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俞樾既是学者，又是文人，他的双重身份及其融汇，突出地体现在他对文学与学术两类著述的文体自觉。以学术著述而言，其《群经平议》和《诸子平议》二书，都采用“平议”这种文体，这种富有特色的述学文体对20世纪的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古书疑义举例》所采用的“举例”体，承上启下，奠定了其在学术史上的经典地位。俞樾文学创作中所体现的文体自觉更为明确：其诗集编撰呈现年谱体与日记体特色，其日记书写采用《春秋》笔法，其笔记小说融汇学术考据，其楹联创作具有金石学与经学根底，其学术笔记与诗文评合二为一，无不体现其渊通深厚的学术背景。总之，俞樾善于融合新视界与旧传统，善于把经史子集四部学问融会贯通，汲古养新，在文化传承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21年是晚清著名学者俞樾（1821-1907）诞辰200周年。凤凰出版社适时推出了由汪少华、王华宝两位教授主编的煌煌32册的《俞樾全集》 ，为俞樾诞辰200周年纪念献上了一份厚礼。俞樾一生博览群书，四部兼通，著作等身，新版《俞樾全集》是最好的见证。从俞樾所留下的著述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来看，他既可以被列为《儒林传》中的人物，也可以被立为《文苑传》的传主。从儒林的角度来说，他撰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传诵久远的学术著作。从文苑的角度来说，他著有诗词、对联、笔记、小说、杂传等各体文学作品。一方面，这是两类迥然不同的著述，前者确立的是作为朴学家的俞樾的形象，而后者确立的是作为文学家的俞樾的形象。另一方面，由于学者俞樾和文人俞樾毕竟统于一身，因此，这两类著述之间又是相互关涉的，彼此之间有诸多联结和互动。关于俞樾的双重身份及其在两类著述上的突出贡献，前人已经有不少论述 ，本文不拟重复。本文认为，俞樾在上述两类著述中，都体现了突出的文体自觉。以学术著述而言，其《群经平议》和《诸子平议》二书，都采用“平议”这种文体，这种富有特色的述学文体对20世纪的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古书疑义举例》所采用的“举例”体，上承明代王行《墓铭举例》等著述 ，而下开近现代人的同类著述，源源不绝，从而进一步奠定了《古书疑义举例》在学术史上的经典地位。 尽管“平议”“举例”二体主要集中在学术著作而非具体的文学篇章之中，它们毕竟代表了俞樾所常用并且偏爱的两种述学文体。相对而言，俞樾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文体自觉更为明确，其背后的支撐实为俞樾深厚的学术背景。从文体的视角切入来探讨俞樾的文学与其学术的关系，以往关注者较少，但其实是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的。
俞樾一生主要生活在19世纪的中国，在他之前，中国文学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诗歌也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这三千多年的文学史和诗歌史对俞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换句话说，俞樾是怎样看待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歌史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19世纪的一位诗人、文学家，俞樾对中国文学有哪些独特的想法和创新呢？窃以为可以透过文体的视角，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一、诗集编撰的年谱体与日记体
