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确立了方苞与刘大櫆的古文传承关系，对桐城派之建构功不可没。刘大櫆初进文坛便获得“昌黎复出”的美誉。他崇尚理学，追求“文以载道”，重视“古文”创作及其峭拔的文风，是对韩愈的明确继承。刘大櫆批判性立场、率性的性格，亦是对韩愈精神的传承。刘大櫆师承韩愈却又超越韩愈，表现出一定的反理学思想倾向。姚鼐选择刘大櫆作为方苞古文传承人，既肯定了刘大櫆古文的社会影响，有助于桐城派之建构，也体现了姚鼐对其独特率性个性乃至异端思想的欣赏与包容。姚鼐弘扬桐城文化与理学传统，回击汉学，努力实现经世致用的文化目标。桐城派内外围绕刘大櫆评价之争议以及姚鼐对刘大櫆异端思想的包容，深刻地反映了理学的内在矛盾。
一、引 论
晚清著名政治家李鸿章说：“今天下言古文者，必宗桐城。盖肇自望溪方氏，而集成于惜抱姚先生。”（《惜抱尺牍补编》序）“肇自望溪方氏”之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集成于惜抱姚先生”确是姚鼐身后至今的普遍共识。桐城派的建构与“古文”的巨大影响，是清代中后期直至20世纪初重要的文学、学术、思想乃至政治现象，姚鼐（1731—1815）及其《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对此功不可没。
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十五日，刘大櫆（1698—1779）八秩寿辰，作为弟子的姚鼐特别撰写了《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云：“邑人以先生生日为之寿。鼐适在扬州，思念先生，书是以寄先生，又使乡之后进者闻而劝也。”姚鼐当时主讲于扬州梅花书院，因不能返回桐城为恩师祝寿而特撰此寿序，表达已接近“知天命之年”的弟子，对恩师八十寿诞的祝贺之意和感激之情，其意义却不止于一般的祝寿，其内涵丰富，姚鼐人情练达，且敢于作重大判断，见识超卓，胆识过人，叙事策略高明。
此文引用吏部主事、歙县人程晋芳和翰林院庶吉士、历城人周永年二人的私下谈话，对刘大櫆的一生功业即其古文成就有所论定：“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是批评明代以来盲目复古、弃古两种极端的散文创作立场，清初邵长衡《与魏叔子论文书》即批评清初古文师古而不知求变的做法。程晋芳、周永年表彰桐城古文“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即实现了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及其全国性的影响（这种判断之学理逻辑还可以再讨论）。程晋芳（1718—1784）祖籍徽州歙县，出生于淮安，“少问经义于从祖廷祚，学古文于刘大櫆”，与刘大櫆有一定的师生之谊，其赞誉刘大櫆有一定的人情因素，显然立场不够客观，而周永年（1730—1791）表示认可，则表明这种观点也是一定范围的共识。姚鼐特意对私下谈话加以引用，借用旁观者说法以肯定桐城古文，这是姚鼐的处世智慧和叙事策略，意在表明这个观点客观可信。姚鼐还沿用传统地灵人杰的思维，从桐城地理与人文传统角度，不仅论证这一观点，而且解释了桐城文化传统和桐城“古文”的理学思想本质。因为政治原因，明清之际的一代桐城名士如钱澄之、方以智以及稍后的戴名世等当然不能提及，而论及康熙末经雍正到姚鼐所处乾隆年间的优秀古文家，姚鼐只选取方苞和刘大櫆，姚鼐后来在有关文章、书信、序跋中亦反复强调方刘并立、以刘继方的地位，推崇刘大櫆古文成就。“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的判断，这不是姚鼐普通的客套表态，而是郑重其事的对外宣告——“使乡之后进者闻而劝也”：姚鼐充分肯定刘大櫆的古文成就及其与方苞并立的地位，也是确认清代承担“载道”使命“古文”的成就以及桐城古文的贡献，第一次公开、明确桐城古文之特色、贡献与影响，建构了桐城古文谱系和“文统”，同时，这也是姚鼐公开宣告自己的文化选择及其渊源有自的鲜明合理性。“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这个说法口气很大，表明了姚鼐的自负，姚鼐的本意是将桐城古文作为时代标杆，而不止于发明一个古文“流派”（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才明确以地域为名，界定为“桐城派”：“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其启示作用巨大：姚鼐之后有“四大弟子”，后又有曾国藩和湘乡派以及“曾门弟子”，直至民国初年被批的“桐城谬种”，传承与派别意识鲜明。此时，刘大櫆儿子和夫人都已去世，前来给刘大櫆祝寿的肯定有刘大櫆的弟子，姚鼐此文显然是给孤独的恩师“八秩”寿诞最好的贺礼和慰藉，更是对桐城后进的莫大激励。姚鼐表彰刘大櫆继承方苞，刘大櫆又是自己的老师，显然，姚鼐亦将自己纳入这个传承谱系，在姚鼐身后，姚门弟子建构起“方刘姚”的代序典范，卢坡即指出，“姚鼐在此序中推崇方苞、刘大櫆文章之后，接言‘鼐之幼也，尝侍先生，……’承接之意甚明。桐城三祖，于此构建完成”。道光二十七年（1847），方东树在为苏惇元《方苞年谱》所作序中指出，唯有方苞克继唐宋八家和归有光统绪，方苞之后，刘大櫆、姚鼐先后以继之。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在指挥平定太平天国间隙，撰写《欧阳生文集序》，云：“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也明确承认方苞、刘大櫆、姚鼐三人之传承关系。正因为姚鼐的振臂一呼，桐城古文的地位得以建构，刘大櫆亦得以身居“桐城三祖”中承上启下之地位。
