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写道：“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在这里讲的是历史的真实。这也是我党以后历届领导人都一再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并把它写入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件和决议之中。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首先是因为它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关头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其次是要求我们必须牢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源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生动实践；第三是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坚持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国家和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之，这是我们坚持和实践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和壮大，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密不可分。斯大林成为联共（布）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后，对中共也给予了许多帮助。双方几十年的交往，经历的事件非常之多。这里只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个回顾。
一、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1840年以后，在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欺诈和盘剥中国人民的背景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那时起，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许多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爱国先驱，前赴后继、孜孜以求地探索着如何才能改变中国的各种不堪境遇和悲惨命运。但无论是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变法图强的戊戍维新运动，还是来自社会下层的义和团运动，及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由于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和可依靠的力量，都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越陷越深。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使得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壮大。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
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从1918年7月起，李大钊先后几次发表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并预言十月革命掀起的潮流不可阻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五四运动后，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1920年3月至5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他们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推向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推向了中国的社会实践。这些举动引起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和俄共（布）的密切注意。
早在1919年春，俄共（布）代表布尔特曼就从海参崴到天津，同李大钊、邓中夏及天津、北京高校的学生们建立起了联系。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辗转来华，探访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他们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了解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和态度，向他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苏俄的对外政策，从而坚定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同年7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执行局主席西比利亚科夫也抵达北京，同维经斯基等人举行了俄共（布）在华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综合共产国际的意见和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明确提出要尽快促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这些活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1920年7月中下旬，共产国际举行二大，荷兰人马林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经列宁提议，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这体现出列宁对中国革命的重视。1921年6月初，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尼克尔斯基分别辗转抵达上海。两人会同维经斯基等人，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李达回忆说，经过交谈，共产国际代表建议我们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李达随即与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商议，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确定在上海。李达和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的早期组织，要求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会。7月23日晚，来自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广州的陈公博，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和旅日的周佛海，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共13 人，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中共一大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会议并讲话。马林谈到了列宁对中国的关心，期望着中国建立共产党，并早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马林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布）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中共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中国同志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贡献。7月30日晚，马林发现有陌生人闯入会场，逐建议代表们马上撤离，后转至浙江嘉兴南湖的船上继续开会。
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的党纲规定党的奋斗目标和任务，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共产国际”等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要坚持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
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美国发起了有九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签署了所谓解决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都能“机会均等”地享有瓜分中国主权的权利。直奉战争的爆发，更是加剧了军阀间的矛盾和国内的混乱局面。为求得最佳解决方案，党决定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作为“第一要务”。在党开始研究中国国情、探索中国民主革命任务和途径的过程中，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列宁把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指出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应与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建立起联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人民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中世纪的残余”-- 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在这个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仅要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而且要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不过要把握好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无产阶级必须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争取自己在整个运动中的领导权。
1922年1月，在列宁的关怀下，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大会根据列宁的殖民地问题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一思想，对于党制定当前阶段的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的指导。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大会结合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明确最低纲领，也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一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此后可建设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指出，为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包括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大会还通过了九个决议案，其中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投入发动、组织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在全国扩大政治影响，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从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罢工起，到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再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止，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反对资本家压迫、要求改善工人境遇的罢工100多次。这些由党组织支持的工人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展现出工人阶级的力量。但党对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估计不足，对于反动军阀和资本家图谋制造流血事件的阴谋警惕不够，致使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从高潮转入低潮。
