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依晴 程广云:“看”与“被看”:数字时代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关系互构及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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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依晴   程广云 (进入专栏)  

邓依晴,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程广云,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数字化的快速推进,视觉技术以其强大的面向能力不断扩展自身图像叙事空间的现象学深度。视觉图像以其强大的空间现实化力量嵌入到主体、客体、观念、环境之中,主流价值观实现从话语认同到视觉认同的转向,视觉关系的互构逻辑与实践证成构成数字时代主流价值观视觉认同机制建构的必要环节。视觉图像对价值观念的托举确证了主流价值观主客体关系向视觉的游移,同时也形成了追逐感官体验的视觉文化和复杂的视觉生态图景,而深入现实的文化实践正是建设主流价值观认同视觉生态的关键。

关键词数字时代;主流价值观;视觉关系

 

数字技术深刻变革了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模式。数字技术将新颖的视觉装置嵌入主流价值观的表意实践之中,主流价值观开始逐渐在人们表意实践的视觉经验处集结,越来越明显地以图像化方式被人类所理解和把握。数字技术搭建了客体世界和主体价值表象化的路径,视觉图像以其强大的空间现实化力量弥散到全部价值实践领域。因此,分析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关系的互构,以视觉素养形塑主体的内在感知,以视觉表达优化客体的意义呈现,以媒介符号加强观念的视觉传播,对推进主流价值观认同视觉转向的深入、视觉叙事的成熟以及视觉机制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一、“看”: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主体

当前,在大数据、数字成像技术、人工智能等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依托数字技术创新呈现方式的复合型图像生态环境,“看”的数字叙事介质也由此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逐渐被具象化、碎片化、感性化的数字图像景观所缠绕。世界通过视觉对象化被转化为数字图像。“看”铺设了一条通往非确定性意义的捷径,由此生成一种嵌入价值体系的图像方式。“社会主流价值观一般是指个体或群体基于思维感官上形成的对生活的基本认知、理解、判断、抉择等活动形成的基本信念、信仰和理想的观念综合……是对社会行为进行判断的价值性标准。”这种由视觉建构的价值体系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可能性,推动形成数字时代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基本问题域。在主体层面,人的眼睛并非纯真之眼,人的观看并不是完全归属于自身之生理和主观之意向,人的视觉行为乃是嵌入现实的、历史的、文化的复杂社会建制。“视觉是建构性的,而它自身又是被建构的,视觉是在先行的被建构中开始其对对象和意义的建构的。” “看”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实践中承接着意义生成的丰富可能性,这就不得不依靠主体维度的视觉素养所内置的从“肉体之眼”到“心灵之眼”的勾连能力,来承接主流价值观丰富的视觉表达,增进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视觉知识素养为主流价值观认同提供基础性的逻辑支撑。数字技术通过机器视觉改变了知识的生成与呈现模式,数字图像以其创造性的生产机制实现了对传统复制与现实世界模仿的超越,抽象的概念依附于具象的图像,理性的逻辑被感性的形象覆盖,以文本为介质的思考被所见即所得的“观看”打断,这种以图像为核心的观看模式直接作用于主体对自我和世界的表达、理解、阐释,深刻影响主体与意识形态的结构关系。主流价值观面对从文本话语到视觉话语的表达逻辑的转换,不可避免地被数字技术所塑造、改变和调整。图像叙事借机获得了主流价值观表达的优先权。传统的语言叙事逻辑已经无法满足主体对主流价值观逻辑表达的需求,而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图像叙事迎合了主体对知识和信息可视化模式快速识别的自然能力。自鲁道夫·阿恩海姆提出“视觉思维”概念后,学术界逐渐认识到言语思维不再是知识形成的唯一路径,视觉思维成为知识形成的重要来源。“视觉思维乃是一种与言语思维或逻辑思维不同的富于创造性的思维。”视觉知识是认知主体在以视觉思维对世界的把握过程中形成的,即视觉思维借助“观看”把真理从客观事物中剥离出来形成可视性知识,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可视真理与可视物的弥合过程。这些视觉知识通过对图像的表现形式进行确认,对图像所承载的意义进行辨析,对图像所搭载的社会文化进行推敲,对图像认知的视觉实践进行总结,最终内化形成视觉知识体系。作为体系化的视觉知识,“它们使一致(或者不一致)的命题得以立足,相对准确的描述得以发挥,验证得以进行和理论得以展开”。人们在长期的视觉实践过程中会形成丰富的视觉经验和视觉知识,也会逐渐发展出一种表征性的视觉认知能力、一种形象性的视觉表达能力、一种场景性的视觉交流能力,进而在观看过程中不断深入学习。通过视觉知识路径实现主流价值观认同,就是要通过视觉认知辨清事实层面“真”与“假”的基础性问题,在一定事实判断基础上作出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价值判断。视觉知识构成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基础,通过可视化过程将主流价值观变成真实可感的实在形象,将主流价值观植入视觉的话语秩序之中,实现主体对主流价值观的视觉接受与认同。

