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乡村经历了千年之变。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82%下降到2024年的33%，以妇女、儿童、老人为主，且在向极老极幼两极快速汇聚；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份额从1981年的31%下降到2024年的6.8%；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20世纪初年工资性收入的份额几乎为零，2024年增加到42.4%。千年之变的本质是传统乡土的涅槃，以及新兴乡土的重生。其中，2010年前后则是涅槃与重生交泰的时刻。如今，乡土涅槃接近尾声，乡土重生正在发兴，推动城乡人口尤其是城市与乡村双向的人口有序流动成为推动乡土重生的关键一环。
关键词：乡村发展 费孝通 与师说 乡土重生
先生，您好啊！一晃，您离开我们都20年了。如果您还活着，也有115岁了。不知道世上有没有人真的活过这个年龄。先秦文献如《列子·力命》《庄子·刻意》等都说彭祖寿八百，我相信那只是传说，是人们对自己高寿的寄托而已。有许多先秦文献，其实很不靠谱。当然，不只是先秦文献，啥时候都有不靠谱的人和事，自然就有不靠谱的文献。如今，也有一些科学家一本正经地说，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生物科学技术，可以让人永生。我相信，这些说法，无论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也都只是在给自己画饼而已。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从古到今，总有一些人有长寿执念，似不为怪。我想说的是，如果活着没有啥意义，比如，让机器把事儿都干了，人反而无所事事，即使寿命再长，所活何为？还不如像您，身体走了，思想和智慧却依然活着。
“与师说”的由来
开场就跟您说这些，是因为我有一个尚未解开的心结，也算是对活着之意义的执念。这个心结缘起于您对我的一个嘱咐。为了证实这个嘱咐，在跟您说之前，我还把当时的录音找出来，听了一遍。
2001年5月5日星期六下午，我如常去拜访您。
自从跟您读书，上您家去向您请教、跟您聊天，一直都是我期盼的时刻。不像现在，学生不上老师家里去，老师也不敢请学生到家里来。您的一口吴江话对很多人而言是一道屏障，可对我影响不大。我学过中国语言学的方言课，了解方言的基本规律，加上有一点语言天赋，跟您日久，听您的吴江话，问题不大。
时间刚过3点，您午休起床，我进入您的书房。一如往常，您招呼我坐下。师徒隔着书桌，面对面。您让我以后每周来一次，听您讲一讲您的“小宅门”。
那段时间，电视里正在播放“爆款”电视剧《大宅门》。您说，《大宅门》讲的是白家与官家、一个家族兴衰与皇族权力的复杂关系。您想跟我讲一讲同里镇一户望族因世事变幻而衰落的故事，由于不牵扯皇族，您说就叫“小宅门”。
您说“小宅门”时，我以为您是受《大宅门》故事启发，要跟我讲一个类似的故事。可当您把《大宅门》的家族兴衰从皇家政治权力推展到八国联军入侵行动，以“小宅门”为书香门第代表，把“小宅门”的家、族兴衰与太平天国联系起来时，我忽然意识到，您对我要讲的不是与《大宅门》白府兴衰对应的家族故事，而是中国从皇权社会到现代社会千年变革关键时期的社会机理。您知道的，我一向迟钝，待我回过神来掏出录音机录音时，您已经讲过三五分钟了。
我说听了一遍录音，其实，我留存的是开始部分有残缺的录音。
真正残缺的，不只有录音，还有对您嘱咐的落实。您要讲“小宅门”那年，我和如今的许多中青年教师一样，为了职称晋升整天忙着课题和写作，还有一堆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务事儿。您或许会说：不管职称晋升行不行？不行啊，先生。生活的改善还要靠职称呢，一个教书的，除了来自学校的那点收入，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呀。俗吧？学生家境平常，没法免俗呀。听您讲过那一次之后，这事儿就被其他乱哄哄的事儿给耽搁了。当时我以为，您身体康健，能听您讲的机会还很多，而职称晋升事关个人和家庭福利，事急从权。
可人的期望总不如事实来得扎实。您到底是90岁的人了。四年之后，当我在北京医院眼睁睁地望着您离去时，才突然意识到，再也没有机会听您讲“小宅门”了。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一刻，在我心里留下的，不只有因您离去的悲伤，还有像电影片段一样不断流淌的与您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其中的一个心结是，您属意留给我一把理解时代变革和世界变幻的金钥匙，我却境界未到，没能接住，而且，再也没有机会去接了。
从那一刻起，我有了一个想法。我想用文字聊天的方式，时不时地跟您聊聊我的所观所察所思所想，就像跟您读书的那些年一样，把我的观察汇报给您，分主题向您讨教对现实的观察和理解，我把它叫“与师说”。
与师说，虽说是我在实际场景里的一个心结，却也不是我首创。历史上，诸多对老师尊敬有加的学生都用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人们记住的都是我不敢比拟的，像孔子弟子记录的“子曰”，朱熹对二程的“近思”，章学诚的“先师尝云”，等等，明清时期甚至形成了一种专门文体叫“告师文”。您历来反对仪式化，尽管您深知仪式化的社会价值。我也乐得像跟您念书时一样，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算是告师文的一个变体吧。
一晃，搁在我心里的与师说20年了。如今，我也年过花甲。2025年是您离开20周年，也是您诞辰115周年。我心里想着，早晚要开始，不如借机，趁现在记忆力、思考力和想象力还能用，起个头，把积攒在我心里的话，跟您聊一聊。
您还记得，学生们跟您聊天时，时常会提一个背景。您的一辈子，历经晚清、民国和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到晚年，在回顾自己一辈子学术追求时，您用了四个字：志在富民。当时我还想：一位学者，说自己志在富民，到底想说什么呢？
坦白地说，您走后的20年，每当我提笔，脑子里总会冒出这四个字。20年里，学术界后学也从各自的理解出发研究您，时不时发表研究心得。可作为学生，我却很少公开谈论您的学术贡献，更少公开发表文章讨论您的学术人生。
您可别怪我，不是我不想写，也不是我不能写，而是我不敢写。理由有二。其一，您知道我受传统伦理浸染不浅，对师生伦理、内外之别，铭记于心。您是我老师，说您贡献大或小，都有家人自吹自贬的嫌疑，还不如让他人多说。其二，您也知道我虽外表张扬却性格内敛。我是您学生，整天把自己老师挂在嘴上，也难免有拉大旗之嫌，还不如踏踏实实地进行教学科研。您还记得，在跟您调研的各种场合，每当有照相环节，我总是往后躲，也因此跟您合影不多。跟您有数的几次合影，都是您把我专门叫到身边的。为此，您还说过我一次，说我不愿意跟您合影。其实，我冤枉啊。哪是不愿意，是不敢呢。
也正是这份胆怯，让我也把志在富民铭记于心。随着年龄增长，也越来越多地体会到，当您说志在富民时，或早已超越学术。您用“志在”，巧妙地避开去清点自己做了什么，只说您执着于什么；您用“富民”，又巧妙地避开学术研究过程，而只关注学术探索的目标。或许您希望清楚地告诉世人，在您90多年的生命里，不管您做了什么以及如何做的，目标都是明确的。那就是，通过促进国家的发展，让百姓富裕起来。
富民，听起来是一个经济目标，实则是复杂的目标组合。我理解，生活富裕不只是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富裕，还是精神饱满、文化自觉，以及身心健康的精神富裕。从您在晚年关注文化自觉和心态研究，似可以窥见其中的线索。可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第一重要的还是活下来。您早年目睹的是为活下来而挣扎的中国，继而体验的是为富裕而奋斗的中国，如今则是为强起来而勇毅的中国。我越来越体会到，实践中的富民其实有两个相继相续的阶段：脱贫和富裕。脱贫，是活下来；富裕，则是富起来。富起来又分两类，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目标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融合。如今，通俗的说法叫实现小康，继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您在世时就在说小康，近些年，更清晰的目标是民族复兴，那是一种精神昂扬与奋进的姿态。
以此为线索，大概可以把您一辈子学术活动的社会目标串起来。概略地说，先让老百姓吃饱饭，再让老百姓有素养。百姓的富裕，来自国家的发展；百姓的素养，来自国家的富强。
说到这里，我脑子里又冒出了您写于1937年的《再论社会变迁》里的一段话：“‘为研究而研究’是一辈‘寄生性’学者的护身符。‘学术尊严’！我是不懂的，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亦是功能），亦可以做食粮（亦是功能）。若叫我选择，我是从食粮。”
