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潘江辑《龙眠风雅》《龙眠风雅续集》主要收录明末清初桐城诗人诗作，该总集最引人注意的是诗人小传。这些小传保存了诸多“意外”或“枝节”性的资料，有助于构建桐城派的前史。追溯桐城派前史，可从地方传统、人文氛围角度考察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文学流派如何根植桐城并由此萌发生长，也可看到这一文学流派的兴起有一定的偶然性。有关两部诗集小传及关联文献的探究，在方法论层面上既可开辟从桐城派前史看文学流派早期史的新路，又可提供从侧面文献看文学主潮的视角。在这一层面上，桐城派前史的部分重构，有助于从典型个案研究中探求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生成机制。
关键词：古代文学流派；桐城派；《龙眠风雅》；《龙眠风雅续集》；地方传统
引 言
“桐城文学流传至广，支流余裔蔓衍天下，实为我朝二百余年文学一大掌故，关系匪细，非一人一家所得毁誉”。刘声木此语已简要道出桐城派影响之深远、延续时间之长久。因为桐城派成员多、涉及问题广，且文献保存相对完备、自成体系，故关于这一古代文学流派的研究近三十年来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同时，桐城派作为文学流派研究的典型个案特征也逐渐得到确认。深入研究这一个案，有助于建立较完备的文学流派研究结构与体系；进一步地，作为一种联想或拓展思考的方法，有望发现该流派内部和外部更多样、更广泛的关联，在丰富的关联中看文学意义、文学效应如何生成。
桐城派的基本框架，如发展史分期、代表作家、主要选本、理论主张等，经过众多学者研究，大局略定。从文化视野探究桐城派的生长机制，尤其是对桐城派早期形成历史时期的关注，尚有较大空间。然桐城派早期文献不如中晚期丰富，欲作情境还原，必须调整目光，开辟新路。潘江辑《龙眠风雅》《龙眠风雅续集》（整理本合为《龙眠风雅全编》，以下简称《全编》）是清初编刊的桐城地方诗歌总集，也是此时此地最佳研究文献。前书康熙十七年（1678）付梓，后书康熙三十年（1691）刊刻。《全编》收明代至清初诗人553家，该书“前言”对其价值已有充分揭示。要言之，《全编》选诗原则是略远详近，主要保存了明末至康熙朝前三十年间桐城诗人诗作，这些诗作未经过文字狱案等事件引发的“清理”，反映出时代变迁及作者的内心感受，其深度与真实性为此后地方总集所不及。《全编》首先引起读者注目的是诗人小传。这些小传看似按常见程式编写，然不变中有变，包含诸多“意外”或“枝节”性的元素。这一内部有波澜的系列小传，有助于构建桐城派的前史。此处前史，既指明末清初这一时段，又涵盖这一时段对应的桐城文化氛围；它不仅仅是桐城派兴起的“伏笔”，还包括一些被忽略或舍弃的资源。追溯前史，有助于切换角度考察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文学流派如何根植桐城并由此萌发生长，还可看到文学流派兴起多少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此追溯，既可尝试回答“自身问题”：为何桐城派不在潘江、戴名世时代产生，而要到后起的方苞才能树立旗帜；又可思考“远方问题”：如知名的易堂九子为何未能促成文学流派。
一 “听者忘倦”“高咏朗哦”与有声的世界
桐城人文底蕴深厚，《全编》所载诸多蕴涵丰富的诗人小传，是桐城人文世界的写照。对潘江而言，撰写小传固有勾勒桐城诗人群像的用意，而落实到具体传记时，因人因时不同，在文字叙写中又留下多种线索或者多个细小的话题。由于这种多元性和隐而未显的用意，《全编》小传所关联的桐城派前史与桐城派日后发展迹象难以一一对应。重审《全编》之于桐城派前史研究的意义，当警惕桐城派兴起的必然论，而应始终注意桐城派萌芽时期多元的文化土壤。《全编》描绘的桐城派前史阶段的桐城文化恰是五光十色、众多声部的人文世界。
