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古文为时文”与“以考据入时文”先后崛起于科场，构成了乾嘉时文演进的主线，而桐城派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乾隆初年，方苞借编纂《钦定四书文》之机，将“以古文为时文”确立为科场范式，主导了乾隆初年以后的时文风气。至乾隆末年，在汉学家朱珪力促下，“以考据入时文”振起于科场，从而加剧了宋学从学坛中心退向边缘的危机。这引起了姚鼐及其弟子强烈的反对，其实质是汉宋之争在科举领域的延伸。当然，在这两种理论崛起与争锋的过程中，皇权意志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与平衡作用。总之，桐城派以时文为阵地，既塑造了乾嘉时文的典范形态，亦通过学派实践确立其在清代学术生态中的正统性，折射出时文作为学术与权力博弈载体的复杂性。
关键词：桐城派；乾嘉时文；汉宋之争
由于关涉如何评价桐城派及评判桐城文章价值等重大文学史问题，桐城派的八股时文观曾是研究者长久关注的议题。但聚焦于学派内部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致使桐城派的时文主张与所处时代的互动联系为学界所忽视，进而在时文史研究中，桐城派的关节意义也遭遮蔽。事实上，以“以古文为时文”和“以考据入时文”两大理论相继崛起及争锋为中心展开的乾隆、嘉庆朝时文，是八股时文最后的盛期，而它的形成与桐城派学人密切相关。其中，方苞是“以古文为时文”崛起的主推手，姚鼐及其弟子则是理论争锋阶段，维护“以古文为时文”和批贬“以考据入时文”的主力军。可以说，桐城派在乾嘉时文的演进中，占据核心地位。
一 方苞与“以古文为时文”的崛起
桐城派对乾嘉时文演进的首要贡献，是方苞借奉敕编纂《钦定四书文》之机，苦心经营，将“以古文为时文”理论推尊为科场时文创作与衡文标准，主导了乾隆初年以后的时文风气。
首先，方苞在《钦定四书文》中，将“以古文为时文”完善为会通时文、古文与义理之学的理论体系。自北宋末年，唐庚首倡场屋之文当以韩愈、欧阳修等人之文为法，“以古文为时文”的理论核心，就始终聚焦于选择何种古文作为改造时文的资源与典范。如吕祖谦《古文关键》、周应龙《文髓》、敩斋《古文标准》、刘震孙《文章正印》等古文选本，立意皆是“为举子辈课试计耳”。但这些选本标举的“正宗”“轨范”“标准”却不尽相同，既有如吕氏、周氏以唐宋八大家为典范者，也有如《古文标准》《文章正印》这样广收理学家文章以为轨范者。这种师法分歧，在明代依然存在，秦汉派与唐宋派的不同主张就是典型。譬如王世贞说：“故夫善为时义者，未有不译经而驱古者也。”而茅坤亦云：“吾为举业，往往以古调行今文。”可见两人均主张“以古文为时文”，然就两人古文宗仰而言，“驱古”与“古调”，显然存在差异。可知，迟至明代，“以古文为时文”与其说是时文理论，毋宁说是历代学人古文观的派生。
直到方苞编纂《钦定四书文》，才首次从“理”“气”“辞”三个维度，对“以古文为时文”进行重新阐解与定位，完成了一次理论突破。他在《钦定四书文·凡例》中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即方苞认为，“以古文为时文”是指在遵循“代圣贤立言”文体原则下，融入先秦、两汉、唐宋诸大家之文法，阐解、载负由宋儒揭明的“四书”义理，并以“清真雅正”为最高境界的一种文章范式。这种新解，既将向来隐而未彰的宋儒义理，抬升为统摄“时文”与“古文”的根本，又扭转了理论发展中过于注重师法的问题，强调此理论为时文服务的底色。