视觉情感素养为主流价值观认同提供具身性的感官体验。视觉凭借生理层面的优先性建构起直接通达情感体验的路径。由“触目”至“惊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视觉对情感的直接驱动力。“人的主体性情感能够通过自然界向人感性地呈现出来,并因此而能向别人普遍地传达,成为社会性的普遍情感。”在这种情感意向性的传递链条中,图像直接诉诸人的视觉感官,它以直观感性推进外部形象与内在情感的耦合,以期达成对主流价值观情感维度的认同。在数字时代,视觉技术的加持为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注入切身的实在感。一方面,人类基于视觉感官完成对客观世界的“可见”,从而获得一种现实的具身性;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了对象的可视化,从而使主体实现虚拟的具身性。数字技术依靠对现实世界的虚拟建构能力打造了全新的视觉表征,由此形成自我指涉的社会意义系统,解除了物理空间在场性对情感触发的限制,并重新将主体对意义与价值的“阅读”幻化为“观看”。“当图像观看成为自我朝向的‘观览’时,基于肉身性的主客共存关系就成为了图像理解和阐释的基础。”主流价值观所施加的情感影响需要“被看到”和“被接受”,以视觉情感素养推进主流价值观认同,通过视觉图像引发主体感官的刺激和情感的体验,使人们在各种视觉形式的感染中获得情感的满足与共鸣,并将情感与特定抽象价值相勾连。当视觉图像占据了情感表达的制高点,并以商品的形态弥漫于主体的日常生活时,无可避免地裹挟了各种导向的价值观,这就需要培养主体的情感价值导向和视觉情感素养,在满足大众情感需求的过程中实现主流价值观的整合功能。

视觉道德素养为主流价值观认同提供反思性的伦理规范。视觉道德是在视觉实践过程中视觉主体对自身与视觉客体对象性关系的价值考量。换句话讲,视觉道德是指对视觉性的社会实践问题的价值评价。所谓视觉性,即是“使物从不可见转为可见的运作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既包括看与被看的结构关系,也包括生产看的主体的机器、体制、话语、比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还包括构成看与被看的结构场景的视觉场”。视觉性并不纯粹属于认识论范畴,而是以“看之方式”揭秘复杂而隐蔽的视觉规范及道德规则。无论是孔子的“非礼勿视”,还是德谟克利特的“刺瞎自己双眼”,抑或是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等,都是在探讨视觉性的伦理道德问题。主流价值观认同需要视觉性所承载的政治观念和道德伦理的正向引导,通过汇聚和提炼出价值导向的视觉建构,完成符合主流价值观要求的视觉表征范式。“视觉是一个不断处于竞争、辩驳和转变之中的挑战性场所,它不但是社会互动的场所,而且也是根据阶级、性别和种族身份进行界定的场所。”各种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借由图像叙事争夺主体的注意力,视觉图像自身所承载的商品化、娱乐化、碎片化等消费主义价值理念,给主流价值观认同带来了全新的挑战。这种从理念到身体的双重夹击使主体陷入“视觉围困”的局面。主流价值观为确保自身在整个社会视觉场域中的引领地位,需要主体具备一定的视觉道德素养和价值评判能力,来确认其视觉性所规定的“如何看”以及“看什么”,并完成主体在价值场域中对自我道德身份的认同和强化。