在文学创作中，俞樾投入精力最多的文体之一是诗歌。俞樾诗作主要见于《春在堂诗编》《曲园自述诗》《补自述诗》《春在堂词录》等四种著作之中，《俞樾全集》将其合订为两册。此外，俞樾还有少量一些诗作，散见于《风园杂纂》《春在堂随笔》《茶香室丛钞》等书中。总体来看，俞樾诗作数量不算特别多，但在题材和形式上都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在编排形式上，俞樾《春在堂诗编》是严格按照系年顺序编排的。《春在堂诗编》计23卷，前十五卷“底本原目录自‘乙甲编弟一’至‘甲丙编弟十五’，皆注明干支纪年起迄，但无后八卷之目”。 其实，《春在堂诗编》后八卷仍然采用类似的编纂体例，分别命名为“丁戊编”“己庚编”“辛丑编”“壬寅编”“癸卯编”“甲辰编”“乙巳编”“丙午编”。其中，前两卷“丁戊编”“己庚编”的命名格式与前十五卷完全相同，此二卷所收诗跨越不同年份，两个天干分别代表卷首与卷尾诗所在的两个年份。从“辛丑编”开始的五卷，每卷所收皆为当年所作诗，一年一卷，并以当年的干支命名此卷诗。《春在堂诗编》的这种编排体例，为俞樾诗歌的编年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后人为俞樾编制年谱之时，这些严格按照系年顺序编排的诗集，就成为最为方便使用的材料。换句话说，《春在堂诗编》的编排具有明显的年谱特点，具有年谱体的特征。
第二，在具体写法上，《曲园自述诗》和《补自述诗》是两组自述生平的组诗，是对《春在堂诗编》的重要补充。《曲园自述诗》“成于己丑五月，凡一百九十九首诗” ，己丑是光绪十五年（1889），其时俞樾69岁。《补自述诗》作成于十四年后，即光绪癸卯年（1903），意在补前者之遗，共80首，其时俞樾已83岁。 这两种诗集有三点突出的一致性：一是形式上皆为七言绝句，二是题材上皆属于“自述”，三是每篇皆有大量自注，而自注的内容都是补充叙述生平事迹，对诗篇正文进行补充，明确标注其时间、地理或人事背景。如果说《春在堂诗编》是对俞樾年谱的补充，具有年谱体的特征，那么，《曲园自述诗》和《补自述诗》就是对俞樾日记的补充，具有日记体的特征。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出，俞樾喜欢把诗歌当做日记来写，这两组诗歌的自传性色彩特别浓厚，其对日常生活记录的具体与细密，弥补了其日记书写的不足。例如关于《东瀛诗选》编撰的过程，《曲园自述诗》中有详细的记录。其诗云：“海外诗歌亦自工，别裁伪体待衰翁。颓唐旧日輶轩使，采尽肥前筑后风。”俞氏自注云：“日本国人以其国诗集一百七十馀家寄中华，求余选定。自壬午冬至癸未夏，为选定四十卷，又补遗四卷。其国之诗自元和、宽永以来，略备于此矣。日本向无总集，此一选也，实为其国总集之大者，颇盛行于海东也。” 从这首诗及其自注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了解此书编撰的过程及其起迄岁月，也可据以探知俞樾本人对此书性质及其意义的认识。总之，这两组自述诗是俞樾诗作日记体特征最为典型的例证。
第三，在内容侧重上，俞樾诗作重视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尤其重视捕捉日常生活中的新异内容。读《春在堂诗编》，最强烈的一个感受的是，俞樾的诗歌题材体现了他面向世界的开阔视野。可以说，他是一个面向世界或者说放眼看世界的诗人。浏览俞樾的诗作可以发现，有很多内容是19世纪其他诗人没有看到、没有写到、甚至没有想到的。他对外国的风物很有兴趣，例如他曾题咏过日本樱花，还在自己的曲园中栽种过一株日本樱花。 他也曾题咏过西洋水仙。 他还兴致勃勃地品尝过友人馈赠的意大利面，并留下诗篇。 对于被大多数传统士人鄙视为“奇巧淫技”的近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俞樾充满了好奇，并以开放的胸怀去接纳之。他在诗中曾多次写到西方的照像技术，也题咏过留声机器。 当时苏州有一位美国医生柏乐文，“能洞见人藏府。其法以一毬盛电气，使人背毬而立，一人以镜窥之，则藏府毕见”，俞樾遂作一诗，“以纪其异”。 实际上，这就是最早的透视仪器。俞樾还在诗中写到意大利维苏威火山（他诗中写作“非素伊山”）爆发的情景 ，虽然是得自传闻，但也足以说明他对世界的浓厚兴趣。《春在堂诗篇》中有很多与日本、朝鲜学者唱酬的作品。 日本著名文献学家岛田翰致力于收集俞樾的稿本，曾专程来到中国苏州来请俞樾帮忙。俞樾的名声也因此传播国外，在日本的影响尤其大。