其次，方苞还通过重写明代时文史，塑造时文正宗，赋予“以古文为时文”世范天下的价值。在方苞之前，以成化、弘治朝时文为正宗构建明代时文史，是主流意见。嘉靖末年，徐阶就已主张：“在宣德以前，场屋之文虽间失之朴略，而信经守传，要之不抵牾圣人。至成化、弘治间，则既彬彬盛矣。正德以降，奇博日益，而遂以入于杨、墨、老、庄者，盖时有之。”他明确指出，明代时文以成化、弘治为盛。这种看法，在万历初年，得到了官方认定：“试录序文，必典实简古，明白正大，俱若成化、弘治间文。”表明尊奉“成弘时文”，在明中期已是一种共识。降至明末，开始有条件整体考察明代时文演进的郑鄤，同样奉“成弘时文”为正宗：“洪、永而下，天顺而上，唐音之初乎！成、弘其盛矣，读其文有昌明之气，追其人有君子之风焉。正、嘉而廓壮矣，时有拖沓曼衍之病，而不损其骨。”入清后，这种宗仰同样是清人共识。如清初黎元宽说：“制举艺之在前代，亦如诗之在唐，有初、盛、中、晚之分矣！顾初洪、永而盛成、弘，中庆、历而晚启、祯。”李光地也明确表示：“明代时文，洪、永、宣、景、天为初，成、弘为盛，正、嘉为中，庆、历为晚，天启以后，不足录矣。”以上诸家，或为名臣，或为名家，皆同声一辞，奉“成弘时文”为正宗，足以代表明代以来的时文史认知。
但方苞却于《钦定四书文·凡例》另立统绪，尊代表“以古文为时文”理论的“正嘉时文”为正宗，重构了明代时文演进史。他认为，明代时文体凡四变，其中，“成弘时文”“隆万时文”“启祯时文”虽各具特色，却分别存在“谨守绳墨”“气体苶然”“务为奇特”等不足，唯有“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溶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可见，正如前人将“成弘时文”视为盛唐诗一样，“极盛”也是方苞给予“正嘉时文”的评价与历史定位，蕴含尊其为正宗之意。而“始”字，则点明“以古文为时文”是“正嘉时文”之所以为正宗的关键。当然，这种“始”只是就大趋势而言，并不否认在此之前的个体对此理论的接受和实践。而与之相对的，是“隆万时文”被他斥为“明文之衰”。于是在这种盛衰褒贬之中，方氏完成了对明代时文史的重写，构建了《钦定四书文》的时文史观。“以古文为时文”也因“正嘉时文”的正宗地位，而具有了垂范于世的资格与价值。
须指出，方苞所推为正宗的“正嘉时文”，实是唐宋派时文。梳理《钦定正嘉四书文》编可知，此编共收录作品112篇，涉及作家31位，其中归有光独占 34篇，唐顺之占21篇，茅坤4篇，王慎中1篇，唐宋派作家作品已占“正嘉时文”编之泰半。而与之相对的，是同样标举“以古文为时文”的秦汉派，仅有王世贞入围两篇。
最后，方苞还将“以古文为时文”作为《钦定四书文》选文体系的核心。方苞依循《凡例》中对明代时文的分期，将《钦定四书文》分为明代与清代两集，共五编。其中《钦定正嘉四书文》以“以古文为时文”为准绳，毋庸赘言。更重要的是，其它四编，也以此范式为矩矱。如在“以古文为时文”并不兴盛的成化、弘治时期，方苞也着力发掘那些能够汲取古文营养的作品，并收录至《钦定化治四书文》中，罗伦“胎息《左》《国》之神”的《哀公问社于宰我一章》文，王守仁“深得古文驳议之法”的《子哙不得与人燕二句》文，即是如此。而正嘉以后，例证更比比皆是，如吴化《事君数一节》文因“此等笔法从古文得来”而被《钦定隆万四书文》收录；黄淳耀《诗云节彼南山二节》文入选《钦定启祯四书文》，也得益于它“已造欧苏大家之堂而哜其胾”；《钦定清朝四书文》载张江《君子有诸己未之有也》文，亦源于它“模古文之气度节奏”。可以说，“以古文为时文”融贯了《钦定四书文》全书。
要之，方苞通过上述三种编选策略，将由来已久但并不完备，在历史发展中也未曾独占鳌头的“以古文为时文”理论，在《钦定四书文》中完善并推尊为足以“宣圣主之教思，正学者之趋向”的典范。