面对这种形势，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于1923年1月12日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工人阶级暂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共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同时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党这时也认识到，国内的革命力量远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必须结成最广泛统一战线与其进行长期的斗争，于是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搞联合。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大会就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共产党问题的决议案》文件，决定同中国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成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大会发表的宣言明确指出，“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取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
到三大结束近一个月时，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的指示才传达到国内。这个指示强调“领导权应该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指示还指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出于何种考虑而回避这一基本点，都意味着不理解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重大意义。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胜利地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彻底消灭中国封建制度的斗争”。“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同时，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中山军队的占领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分期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并采取一系列其他革命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孙中山的革命军队取得胜利，才能保证得到农民的支持，并扩大反帝革命的基础”。这个指示，对于克服中共三大的不足，对于共产党人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公开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革命形势再度转入低潮。党奋起抗争，领导发动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党随后召开了“八七会议”，批判和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应尽快召开中共六大。
经共产国际批准和几个月的准备，六大最终得以于1928年6月中旬至7月中旬在莫斯科郊区召开。到会的118名中共代表分批从各地按照不同的路线抵达这里。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斯大林参加了中共六大主席团，并在会前会见了前来参会的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斯大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斯大林认为，中共当前的任务，应是传播知识，搞工人运动、农村斗争，培养军事干部，最重要的是“争取那些参加战斗的人们来建立起人数众多的红军”。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书记，在大会期间至少作了三次报告和讲话，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目前的任务，只在于肃清国内的封建制度，而不在于消灭一切大资产阶级，不是要求工人阶级直接夺取政权，不是要破坏资本主义和组织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中国革命尤要防范帝国主义、中国军阀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三种反动力量的联合。这三种力量的联合将大大超过共产党的力量，所以党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争取群众上。斯大林的讲话和布哈林的报告，对提高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是很有帮助的，促使六大制定的新政策放弃了立即夺取大城市、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策略方针，开始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集体。在大会闭幕式上，苏兆征代表中央委员会讲话，明确中国革命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我们一定要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建立工农代表会议制的苏维埃政权。
二、对共产国际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这里需要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共产国际代表坚持中共凡事必须请示汇报，并严格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展中国革命，曾遭到陈独秀的多次拒绝。但最终中共二大在压力下还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中共自动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后来的许多事实都证明，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很明显，原则应当一致，但实现原则的方式，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凡事一刀切。又如，共产国际、俄共（布）依据十月革命的经验，简单地认为中共应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城市工人运动方面，通过发动城乡暴动占领中心城市并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新政权，革命就成功了。这种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模式完全搬运到中国的办法是十分幼稚的。因为中国和俄国国情不同的最主要之点，是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与剥削；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十分薄弱，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最需要争取和团结的同盟军。
对于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多次作过总结和反思。1956年9月，毛主席在会见来华参加中共八大的南共联盟代表团时指出，第三国际前后两段比较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前后两段指的是列宁和季米托洛夫，中间一大段指斯大林。斯大林有三次错误。一是在30年代初让王明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结果他搞“左”倾，把当时中共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90%，在白区几乎把中共力量全部搞垮。二是抗战之后，斯大林将王明派回国，他又搞右倾，推出《六大纲领》，放弃中共在抗战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和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一切服从国民党。三是在二战结束、日本投降之后，斯大林无论在物质上还是道义上，都支持蒋介石，而未支持中共。
周总理1960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代表中央专门作了题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全面回顾并分析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与中共的关系。他说，共产国际建立初期做了许多好事，阐明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支持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缺点和错误主要在于，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
三、建国前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与支持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1948年5月，斯大林致电毛主席，希望派一位有威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华听取中共方面的想法和意见。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随即启程，于1月31日抵达河北平山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毛主席同米高扬整整谈了三天，全面介绍了中共开展中国革命采取的战略战术和据此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崭新的人民政权的计划。这个政权的性质概括起来就是，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实施人民民主专政，首先要建立起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同时吸收各党各派及社会知名人士广泛参加的联合政府，其次是抓紧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第三是争取 苏联的援助。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总方针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米高扬表示将向斯大林作全面汇报此行了解到的情况。