潘江编写小传，颇在意诸人善谈。如，吴道凝“与人言，才辩蜂涌，倾倒座客”；齐绳祖“每酒半，诙谐间作，或高歌度曲，移日分夜，听者靡靡忘倦”。诸人喜谈何事？程冲然性嗜酒，“醉后纵谈天下事成败、古今人物高下，如数黑白”；齐登元“谙晓掌故，雅志经世适用之业”。此处“掌故”并非零碎琐事，而与“经世”有关联，这种并列式关联在左国斌的介绍中亦可见：“每与人言井井有伦要，尤能谙晓掌故，朝章国是辨若淄渑。”在有限的“谈论”文字中，还有神态、细节描写，张竑“虽复高谈雄辨，而温和之气盎然眉宇”。至姚士坚，则更可见“表演性”，高谈如在眼前，“美髯，善言笑，饮酒至数斗不乱。而谈古今人物成败治乱、山川奇胜之迹，掀髯四顾，听者忘疲”。此处明显有乘势发挥迹象，而程式性的文字“美须髯，善谈论”，在小传中被有节制地叙写，潜在而未写出的“掀髯四顾”生动场景则要靠读者在想象中勾勒了。
从“倾倒客座”“听者忘倦”的场景，可见所谈之事感人之深，亦可想见讲谈者之投入与用情之深。潘江记录马之琼事：“每与予述太仆公立朝大节，辄拊膺流涕，过时而悲。”其情景似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后常泫涕述其事”等语再现；而方苞文末一句“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与马之琼讲述往事情景的手法近似。潘江所记，还可置于其他类似记载组成的系列传记之中，如方苞《田间先生墓表》：“先君子闲居，每好言诸前辈志节之盛以示苞兄弟，然所及见，惟先生（钱澄之）及黄冈二杜公耳。”此中有“及见”和“闻见”，然更多的或是“闻见”类轶事。
桐城乡里所传轶事，自具标准。吴汝纶《戴氏族谱序》云：
而戴南山先生，当康熙时与望溪才誉相次，长老至今往往言方戴遗事。南山被文字之祸，抵法禁，而乡人乐道之，盖文章之传，不以黜陟异也。
戴名世之祸在桐城士人看来是朝廷之事，而在桐城乡间，他仍是亲切而富有趣味的乡贤前辈，其书其事，“不以黜陟异也”。纵观桐城口传中的轶事掌故，它们自成体系，在“自己的园地”中生长；它们不断被讲述之际，正是它们发挥作用的时刻。讲述故事是有感染力的表演行为，诸如“掀髯四顾”之类，可能引发幼童的模仿，如姚鼐云：“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刘大櫆），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刘大櫆、姚鼐等人作为“及见”的仪型和口头传播者，在桐城一县，有润物无声之功。桐城文人授徒，在塾师之外，有科名者亦有任书院山长一类，影响不局限于桐城一邑，在大江南北皆有活动足迹，“桐城故事”借由这批诙谐善谈的群体得以向外传播。从桐城派的长久发展看，“以儒为业”、以教书谋生的底层读书人群体，因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和规模，成为桐城派重要的“传声筒”。桐城一地文学传统能逐渐发展成全国性文学流派，需要诸多力量促合，其中持续存在的教师群体以及稳定的传授方式功不可没。
轶事在口耳相传中，内容要生动新奇，讲论要有感染力、有表演性，能“倾动四座”，其间不可或缺的是讲论者的声音。于是诗人小传中时常记载诵读之声，在口诵手抄、酒半高歌的描述中，诵读的音响、节奏被着意叙写。汪鹤龄“手抄《会山诗集》凡数十卷，尝为予诵其佳句，音节琳琅，若出金石”；陈式，时为坐客讽杜诗，“且吟且解，音节顿挫浏漓，不啻歌有声、哭有泪也”。方兆弼小传中述及其学诗变化，“初为诗，少年盛气，肠肥脑满，抑扬抗坠犹未中音节”，四十岁之后，作诗波诡云谲，酣畅淋漓。这些小传中的描述文字，在刘大櫆《论文偶记》中有近似总结性的表述，如刘氏两次强调音节“为神气之迹”，读古人文字，要体会古人说话一吞一吐，“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姚鼐在“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之说外，还有更多具体论说，如在《与陈硕士》中强调“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在《答翁学士书》中表明：“意与气相御而为辞，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反复进退之态，采色之华”。