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社会》2026年第2期
摘 要：“现实为社会所建构”这一社会学基本命题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的社会世界为个体提供了共享意义的空间和社会行动的基础。本文以这一命题为理论线索，以曾国藩日记和通信为研究资料，探析曾国藩社会行动的微观基础。我们特别关注曾国藩的社会活动与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及其社会世界的特点。研究发现，曾国藩的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各有不同表征，后者体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且其结构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我们借用个案深入发掘的优势来探讨相关的研究思路、理论概念、分析维度和要素测量，尝试提供一个有关士大夫的社会世界建构的研究案例。
引言
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在国家建构与社会建构的双重过程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如钱穆（1996）所说：“中国士人常以天下为己任，故其政治组织亦以士人为中心。” 关于士大夫的历史角色和作用，已有研究数量庞大。士大夫集道统、政统和亲统于一身，在中国政治舞台、官僚体制和基层社会诸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阎步克，[1996]2015）。因此，分析士大夫的行动模式对于解读中国国家与社会建构的历史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周雪光（2024a）提出，在中国历史上，传统宗法制度演变出多重的制度路径，包括垂直的家产制与平行的差序格局。在这一制度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士大夫，其精神世界和社会世界具有既关联又紧张的复杂性。以往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即儒教视角下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规训而来的生涯过程，特别是他们的著述言说和官场行为（如奏折和官方角色），但这些研究很少涉及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交往活动。其结果是，我们对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世界知之甚少，更缺乏建立在系统性经验资料基础上的研究。忽略士大夫的社会世界这一重要面向，可能会对其社会行动及其在中国政体中的角色和作用作出片面的解读。
本文沿着周雪光以往研究的思路，推进有关士大夫社会世界的建构和演变过程的研究。具体说来，我们以曾国藩为个案研究的着眼点，聚焦于曾国藩日记、通信等文字记载中所呈现的社会交往活动，其交往活动的对象和类型，交往对象的群体构成和群体内外关系，以及社会活动与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尝试通过这些交往活动的模式和特征来认识曾国藩的社会世界，及其在不同时点的演变过程。我们致力于从这些经验材料中提炼相关的分析概念、测量维度和因果机制，尝试通过个案研究提供一个有关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社会世界建构的研究案例。
本研究起始于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即人们的社会行动来自其在日常生活中所建构的社会世界，发生在由此建构的共享意义系统中（Weber，1978）。社会学家舒茨（[1991]2012）提出，人们通过日常生活世界的互动来生产共享意义和相应的社会行为。这一思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微观层次上的个体行为，特别是个体社会世界的建构过程，进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行动背后的过程与机制。
我们选取曾国藩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有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因其所作所为被誉为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楷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典范特征的研究对象。其次，曾国藩留下了系统的有关其社会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日记、通信资料，可供细致分析。最后，已有文献中积累了数量可观的涉及曾国藩的研究，以资我们在概念化和操作化过程中参考借鉴，也有利于校正我们在处理和解读资料时可能出现的误差和偏颇。
本文的贡献在两个方面：首先，提出了有关社会世界建构的理论思路和一系列分析概念，在经验研究的层次上就这一主题进行了个案研究；其次，我们尝试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分析维度和测量方式，以期为这类研究提供有益的分析视角和工具。我们认识到，曾国藩这一个案具有特殊性，不足以说明中国历史上传统士大夫的一般情况；而且，曾国藩的形象经过了历史上长期官方象征意义上的解读和塑造，有待基于系统的经验材料重新审视。本研究旨在就这一主题进行尝试，在理论概念、要素测量和系统分析方面进行探索， 积累经验材料，由点及面，以便推动这一领域未来出现更多、更完善的研究。
理论视角：士大夫的社会世界建构
关于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国家建构历史上的角色和作用，在数量庞大的研究文献中主要有两条研究路径。其一是从制度史角度认识士大夫阶层在政治过程和官僚体制中的活动特点，如列文森（[1958]2023）分析的士大夫与皇权间相辅相成又紧张冲突的关系；余英时（2004）、邓小南（2006）关注士大夫思想理念在政治舞台上的展现。其二是着眼于士大夫的思想学说及其演变脉络，大多数思想史研究属于这一类（田浩，2012）。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多着眼于士大夫在正式制度层面的活动和形象，也更多地关注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近年来，微观史学给予士大夫个人更多的关注（罗威廉，2013），但这些研究仍然偏重于主人公的思想理念及其在公共领域中的活动。这也不难理解：这些研究所依据的史料，多是士大夫的著述言辞或者官方记录的官场活动，它们经过了官方和当事人的编辑删削，更多地展现了主人公在正式制度中的角色和作用。当然，人文研究领域也有关于士大夫社会活动的研究（柯律格，2012；白谦慎，2016；周轶群，2023），但这些研究极少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讨论。