方苞之所以如此推崇“以古文为时文”，诚然与他自身的时文理念有关，但雍正、乾隆二帝对“以古文为时文”的认可，才是决定性的因素。雍正帝的态度，可以从他对蔡嵩的奏折批复中窥见。雍正元年，云南学政蔡嵩上折称，他在云南教化士子，“看时文则以前辈归有光、黄洪宪、黄淳耀等为宗”。对此，雍正帝大体满意。但对曾率众抗清、自尽殉国的黄淳耀，批示“意为不可”。随后蔡嵩惶恐上折，做出检讨与修改，说：“臣前折中陈明教士之法，有黄淳耀在内，臣学识短浅，昧于简择，蒙皇上睿裁示戒，仰见圣学高深，真无一不兼总条贯。臣思前辈时文，向称王、唐、归、胡，今以唐顺之易之。”见折，雍正帝果断在唐顺之名下，朱批一“好”字，表明他对这一更改的认可。可知，在雍正帝心中，归有光、唐顺之的时文都足以师法，而他们正是“以古文为时文”的代表。至于乾隆帝对此理论更是深信，他说：“有明决科之文，流派不皆纯正，但如归有光、黄淳耀数人，皆能以古文为时文，至今具可师法。”又自陈：“朕虽不喜作时文，然向在书斋中，于明季及国初名家、大家之文，亦曾诵习，其中如归有光、黄淳耀，纯乎古文，读之心喜。”他认为，明代时文流派，“不皆纯正”，而“以古文为时文”，却可以师法，他本人更是“读之心喜”。这种判断与好尚，直接影响了方苞对明代时文史的构建和时文正宗的选择。
最终，随着《钦定四书文》的刊布、颁赐与相关文教政策的实施，“以古文为时文”逐步主导了乾隆朝以后的时文发展。乾隆四年（1739），方苞编选事宜告竣，并进呈御览，随即乾隆帝将此书赐名为《钦定四书文》。乾隆五年（1740），武英殿修书处付梓。乾隆六年（1741），乾隆帝开始大范围颁赐此书，不仅在京官员及教育机构获赐，更重要的是，乾隆帝还将此书颁给各省督抚、学政等要员，并谕令各地布政司翻刻印刷后，赐给各县官学。同时，官方也允许“书坊翻刻，任其仍用活字小板，以便广为传布”。因此，至乾隆七年（1742），《钦定四书文》已遍布全国各省各府各县。在此基础上，乾隆九年（1744），乾隆帝进一步规定：“嗣后乡、会试及岁、科试，应遵《钦定四书文》为准。”即列为闱中书籍，成为“令试官知衡文正鹄”的范本。
而这一系列措施，确乎扭转了“时文之风尚屡变不一”的状况。梳理、归纳乾隆初年前后的科场硃卷可以发现，在康、雍朝的乡、会试中，时文是否借鉴古文的法度，或者说时文是否具有古文的品质，绝少成为考官衡文的准绳。但自《钦定四书文》颁行后，中式之文，得到诸如“直合昌黎、欧阳为一手”及“其得力于古文大家者深矣”的评价，且俯拾可见，占据了科场时文的主流。不仅如此，“以古文为时文”还在文论场域成为士人的共识。比如自方苞而后，刘大櫆、姚鼐及陈用光等人皆能绍继师说，在桐城派内部形成绵延四代的学术传统与理论共识；又如乾嘉时期“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秦跃龙《唐宋八大家文选》、程岩《唐宋八大家文约选》、吴炜《唐宋八大家精选层级集读本》、王应鲸《古文八大家公暇录》、高嵣《唐宋八家钞》、陈兆仑《陈太仆批选八家文钞》、卢文成《唐宋八家文要编》、纳兰常安《古文批金》、于光华《古文分编集评》等评点本，均称有资于时文写作，呈现鲜明的举业趋同性”。这些现象，皆与“以古文为时文”在帝国的文化政策、科举制度、课程设置、教材选择等诸多领域与环节，被权力与制度所承认，关系密切。
二 汉学家与“以考据入时文”的振起
乾隆五十一年（1786），在汉学家朱珪推动下，“以考据入时文”振起于科场，成为乾嘉时文演进的又一节点。它不仅打破了“以古文为时文”科场独尊的地位，也意味着乾嘉时文演进至理论争锋阶段。当然，其本质是汉学在科举领域抗衡宋学、分夺话语权威的手段。