此类关于诵读、音节、性情等论述，为方东树、刘开、吴汝纶、姚永朴等继承，一般被视为桐城文章学、诗学的特色部分或秘诀。然将奠基性的刘、姚二人所说，与前引小传中文字对照，可见这种论说源头在前述小传中有情境式表述。潘江活动时间远在刘大櫆、姚鼐之前，故刘大櫆、姚鼐等所论，可以说是在明末清初桐城诗文创作或评说氛围中形成。或可更进一步推论：刘、姚之说有相当一部分是此前学说的总结、凝练与提升。在这一层面上可大略拟构出桐城三祖之前的桐城派前史的部分轮廓，细致描绘桐城文派、桐城诗派如何在这片厚土中汲取营养、不断生长。
在桐城本土可供文学流派转化的诸多资源中，应该突出特色部分。《全编》小传中散布的桐城读书人“诙谐间作”的讲谈、背诵吟哦，是在纸质文献传播之外的口耳相传，是桐城社会“有声的感化”，这些“流动的文献”也为文学创作提供助益。回到本土资源被转化融入文学流派这一层面，这种有声世界特具的氛围感及蕴涵的思想风格，即使是善写轶事的方苞，也难以完全把捉。潘江在写早慧而久困场屋、甲申之变读书人气节方面最具感染力，其搜访材料方式与小传的形式和意趣，同司马迁写秦汉之际人物神采的笔法近似。桐城派擅长的讲故事写作技巧，当有来自所根植土地的营养。这里可作一小判断：文学流派的兴起和发展，或许不完全依靠家学、师承等线性方式和因果层级，而是来自有活力的情境或氛围，这个情境与氛围是多种人、力关系交织的场域，其中有物、有声，还弥散着一种昂扬的、豪放的气息。身处其中，文学在不知不觉中就感发兴起了。
二 并称、推赏与群体的形成
潘江利用选诗和编写小传等手段再现或塑造独具风貌的桐城诗人群体，推扬之法颇多，其中较直接、醒目的是并称等标举方式。学界对于文人并称与文人集团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如郭绍虞指出：“用此（标榜与并称）测量文学风气与集团组织之盛衰，即是比较正确而便捷的尺度。”张珊在此基础上亦有论述，认为并称有助于理解文学中的群体性与社团性特点。潘江用此法标列桐城不同时段诗人群体，显示群体之间的种种关联。
《全编》小传所用并称标举之法有层次之分，一类是一般性标举，如齐鼎名与弟齐琦名并有文誉；方大晋与弟方大成称“二难”；余凤衢与弟余凤友有“平原二陆”之誉；童奇珍与其子童学颜有“籍咸”之称，诸如此类，皆借历史上的知名并称来赞誉当今各种组合。另外一类是有地方特色的组合标举，如胡效宪、蒋臣、方拱乾、叶组、刘鸿乙、姚孙森称为“龙眠六骏”；方若素、姚士晋、吴绍廉号为“龙眠三珠树”；此外尚有“龙眠四左”“灵岩三方子”“龙眠三左”“龙眠大小戴”“蛟台二方子”“二吴”“龙眠二姚”“三姚”“龙眠五子”“潜园十五子”等。潘江所记这些并称，有不少是当时“及见”的诗人称号，如自己所在的“龙眠五子”；还有一些师友的并称，时间跨度在百年左右，即使部分是“闻见”，然绝大多数也并非后世“追认”或“追加”的名目。如此密集的并称，足以显现桐城一邑诗人之盛，其中几大文学世家的子弟颇为耀眼，如方氏、姚氏、左氏弟子，便有多种名目，且同姓组合如“三左”“四左”“二姚”“三姚”之间有重合，大组合中包含小组合中的诗人，如“潜园十五子”中也有“二姚”“三姚”中人。组合不单以姓氏标目，说明诗人的交往活动不以家族为局限，如“龙眠六骏”“龙眠三珠树”“潜园十五子”，就是一地诗歌创作风气或交往行为多样性的写照。在这些组合中，左光斗子弟的组合及吴氏弟子的组合，或可略调整由张、方、姚、刘四大家族构成的“桐城文学景观”的后世印象。
