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依晴，女，汉族，河北保定人，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程广云，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进入数字时代，由图像主导的视觉认知逐渐成为表征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基本逻辑，构建起集生产、流通、接受为一体的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机制。主流价值观的生产搭乘图像符号意义生成系统进行历时性的变化发展，生成着形象、表象、具象的主流价值观视觉编码机制。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依托图像演绎实现了媒介权力对意义空间的占领，却也带来了媒介对自身编码意义偏离的多种可能性。主流价值观认同的符号化策略需经由受众相对独立的解码环节，由此带来了视觉图像主导权从生产者向接收者的偏移。编码与解码的结构化运作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视觉体制，几乎全面介入到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对观念世界的塑造。由编码、媒介、解码交织成一张囊括现实与虚拟的视觉网格，实现了可视性机制与主流价值观的双向交汇，形成了“技术之眼”与“价值之眼”的交互对视。
关键词：数字时代；主流价值观认同；视觉机制
一、引言
“视觉转向”的来临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今大模型、短视频、直播、电影、电视……无数视觉形式和视觉技术参与到主流价值观认同机制的建构框架中。视觉由此成为衡量主流价值观认同的一个关键性路向，同时催生了由视觉技术导向的全新价值模式。视觉技术凭借其鲜活的表现力和超强的渗透力，不断地推进图像的生产与再生产、图像的传递与再传递、图像的解码与再解码。“图像、语象、景观、拟象等多重视觉符号构成视觉政治的表征系统，视觉技术演变为驾驭图像审美特性与观看方式的关键要素。”视觉技术对图像生产进行换代升级，给图像生产带来了新的“问题域”，促成了对主流价值观从视觉编码到媒介传播再到视觉解码的革命性变化。视觉技术对图像观看进行除旧布新，从位置的设定，到视角的切入，到滤镜的选择，再到凹凸的应用等技术手段，都深刻介入到主流价值观的可视化运作中，也就强化了主流价值观“展示性”的观看方式。从编码的生产机制，到媒介的传播机制，再到解码的观看机制，印证了朗西埃“图像体制”对视觉时代价值观认同问题的深刻论断。在由编码者、媒介、解码者构成的被技术权力规训的复杂关系中，可视性机制与主流价值观认同双向互动，“技术之眼”与“价值之眼”的对视交汇构成“主流价值观认同”研究的新起点。
二、主流价值观的视觉编码机制
主流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是由国家凝练和建构并由国家公共权力普及推行的价值观念系统，能够引导和影响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无论是出于顶层设计、引领方向、统筹规划，还是化解现代化进程中的秩序困境，都少不了国家主流价值的供给。”数字技术的迭代性与重组性催生价值生产的多源化，互动性与协同性促成价值呈现的多样化，可连接性与可验证性推动价值判断的多维化。在数字时代，视觉图像对语言文本进行功能性覆盖，深度参与到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当中。图像符号本身携带着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其能够起到询唤和建构价值认同的功能。因此，通过图像的生产来形塑和传播主流价值观，就构成了数字社会推进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新方向。“在‘被挑选出来的意义’的多个领域镶嵌着整个社会秩序，它们显现为一系列的意义、实践和信仰：如对社会结构的日常知识、‘事物如何针对这一文化中所有的实践目的而发挥作用’、权力和利益的等级秩序以及合法性、限制和制裁的结构。因此为了在内涵层次上澄清‘误解’，我们必须通过符码来谈社会生活秩序、经济政治权力的秩序以及意识形态秩序。”在此意义上，视觉图像绝非价值中立的意义载体，其搭乘普泛的工艺装置嵌入到主流价值观的编码机制中，变身成为意识形态秩序的展示者和塑造者。
（一）视觉的符号编码