“以考据入时文”是指在形式上融入考据之体，在内容上采信考据之新成果，以考订“四书”题文所涉经义、史实本身为旨归的一种时文创作理念。如陈立《执圭鞠躬如也一节》文曰：“古未有以鞠躬为曲躬者，鞠躬一曰躹匔，敬谨之意也。”又音训“趋”字为“下读为趋，如读为而，古训固如是尔”，就是融考据之体为文。又如陈采屏《陈其宗器》考证“宗器”本义，不尊朱熹“重器”说，而接受毛奇龄新论“宗器，即宗庙祭器”，作文云：“宗器者祭器乐器，非重宝之谓也。”则是采信考据新成果行文。这种不以义理阐释为要，而重在考证名物制度本义的作品，就是“以考据入时文”的典范形态。
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之前，“以考据入时文”长期处于被压抑的潜流状态。这种状态，是指此时业已出现江永、任启运、何焯、管世铭、郑光策、曹之升等一批擅胜“以考据入时文”的作家，形成了一定的创作风气，但并不为官方主流所认可。乾隆中期，钱坫“素未习宋人经说，始就小试，以汉说说之，有司至不能句读，黜之至再”，陈寿祺“深于经义，作时文好用经语排纂，而不肯杂用他书”，亦春闱屡黜，就是这种不认可的具体呈现。究其原因，则是尊奉宋学的“以古文为时文”在乾隆初年，就已凭借《钦定四书文》占据了“后学之津梁，制科之标准”的独尊地位。因此，上述名家虽勤于此类创作，却只藏于窗稿、课艺之中，不曾也不敢施为于科场。由是“以考据入时文”始终声光不显，难主潮流。
直到乾隆五十一年，朱珪典试江南，大肆拔擢“以考据入时文”的士子，它才从潜流振起为科场主流。这一事件，时人多有记录。如宋翔凤《先府君行述》云：“乾隆五十一年，侍郎大兴朱文正公珪，编修大庾戴公心亨来主江南乡试，以《乡党》篇‘过位’二节发题，府君解过位为路寝之庭，升堂为路寝之堂，士子通是解者皆中式，府君与焉。”梁章钜《制义丛话》亦载：“朱文正师主江南丙午乡试，首艺《过位
二节》题，阮芸台师从江氏新说，中第八名。”《论语·乡党》主要记载孔子的容色言动及衣食住行，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名物制度。对此，后人疏证困难，纵是朱熹亦有不逮。而江永著《乡党图考》，立论严谨，考核精详，为当世学者所重。比如此科题文“过位”之“位”，朱熹以为当在“门屏之间”，但江永以“治朝考”“宁考”“朝制补考”三考，互相印证疏解，证明“位”应在路门之外。因此，是年朱珪以“过位”为题，衡文时不尊朱《注》，而径以江氏之说为准，凡采用《乡党图考》者皆获隽。这意味着，朱珪以乡试主考的官方身份，首次允准、支持乃至鼓励“以考据入时文”进入科场，从而在客观上赋予了它合法性身份。
自此，“以考据入时文”开始渗透进科举取士的每一环节。如梁章钜自陈，他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应童子试时，就因“以考据入时文”被考官吉梦熊看重，赞其文章“第一比本《说苑》，第二比本《晏子春秋》，第三比本仁山金氏《说》，第四比本包氏《注》，不料风檐寸晷中，乃得此极有根据之文”，进而顺利补为诸生。这样的例证，在乡、会试阶段更多。如嘉庆五年（1800）浙江乡试，严可均中式卷《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五句》：“君之言，尊也，群也，民之源也……故夫天者，显也，坦也，颠也，至高无上也。尧者，高也，翊善传圣也。”就是典型的“以考据入时文”作法。道光二十九年（1849），广东黄以宏也在乡试中“以经义用汉注说，中举人”。在更高层级的会试，“以考据入时文”同样蔚然成风。如嘉庆四年（1799）会试，俞恒润《是故君子有大道三句》文，有“皇者，大也，极者，道之中也”等诸多考证之语的融入，中式第九十一名；道光二十年（1840）会试，刘楚桢也以“《尔雅》《毛传》‘治骨曰切，治象曰磋’”疏解试题“如切如磋”顺利博得高第。可以说，在乾隆五十一年之后，赖此获取功名者日增月益，俨然成流。