视觉审美素养为主流价值观认同提供流行性的艺术底蕴。艺术生产借助现代视觉技术赢得了俘获大众的强大力量。机械复制乃至数字化的艺术生产模式改变了艺术品同社会大众的关系。艺术从社会精英的小众空间扩展到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领域,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生活审美化更是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在视觉图像感性审美的持续影响下,人们不断地被视觉图像展现的美所吸引,并易于认同这种美背后的价值系统,这就给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全新的运作空间。如果说主流价值观的语言文字表征是由理性驱动,以抽象的、学理的方式对主体进行理性驯化;那么主流价值观的视觉图像表征则是由感性驱动,以具象的、直观的方式对主体进行感性招揽。随着语言叙事中的“可思”转变为图像叙事中的“可视”,传统形而上学的美学范式也随之演变为一种表象化、娱乐化、消费化的审美范式。当这种建立在视觉快感基础上的审美体验成为社会风尚时,主体的价值判断必然受到视觉主导的审美体验的反向制约。通过视觉审美素养对主体进行审美观照,以既定的价值意涵锚定其与视觉图像的联系,以艺术性和思想性击穿表象化和娱乐化对主体认知深度的隔断,为主流价值观认同塑造主体内在的审美精神。

二、“被看”: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客体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边界逐渐模糊,人类社会生活开始从实体的物理空间转向虚拟的数字空间,人类的生活世界展现为视觉图像的堆积。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结构正在被视觉所建构,使主体被置换为“观者”,使客体被置换为“被看”。视觉表征即是经由“看”与“被看”的视觉形象交互来实现视觉意义的生产。从“看”到“被看”,从客观实在到符号表征,意义的生产存在着诸多漂移和变异的可能,这也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图像叙事预置了特定的发展趋势与基本原则。主流价值观的视觉化,其视觉图像表征区别于语言文字表征具有的诸多可视性原则,正是通过可视性及其演进的各种表征路径,形塑了作为主体的“看”与作为客体的“被看”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取向。

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演进遵从具象化的可视逻辑。主流价值观本身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其面向现实生活的旨归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抽象性的表达限制。在“图像转向”的现实背景下,这种目的与属性的内在矛盾促使主流价值观叙事的转变。主流价值观的抽象性与具象性沿袭不同的表达路径,以语言文字为表达范本的语言叙事遵循事物的“质”,以视觉图像为表达范本的图像叙事遵循事物的“形”,这二者并非全然割裂的,它们从不同的表达路径通达主流价值观的意义层面。随着数字技术将人类社会的表意图谱进一步集结到视觉经验处,视觉图像更契合现代人的感官需求,视觉图像的吸引力、冲击力、感染力远胜于语言文字所呈现的效果。主流价值观具象化的图像叙事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身的变革。主流价值观认同必须顺应“图像转向”的大趋势,完成主流价值观从抽象到具象的视觉形象建构。“图像把抽象的思想变为感性的材料,使概念动人心弦,令原则生机勃勃。”主流价值观的视觉表达并非纯粹的视觉图像呈现,而是将主流价值的抽象概念依托视觉机制的运作转化为具体形象,使主流价值观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同。“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也就是说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主流价值观的具象化以其直观的感性显现,推动观念“书写式”输出转化为观念“浏览式”流动,使主体在不自觉的图像观看中自觉地将主流价值观抽象的意涵转化为涌动的情感,从而完成主流价值观从抽象的一般原则到具象的实践再现的转变。如今,主流价值观在电影、电视、短视频甚至表情包等构成的图像场中传递。这就是具象化的视觉实践所隐喻的群体性价值观念的选择过程。