俞樾对外国的文学作品也持开放的态度，饶有兴致地展开阅读。他读过不少外国小说，他在一首诗题中自言，“沪上近来新出外国小说甚多，病中无事，藉以自遣”。 他也曾在日本学者协助下编成《东瀛诗选》，四十卷，共选录500多位日本诗人的5200首诗。 可以说，他是最早关心域外汉文学的晚清学者之一。国内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在讲到19世纪的诗歌之时，大多突出黄遵宪（1848—1905），将其推许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主将，特别表彰其“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创作主张，表彰其敢于将新事物、新名词、新文化、新思想注入诗中，抒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 俞樾大体上与黄遵宪同时代，而年辈略早，他以中国传统诗体写他在19世纪所看到的新世界、新生活、新事物，如果不是比黄遵宪略早，至少也与其同时。而文学史家们往往忽略了俞樾在这一环节上的历史位置。此外，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俞樾很重视用诗歌记录日常生活的内容，他诗中写到的新世界、新生活和新事物，就是他所记录的日常生活中最新异、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二、日记书写中的《春秋》笔法
现存俞樾日记计有二种，即《春在堂日记》和《曲园日记》，在《俞樾全集》中合订为一册。《春在堂日记》“起于同治六年正月初一（丙辰），终于光绪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丙辰），整整十年（即1867年2月5日-1877年2月12日）。其间几乎每天大大小小的人事与活动，包括寄出和收到的信，前往拜访和登门来访的人，上门诊病医生的姓名，第三代出生与亲朋好友去世的时辰，杭州诂经精舍以及清溪书院、五湖书院、龙湖书院、上海求志书院的考题以及成绩前二十名学生的姓名……都一一记载，确是俞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曲园日记》“光绪壬辰（1892）春所记”，“起于阴历二月初十日，终于四月初三日，其年二月小，三月大，共记录了五十三天的起居情况”。 总体来说，俞樾留下的日记的体量不是很大。
俞樾曾孙俞平伯曾表示，俞樾“不经常做日记” ，但并没有解释其中是何缘故。窃以为，俞樾“不经常做日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这与他的诗歌写法有关。他的日常行事与人际交往大多已见于其唱酬诗作之间。其二，这与他的日记体例有关。俞樾十分重视日记文体，讲究体例，下笔审慎。他将这些体例明确载录于日记之中，下面略举数例：
凡客来不见则不书。
不书晴雨，与上日同也。凡晴雨与上日同不书。
得马榖山抚部书、杜小舫观察书，不书月日，书无月日也。得王补帆正月八日书。
未见而书，以自远来也。
自此以前皆失记，记鬀头始此。
吾师莫府聚天下英才，故详志之，俾勿谖焉。
上述诸条涉及见客、天气、收信以及其他书写体例，可见俞樾对自己的日记要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如何写是相当慎重的，他事先制订了体例，并且严格遵守。他对“凡客来不见则不书”一条似乎特别重视，几乎在每年日记的开头都要重申一下这个体例，可能兼有提醒自我和提示读者两种用意。偶有例外，则加注说明：“未见而书，以自远来也。”