士大夫“文人+官员”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和官僚体制中的作用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士大夫在儒教家国天下文化的熏陶下，以天下为己任，经修齐治平规训而成为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士大夫有其特定的社会定位和行为取向，既依靠皇权获得正当性，又在实际活动中有自己的追求并制约皇权。阎步克（[1996]2015）提出，士大夫兼具政统、道统、亲统多重角色。虽然儒士们竭力疏通、融合这三者间关系，但其内在紧张尤其体现在士大夫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上，并贯穿于中国历史长河中。列文森指出，这种紧张给中国政治带来了活力，推动了政治过程和官僚过程的动态演变，为制度实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提供了动力。
（一）社会世界作为研究对象
以上讨论提醒我们，需要对士大夫在微观层次上的活动给予更多的关注，对影响其社会行动的不同动力因素有一个平衡的把握。本文基于社会学视角提出一个微观层次的研究思路，即审视士大夫社会世界的建构及其特点。韦伯提出，所谓社会行动是针对他人的主观意义并以他人为取向产生影响的行动。也就是说，人们生活在意义之网中，互动的各方需要在同一意义系统中进行理解和诠释，才能产生社会行动。缺乏共享意义的基础，人们的活动就不具有社会性。这一思路将共享意义的建构和诠释置于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位置，也将我们的着眼点引向个体的互动和社会关系建构的微观层次。
社会学家舒茨对这一思路作了进一步推进。舒茨（[1991]2012）从现象学的理论视角指出，社会行动和意义理解来自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互动。人们不是面对抽象的“社会系统”， 而是在亲身经验、社会互动中实现意义理解的。更为重要的是，生活世界并非外在的客观事实，而是经由个体间互动和相互理解而建构和维系共享意义，即主体间性。社会世界是指人们在共享意义系统中的具体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体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模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格和卢克曼（[1966]2019）提出了“现实为社会所建构”这一命题。他们系统地阐述了人们的日常互动、交互类型化、社会化和制度化等社会活动，揭示了社会世界从日常生活世界向象征符号宇宙延伸扩展的过程和机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进行各种互动，在这些活动中产生和延续共享意义。这些共享意义通过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化而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实，从而构建了其社会世界。
这一思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以及经由这些社会活动建构的社会世界和精神世界（孙飞宇，2018）。与此相呼应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新近兴起的人物生平研究（Chamberlayne，et al.，2000）。这一研究取向着眼于微观层次的社会活动及其背后蕴含的社会现实建构。微观史学领域已有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开拓性工作， 例如，金斯堡（Ginzburg，[1976]1980）基于一个磨坊主的阅读经历和言论，以及他的社会交往活动，捕捉和刻画了他（及其相似群体）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上述思路为我们认识士大夫的社会行动提供了一个起点，即从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出发认识他们的社会世界，进而把握其社会行动的微观基础。进而言之，我们可以审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辨识其内容、对象、形式和场合，解读其意义，加以分类，进而把握其稳定的行为模式。通过上述提炼过程和概念化的努力，本研究尝试寻找一个探索社会世界建构的分析路径和理论解释。
（二）社会世界与精神世界
在讨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社会世界建构时，我们的研究策略是，关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寻找其中的稳定行为模式和群体关联，进而解读塑造其社会行动的现实建构。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活动与社会活动，进而探析其“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成熟的儒学经典，经过科举等制度化过程，以及家国天下的意识形态与修齐治平的规训，为士大夫阶层的社会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社会活动内容。这体现在“礼治”这一正式制度层面。另一方面，许多研究注意到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上层经典著作”与“下层通俗观念”（余英时）、“礼与俗”（阎步克）、神圣与世俗（商伟，[2003]2012）之间的缝隙和张力。在此基础上，周雪光（2024a：116）提出：
我们需要在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之关系中认识中国人（包括士大夫）的“心态”。具体来说，家国主义与差序格局概括了士大夫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的两个主题。一方面，家国主义精神建立在千百年来的国家建构过程中，将士大夫与国家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训连接一体。另一方面，如费孝通所示，人们在社会世界中采用差序格局的行动逻辑来处理社会关系，即以自我为中心来衡量自己与其他群体间的社会距离，从而采取差异性对待。在中国历史上，这两者间既有密切关联而兼容共存，又有内在紧张，时而激烈冲突。
以上有关“现实的社会建构”的理论视角，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活动，以及由此建构的社会世界。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更好地把握士大夫在中国国家建构中的角色和作用。