在您离开周年之际，我写《作为“粮食”的学术：费孝通先生周年祭》引用过这一段。当时引用这段话，还只是有感于您对学术目标的另类观点。如今再引用，是因为我有了别样的体会。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探索国家发展的试错年代。一方面，皇权体制离去不久，人们对如何改变中国被列强欺辱的局面还众说纷纭；另一方面，连年战争让百姓生活更加艰难。以学术为食粮虽不是您的创见，自西学东渐以来就不断有人主张，可旗帜鲜明地把学术研究与国家发展绑在一起，在当时的学术界等于自绝于主流学术圈，不仅是一种勇气，还意味着一股坚忍不拔的毅力，也让我更加理解您为什么会把乡村发展作为您志在富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铺垫这么长，我想说的是，乡村发展是您一辈子的关注。我理解，您在《江村经济》开篇说“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时便为自己一生的精力投放埋下了时间的注脚。2003年底，您在“纪念费孝通教授《小城镇大问题》发表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自己的研究路线，从江村为起点，——小城镇——中小城市——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也在‘行行重行行’中不断发展”，“我们从小城镇开头，只不过提出了一个问题，但绝不能停留在这一个问题上，必须紧跟事实的发展，不断向前走，把这个发展过程分析出来，记录下来”。“必须紧跟事实的发展”意味着紧跟国家发展的历史脚步，也意味着在您走后，研究中国乡村发展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上。
基于这一理解，作为与师说的开篇，我跟您说说乡村发展吧。对乡村，您最关心的还是村民生活，与村民生活相关的自然是乡村经济，与乡村经济相关的则是摆脱贫困。当然，您一定会关心当下发展，那，我也说说乡村振兴。最后，我想跟您汇报我对乡村发展的一个粗浅判断：乡土重生。
城乡人口的历史性逆转
在《江村经济》中，您建构了一个理解中国农业社会经济生活的框架，即人地关系。把《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结合起来读可以发现，在一个以农业为生计主导的社会，如果人均耕地的产出不足以维系日常生计，人们便不得不寻求其他生计来源，以补足耕地产出的不足。这其他生计来源，在江村是桑蚕，在易村是手工业，在玉村是商业，只有禄村的农业可以让农民生计自给。
把您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抽象，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一个地区的生计资源不足以满足基本生计需求，人们便会寻求其他生计予以补足。乡村手工业、工业、商业等被称为副业的产业，说到底，是人们为了满足生计而展开的探索。历史上的家庭式作坊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亦如是。
活着，只是人们追求其他的前提。可当活着是主要诉求时，人们便没有机会刻意比较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收益率。毕竟，活着得靠粮食，粮食是地里长出来的，种地是人们保命的最后希望。一旦活着不再是问题，人们就会想活得更好。在一个以货币为通货的时代，要活得更好，就得有更多收入，其他产业的比较收益自然凸显。与种地比较，各种家庭副业如此，乡镇企业亦如是。与乡村工副业比较，如果同样是在工厂做工，在城里做工的收入要远高于在村里做工，人们自然会选择去城里，为了生活得更好，哪怕是抛妻弃子。务工如此，经商亦如是。面对在城市做工的比较收益优势，乡村人口有了流动的自然理由：为了家里人生活得更好，必须进城打工。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国家制度默许下，乡村劳动人口开始走出村寨进入城市，寻找收入更高的生计来源。从城市建筑到家政服务，从手工工厂到自动化生产线，都能见到从农村来的劳动人口。您在世时，还没有快递产业，如今，快递产业已经成为进城务工人员的诸多劳动选择之一。
尽管没有口径一致的官方统计数据，综合各方来源可靠的数据，还是可以观察到一个总趋势。1980年农民工数量约200万人，1989年增加到约3000万人，其中跨省流动占比约23%。进入90年代，农民工进城加速，仅以离开乡镇的农民工为例，1995年约7500万人，2000年约10600万人，2010年约15335万人，2015年约16884万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离开乡镇的农民工约17871万人，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约12102万人，合计约29973万人。
从乡村到城市，40多年的劳动力单向流动彻底改变了城乡人口的规模结构。您熟悉的是，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家庭社会。人们的一切努力，都以家庭家族兴旺发达为宗旨。农村劳动力到城里打工，为的是保障家庭生计、改善家庭生活。其中，一些人选择了让家人一同进城。事实是，在一个流动的农村劳动力身后，还有两个左右的家庭人口随其进城。一旦有机会，人们还会把家庭迁移到城市。这个趋势，在您离开之后，发展迅速。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以户籍人口计算的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2%；2000年统计口径修改为常住人口，乡村人口占比也还有64%；您离开时的2005年，依然有57%；直到2010年，城乡人口的占比才几乎相等。2015年乡村人口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到44%，2020年再次下降到36%，2024年又下降到33%。由此可见，近15年是城乡人口规模逆转的快变期。
在乡村人口进城打工后的约30年时间里，乡村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减少了32个百分点；在过去的15年里，这个占比又下降了17个百分点。其中，2010年是中国社会城乡属性逆转的分水岭。以人口数量指标判断，2010年之前，中国社会是乡土的；2010年之后，则是城市的了。也就是说，您走后的第五年，乡土中国终结，中国从此进入城市社会。如果您有机会目睹中国社会的千年之变，不知会作何感想，会不会激情赋诗，以寄心怀？
从城乡人口数量观察，2010年之前的中国，虽有您说的乡村工业化，一些人参与到了工业生产之中，可绝大多数人口依然居住在乡村或以乡村作为生计的最后保障，中国依然是您说的乡土中国。2010年之后的中国，则进入了以城市人口为主体的时代，也让中国从此迈进城市中国阶段。对此，一些学者——既有经济学家，也有社会学家——主张将之表述为城乡中国。我的浅见是，可以在城乡关系中观察中国，一如世界上主要经济体有城乡一样，却难以在主次关系上修饰模糊。放眼世界各国，主体人口的生计和生活空间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形塑着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后面在向您汇报乡村经济时还会说，大约也是在2010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为个位数，也证明了城市的主导性。
从城乡人口质量观察，2010年之前的中国，无论是城乡人口自由流动时代还是城乡人口流动不畅期间，乡村都是中国主要劳动人口的生产和生活空间，一如您在《生育制度》里刻画的，以家庭为单位是乡村人口组织的基本形式。20世纪80年代之后，乡村人口开始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流动。那时，您不断强调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重要性，呼吁离土不离乡，可能是希望劳动人口能留在乡村，以保留人们家庭生活的完整性。
对正常的社会生活而言，家庭生活的完整性是极端重要的。育小养老，天伦也。可是，随着农业与工业服务业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多维度差距的显见化，出生在乡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了更好的生活开始向收入更高的城市流动，乡村人口的家庭生活也随之变得不完整。随着乡镇企业改制，离土不离乡的社会基础快速失去，更多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寻找比农业生产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您在《行行重行行》里以“行”命名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涉及乡村劳动力向城市、向沿海的流动。