尽管在姚鼐身后，桐城派内、外对姚鼐作为桐城文宗师地位没有异说，对姚鼐提出清朝建政以来古文发展之衰歇、桐城古文代表清代古文成就等说法基本没有议论，但是，此文有关刘大櫆的评价却未获得后来者一致认可：围绕刘大櫆是否有资格享受“三祖之中”的地位及其与方、姚之异同持续展开议论。方苞的政治地位、文化贡献、古文成就、当代影响在当时即有公论，姚鼐的重大贡献与巨大影响亦自不待言，而姚鼐为什么选择刘大櫆作为自己和方苞间之中介？姚鼐之论是否客观公正？刘大櫆为人、为文与思想特征到底如何？姚鼐对刘大櫆的推崇和桐城古文谱系的建构以及桐城后学对刘大櫆的议论，不仅涉及对刘大櫆为人为文的综合认识和评价，更涉及对姚鼐深层动机的认识以及桐城派推崇的“文以载道”所包含的理学与人情的内在矛盾。学界对此问题已有所研究，珠玉在前，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二、“非士亦非民”的个性：刘大櫆的身份、性格与时人的认知
与方苞以及姚鼐等著名桐城文士之出身与人生道路颇为不同，刘大櫆并非出生于政治与文化世家，一生亦未取得功名，是一位纯粹的文人书生。自称“非士亦非民”（《病中书感》）的刘大櫆，却为何能引起时人的注意？时人如何认识其人？
刘大櫆出生于桐城东乡之陈家洲，陈家洲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虽滨江临镇，富庶丰饶，交通便利，但因远离桐城县城，与文化大族交往并不密切，从可见材料看未通过联姻形成利益共同体。刘家乃耕读之家，刘大櫆《田居杂诗二首》简述其家世云：“家世皖江侧，薄田十亩余。”刘大櫆曾祖日耀，明崇祯时以贡生廷试授歙县训导；祖甡、父柱皆县学生，课读乡里；兄大宾，后中举人。刘大櫆幼年随父和兄长读书勤奋好学，其《章大家行略》记述其幼年读书情况云：“七岁，与伯兄、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姚鼐在《刘海峰先生传》里也指出，刘大櫆“生而好学，读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善效之”。刘大櫆14岁时与诸兄从吴直受业，20岁时于旅邸见吴士玉。早年的刘大櫆像当时所有读书人一样，抱着“明经致用”之志向，为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作准备。
和明清时期名门望族如方、姚、张家桐城文人相比，刘大櫆的家庭未能为他仕进提供丰厚资源，但是，其才华、气质乃至相貌却引起时人的注意。雍正三年（1725），刘大櫆初至京师，年富才盛，受到方苞的青睐，文动京师，但是，这一次参加科考和此后雍正七年（1729）、雍正十年（1732）两次科考，在京城十年，三次都名落孙山，其后南返。乾隆六年（1741），刘大櫆再次赴京，由方苞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却遭同乡、大学士张廷玉黜落，“文和后大悔”（吴定《海峰先生墓志铭》）；乾隆十五年（1750），刘大櫆又赴京，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因此时张廷玉已失势，刘大櫆终未被录取。年过半百的刘大櫆从此放弃科考，先后在江苏（学政尹会一）、湖北（学政陈浩）、浙江（学政窦光鼐）等地学政官门下从事地方科试衡文工作；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过花甲的刘大櫆任徽州歙县教谕；乾隆三十二年（1767），70岁时刘大櫆从歙县回到故里，讲学于安庆书院。乾隆三十六年（1771），回到枞阳故里；乾隆四十四年（1779）病故于故里。刘大櫆除了二次科考获得“副贡生”的头衔以及歙县教谕的官职，姚鼐称其“半生场屋，老授学官”（《祭刘海峰先生文》），刘大櫆的弟子吴定称呼其“垂老一官，终于博士”（《祭海峰先生文》），刘大櫆因此后来才被程晋芳、周永年以普通的“先生”称之。刘大櫆虽是科举考试上的失败者，姚鼐却果断将刘大櫆树立为学习典范，可见姚鼐摆脱社会偏见，见识非凡。
刘大櫆被推崇，当然是因其散文创作，这是一个共识。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江南名士吴士玉任安徽学政，刘大櫆在安庆府考秀才，吴士玉读到其考卷即惊叹“非世俗所及”，赋诗相赠，《刘生诗效昌黎即其韵赠耕南》：“生名大櫆其姓刘，意气横绝凌九州。赤骥絷足丝络头，哀歌欲放泪莫收。我食龙眠雨暂留，邂逅执礼以业投。盈纸怪发夺两眸，干将出匣光射虬。蒙庄滉瀁无缪悠，闲仿韩、柳劲以遒。诗赋峭蒨穷雕搜，此才亹亹信寡俦？”吴士玉激赏刘大櫆的古文，将其比作韩愈、柳宗元，吴士玉从此成为刘大櫆早年赴京求取功名时最重要的“伯乐”和依靠。康熙六十一年（1722）八月，刘大櫆写信给吴士玉，“欲往京师应举求官，念无扳联之亲、投契之旧，朝夕薪刍食物之资，无所取给，诚恐一日失所，饥寒并迫，惶惶焉无可告诉。今则翻然矣、勃然矣。荷明公以为知己，既有推引之力，又有哀怜之意，窃用私心自喜，以为获所依归。”（《与吴阁学书》）年底，再次写信自陈。雍正三年（1725）刘大櫆首次入京，因举目无亲，吴士玉主动邀刘大櫆住在自己府第，“维公授馆，悯其调饥”（刘大櫆《祭吴文恪公文》）。吴士玉深知刘大櫆乃“古文雄才”，便把他引荐给翰林院侍讲学士方苞，刘大櫆由此名动公卿。刘大櫆入京后却屡试不中，以致贫病交加，几次欲离京返乡，吴士玉均予以挽留，在士大夫间广为揄扬。雍正十一年（1733），吴士玉病逝，刘大櫆失去最有力的强援，不得不黯然离京，自此再未获得如此高层的持续推挽。吴士玉不仅是刘大櫆进京后的“居停主人”，更是其步入上层文士圈、得以师事方苞的关键荐主。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引“诸长者言”：“康熙间，方侍郎名闻海外。刘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师，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邪？邑子刘生，乃国士尔！’闻者始骇不信，久乃渐知先生。”“国士”是指全国所推崇景仰的人，方苞以“国士”赞誉刘大櫆，以方苞的地位，对刘大櫆的揄扬极大地提升了刘大櫆的社会影响力。刘大櫆去世后，姚鼐撰《刘海峰先生传》，又补充记载：刘大櫆“年二十余，入京师。当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于京师矣，见海峰大奇之，语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刘大櫆，乃今世韩、欧才也！’自是天下皆闻刘海峰”。姚鼐引用方苞的说法，以韩愈、欧阳修赞誉刘大櫆。刘大櫆弟子吴定《刘大櫆墓志铭》也记载：刘大櫆“年二十九，应举入京师，巨公贵人，皆惊骇其文，而尤见赏于方侍郎暨吴荆山阁学（指吴士玉），以为昌黎复出。