文現嵌於靈谷寺内八功德水西側走廊墻壁之上。該走廊三面有墻，靠東邊墻上供有靈谷龍神之神位，南北相對的兩面墻上嵌有四塊碑石，其中兩塊刻的是曾國藩《靈谷龍神廟碑記》：
龍於古不列祀典。國有大水，智者弗禜。或有旱暵，圭璧祈禳，亦不及之。漢世儒者以龍能興雲致雨，乃别四時方色爲象，土禺繒繢，有禱輒應。其後五龍九龍之堂浸作，祀事興矣。
國家禮秩百神，褒崇龍祀，祭式祝號，一準王儀。自京師黑龍潭暨各行省皆立廟虔奉。甘澤時降，人蒙其庥。金陵省治之東，有泉曰八功德水，出於鍾山之陽靈谷之寺。舊有龍神祠，屢獲嘉應。洎兵興祠燬，壇宇蕩然無存。
同治六年，自春徂夏，數月不雨。禜禱之術既窮，國藩乃與布政司李君宗羲、督糧道王君大經、鹽巡道龐君際雲，先後求諸靈谷之神。四叩而四效，旋至而立應。最後甘霖滂沛，圻壤膏流；槁苗浡興，嘉蔬蓊蔚；陂澤旁匯，魚鱉歡泳；歲仍有秋，民用康樂。於是乃相與重構斯廟，以報賽而妥靈。棼橑堅致，黝堊無華，取足嚴祼獻之儀，酌質文之衷而已。
蓋金陵自六代以來，號爲名都，梵宇琳宫，震耀今古；勛戚甲第，涌殿飛甍。往往閲數百年，兵燹迭更，而遺構無恙。獨至粵賊洪、楊之亂，掃地剗除，無複一椽片瓦之留遺。即靈谷寺屢修屢廢，亦無似此次之澌盡者。今龍神廟粗立基緒，而全寺之踵修，名迹之恢復，不知更待何年？《易》稱龍爲乾德，萬物資始，厥施甚普。自今以往，意者百工雲興，日新月盛，將盡還承平之舊乎？斯固守土之吏所寤寐誠求者也。
同治七年四月曾國藩記并書。
此文見載於《曾國藩全集》與《曾國藩文集》。《曾國藩全集（詩文）》於此篇題下注：“本文作于同治七年三月十九至二十一日”，這應該是根據曾國藩同治七年日記中的相關記載：
（三月十八日）夜，將作《龍神廟碑》，翻閲各書，尚未下筆。
（三月十九日）夜作《龍神廟碑》數行，寫零字頗多。
（三月廿日）夜寫零字甚多，作《龍神廟記》粗畢。
（三月廿一日）夜寫零字頗多，將《龍神廟記》再爲修改。
（四月十八日）寫《靈谷龍神廟》一通，約四百餘字。
日記不僅詳細記載這篇碑文寫作的過程，而且記下了他書寫這篇碑記以供刊刻的過程。結合碑石與日記，可知此碑刻於同治七年四月十八日之後。此時正當所謂“同治中興”之時，曾國藩個人功業聲望達到頂峰。一篇短短的、僅“約四百餘字”的碑文，從翻書、起筆、粗畢到修改，竟花費曾國藩四個晚上的時間。定稿之後，他又親自書寫碑文，碑文上石之後，仍繼續修改潤色，從每一個環節都可以看出他對這篇碑文的高度重視。
以石本校集本，可以發現如下13條异文：
1.智者弗禜：“弗”，《全集》《文集》作“不”。
2.土禺繒繢，“繢”，《全集》作“績”，應是形近之訛。
3.國家禮秩百神：“禮秩百神”，《全集》《文集》無此四字。
4.有泉曰八功德水：“水”，《文集》以此字屬下句，似誤。
5.出於鍾山之陽靈谷之寺：“鍾山之陽”後，《文集》加一句號，似誤。
6.旋至而立應：“至”，《全集》《文集》作“叩”。
7.圻壤膏流：“圻”，《全集》《文集》作“坼”，從文意看應作“圻”。
8.槁苗浡興：“浡”，《全集》《文集》作“勃”。
9.閲數百年：《全集》《文集》作“數千百年”。
10.兵燹迭更，而遺構無恙：此九字，《全集》《文集》作“遺構尚存”。
11.屢修屢廢：“修”，《全集》《文集》作“興”。
12.名迹之恢復，“恢”，《全集》《文集》作“興”。
13.同治七年四月曾國藩記并書：《全集》《文集》無此句。
這些异文可以視作曾國藩對本文進行修改潤色過程的遺痕，不僅有校勘價值，還能够從中窺見曾氏的隱微心理。第2、第7兩條可據石本訂正集本傳寫之訛，第4、第5兩條集本標點不確，其他幾條异文亦值得注意，特别是第11、第12兩條。石本“屢修屢廢”在集本中被改爲“屢興屢廢”，石本“名迹之恢復”在集本中被改爲“名迹之興複”，兩處修改都突出一個“興”字，字裏行間隱含著曾國藩心中對於“中興”的强烈焦慮，也透露出桐城派文章對于義理的講究。