斯图亚特·霍尔借鉴马克思“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结构化再生产理论，将媒介再生产过程视为“生产—流通—接受/消费—再生产”的一种主导性复杂结构。生产者对语言、文字、符号、图像等信息进行的这种结构性编码就是话语组合链内部的符码操作。“这些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狭义上，编码者借助多媒体数字设备，先对图、文、声、像等原始信息进行采集，再将其转化为二进制符号，随后完成符码的存储、运算与结构化生成等操作。在编码过程中，编码者对信息的整合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自身的知识水平、价值取向、职业道德等，以及外在的媒介制度规范、行业话语规则、技术操作流程、平台审核标准等。编码者自身的价值观念便自然地植入和嵌套于其中，即主流价值观的编码者所生产的符号就被限定在某种既定的价值观导向的前见中。
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图像传播而言，主流价值观无可避免地被编码进各式各样的视觉图像中，以一定的意图设计和话语规则进入到受众的视野之中。这样主流价值观就依托于精美制作的视觉图像，直接作用于受众感官，更容易被受众接受，促使受众产生更加复杂的认知、情感、意识形态以及行为习惯。与此同时，多义而开放的符号系统面临多方受众的观看和理解，编码和解码并不必然构成直接的同一性，编码者并不一定完全了解受众的意义需求，受众也并不完全根据编码者的代码指向来解读意义。换句话讲，主流价值观认同的重心会在编码层面和解码层面漂移。如果编码者能够深刻了解受众的意义需求，如果受众能够按照编码者的意义设计做出解读，那么便能够最大限度地推进主流价值观认同。
主流价值观视觉符号编码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主流价值观能否在视觉传播场域中被有效表征、传递与接受。在信息转化成话语形式，话语形式转化成图像形式时，这一系列过程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致使价值观念传递的复杂性空前提升。在视觉符号编码阶段，要确立价值导向的编码原则，明确视觉符号选择与组合的价值立场，确保编码所传达的意义与主流价值观相适切，避免价值取向的模糊化、碎片化甚至偏离化。视觉符号编码并非符号元素的简单组合，而是价值逻辑与符号逻辑的深度耦合。编码者通过这一耦合过程，在图像生产源头为价值取向的引领建构意义框架，为后续的符号传播与受众解码创造前提条件。
（二）视觉的修辞实践
在视觉文化背景下，先前基于语言文本分析的修辞学研究开始转向关注图像的视觉修辞意义问题。传统修辞关注文本的意义机制与劝服功能，视觉修辞则尝试在视觉意义上编织特定的修辞话语实践。“所谓视觉修辞，是指强调以视觉化的媒介文本、空间文本、事件文本为主体修辞对象，通过对视觉文本的策略性使用，以及视觉话语的策略性建构与生产，达到劝服、对话与沟通功能的一种实践与方法。”视觉修辞实践通过对既定的意义规则的策略性使用，再造了一套自然化的携带劝服欲望的表意实践体系。“作为人类认知与表征对象世界的方式，修辞本身就是一种符号的表意实践，无论是语言修辞中的比喻、拟人、夸张甚至句式、调值，还是图像修辞中的线条、色彩、块面结构，无一不是由表意符号架构生成，都是在符号表征的框架中展开意义生产。”
如果说传统修辞学“劝服”的观念传统直接导向了图像符号在传播实践中的“劝服”功能和意义，即视觉修辞的研究问题聚焦于图像的社会规劝；那么数字时代的视觉实践则搭载着消费主义的欲望快车，将“劝服”功能隐含在视觉情感、视觉态度和视觉行为背后，使“劝服”功能在视觉欲望的驱动下变得自然而然。图像凭借视觉技术能够为主流价值观认同创造俘获受众的视觉幻象和视觉景观。劝服性目的便在主流价值观认同中以合情合理的方式生产出来，并借助现代数字技术形成笼罩整个社会的视觉修辞框架。在此框架中，图像被赋予了既定的内涵意义和指定的理解方式,这种图像的修辞使受众内在地激发主流价值观导向的意志与行为。发挥视觉修辞的劝服功能来实现图像维度价值认同目的，在本质上讲是视觉修辞实践中的符号象征权力的彰显，通过视觉修辞的审美化、情感化、日常化，劝服权力在主流价值观认同中合情合法合理的出场。当受众尚未意识到自己正受到来自视觉图像的影响和支配，并心甘情愿地在视觉图像的世界中狂欢时，象征的符号权力就已经发挥了作用。
当人们凭借先进的数字技术制造视觉形象时，视觉形象在虚虚实实精彩绝伦的数字图像间流转与周旋，它紧跟着人们快速转动着的眼球和变化着的心理需求，深刻地作用于受众的劝服与认同实践。新修辞学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在“认同”层面编织修辞学的想象力与生命力，他认为修辞的旨归是促进与他人的“共同理解”，主张用“认同”观念取代古典修辞学意义上的“劝服”观念。肯尼斯·伯克所言的认同更加关注修辞的效果问题，需要判断是否取得了真正的有转变的效果，而这种效果源于受众的认同。可以说，认同是新修辞学开展修辞实践的基本取向，既是修辞的策略也是修辞的目的。相对于古典修辞观实用主义色彩鲜明的“劝服观”，“认同观”开启了新的视觉修辞生态。如今视觉修辞已然成为数字时代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公共性话语建构途径，视觉修辞通过对图像符号的策略性使用能够达成多元对话并且形成对主流价值观认同的目的。质言之，在视觉修辞的认同功能下，对受众的关切和诉求成为对主流价值观共同理解和达成共识的前提，需要在事实层面建构理性的依据，需要在情感层面建构感性的凝聚，来共同推进视觉图像维度上多元主体的有效对话。