已而两中副榜，贡生以终。乾隆之初，邵开府、余京兆欲荐先生贤良方正，辞。会举博学鸿词，方侍郎以先生荐，及试，为大学士张文和所黜，而文和后大悔。洎乾隆十五年，诏举经学，文和独举先生，而文和旋去位。乃出为教谕于黟。黟士至今咸诵先生教育之仁不息”。方苞和吴士玉关于刘大櫆似韩愈的说法被普遍接受。晚清张维屏说：“海峰先生文喜学《庄子》，尤欲力追昌黎。”（《听松居诗话》）这种评价不仅将刘大櫆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相提并论，更是对刘大櫆古文地位极具代表性的高度肯定。韩愈是从明代以来被普遍推崇的“唐宋八大家”之首，“昌黎复出”这个评价之高无以复加。方苞早年在京师与王源、姜宸英论学，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望溪先生文偶抄序》）当作为人为文之准则，韩愈当然是他心中为文与为人之高标。
然而，古文如此出色的刘大櫆却连续三次乡试失利，第四次参加博学鸿词科又遭到张廷玉的黜落，原因何在？昭梿《啸亭杂录》卷二记载提供了思想解码的方向：“少以文谒李穆堂侍郎，惊曰：‘五百年无此作者，欧、苏以来一人而已！’其见重如此。举博学鸿词科，鄂文端公业经首选，张文和恶其才，因曰：‘此吾乡之浮荡者。’因易以刘文定公，先生遂落拓终其身。居京邸，其弟馆于明太傅家，先生恶其权贵，乃避居朱都统沦瀚宅，破壁颓垣，蔼如也。先恭王重其品，终身执弟子礼甚恭。而先生归乡后，音书杳然，其高傲也如此。”有学者认为昭梿的记载不实，其实，此事应属于“无风不起浪”，绝非虚构，否则吴定不会写入刘大櫆墓志铭，《清史稿·文苑传》也予以采信。事实上，张廷玉并不是不了解刘大櫆：康熙六十年（1721），刘大櫆应张若矩之聘，寓桐城张氏勺园以授张家子弟，并与张闲中、叶酉等人来往，刘大櫆后来作《述旧三十六韵送张闲中之任泇河》诗，追叙当时情景：“昔在康熙中，其岁维辛丑。与君俱少年，意气干牛斗。游从偶然合，倾盖期白首。……君家兄弟贤，东临尤我厚。同时诸俊流，心倾叶君酉。方姚二三子，来往争先后。我时寓勺园，方广才盈亩。”刘大櫆《方氏学舍记》亦有类似记载。方苞积极推荐刘大櫆应试，张廷玉却黜落刘大櫆，两位同乡对待刘大櫆的态度竟然对比鲜明。张廷玉为何要压制刘大櫆？当然不是因为刘大櫆才华不够，而是刘大櫆留给张廷玉的印象不好——作风“浮荡”。“浮荡”，就是行为举止不合社会礼仪，随意、轻浮、放荡。对同一个人及其行为，评价却是两个极端，显然是因为评价者立场差异所致，这就涉及刘大櫆的个性特点。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追记云：“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可见刘大櫆性情随和。姚鼐《刘海峰先生传》除了赞美刘大櫆的古文才华之外，还关注其独特的相貌与个性：“先生少时，与鼐伯父薑坞先生及叶庶子酉最厚。鼐于乾隆四十年自京师归，……屡见之于枞阳。先生伟躯巨髯，能以拳入口，嗜酒谐谑，与人易良无不尽，尝谓鼐：‘吾与汝再世交矣’。”肖像与举止极其生动，刻画了一个文人自由、率性的鲜明形象。这种印象直到晚清还传在人口，张裕钊就记载：“往在江宁，闻方存之云：‘长老所传，刘海峰绝丰伟，日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答吴至甫书》）这种率性的性格自然难入当时身处庙堂核心、处世谨肃的张廷玉之法眼。
刘大櫆年轻时拜会吴士玉、方苞时，被不约而同地目为“昌黎复出”，表明刘大櫆与韩愈确有相似之处。显然，吴士玉、方苞以韩比刘，并非偶然的客套鼓励，而是对年轻的刘大櫆为人为文的严肃判断。对于未来的刘大櫆而言，这只是一个预测性的判断，可是，刘大櫆早年和后来的人生经历、诗文创作，皆充分证明这个判断的准确性——刘大櫆去世后吴定、姚鼐再次引证吴士玉、方苞之言以回顾、论定刘大櫆一生之为人为文，表明吴士玉、方苞之判断准确性。
三、思想、诗文与作风一体：刘大櫆对韩愈批判性思想的接受
其实，被人比作韩愈，刘大櫆本人也认同此说，其意蕴值得阐发。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二十一日，刘大櫆入京前，再次写信给吴士玉请求提携，云：“夫明公之于櫆，固不惜一施手之劳也。设使以櫆之见知于明公，而櫆之溺卒不可拯，则命也。虽有知櫆者千百人，非所敢望矣！抑又闻之：韩愈氏四举于礼部而不遇，皇皇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乃卒至宰相之门，上书自请。櫆之穷何足道？然独悲夫古之为韩愈氏者之穷至此也。”（《再与吴阁学书》）刘大櫆以韩愈自比，实是其自觉学习韩愈的立场宣示。“昌黎复出”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与判断，学界对刘大櫆文与韩愈思想与文风之近似已有详细讨论与辨析，除此内容之外，我们认为，还涉及刘大櫆日常生活立场以及性格气质与韩愈具有某种程度相似性。从此信看，刘大櫆则不仅强调自己学习韩愈创作古文，而且还强调和韩愈一样陷入生活穷困，入仕艰难，表达了君子固穷的桀骜个性和对现实、官场的批判性立场，换言之，刘大櫆选择韩愈作为精神榜样，不仅认同韩愈的“以道自任”、崇尚理学、创作古文，也是共鸣于韩愈的遭遇、批评性的思想立场以及不拘小节的率性性格。
文学创作是作家丰富个性的真实呈现，作家作品不仅能反映作家的思想与生活态度，也能反映作家独特的个性气质。安史之乱终结了开元盛世，部分先知先觉文人将安史之乱出现的根源解读为佛、道流行，儒学不兴，骈文盛行，因此，韩愈大声疾呼，发起了儒学复兴运动，并提倡古文。与此同时，韩愈入仕艰难，仕途蹭蹬，屡次外贬，生活穷困。唐宪宗元和六年正月创作《送穷文》，借主人与“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鬼的对话，以幽默嘲戏的笔调描绘了自己“君子固穷”的个性和形象，抨击了庸俗的人情世态，抒发了内心的牢骚和忧愤。韩愈排击佛道，批判骈文，直言敢谏，刚正不阿，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形成了开朗豁达、嬉笑怒骂必形于色的性格。刘大櫆一生文字都流露出藐视富贵、坚持君子固穷的批判性立场，正和韩愈一样。