然而，朱珪典试江南事件，绝非偶然或孤立存在，而是清代汉学家集体行动的一次标志性事件。首先，在乾隆五十一年之前，“以考据入时文”理论的勃兴和完善，就由汉学家完成。先是清初阎若璩“欲将有明名家制义其中错解题、误用事者尽标出为一帙”，为世人提示出考据之于时文写作的重要性。对此，何焯击节叹赏，“抄撰制义为《行远集》，悉如百诗之旨”。稍后，江永则在创作上予以回应，其《缁衣羔裘》文“自记”云“三裘三衣，时文家既不明裼裘之制，又不详考所用之事，……臆说流传，未有能辨正者，经义于是荒矣”，故作此文，“与好古者商之”。可见江氏作文，在结撰伊始，就对之所以融入考据的缘由、目的十分明确。而在理论上做出重大贡献的则是朱筠。乾隆三十六年（1771），朱筠在安徽学政任上，向皖省士子倡议：“诸生之为文，当法唐《正义》之所以疏经及传笺注解者而后可。欲法之，则凡于经之天地、山水、宫室、器用、衣服、鸟兽、草木、虫鱼之详悉，皆当周知，而先之以训诂，然后其于经之义秩然、粲然、怡然、涣然也。”他明确指出，时文写作当学习唐代《五经正义》疏解、传笺经文的方法，具体而言，就是通训诂、明经义，而后为文。乾隆四十四年（1779），朱筠调任福建学政，他又将“士不识字”，则无以通经的理念，融入到前时提法中，最终将“以考据入时文”的实践路径修正为：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而后为文。至此，“以考据入时文”的实践与理论都在汉学家手中趋于完备，只待一个进入舞台中央的机会，而朱珪就是完成这一使命的人。
其次，在乾隆五十一年之后，不论是受到朱珪的直接影响，还是汉学家间因默契而桴鼓相应，他们对“以考据入时文”的推介，更加频繁且深入。乾隆五十三年（1788），王鸣盛开始大胆鼓吹“当斯际也，盖不但著述宜遵古训，即场屋应试帖括，亦将非古不道焉”；稍后孙星衍也上《拟科场试士请兼用注疏折》，倡导时文以“古训”，即汉唐注疏为准。至嘉庆元年，纪昀亦提出：“经义之中，又分为二派：为汉儒之学者，沿溯六书，考求训诂，使古义复明于后世，是一家也；为宋儒之学者，辨别精微，折衷同异，使六经微旨不淆乱于群言，是又一家也。”显示出汉学家为“以考据入时文”寻找、构建历史正统性的努力。至于如前所述宋凤翔、梁章钜，以及阮元、焦循、陈康祺、严可均、刘宝楠、朱锡经等汉学家，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不断回忆、强调朱珪典试江南事件的重要意义，同样为“以考据入时文”的流行推波助澜。
此数代汉学家的默契行动，虽非盟约所倡，但在客观上推动了汉学谋求科举取士主导思想的地位，进而为汉学在与宋学争主坛坫时建立了优势。一方面，“以考据入时文”可以在科举领域削弱宋学对经典阐释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即“以考据入时文”持之有故的创作方法和重汉儒及新说的学术取向，必然会在士子间引发质疑宋学的危机。另一方面，作为功令文体，时文无疑是传播一种学说最便捷也最有效的载体，“以考据入时文”越兴盛，汉学的理念、方法及价值观就越深入人心。由此，汉学就能在汉宋之争中获得更充足助力，譬如阮元、孙星衍、张惠言、宋简、汪廷珍、马宗琏、李赓芸等乾嘉汉学中坚，皆于朱珪典试江南时获荐，对汉学在嘉庆年间的发展意义重大。在此长彼消间，宋学自然越发势弱。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过程中，乾隆帝的默许态度不应忽视。乾隆帝的学术宗尚，自他执政中期起，就已发生从尊宋到崇汉的潜移。影响之一，就是自乾隆二十二年至五十二年（1757—1787）间的三次科举程式改革。