（三）社会世界与差序格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社会活动的空间有限，大多囿于其日常生活的家族和村落附近。人们的社会世界建立在日常活动中，发生在因村落社群集聚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模式。这些文化传统和关系模式一旦建立，又反过来规范相应的社会行动，从而维系和强化这个共享意义系统。
费孝通（2011）将中国文化中的社会关系模式概括为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按照不同的社会距离来处理与不同群体的关系；如同一个石子投入湖中所泛起的层层水波，逐渐向外推出，有亲疏远近之别。周雪光（2024b）进一步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提炼为社会学分析的一个理想模型，其具有三个突出特点，即自我中心、身份基础和亲疏有别。具体来说，自我中心指以个体为起点来测量和评估与他人/群体的社会距离；且这些社会距离建立在稳定的身份基础之上；并基于社会距离和身份基础进行差别性对待。
认识中国人社会世界的一个重要线索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由此构成的社会世界与家国天下之间既有重合，亦有紧张冲突。这是因为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亲疏关系，不可避免地侵蚀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权力。在微观层次上，差序格局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社会世界的基本格局，塑造了他的行为逻辑；在宏观层次上，差序格局从一个侧面影响着资源动员机制和官僚体制的运作逻辑，参与了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
从比较角度来看，差序格局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不同于大一统自上而下的权力等级制度。差序格局的“自我中心”意味着，以个人或家庭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因人而异，不断地再生产出多样化的结构。家国体制力图构建修齐治平一体化的通道，但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的差序格局具有多中心性，渐次离散，既重叠又分化，即使皇室、贵族也不例外，成为历史上宫廷内外政治斗争延绵不断的一条线索（侯旭东，2018）。
在基于儒家传统的相应制度安排下，士大夫集政统、道统和亲统于一身，因此蕴含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士大夫各自建构的社会世界带有鲜明的差序格局色彩，形成了重叠交错的社会网络，塑造了特定的社会行动取向；他们将社会世界带入官僚体制，融入其运作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官僚体制，尤其体现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并存共生之中（周雪光，2019）。
差序格局为我们解读士大夫的社会世界提供了一个线索，有待进一步发掘澄清。有关差序格局的形式表现或隐或现地存在于大量文献和经验材料中，但这些理论讨论尚未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材料及严谨分析的基础之上。一系列基础性问题仍然有待回答：（1）士大夫的社会世界是如何建构的，体现在哪些社会交往活动中，是否体现了差序格局的取向？（2）士大夫的社会交往活动与他们的精神活动具有怎样的关系？（3）人们对特定对象的意义理解随时间流动而不断变化，那么，人们的共享意义系统和社会世界在不同时点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聚焦曾国藩：社会世界的维度与建构机制
本文以曾国藩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并发掘研究个体社会世界建构的思路和方法。我们选择曾国藩进行个案研究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他在晚清政坛上具有重要的角色和作用，尤其是创办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使其影响延伸至晚清与民国。如章炳麟语：“清命斩，夫其端实自（曾）国藩始”（沟口雄三，2011：204）。曾国藩的著述、家训广为流传，其成为近代史上修齐治平的士大夫楷模。他的日记和通信资料在精神世界和社会世界两个方面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记录。他的职业生涯和官场经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时代事件、官僚制度与社会世界间互动演变的动态过程的线索，基于此可以更好地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
第二，由于曾国藩在晚清政坛上的重要地位，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工作一方面整理和鉴别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如曾国藩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诸多的研究发现和思考线索（Bai，et al.，2023）。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启发我们的研究思路，也有助于我们对相关问题和资料加以概念化和操作化。更重要的是，已有研究成果可以从不同侧面来佐证或校正我们的研究设计、指标测量以及对研究发现的解读。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下文的分析中使用了量化手段来刻画和描述曾国藩社会世界的不同面向，或检验其中不同要素间的统计关系，我们的研究实质上仍然是个案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基于曾国藩这一个特定人物和相关的经验材料，研究发现不能推广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般状况。这也不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对这个具体案例的细致分析处理，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提炼相应的研究思路、理论概念、分析维度和测量指标，从而为这一课题上的系统研究工作找到新的基础和起点。
（一）曾国藩的生平经历