诗人并称揭示或暗示他们的某种文学活动方式和文学关联，若回到诗人之间的往来，则有更细致的脉络呈现。如上文所及齐鼎名，与同里何如宠、吴应宾、胡瓒、吴用先、刘胤昌交游，并有诗文唱和；胡效宪在“龙眠六骏”之列，“尤喜奖引寒素，如吴冏卿国琦、张侍御孙振，皆穷约失意时鉴拔之者，学士孝标楼冈、侍御亨咸邵村，皆褎然为朝著眉目”。其中所及吴国琦、张孙振、方孝标、方亨咸，就有在并称组合中出现者。群体之间的叠合，说明彼此没有明确的界限，往来之中必有雅集唱和之类的活动。
文人交往较为稳定的方式是结社，潘江至少记录了桐城文人13个结社，如崇祯末年诸生许来惠是“龙眠五子”之一，顺治初年与方来贡、陈垣、吴接云等结立玉瑟堂会课。此会课（文会）社友并未全录，在吴接云小传中述及方来贡、许来惠、齐邦直、张杰、敦复英、潘江等十多人，“龙眠五子”就在其中。潘江在许氏小传中还特意安排一句，称许氏、王天壁、陈光为“三益友”。此中王天壁又出现在齐亮小传中，王氏与齐亮、潘江为“莫逆交”，三人同入“射蛟文会”。再看吴彦琫小传，吴氏与其兄吴璧如亦为射蛟文会社友，“二吴”也在潘江友朋之列。众多小传的拼合阅读，可初步缀合出桐城文人交往网络；同时因为不同关联的存在，每个人似乎皆可成为网络中的节点。
并称、结社对于当时诗人而言，必有相互认可、推赏，否则无法凝聚成群，亦无法将彼此认可的诗文创作传承。桐城人对桐城诗文被推赏的记录有内外两条线索，外线是被外人夸赞，包括程瑶田、周永年“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等系列好评；内线是桐城人互评，在诸多诗文集中亦可连接成线，如戴名世康熙十九年（1680）作《汪河发墓志铭》，记早年与汪昆（字河发）之间互相欣赏之事。方苞奖掖二十九岁刘大櫆：“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在诸多推赏中，有专针对诗文者，如戴、汪之间，还有更突出者，就是能记诵自己喜欢的诗文。如《龙眠风雅》中收张克佐诗一首，乃从张克佐弟所记诵四首中挑选；盛璟，遗稿散失，无有存者，“其婿刘子鸿仪从亲知口中得诗若干首”；潘江的从姑母潘翟所著《宜阁诗集》毁于火，现所存诗作，也有方中德、方中通追忆的若干首；臧天格与潘江同入文会，“明日遇诸途，则口诵同侪文，某君某篇佳，某篇某段更佳，悉冲口成诵，一字不谬，其强记如此”。李雅（字士雅）在记诵友朋诗作方面是突出人物，多次在诗人小传中出现。李雅等能记诵友朋或兄弟等诗作，并非完全是彼此都参与的交往类诗作，更多的是因为诗作出色或有秀句，如刘鸿仪从“亲知”口中得其岳父诗若干首，臧天格在记诵中品评社友诗文，这种记诵中当有对诗作赏析或被诗感动的印迹。潘江笔下多有记诵四书五经以及其他古代经典者，而因为搜辑乡人诗作，他发现了当代诗文口诵性的保存与传播，所谓“爱古人”的同时“不薄今人”。
小传中有文字述及时人诗作在一县之内流传的情形：“（李雅）先生尝自言一日行饭，近村有塾师袖诗来贽，视之，则先生十年前旧句也，笑而谢之。……今人皆匿先生诗不出，思掩为己有，是何齐丘之多也！予有事斯选，逢人广搜，不避劳勚。赖石子汉昭、李子士谓、程子伟昭、曾子亦传、吴子超麓、齐子大齐各出所缮录倾笥见授。”李雅诗被周边塾师掩为己有，亦可见桐城乡村间近人诗作的碎片化或秀句式传播状况。潘江《全编》所收诗作，有不少即是采访所得，往往从后人的“遗箧”“败簏”中求得，或得自诗人亲友主动寄送。与记诵中流传的诗作相呼应的，尚有在扇头、墙壁上的诗作，这表明作诗已成为交往应酬、愉心悦目之事，融入桐城读书人的日常生活；诗文经由诵读和题写化为桐城人听觉、视觉中颇有韵味的组成部分。
潘江编写的小传明显有回忆性质，笔下的人物是自带故事的个体。每一个体不是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叙事相互肯定，细碎的记忆和散布的小传因此手法而获得一种整体性。从诗人并称的揭示，到《全编》及潘江诗集中的交游之作所呈现的人物关联；从诗人的被推赏到诗文的被评说、记诵、保存，皆可视为诗人的交往互动。在这一细节繁多的过程中，有向心力和共同向往的诗文典范；同时，这些迹象也预示一个更有凝聚力的文人群体的到来。
三 作为“界石”术语的“古文辞”