正如学者所论，三次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扭转科场偏重《四书》的情况”，从而使更多通经之士入选。显然，“以考据入时文”与乾隆帝的改革期许颇为契合。所以，这种风气就相应地得到了乾隆帝的回护，孙星衍的记载就是显证：“时有请禁《说文》，不宜用之制义，上因有《说文》非僻书之论。”“上”即乾隆帝。但是，与部分汉学家激进地想要“非古不道”，在科举中以汉学彻底取代宋学不同，乾隆帝不论学术宗尚如何转移，他的帝王身份都决定了汉学与宋学只是资政的工具。他确实希望通过贬抑宋学，来打破宋学在科举制度中的垄断地位，但宋学维护世道人心，巩固皇权统治的作用，又是他所需要而汉学难以替代的。因此，在科举取士中，统合汉宋才是乾隆帝的目的。
三 桐城学人对“以考据入时文”的批贬
于桐城派建立者姚鼐而言，“以考据入时文”与他宗奉宋学、信仰古文、推崇“以古文为时文”的立场迥然有别。所以，“以考据入时文”的振起，受到了姚鼐及其弟子长期而全面的批贬。这构成了桐城派对乾嘉时文演进的又一次深度参与。
首先，姚鼐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向不同的人对朱珪典试江南事件予以批评。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6），姚鼐受友人之邀，为翻刻江永《乡党文择雅正编》作序时，提及此事，虽语气委婉，但已暗含批评之意。他说：“乾隆五十一年，大兴朱石君侍郎典试江南，以《过位章》命题，士达于江氏说者，乃褒录焉。”国家设科取士，主司理当矢公矢慎，既要摒绝苞苴，又要钦遵功令。所谓功令，即时文以朱熹《集注》为准。但朱珪却是“士达于江氏说者，乃褒录焉”，显然与功令不符。因此，姚鼐的潜台词，无疑在讥诋朱氏私心自用，衡文不公。到嘉庆十三年（1808），姚鼐的态度已日渐严厉，他在复信陈希曾时，就隐晦地贬责过朱珪：“乃至肆然弃先儒之正学，掇拾诐陋，杂取隐僻，以眩惑浅学之夫，此心术为何如人哉！衡文者不能鉴别，往往录取，转相仿效，日增其弊，此何怪士风之日坏也。”“弃先儒之正学”指背弃程朱之说而用考据之成果；“掇拾诐陋，杂取隐僻”则指以考据学的方法，广征博采，导致文章支离怪诞；而不能鉴别文章的衡文者，则指朱珪。也无怪乎姚鼐如此敏感，此札作于陈希曾出任江南乡试正考官之际，而22年前，正是在此任上，朱珪大肆录取“以考据入时文”的士子，故姚鼐尤为在意。晚至嘉庆十七年（1812），姚鼐不再顾及私交情面，点名道姓，矛头直指朱珪。是年侄孙姚元之，有望充任乡、会试考官，姚鼐去信叮嘱：“自朱石君先生阅文不辨佳恶，只要人用书，成一种抄撮之陋习，而夹带之病弥深。……专用一书者，虽佳亦必斥，此所以防夹带也。衡文当又在即，故以斯告，想高识亦同此耶。”认为近时科场抄撮夹带之弊，愈演愈烈，朱氏当年“阅文不辨佳恶，只要人用书”的衡文取向，难辞其咎，因此，他希望姚元之如果获掌文柄，要严黜此种文章。
其次，姚鼐还批评“以考据入时文”破坏了时文文体，属于“邪教”一派。嘉庆三年（1798），他致信弟子胡虔，说：“此番礼闱，尚可谓之得人。但经义之体，则日下矣。”姚鼐以文体“日下”来指称时文风尚的转移，已透露出不满之意。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他对“以考据入时文”的嫌憎则溢于言表，所以他直言不讳地对陈用光说：“今文体极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年因文体日下产生的担忧，最终演变成了忧惧，姚鼐对“以考据入时文”的评价，也变成了“邪教”。嘉庆十八年（1813），当他与陈用光讨论陈希颐时文时，就将这种情绪表露无疑：“近时闱墨，风气之坏，殆与邪教相表里乎？”“邪教”的指控，在本就常怀卫道倾向的姚鼐处，可谓严厉到了极点。这种态度，持续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嘉庆十九年（1814），贾声槐与鲍桂星还不断得到姚鼐“近时文体，坏弊日甚”，“文体之坏甚矣”的诫示。