读俞樾日记，不能不关注他的体例。他的日记中，每天记录收到哪些亲友的来信，有的明确标明这封来信是几月几号写的，有的则未标注明确的日期，那是因为来信中本来就没有落款日期。如果不明白这一条例，就无法理解俞樾的细密用心。从根本上看，这种日记写法是模仿《春秋》笔法的。《春秋》有笔法，虽然《春秋》三传对于笔法的解释各有不同，但三家都承认《春秋》笔法之中寓有褒贬，存有义例。如《春秋经》鲁庄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左传》：“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春秋公羊传》卷八则曰：“何以书，讥。何讥尔？诸侯越竟观社，非礼也。” 《春秋谷梁传》卷六云：“常事曰视。注：视朔是也。非常曰观。” 有鉴于此，晋人杜预撰《春秋释例》十五卷，以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 《春秋释例》卷十一“经传长历第四十六之二”列举鲁庄公元年以降各年十二月长历，《春在堂日记》每年之前亦列十二月长历，亦步亦趋。可以说，俞樾在日记写作中引入经学义例，用经学家的态度来写日记，一方面立义高古，另一方面也给日记写作带来严格的要求，不能随意落笔，这就限制了他在日记中的自由发挥，使他只能“不经常作日记”。
三、笔记小说中的学术考据
俞樾之关注小说，是从学者、经学家或者史学家的身份出发的。他阅读外国小说，也阅读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消遣。武侠小说通常被认为是通俗文学，一个致力于经史之学的严肃而博雅的学者，通常是鄙薄武侠小说的，而俞樾不仅阅读《三侠五义》，而且居然费时费力对其进行改编，在他那个时代，这是很罕见的行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都不太把武侠小说当回事，除了当做消遣，很少有人会认真来写一本专著或者写一篇论文来研究武侠小说。这使我们对俞樾改编《三侠五义》一事格外刮目相看。
根据《俞樾全集》本《七侠五义》整理者撰写的《前言》，俞樾对于《三侠五义》的改动，可以概括为“三大一小”。“第一大改动是书名”，他认为小说主角实为七侠而非三侠，因此将书名改为《七侠五义》，更为符合实际。“第二大改动是重写小说的第一回”，“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头换面，耳目一新”。“第三大改动是将小说的主人公之一颜查散改名为颜眘敏”，“理由是‘以查散二字为名，殊不可解”，“余疑‘查散’二字乃‘眘敏’之讹”，“这也是典型的经学家的做法。”“至于‘小’改订，就是对原小说字句的修改”，其例甚多，不胜枚举。 总之，“作为一代经学大师，积极参与一本通俗小说的改写和修订，这样的行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一种创举，也是一段佳话。” 具体说来，俞樾对待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以考据家或者朴学家的路子来研究稗官之学。也就是说，他的稗官之学中融入了经学和史学的素养。
这种态度还体现在他的另个两部笔记小说体著作《右台仙馆笔记》和《耳邮》之中。在《俞樾全集》中，这两种合订为一册。很多学者注意到，“俞樾身为经学大师，其文学创作自然会与普通的作家有所区别，而大多数学者还是会将这两部笔记与清代前期的笔记小说、志怪小说相比较”，或评论其记叙简雅，或称赞其情节生动。 更值得重视的是，学者们注意到，“作为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学术榜样的俞樾，很自然地将考据、音韵、训诂等乾嘉学人的治学态度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因此加强了笔记的写实性，形成了笔记‘学者化’的特点，此说成为评论的主流观点。” 众所周知，俞樾出生于道光元年（1821），其生活年代明显在乾嘉时代之后，但是，俞樾不仅在经史学术方面，而且在笔记小说写作上，都明显受到乾嘉学人的影响。这一方面是乾嘉学术影响的自然延伸，另一方面也有俞氏家学传承的因素。宋莉华在讨论清代笔记小说与乾嘉学派关系的时候，列举了俞樾在这一点上受到其曾祖、父亲影响的证据：
俞鸿渐（生卒年不详），嘉庆二十一年丙子科举人。他“于近世小说家，独推纪晓岚宗伯《阅微草堂笔记五种》”（汪俭《印雪轩随笔》序，扫叶山房石印本）。俞鸿渐所著杂俎小说集《印雪轩随笔》引今据古，俱有根底，颇具学者化特色，对他的曾孙俞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俞樾为晚出的清末学者，被称为乾嘉学派的殿军。其《春在堂随笔》仍打出师法《阅微草堂笔记》的旗号：“余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卷八）