一国之内，作为一乡一县的界石只是一种区分的标志，不是高耸的围墙，边界两边有人的往来与物的流动；在社会文化、政治领域也有各式各样的边界，其主要用意在强调区分而不是隔绝。安德烈亚斯·威默指出，民族国家需要用特定的族群术语来界定其“领土边界”，挪用此说，似可作此推论：文学流派的成立，也需要特定术语来界定其文学领土的边界，若不界定，就无所谓特色。桐城固有的本土文化资源颇为丰富，在时势变迁中也并非被全部转化，而是有所选择，或者有所偏向地组合、凝练和提升，如对轶事偏好与相关叙事技法，对诵读与声音、节奏的体认，“古文辞”的强调，还有对戴名世等的持续认可，皆可视为较有辨识度的界石，尤其是关于声音表现力的系列叙写，无论当时还是其后，皆塑造出鲜明的地方感。所谓界石，也只是寻常石料，不必在意其新鲜性与稀缺性，关键在于在具体的时空中如何被安置。
潘江诗人小传中“长于诗、古文”是较常见的搭配，亦有小传专述传主擅长古文，如丁倬“舞象时即锐意诗、古文辞”，“其古文遒宕雅健，亦八家之正则也”。无论就诗人而言，还是桐城一地而言，诗和古文几乎是并生形态，或者说在最初有不相上下的生长空间；然因古文与时文、科举的制度性关联，日后各自形成不同景观。
“古文词（辞）”一词，在明清多有人使用，在潘江的诗人小传中出现21次，如何永绍“肆力于诗、古文辞”；左之輹“留心诗、古文词”；左文诏“所作诗歌、古文辞有凌云千仞之概”，诸如此类。诗文并举结构中的“古文词（辞）”，在潘江“偏向性”的诗人小传中散布；而《全编》中这些多次出现的文字印迹，并不是孤立现象。
与《全编》几乎同时问世的桐城本土文献，还有康熙二十二年（1683）增刻本《安庆府桐城县志》。两书有较多人物小传可以作文本关联或者比较。《安庆府桐城县志》人物小传收在卷四“理学”“仕绩”、卷五“忠节”“孝友”“义厚”“儒林”中。“理学”收明朝13人，清朝4人，其中有方以智。理学专列一类，可与《全编》小传中对桐城诗人理学修养的强调合观。潘江在诗人小传中，留意诗人的理学修养，如赵釴兼善“理学、经济、文章”；倪士骐，诗非其所长，“其制义则会文切理，居然濂洛之功臣也”；虽主旨在论桐城诗人之诗，无意中开启观看嘉靖以来桐城理学风气之门。《安庆府桐城县志》“仕绩”“儒林”收录人物众多，却无“文苑”或“艺术”，以诗文见长者多散入“仕绩”“儒林”两类。由潘江《全编》所录，可见桐城晚明到清初文风甚盛，一县方志不列“文苑”而突出“理学”“儒林”，足以表明当时官方的理学主导趋向。不过，“文苑”在县志中似也有“变身”，那就是卷八“艺文”中所录写桐城风物、人事的诗文，除少量外地作者，绝大多数皆出于本县人。更深更隐秘的“变身”，是在小传中不经意的流露。与《全编》不同的是，县志中小传倾向于表明所收人物擅长写文章，“好学善属文”“博学工文”之类的语词时有出现，而“古文词（辞）”一词在吴道新（理学）、方大铉（仕绩）、姚士晋、方若洙、吴日永、姚孙森、吴道轼（以上皆儒林）小传中使用，而这7人皆不与《全编》中的17人重叠。如方若洙，《全编》称其研工词翰，而县志中的“古文辞出入欧苏”表达更具脉络；吴道轼，《全编》小传较简，未提及其塾师身份，亦未用“古文词”叙写，而县志云：“课诸生徒，凡《通鉴》《性理》诸书点定者、再购古文词者，户外屦满。”选择这两个语境较清晰的例子，是想表明县志小传使用“古文词（辞）”时不是作为寻常语词，如同左国鼎小传中“出入欧韩八大家”暗示，此词至少根植唐宋八大家。而吴道轼教授生徒读书似有顺序，先《通鉴》《性理》，后“古文词”，又与范世鉴小传中“性理史乘，靡不悉究”所示读书风气一致，即“古文词”要以经、史、性理入，辅以唐宋八家文表达阐扬。
另外还有一种文献，以较特别的方式述及“古文词（辞）”。据钱澄之、李雅所述，潘江应长于诗、文、制艺，诗名尤盛，其《木厓集》《木厓续集》诸序就有推扬。在诗集序中，他们多次写到潘江擅长“古文词”。李雅在序中两次述及，第一次是将制艺、古文词、诗并列，第二次是称其“古文词”“出入《庄》《骚》，左龙门而右扶风，兄事韩、欧，弟畜介甫、子固”，可见潘江为文路径。在康熙二十年（1681）刻《木厓续集》诸序中，共出现4次。张英《木厓续集序》有语云：“（潘江）所著诗、古文辞，因题曰《木厓集》”，“数踏省门不收，则以其全力注之诗、古文辞，以为娱老消愁之具。”何永绍序中“古文辞”出现两次。在作为诗集“副文本”的诗序中6次出现“古文辞”，且在张英、何永绍序中被刻意区分、强调，“古文辞”遂有一种明显的涵意，或者暗示学习路径，或者内蕴评判标准。