最后，姚鼐进一步批评“以考据入时文”破坏了文风世运。“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姚鼐服膺此论。他曾说“守宋儒之学，以上达圣人之精，即今之文体，而通乎古作者文章极盛之境”的时文，即“以古文为时文”的作品，“可以为文章之至高，又承国家法令之所重”，显然认可“以古文为时文”才是文运所系。但“以考据入时文”的兴起，破坏了这种规则。所以，他与陈用光等人的交流中，频频以“近时文运极弊”“文运直复衰耶”“文风衰极”等话语，来描述他所感知的，“以考据入时文”对文运的戕害，并认为这直接导致了“士习诡陂”。前引“肆然弃先儒之正学，掇拾诐陋，杂取隐僻，以眩惑浅学之夫”，就是人心浇漓的表现之一；而近时科场“抄撮之陋习，而夹带之病弥深”，同样是他指出的证据。
因此，姚鼐试图引导弟子、友人的衡文倾向，厘正“以考据入时文”带来的“邪教”习气。姚鼐再三批评朱珪，以及将文运衰敝归咎于“天乃不知使知文者当文衡”，表明他十分清楚，操持权柄的考官，是文风转移的关节。所以，嘉庆十三年（1808）夏，陈用光得河南乡试差，姚鼐大喜过望：“昨闻石士得河南试差，欣慰之至。”并于秋季再致函问候：“河南人士不易得，然必有异才，想精心求之，当有得人之快也。”由于陈用光未能及时复书，姚鼐于次年早春，再次在信中询问：“河南所得，有佳士可称者不？伫望礼闱分校，更得贤矣。”终于在不久后，收到陈用光回信，并寄呈所取中士子程墨，姚鼐阅后，颇为满意：“闱墨体裁正当，亦可略正风气。”从这连连不断的信札中，足见姚鼐对弟子能否借掌持文衡的机会，正文体、清风气，抱有热望。同样的，他也希望陈希曾能“变今日文体，使之正”；即使贾声槐尚未获任，他也预先叮咛：“如阁下读宋贤之书，融洽贯通，以施于文，殆孔子所云‘辞达’者。以当衡士之任，必能厘正伪体，有裨于教化。”所谓“正风气”“厘正伪体”，自然是针对被他称为“邪教”的“以考据入时文”而言。
在姚鼐言传身教下，姚门弟子自然积极参与到对“以考据入时文”的抵制当中。姚门弟子中的枢要人物陈用光，通过出版姚鼐的时文集及时文选集，传播了姚鼐的“以古文为时文”的理念。一者，姚鼐的《惜抱轩时文》，由陈氏出资敬刻。此书正是姚鼐诲导弟子的范本，也是他遍寄南北，宣明其说的重要载体。二者，道光十三年（1833），陈用光督学浙江，重刻乃师所编《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意义同样重大。浙省自清初以来，就是经史考证之学的重镇。所以，陈用光入浙，面临的就是浙人“多言穷经矣，然惟考订字句训诂之异同而不求大义”的困局。在此背景下，他重印《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即希望通过引导时文宗尚，来扭转此地“不求大义”的学风。此书选文以《钦定四书文》为蓝本，又增益部分康、雍之后方苞未及收名家之作。其中方苞文被选入13篇，在增补部分独占鳌头。可知此集与《钦定四书文》之宗旨、意趣一脉相承。陈用光在汉学蔚然成风之地，以学政身份刊印此书，有力地捍卫了“以古文为时文”的权威。