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演进遵行动态化的技术逻辑。纵观人类媒介史,媒介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对人类认知形式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器物媒介到印刷媒介再到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人类认知形式和价值取向随着介质样式的衍变而延展出自身的新样态。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看”与“被看”愈发依赖媒介,基于视觉媒介技术兴起的短视频、微电影、网络直播等逐渐成为人类表意活动的主要载体。随着硬性的技术逻辑向软性的数字逻辑发展,视觉技术深刻改变了传统的意义生产机制,视觉图像在主流价值观传播中占有的权重越来越高。“技术治下的视觉影像创新了静态图像的表意模式,将拘囿空间感知的图像铺垫了时间程序,在增强图像表意体量与叙事连贯性的同时也创造了静态图像所不具备的修辞范式。”在数字化语境中,主流价值观认同突破了以静态实体属性为认知路径的逻辑思维定势,开启了以动态虚拟属性为认知路径的视觉思维样态。媒介技术的演进将抽象的概念转换为具象的图像,为主流价值观认同提供了可视化的视觉表征系统。视觉图像以媒介交互为表现形式,承载介质从纸张走向屏幕,荷载方式从真实的物质实体走向虚拟的数字符号,展现出虚拟化、动态化、多维化的视觉画面。同时,数字技术触动了主流价值观认同所倚重“真实”图像的敏感神经,图像与“真实”扑朔迷离的关系必然带来主流价值观接受过程中的迷思。主流价值观接受过程中的图像场景与自然感知是否能达成一致?主体所认同的主流价值观是否是客体现实的真实反映?这些都是数字时代主流价值观视觉实践的关键性问题。数字技术拓宽了主流价值观的视觉表达自由度,敞开了主流价值观的虚拟空间大门。

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演进遵循共时性与历时性交汇的空间逻辑。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图像能够记录每个时代价值观念的历史蕴涵及其发展流变,并以图像记忆的形式储存和保留,使历史记忆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就是图像对价值观念所进行的社会性视觉建构。视觉图像中的时间不等同于现实中的时间,视觉图像中的空间不等同于现实中的空间,视觉图像中的时间和空间都是建构性的。“为了达到图像重构现实的目的,形成一定的叙事意义的链条,图像使用了各种手段将现实时间切割开来,从而完成对现实的分析和理解。”叙事时间的发生是由图像显示的,图像的真谛在于将时间由历时性变成了共时性。“观者”虽然明白“被观看”图像的叙事时间并不是现实时间,但“观者”却能够控制“被观看”图像的叙事时间,这种共时性时间让“观者”获得身临其境的真实在场感。图像叙事实现了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贯通,主流价值观所要表达的内容被精心编织到图像的“方框”内,进入人们当下的观看中,这样就可以通过图像叙事实现对主流价值观既往历史记忆的当代询唤和现代重构。

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演进遵照拟像化的符号逻辑。在数字时代,拟像符号参与主流价值观的生成与表达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拟像符号以其强大的赋形能力完成了主流价值观的象征化过程。“符号不再指涉对象,而是符号自指,所以看起来像传统指涉物的东西不再具有现实性,而不过是符号所建构出来的拟像物,可是,恰恰在现实中,这个拟像产生出超越现实的真实。”价值观念的符号叙事经由媒介技术的强化与重复形成筑牢共识性意义的强大力量。在机械复制的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呈现及其载体有赖于物像的支撑,这种传播秩序反映了对物实用功能的真实需求。进入数字时代,由符号搭建的价值体系遵循拟像的既定规则,即使拟像脱离现实本原依然可以进行自我生产复制,甚至达到比真实本原还要“真实”的超真实。由此,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时空环境从实体的物理世界转向虚拟的拟像世界。“拟像,在这里只是指一种象征性功能对物的实用功能的替代,拟像构成符码,而符码构成了不同的表意话语,话语的背后则是一定的阶级性的语法结构。”在此意义上,图像之于主流价值观认同不仅具有认知上的再现功能,更具备了本体意义上的价值意涵。从真实到超真实,主流价值观认同面对生活场景的符号异变,图像符号以其开放的符号空间进驻和拼贴着各类价值符号,给主流价值观认同带来不确定性。“整个系统在不确定性中摇摆,现实的一切均已被符号的超现实性和模拟的超现实性所吸纳。如今,控制着社会生活的不是现实原则,而是模拟原则。”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演进就是要穿透从物像到拟像的层层障碍,回归现实本真的社会实践,彰显主流价值观的真实性,使其融入虚实交互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主动接近并乐于认同的价值标杆。

