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城乡人口高频流动与数字技术普及的双重背景下，传统以“在地”为前提的乡村主体性认知面临挑战。文章探讨因离乡但通过数字技术与村庄保持强联结并具备资源优势的“不在地能人”的乡村发展参与实践及其主体性建构。研究表明，数字媒介重塑了乡村时空联结，使“不在地能人”通过数字联结、资源回流与身份嵌入三重机制，在产业、治理与文化领域实现“空间缺场—实践在场”的深度参与，与在地主体共同构建了“在地—脱域”协同的新型主体性。突破了主体性须依附地理在场的传统框架，“脱域的主体性”具有可借助数字媒介延伸并根植于实践关系的社会属性，为流动时代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与实践启示。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然而，在城乡人口高频流动已成常态的当下，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与乡村能人持续外流，使得“谁才是乡村振兴的主体”这一问题在实践中变得日益复杂。乡村产业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等领域急需各类能人的参与，但那些具备生产技能、市场渠道与相关资源的能人，往往都是通过升学、务工等途径离开乡村的“不在地”群体。由此，乡村发展陷入“人才短缺—动力不足—发展滞后—人才外流”的恶性循环。
既有关于乡村主体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视角，强调农民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主导权与参与权，落脚点多在农村组织化及乡村治理中的村民参与。这些研究往往较多关注在地村民的情况，而在空间上忽略了那些离开乡村的“非在地者”对乡村发展的主体性作用。近年来，虽有研究试图突破“在地性”局限，探讨城乡两栖者、回流人员、入乡人员等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但总体而言仍较为匮乏。
事实上，数字技术的快速普及为这一困局的破解提供了新的可能。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极大地压缩了时空距离，使得“虚拟在场”和“远程介入”成为日常实践。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曼纽尔·卡斯特的“流动空间”，以及安东尼·吉登斯强调的“时空分离”与“脱域”机制，均在乡村场景中生动体现。数字技术正在推动一种“缺场”要素的回流，形成“脱域治理”的新模式。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不在地”这一经典议题：从民国时期的“不在地主”，到今天的“不在地能人”，其核心已从资本与土地的分离转变为人与空间的分离及数字再联结。
本文将那些离乡但拥有一定资本、资源，对家乡有深厚情感与反哺意愿，掌握乡村发展所需资源，且能熟练运用数字工具与乡村保持高频、多维联系的群体，称为“不在地能人”。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这些“不在地能人”以何种实践样态参与乡村发展？其“脱域的主体性”是如何通过具体的互动机制被建构起来的？这一建构过程又面临哪些内在张力与现实困境？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乡村主体性动态演变的理论认识，也对破解乡村振兴的人才困境、构建内外协同的发展格局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乡村主体性的样态变迁：从在地固化到数字协同
乡村主体性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着社会转型与技术变迁不断演化。总体而言，我国乡村主体性大致经历了从“在地性依附”的封闭格局，到大规模流动冲击下的“主体性断裂”，再到数字技术赋能下“流动协同”三个阶段的样态演变。
在传统农业社会，乡村主体性的核心特征是在地性依附，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土地为核心的地缘关系。土地的固定性决定了人口的地域绑定属性，人与特定地理空间形成稳固关联。这种空间固定性催生了以村落为单位的生活共同体，村民的生产、生活与交往均局限于相对封闭的地域范围，最终形成以村落为边界的生活与治理共同体。依托这一社会结构与治理模式而成的乡村主体性，呈现出鲜明的单一性特征：主体范围的封闭性，治理主体严格局限于在村村民；主体能力的局限性，受交通不便与信息闭塞影响，乡村主体的视野受限；主体关系的圈层性，在差序格局下形成由亲及疏的关系网络；主体认同的地域性，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建立在共同地域与文化传统之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乡村社会开启了深刻转型。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脱离乡村、涌入城市，乡村迎来大规模离土的“民工潮”。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大规模人口外流，导致了在地性基础的瓦解和主体性的断裂。在经济层面，城乡收入差距驱动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乡村经济主体空心化与土地抛荒加剧。在社会层面，大规模人口流动致使传统乡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削弱，社会关系网络逐渐个体化。在治理层面，人口流动引发乡村治理主体的缺位与失能，本土治理精英大量外流，部分地区出现治理能人储备匮乏。在文化层面，流动村民长期受城市文化浸润，对乡村本土文化的认同感逐步降低，文化认知的分化进一步加剧了主体性的断裂。这一时期的乡村主体性陷入双重困境：传统在地主体逐步丧失活力，留守群体虽在地理空间上在场，但受能力短板限制往往处于功能缺位状态；流动主体与乡村的联结日益疏离，外出务工人员因长期脱离乡村生活，缺乏对乡村事务的充分了解，也逐渐失去了深度参与的动力。