曾国藩的官僚生涯（1840—1872年）展开于风雨飘摇的晚清时代，农民起义、列强压境、帝国大厦摇摇欲坠。曾国藩入仕进京后，起初是一段寻常的官宦经历，而后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去世回湘乡守丧；咸丰三年（1853年）因太平天国发展迅猛，曾国藩受命操练团勇，进而组建湘军；此后随着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确立了其在官场上的重要地位。
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可以将曾国藩的官僚生涯分为三个阶段：（1）道光十九年至咸丰二年（1839—1852年），即入仕京官阶段；（2）咸丰三年至同治四年（1853—1865年），即创建湘军、围剿太平天国阶段；（3）同治五年至同治十一年（1866—1872年），即晚年仕宦阶段。咸丰三年至咸丰七年，曾国藩日记资料缺失，彼时正是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的初期，涉及官宦生涯变化对其社会活动的影响，故资料缺失殊为遗憾。不过，此类活动一直延续到随后年份，体现在其日记记载中，加以承前启后的推断与解读，不会影响本研究的主要发现与结论。
（二）曾国藩的社会世界与精神世界
曾国藩在日记和通信中记载了大量人际交往方面的活动。依上述理论思路，我们把这些人际交往活动看作建构社会世界的体现。也就是说，我们基于曾国藩日常活动中的社会交往活动来认识其社会世界。具体来说，我们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交往的群体对象与社会距离。曾国藩在其官僚生涯中参与了不同事务，扮演了不同角色，经历了不同阶段，与不同群体进行了交往。根据我们的研究兴趣，特别是以差序格局作为理论对话点，我们区分以下社会群体：家族、湘乡同乡、湖南同乡、科举同年、同事、湘军下属。我们力图刻画和解读曾国藩与不同群体之间社会距离的差异。
第二，上述群体内部的互动关系和群体间关系。我们从曾国藩的个人中心网络角度入手，进一步处理网络信息，呈现不同群体的人物是否同时出现、在什么场合出现。也就是说，我们基于这些人物围绕曾国藩而产生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测量这些群体内部和群体间的关系。
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体现在其日记和通信中所记载的阅读典籍、写诗作文、思索学问等典型的传统士大夫活动，其大量著述和家训弥漫着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训意味，主要包括修身自省和规劝训诫等方面的内容。这些信息记载了曾国藩在精神活动方面的历时性变化，构成了其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需要回答的研究问题
本研究基于曾国藩日记和通信中记载的社会活动，尝试回答以下研究问题，并讨论其理论意义。
第一，曾国藩的社会世界是如何构成的？个体社会世界中涉及不同群体，曾国藩在与不同群体的交往中，是否可以发现他与各群体间的社会距离即差序格局特点？曾国藩视角下，这些群体的内部与群体间的交往特征是怎样的？
第二，曾国藩的社会交往活动与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关注点是曾国藩的社会世界。在士大夫的社会活动中，精神活动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吟诗作文、典籍评议等。我们需要通过合适的分析手段来区分和测量其精神世界的活动与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我们进一步从曾国藩的精神活动及其与不同群体的社交活动来探析两者间或重叠或疏散的关联状况。
第三，我们将这些活动置于时间维度上加以呈现，进一步探究其动态变化。曾国藩在不同生涯阶段经历了不同的政治生态和官僚角色，特别是组建湘军等重大事件，为我们认识曾国藩社会世界在不同时点上的建构和演变提供了极好的场景和机会。
本研究力图在以下两方面有所推进：在理论方面，提出有关士大夫建构社会世界的研究问题，特别是基于差序格局的研究思路和概念分析；在经验研究方面，提出有关社会世界及其演变的研究维度，以及相应的测量、分析方法。针对上述课题，我们对曾国藩的日记和通信资料进行系统的量化分析，以期提出一个研究思路，供学者们批评指正、改进完善，或提出更完善的分析模型。
研究设计
（一）资料描述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来自已出版的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训和曾国藩书信（唐浩明，2012，2015；檀作文，2020a，2020b）。我们建立了一系列指标来测量曾国藩精神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不同维度和类型，及其在不同时点上的分布。具体的操作化说明见附录A。
曾国藩日记数据集共包含6747天次的记录，其日记时间跨度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起，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曾国藩去世为止。值得注意的是，其日记资料在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间存在连续缺失。曾国藩通信数据集则收录了他的1303条家书及8365条与他人往来的书信数据，共计9668条，时间范围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月延续至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其连续性好于日记记载。我们以日记数据集为主要分析对象，通信数据集作为补充材料。
为便于统计分析，我们对日记与通信数据按原有的农历月份进行了数字编码：以道光十九年正月为起点，编码为1；其后逐月顺序编码，直至将同治十一年二月编码为410。此外，我们还尝试了以季度（每3个月）为时间测量单位，发现两种测量方法不影响研究结果；为方便图表展示，本文选用季度作为时间单位呈现研究发现。
（二）主要指标
依本研究目的，我们着眼于曾国藩日记与通信资料中的两类活动：社会活动与精神活动。其中，“社会活动”指曾国藩与他人交往的行为，如书信往来、谈话、应酬、会友等；“精神活动”指曾国藩与思想、修养、文化创作相关的个体行为，包括读书、练字、写作、感想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类活动在实际语境中存在一定重叠，例如社会交往中亦可能包含思想交流或文人活动。我们可以从其他维度对这些不同侧面作进一步的分析解读。
精神活动的核心指标为“精神活动投入比例”，旨在衡量曾国藩在单位时间内将注意力分配于精神活动的相对程度。具体而言，我们首先对曾国藩的日记与通信文本进行识别与分类，将相关语句标注为“社会活动”或“精神活动”。其中，精神活动包括读书、练字、思考、文化创作等行为。在此基础上，我们计算精神活动语句的字符长度，并将其与文本总字符长度的比值作为精神活动投入度的量化指标。该指标反映了精神活动内容在整体记述中的占比，具有可操作性与可比较性。为进一步克服样本代表性与文本连续性问题，我们将通信数据集视为对日记数据集进行稳健性检验的材料。通信数据时间覆盖范围与日记数据大体一致，且连续性更好，可用于对比分析曾国藩精神活动指标的稳定性与一致性。