三、符号交互: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表征

由数字技术所建构的新型网络平台嵌入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意义体系,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价值意义的生成与接收。图像叙事搭乘数字媒介嵌入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意义系统之中,数字媒介所造就的集图像、文字、声音于一体的视觉表征形态有效地展示了具体图像形式以外的价值意蕴及意义延伸。换句话讲,正是媒介的数字化发展赋予了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多元表现形式,拓展了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多维意义空间。在数字时代,集图像、语言、文字、声音于一体的表意集成构筑了主流价值观认同图像叙事的主流范式,完成了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机制构建。

“图—文”交互实践为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表意活动铺设了既定的意义基底。单一的图像表意系统以其形象性确保了主流价值观的直观可感,但也使主流价值观认同降低了表意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单一的文字表意系统以其逻辑性保证了主流价值观意义的连贯供给,但也使主流价值观认同丧失了表意的在场效应与情感色彩。“现代图像叙事很少由图像符号独立承担,融合其它表意符号的文本架构成为现代图像叙事的主流,由此形成的符号互文自然成为现代图像第一层级的修辞形态。”媒介技术的发展促成了视觉层面“图”与“文”之间新颖、广泛、深入的互动,以视觉图像来呈现表达意义的形象,同时依靠语言文字来增强图像意义的稳定性,形成了数字时代“图—文”交互的新范式。但是,图像符号漂浮的能指和滑动的所指无益于主流价值观的意义导向,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主流价值观的意义呈现。此时,语言文字对于图像意指的锚定作用便凸显出来,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使精准明确的意指成为可能,“图—文”交互以两种表征符号的内在互补为主流价值观的视觉叙事修复了由图像多义性带来的意义链条的断裂。在“图—文”交互实践中,图像往往先于文字作用于人的认知系统,并借助语言符号的系统性认知弥合视觉图像画面切换与闪现所造成的意义不连贯与缺失。“图”与“文”因各自发挥功能的强度不同而形成张力关系,当图文一致时,视觉层面的语言文字能够起到稳定图像能指和强化图像所指的作用;当图文不符时,视觉层面的语言文字因其自带的实指性僭越了图像符号的叙事本位。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应顺应从语言认知到视觉认知的转向,在“图—文”交互的生动实践中 ,依据“图”与“文”的互补和协同,确保图像表达主流价值观念完整连贯的意义运转。

“图—言”交互实践为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呈现开拓了主体意义认知的交叉维度。“随着图像转向时代的开始和视觉传播的宽泛,图像与言语之间出现了一种历史性颠倒:言语成了图像的寄生物。”视觉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媒介表现形式的突破,由此促成了视听层面“图”与“言”之间在场、即时、跨时空的共鸣,图像与言语构成了一个生动的视觉与听觉交互的意义世界。“言语就意味着声音的在场和作为主体的自我的在场。”相较于语言文字在“图—文”交互中对价值意义的锚定,言语因其自身的在场性、多样性、差异性,在“图—言”交互中完成了对价值意义在听觉维度的确认与加强。“言”以其特有的声音属性特征能够增强主流价值观认同图像表意的在场效应和情感色彩。如果说“图—言”交互实践中的视觉图像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舞姿,那么有声言语则是与之相随的音乐旋律。在现代视觉叙事中,言语在“图—言”交互中以对白或旁白的表现方式存在,图像与言语的交互关系大体呈现出三种情况:其一,“图”与“言”一致,即图像的意义与言语的意义在编码环节和解码环节保持同频。其二,“图”过于“言”,即视觉图像的表意范围超过了有声言语的指涉。其三,“言”补于“图”,即利用有声言语对变换的视觉图像进行串联、补充、衔接,这种言语所提供的信息能够对图像的不稳定性进行修补,并帮助观看者建立更顺畅的意义理解通道。事实上,这三种“图—言”交互的情况并无优劣之分,它们分别适应于特定的情形和不同的意义表达模式。对于主流价值观认同而言,“图—言”交互实践是最为常见的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表现形式,它既能够以语言逻辑的稳定性收拢图像承载主流价值观意义的离散性,又能够以声音所特有的在场性和情感性增强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感染力。