视觉修辞绝不是关于视觉图像的线条、色彩、明暗、结构等策略性运用的“技巧”问题，而是在终极意义上探讨如何回应人类的生存意义问题。在数字时代，视觉修辞学应关切人的存在，即在修辞学意义上理解和建构人的主体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数字化生存中寻求修辞与话语实践的同频共振。视觉修辞绕开了视觉传播的维度，在图像维度上探寻视觉性问题，寻求视觉文化的内在视觉性。“‘视觉性’并不是指观看对象的物质状态或实在状态，而是强调观看如何成为一种文化实践，以及观看的行为如何在文化意义上成为一种可能。因此，‘视觉性’的核心结构是看与被看的关系，核心问题是探索观看的行为的合法化过程，以及世界的图像化过程是如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视觉修辞进入到视觉性的结构中，视觉修辞便能够以此抵达视觉文化的运行逻辑。通过与主流价值观相关联的视觉修辞策略并非作用于价值观的图像符号，而是直指视觉文化的内在视觉性，它基于图像维度观照主流价值观如何在人们的认知体系中建立一定的知识框架、解释框架、情感框架。
（三）视觉的转译再现
视觉转译是将抽象的文化、精神、概念等转换成具象的符号，用图形、色彩、材料、造型等视觉基本元素，在充分考虑认知、心理、情感、传播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各种修辞方法，组织视觉秩序，进行视觉生产，赋予特定意义的过程。“从空间的角度看，图像叙事对语言叙事的视觉转译亦是一个对空间的视觉再现的过程，图像对空间的视觉再现主要包括摹写、增补、改写等方式。”对意义而言，这是传播范式的转变，也是人思维方式的变革。在视觉建构下，由语言文本建构的主流价值观被图像符号转译为感性张扬的画面、形象、场景，这种结构性的空间秩序使主流价值观得到具象直观的视觉再现，并体现出对主流秩序规范的赋魅、维护、延展。
媒介在视觉的转译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视觉媒介经历了以报刊为代表的纸质媒介、以电视电影为代表的图像媒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的发展。媒介是诉诸感官、思维和体验的，不同媒介的视觉转译效果是不同的，而对效果的评判来源自受众内心的接受度。现代视觉传播呈现出由平面、静态、单向、线性转向互动、通感、迷狂、多维的发展态势。解码者的心理、感受、体验、反馈变得越来越重要。不同受众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是不同的，主流价值观就是要把受众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在受众中形成普遍的社会心理倾向和强大的舆论氛围，并以此最大限度激发受众的自觉认同。因此，在主流价值观的视觉生产中，视觉转译必须考虑受众的认知、心理、情感、体验等主观性因素，促使主流价值观的视觉图像与解码者共时交互引发广大解码者的共鸣，使其在愉悦、震撼、惊艳、领悟中促成对主流价值观的自觉认同。
现代数字技术通过将抽象转译为具象，将可见或不可见的事物转译为可以直观把握的形象。数字技术已渗透到视觉生产的各个环节，便捷地将不同时空的视觉元素合成到同一个画面，通过画面颜色调整、明暗分布、线条组合等多种技术手段增强画面的视觉效果，使得图形、色彩、光影、线条、结构等视觉元素互相融合浑然一体，促使视觉元素搭建出更加立体、生动、真实的形象来最大限度地强化视觉冲击力。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到主流价值观认同的空间秩序的构建上，运用数据采集、数字存储、数据处理、数据展示等相关数字技术将直观具象物转换、再现、复原成可复制共享的数字形态，经过数字技术对视觉元素的数据化处理，在保留直观具象物原貌的基础上，将不可再现的历史情境虚拟生成，打破传统实物的静态展示模式，使承载着主流价值观的历史、故事、文化更具吸引力，以此增强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效果。
三、主流价值观的视觉媒介机制