在社会活动方面，日记数据集中的社会活动语句涉及曾国藩与4280人（共24328人次）的交往记录。每一人次的交往可被划入特定的社会交往类型。
我们进一步检索并统计了其中602人（17553人次）的详细社会信息，包括籍贯、出身、任职情况等，以判断相应人物与曾国藩的社会关系。这些人物构成了后续分析的核心样本池。从比例上看，该样本池按人数占日记数据中社会交往记录的 14.1%，按人次占 72.2%。 就曾国藩的社会世界构成而言，其交往群体类型尤为重要。依据交往对象的社会信息可判定其与曾国藩的关系类型，并将交往群体按以下社会关系分类：家族、湘乡同乡、湖南同乡、科举同年、湘军、清廷官僚、其他。该分类体系具有互斥性，即每一人物按上述顺序仅归入一类。例如，某人同属湘乡同乡和湖南同乡，按上述优先级归类，只放在“湘乡同乡”中。
在此基础上，我们以曾国藩为中心构建其社会交往网络：若两人物在日记同一句文本中共现，通常意味着涉及同一事件或活动，据此视为两者存在社会交往关系。这种基于文本共现的社会网络构建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历史人物关系分析与文本社会学研究中，能够较好地反映隐含的交往结构（Amancio，2016；Zhong，et al.，2017；Labatut and Bost，2019）。这一方法也有助于我们探究群体内部和群体间的交往关系：若两人同属某一群体，则视为群体内交往关系；若两人分属不同群体，则视为群体间交往关系。
研究发现及解读
在这一节，我们首先通过对经验材料的描述性分析，展现曾国藩精神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基本情况，以及两者间的关系。然后，转向本研究的重点，进一步分析曾国藩的社会世界，特别是探讨他与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这些群体内部以及群体间的关系，进而思考这些关系结构所呈现的曾国藩的社会世界及其意义。
（一）曾国藩的社会活动与精神活动
1. 曾国藩的社会交往活动
曾国藩在日记与通信中记录了各种社会交往活动。本研究作以下分类（见表1）：访晤、通信、公务、宴饮、其他。其中，所占比重最高的两种形式是访晤（56.1%）与通信（22.9%）。曾国藩的社会交往活动因时期而变化，如图1所示：道光十九年至咸丰二年，社交活动较少，反映了入仕进京后一般士大夫的状态；咸丰八年至同治四年，从事团练、管理湘军期间，社交活动繁多，且各类活动的数量均达到高峰；同治五年至同治十一年，晚期仕宦阶段，社交活动稍少。
表2报告了曾国藩与不同群体的交往频率。在曾国藩的官僚生涯中，其主要交往的群体是湘军、湖南同乡和家族。图1展示了曾国藩与各群体在不同时点上交往密度的变化。可以发现，（1）曾国藩与这些群体的交往密度随不同时点和阶段而变化。例如，与“同年”的交往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少。也就是说，曾国藩在仕途前期与科举同年联系较为紧密，但随着从仕时间延长，与他们的联系逐渐淡化。（2）自同治八年后，与湖南同乡的交往先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密集，随后有所减少。这表明，在创建湘军、应对危机期间，曾国藩对同乡关系的维系明显强于其他时期。（3）自创建湘军起，曾国藩与这一群体保持了持续稳定的交往关系，显示出历史上军功集团的重要性（李开元，2000）。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在分析士大夫的社会世界建构时，有必要引入历时性视角，考察其人际互动随仕途发展与外部变动而产生的动态变化。这也意味着，不同的士大夫因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具体经历而形成了特有的社会世界。这些社会世界间的共性与差异性是认识士大夫阶层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2. 曾国藩的精神活动
如前所述，我们标注并分类了曾国藩日记中与精神活动有关的文本，表3是对精神活动的分类别的描述性统计。我们还计算了精神活动文本字数与全文字数之比，并使用这一变量测量曾国藩在单位时间内精神活动的投入比例。
图2显示了曾国藩日记和通信数据中其精神活动投入比例在不同时点的分布和变化。总的趋势是，精神活动占总体的比例较小，平均低于20%。最重要的转折点在咸丰三年初（即曾国藩组建湘军，季数61），此前波动较大，此后较为平稳，这个转折点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曾国藩母亲去世等事件。
此外，日记与通信数据呈正相关，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这意味着，曾国藩在不同文本（通信、日记）中有关精神活动的投入比例，在同一时点上是正向关联的。这个发现说明上述精神活动投入比例分析的结果具有稳健性。日记呈现的精神活动投入比例一般高于通信，这也与文本创作的一般特点相符，即通信的社会交往目的性更强。
上述精神活动可以看作曾国藩“修身”的侧面反映。曾国藩与其他人交流时，特别是在对家人的训诫中经常引用阅读心得，因此，也可以将这些精神活动看作“齐家”的一部分。进一步的问题是，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其社会活动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3. 社会交往与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社交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精神活动比例与总体上的社交频次（“总频次”）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总体而言，社交活动越频繁，精神活动所占的比重越低；反之亦然。换言之，二者呈现此消彼长的竞争性关系。尽管线性拟合线无法充分刻画两者间的复杂关系，但这一趋势清晰地揭示了它们的相关性。从注意力与时间分配的角度来看，这一结果不难理解：个体的时间与精力有限，当其在某类活动（如精神修养或思想活动）上投入更多时，必然压缩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不同社会群体交往频次之间的相关性。表4展示了曾国藩精神活动投入比例与特定群体交往频次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分别基于日记数据与通信数据进行检验，两者的结果是吻合的。结果显示，精神活动与大多数群体类型的交往呈负相关，但存在一个例外——精神活动与科举同年群体的交往频次呈正相关，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近年来，已陆续有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相较于其他群体，曾国藩与同年之间更多的是精神活动往来（王晓天，2017；谢海林，2025）。这些发现表明，不同群体在曾国藩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构成了其社会世界的多重面向。我们将在后文对这些群体间的差异及其关系作进一步分析。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验证了同年与精神活动关系的例外性是否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如交往规模本身。为此，我们计算了同年占总交往次数的比例与精神活动投入比例的相关性，日记数据与通信数据中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7（p < 0.01）、0.23（p < 0.01），证明了其稳健性。