“图—乐”交互实践为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表现平添了直击心灵的抒情性与感染力。《毛诗序》曰:“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在历史上,“图—乐”交互因其听觉符号在场的不可保留性而被限制在理论层面,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听觉符号突破了时空的传播限制,与图像合作实现了“图—乐”交互动人心弦的现代演绎。“图—乐”交互实践是媒介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技术的发展释解了音乐作为一种表意符号的文本化传播,同时又促成其与图像符号共谋叙事的可能”。以电影、电视、短视频等为代表的图像叙事形式,内含高度契合的“图—乐”交互结构。将“图—乐”交互纳入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机制,通过“图”与“乐”的互动能够更加全面地勾勒出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整体面貌。“图—乐”交互对两种异质性的符号进行结构性的编排,通过作用于人的视觉、听觉乃至人的整个心灵,形成较为复杂的互文性意义产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图—乐”交互中所形成的并不是单一的视觉取向,而是能够调动多种感官知觉的综合性审美体验。“乐”是一种擅长抒发和激发情感、渲染和调节氛围的艺术,通过“乐”的以情动人强化了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感性力量,通过“乐”的氛围熏陶营造了主流价值观认同的社会环境。“乐”的介入纾解了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图—文”的疏离感和“图—言”的对抗性,并延展了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在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叙事中,“图”与“乐”互相调适配合,以其合力聚焦价值观念的靶心。由于“图—乐”交互结构并非对称性的,因此要调整“图”与“乐”所呈现的比重与序列,产生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意义关联的叙事效应。

四、意义转向: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效应

伴随从“听故事”到“看故事”的“视觉转向”,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表意图谱也相应地从话语认同转向视觉认同。现代视觉技术改变了价值观念的意义生成模式,表现为从话语模式到视觉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本身意味着谁掌握了生产图像的视觉机器,谁就掌握了价值观念的生产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其说主流价值观认同是视觉主体接受了视觉文本,还不如说是视觉文本生产了视觉主体。这样,在视觉主体和视觉文本之间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双方的权力关系不再是视觉主体对视觉文本施加影响,而是视觉文本对视觉主体施加影响,这就是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辩证法。

主流价值观的意义再生产实现了从话语领域向形象领域的转换。意义如何表现?或被语言表现,或被图像表现。数字技术改变了文本意义的叙事结构,意义开始从话语领域转向形象领域,从线性的话语结构转变为非线性的图像堆积,主流价值观认同从话语认同转向视觉认同。可理解的概念变成可见的图像,可推演的逻辑变成明确的指向,可思的真理变成可视的真理。“可视性真理有赖于以可视物作基础,基础的不断推动才使可视物的知识逐渐真理化,精确化。这个过程也在不断酝酿着可视的真理与可视物之间的脱离。”在数字影像时代,因数字技术的赋权,一个全新的数字图像世界诞生了,视觉叙事获得了主流价值观认同的主导权,由此构成了数字时代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新前提。在视觉社会中,主流价值观需要视觉图像来充盈其表意体系,主流价值观图像叙事在延展主流价值观叙事空间的过程中,实现了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增值效应,完成了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空间建构。对此,在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图像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一定意识形态导向的视觉图像生成的正负效应辩证地作用于主流价值观,就需要始终确保“事实”的在场,以“事实”的科学性引导图像叙事的正确方向,避免“虚假”的视觉图像对主流价值观内容意义的偏离、虚化、淹没。