不仅“编码者”拥有对图像意义的框定权力，而且“解码者”也拥有图像意义的选择性解读权力，同时在“编码者”“解码者”与之间也形成一种“视觉场”意义上的体制性权力，更重要的是桥梁“解码”与“编码”的媒介也会形成自身的权力。这就是被称为 “第四权力”的 媒介权力。当编码环节完成后,信息进入到流通环节,意义开始从编码者传递给受众,于是编码者便失去了对意义的强有力控制。随着编码信息进入到媒介所主导的传播领域,信息的意义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但媒介依据自身规则拥有对信息的解读权力,这种解读势必将自身的价值观潜移默化植入其中。“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所谓媒介权力，乃是指现代社会媒介机构以一种相对独立性力量为架构对整个社会运行方式的结构性情境。因此，媒介权力并不是纯粹价值中立性的，而是本身就持有特定的价值倾向性。媒介作为“编码”与“解码”的桥梁，决定了“编码”的信息哪些被传播，怎样传播，也决定“解码”接受哪些信息，怎样接受，由此就进入到一个以媒介为中心的信息规范系统之中，媒介权力就穿透了个体和社会，嵌入到价值观活动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数字社会主流价值观认同就必须对媒介权力进行相应的规制。
（一）媒介缺位
媒介因信息的桥梁性而获得权力，同时也就肩负着责任。媒介是公共权力进行信息治理的中介，通过信息过滤和数据分发形成权力关系，对受众的言行进行引导与重塑，对个体与社会的价值认同具有全方位的渗透力。因此，要实现数字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认同，就要通过建构起体系化的媒介权力将“可说物”与“可见物”的关系推向前台。媒介缺位可能导致“编码”的视觉空间空泛化，无法对信息生产空间与信息传播空间进行价值属性切割，主动丧失价值观认同的话语权，如此一来“解码”就只能够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进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久而久之视觉空间中“编码”与“解码”的权力鸿沟不断扩大。因此，在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体制建构中，媒介权力责无旁贷，应构建起以媒介为中介的“编码”与“解码”的多维视觉交互空间，提升视觉空间的主流价值观认同话语权。在一定意义上讲，媒介对信息的选择就是对价值的选择，媒介对信息的传播就是对价值的传播，媒介对信息的重塑就是对价值的重塑。
（二）媒介错位
媒介的生命力在于“真实”，媒介通过对“真实性”的守护，传送真实的认知信息，传递诚挚的情感诉求，传播向善的价值理念。由于编码和解码的信息不对称性,受众对信息的接收不可能完全遵从信息生产者有目的嵌入的特定意义,自然会导致解码过程出现扭曲、变形、失真等各种问题。所以,编码过程、传播过程、解码过程的价值有效性并不是线性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非线性的耦合关系。随着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日益多样化,仅仅依靠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介已经无法适应数字时代主流价值观传播的新形势,而微博、微信、抖音、B 站等互联网新媒体又呈现出了泛娱乐化、消费化、碎片化的倾向。 伴随视觉传播的“图像转向”，使得图像不再是对对象的视觉反映，而是成为一种对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表意样式，甚至借助虚拟技术来创造超越真实世界的“拟真”。媒介能够利用视觉图像来布控其阐释真理和价值的权力,视觉图像及其媒介传播由此也就成为价值观的展示平台和斗争阵地。由于媒介本身并不是纯粹意识形态中立的,再加上媒介又附带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导致媒介支配技术资源追求流量的同时，很容易以功利性价值观覆盖掉主流价值观。这种媒介错位可能导致媒介通过现代视觉技术手段，将整个世界浸没在一种数字视觉的编码之中，不断僭越真实的现实世界边界而创造出虚拟的拟真世界，使得真实与虚拟之间出现边界模糊、意义错位、认知割裂的现象，进而加剧现实经验与虚拟表征之间的疏离与异化。由视觉媒介联动的“编码”与“解码”越来越成为数字时代人们的基本价值行为。“现代视觉媒介为现代日常的‘视看’行为设立了特定的社会情境与语境，决定着视看者‘看’的行为与所‘看’之物，而日常生活中不同视觉眼光相互交织构成一个个涵义复杂的‘视觉场’，以一种既定的视觉规范来左右着主体的行为选择。”因此，现代媒介技术为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体制建构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切口，如何利用媒介权力对视觉景观进行适配性的筛选、过滤、重组，将是推进数字时代主流价值观认同的重大课题。
（三）媒介越位