以“古文词（辞）”一词的人均运用次数而论，在清初诸家文集中，周亮工、汪琬、朱彝尊、毛奇龄等人均在15次以上，实较桐城文人为多，然周亮工等人周边缺少古文辞的整体氛围，未形成群体效应。就古文辞的群体效应而言，可与桐城文人群体形成比照的是江西宁都易堂九子。易堂九子也讨论古文写法，编有文章选本，作为文章观念表现之一的“古文词（辞）”也不时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如在魏禧集中出现7次，卷首丘维屏、曾灿序中出现2次；魏世俨集中有4次，彭士望集中有6次，曾灿集中有2次。然为何易堂九子后来没有发展成为文学流派呢？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易堂诸子之文有纵横家习气，博杂不醇，不合康熙以后主流的清真雅正之风；其二，宁都以及所在的赣州府人文积淀限制；其三，从回溯的视角看，桐城读书人自明末就开始探索一套“古文研习技艺”，到方、刘、姚时基本格局确定。易堂九子的消歇和桐城文人群体的蓄势待发，正是文学流派发展中偶然性的一种体现。
关于“古文辞”涵意的变化，陈广宏、曹虹等学者均有论述。曹虹总结道：“本来由明七子派标领的‘古文辞’之名义，其发明权受到褫夺，这是清初文坛的理论成果。这样，‘古文辞’与‘古文’的对立意味就消解了。……因而两者又常可互代互称。”曹文还指出，戴名世作为桐城派的先驱，在古文观念方面有奠定基础之功，使得桐城派对“古文辞”概念的使用显得顺理成章。将此论说置于明末清初语境，《全编》以及康熙《桐城县志》、潘江诗集序等文献中出现的“古文辞”从其所处上下文来看，与“古文”同义，基本可以互换。然为何在这一时段桐城文人群体性较高频率地运用“古文辞”而不是“古文”一词呢？这一现象从较长时段来看，很可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古文”和“古文辞”的多次讨论与不断实践，尤其是经过明代对唐宋古文传统的离反与复归，清初诸多文家对“古文辞”的使用已有反思之后融通骈散的自觉，如曹虹所言，后来作为桐城派法典的《古文辞类纂》将此倾向明确，不但沿用“古文辞”之名，而且特辟辞赋类，收赋78篇。这里又可采用本文开头所说的双重视角看桐城派的一个层面：既可以从后来《古文辞类纂》的名实推想潘江时代频现“古文辞”一词的意图；又可探察潘江时代分散性的群体性话语是如何被姚鼐凝练、落实，成为一种具体可感的文章标准。
《安庆府桐城县志》《全编》两书编纂目标有差异，然皆较多地出现了“古文词（辞）”这一词语，并且方式都有些特别，《全编》是在诗人小传中提及，县志是在非“文苑传”的传记中写到；而在潘江诗集中，又是在诗集的副文本中出现。“古文辞”在《全编》等文献中的散布之外，还在方孝标文集、《戴名世年谱》所引戴氏文章中各出现3次，且与对时文的批评伴随出现。在明末清初看“古文辞”，当然要知晓这是一个较多人用过的概念，然在桐城一地文人有意赋予其“个性”，陈词在这一时空中不全是“再现”。“古文辞”因为复归宋初本意并注入辞赋新意而有区分度，指向性由此更加明显。除了要关注“古文辞”在桐城文献中有密集出现的特征外，还要看其出现频率之高，以及关联人物的群体性。这三种不约而同的特性，还多半在“不经意的”“次要文本”中出现，更能说明“古文辞”是桐城这一时段普遍认可的、有确定指向的观念，是桐城一地文学观念中突出的“界石性术语”。当然，桐城派的“界石”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方式，如“古文辞禁”，如批点本的内部流通，大约流派要发展，新的“界石”也要不断地竖立。
四 从潘江的系列小传到《龙眠古文一集》