康熙六十年（1721），尚未出道的刘大櫆创作了《樵髯传》，此文运用对话以表现人物的性格，运用细节描写以刻画人物的神态：通过樵髯少聪颖，广涉猎，而不肯穷尽其学，与里人弈棋，竟不肯为富家治病，恣情山水，欲遗弃世事等琐细事，表现樵髯狂逸之态，不羁之志。刘大櫆在乾隆年间还创作了讽刺杂文《骡说》：“迫之以威，使之然而愈不然，行止出于其心，而坚不可拔者”，骡具有倔傲之性，而马则往往屈服于威势，但世俗却因骡“刚愎自用”而轻贱它，于是作者产生了慨叹。以骡、马为寓，实是写人世的不平，包含作者的身世之感。借骡喻人，抨击埋没真才的用人观，归结“贱不在骡，过在御者”，把矛头指向掌权者。通篇对比，层层递转；多用排比、感叹词，辞气激越，可与韩愈《马说》相颉颃。刘大櫆此后长期蹭蹬于仕进之路，强化了批判立场，其入京期间、出京后为文更充分表现出批判人才不受重用、藐视权贵、愤世嫉俗的思想性格。从现有资料看，刘大櫆进入京城后并未主动拜见乡贤、清帝宠臣张廷玉，显然因为刘大櫆才高自负，孤傲，不巴结权贵，而身居庙堂之上的张廷玉爱惜羽毛，不愿、也不敢接触来自故乡的穷酸书生。刘大櫆为应考驻京十年，以教学为生，教学之余也有所交接和游览，在京城所写文章充分流露出这种心声。其《游万柳堂记》，根据诸家所作刘大櫆年谱所载，此文是他初至帝都所写，刘大櫆批判当代权贵浪费财力修建园林毫不客气，可见他思想锋芒之锐利。雍正八年（1730），刘大櫆游半野园，作《半野园图记》，此文感慨康熙朝相国陈说岩的别墅“半野园”废弃，友人杭大宗之友陈君留恋此园，折射官场浮华之风，文中“慕相国之业，而无慕其为园可也”一语点明主旨，含蓄批判官员重私利轻民生的弊病。雍正九年（1731），刘大櫆作《徐昆山文序》，称：“余谓自古文章之传于后世，不在圣明之作述，则必在英雄豪杰高隐旷达之士之所为，而龌龊凡猥奔趋荣利之辈，卒归泯灭无一存者。”刘大櫆表示对“龌龊凡猥奔趋荣利之辈”深恶痛绝。《游大慧寺记》性质类似，全文以寺庙景观为线索，记述该寺由明正德年间司礼监太监张雄督造，碑文系大学士李东阳被迫撰写等史实，剖析宦官与士大夫的共生关系。作者借建筑布局与碑文存留，批判宦官为非作歹，更批判李梦阳等文人士大夫屈从权势、患得患失的卑态，并引用《论语》论述臣僚丧失独立人格导致朝政腐败。这是刘大櫆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积极入世、应考时期的思考，批判立场如此鲜明，对富贵的认识如此冷峻深刻。可以想见，他身在京城，和权贵的交往肯定不密切，这种立场流露在言语间肯定会影响官场人物对他的好感。刘大櫆出京后创作的散文仍然表现出这种批判性格。乾隆九年（1744），刘大櫆因为堂兄在山西为官而得以游览晋祠，创作了《游晋祠记》，对历史与人生功业保持清醒的反思。在湖北学政处做幕僚时创作的《游三游洞记》，对待富贵的批判亦如此。不能入仕，刘大櫆长期身处穷困之境，但他对穷困极为泰然。乾隆五年（1740），刘大櫆撰《菉溪书屋图记》，云：“余且更历险阻，未老而病且衰。然则天之生人，而使之居此世者，其果何为也哉？”乾隆十二年（1747），为鲍步江诗集撰序云：“然则鲍君虽穷，穷于今，必不穷于后，穷于人，未必穷于天，以视夫今之赫然贵显震耀于一世者，夫固可以无憾矣！”（《海门初集序》）乾隆十三年（1748），年过半百的刘大櫆对友人要他再次应考的回应，其《答周君书》表达了不屑与权贵周旋的立场。乾隆二十年（1755），撰《江汶川诗序》云：“士君子能自修其身，而无愧于心，则所谓不朽者，当自有在；而其名传于后世或不传，固可不计也。”这些文章都表现了对功名富贵的蔑视。历来论者都注意到刘大櫆散文感情充沛，其实，这种感情正是其不平之鸣，来自他桀骜不平的性格和批判权贵、君子固穷的思想立场，可以说，这种批判性是支撑刘大櫆散文的主要思想因素，造就了他古文“气盛言宜”的精神风貌，也是他散文成就的根源。
与文章不同，刘大櫆诗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他守穷自得、不屈权贵的思想，在诗歌山林隐逸传统影响之下，以悲慨之调出之，其内在隐含的仍是独特的批判性。作为古代文人，刘大櫆的内心有着非常浓厚的山水归隐情结。他常称自己为渔樵或与渔樵相伴之人：“放逐汝能官屈宋，乾坤吾自老渔樵。”（《怀姚南菁》）他也常表达隐居的愿望：“龙眠深处结茅屋，早韭煮罢餐晚菘。”（《送姚道冲归里》）“何时归作龙眠老，比舍敲门数往还？”（《次韵姚姬传送左仲郛之金陵属其见访之作二首》其二）“何时一挥手，长此卧林丘。”（《怀合明山》）“从此俗缘都断绝，骑龙深入白云乡。”（《宿文殊院》）归隐的情绪，是刘大櫆仕进而不得、抑郁不平心情之流露。乾隆元年（1736），刘大櫆在京城作《秋夜独坐寄沈惟涓》诗云：“高空悬明月，微风送秋云。匡坐寂无语，慨然悲忆君。方今圣明世，所右在斯文。拔茅连以茹，汇征何纷纷！君独不得意，闭户穷朝曛。劝君勿绩学，经术谢锄耘。才华已振古，那用媲皇坟？龌龊北窗下，拘迂焉足云！余将拂衣去，长揖谢儿群。万里向沙漠，横戈扫妖氛。勒铭燕然石，归来册元勋。借问路旁子，何如霍冠军？”《里有孤穷士》则是回到桐城后所作：“里有孤穷士，窜迹到幽州。僦居双阙下，游情鳷鹊楼。凄凄严霜结，浩浩朔风流。日月如骤骥，俛仰十经秋。勋业未能立，素发忽盈头。归来事农圃，叹息向园丘。”这是从京城回到桐城后的感慨。吴定评论说：“先生高才而遇穷，于诗靡所不工，而古诗尤超越国朝诸贤之上，其抑塞腾踏悲壮之气，充满天壤，莫之能御，傥所谓有郁而鸣者也。”（《海峰先生诗序》）鲍皋云：“（刘大櫆）集中杂诗《感兴》、《感怀》、《杂兴》等篇，有三、四十首，直入之阮嗣宗《咏怀》中，不可复辨。”（缥碧轩刊本《海峰诗集》卷首）刘琢说：“先生志在经世，其蕴蓄而未出者，未尝不欲表著于一时。抑塞即久，乃偶以其磊砢不平之气，聊寄之咏歌慨叹之间，盖先生之可见者，惟此而已。”（《海峰诗集跋》）这些评论皆揭示出刘大櫆诗歌悲凉慷慨之特点。
刘大櫆的文论也包含这种鲜明的批判性。《论文偶记》是刘大櫆古文理论的“袖珍纲领”，全文不足三千字，却提出了一整套桐城派文章学的核心范畴。其中刘大櫆强调“神”，强调“高”“大”“远”，强调养气之功在读书、在阅历、在立意，正是他强调人格自尊的坚守，而他认为文章与人品相表里，人品高则落笔自尔殊俗，否则虽穷极工巧，终是尘垢，这种思想与刘大櫆终身不第、身处穷困但坚守“君子固穷”、不随俗俯仰的精神追求有关。刘大櫆一生以韩愈为最高典范，公开宣称“文必宗韩”，他选《精选八家文钞》时，韩文入选最多，评点也最为详尽，表现出强烈的宗韩倾向。
思想与现实遭遇互为因果：生活穷苦、理学信仰导致刘大櫆对现实不公的不满，形塑了桀骜不驯、不拘小节的个性，他很难成为奔竞之士，和达官贵人保持明显的距离，导致其最终未能进入仕途。