（二）曾国藩社会世界的结构：群体的差序格局关系
本节着重分析曾国藩日记及通信文本中展现的其社会世界的结构。曾国藩在日常活动中与哪些群体发生了怎样的互动，这些互动模式有哪些特点？我们从曾国藩日记及通信文本记录的视角来看他与不同群体的交往，特别是这些交往活动所展现出的社会距离及其差异，从而审视以他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社会交往特点。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交往活动出自曾国藩日记或通信文本记载，不一定是交往活动实际发生的整体状况。这些文本记载反映了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差序格局逻辑，即越得到当事人关注的交往关系，越接近当事人交往的核心圈层，越可能被详细记录；而那些被忽略或未被记录的交往关系，则位于差序网络的外围圈层。这正是差序格局视角的要点所在。因此，数据上的选择性差异恰恰有助于回答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即自我中心视角下的社会交往层次。
我们使用曾国藩与其社交对象的接触频次作为两者间社会距离的测度。这一测量方式已应用于大量研究中（Shor and Roelfs，2015；Fudolig，et al.，2020）。考虑到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的日记较为零碎，可能会带来测量上的偏差。我们比较了曾国藩的全部社会交往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社会交往，没有发现明显差异。下文将集中讨论曾国藩各个时期社会交往的整体态势。
如表2所示，从社会交往频次的比较来看，曾国藩与各个群体的社会距离由近及远依次为：湘军、湖南同乡、家族、清廷官僚、科举同年、湘乡同乡。当然，交往频次受群体规模的影响，这一点很直观：群体中的成员大多因与曾国藩交往才会被记入日记或通信，因此，记录越多，群体规模越大，总体频率越高。但需要注意的是，群体规模并不必然反映其客观人数，而是体现了曾国藩对不同群体投入的注意力与交往精力的差异。
此外，交往密度会随时间节点与事件背景而变化。图3将曾国藩与各群体的交往频次进行排序，展示其社会交往的动态趋势，有“变”与“不变”两种态势。所谓“不变”，就是前文总结的曾国藩交往群体的差序格局的一般性结论。以湘乡同乡为例，该群体在道光十九年（年份1）是曾国藩社会交往第二多的社会群体；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年（年份2）离乡入京后，湘乡同乡作为其社会交往的边缘群体保持不变，反映了该群体在差序格局中的相对外围地位。其他不变的特征还包括：湖南同乡长期保持相对中心的位置；后半段中，曾国藩主要与家族、湖南同乡、湘军交往。
更值得关注的是图3中展现的“变”的特征，即在曾国藩自我中心视角下，不同群体在差序格局中的位置和距离随时间的动态变化。以家族、同年为例，在道光二十五年（年份7）及之前，伴随着曾国藩进京散馆和做官的经历，同年几乎是曾国藩这段时间最为亲近的群体。由于曾国藩与家族成员、湘乡同乡空间距离变大，大部分情况下只能通过书信往来（时磊等， 2022），两者位次均明显降低。但与湘乡同乡不同，湘籍京官通过会馆和熟人等渠道相互连结，因此，曾国藩得以与湖南同乡维持交往并加强联系（王晓天，2017）。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回乡奔丧、组织团练，咸丰八年（年份20）后， 同年在曾国藩的社会交往中趋于边缘，家族在曾国藩的社会交往中稳定居高。整体而言，各群体的次序随时间波动明显，说明曾国藩的社会网络并非固定结构，而是随其身份转变（散馆生—京官—湘军统帅）而变化的动态格局。上述发现展现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丰富性和微妙性。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群体与曾国藩互动的群体内部差异。如图4所示，部分群体（尤其是家族）呈现明显的右偏与重尾特征，即少数成员占据了极高的交往频次。这表明，曾国藩与这些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并非平均分布，而是高度集中于少数核心人物。为刻画这种内部不均衡，本研究尝试引入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指标（Bhattacharya，et al.，2016）。较高的基尼系数意味着某类社会关系的交往频次集中在少数成员身上，反之则表示交往较为均匀。家族的基尼系数高达0.91，其后依次是湖南同乡（0.77）、同年（0.70）、湘军（0.68）、湘乡同乡（0.64），最低为清廷官僚（0.38）。
曾国藩与不同群体交往的基尼系数存在差异，可能与这些群体的组织程度相关。当一个群体内部差异性较强或被高度组织起来，则更有助于识别和接触群体的中心人物，而没有必要一一接触；如果群体内部分化性不强，则难以分别对待。如此来看，家族与湘乡同乡属于前一类，而清廷官僚属于后一类。
（三）群体层次的社会交往分析
上述分析从曾国藩与不同群体间的交往模式来探析其社会世界的建构，特别是社会距离的差序格局特征。我们还可以结合曾国藩社交活动的信息来进一步推断这些群体内部或群体间的交往模式。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不同人物及其所属群体在曾国藩社交场合共同出现的频率，来进一步探析这些群体内部及群体间的互动状况。
当然，这些活动都是基于曾国藩自我中心的视角而展开的，或者说是曾国藩注意力视角下的社会网络关系，反映了与曾国藩社会世界相交的一个侧面，而不是这些群体内部或群体间关系的完整表现。换言之，这是映射在曾国藩社会世界中的群体关系。
1. 群体内交往
以曾国藩日记中记录的社会交往活动为基础，我们考察了曾国藩社会交往网络中，人物之间的交往强度受到何种因素影响。我们将任意两个人物的交往频次（在同一交往事件中共同出现的次数）视为衡量其交往程度的指标，并将其设为因变量。进一步，将自变量设定为这两个人物是否属于同一身份群体，以此检验群体内交往是否具有显著的内聚性或偏好特征。