光绪七年（1881）春，61岁的俞樾在一首诗中明确表示：“注史笺经总收拾，近来学问只稗官。” 当时的俞樾不仅正在从事稗官这一门学问，而且他是以乾嘉学人的态度来从事这门学问的。从上文的论述可见，俞樾诗中所言并非戏谑之谈，而是严肃的学术总结。
四、楹联中融入金石学与经学根底
楹联能够成为一门学问，俞樾的前辈梁章钜（1775-1849）居功至伟。梁章钜撰作《楹联丛话》《楹联续话》《楹联三话》诸书，可以说是楹联学的开创性或奠基性著作。俞樾继梁章钜之后，于楹联之学用力甚勤，贡献甚大，值得特别表彰。总结起来，他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俞樾重视楹联，他亲力亲为，撰写了1000多副楹联作品。这些作品经过整理编排，汇集为《春在堂楹联录存》一书，成为《俞樾全集》中很有特色的一册，今题《楹联录存》。据统计，“《楹联录存》收录正文五卷，附录一卷。正文五卷共收录楹联六百零三副，其中挽联三百五十六副，寿联一百三十七联，景物联九十一副，其他贺赠联十九副。附录一卷收录的是集字联，总共集联六百八十九副，……全书总共收联一千二百九十二副。” 这1000多副楹联包括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他为亲朋好友以及日常社交应酬而写的，包括应邀为寺庙祠堂、亭台楼阁所撰的名胜联，也包括挽联、寿联、祝贺新婚的喜联等，题材类型多样，辐射的社交圈子甚大；另一部分则是集字联，详见下文。此外，《曲园杂纂》和《春在堂随笔》中也有若干条谈及楹联的创作、使用与流传。
第二，俞樾编排这些对联的方式与别人不一样。首先，他给每一篇楹联都起一个题目；其次，他在每个题目之下加了一段小序，介绍这副楹联的写作背景，包括为什么地方、什么人而写，这个地方或这个人与他是什么关系等等，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楹联的内容。小序之体，源自《诗经》学，毋庸多言。例如有一副楹联题为“莫愁湖胜棋楼联”，小序云：“楼有徐中山王像，相传王与明太祖奕棋而胜，即以此湖赐之。湖中荷花弥望无际”，联曰：“占全湖绿水芙蕖，胜国君臣棋一局；看终古雕梁玳瑁，卢家庭院燕双栖”。 晚清以来，很多学者都将所作楹联收入自己的文集之中，但是，在收编之时，很少人像俞樾这样用心。俞樾的确是把每一副楹联都当作一篇文学作品。梁章钜的《楹联丛话》系列引人入胜，就是因为他将楹联涉及的相关人物的身份及其与作者的关系注明，给读者的阅读与欣赏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从这一角度来讲，俞樾收录的每一副楹联，相当于梁章钜的一篇联话。如何收录保留楹联文献，如何传播这类文学作品，俞樾以其《楹联录存》为后来者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第三，《楹联录存》所录689副集字联，包括“《集秦篆·绎山碑》九十九副，《集汉隶一·校官碑》一百副，《集汉隶二·曹全碑》九十七副，《集汉碑三·鲁峻碑》一百副，《集汉隶四·樊敏碑》一百零八副，《集唐隶一·纪太山铭》八十一副，《集唐隶·集经石峪金刚经字》一百零四副。” 涉及秦篆、汉隶、唐隶等三种风格的书体，包括《绎山碑》《校官碑》《纪太山铭》等七种秦汉唐代碑刻摩崖石刻经典。这些楹联作品文辞古雅，举重若轻，是俞樾高超的楹联技巧与深湛的金石学识完美结合的结果，对楹联以及七种石刻碑铭文本与书法的传播及其经典化，都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此外，俞樾《曲园杂纂》中有《春秋人地名对》一卷，收入人名对六十四副（例如‘韩不信’对‘陈无须’），地名对五十七副（例如‘翳桑’对‘槜李’）。” 对偶是对联的基础，能从《春秋》文本中集齐人地名对121副，足见俞樾对《春秋》文本的精熟。
总之，俞樾能对楹联学作出如上所述的贡献，是与他的金石学以及经学根底分不开的。
五、学术笔记与诗文评的融汇