這次祈雨的背景，曾國藩在碑文第二段有具體描述：“同治六年，自春徂夏，數月不雨。禜禱之術既窮，國藩乃與布政司李君宗羲、督糧道王君大經、鹽巡道龐君際雲，先後求諸靈谷之神。”曾國藩另有《丁卯四月求降雨澤告辭》，可以引爲旁證：
自客歲之仲秋，歴冬春而孟夏。閲八月而不雨，嗟群生之凋謝。
哀江南之黎庶，困兵燹以十霜。邑何民而不莩，野何土而不荒？
慶中興於甲子，甫得脱乎兵戎。悉敝賦而北伐，又杼柚之屢空。
逮丙寅之夏末，高郵罹乎灾凶。運堤愴其潰决，没六縣於波中。
漲泗沂與淮湖，瀦千里爲澤國。飽人肉於蛟魚，烏鳶下而爭食。
嗟赤子其何辜，實百官之不職。曾水患之未平，又旱灾之相偪。
麥有秋而失望，稻有種而不入。千村聚而皇皇，老幼環而悲泣。
痛蚩蚩者無罪，罪乃在於疆臣。羌無德而竊位，上干怒乎百神。
或屋漏之隱慝，或秕政之不仁。將舉錯之失當，抑冤獄之未申？
宜躬被乎酷罰，胡移禍於吾民？爰致齋而惕厲，叩蒼昊而陳詞。
審余身之有咎，甘百死而不辭。爲斯民而請命，冀歲事之無虧。
沛甘霖而溥降，膏百穀以蕃滋。萬彙蔚而回春，農民忻而相告。
今不慮乎旱饑，後無傷乎秋澇。感神惠之孔時，終傾誠而圖報。
這篇告辭的後兩行（沛甘霖而溥降，……終傾誠而圖報），也可以與碑文中“最後甘霖滂沛，圻壤膏流；槁苗浡興，嘉蔬蓊蔚；陂澤旁匯，魚鱉歡泳；歲仍有秋，民用康樂”諸句相互印證。從同治五年秋天以來的持久大旱，到六年四月的求告，四祈四應，十二月立龍神廟，再到七年四月碑文刻立完成，曾國藩心頭的一大牽挂纔算放下。念兹在兹，撰書刻立《靈谷龍神廟碑文》，是曾國藩在同治七年完成的一件大事。
四、吴汝綸代撰《靈谷龍神廟碑文》考
曾國藩對這篇碑文的重視，還體現在他親自撰作之前，就命其幕僚文人吴汝綸草擬初稿。
曾國藩不僅是“同治中興”的功臣，也是“桐城派中興”的關鍵人物。在桐城派後期傳承中，曾國藩及其幕府的作用舉足輕重。曾國藩幕府文人，以并稱“曾門四弟子”的張裕釗、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綸最爲著名，其中，原籍桐城的吴汝綸以文才秀出最受曾國藩器重，對後期桐城派的發展影響也最大。
吴汝綸，字摯甫，安徽桐城人，自幼勤學，早著文才，太平天國亂起，他仍不廢學業。同治三年（1864），湘軍攻克南京，曾國藩旋即舉辦江南鄉試，以收聚士子，撫慰人心，吴汝綸即於此科中舉。曾國藩對吴汝綸評價很高，稱其“義理、考證、詞章三者皆可成就”，“爲桐城後起之英”。同治四年，吴汝綸進京參加會試，後中進士，授以内閣中書，隨即入曾國藩幕府，襄辦政務文案。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吴汝綸接奉曾國藩之命，爲其代作《靈谷龍神廟碑》。五天之後，十一月二十日，吴汝綸就作好了這篇碑文：
龍於古不臚典祀，自三代時，國有旱暵，彌祀侯禳，皆不及龍。龍淵藏而神動，泥蟠而天飛，變化升降，雨起雲從，百靈怪變，奔屬後先。即有大旱應上，公不得請，石破魚枯，山川之神，不自救護。或以方色爲象龍，土寓繒繢，則隨禱而應，於是，“五龍”“九龍”之堂浸作，稍祀事矣。國家懷柔，百神褒崇，龍祀祭式祝號，一準王儀。世宗皇帝在位五年，以爲龍神專司雨澤，吏宜虔奉，乃稽古立象，頒賜直省，俾各行事祠下，自是廟祀如法，神用顧享。