在视觉技术深度嵌入媒介生态的数字化语境下，媒介借算法推荐、VR/AR呈现、短视频生产等技术赋能，正以隐秘的方式扩张并巩固自身权力边界。从内容生产端的“视觉议程设置”，到分发环节的“个性化投喂”，媒介权力运作已渗透至信息传播的全链条，推动权力行使向日常化、制度化维度深度延伸。“媒介权力发挥作用主要依靠媒介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通过提供事实的真相或者发表有倾向性的言论来制造公众舆论，进而利用舆论的冲击力量来发挥作用，以达到制约其他权力、干预社会的目的。”“看”往往是人们行为的第一步，媒介对“编码”与“解码”关系的视觉介入塑造了数字时代主流价值观认同生成的最初情感态度导向。媒介与视觉技术的合作将现实世界以及意义世界有选择地呈现为可见性指向的视觉表象。一旦媒介没有清晰明确的权力边界,当媒介对于意义的呈现做出情绪化、 极端化、 庸俗化处理时,当大众的意见受到媒介非理性的支配时,就会导致媒介越位现象的出现,进而造成“多数人的暴政”抑或是“沉默的大多数”。对此,需要以公共性作为衡量媒介越位的价值标尺,通过对媒介权力的公共性规制确保主流价值观认同视觉机制的构建。
四、主流价值观的视觉解码机制
图像生产绝非纯粹的技术操作过程，生产者会将自身的价值立场隐秘渗透到图像的视觉建构中，从空间场景的布局、实体对象的选择，到色彩层次的搭配与构图逻辑的设计，每一处细节都承载着特定的价值导向。当观看者观看图像时，便会不自觉地被带入生产者所构建的复杂视觉世界，这就是图像生产者与观看者之间的“视域融合”。图像一旦被编码者生产出来,就不再受制于生产者的摆布,不再局限于生产者赋予它的意义。这样图像脱离了一种旧有的意义关系（编码者与图像的关系），而去不断建立一种新的意义关系（图像和解码者的关系）。“编码和解码的符码可能并不完全对称。对称的程度——在传播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理解’与‘误解’的程度取决于编码—生产者和解码—接受者之间位置的对称/不对称的程度，也取决于符码之间的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程度，这些符码或者完美地或者不完美地传播、干扰或者系统地歪曲它所传达的内容。符码之间缺乏‘吻合’，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播送者与受众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所造成的。” 图像解码的实质是解码者基于自身认知体系的自我解码。解码者并非被动接收图像符号，而是将自身的认知预设、经验框架与价值判断投射到解读过程中，以主动建构的方式赋予图像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解码者所“理解”的并非图像本身，而是一个由自身认知逻辑所筹划的意义世界，这个世界并非隐藏在图像符号的背后，而是直接呈现在解码者的认知视野之中，成为解码者自我认知的镜像。然而，编码和解码并不是对称的，意义的变形、失真、误解、曲解是传播过程中差异性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问题。解码者在观看即解码的过程中，其不同的知识框架、理解结构以及背后深层结构差异起到主导作用。主流价值观的视觉传播是受制于受众的，生产机制和图像机制采取的符号化策略不得不经过受众相对独立的解码。在视看机制中，图像符号的力量受到视看主体的限制，受众的立场、态度、判断、参与、选择在主流价值观认同中应当为被充分考虑和承认。
（一）主流价值观的“主导—霸权式解码”
在具体的视觉图像互动中，主流价值观对受众的价值导向经由个体的价值结构构建成熟且契合主流的个体价值样态，才能引导受众在图像观看的过程中走向“主导—霸权式解码”。“当观众从电视新闻或者时事新闻节目中直接获取完全的隐含意义，并且根据与编码方式一致的优势符码对信息进行解码，我们就可以说观众是在支配性的符码内行事的。”层见叠出的图像将受众的视觉感官阈值拉高，视觉图像以此实现着对大众的招揽，而主流价值观认同正是通过这种感知路径建构了自身之“主流”。但受众对主流价值观图像符号的解码极易在图像能指层面一闪而过，导致对图像内含的主流价值观做出肤浅化、情绪化、娱乐化的理解。所以，必须对视觉图像进行价值意涵的赋予，促进主流价值观视觉图像的价值进阶。在主流价值观的视觉化传播中，如果说具象的图像是受众进行价值认知的形式，而图像的意指则是受众由表及里的价值观念内化。在编码过程中，图像的能指必然要以深层的价值意涵为牵引，塑造视觉图像直观可感且意蕴丰富的形象。在解码过程中，受众对形象的把握并不意味着对主流价值观的获取和认同，同时受众群体的多元性和能动性致使其难以贯穿主流价值观的主导式解码立场，但是数字社会中对个体需求的精准判断、个性满足、算法推送等最大限度地在技术层面实现了主流价值观强大规约的可能性。