在汪少华、王华宝两位主编的《俞樾全集》出来之前，一些俞樾著作早已有了单行本，例如《茶香室丛钞》就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单行本，收入该社编辑的“学术笔记丛刊”。 毫无疑问，《茶香室丛钞》是一本学术笔记，顾名思义，其内容特点是“丛杂”，其形式特点是“杂钞”。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它也可以说是一部诗文话，因为书中有很多既饶有趣味、也富有意味的诗文评材料。这里姑举二例。例一：
国朝冒丹书《妇人集补》云：“秣陵丁雄飞妇卜氏，名曇，字四香。雄飞在燕都，得四香手书，书中念字俱少一画。始悟念字从人从二心，中去一画，殊见用意也。”按：念本从今从心，非从人从二心也。然闺阁雅意不当泥六书论。（《茶香室丛钞》卷九）
丁雄飞是明末清初南京有名的藏书家，其妻卜氏经常资助他买书。卜氏不放心远在北京的丁雄飞，写信时经常旁敲侧击地警告他在外不可有二心。据说她在家书中写到“念”字的时候，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写法，不是写作“人”“二”“心”，而是写作“人”“一”“心”，为的是提示丁雄飞要一心一意，而不能有二心。博览群书的俞樾读到《妇人集补》此条时，情不自禁地引录了这段有趣的故事，并且发表评论，既点明卜氏笔下隐含之意，又表示妇道人家不通六书之学情有可原，可以理解。这段故事不仅可备闺阁风雅之谈资，亦是研究古代女性文学之资料。由此可见，俞樾虽为经学名家，但其读书善于知人论世，为人通达。
例二：
明徐𤊹《笔精》云：“饶州番君庙碑，赵文敏书，厚七八寸。文敏在京，郡人欲乞其书碑，重不可载，乃锯其碑面寸许，载至京。文敏书毕，仍合竖之。予至饶，见其合缝宛然，昔人好事如此。”按：此知元时书碑犹无不据石书丹也。（《茶香室四钞》卷十五）
赵文敏即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书名极盛于时，立碑者都想求他书写。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凡是求他书碑者，必须把碑石运到北京赵府。饶州（治今江西鄱阳县）与北京相隔遥远，《番君庙碑》碑石巨大，要把碑石运到赵府，自然十分艰难。有人想了一个办法，将碑石锯薄，这样重量减轻了，运输也就方便了。从这条故事中可以看出当时书碑与立碑的程序，可以看出《番君庙碑》文本生成的过程，也可以看到赵孟頫书法在当时的广泛影响。《茶香室丛钞》中辑录了很多诸如此类的诗文评资料，往往附有俞樾的点评发挥，既体现俞樾的阅读面之广，也体现其视角的独特。除了《茶香室丛钞》之外，俞樾还有其他杂钞笔记之类的书（如《俞楼杂纂》等），也蕴藏有很多诗文评材料，包括诗话、词话、赋话、文话等。俞樾学问涉及经史子集四部，渊通广博，而最适于将各类学问杂糅集合的，就是这类杂钞笔记著述。这类著作不仅值得文学研究者重视，也值得传统学术研究者关注。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茶香室丛钞》正是俞樾把经史考据与诗文话或诗文评写作相结合的结果。
借用当下的一种说法，俞樾是19世纪的“20后”，他的生活贯穿了20年代以后的整个19世纪。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在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外来文化的冲击的同时，其固有文化也发生了各种变化。要了解19世纪的中国文化，俞樾是非常好的样本，他所留下的《俞樾全集》是十分珍贵的文献。俞樾 善于把新世界与旧传统融合起来，善于把经史子集四部学问融汇起来，汲古养新，在文化传承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上文从五个方面略加论述，只是管窥蠡测而已。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之上，从俞樾传承文化的方式与方法中，汲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启示，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这位二百年前诞生的先贤的文化意义之所在。
本文原刊《成均古文献研究》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