金陵省治之東，有泉曰八功德者，出於鍾山之陽，靈谷之穴，或曰最舉其水泉之美以爲名，或曰在梁天監，神龍表祥，靈沼沸成，本乎浮圖而名也。舊有龍祠，屢獲嘉應。洎兵興祠毁，庭壇不蠲，牛羊入垣，神無所降依，人無所承事，屬當悴荒，未遑規度。同治丁卯，自春徂夏，歴月不雨，天澤上屯，驕陽亢愆，陰閉不升，日暄風燥，苗且盡槁，歲將壞成，萬夫俇躟，若熬若焦。余惟守土無狀，甘被殃疾，奈何造罰於不辜之甿。既爲辭躬告百祀，遂遣僚屬就祠鍾阜，馨香俶升，神即默頷，是饗是答，籋雲上游，雷車䡘䡘，曜靈夜光，叱避伏匿，陰陽太和，甘雨滂沛，嘉穀霑徹，歲灾不成。惟此邦之人，獲蒙蔭庥，而祠廟毁隤，報饗弗稱，無以供給神役，不即不圖，神其勿許。其秋，乃命徒屬以錢若干作而新之。堂陛棟楹，是恢是度，赤白赭堊，期不陊剥。冬十一月，廟成，乃考引禮典，揚榷始末，鑱石以紀其事。
《吴汝綸文集》收録此文，篇首題爲“《靈谷龍神廟碑》（代）”，篇末附注引曾相國（國藩）評語云：“前半矜鍊典雅。”顯然，吴汝綸并不諱言此文是爲曾國藩代筆，而曾國藩評語也隱含有文章後半不够“矜鍊典雅”之意。
關於此篇的起草和潤飾，《吴汝綸日記》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所記還披露了一個細節：
侯相命作《靈谷寺龍神廟碑文》，并題其神位。檢《靈谷志》，題爲“西天阿耨八功德水龍神”，相侯去“西天阿耨”四字。錢子密謂“龍神須使婦孺通知”，久乃定以“靈谷龍神”呈上。
由此可見，吴汝綸撰成此文後，曾國藩及其幕府文人曾圍繞此文展開討論。他們討論的核心之一，是如何題寫神位。
從道光九年（1829）伍光瑜撰《禱雨紀异碑》，到同治六、七年（1867-1868）吴汝綸、曾國藩撰《靈谷龍神廟碑》，其間相去不到四十年，禱雨的對象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伍光瑜碑文開篇引《靈谷寺志》稱：“宋明時，寶志公靈顯，凡求雨求雪，無不感應。”其關注重點是“禱雨紀异”，而且歸因於“寶志公靈顯”，根本没有提到“龍”字。也就是説，當時祈禱的對象是南朝高僧寶志和尚，靈谷寺留有其遺迹，歷史上傳聞其神异，可謂盡人皆知。清代以前的南京地方志以及其他各種地方文獻，都没有提到靈谷寺有所謂龍神。《乾隆上元縣志》卷十一祠祀上：“福吴富農龍神廟，在錢廠橋，國朝雍正五年奉勅建。”這是最早提到龍神廟的南京方志，“福吴富農”之號，寄托了人們對龍神的美好願景。吴汝綸碑文所謂“世宗皇帝在位五年，以爲龍神專司雨澤，吏宜虔奉，乃稽古立象，頒賜直省，俾各行事祠下，自是廟祀如法，神用顧享”，與《乾隆上元縣志》相符。也就是説，自雍正五年（1727）始，龍神因其“專司雨澤”、有“富農”之功而被列入朝廷認可的祭祀體系之内。鍾山書院舊在錢廠橋，龍神廟與其相鄰，當爲包括伍光瑜在内的鍾山書院學子所熟知。龍神廟由城中鍾山書院之鄰，遷往山中靈谷寺之側，代表了儒家文化從城裏向山中的滲透。
吴汝綸碑文最早將靈谷寺八功德水與神龍表祥相聯繫：“金陵省治之東，有泉曰八功德者，出於鍾山之陽，靈谷之穴，或曰最舉其水泉之美以爲名，或曰在梁天監，神龍表祥，靈沼沸成，本乎浮圖而名也。”八功德水始見於北宋文獻，其名源自佛教。據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九記載：
八功德水，蔣山悟真庵後。按梅摯《亭記》：梁天監中，有胡僧曇隱寓錫於此。山中乏水，時有龐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措之無難。”俄而一沼沸成。後有西僧繼至，云：“本域八池已失其一，似竭彼盈此也。”其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饐、八蠲疴，故名八功德水。自梁已前，嘗取給御厨。又按，楊修之詩注云：高僧曇隱游行於此，忽聞金石絲竹之音，俄見清泉一泓，瑩徹甘滑，有積年疾者，飮之皆愈。