历经20多年乡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乡村的留守人口越来越弱势群体化。依据可靠测算数据，2000年乡村留守儿童约2699万人，留守老人约3500万人，留守妇女约4000万人；2010年乡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留守妇女约4700万人；2013年乡村留守老人约5000万人；到2023年，留守儿童约4177万人，留守老人约5500万人，留守妇女约2500万人。历时变化的数据表明，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在规模上呈现出儿童、老人、妇女等三个群体大体均衡的格局，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则开始向老幼两极汇集，呈现出极老极幼化趋势，从中部到西部趋势逐渐清晰。
在您走后若干年，相关部门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在不断增强。在国家层面形成了“顶层设计+专项行动+部门协同+资金保障”的政策体系，比如，国务院、民政部等都出台了针对留守妇女、老人、儿童的专项政策和行动。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专条要求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的关爱和服务，并将其列为乡村振兴考核指标。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县级政府将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2025年发布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则要求把“做好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关心关爱服务”纳入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清单。
即便如此，从乡村流向城市的人口却再回不到乡村了。前些年媒体上热炒的乡愁也正在消失。我理解，乡愁是生长在乡村那部分人口进入城市之后对乡村生活的记忆。当这部分人在城市终老，他们的下一代在城市出生、长大，乡村也就变成了与父辈有关的想象，由进城乡村人口承载的城乡之间的情感纽带也彻底终结了。在城市里出生、成长的“城二代”，没有任何乡村生活的记忆，又哪里来的乡愁？即使在乡村还有七大姑八大姨的亲属关系，贫居闹市无人问，乡愁也会在代际更替中自然消逝。换句话说，在乡村成为留守人口的乡村后，随着居住在乡村的老龄人口逝去，年轻一代成长，即使在常住意义上，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干预，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进一步下降或将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后面我还会跟您说具体数据。
20多年前您要跟我讲“小宅门”时，我相信您头脑里闪现着的是100多年前中国乡村社会格局的历史性变革，是受国家制度变革和世界工业化浪潮影响的时代性变革。而此时此刻，我头脑里翻腾着的则是城乡关系在人口维度的逆转。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乡土中国的人口证据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中国。当然，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不会是嬗变，让中国成为真正的城市中国还需要时间，至少得让在城市出生的人口长大成人，他们或其后代彻底以城市为生。
问题是，乡村的未来会怎样呢？没有常住人口生活的乡村注定是没有未来的。那么，谁会是下一代的乡村人口？
是土生土长的乡村人口？2023年，留守儿童占当年中国总人口的约3%。无论是站在人口数量还是质量视角观察，这样的人口都不足以撑起中国地域广大的乡村。我想跟您说的是，中国乡村在人口维度正在涅槃。虽然尚未见到重生的模样，可已在涅槃之中，则是事实。
沿着您的理想，我自然希望城乡一体、城乡融合，让乡村人口成为城乡融合关系中的人口，让乡村依然还有乡村的模样。可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许多需要突破的条件。重中之重是让乡村人口活起来，为有源头活水来，乡村才会保持生机活力。怎么能让乡村人口活起来呢？这些年，有不少主意。比如，让城里人可以到乡村去，就像当年乡村劳动力可以进城务工一样，允许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让乡村有人气。我想强调的是，不是旅游的人气，而是生活的人气。只要乡村还有有活力的人口生活，经此涅槃，乡土注定会重生。
乡村经济的革命性蜕变
在乡村人口数量与质量发生历史性逆转的同时，乡村经济格局也在发生革命性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初，以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81年农业生产总值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1%。90年代，国家经济的基本格局还是钟形结构，以《中国统计年鉴（1991）》为依据，1990年一、二、三产业产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是28%、45%、27%。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重分别是25%、37%、38%。在农业总产值中，农、林、牧、副、渔的比重分别是59%、4%、26%、6%、5%。那时，尽管工业经济占比超过了农业，可从生计视角考量，农业还是国家经济的压舱石，工业处在成长中，轻重工业结构也处在调整中，重工业依然占据主要份额，还没有转向以居民消费为主。在农业中，经济结构依然传统，种植业占据着绝大部分份额。
也就是说，您在《江村经济》里刻画的中国经济格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还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正如您在《行行重行行》中说的，乡村经济发展还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经济，在经历了两次关键性变革之后彻底完成了它的革命性蜕变。第一次是1997年的乡镇企业改制，第二次是乡村经济的产业化变革。
您在《行行重行行》里讨论过20世纪80年代欣欣向荣的乡镇企业与乡村发展。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国务院分别下发〔1992〕19号和〔1993〕10号文件，为乡镇企业的第二轮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综合多个来源的可靠数据可知，1992年乡镇企业完成总产值17975亿元，比上年增长55%；1993年比上年增长76%；1994年比1992年增长1.4倍，纯利润增长1.3倍；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利润提高了49%，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提高了25%，每百元营业收入占用的流动资金降低了17%，人均创利税提高了一倍多。
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发展带来的多维度负面效应也在快速显现，如同业竞争、产品质量低下、环境污染、管理混乱等。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1995—1996年乡镇企业关停了4.67万个环境污染严重的小造纸厂、小制革厂、小化工厂、小煤窑等。其中，仅造纸厂就关闭了2.3万家。伴随产业政策的进一步调整，还有一批小微亏企业被兼并、拍卖和歇业。
1997年《乡镇企业法》颁布，乡镇企业改制被提上议事日程。随着关停并转的持续，乡镇企业被分化为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组织形态的企业。一部分变身为集团制大型股份制企业，一部分经过私有化转变为民营企业，不再有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经过改制，企业数量大大减少，经济效益快速提升，作为中国工业一个特殊类型的乡镇企业被快速纳入中国工业化体系。1998年乡镇企业的数量为2004万个，比1995年减少199万个；实现营业收入89351亿元，净利润4635亿元，实缴税金1583亿元，分别较1995年增长56%、43%和10%。尽管如此，乡镇企业还是变成了一个历史概念。
在经历阵痛之后，乡村经济的蜕变开始进入快车道。199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于是，在乡镇企业之后，乡村经济的又一次关键变革启动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农业产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村经济的特征，把延续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送进了历史叙事，也让经济维度的乡土中国成了历史。