在应然的主流价值观主导—霸权解码中，受众直接接受视觉图像的价值观内涵，按照主流价值观被编码的参考代码进行范围内的解码。编码的确可以先行处理和编制符码的意义，但是却无法确保受众对意义的接受同编码设定的一致。受众对主流价值观图像的解码是开放式的，视觉图像的精彩呈现和快速传播不可避免地裹挟着一些不合时宜甚至错误的思潮，不良的视觉图像会进一步偏离社会大众的主导—霸权解码立场。为廓清价值观迷雾，提高社会大众的辨识、选择、判断能力，需要把握视觉图像的价值立场。如今，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泛娱乐主义、普世价值等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借助流量至上、娱乐至死的传播策略强势地蔓延至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图像场域，以他塑的价值取向偏差带来一定群体的情感共鸣和价值收编，煽动人们抵触主流价值观的图像叙事，曲解主流价值观图像编码者的意图。对此，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图像传播要进行自塑，揭露错误思潮对受众解码的真实意图，引导人们在价值碰撞和冲突中理性思考体认主流价值观图像的真正意涵和价值立场。
在实际的解码过程中，主流价值观代表着社会普遍性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由于受众群体的文化背景、生活环境、教育程度、个性偏好的差异，受众对主流价值观图像的解码极易呈现出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既然图像记号将三维世界转译为二维表征平面，那么就图像与所表征的对象而言，其‘自然主义’就不是存在于链条的编码端，而是以解码记号的观看者的习得知觉（learned perception）为依据的。”认知结构与能力迥异构成受众群体对主流价值观主导—霸权解码的不确定因素。观看者的认知条件构成了主流价值观主导—霸权解码的知觉符码。视觉图像的生动招揽实现了受众目光的停留，而深入到意义层面进行完全的理解和认同则需要主流价值观内在价值逻辑与视觉图像外在视觉逻辑的契合。因此，主流价值观主导—霸权解码就要充分考虑价值观念的具象化、生活化、视觉化表达的转变，化价值抽象为具象感知，化价值理性为情感认同，降低受众解码过程中的复杂性和难度系数，使主流价值观在主导—霸权解码过程中回归其普遍的社会性最大限度地凝聚价值共识。
（二）主流价值观的“协商式解码”
协商式解码立场通过引入互动机制，将图像生产者、传播者与受众纳入多元主体的互动网络。通过剖析主体间的对话、博弈与协作过程，该立场得以全景式呈现意义的生产、流通与重构逻辑，进而揭示图像背后交织的权力关系。这种互动不仅赋予所有传播主体平等的主体性地位，更推动单一主体意识向主体间性跃迁，并在图像生产与传播的动态流程中进一步演化为“共同主体性”。“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伦理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由不同民族、职业、阶层的群体组成，在认知水平和价值取向上都具有一定差异。”当主流价值观视觉图像进入传播场域，受众的认知、情感与行为选择并非编码者预设意义的被动复刻，而是基于自身经验框架的主动解读，其对图像的接收必然无法完全覆盖编码者嵌入的特定目的与价值指向。在数字浪潮中，技术将世界转化为可被读取的视觉符号，而受众对这些符号的解码始终呈现复杂开放的态势，由此形成受众与图像符号、传播机器之间多维度的张力关系。正是这种充满协商性的互动过程，为主流价值观认同的现实性与合法性提供了坚实基础。
协商式解码立场通过引入相容机制，探讨编码解码过程中图像理解的相容性与对抗性的张力关系。这种解码方式认可编码者的权力合法性，同时解码者又依据情境做出再解释，在使自身与主导话语一致的同时，保留自身解码的权限以使主导话语适合于它本身所在群体的地位。“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旨在形成宏大意义（抽象的）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层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背离规则的例外运作。它使自己的独特地位与对各种事件的主导界定相一致，同时，保留权力以更加协调地使这种主导界定适合于‘局部条件’、适合于它本身团体的地位。从而，这种主导意识形态的协调观点通过矛盾得以萌芽，尽管这些矛盾仅在一定的场合下才可以全部看清。”受众对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图像的意义解读在持赞成态度的同时又有所保留，即相容性和对抗性同时并存。受众既认可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图像编码者提供的意义定位，同时也恪守自己的解码原则，从自身实际出发对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图像进行开放性解码。