梅摯，宋仁宗天聖中進士，曾知江寧府，此《亭記》當是其任職江寧時所寫，記八功德水之來歷甚詳。然以北宋人説南朝事，也不免多雜傳聞。此傳聞通過胡僧與山龍之口，稱八功德水來自西域，與佛教關係甚深。黄庭堅有一首《菩薩蠻》詞，小序中稱“王荆公新築草堂於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説明八功德水原在獨龍崗，距半山園不遠，因明初建孝陵，而隨靈谷寺東遷。王安石詩集中至少有五篇作品寫到八功德水，可作佐證。自南宋以降，八功德水進入《方輿勝覽》《六朝事迹編類》《景定建康志》等方志記載，其名益著，但仍未有神龍呈祥降雨澤民的記録。吴汝綸將八功德水與神龍呈祥挂鈎，其實有點證據不足，其文中連用兩個“或曰”，表明是推測之辭。吴文又進而稱“舊有龍祠，屢獲嘉應”，這個“龍祠”雖未見于伍光瑜碑文，但後來的《同治上江兩縣志》中已有記載，則當是在後於伍碑而早於吴碑的這段時間内所建。應該强調的是，吴汝綸的這些考證，基本上爲曾國藩所接受、沿用。
神位如何題寫，不僅涉及對靈谷龍神的身份定位和稱呼，而且涉及對碑文篇題的確定，事關重大。從吴汝綸日記可知，曾氏及其幕府文人曾就龍神廟神位如何題寫展開討論。吴汝綸根據《靈谷寺志》，欲將神位題爲“西天阿耨八功德水龍神”，曾國藩建議删去“西天阿耨”四字，留下“八功德水龍神”，如此神名中的佛教成份及外來文化色彩就淡化了許多。另一位幕府文人錢子密提出，“西天阿耨”固然難懂，“八功德水”也不够通俗，無法使婦孺皆知。衆人繼續討論，最後確定了“靈谷龍神”的神名，既簡潔明瞭，又通俗易懂。錢子密即錢泰吉次子錢應溥，字子密，號葆慎，浙江嘉興人，咸豐十一年（1861）入曾國藩幕，助其起草文書，甚得重用。已有學者指出：“嘉興錢儀吉、錢泰吉昆仲是乾嘉後重要的學者、古文家，一直以來亦被視爲桐城派在浙江的代表。然而通過梳理文獻，會發現他們的桐城派身份是被宗稷辰、曾國藩、劉聲木等人逐漸建構起來的。其中曾國藩的作用尤爲關鍵，由於曾氏在晚清政壇與文壇都占據重要地位，他將二錢納入桐城派的言論便被後世桐城派古文家與古文研究者視爲的論，層層相因而不加懷疑。”可見錢子密與曾國藩及桐城派的淵源關係都很深。總之，“靈谷龍神”這一名稱是在曾國藩幕府中被確定下來的，時間在同治六年，這是靈谷龍神廟誕生的基礎。從“西天阿耨八功德水龍神”到“靈谷龍神”，這一神名的改變，意味著桐城派義理的强勢注入，也是思想上佛退而儒進的明顯體現。
五、從曾國藩改寫吴氏碑文看桐城文脉
曾國藩十分重視這篇碑文。他以吴汝綸文爲基礎，從考據、詞章、義理三個方面認真改寫。對讀吴汝綸與曾國藩兩篇碑文，可以體會桐城文脉之傳承。
上引《吴汝綸文集》整理本將其碑文分爲兩段。其實，從章法結構上看，吴汝綸此文可以分爲三段：首段從起始到“神用顧享”，講述龍從“於古不臚典祀”到因“專司雨澤”而被列入國祠的經過。第二段從“金陵省治之東”到“未遑規度”，文筆凝聚到南京，從金陵八功德水、神龍呈祥講到未遑立廟。第三段從“同治丁卯”至篇終，寫祈雨及立廟過程。此文的特點，可以藉用吴汝綸文中語來評論，就是“考引禮典，揚榷始末”，换句話説，就是雖然講究義理、詞章，但於考據用力更多。曾國藩對吴文的考據部分雖有承襲，亦有捨弃，故文字上時見删削，詞章上更顯簡潔。