先说从小农到农业产业化的革命性变革。1997年国家开始推动农业产业化时，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是农业依然具有重要地位。《中国统计年鉴（1998）》的数据显示，一、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变成了18.7%、49.2%、32.1%。在农业经济中，由于副业不在其中，种植业占比达80%。以此为基础，农业产业化悄然展开。比如山东省，培育50家省级，加上500家区域性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到2000年农业产业化覆盖的耕地面积超过一半。除了大中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也蓬勃发展，2018年分别达到217万家和60万家，土地流转面积超过5亿亩，规模化经营占比达到37%。
农业产业化，除了指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还指产业融合的加深。把农地当资本来经营，市场便成了主导力量。地里种什么、养什么，都以市场为导向，什么能赚钱便种养什么。大规模种植养殖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巨大，不是本地市场能消化得了的。于是，种出的养出的产品不得不进入更大的消费市场，农业也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转向了市场导向的商业化经营。
产业融合是农业产业化的一个自然进程。1997年之后，农村经济从单纯种植养殖业向加工、物流、电商延伸，2023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达2.8∶1。也就是说，仅从种植养殖来说，种植养殖产品在农产品价值链的占比大大下降，工业以另一种形式渗透到了农业产业之中，使得作为传统小农核心的种植养殖业悄悄地离开核心地位，变成为农村经济提供原料的一个环节。
农产品加工化和市场化是农业产业化的纵向拓展，产业融合的另一种形态是农业产业化的业态创新与拓展。比如，休闲农业和乡村文旅成为乡村经济的新业态。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等17部门印发《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正式提出了“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2020年乡村旅游总人次占国内旅游总人次的比重超过54%，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达6000亿元，比2015年增长36%。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明确了创意设计、演出、音乐、美术、手工艺、数字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产业、文旅融合等八大赋能领域，各地农文旅也形成了一些特色，比如产业联动、文化赋能、生态导向、数字驱动等。再比如，小红书的“乡村漫游”通过“情景交融”，2023年直接带动乡村农文旅游客近2000万人次，相关笔记曝光量超10亿次。
估计您要问我啥是“小红书”了。这么跟您说吧，小红书是当下流行的视频内容平台的一类。可能您又要问，啥是“视频内容平台”了。那，我还是打断一下，跟您说说您离开之后发展环境的一些变化。扼要地说，2003年，阿里巴巴创造了一个数字支付平台，自己作为保人，让买货的人能收到货，让卖货的人能收到款。您还在世时，电子商务已有蓄势待发的趋势。在您走后，迅速成为大潮流。您还记得吗，您在北京医院住院时问过我手里拿的手机？那个手机，品牌是多普达，是非常早期的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比那时办公电脑的性能都要强大。智能手机的迭代发展，推动了个体化社交和多媒体平台的发展。
2011年腾讯上线微信。微信是一个以个体为主体的社交平台，自此，打电话的越来越少了，发文字、语音、照片的却越来越多了。以社交为基础，又发展出许多关联业务，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2011年快手上线，以社区形式交流短视频；2013年小红书上线，定位为视频电商；2009年哔哩哔哩上线，以动画切入，向多维拓展；2016年抖音上线，任何人都可以用手机浏览和发布短视频；2020年微信视频号上线，借微信用户规模优势，用社交网络拓展视频空间。总之，您走之后，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政治变革的关键驱动力量。近两年，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机器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其应用也在向生产生活治理各领域渗透，让数字社会向数智社会转型。
乘数智技术之势，2023年乡村农文旅接待游客36亿人次，占国内旅游总人次的比重超过56%；农民人均旅游收入达1903元，较2015年增长112%。农业纵向的产业化和横向的文旅化，带来了与传统小农在生产目标维度的本质变化。几千年来，乡村小农生产大多只是为了一家人的口粮。除了满足生存，人们没有富裕的土地去耕种其他农作物或做其他营生。一如您在《江村经济》里断然表达的，中国的问题是饥饿。我在想，农业产业化的革命性改变在于，村民种地不再是为了一家人的口粮。
事实上，在您离开的当年，2005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农民种地再也不用缴纳农业税了，它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正式成为历史。当然，是否要缴纳农业税以及农业税的经济社会政治意义如何等，是另一个议题，对此有诸多争论。这次，先不跟您说了。至少取消农业税的事实说明，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农业税不再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乡村经济也不再是只有农业的经济。
取消农业税五年之后的2010年，在三次产业结构演化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降到了个位数。此后，这一比重一路下降，到2024年下降为6.8%。非常巧合的是，一如前述，与城乡人口规模结构的演化相一致，那一年，城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相当，乡村人口占多数的格局也成为历史。
乡村经济的历史性蜕变，意味着乡村人口的经济生活不再呈现出您在《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里刻画的以农业生产为基本生计、以非农业生产为生计补足的经典格局。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农业与农户的关系在彻底分离。
农业纵向产业深化和横向产业拓展的一个基础是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在人多地少的东部地区，更多地是集约化经营。集约化，指农户把自己承包的小块耕地转包给种植业大户，种植业大户再依据市场动态进行种植业规划和实施。种植业大户不一定是本村农户，有可能是外村的，还有可能是外地的，甚至是城里的。把承包地转租出去的农户的生计不再是自己经营土地，而是要么为种植业大户打工成为农业工人，要么外出打工成为城市打工人。种植业如此，养殖业亦如是。此外，靠近大中城市的乡村，还可以把闲置的资产委托给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由合作社再委托，进行整村运营。
您还记得从社队企业到村集体企业的变化吗？与此类似，近十年，乡村出现了一类新经济活动：乡村资产经营。其中，既有村级集体资产，也有农户闲置的资产。农文旅可以被理解为乡村资产经营的一种形式。2023年我带学生到重庆、云南、广西、广东、浙江等省（自治区、直辖市）调研，了解到各地都在运用资产经营方式试图盘活村里的资产。依据调研资料，我出版了一本《乡村职业经理人与共富乡村实践》，探讨的正是乡村资产运营。为鼓励各地的探索实践，中央和省市两级政府都有财政转移支付。2025年我带学生到浙江调研，发现财政转移支付的量还非常大。
在人少地多的地区，如东北地区、西部地区，更多地是规模化经营。比如，东北的北大荒集团，2023年经营的耕地面积达4874万亩（约325万公顷），占中国耕地面积的2.2%，生产的粮食占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的近30%。与集约化经营更多地向产业纵深和横向拓展不同，规模化经营更多地向产业的规模化拓展。比如，北大荒集团的综合机械化率高达99%，完全依靠机械生产。