因《全编》系列诗人小传“无意论文”的特殊性，以其作为主导文献来探究桐城派的前史，取径稍显惊险。为确保这一文献记载的“巧而不险”，可选择同期的《安庆府桐城县志》卷五中另一系列“无意论文”的桐城知名人物传记来作支撑，同时还可参考钱澄之、方孝标、戴名世、左光斗、张英、姚文燮以及潘江本人的诗文集，用来证明其时桐城文人群体关于古文已初具共识。然是否有更直接的文献？在此前后是否有桐城古文总集反映一地古文创作情形？
康熙二十二年（1683）桐城人李雅、何永新编刊《龙眠古文一集》，收作者92人（然卷首只77人小传）、文章335篇，显示在《全编》之外，桐城一地在写诗的传统之外有作文的风气。要强调的是，这种写作古文风气，对于李雅等而言，乃亲身感知，据《龙眠古文·例言》所述：“邑中先哲论诗者多……皆擅四唐之长，各极一时之盛，而古文寥寥未见，终有明之世，家不满百。今则蔚然振兴，人尊古学，论诗者亦往往论古文，以自标其趋向……古文一灯，庶几其有薪传矣。”据此可断定桐城明代有古文传统，到明末清初有“蔚然振兴”之势，而“论诗者亦往往论古文”，则在《全编》中已有充分显示：关于作文尤其是“古文词（辞）”“古文”的论说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段人物小传中较多地出现，正合“人尊古学，论诗者亦往往论文”之说。如果将《龙眠古文一集》视为桐城古文写作正面的梳理与总结，则《全编》系列小传中留存古文兴起侧面的“影响与反应记录”，是古文潮流初起的印痕。
《龙眠古文一集》卷首“列传”录77人传记，据“例言”所述：“诸小传杂采邑志、家乘本传及《龙眠风雅》所载，参订详明。”这里选取77篇小传中有代表性的20篇，将其与康熙《安庆府桐城县志》《方氏家谱》《全编》互相比照，结果是：尽管《龙眠古文一集》小传大多标明参照县志、家谱、《全编》中的小传，然实际上在基本信息（如姓名、科名等）之外，也自具文献依据，且标明的参考文献已被充分改写，完全不是剪辑、拼合的传记生成方式，故几乎可将县志、家谱、《全编》《龙眠古文一集》中的小传视为互相独立的创作。独立的系列小传显示撰作者皆自有主张、见解，小传在无意中保存的信息也就有较重要的价值。经统计，77人小传中有9人传记中有“古文词（辞）”，这9人中有4人在县志中出现，县志小传中亦有“古文词”；9人中有8人在《全编》中有小传，然《全编》这8人小传中，未见“古文词”。如此比照，是要强调三书小传彼此因袭、复制的可能性较小，从此可推想“古文词（辞）”一词的运用，并非写作格套，而是桐城文人写作标准或文章观念的一种表征。
不但如此，《龙眠古文一集》中还有界定“古文词（辞）”内涵的论说。张英在为此集所撰序中，先回忆他初入朝做官时，海内耆宿称赏“桐城诸先正家学”，接续有更具体的述说：
吾闻先正训子弟读书法：以六经为根源，以诸史为津梁，以先秦两汉之文为堂奥，以八家为门户，崇尚实学，周通博达，能不为制举业所缚束，涵濡既久，能振笔为古文词者，代有传人。
引文中的“先正”，承接上文应就是“桐城诸先正”，则所指“训子弟读书法”已为书香之家遵奉践行，而“根源”“津梁”“堂奥”“门户”的运用，实学与举业的区分，一方面塑造了“古文词”的品格；另一方面，以“古文词”为中心并通过若干词汇的语义关联，形成关于“古文词”的语义网络。张英这套“古文进阶”话语，后来桐城文家多次述及，成为群体共享的“古文图式”。
在《龙眠古文一集》所收文章中，方拱乾、姚文然、胡瓒、齐登元、方以智、王大礽、程芳朝、方畿文中都出现了“古文词（辞）”。方拱乾《与门人李研斋论文书》作于康熙四年（1665）之后侨寓扬州期间，方氏此书札专论古文词，文中4次提及这一词汇，强调习古文词，必先正体。所谓正体，就是“原本六经，祖祢《左》《国》，步趋马、班”，同时为文标准在辞达，若学《左》《国》、马、班，“袭其形貌，遗其精神”，则“不如八家之能畅所欲语历下之”，作文更要有“国家大是非”“生平大经济”。方氏此说与张英说相呼应，或是“桐城先正”所传读书法内容。较方拱乾晚一辈的方以智在其笔记中记录了“我祖”“叔祖”“老父”教导作文之语，方氏两代人所说内容相似。要言之，桐城一地“古文词”的内涵，无论《龙眠古文一集》“例言”所示，还是方、张所论，皆以“古学”为根源，显示在桐城先正或书香世家训导子弟读书法中有一种研习阶梯以及学问与文章的理想境地。