协商式解码立场通过引入能动机制，强调图像解码过程并不是机械的接收过程，而是能动的创造过程。当视觉图像的编码阶段完成，视觉图像通过视觉媒介推送到受众面前时，受众将会产生复杂的感知、意识形态、行为导向结果。这种“能动性感知”召唤的不再是被动的、接受型的、被规训了的解码者，而是激发受众突破图像的既成意义不断参与到新意义的创造过程中的自发性。因此，“能动性感知”自身蕴含了主动性、生产性、创造性，视觉图像不再是封闭性图像，而是一种开放性的图像。霍尔称之为“协商式解码立场”的价值在于邀请受众参与意义的创造。受众对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图像意义的解读同样也是一个能动过程，受众对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图像的“视看”都有其如何看和看什么的视觉规范，它们的取向不同，视觉经验亦不同，而隐含其后的观念、价值和意识形态更加殊异。这些差异共同构建起一个复杂的协商性动态结构，新的意义便在持续的对话与博弈中不断生成。
（三）主流价值观的“对抗式解码”
因利益矛盾而导致的对抗式解码立场。由于编码环节与解码环节的非对称性，解码者不会被编码者嵌入的内在的固有的意义所框定，解码者通常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视觉文本做出自主性解读，也就可能使编码者所嵌入的意义变形、失真、扭曲。换句话讲，解码者对视觉文本意义的解读并不取决于文本内部因素，而是取决于文本的外部因素。“语言和符号化(symbolization)是生产意义的工具；符号的意义取决于语境，这就是接合；符号不能自身产生意义，必须依靠人的解释，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语言解释对象，这就是语言中的阶级斗争。”承载一定价值观念的视觉图像背后牵涉到利益博弈、权力角逐以及社会意义与实践的斗争。因此，主流价值观认同就要回归生活，回归现实，回归常识。在现实生活世界，通过利益的接合实现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往往并非依靠刻意的理论说教或强制灌输，而是悄然依托于日常认知中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完成。而正是常识的自发性、透明性、自然性,这种拒绝审视自身赖以建立的前提假设、抗拒变革与修正的倾向，这种即刻被认同的认知效应，以及它所运作的封闭循环，让常识同时具备了“自发的、意识形态的与无意识的”属性。
因意识形态对立而导致的对抗式解码立场。依据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戴维·莫利的相关介绍，“阶级不平等的不同道德诠释”可以区分为三个主要的“意义系统”，其一，主流价值体系，其道德框架对现存的不平等的社会状况采取毕恭毕敬的态度；其二，次级价值系统，其道德框架倡导对不平等和地位低下的事实来取主动适应的态度；其三，极端价值系统，其道德框架倡导对阶级不平等进行抵抗式诠释。参见也就是说，因为拥有不同利益基础的阶层有着不同的意义系统，所以编码与解码的意识形态立场也就不可能具有直接统一性。编码意味着“取舍”，意味着伪装、分裂和重新组合的意识形态化过程，而解码则意味着“选择性结构”，意味着对这种固化意识形态的反省、反思与反抗，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再创造。在某种意义上讲，编码和解码过程就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过程。“就社会现实而言，斗争是基于现实存在问题和矛盾的客观需要，是为推进社会发展、文明进步而进行的抗争，既包括实践行为上的对抗、反击、克服，也包括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揭露、批判、驳斥。”换句话讲，只有把意识形态冲突引入到编码和解码中，才能理解编码和解码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的舞台。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图像通过解码环节而生成多种有差别的意义甚至形成意义的分歧，这样就使意义处于被争夺的状态，主流价值观的图像叙事也就成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地盘。同时，主流价值观认同不只是要意识形态的“斗争”，还需要意识形态的“接合”，通过“接合”的方式处理异质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例如，主流价值观维持其权力和作用并非彻底排除对抗性因素，而是转而寻求获得非主流价值观的支持与认同。