正是在农业产业化中，无论是纵向深入、横向拓展，还是规模化拓展，都意味着农户与农业彻底分离了。农户不再被固着在土地上，安土重迁已经成为历史景象，农户的劳动力即使还在从事种植养殖业劳动，也不再是小农经营的农民，而是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工人。农户与农业的直接关系被完全切断了。
不仅如此，以收入论，农业甚至不再是农户生计的主要来源。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31%。2013年人均纯收入增加至943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成为第一来源。到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9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达42%，在东部地区如常州的占比高达61%。家庭经营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2000年为63%，2023年下降到34%；转移性收入占比，从2000年的8%上升至2023年的21%；财产性收入变化不大，占2%左右。换句话说，2013年是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结构的转折点，标志着农业经营不再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取而代之的是工资性收入。
归集这些事实，我想跟您说的是，乡村经济不仅不再是国家经济的主体，也不再是乡村人口生计的主要来源。在乡村人口向老幼两极聚集、小农经济向产业化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乡村经济对国家而言是粮油安全的底线保障，对农户而言则是生计安全的心理底线，而非事实底线。对中国而言，农业依然重要，中央一号文件依然事关农业。可不容否认的是，乡村经济也在涅槃之中。
与人口不同，乡村经济已经有了重生的方向，只是还未见到重生的模样，可乡村经济正在涅槃重生也是不争的事实。乡土涅槃重生，经济是基础。沿着您的理想，我也希望城乡一体、城乡融合，让乡村经济成为城乡关系中的经济，让乡村经济依然还有乡村的特征。可要实现这一目标，也有许多尚待突破的地方，尤其是突破人地关系的束缚。我说的不是生计关系束缚，而是制度规制束缚。或许，推动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是大势所趋。目前，各地乡村因地制宜有一些尝试和实践，也有一些令人欣喜的迹象，只是还需把模式走通。
乡村经济的振兴性重生
中国乡土的涅槃可以被理解为多重因素叠加的自然过程，而当下对乡土重生的期待更多地则是国家主导的积极进程。跟您说多重因素叠加，不是指多重因素平行推进，多重因素叠加是一个结构动态化过程。市场化先行，然后是全球化、数智化、城市化的跟进、叠加、迭代，最终在2010年前后让城乡关系在人口、经济、家庭生计等三个维度出现了历史性逆转和革命性蜕变。其中的每一个“化”都由国家主导，而我强调它是一个自然进程是想跟您说，国家主导也是顺势而为。按照当下流行的说法，那就是，把握时机，积极推进。
早在《江村经济》中，您便把国际市场作为外部因素纳入乡村生产与生活进行考量。当下，中国更是国际大市场的组成部分，14亿人口的复杂需求，对市场经济参与者而言，有多大的吸引力呀！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也是因为中国有4亿多人口的市场。一些人认为，中国加入WTO是美国给中国的恩惠，我倒认为，此说反过来也成立，至少双方都有利可图。市场化大势推动乡村劳动力在比较收益面前做出理性选择，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工业，最终从乡土流向市场。这一系列进程，都是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自然发生的。如今，即使居住在乡村的劳动力，大多数也是市场化的劳动力。简言之，是市场化触发的多因素叠加推动了传统乡土的涅槃。
问题是，我们还能靠这样一股力量来推动乡土重生吗？纵观市场经济的历史，特别是工业化以来的历史，农业是逐步被比较收益边缘化的产业，农村也是逐步被遗迹化的地理和社会空间。在中国，当小农成为历史，又如何推动乡土重生呢？
实践中，这不是一道易答题，其他国家的答案也不适合中国。我们面对的第一道难题是告别乡村贫困。乡村贫困是乡土涅槃产生的难题，也是乡村历史遗留的难题。一如您说，中国的问题是饥饿问题。在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乡村、生计靠农业时，饥饿，说的就是乡村人口的饥饿。流向城市的人口其温饱有了基本保障，可留守乡村的人口却不一定。解决乡村贫困人口的生计，让他们过上生计有保障的日子是一道攻坚题。在您走后，也是推动乡土重生的国家战略之一。
说起当今中国，人们了解更多地是发展。其实，扶贫，始终是国家发展未曾忽视的一面。比如，通过土地改革、集体化生产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农田水利、赤脚医生制度）改善基本生存条件等。不过，这些实践针对的是乡村整体的贫困。乡村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上农产品价格改革、农业税收减免、农村劳动人口进城务工等在促进一部分农户改善生计乃至发家致富的同时，依然还有一部分农户未能摆脱贫困。
为了有效缓解贫困，1986年，国家首次以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基准，确定了331个国家级贫困县（农区县≤150元，少数民族县≤200元）。1994年，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将标准调整为199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00元，退出线设为≥700元后，国家级贫困县的数量增加到了592个。
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引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概念，将14个片区的680个县与原有592个县合并，形成832个国家级贫困县，覆盖中西部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调整过程中，2012年调出38个经济改善县（如陕西府谷县），调入38个深度贫困县（如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总数保持不变。最终名单于2014年正式公布，其中西藏全区的74个县整体纳入。
在进行对象确认的同时，1986年国家设立专项扶贫资金，实施“三西”（河西走廊、定西、西海固）农业建设、以工代赈等项目，推动贫困地区自我发展。那个时期，各地都处在艰难发展之中，尚没有余力来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您《行行重行行》中的《赤峰篇》《包头篇》《定西篇》《甘南篇》《临夏行》《海东行》等一系列中西部调研文章，都可以说明中西部地区在寻求自我发展。
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决策，也标志着国家反贫困战略从早期的救济式扶贫、后来的开发式扶贫转向精准扶贫。2014年，国务院扶贫办在国家层次建立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为12.8万个贫困村、9899万贫困人口建档立卡。
2015年11月，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明确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机制，制定了“六个精准”（对象、项目、资金、措施、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和“五个一批”（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的精准脱贫方略。
2019年进一步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标准。
在脱贫攻坚中，通过“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公示公告—逐级审核”流程确定扶贫对象，建立返贫预警机制，2014—2020年累计识别贫困人口1.28亿人次。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口精准施策，让99%的建档立卡户获得产业支持，包括特色种植（如云南石斛）、乡村旅游（如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和电商扶贫（如甘肃陇南“电商+合作社”模式）；让94%的家庭获得就业支持，包括职业技能培训（930万人次）、扶贫车间（81万户）和公益性岗位（409万人次）；让1111万户参与生态扶贫，如甘孜州选聘2万多名生态护林员；此外，还通过易地搬迁让208万户、960万贫困人口迁入新居；同时，配套建设产业园区和就业服务中心，如四川凉山州“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模式。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在精准施策中还纳入了教育和医疗保障，让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基本医保参保率几乎达100%，大病专项救治覆盖30种疾病。