论述至此，不妨以开启者方苞为焦点梳理桐城派早期史的两个节点：康熙三十年（1691）方苞提出“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论断；康熙三十五年（1696）万斯同邀方苞到寓所，以身后事相嘱，并传之义法。此年方苞二十九岁。综合判断《全编》、县志刊刻的时间和所收小传中“无意论文”的古文辞信息、《龙眠古文一集》的编刊时间和意图，对照方苞的古文观念的走势，可以大致断定桐城派的前史在康熙三十年以前。
结 论
《全编》小传所反映的桐城派宽泛、多元的前史，更近似于在桐城这个典型的空间中凝结的一段文学经验，其中丰富的层次无法全用编年史的时间线索来梳理。这种文学经验有潘江的文学知识、文学记忆和易代之际的内心体验。前史的追溯，可引发关于文学流派的整体性思考。
折中秦汉文、唐宋八家文，是明末清初诸多文家逐渐明确的文章趋向，如易堂九子、毗陵四子以及桐城文人群体等均有共识。桐城文家在这一时段并未显山露水。桐城文派的兴起，是方、刘、姚等人后浪推前浪造成的景观。这一景观的被认可，要有“义法论”和“义理、考据、辞章”口号性主张的提出，更要有“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的全局性标举。在桐城派的前史时段，能成为桐城文派兴起的充分条件，经过上文讨论，至少可作四点梳理：其一，桐城有自具特色且持续时间较长的人文传统；其二，偏好轶事的风习以及轶事的生动讲谈可转化为一种被普遍运用的写作方法；其三，并称、结社与互相推赏有助于形成群体、群体之间的赓续和共同认可的文学标准（如关于古文辞的认识）；其四，善长讲谈与口耳相传式的传承方式和氛围，能强化对音节与情感传达的体认。
作为理想个案研究的桐城派研究，有关《全编》小传以及关联文献的探究，在方法论层面上可提供两条路径：首先，可提供从桐城派前史看方苞开启的桐城派早期史的视角；其次，可找到从侧面文献看正面主潮的视角，进而观察到部分本土能量转换的机制。既然论及桐城本土资源的转换，则其中必有选择或者强化，也有弱化或淡化一些内容的倾向。文学或文化观念，发展到明末清初，很难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概念，新观念往往来源于不断的赋予、累积乃至转变。如《全编》小传或戴名世著述中的社会批判精神、好谈神异之事的爱好较快消退，还有从尚气节到重文辞的变化，这是桐城派前史到早期史的精神性转捩。此外，“古文辞”观念、声音节奏之说，如前文所言，也非全新内容，然被清初桐城人吸收、强化，并在日常文学实践中重新赋予意义和体验，从而造成一种近似界石的显示度。这些观念经过一段平缓流淌、发展，到方、刘、姚时期才卷起浪花；而以古文为时文的讨论与实践则一直作为桐城派必须面对的问题，从前史时期延续至桐城派末期。
以潘江《全编》五百余人诗人小传为主体，追溯桐城派的前史，并非意在延长文学流派的历史，而是使文学流派边缘的资源得以显现，在源头活水中掘发出桐城诸多读书人持续活跃的动力。这种动力有对前代文学传统、技法的继承，也有桐城本土读书人的鲜活创造，还融入诗人对世变的体验和思考。先有桐城文化，然后才有桐城文学。从文学土壤以及诸如潘江及其笔下声名不显的耕作者来看，桐城派的发展有起有落，然而斯文不坠，正因有诸如潘江笔下五百余位诗人的据地持守，使寒素之家崛起的读书人永远葆有成为声名煊赫的文人的机会。从前史看桐城派的兴起，可以再看文学流派的兴起方式，并不完全是依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线性发展态式。就桐城明清之际的文学生态而言，其情状可能接近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没有最耀眼的星星，然皆有光亮，彼此映照，才有汇合性的光芒，这也是桐城派前史的大略样貌。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