四、刘大櫆批判性思想的本质：对理学的因循与突破
韩愈与刘大櫆批判立场的共同思想依据，或者说，韩愈与刘大櫆现实批判的共同思想本质，就是弘扬儒家思想。但是，韩愈崇奉儒学而其行为作风却不尽符合儒学，而且，他所信仰之儒学也与宋代以来形成的理学差异很大，儒学思想发展到宋代以后则是理学，桐城古文的思想本质是理学，刘大櫆思想总体上表现出对理学的尊崇，其批判性与其艰难经历有关，也与其理学信仰有关——他以理学批判现实。
作为桐城人，刘大櫆和方苞、姚鼐一样当然是理学的信徒。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云：“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姚鼐清晰地揭示了方苞、刘大櫆等桐城人古文创作与理学思想兴起之内在关系。姚鼐认为，黄、舒之间奇山异水，佛教在此地兴盛了一千余年，佛教衰歇之后儒学方得兴起。如姚鼐所云，明末以来一批人经过科考进入朱明朝廷，桐城获得了主流思想的加持而大发展。理学确实是桐城文化的灵魂，方苞、刘大櫆之文所传播的正是理学思想。从明代以来受大传统思想的影响，理学大兴，涌现出一批杰出人物，如左光斗、方以智、戴名世等，理学思想是他们忠于朱明、抗拒满洲的力量来源。清朝政权巩固后，到了康熙朝中后期，面对统治者的威逼与利诱，江南知识分子不得不改变公开对抗的政治立场，桐城人也不例外，康熙帝利用了汉族知识分子尊崇的儒学，提倡忠诚，忠诚的对象由朱明转为满清统治者，张英、张廷玉父子是其中的代表。方苞提倡为文“义法”，固然有含蓄抵抗的寓意，但明面上表态忠诚，从而获得康熙帝的高度赞许，并被树立为典范，深受荣宠。方苞解决了文学与政治、文与理的兼容问题，因此成为一个时代文人的标杆。
理学也是桐城文章学理论和刘大櫆思想、文章的特质：第一，理学是方苞古文“义法”理论的基础，是“文以载道”之“道”的内容。理学强调文章应阐明儒家之道，刘大櫆《论文偶记》也主张文须“明理”，认为“理”是文的灵魂，与唐宋以来的“文以载道”说一脉相承。第二，在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性精神影响下，刘大櫆强调文章应“雅驯”“不芜”，反对浮华奇诡，追求“清真雅正”的审美理想。第三，刘大櫆还强调为人与为文的统一，理学家重“养气”“修身”，刘大櫆把这一修养功夫引入古文理论，提出“养气”，而养气又赖于“立身行己”——先做人，后作文，与朱熹“敬义夹持”的工夫论相通。刘大櫆接受程朱“性即理”的基本立场，但在具体论述中更强调“才性”与“气质”的差异，认为“才之美恶”与“气之清浊”决定文章风格，从而把理学人性论转化为风格论，为“阳刚—阴柔”美学范畴奠定哲学基础。理学为刘大櫆提供了价值内核（义理）、审美理想（雅正）和修养路径（养气），但他又通过强调“神气”“音节”“才性”等范畴，对理学进行了艺术化的转化，使其古文理论既植根于理学，又保持了文学的独立性与生命力；理学也促使刘大櫆在经历人生艰难之后，形成了桀骜的个性和批判性生活立场。
然而，刘大櫆的思想又表现出一定的与理学不一致甚至反理学的倾向，这种思想与时代思潮有某种共振性。明末清初以来，受到明晚思想解放与明清易代刺激，思想界反思传统，出现了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特征的思潮，反理学、反专制、重实证、重经世，黄宗羲首揭“天下为主，君为客”（《原君》）的民主论，顾炎武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与友人论学书》），以“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与施愚山书》）拆理学神坛，王夫之提出“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读四书大全说》卷四《论语·里仁篇》），以唯物论动摇先验理；颜元、李塨以“习行实用”对抗静坐读书，形成“颜李学派”。雍乾嘉时期，满清统治者基于与汉族知识分子和解的需要，倡导理学，汉族知识知识分子退入书斋，“避世”考据，形成“乾嘉朴学”，但是，仍然流露出反理学倾向，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认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批判理学“以理杀人”，章学诚以“六经皆史”瓦解经典神圣性，汪中、焦循、阮元等以“实事求是”暗接科学精神，吴敬梓《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也是这种理性精神的表现。刘大櫆与清代启蒙主义谈不上同路人，其尊韩却又有突破韩愈的思想特征，确有若干启蒙色彩的思想碎片，可归纳为三点：第一，对程朱理学的“离经”言论。刘大櫆提出天道观自然化，刘大櫆《天道》三篇把天视为“浑然无知者也”，否定“福善祸淫”，剥去理学“天命”外衣，与戴震天理即自然之分理同调。《息争》反对韩愈辟佛老、宋儒朱陆门户之争，主张“天下之理不可以一端尽”，体现兼容并包的思想立场。《难言》诸篇批判种种不合理社会现象，如认为各人现实穷通遭遇不同，不是主观“器识”问题，这种思想具有“离经叛道”的亮点。刘大櫆还将政治伦理契约化，刘大櫆《汪烈女传》提出“臣之死君，与妇之死夫，似同而实异。君臣以义合，故曰：‘合则留，不合则去’”，并质疑“食禄为受君之恩”，与黄宗羲《原君》的“君臣共治”论遥相呼应。刘大櫆《章大家行略》所写章大家是刘大櫆祖父的妾，出身贫寒，又无子，三十几岁时刘大櫆祖父去世，刘家人要赶走她，章大家“慷慨号恸不食。时吾父才八岁，童然在侧，大家挽吾父跪大母前，泣曰：‘妾即去，如此小弱何！’大母曰：‘若能志夫子之志，亦吾所荷也。’于是与大母同处四十余年，年八十一而卒”。章大家的遭遇显然与违反人性的不合理制度有关，从刘大櫆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对章大家的深刻同情，而这种动人的同情违背了理学，这就显示了刘大櫆思想的不纯粹。第二，对科举制度的正面抨击。刘大櫆屡言八股“背离经旨”“束缚人才”，其激烈程度与顾炎武、吴敬梓、曹雪芹同声相应。这在仍把八股视为“抡才大典”的乾隆朝，属于少见的“体制批判”。第三，学术上的“包容异端”。刘大櫆反对韩愈“辟佛老”、宋儒“朱陆之辨”，公开为佛老、墨学留余地，与方苞、姚鼐“卫道排异”的立场迥异。尽管刘大櫆并未形成系统的启蒙主义世界观，也无意与封建纲常彻底决裂；但他在天道观、理欲观、君臣论和科举批判等方面，都发出了与官方程朱理学不协调的声音，提供了可被后世启蒙思想家利用的“思想碎片”。