如今，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与深度应用，恰恰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可能。它打破了地理空间对主体行动的刚性约束，使得乡村主体性的建构不再局限于物理在场，而是催生出以跨时空数字联结为核心的“不在地主体性”。2024年，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已达63.8%；截至同年11月末，全国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超419万个，“乡乡通5G”的目标已基本达成。在数字时代，乡村主体性呈现出新的特征：主体构成的多元化，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者、远程技术服务者等“不在地”群体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主体；主体关系走向网络化，数字技术消解了传统地域边界的束缚，让身处不同空间的主体能够实现实时互动；主体能力的增强，数字平台的赋能让乡村主体得以接触更丰富的信息资源；主体认同得以重塑，借助短视频、直播等直观形式，乡村文化得以跨越地域传播，村民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
资源、资本与关系：“不在地能人”的乡村参与实践
“不在地能人”凭借自身资源优势，通过数字技术深度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社会治理与文化传承，形成了多元化实践样态。
在经济层面，数字技术为“不在地能人”参与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赋能渠道，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传统“离土即离业”的困境。在多地以农民为主体的电商经营中，“不在地能人”依托数字电商平台搭建城乡产销桥梁，通过直播带货、社群营销等方式，将乡村特色农产品对接城市消费市场。外出工作者、求学者利用城市资源优势，通过短视频、微信朋友圈等平台推广家乡土特产，带动乡村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升级。在甘肃的苹果种植产业中，在外从事现代农业技术研发的能人，通过线上视频指导为家乡农户提供精准种植技术支持；贵州等地在发展乡村旅游中，从本村走出去的经商人士通过数字指导、线上股权合作等方式，为乡村民宿、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注入资金和技术。这种数字赋能下的跨时空产业参与，使“不在地群体”从乡村经济发展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和赋能者。
在乡村治理层面，数字治理平台的搭建为“脱域的主体性”在治理维度的生成提供了制度出口。乡村大数据系统构建的村级门户，使外出村民能够实时查看村务信息；各地村庄常见的微信议事群，则将分散各地的村民纳入日常讨论，极大地降低了空间距离对主体参与的限制。这种跨时空数字治理参与，使不在地群体从乡村治理的边缘者转变为协同参与者，弥补了传统治理主体的能力短板。
在社会联结层面，数字媒介正成为重塑断裂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通过对一些村庄微信群的长时段参与式观察与跟踪，数字媒介主要通过三种方式重构社会联结：一是记忆唤醒，村民通过分享村庄新旧照片和村落故事强化集体记忆；二是即时互动，通过红包祝福和视频拜年等方式维系情感联系；三是集体行动，外出群体在线为村庄公共事务献计献策，集资修缮公共空间。这种联结不再依赖于面对面互动，而是基于数字在场的动态协作，使得“不在地能人”能够持续参与乡村社会生活。
在文化认同方面，数字技术推动了乡村文化再生产，强化了各主体的共同认同。数字时代的乡村文化将在地文化与外来元素的创造性融合。各地通过吸引大学生尤其是本地大学生参与开发的文创产品，既传承了传统文化，又融入了现代元素。同时，在地者与不在地者通过短视频分享生活日常，实现了城乡文化的双向流动和融合。
数实相生：“不在地能人”的主体性建构机制
“不在地能人”在空间缺场的情况下，主体性得以主动建构、维系和强化，有其背后深层的逻辑机理。
数字联结机制通过技术手段打破地理阻隔，实现“空间缺场”但“关系在场”的新型社会联结。借助数字平台，在分散的“在地”与“不在地”群体之间，建立起稳定、便捷、低成本的信息传递与情感交流通道。以“村务微信群”为例，它不仅是信息发布的渠道，还是集体议事、情感交流与危机响应的公共空间。这种“线上议事”机制有效弥补了因人口外流导致的村民会议参与不足问题。数字联结还催生了情感共同体的再生产，通过短视频直播村中节庆活动、分享村庄热门事件等方式，“不在地能人”得以维系自身与故土的情感纽带。