脱贫攻坚与之前扶贫特别不同的还有结对帮扶。结对帮扶是通过“一对一、多对一”的定向联系机制，将帮扶资源与贫困家庭需求直接对接，大致可分为干部结对帮扶、社会力量结对帮扶、区域结对帮扶三类。在干部结对帮扶中，国家累计选派300多万名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驻村入户与贫困家庭结对，精准识别致贫原因（如因病、因学、缺技术等），制定“一户一策”帮扶计划。例如，贵州黔东南州推行“干部包户”制度，每名干部负责3—5户贫困户，从产业帮扶、政策申请到子女入学等进行多程跟进，2016—2020年累计帮助129万贫困人口脱贫。在社会力量结对帮扶中，企业、社会组织与贫困村“结对子”，通过产业投资、物资捐赠、技能培训等助力脱贫。如阿里巴巴与甘肃礼县结对，打造“礼县苹果”电商产业链，2020年帮助当地苹果销售额突破8亿元，带动2.3万贫困户增收。在区域结对帮扶中，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建立“对口支援”关系，实现资源互补。例如，广东对口帮扶广西，2016—2020年投入帮扶资金超300亿元，共建产业园区106个，转移广西劳动力到广东就业超200万人次，其中贫困人口占比达35%。
2020年8月，我带学生去了甘肃省通渭县平襄镇孟河村。孟河村地处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因村域内流淌的孟家河、杜家河两条季节性河而得名，占地12.6平方公里，有8个自然社，农户305户，在籍村民1310余人。我跟您去过定西，在那一片干旱地区，村民要自己修建水窖来存蓄雨水以备生活所需。2016—2018年，孟河村被纳入引洮工程二期项目，接通自来水，终于解决了用水问题。通渭县是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也是到2020年尚未脱贫摘帽的52个贫困县之一。通渭县下辖332个村，其中有198个贫困村，孟河村曾是其中之一。2013年，孟河村开始建档立卡，共116户、544人，贫困面约为41.24%，贫困村有的特征如收入低、收入来源有限、生活困难等，孟河村都有。
2009年国家能源局（原国家电监会）对通渭县进行定点帮扶，派驻干部，依托行业优势，进行农网改造升级、二级公路建设、风能开发利用、光伏扶贫电站建设、组织通渭干部外出考察学习等，逐步实现了自然村动力电全覆盖，为当地增添了“风光互补、清洁通渭”新名片。在孟河村，驻村第一书记还和村“两委”一起，开通了农特产品微商平台“孟河优品”。2018年9月28日，微店卖出了第一单。到2018年底，“孟河优品”销售额突破5万元。2019年完成“陇上孟河”商标注册，同时在多平台开展线上线下营销，当年的销售额达158万元。2020年4月，村集体合作社通渭县孟河为民实业有限公司的苦荞、藜麦、粉条、苹果等多类产品入选国务院扶贫办第一批拟认定的国家扶贫产品名单，正式入驻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简称“832平台”），纳入政府采购目录。
在产业扶贫中，与之前特别不同的是数字技术赋能。电子商务覆盖了所有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为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国务院扶贫办和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每个贫困县都建立了县级电商服务中心、物流配送体系和村级服务站点，形成了“县—乡—村”三级电商网络。2020年，832个贫困县网络零售总额达3015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407亿元，同比增长44%。截至2023年底，832平台已吸引832个脱贫县近3万家供应商入驻，在售商品超40万款，覆盖米面油、水果生鲜等600多个品类。数字技术把偏远地区的原生态转化为了市场认可的品牌力，产生了诸多农产品品牌，如四川盐源的苹果、陕西柞水的木耳、贵州黔西的山货等。数字技术赋能不仅让农产品不再局限于本地市场，还激活了产业生态，推动了生产、加工、物流等产业链的升级，如甘肃环县通过电商产业园建设冷链物流中心，将羊肉产品附加值提升至每公斤65元，带动375万只存栏羊形成富民产业。淘宝、抖音、快手等平台的数据显示，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新农技，手机已经成为新农具，数据则成为新农资。
作为国家战略，脱贫攻坚的起点可以追溯至2015年党中央做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决策。2015年脱贫攻坚进入总攻阶段。经过五年的努力，脱贫攻坚战让现行标准下的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与此同时，乡村基础设施显著改善，产业扶贫（如电商等）、“三西”农业建设等措施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乡村人口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此外，还通过结对帮扶等多元精准帮扶措施，建立了系统的脱贫支撑体系，为脱贫胜利和防止返贫提供了坚实保障。听到这些，您当非常欣慰和开心。
如果说脱贫攻坚是乡土涅槃的尾声，乡村振兴便是乡土重生的号角。乡村振兴战略的孕育可以追溯至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城乡发展”摆在国家全面发展战略构想“五个统筹”的首位。随后，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取代原《城市规划法》，把乡村建设纳入城乡体系。
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七大战略之一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了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进行明确规划，提出：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为落实国家部署，2018年9月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阶段性谋划，细化实化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
改革开放后的30年是乡土涅槃的30年，从脱贫攻坚结束开始，再用30年时间，中国期待建设一个新发展阶段的乡村，实现乡土重生。
为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2021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6月1日正式实施。《促进法》聚焦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农村文明程度等核心任务，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强调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同时突出乡村文化振兴，明确每年农历秋分日为中国农民丰收节。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
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也是国家实践。实现乡村振兴之时，也是乡土重生之日。从2017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到当下为止，推动乡村振兴的不仅有法律保障，有政策措施，有目标任务，还有实践抓手。