同样是桐城古文家，同样深受理学影响并信奉“文以载道”的文学纲领，和方苞、姚鼐为人、为文追求“雅洁”、含蓄隽永迥然不同，刘大櫆古文批判性突出、感情激越、个性桀骜。刘大櫆为人的倜傥率性、诗文及其文学理论的强烈批判性，乃至日常生活中刻意与达官贵人保持疏离的态度，来自理学理想精神的追求，也表现出对理学一定程度的背离甚至突破，因此也引发后来卫道者的批评。这是对韩愈的学习与继承。
五、回应时代：姚鼐推尊刘大櫆的复杂动机与意义
姚鼐胆识过人，果断抛弃社会偏见，选择刘大櫆作为方苞之后桐城古文合法传承人，具有重大文化意义。
从根本上说，明末以来，桐城文人即以韩愈为榜样，高举理学大旗，以“文以载道”为理想，积极参与晚明以来社会与文化运动。满清入关后，统治者逐渐从压制汉族文化转变为利用程朱理学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方苞崇奉强调忠君的理学思想，迎合了满清统治者的统治策略而扩大影响，程朱理学和“古文”得以中兴。然而，乾隆中叶，世风、文风、学风都开始发生剧烈变化，汉学大兴，汉学家逐渐汇聚于帝都，最后促成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馆的开馆，形成了对宋学、“古文”的压制局面。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姚鼐放弃荣耀的四库馆职，退出京城学术圈子，次年（1775）春返回南方，这是坚守理学、宋学的姚鼐与汉学磨合并最终冲突后的结果。其实，姚鼐虽已年过不惑，但他刚回南方，蛰伏在家，不仅古文理论、古文写作地位和学术影响尚未完全建立，而且安身立命的方向还在思考、寻找过程中。乾隆四十一年（1776），两淮盐运使朱孝纯重修扬州梅花书院，邀请姚鼐主讲梅花书院，姚鼐从此开始学习刘大櫆，在江南的扬州、安庆、江宁、徽州等地，利用书院的教育机制传道授业，建构起自己的文化圈子并传播自己的古文思想——姚鼐从此开启持续近四十年的人生事业，直至终老。次年（1777）五月，姚鼐巧妙地借给恩师祝寿的机会，通过尊师重教的活动，假借程晋芳、周永年之口，正式打出桐城古文的旗号，确立了桐城古文谱系、典范以及“文以载道”的文化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姚鼐创作《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是姚鼐重新确立自己人生方向和社会地位的个人宣示，也是一次优雅而高调的传播活动和文化宣示。两年后，即乾隆四十四年（1779），刘大櫆去世，姚鼐《祭刘海峰先生文》《刘海峰先生传》等文继续高度赞美刘大櫆及其古文，而姚鼐自己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公认的桐城古文暨刘大櫆古文传统的正宗传人，如吴敏树所谓“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已也”（《与筱岑论文派书》）。姚鼐自觉学习、继承方苞、刘大櫆，编选古文、建构理论，并借助多年在江南诸书院任职的机会而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桐城文派的建构和桐城古文以及“文以载道”思想的传播，有效扩大社会影响，而且，努力实现与汉学家阵营分庭抗礼，呼唤文人士大夫的经世致用精神，并以此救治大清王朝从乾隆末开始日渐显现的丛生百病——这正是桐城派思想暨桐城文化的突出特点。这也表明桐城派并非单纯的古文流派，也是一个学术流派、诗歌流派，乃至政治思想派别——在晚清曾国藩时代以及民国时期的桐城派传承者确实具备了一定的政治思想共识。曾国藩批评姚鼐“不免阿私”，显然看出姚鼐与刘大櫆的师生之情、同乡之谊以及姚鼐开宗立派、“自树立”的隐秘动机，却未免忽略了姚鼐对抗汉学、传播理学、经世致用的崇高目标和忧患意识——这正是桐城派与一般的文学流派不同之处，这是姚鼐杰出的历史与文化担当。清初以来，古文并非没有发展，但是，将古文与理学和现实政治作如此明确而深刻的绑定，则是姚鼐的学术自觉和思想自觉，也是姚鼐对从方以智到戴名世到方苞的文章与现实政治关联的桐城古文传统的发现和自觉继承。
姚鼐推举刘大櫆，认可方苞提出的刘大櫆是“昌黎复出”的判断，不仅是欣赏刘大櫆的古文以及崇尚理学，也体现了姚鼐对刘大櫆近似韩愈桀骜不驯的作风个性甚至异端思想的包容。在桐城古文家的理论视界中，韩愈是他们共同推尊的典范。经历明代的机械复古主义和明末清初“古文”创作低潮后，桐城文人自觉坚持“文以载道”传统，大力创作“古文”，传播理学并以理学自任，因此，韩愈是桐城文人最为尊重的偶像，也是影响桐城古文最为深刻的前代作家。刘大櫆和姚鼐都深受韩愈的影响，曾国藩弟子张裕钊、吴汝纶、李详等也都强调曾国藩与韩愈的契合。刘大櫆创作“古文”、追求“文以载道”、弘扬理学以及细究“古文”理论与技巧等，这些都与桐城其他文人学习韩愈相同，但“千万人之所同，不足以为盛节”（《古文十弊》），从日常生活作风和个性看，刘大櫆最像韩愈，如其为人的爽朗激烈、为文的批判立场，特别是其突破理学家的道貌岸然，富有人情味，这些不被姚鼐之后文人认可的特色却是刘大櫆之独有，也正是他诗文成就之所在，也是其古文动人魅力之所在。姚鼐是理学的坚定信徒，文风偏于阴柔美，信仰、文风、个性与人生道路皆不同于刘大櫆，但是，姚鼐认可刘大櫆，认可刘大櫆似韩愈这一评价，甚至姚鼐之后批评者所揭示的刘大櫆为人为文中反理学倾向、激烈的现实批判、富有阳刚之美的文风——超越韩愈也得到姚鼐的理解和包容。姚鼐也师承了刘大櫆的孤傲、果敢。姚鼐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荣耀地被破格诏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次年秋却果断借病辞官南归，以授徒为生，以此表明他和汉学阵营的一刀两断，显示出他坚守理学、决不屈服的立场，也显示其不为现实利益所驱使的刚毅性格。姚鼐自述“本性杞柳直”（《紫藤花下醉歌用竹垞原韵》），“大丈夫宁犯天下之所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礼笺序》）。