如果说数字联结解决了能否连接的问题，那么资源回流机制则关乎“做些什么”和“有何作用”。资源回流机制引导“不在地能人”将其积累的知识、技术、资金、市场渠道与社会关系等稀缺资源，通过数字媒介精准导入乡村，并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方面，大量离乡大学生、技术人员、企业家等虽然没有返乡定居，但通过线上培训、远程指导、项目对接等方式支持乡村发展。另一方面，“不在地能人”利用自身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资源的有序输入。如浙江许多村庄将“不在地能人”通过远程方式招聘为村干部，利用其拥有的资本、信息和经营能力支持村庄发展和治理。
身份再嵌机制使“不在地能人”在流动中重构其作为乡村主体的身份认同，实现从“地理离乡”到“心理在乡”的转变。这种流动中的主体性认同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实现：首先，“不在地能人”通过实践参与确认其身份归属，当其意见被纳入村务决策时，其主体地位获得制度性承认；其次，基于数字联结增强的情感归属也在强化身份认同，在外能人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到家乡的变化，归属感油然而生；最后，代际传递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身份认同，通过向子女讲述家乡故事、传承家乡习俗，使下一代保持对祖籍地的情感联结。
实践矛盾与张力：数字参与的困境与挑战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不在地能人”参与乡村建设给乡村振兴带来新的活力，但也面临着诸多张力与挑战。
数字参与中存在结构性排斥与“参与—决策”的断裂。数字平台使得“不在地能人”可以较为便捷地参与事务讨论，但要把线上意见转变成线下实际行动却面临不少阻碍。这些建议往往较难转化为实际的决策内容，从而出现参与与决策的断裂。造成这种断裂的关键原因在于数字技术呈现出的去情境化特点，线上讨论容易脱离实际情境，对乡村复杂的现实状况难以充分把控。
数字联结中存在不平等。尽管互联网在乡村地区越来越普及，但随之而来的数字鸿沟也带来了参与的不平等困境。乡村留守人群由于相对缺乏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在数字化决策中容易变成“沉默的群体”。那些有着更好数字素养和资源的“不在地能人”常常主导线上讨论，但这些意见往往难以代表广大农民群体的真实意愿，从而导致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
身份认同存在流动性困境。“不在地能人”面临着双重疏离的身份认同困境，既不完全属于城市，也难以完全回归乡村。受城市注重效率且遵循市场逻辑的价值观影响，这些“不在地能人”逐渐熟悉城市生活逻辑，面对乡村治理所呈现的复杂情境及人情维系等生活惯习，容易产生内在的认知冲突。对于乡村的理解，“不在地能人”往往带有情感美化和乡愁寄托，这与在地居民基于日常生活的理解存在差异，进一步加剧了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在高度流动的社会中，当“不在地能人”无法在乡村的结构中找到稳定的位置时，他们便难以形成持久存在的主体自觉状态。
迈向“在地”与“脱域”协同共生的乡村发展新范式
数字时代“不在地能人”的乡村参与实践揭示了乡村主体性正在经历一场从“在地固化”到“数字协同”的转型。本文的核心命题——“脱域的主体性”是对数字时代乡村发展动力机制结构性变迁的动态描述与尝试性学术提炼。在人口高流动性成为常态的背景下，“主体性”与“在地性”之间的传统绑定已然松解，数字技术通过重构时空联结，使得那些身体离乡但具有资源、与乡村具有情感牵连、数字在场的能人，得以跨越地理阻隔，持续而深入地介入乡村的产业、治理与文化发展过程。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流失，而是以一种新的实践形态，即“脱域的主体性”重新进入乡村发展的进程中。
然而，这种充满潜力的新形态同样具有内在的张力与挑战。数字鸿沟可能复制乃至加剧社会不平等，虚拟场域的参与和实体权力的决策之间尚存断裂，流动于城乡之间的个体也难免遭遇身份认同的困惑。“脱域的主体性”要想健康持续发展，不能仅靠技术逻辑的驱动，还必须嵌入更广泛的社会系统创新与制度变革。
从长远视角考量，“不在地能人”的参与不应仅作为乡村人才短缺的临时性补充，更需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实现乡村主体性的重构。展望未来乡村发展，应当构建一个开放、流动且协同的主体网络，在尊重乡村固有社会关系、文化逻辑与治理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带来的跨时空联结优势，将外部潜在资源纳入乡村发展框架，在大力培育内生动力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外力支持。这需要国家与政府的制度引导、市场平台搭建与多方资源支持，最终迈向一个开放包容、协同共生的发展新范式。
王春光，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魏淑媛，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
摘自：《江淮论坛》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