主流价值观的意义再生产实现了从物理空间向视觉空间的转移。视觉空间本质上是符号空间,视觉空间通过符号操作实现对现实空间的重构,这是一个充满意义的表征性空间,正是由于它的重构功能,导致遮蔽了真实的现实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主流价值观的再生产取决于视觉空间的再生产。由于通过视觉技术操作可能将视觉空间放大为各个细节的空间集合体,基于视觉空间的主流价值观认同面临着因视觉空间放大而导致的意义变异。由于通过视觉技术操作可能将不同层面的视觉空间叠加起来压缩成场景画面的深度空间,基于视觉空间的主流价值观认同面临着因视觉空间压缩而导致的意义变异。通过视觉技术能够实现对视觉文本的自由组合可能生成多元的意义,基于视觉空间的主流价值观认同面临着这种空间嫁接所带来的意义变异。通过视觉技术对空间进行分割,让受众看到的画面深入到其视域之中,基于视觉空间的主流价值观认同面临着这种空间转换所产生的意义变异。因此,主流价值观的再生产始终面临着视觉空间的视点、宽度、深度的变化所带来的意义连接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谁控制了视觉空间,谁就控制了价值选择权。

主流价值观的意义再生产实现了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的转变。主流价值观通过大众的日常符号消费行为,潜移默化地嵌入日常生活中,建构起大众对其承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认同。这种符号意义对主流价值观认同所产生的影响是双面的,它能够建构、强化或者破坏、弱化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能否认,现代视觉图像与消费意识的结合为通向主流价值观认同设置了一种最适切的形式。在“看”与“被看”的互动中,消费作为一种显性的现代社会表征已成为主流价值观视觉传播的驱动力,人们正是通过对图像符号的视觉消费建立起一种自主性的价值认同。但是,人们在消费中更多地是关注符号能指与形象意义,追求视觉享受带来的刺激、快感,由理性主导的价值判断逐渐被由感性主导的感官体验所遮蔽。相应地,主流价值观的视觉实践表现出强烈的审美化趋向。一旦消费意识突破了理性的边界和道德的底线,娱乐化、表象化、感官化的审美取向占据上风,“眼球经济”、“图像拜物教”、“娱乐至死”等消极价值取向将破坏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生态。在消费社会所制造的“视觉盛宴”中,个体被召唤并质询为主体(消费者)来自觉地完成“屈从式”的消费实践。以“看”为中心的视觉叙事逐步衍生出以“看”为中心的视觉认同,在欲望满足中陷入“超现实”的消费幻境,将商品的符号意义越过其使用价值输送给“消费者”以实现意识形态控制。因此,在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实践中,人们需要明确消费意识的价值担当,坚持消费的使用价值本体,才能有效维护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生态平衡。

视觉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社会正在加速从话语社会转向视觉社会。以数字媒介为依托的虚拟空间正在加速取代以语言技术为依托的实体空间。由此,“视觉文本”正在取代“生产文本”成为主流价值观激荡的全新聚合空间。“看”作为视觉行为主要是通过对图像的视觉认同来达成对主流价值观丰富意涵的承接与内化,需要依靠视觉素养所建构的从“肉体之眼”到“心灵之眼”的勾连能力,以基础性的逻辑支撑、具身性的感官体验、反思性的伦理规范、审美性的艺术底蕴提升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素养。“被看”作为视觉对象是通过视觉主体的选择来实现对主流价值观的丰富意涵的视觉化呈现,需要建立起对视觉对象从能指到所指的表征轴和交流轴,以具象化的可视逻辑、动态化的技术逻辑、拟像化的符号逻辑构筑主流价值观认同之视觉表达的演进逻辑。符号交互构成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表征系统,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表征系统借助多种符号的交互架构,以“图—文”、“图—言”、“图—乐”的符号交互实践锚定其意义的输出,形成集图像、语言、文字、声音于一体的符号交互表意集成架构。伴随着“视觉转向”,主流价值观表意图谱相应地从单一的话语认同转向复杂的视觉认同,以可视化的形象领域、可编码的视觉空间、可欲求的消费领域贴合主流价值观认同的意义流转模式,从而形成全新的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效应。在某种意义上讲,视觉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带来主流价值观认同的革命性变革,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讲的通过视觉技术装置将观众嵌入巨大的价值漩涡之中,人们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觉技术装置,就选择了什么样的价值观。随着视觉技术的智能化发展,主流价值观认同视觉机制开始从视觉客体转移到视觉主体,正透过“视觉之眼”进入“视觉之心”。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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