表5报告了回归分析的结果。这些社会交往活动是围绕曾国藩发生的，我们需要将分析结果放在这个背景下解读。从这一视角来看，回归分析的意义，并非直接测量这些个体或群体间的“客观”交往频率，而是测量曾国藩视角下人们聚类的倾向。统计模型的回归系数越大，意味着曾国藩更倾向于参与、关注和记录该类群体内部的互动事件。我们重点探讨身份同类（即同一群体）作为核心自变量的作用：若两节点身份相同则记为1，以捕捉群体内部的交往聚集。例如，身份同类的回归系数为 0.326， 意味着：在曾国藩的记录中，当交往双方属于同一身份群体时，他们的互动频率更高。换言之，在曾国藩参与并记录的场合中，同一身份群体内部的互动有这样的行为倾向，甚至这些行为倾向可能是因曾国藩的组织或参与所致。
如表5所示，模型1只纳入了身份同类变量。模型2纳入了控制变量。为排除时间重合度与个体活跃度的干扰，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活跃时间差及节点度数，以区分身份效应与交往机会差异。具体而言，活跃时间差越小，说明其活跃于同一社会时期，更易进行交往；最大度数与最小度数分别表示两节点人物与曾国藩的总交往频次，控制了具体人物对交往机会的约束。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身份同类变量的影响依然显著。也就是说，围绕曾国藩的各种活动更有可能是以群体类型来划分或组织的，而不是各类群体成员共同参与。
2. 群体间的交往
我们使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延伸分析不同群体间的互动关系。本研究从几个侧面来展现这些群体间的关系。
我们用热力图（图5）来展示不同群体交往的相关系数。每一项系数表明列群体与行群体间的交往程度，用于检验以下命题，即在曾国藩与某个社会群体交往时，是否会影响其他社会群体间的交往。例如，“家族”列与“湘乡同乡”行相交项的系数为0.42，意味着在同一季度里，曾国藩与这两个群体的交往显著正相关，其相关程度体现在0.42这个系数上，当曾国藩与其中一方产生交往时，也更可能与另一方交往。图5 显示，家族还与湖南同乡和湘军存在较强正相关（系数分别为0.52、0.44）。值得指出的是，科举同年与其他群体无相关或显著负相关。 这一点与前文的发现是吻合的，即同年群体与曾国藩交往的其他群体没有显著来往。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曾国藩的社会交往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世界以家族、同乡为主（包括家族、湖南同乡、湘乡同乡、湘军），这是他的强关系世界，彼此间有着密切相关的往来关系；另一个世界则由同年、清廷官僚构成，这些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显著关联较少。如前文所述，同年群体与曾国藩的精神活动呈正相关关系。可见，在曾国藩的社会交往中，不同群体扮演着不同角色，彼此间也因此产生不同的社会距离。
图6描绘了群体内部交往以及与其他群体交往的程度。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一个群体的内部和其他群体间互动总量的比例分布。以家族为例，其内部互动比例最高（38.6%），其次是与湖南同乡的互动（34.3%）。湘军内部的互动（25.7%）远不如其与湖南同乡间的互动（40.0%）。不难看到，各类群体都与湖南同乡有高密度的互动。有趣的是，同年、清廷官僚与其他群体的互动比例均较小。这些模式与差序格局很吻合，也就是说，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各圈层之间的交往并非均匀展开，而是高度集中于圈层内部或核心圈层间，如血缘、地域和军功集团。
（四）曾国藩与湘乡同乡的关系
曾国藩与湘乡同乡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在既有研究中，曾国藩的社会网络常被认为以湘军为核心（Bai，et al.，2023；朱东安，2007；王盾，2007；黄民文，2018）。由于湘军的组建依赖同乡纽带，一些研究者认为湘乡同乡是曾国藩社会交往的关键组成部分（如，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第三章）。然而，本研究表明，曾国藩与湘乡同乡的交往强度较低，打破了这一传统印象。例如，《湘军人物简表》中记录了870位有明确籍贯的湘军军官，其中有721名湖南人，162名湘乡人（占18.6%）；但在我们整理的曾国藩社会网络中，与其交往最频繁的300名人物中，有27名湘乡人（占9.0%），远低于湘军所占的比例。在排除家族成员后，湘乡籍贯中仅凭同乡关系与曾国藩往来的比例进一步下降。
这种差异可以从湘军的组织性质与曾国藩的个人取向来理解。一方面，湘军是多核心的政治-军事组织，曾国藩只是发动者之一，曾国藩与湘军中大多数军官的联系是弱关系（Bai，et al.，2023）。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是， 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曾国藩的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的互动关系，特别是精神观念影响了他的社会行为。例如，曾国藩（1876：56）写道：“本部堂治事有年，左右信任之人，湘乡同县者极少……岂戚族乡党中无一可用之才？亦不欲示人以私狭也。”这表明他有意识地将同乡关系与仕途和幕府事务相剥离，以“避嫌”体现公私分际与士人节操。凌鹏、何骆（2024）研究发现，在湘乡地方，曾国藩希望把曾家从湘乡的政统中剥离出来，仅在道统上发挥作用。避嫌与远政，是曾国藩试图分离湘乡同乡的表现。
然而，这种克制并非始终如一。我们发现，曾国藩在京官时期与湘乡同乡往来稀少，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其与湘乡同乡的交往频次和比例迅速上升（参考图1和图3）。这一反弹反映出，在危机情境下，地缘纽带仍是可靠的社会资源。换言之，差序格局在曾国藩的社会世界中不是固定的伦理规范，而是一种可随情境调整的行动策略。这种特征契合于安·斯威德勒（Swidler，1986） 提出的行动工具箱概念：差序格局并非始终以一套稳定的价值体系来约束士大夫的行为，而是为行动者提供一系列可以在不同处境下加以选择和运用的资源与方法。
曾国藩的社会网络结构
我们可以将曾国藩的社会世界以社会网络的形式呈现，并作进一步的分析。图7展示了曾国藩的社会网络中，不同群体内部及群体间的结构分布，以及网络总体特征。网络中的节点代表曾国藩及其社会交往对象，线则表示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可以看出，（1）湖南同乡、湘军、少部分家族成员距离曾国藩较近；湘乡同乡、同年、清廷官僚、大部分家族成员则距离较远。（2）每个群体之间的连接，集中在与曾国藩交往最近的那批人之间，例如曾国荃可被视作家族成员与其他群体交往的结构洞。换言之，距离曾国藩较近的社交对象，他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也相对紧密。
曾国藩的社会网络结构表明其与不同群体间的社会距离存在差异，对此我们进一步基于K-Core进行结构分析，即识别因网络度数增加而更为接近内圈的各群体位置（见附录A）。分析发现，湖南同乡、湘军和部分家族成员距离曾国藩较近；而湘乡同乡、同年、清廷官僚，以及大部分家族成员距离较远。这一发现从另一侧面验证了前文呈现的曾国藩社会世界的差序格局特征。