詞章上的删削，對比頭兩段文字便可知。據筆者統計，吴文頭兩段近三百字，而曾文頭兩段約150字（皆不计標點符號），衹有吴文的一半，可見删削甚多。吴文第二段云：“金陵省治之東，有泉曰八功德者，出於鍾山之陽，靈谷之穴，或曰最舉其水泉之美以爲名，或曰在梁天監，神龍表祥，靈沼沸成，本乎浮圖而名也。舊有龍祠，屢獲嘉應。洎兵興祠毁，庭壇不蠲，牛羊入垣，神無所降依，人無所承事，屬當悴荒，未遑規度。”這段文字經曾國藩修改，删去“或曰最舉其水泉之美以爲名，或曰在梁天監，神龍表祥，靈沼沸成，本乎浮圖而名也”諸句。蓋因此諸句雖有考據之表，實則兩次以“或曰”領起，多爲疑似之詞，文气萎弱，無法取信於人。接下來對於“兵興祠毁”的具體描寫，曾國藩僅留“壇宇蕩然無存”一句，其餘一概删削，言簡而意賅。凡對讀吴、曾二文者，相信都會感佩曾氏文章的老到。
曾文最精彩的是結尾一段。吴文寫到龍神廟建成，便收筆而止，質實而少餘韵。曾國藩則重起爐灶，更新立意，曲終奏雅。他突出治亂興廢的主題，感慨大亂初定，中興在望，并聯繫“《易》稱龍爲乾德，萬物資始，厥施甚普”，表達對於美好未來的希冀：“自今以往，意者百工雲興，日新月盛，將盡還承平之舊乎？斯固守土之吏所寤寐誠求者也。”可謂立意高遠。總之，曾文在義理的表達方面，明顯比吴文更勝一籌。《桐城吴先生年譜》卷三引吴氏弟子、北方桐城派名家賀濤（松坡）評語云：“曾公集中有此題，前文即借公（指吴汝綸）作稍加删節，入後借寺宇興廢，發抒偉議，感嘆深至，遂爲曾集中出色之文。”所論甚爲確當。
曾文“《易》稱龍爲乾德，萬物資始，厥施甚普”一句，讓人聯想到他爲靈谷寺所撰對聯。據《同治上元江寜兩縣志》卷十一“建置考”，靈谷龍神廟於（同治）六年十一月工竣，“舊在錢廠橋書院西，今因禱雨有驗，建於朝陽門外靈谷寺，計造山門、正殿、客廳、僧房、齋堂、厨房共二十五間，并辦鐘鼓桌椅器具，曾文正公有碑，是乃‘潜靈湫宫，福吴富農’者也”。曾國藩日記則稱靈谷龍神廟落成於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將於初七日安設神位，小有出入。日記載曾國藩爲龍神廟題寫對聯云：
萬里神通，度海遥分功德水；
六朝都會，環山長擁吉祥雲。
又題匾額曰“德純施普”。“度海”自見龍神本色，“六朝”又隱溯其南朝淵源；“德純”既標榜龍爲中國文化之正脉，“施普”又照應碑文中“厥施甚普”一句。此聯用意精微，後来被輯入《楹聯新話》，頗廣流傳。可惜清代所立龍神廟早毁，近年龍神廟雖得以重建于靈谷寺，但舊聯并未傳承使用。
桐城派文章的流傳及其文學影響力的擴充，與桐城派重視編纂古文辭選本大有關係。姚鼐導夫先路，曾國藩、王先謙、黎庶昌又步武其後，各編一部古文辭選本。姚鼐《古文辭類纂》成書于乾隆四十四年，其後又時加審訂修改，由其弟子吴啓昌於道光五年重刊於金陵，爲姚氏晚年定本。其後，曾國藩編《經史百家雜鈔》、王先謙編《續古文辭類纂》、黎庶昌編《續古文辭類纂》，“後三者都以《古文辭類纂》爲基礎，在收文上或增補或續接，部類設立上進行取捨與分合”，但精神上一脉相承。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云：“義理爲幹，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此語簡明扼要，指出了桐城文章考據、義理、詞章三者相互之間的聯繫。曾國藩《靈谷龍神廟碑記》堪稱典範，難怪黎庶昌將此文選入其所編《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五“雜記類”之中，使曾氏此文走上了經典化的道路。這塊碑石歷經百餘年劫難，至今靈光巋然，保存於南京靈谷寺内，向世人昭示桐城文脉在南京之綿延，不能不説是文都南京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