姚元之奏请禁刻、禁售《四书典制类联音注》与《四书人物类典串珠》，则是对“以考据入时文”风行的直接打击。受朱珪典试江南事件的影响，模仿《乡党图考》的举业用书也随之涌现。比如包世臣曾称张惠言：“事举子业时，尝辨四子书中汉说之当从者数十事，手书成帙。”再如魏晋《乡党典义》也被认为“不仅可为举业之善本，亦足以与永书互相发明，其有裨于经义者大矣。”而《四书人物类典串珠》与《四书典制类联音注》，就是这种著书风潮发展到极致的产物。以《四书人物类典串珠》为例，此书明确以“考据”为卖点，在书牌页作广告语曰：“类分六百七十余条，考据、对偶俱备。”但“对偶”也是为“考据”服务，作者在序言中论之甚详，“专工考据，纵原委详确，或以引初学之睡魔，无裨时艺”，所以借对偶的形式来调节考据的枯燥。对此，深受姚鼐影响的姚元之，在嘉庆二十年（1815）任河南学政时，就上疏“禁坊刻《类典》等书以杜剿袭”，且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这无疑是对“以考据入时文”风气的遏制。
当然，汉学家也注意到了姚鼐等人的批评，并进行了隔空回应。受益于“以考据入时文”风潮的阮元,就是代表。他讥讽“震川辈矜以古文为时文,耻为骈偶,孰知日坐长篇大偶之中而不悟也”，又说:“近代古文名家，徒为科名时艺之累，于古人之文有益时艺者，始竞趋之。”所谓“震川辈”，以及“以古文为时文”的近代古文名家，舍桐城诸老更有谁人。在他影响下，学海堂学人也有意推翻桐城派以“正嘉时文”为明文正宗的观念,而主张以王鏊为领袖的“成弘时文”才是正宗。如郑灏若说:“然称为斯宗主者，则首推文恪，虽文正之清刚古朴不让文恪，究不若其体臻纯粹也。”王鏊谥文恪，谢迁谥文正。同样的，梁杰也称:“约而综之，王守溪造其极，归震川振其绪，金正希持其终。”杨懋建亦论曰:“明文盛自化、治，王守溪为时文正宗。”守溪即王鏊之字。可在学海堂学人群体内，皆以王鏊为时文正宗，并不认同方苞对明代时文史的书写。
值得注意的是，嘉庆年间两次关于摈斥“以考据入时文”风气，要求尊奉《钦定四书文》的谕旨，可视作官方态度的一次回调，是对桐城派批评声音的呼应和支持。嘉庆十三年（1808），上谕称《钦定四书文》“选择精严，理法兼备，操觚家自当奉为正鹄”，进而要求“是唯在典司文衡之臣，悉心甄别，一以清真雅正为宗，而于引用艰僻以文其固陋，专尚机巧以流入浮浅者，概屏置弗录”。嘉庆十九年（1814），嘉庆帝再次重申此意，指出“士子罔知潜心正宗，猎取诡异之词，挦扯饾饤，以艰深文其浅陋，弊习相沿，大乖文体”，严令“乡、会试考官，校士衡文，务各平心持鉴，别裁伪体，简拔真材”。由此可见，“以考据入时文”的煊赫声势，已经引起了官方的警觉，且有意介入其中，试图维持汉宋之间的平衡。
四 结语
总之，桐城派在乾嘉时文演进中扮演了核心建构者与捍卫者的双重角色。方苞借《钦定四书文》编纂之机，通过完善“以古文为时文”理论内涵，重写明代时文史和构建时文选目体系等策略，将“以古文为时文”标举为科场范式。这一创举以官方权威为依托，终结了时文风尚的芜杂多变，深刻塑造了乾嘉时文的整体面貌。而面对汉学家以“以考据入时文”挑战宋学权威的浪潮，姚鼐及其弟子以卫道者的姿态展开全面回击。他们批驳“以考据入时文”是“支离怪诞”“坏文体”“衰文运”，并通过编纂时文范本、影响考官衡文取向、奏请禁毁考据类举业用书等手段，竭力维系桐城派的理论主导地位。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清廷虽借汉学制衡宋学以强化皇权调控，但桐城派的理论因契合“清真雅正”的官方旨趣，始终占据科举体系的中枢地位。乾嘉时文的演进，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桐城派以时文为媒介，将自身的学术宗仰、古文传统与皇权意志紧密勾连的过程。其影响力不仅在于塑造了一代文风，更在于通过时文这一“权力文体”，确立了学派在清代学术生态中的正统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