我们可以对曾国藩的社会网络以及各个群体内部的网络结构作进一步分析，结果见表6。其中，网络密度反映群体的整体连接程度，密度越高说明成员间交往越普遍、关系网络越紧密。聚类系数反映群体的内部凝聚程度，聚类系数越高说明“朋友的朋友也更可能成为朋友”，形成紧密小圈子的倾向越强。从整体角度来看，以曾国藩为中心的社会交往网络特点如下：整体网络的平均度为15.5，密度为0.04，表现出典型的稀疏连接特征，说明少数高度连接的枢纽节点与大量边缘节点并存。就具体群体来说，湘军与湖南同乡有更高的平均度和中介中心性，说明这两个群体与其他群体联结广泛，可视为信息的流通要道，这与前文关于群体内部交往的发现相吻合。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各群体内部的网络特点。如表6所示，考虑到网络规模的情况下，同年、湘军的网络密度较高，意味着同年、湘军群体内部的交往频繁。同年的聚类系数较大，三元闭合程度更高，说明其更容易形成关系紧密的小圈子。人文领域的一些研究为此提供了佐证，即曾国藩与同年的交往经常是与一群同年的集体活动（王晓天，2017；谢海林，202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曾国藩的日记和通信资料进行个案研究，分析了曾国藩在官僚生涯中的社会交往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模式和特点。虽然本研究基于曾国藩这一个案，但研究的目标是，探索刻画和描述士大夫精神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理论思路，发展出相应的分析概念、测量方式和相应的分析方法。下文讨论与本研究相关的研究课题及其一般性意义，以便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思路和启发。
首先，本研究发现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社会活动存在不同特点，体现在他与不同群体的互动模式中。一方面，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大多数群体的社会活动呈负相关，意味着两者在注意力分配上存在竞争；另一方面，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科举同年的交往呈正相关。换言之，不同的群体在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社会活动中扮演了不同角色。这一发现提醒我们，士大夫的精神活动与社会活动确有不同指向，应将其放在交往活动的整体中，并分辨其不同的关联意义。我们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对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探索，发现其精神活动频次与各类社会活动频次间均存在负相关（见附录A）。
其次，本研究着眼于曾国藩的社会世界建构。如前文指出的，儒教“神圣与世俗”的双重性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提供了文化基础。在对士大夫的研究中，研究者多将注意力放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官方正式活动上，极少涉及他们的社会世界。本文从“现实为社会建构”的思路出发，关注士大夫的日常交往活动，填补已有研究的重要空白之处，以便理解影响其社会行动的社会世界，这对于认识历史上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周雪光，2024a）。
本研究显示，曾国藩的社会交往具有差序格局特点。这不是新的发现，在涉及士大夫的研究文献中，这种差异性对待的“圈子”文化普遍存在。我们的贡献是，基于系统的资料和科学的方法将其呈现出来，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测量方法和分析手段，以便推动更大范围和类似口径上的比较分析。本研究的实质性发现表明，曾国藩自我中心视角下的差序格局在不同时点和事件场景下有“变”与“不变”的多重展现。例如，曾国藩与其家族的交往随着他的官僚生涯和父母离世而发生了明显变化；曾国藩与同年的关系也在不同时期有明显的起伏变化；但是，曾国藩与军功集团（湘军）的关系，一俟建立便长期稳定。
本研究的延伸分析表明，曾国藩与各群体的交往各有特点。例如，曾国藩在与家族和湘乡同乡的交往中，有更强的选择性；但与清廷官僚的交往则更为宽泛。我们的推测是，这一特点与不同群体内部的等级结构有关，即一个群体的结构越明朗（基尼系数越大），曾国藩与其交往的选择性越强；而一个群体的结构越不明朗，曾国藩与其成员的互动就越宽泛。这一特点背后的因果关系及其对士大夫社会世界构建的意义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最后，本研究指出了士大夫社会世界建构的多面性和变动性。所谓多面性是指，士大夫在其官僚生涯中，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事件，因此有着不同的建构社会世界的成分。例如，曾国藩与湘军这一群体的关系在曾国藩的社会世界中至为重要，但这一成分源于特定的历史事件和经历。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常常将“同年、同乡、家族……”等泛指为差序格局的内圈结构，然而，本研究发现，不同的群体在曾国藩的精神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扮演了不同角色，有些关系是精神世界意义上的（如“同年”），有些则是社会世界意义上的（同乡、家族、湘军等）。即使是同一群体中的成员，不同个体与曾国藩的社会距离也可能相去甚远。此外，这一社会世界随时间和经历而不断变动，更为准确地说，各有变与不变的轨迹。
本文没有对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作更多的分析，一方面是因为思想史研究在这个方面已有众多的解读；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关精神活动的分类和操作化还不够成熟可靠，难以进行有意义的分析。相比之下，本研究关于社会世界的操作化和技术分析得益于学界有关差序格局、群体关系、网络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为认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建构，及其在生命历程中的演变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线索；为认识士大夫的社会行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手段。这些发现来自对曾国藩的个案研究，旨在探索和提出相关的研究课题、理论概念和分析路径，以便推动在更广阔背景和系统资料基础上的探索和分析，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社会行动的基础及其在国家建构中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