姚莹说于敏中以宰辅之尊，在四库馆内“雅重先生（指姚鼐），欲一出其门，（姚鼐）竟不往”（《朝议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衔从祖惜抱先生行状》），可见姚鼐的孤傲、果敢，显示了姚鼐“截断众流”的决绝气度。姚鼐在这场涉及人生大节的选择中的刚毅果断，仿佛是刘大櫆的精神遗传。姚鼐欣赏刘大櫆的率性和批判精神。姚鼐作为理学的坚定信仰者也欣赏刘大櫆的现实批判以及刘大櫆因为长期生活压抑而表现出的反理学的倾向，这表现了姚鼐思想的内在矛盾。程朱所倡导的天理发展到极端，出现了“以理杀人”，这种矛盾必须调和，“伦常道德又开始建立在个人的感性欲望、利益、幸福、快乐的身心基础和现实生活之上”，在桐城派极力推崇的典范作家明代散文家归有光作品中就有体现。归有光的名作《项脊轩志》企图把“家常事”写成“伦理教科书”，想调和理学与人性，但是，文学细节比作者更诚实，它让“理”与个体“情”“欲”“身体”在文本里“短兵相接”，最终留下无法缝合的“缺口”，反映了理学自身“超验规范”与“经验人性”之间天然矛盾——尊重人性必然走向反对理学虚伪道德，这也是“文以载道”的内在矛盾——文学的本性天然同情个体生命，作为公共性的道天然与个体冲突。依据今天标准看，刘大櫆理学亦不如方苞、姚鼐纯粹，恰恰是其成就之所在，使得他形成桀骜洒脱的个性，为文富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批判性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作为理学家坚定信徒的姚鼐，对刘大櫆的包容和推崇表明在理学家的道貌岸然之外，他还保留了一点真实的人性本色，这种内在的矛盾性既是文学与理学内在冲突的表现，也是明末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表现。
六、风会转移：姚鼐身后对刘大櫆的讥议
姚鼐身后，刘大櫆与方苞、姚鼐在基本身份（尽管没有人明言藐视刘大櫆“非士亦非民”的身份）和思想、学术、古文诸方面之多重差异，引起后来者的议论乃至轩轾。
刘大櫆弟子吴定，看出刘大櫆思想、个性、文风与方苞的差异，认为刘大櫆“行修于躬，其文章不由师传，举唐、宋以来代不数人之业，一旦毅然续而配之，非天纵之才，恶能及此哉！先生师事灵皋，灵皋尝位显位于朝矣，先生虽落落博士官以卒，而文章实过之，卓然为国朝古文之冠”（《海峰夫子古文序》）。阮元在《国史文苑传》中论及：“大櫆虽游方苞之门，所为文造诣各殊。苞盖择取义理于经，所得于文者义法。大櫆并古人神气音节得之。兼集《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其气肆，其才雄，其波澜壮阔。”梅曾亮说：“前乎先生（指陈用光）者，有方望溪侍郎、刘海峰学博，其文亦皆较然不同，盖性情异，文亦异焉。其异也，乃其所以为真欤!”（《太乙舟山房文集序》）李富孙云：“近世言古文者推望溪先生。海峰学于望溪，能自成一家。”（《鹤征录》）姚鼐之后，姚莹评论方、刘、姚之差异，说：“世谓望溪文质，恒以理胜。海峰以才胜，学或不及。先生（指姚鼐）乃理文兼至。”（《朝议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衔从祖惜抱先生行状》）方宗诚指出：“吾从兄植之先生晚岁……尝语宗诚：望溪之学，海峰之才，惜抱之识，性情体态迥乎不侔，而皆克杰。然自存于天壤者，以同得古人之心也。位西（指邵懿辰）后出，宗望溪而不喜海峰……夫谓海峰文有余而道不足，是也。然自左、马、韩、苏不免矣，可以此责之文家耶？”（《记张皋文茗柯文后》）这些评论重在揭示刘大櫆与方苞、姚鼐个性及其导致的文风差异，但是，还有不少评论讨论了刘大櫆与方苞、姚鼐差异的本质，进而对刘大櫆作出批评乃至否定。
方苞早就指出刘大櫆“才高而笔峻，惜学未笃”（沈廷芳《书方先生传后》引）。恽敬《答曹侍郎书》批评刘大櫆“于理实有未足”。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一中多次评论刘大櫆，他的基本态度是维护姚鼐的“三祖”之说，维护刘大櫆的古文地位，“近代真知诗文，无如乡先辈刘海峰、姚薑坞、惜抱三先生者”，但方东树仍然批评刘大櫆“才胜学浅”——才气高而学问根柢薄，虽承认刘大櫆“能变化以自成一体”，但总体评价仍是“才高而学疏”，既乏程朱义理之“深厚”，也少杜甫那种“从肺腑中流出”的“浩然”之气，未能达到“沉深高洁”之境。邵懿辰说：“天下言文章，必曰桐城；而桐城人之言文章，必曰方、刘、姚氏。刘居其间，如蜂腰鹤膝，人知之；而以方、姚并提而论”（《答方君书》）用“蜂腰鹤膝”四字，把刘大櫆置于方苞、姚鼐之间而指其“细弱”“板滞”，暗示刘氏虽列“桐城三祖”却缺乏首尾呼应的厚重，成为整段文脉的薄弱环节，根本原因还在于刘大櫆“未得程朱要领”。邵懿辰尊程朱为正学，认为桐城诸子“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而刘大櫆尤其“援引肤末”，仅以辞章自矜，于义理并无深造，故被其视为“未得宋学精密”的典型。
近代湘乡派更加藐视刘大櫆。吴敏树把姚鼐比作江西诗派吕本中，直斥“刘氏（大櫆）更无所置之”（《与筱岑论文派书》），几乎把刘大櫆排除在统绪之外，而曾国藩复信吴敏树并未替刘辩护，反而顺势承认“惜抱于刘才甫不无阿私”（《复吴敏树》），姚鼐“《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阑入刘海峰氏，稍涉私好”（《复欧阳兆熊》）。曾国藩指责刘大櫆“义理不如望溪之深厚”，认为他只讲音节、字句的“品藻”，缺乏方苞那种“有序之言”背后的“有物之言”（即程朱义理），刘大櫆“诚非有过绝流之诣”，古文成就并未达到一流境界。曾国藩实是想借批评刘、姚来“正本清源”，扭转桐城派后期义理削弱的趋势。桐城人方宗诚认为刘大櫆虽“才高”，却议论每多率易，未能精，考证尤疏；为文虽“能变化以自成一体”，但仍嫌其“才胜学浅”，既乏程朱义理之“深厚”，亦少含蓄内敛之“醇气”，“义理不如望溪之深厚而藻采过之”（《桐城文录叙》），显然属于文有余而道不足。方宗诚在批评归有光“文人矜张”时，顺带指出“刘海峰亦往往有此病”，即语言好为雄肆、气势过于外放，于“沉深高洁”之境终逊一筹。吴汝纶《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则从才、学角度详细比较方苞与刘大櫆文，认为刘大櫆之文因缺少经学基础而稍下于方苞。