在中西部地区，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乡村振兴实践活跃且内涵丰富。农业农村部的案例显示，在甘肃陇南，一是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例如，康县长坝镇花桥村围绕旅游要素进行整体品牌化经营。二是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例如，陇南市祥宇橄榄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采取“公司+协会+基地+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带动油橄榄产业发展。三是发展农村电商。例如，先后创立“六路带贫”“七路助农”陇南电商模式，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可见的结果是，花桥村2023年旅游综合性收入210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4690元提高到2023年的16580元，同时还吸引外流的村民回乡创业。祥宇橄榄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带动种植户6.9万户、29万人发展油橄榄产业，种植户年人均稳定增收近4000元。在陇南市，电商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贡献从2015年的430元增长到2023年的1230元。贵州锦屏县在发展钟灵香芋南瓜、彦洞锥栗、新化罗汉果等特色产业的同时，力促稳岗就业，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发挥以工代赈作用。2023年以来，获以工代赈项目5个，获中央和省级财政以工代赈资金1100万元。通过加强基建与公共服务，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了乡村公共服务水平。
在东南部地区，共富乡村成为乡村振兴的努力追求。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案例显示，马岭村依托“花卉+文旅”，大力发展花卉、特色民宿、灯光夜市等业态，打造集观赏、研学、休闲、娱乐、餐饮等为一体的都市农文旅综合体。马岭观花植物园已引入500多个花卉品种，村集体收入由100万元增长至500万元，昔日的“空心村”蝶变为和美乡村“打卡点”。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说，位于江浙沪交界区的浙江省嘉善县西塘镇鸦鹊村村委会将一部分空间改造成“共富工坊”，承接纽扣代加工订单，让当地老人、残疾人等不出村实现“家门口”增收。同时，嘉善长三角零工市场西塘分市场通过“线上派单+村级接单”的模式，精准匹配企业用工需求和村民灵活就业需求，并为灵活就业者提供技能培训与岗位推荐。鸦鹊村三个村级“共富工坊”带动江苏省吴江区黎里镇伟明村，平均每月能为老人增收近千元。西塘分市场已吸引380余家企业注册入驻，建立了拥有8400多名灵活就业者的用工资源池，成功匹配就业岗位5.26万余人次。在江苏省统计局的案例中，无锡市把350个行政村或涉农社区划分成11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片区，每个片区包含15个以上行政村或涉农社区，协同推进农居以及道路、河湖水系、数字乡村、产业配套等建设，规划“一条主轴（美丽乡村风光带）+多条支线（乡村休闲旅游精品路线）”，以“主轴+支线”将各个村庄节点串联起来，破解了村庄小而散、单打独斗发展慢等问题，促进了片区全面、均衡发展，形成了串珠成链、以点带片的发展格局。
遍览各地的实践，包括近几年我和学生在四川、云南、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调研也发现，各地都在因地制宜地试图用“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在推动产业兴旺中，村集体经济又回来了。不过，当下的村集体经济不是您熟悉的20世纪80年代的村集体经济。简单地说，第一，经营主体不同。您熟悉的村级集体经济是村里人或村委会经营的集体经济，当下的集体经济是职业经理人经营的。其中，职业经理人可能是本村的，也可能是城里人。第二，资产构成不同。您熟悉的村级集体经济资产是从人民公社阶段积累的村级所有的资产，当下的资产则是混合资产，既有村集体资产，也有村民资产，还有外来资产。第三，经营性质差异。您熟悉的村级集体企业纯是商业企业，以营利为手段，以发展为目的；当前的村集体企业不是村级企业，是在村里运营的混合了商业企业和社会企业属性的企业，以营利为目的，却不只以营利为目的，还有其他目标，比如盘活集体和村民的沉睡资产，活跃村里的社会活动，如让妇女再就业以便照顾老人和儿童等。第四，企业生态位不同。您熟悉的村级集体企业是乡镇企业的组成部分，是村作为一级组织的企业，与乡镇作为一级组织的企业相参照；当下的村集体企业是村各类产业的组成部分，没有乡镇的企业作为参照。直白地说，当下的村集体企业是办在村里的属性复杂的企业。
您可能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类企业？简单地回答您：还是人口单向流动带来的困境。随着大量人口不断流向城市，一如前面跟您说过的，留在乡村的人口不仅数量少了，有能力从事经营活动的人口更少了。
人去楼空。虽说乡民的实物资产不多，可土地、宅基地、房屋总是实实在在的，加上村里零散的集体资产，一些村还有历史资产，数量和类型还是挺丰富的。村里没人有能力经营，这些资产便是僵化的，盘不活。要盘活，就得由有能力的人来经营。
有人看中了乡村的土地资产，带着资本从城里、从外地到乡村经营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经营。还有人看中了村民的宅基地资产，通过用途置换的方式，集中建设村民居住地，让村民上楼。学术界形象地把这类资本流动现象称为“资本下乡”。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13年后资本下乡主体超过15万家，累计投资额超过2万亿元。资本下乡的结果之一是，村民在自家门口变成了农业工人，不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
另一结果是，在大量村民没有上楼的地区，散落下了资本看不上、收益微薄的僵化资产。经营这类资产，既要有情怀，还要有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传统乡村集市的买卖能力，也不是乡镇企业年代的生产能力，更不是大资本经营能力，而是数智时代面向线上线下复杂市场的经营能力。有这种能力的人，一定是见过世面的、熟悉数字技术的，尤其是有能力把零散资产进行整合经营的人，这些人能挖掘其中的市场价值，又不以营利为目的。从事这类经营的人被称为“乡村职业经理人”。前面跟您说过，运用这些经理人的案例，我还出版了《乡村职业经理人与共富乡村实践》。
可是，这类实践只发生在当下还有人居住的乡村。随着年轻人继续进城，老年人慢慢逝去，一些村子消失了。综合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1985年，中国行政村的数量为94.06万个。一直到1996年，行政村的数量还维持在92.83万个。1997年是乡镇企业改制之年，也是行政村数量下降之年。到2004年末，行政村的数量下降为65.27万个，10年之内减少了近30万个；2014年末自然村进一步减少到58.5万个；2023年末又下降到47.8万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2024年末乡村常住人口数量为46478万人。这些数据意味着乡村在行政建制和人口数量方面都处在快速下降之中。因此，目前的乡村经营，尤其是人口还在减少的乡村，只是权宜之计。真正的乡土重生，可能还需要回到乡土，从乡土的动态中寻找解决方案。或许，在城乡关系中重新布局乡村是当务之急。
其实，早在2019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和自然资源部等五部委就出台了《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分类推进村庄布局优化，提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等村庄分类标准，并强调规划先行、有序推进。2024年，自然资源部又与中央农办联合发布《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要求加强县域统筹、优化镇村体系布局，并明确村庄建设边界调整规则。在中央政策指引下，各地也出台了因地制宜的政策，开展村庄优化布局，围绕乡镇、城市、特色等在县域范围进行统筹规划，联动乡镇，推动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城乡融合格局。比如，北京市域面积约1.64万平方公里，其中乡村约1.3万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80%，包含120个乡镇，覆盖了2500多个自然村。在2024年印发的《北京市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办法（试行）》中，乡村规划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这里，乡土重生的空间景象似乎清晰了：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自然村和行政村的数量还会进一步减少，乡村对城市的依赖也会进一步凸显。不过，减少的过程并不只是村庄的自然消失过程，也是规划介入的国家主导过程。当村庄人口数量下降到一个阈值，行政成本会快速上升，村庄合并成为必然。湖南省财政厅的案例显示，2016年每减少一个行政村，年均减少支出8万元，最高20万元。桂阳县撤并减少行政村144个，减少村干部600多个，减少村干部补贴开支432万元、办公经费等1200多万元。村庄合并，意味着行政村数量的减少过程也是城乡关系优化过程。可是，如何优化呢？