因文化冲突而导致的对抗式解码立场。“任何社会/文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封闭，都倾向于强迫它的成员接受其对社会、文化和政治世界的切分和分类标准。还是存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秩序，尽管这个秩序既不是单义的，也不是无可争辩的。”文化的生成伴随意义的生成，一种文化中的任何对象都无法确保拥有与另一种文化相一致的意义，意义是文化在不同群体间确认和保持同一与差异的东西。意义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意义的多种可能性与差异性导向了意识形态及其运行的复杂多元。意识形态话语在主流媒体中处于优先解读地位，但异质文化的受众往往因文化冲突并不会全然接收其所传达的特定意义，甚至可能会对其确定的规则和意义采用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进行对抗性解读，将媒介信息在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中重新整合。“他/她以自己选择的符码将信息非总体化，以便在某一个参照框架中将信息再次总体化。”在广泛的数字交往中，受众对主流价值观视觉图像的解码无可避免地基于多元冲突的复杂社会情境，各种文化中的异质性和差异性突显了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视觉领域的表意斗争。因文化冲突而导致的对抗式解码立场尽显文化冲突现象背后的政治意义与意识形态抵抗因素。
结 语
在数字交往的浪潮中，以图像为核心的视觉表征及其建制，为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全链条机制带来了结构性转变。视觉符号以其直观性、感染力与穿透性，构建起一套涵盖生产、流通、接受的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机制。主流价值观认同生产领域的编码机制，分析了视觉的增量和意义的增殖，并建构了生产层面的价值导向。相应地，编码是主流价值观认同进入视觉场域的起点，通过符号编码、修辞实践与转译再现的三重机制，建立从生产到流通预设意义的指向，推进从劝服到认同修辞升级的实践，增强从抽象到具象范式转变的效果。主流价值观认同流通领域的媒介机制，探讨了媒介权力的基本配置问题，并指认了公共层面的价值规制。相应地，媒介作为连接主流价值观认同编码与解码的桥梁，既是意义阐释与传递的平台，也是资本、技术与权力互相争夺的场域。当媒介陷入缺位、错位、越位的结构困境时，其运作便会偏离主流价值观的公共轨道。主流价值观认同接受领域的解码机制，总结了视觉文本意义协商的可能性，并厘清了受众层面的价值立场。相应地，解码是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最终实现环节，其核心在于受众以自身的认知结构、利益诉求与文化背景为基础，对视觉文本进行意义的解读与重构。主流价值观认同的主导—霸权式解码、协商式解码与对抗式解码，揭示了受众在意义协商中的能动性与差异性。编码—媒介—解码的互动构成了主流价值观认同视觉机制的动态建构路向。编码者的意义生产为认同提供了基底，媒介权力运作则为意义的传递搭建了通道，而受众的解码实践则是认同实现的归宿。毋庸置疑，编码与解码从来不是符号的单向摆渡，而是意义世界里一场永恒的对话。视觉是人类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式，视觉不仅代表人与世界的一种存在关系，同时更象征着人与世界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双方互相注视时这种交流才会存在，既然如此，那么这种注视无疑成就了人类关系域中最完满的互惠关系。……因为注视他人不光使我们认识别人，同时也会让他人认识我们自己。”编码与解码的对视，是相互视看对方的过程，也是相互展示自己的过程。当视觉作为一种图式被生产者与观看者在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之间反复重置之时，视觉就获得了社会性身份确认，生成一种类似国家机器的支配性力量，这就是视觉体制或者视觉政体。编码和解码结构化的视觉体制已经成为一种物质性力量，视觉体制不只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现实世界的“创造”，从认知方式，到价值秩序，再到文化观念等都为视觉所折射、所规制、所建构。编码、媒介、解码的结构化运作，共同构筑了强大的视觉体制，这种体制几乎全面介入到了总的社会秩序中。“事实上，技术性挑战与规范性难题的根源在于尚未构建起一个逻辑自洽、实践可行的价值对齐体系。”与语言文字所执着的抽象价值秩序不同，视觉图像趋向具象价值在场，由此便搭建起了现代视觉图像符号的资本经济属性。“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视觉文本同样遵循着资本最大化原则，如何实现自身影响力的最大化，从而掌控更多的受众群体，拓展文本权力的运营区域成为现代视觉权力架构的重要方向。”当资本逻辑试图将一切视觉符号转化为可消费的商品时，我们更需要坚守“技术之眼”与“价值之眼”的双向凝视，观照社会价值的底色与人类精神走向的核心命题，承担起新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