有人还因此批评姚鼐抬举刘大櫆，如李慈铭说：“刘大櫆诗文皆不能成家，其文尤乏佳处，虽稍有气魄而麄疎太甚。其生平于古人文法亦甚留心，而所作往往轶于轨度；又模仿成拙，转多可笑”，而程晋芳、姚鼐“极推之”，姚鼐“称之尤力”，姚鼐“为人不至以乡曲之故阿好如此，盖其性习相近，遂致此弊耳”（《越缦堂读书记》论《刘海峰文集、诗集》）。张之洞《輶轩语》胪列清朝古文家，“方苞、姚鼐、恽敬、魏源诸家皆宜一览”，“国朝古文专家倡于方苞、姚鼐，名曰桐城派”，直接剔除刘大櫆。林纾明确提出刘大櫆散文“采用小说笔法”并加以批评。晚清民国时期学人郭象升则批评刘大櫆“昧于小学，词不雅驯”（《文学研究法》）。
上述评论涉及文风，大多批评属于文人相轻或各有所好，不过，也指出刘大櫆经史之学与小学不专，体现姚鼐和姚鼐身后文人评价标准的差异；批评刘大櫆思想和古文对理学某种程度的突破。刘师培说：“凡桐城古文家，无不治宋儒之学以欺世盗名。惟海峰稍有思想。”（《论文杂记》自注）语虽简要，观点却十分深刻。刘师培站在汉学立场，认为方苞、姚鼐以下多借“阐发程朱义理”来装点门面，内容空疏，故斥为“欺世盗名”，独称刘大櫆“稍有思想”，肯定其不为宋儒绳墨所拘，能在天道观、理欲观、君臣伦常等问题上发“超俗之论”，这种“稍有思想”在桐城派文人中独树一帜。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师培确实有见。
刘大櫆在姚鼐之后受到多维批评，或被指学问根柢浅，或被讥艺术太矜奇、偏离儒统，或被讥义理不醇，这些批评共同构成了桐城派内部自我修正与外部学术反思的重要一环。实事求是地说，刘大櫆的理学确实不够纯粹，经史之学也不专深，文风也不够雅洁，还有类似韩愈的洒脱桀骜个性以及反理学的思想倾向，正是这些因素才导致姚鼐之后桐城派内、外，对刘大櫆及其三祖之中地位的非议——刘大櫆确实不如方苞和姚鼐，但是，刘大櫆的文学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近代桐城学者萧穆说：“后又得见姚惜抱先生《古文辞类纂》，上自周秦，以至国朝，但取吾邑方侍郎及先生（指刘大櫆），以继震川八家之后。盖先生古文之法，受之方而授之姚，三先生所造之境不同，所选之本，皆卓卓传世行远。而侍郎之文主‘义法’，约选之本，最为严谨；先生论文主‘品藻’，所选之本，广大宽博，评定精审；惜抱先生尤以识胜，其《古文辞类纂》所录八家之文，大约皆未甚出先生之范围也。”从“古文”选本、“古文”理论角度确认了方、刘、姚的传承谱系。
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直接影响了唐以后中国思想、学术发展之方向，其中他以一己之力排击佛老，推动了儒学的复兴，并且继承先驱者柳冕“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的观点，明确提出了“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的口号（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后来在《通书·文辞》中明确建构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强调文与道的内在联系，从而终止了骈文独大的局面，促进“古文”崛起，实现“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成为宋代以来复兴儒家思想、倡导“古文”者普遍推重的偶像和学习的典范。然而，韩愈本身也是复杂的：尽管他反对佛教、提倡儒家思想，但由于他身处社会与文化、思想发生重大转型之际，其言行举止中也存在着鲜明的非儒家思想。王定保《唐摭言》记载：“韩公著《毛颖传》，好博簺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可见这种游戏笔墨并不符合儒家庄严文风。李肇《唐国史补》记载：“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韩愈胆怯的表现确实与思想家的刚勇不一致。陶谷《清异录》记载：“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至绝命。”王谠《唐语林》还记载后续的故事，韩愈自知硫磺中毒皮肤溃烂将死，但不想让人知道这个原因，“召群僧曰：‘今将病死矣。汝详视吾手足支体，无诳人云“韩愈癞死”也’。”韩愈的胆怯、好色以及服食硫磺鸡导致中毒而死，都不符合宋代理学家的信仰标准，他们因此千方百计否认这类记载真实性，以维护韩愈作为他们思想偶像的单纯和庄严。
刘大櫆早年被方苞、吴士玉评价为“昌黎复出”，到刘大櫆晚年、身后弟子姚鼐、吴定重申这个判断，如此评价、肯定与赞美，不仅反映了桐城文人师承韩愈的普遍性，还揭示了刘大櫆师承韩愈的独特性——为文与为人特立独行的某些相同之处，乃至违背理学的异端思想。姚鼐认可刘大櫆乃“昌黎复出”的判断，《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标举从方苞到刘大櫆的桐城“古文”传统，并以为“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确有一定的自我宣传之目的，但是，从根本上说，刘大櫆的地位来自其“古文”实际成就与影响，也来自姚鼐建构古文传统之需要，来自姚鼐对抗汉学、提倡经世致用之崇高目的。站在后来者立场看，推崇“文以载道”传统的刘大櫆为人桀骜不驯，理学信仰不如方苞、姚鼐纯正，亦不善于经史之学，其“古文”与方苞、姚鼐之文也存在明显不同——感情充沛，注重字句、音节之妙，较少书卷气，却具有动人的文学意蕴，并得到姚鼐的认可，这既是对理学的突破，也暴露了理学的内在矛盾，这不仅反映出清代的政治、思想、学术与文学运动及知识群体的分化、融合，也深刻地反映了唐宋以来“文以载道”传统中情感（文学）与思想（理学）的内在矛盾。追溯桐城派的形成，讨论方苞、刘大櫆的“古文”成就，讨论桐城派的基本特征、桐城文化的主要内容，姚鼐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无疑是最值得关注和深入解读的经典文献之一。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