2020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乡村振兴与城乡关系再探索：人口生计何以可转换？》，从人口生计切入，在比较英法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人口关系变迁中发现，城乡人口在经历了追求极致工业化效率之后又回到了追求人口生计的便利性。面向中国，我以为，在经历了70多年的工业化和市场化之后，也形成了三类基本城乡关系，我把它归纳为城乡一体、城乡相辅、城嵌入乡。
在三类城乡关系中，如果说传统城乡关系是由乡村人口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决定的，那么如今的城乡关系正在由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城市定义，有怎样的城市便有怎样的乡村。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人口与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以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中国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城乡关系，更不会形成一城独大的格局。
有人主张以大城市为中心，我则建议以区域化为核心，在乡土重生中重构城乡关系：在人多地少的东部地区，城乡一体、城乡相辅已成趋势，只是不同地区有不同形态而已。在人地相当的中部地区，城乡相辅的格局也在形成之中，城与乡都还保留着各自的吸引力，如城市的工作机会和生活便利、乡村生活的悠闲与田园气息。在人多地少的西部地区，由城带乡还处在国家推进、社会倡导之中。
提出如此构想是想说明，城乡一体可以有不同的格局，城乡融合也不是下一道行政指令就可以达成的政策目标。只有因地制宜地发展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在西部地区发展中心镇，形成以县域城镇为基本单元的乡村规划，优化城乡关系格局，才是乡土重生的空间基础。
有了产业方向、空间基础，乡土重生的关键最终还是人。没有人的乡村是荒野，有人居住、生活、生产、服务，才会有人来往，才是真正的乡村。问题是，谁才是未来生活和居住在乡村的人？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新问题。从有文献记载到21世纪初，中国没有为乡村是否有人居住生活而思考过。正如我之前反复说的，2010年之前，中国一直是乡土社会，特征就是国家人口的大多数居住在乡村。可是如今，在14亿人口中，乡村常住人口只有4亿多，且还在快速减少。不仅如此，国家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在快速放缓，2010—202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10年总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53%。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15。根据联合国人口司预测，中情景下，中国出生人口规模总体上保持“波浪式”下降态势，2050年之前，年出生人口有望维持在1000万左右，然后进入快速下降通道。实际上，2022年中国年出生人口就已经下降到1000万以下。还有一个不得不考量的事实是，老龄化的加速。2020年的“七普”数据表明，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已达到2.64亿，占总人口的18.7%；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10亿，占总人口的22.0%。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为22.8%。
换句话说，回答谁会生活在乡村的问题时，必须把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加速以及老龄人口抚养比攀升这样的事实纳入考量。如果此时还坚持乡村只能是存量村民的乡村，若干年之后的格局将会是乡村不再有人居住，乡村将会变成真正的荒野。直白地说，如今的乡村不应再只是农业户籍人口的乡村，而应成为中国人口的乡村。乡村从来都是动态的、生机盎然的土地，在中国历史上，是先民的不断开拓才有了不断发展的乡村。乡村只是农业户籍人口的乡村的时间非常短暂，放在历史长河中，甚至连一息时间都不到。
历史上的乡村，因开放而生生不息；过去40多年的乡村，因开放而给予了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机遇，且在不断的单向流动中涅槃。如今，乡土有望重生，机会依然在乡村的开放、在人口的流动。然而，与涅槃不同的是，除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还需要从城市到乡村的反向流动，进而实现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人口向乡村流动，城乡一体格局才是实至名归的，城乡融合才能真正实现。其实，祖先们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了，只有在城乡之间实现人口双向流动，才会有城乡双边真正的源头活水。
暂时的结尾
先生，聚散总有时。跟您唠叨这么多，也不知道您烦不烦。我把以上跟您说的做个小结，就先告一段落吧。
早在1948年，上海观察社就出版过您的《乡土重建》。除了观察社版本，我手头还有香港文学出版社重印的竖排版《乡土中国·乡土重建·重访江村》。书中没有出版时间。我在一些图书馆包括北京大学图书馆题录库查询，没有此书。最后，在台湾大学图书馆题录库中查到，是1995年出版的。这本书还有另一个版本，是香港凤凰出版社印刷的。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题录库记载，印刷时间大约是1970年。此外，我手里还有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小城镇四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初版的《行行重行行》，群言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行行重行行（续集）》，都是您亲手给我的。我在想，这些论著里，融入了您对中国乡村的大思考。在这些文献基础上，我跟您唠叨这些，是想向您汇报在您走之后中国乡村发展的动态与格局，以免您记挂。可以说，您一辈子为之努力的富民正在实现。其中，我在汇报中的观察体会，则是在向您请教。
粗线条地说，在您走后的第五年，随着乡村人口向城市的继续流动，乡村发展来到了它有史以来的转折点：乡土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色调，城市蝶变为了中国社会的主色调。我跟您说了三个基本指标：人口、经济、家庭收入。随着乡土成为一部分人的历史记忆，乡土也在经历它的生命涅槃。妇女、儿童、老人成为乡村的主要人口，规模化集约化成为乡村经济的新特征，即使居住在乡村的村民，大多数人也不再是传统的小农，而是成为新兴的家门口的产业工人，他们在自家的农地、果园、牧场上，为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主体打工。一些人的收入也因此难有上升机会和空间。
为此，国家在2015年转变之前几十年的扶贫工作模式，展开精准扶贫，进行脱贫攻坚。2020年脱贫攻坚战顺利结束，中国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乡土也成功完成了它的涅槃而进入重生阶段。
当然，乡土涅槃与重生不是一个断面。2017年，在脱贫攻坚还处在艰难阶段时，国家就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从国家政策、法律、规划等各个制度抓手发力，一方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兴旺，同时调整国土规划、优化城乡空间关系，涌现了一系列非常有启发性的现象，比如乡村集体经济的重现、中心城镇的兴旺等。
只是，还有一个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键问题有待创新：谁是乡土重生中的“人口”？在中国总人口数量进入平台期而后掉头向下的窗口阶段，叠加老龄化人口占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快速上升，已经无法依靠乡村户籍人口的再生产来推动乡村振兴，谁来成为乡土重生的有生力量呢？我的建议是，放松城市人口到乡村去的政策限制。为有源头活水来！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是城乡彼此的源头活水。开放依然是乡土重生的希望！
先生，我这次的汇报先到这里！敬请您批评指正。
文章出处：邱泽奇，2025，《北大社会学刊》，第六辑，2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