1949年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同志秘密访苏。主要任务是要取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代表团于6月21日出发，经大连先飞往苏联远东城市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在那里受到当地领导人的亲切接待。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区委书记真诚地对代表团说，希望中国革命能胜利地进行到底，取得民族完全独立，建立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苏联远东作为中国的近邻近亲，将会感到无比愉快和欢乐；因为有一个好邻居相陪是很幸福的，这也是全苏人民的愿望和欢乐。
刘少奇6月26日抵达莫斯科后，同斯大林一共举行了六次会谈。刘少奇首先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包括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土地改革、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并进而包围、夺取城市、建设马列主义政党等等；接着谈到通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起联合政府、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政权的性质、新中国如何开展外交工作，其中明确新中国的政策就是向苏联“一边倒”；最后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提出一要向苏联学习，二要苏联提供经济援助，二要苏联帮助中国培养人才。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实施的政策主张和中国革命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中国未来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性质和形式，表示新中国一宣布成立，苏联将立即给予承认。会谈中，斯大林还主动做了自我批评。他说，他在1945年8月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曾经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但历史的发展进程与他斯大林本人的预见相反，他为此感到内疚和不安。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斯大林还谈到各国人民要团结、互助和合作。他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中两家应多分担些义务，开展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及其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苏联将对西方多承担义务，多做些工作。苏中两兄弟的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他甚至当着马林科夫、贝利亚等苏联领导人的面说，“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
斯大林又说，对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你们就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今天，你们称我们是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后来者居上。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
双方商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并于7月30日签署了中苏贷款协定。斯大林还决定选派200多名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即刻分期分批到中国工作。待刘少奇代表团8月中旬从莫斯科乘火车回国时，发现同车前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竟有80人之多，多为司局领导干部和高级工程师。他们大都被安置在沈阳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苏联立即承认并于10月2日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0月16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尤金抵达北京履新。
毛主席、周总理于1949年底、1950年初先后抵达莫斯科，除继续向斯大林阐明中国将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之外，还希望中苏结成军事政治同盟并签署相应的国家关系条约。1950年2月14日，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见证下，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斯大林热情帮助我们搞建设，支持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决定投入大量资金和专家对华援建几十个大工业项目。中国政府全盘照搬苏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明确表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要在各个方面虚心向“老大哥”学习，并选派众多大学生到苏联留学，主要学习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这期间，不仅政府各部门来往密切，而且两国人民交往也十分频繁和热络，社会各界都搭建起对口交流渠道，甚至很多中学生都向对方同级学生写信，建立“一对一”的亲密联系。一时间，中苏友好“响彻云霄”。
据经历过中苏建交前后全过程的师哲（毛主席俄文翻译）回忆，自1949年7月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时止，一切涉及中国的问题，都是由斯大林亲自过问，亲自解决。而且凡是斯大林亲自交办的事情，苏联有关部门和人员都是完成得既快又好，因而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发展得十分顺利。
四、中俄建交之初的一次抗疫合作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央人民政府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研究如何为巩固和加强新政权作出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各种安排。不料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以北地区突发鼠疫，感染者众多，并向周边地带蔓延。情况十分紧急。
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召开紧急防疫会议，宣布成立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担任主任委员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决定严密封锁交通，责令华北人民政府与华北军区赶调部队，动员当地居民，防疫救灾，并在张家口与北京之间建立起三道封锁线。10月28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再议疫情，随后调集东北、北京和天津三地医务和防疫人员共3000人前往察哈尔北部疫区，开展防治工作。
为防止疫情大范围蔓延，毛主席就防治鼠疫事请求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给予紧急援助。28日同一天，毛主席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菲里波夫同志（斯大林当时的代号）：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六十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四人。威胁平津。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再则，前次苏联政府派来以马意斯基（Майский）同志为领队的三十多人的防疫队，在东北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成绩甚大，东北人民及中国卫生工作者极为感谢，现他们正在返苏途中。如可能，请你考虑，苏联政府是否可以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倘蒙允诺，不胜感谢！”
斯大林当天接电后，即刻作出相关安排，并于次日复电毛泽东。电文中说，“根据您关于以物物交换办法发送必需药品以帮助防治张家口地区鼠疫的要求，我们已采取以下措施：一、10月29日从莫斯科向北京空运35万人份鼠疫疫苗，11月2日将空运50万人份疫苗。您所要求的其余药品也将在11月15日前运到。二、以拉戈津教授为首的4人专家小组于10月29日飞赴北京。这个小组将携带治疗鼠疫患者的特效药品。三、我们已指示正在从中国返回莫斯科途中的马意斯基率领的防疫队返回北京。”
毛泽东10月30日回电斯大林：“10月29日来电收到。承你派送专门医生，防疫队和大量药品到北京来，甚为感谢。”
10月31日下午，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拜会罗申大使（罗申10月16日刚向毛主席递交了国书）。罗申随后以电报方式向莫斯科报告了这次会见的情况。其中谈到，“周恩来告，根据中国政府得到的最新消息，在张家口以北的张北地区发生的鼠疫已向绥远省方向和大同地区蔓延。政府已采取措施加强防疫，并向邻近有可能发生鼠疫的地区增派了军队。大使把他从沈阳得到的电话通知中关于哈尔滨马意斯基博士的防鼠疫医疗队和20名鼠疫病医生的情况告知了周恩来；周恩来也向大使通报了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尽快把苏联医生从北京派到疫区。”
10月31日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拜会了罗申大使。罗申告诉朱德，根据苏联政府指示，已在回国途中的鼠疫防疫队，现正在返回，以便就再次爆发的鼠疫流行病继续做防治工作。朱德对苏联政府的关注与关心表示感谢。
在苏联医学专家帮助下，苏方提供的疫苗和特效药品被立即用于受感染的人群，疫情很快得到控制。11月11日，周总理主持的政务院第五次会议听取了董必武的汇报。董报告，经过努力，疫情已经停止蔓延，呈现出范围缩小的趋势。11月12日，中央防疫实验处制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鼠疫疫苗，即刻给疫情地区居民接种。
鉴于局势好转，11月22日，苏联医学专家和防疫人员从北京启程返回苏联。当天，中央防疫委员会、卫生部、外交部和中苏友协总会集会欢送苏方人员。董必武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感谢斯大林总书记和苏联政府对中国防疫工作的关心和帮助，向苏联专家和防疫人员授旗和纪念章，赠送了礼品。
至12月初，这场疫情被彻底扑灭。
（2021.08.24）
（作者系中联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驻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大使）
参考书目：
1、《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2、《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1921-1949）》，胡之信主编，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3、《中国共产党历史》4卷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4、《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上下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5、《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9、《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10、《在巨人身边 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9）第二版》，王巧荣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