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的厘清及其价值的认定，往往需要时间的洗涤。90年前的长征，是出奇制胜、影响深远的军事壮举。作为起首行动的长征决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其本末的厘定和视听的端正，则颇有周折。
长期以来，由于保密原因的秘而不宣，加之可能出于批判王明“左”倾错误的政治考量，长征决策这一早于长征出发半年的历史事实被遮蔽深藏，以至于在人们的印象中，长征就是一个事出突然、毫无准备的仓促军事行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权威史著《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等的出版发行，长征决策的史实公之于世，人们渐渐知道了长征由来的基本脉络，明白了长征早有准备，出发前半年即已议定。但近些年来，个别关于长征是收到国民党铁桶合围的紧急情报而紧急出动的口述回忆流行一时，广为传播，竟差不多改写这一已经确凿无疑的史实，衍生出长征事出突然、临时仓促出发的另一种说法，引起人们新的疑问。显然，长征决策是一个重要问题，当此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之际，不仅有必要重温史料，继续澄清史实、加深认识，而且事关正确认识党和党史、如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应忽视，而需慎重对待。
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撤离中央苏区的决策，是长征出发前半年即1934年五六月间，由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和共产国际书记处三方共同作出。过去，对这一决策过程的叙述较为简单。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长征决策历经四步才终致成型：中共中央首倡提议，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多次向共产国际书记处转达、申述和建议，共产国际书记处详加审议并完全赞成，中共中央最后定型。其过程大致是：
（一）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周恩来和军事顾问李德首提战略机动、撤离苏区计划，形成议案并向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和共产国际报告
李德明面上首先提出红军战略撤离建议，是198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认定。据李德回忆，1934年5月初，他受中共中央委托草拟1934年5—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季度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李德提出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建议。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证实，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首议撤离出自李德，应是明面上的事实。
但李德的提议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李德自己说：“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即是说，在李德制订计划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已经有了撤离的“观点”，他是以此为计划基础。其次，周恩来此前也已提及战略机动的问题。1934年4月30日，周恩来致电博古、朱德、李德，认为严峻的形势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主力经长期战斗相当疲劳，有损伤，新兵多，干部缺员大。尤其广昌战役后，极需有把握胜利和极大机动”。周恩来的这个电报因广昌战役失败而促发，提出了红军需要“极大机动”的问题，是基于对敌我态势尤其是红军境况的客观认识作出的。他的建议提出于李德计划之前，很难说李德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没有受到周恩来电报的影响。因此，中共中央的观点和周恩来的电报对李德书面建议的影响和作用，是还需要作更精确判断的新问题。
随即，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李德拟订的计划。“无论是政治局还是军事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这时原则上都同意突围。”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又由周恩来在细节上对其作了加工。书记处表面上提出了两种可能性，至今尚未见中共中央表述两种可能性的文字记载，只是共产国际代表在给莫斯科的电文中，转述了中共中央的两种可能性建议：一是红军“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中共将此列为“一号建议”；二是“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西向撤离转移到湖南地区。这里可见书记处的小心谨慎，可能担心突出撤离问题会被视为自动放弃根据地而招致可能的指责。实际上，书记处撤离苏区的意图十分明显，正是书记处5月下旬的这次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可能最晚在5月28日，博古将中共的计划方案报送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共产国际书记处，征询其建议和决定（三个月计划和博古的这个电报尚未见全文，仅从国际代表和共产国际的电文转述中可见一点具体内容，如上引文及后面将提到的向湖南方向撤离、秋季突破等）。共产国际后来对中共的两个意向都表达了相应的意见，应该也是为了尊重中共中央，或出于与中共中央同样的担心。
中共中央此时决定机动和撤离，是由严峻的敌我作战态势决定的。蒋介石从1933年5月设立南昌行营起，多次召集军事会议，对第五次“围剿”方略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改变。以堡垒政策和兵工筑路为核心的新方略，厉行“进剿”部队凭借路碉三里五里一推，十里八里一进，进一步守一步，守一步进一步，层层筑碉，处处修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与红军进行阵地战和持久消耗战。蒋介石决心据此“逐渐推进，期以一年，必能成功”。周恩来对敌军的新变化看得很清楚。他说：蒋介石吸取前四次围攻惨败的教训，用新的战术来重新训练他的干部，教会他们如何运用堡垒战，依靠着堡垒、碉楼，环绕着封锁线向苏区步步推进，长期作战。因此，我们看到现在的敌军“是狡猾、谨慎、机警得多了。他们懂得了如何防备我们打埋伏，如何避免运动战中整师整旅的被消灭，如何加强其侦察搜索与通信连络的工作，如何依靠堡垒与我们作战而很快的缩回堡垒去，这些都要算是他们的进步”。但是，面对敌方的稳步缓慢推进，中共在军事顾问李德主持下实行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消耗战的错误策略，又丧失了福建事变造成的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利时机，在广昌、建宁战役中相继失败，造成红军重大伤亡，根据地日渐缩小，敌军进迫中央苏区的腹地，红军已经没有在苏区内运动和粉碎“围剿”的可能，只剩撤离转移一途。因此，作出撤离转移决定，既是审时度势、客观判断敌我攻守态势的结果，也是被迫无奈之举。
（二）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同意中共的撤离计划，几次向共产国际转达中共计划，尽力说明战略转移的必要性并提出完善建议
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埃韦特等在转达和解释中共中央意见、沟通共产国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
一是在给共产国际发电时，“再次附上”中共中央的多次电报，如1934年5月5日、6日、15日、28日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转达中共中央关于作战进程、计划和双方兵力部署的报告，把中央苏区分成5个战区（或地区）和一些分区的计划，以及行动预案的两种可能性征询共产国际建议和决定的电报等，使共产国际得以充分了解中共的设想与应对。
二是向共产国际通报中央苏区的危险形势，提示红军面临的危机和撤离苏区的难以避免性。埃韦特的报告直接使用了“中央苏区的危险形势”之语，指出“军事形势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其他问题，在最近几个月大大尖锐化了，没有希望在最近争取到有利于我们的根本改变”，而且存在着“秋天敌人会全力从四面猛攻我们已经大大缩小了的中央苏区”的危险。另一代表哈迪也指出：根据最近的事态发展，特别是中央红军蒙受的一系列惨重的军事挫折和损失，以及中央苏区的缩小，“可以推测，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军政形势以及国际因素不会导致发生‘出人意料的’重大冲突，以后几个月在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重新组合方面也不会导致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
三是就中共提出的两种行动可能性建议进行评论和表示看法。埃韦特认为，广昌、建宁的失陷以及敌军的进一步推进，红军不间断的战斗和弹药储备大大减少、损失巨大的不利形势等，“使中央一号建议难以实施”。虽然“把我们的基本力量分成小的游击小组，可以在许多据点、许多地方长时间给敌人制造麻烦，但仅仅这样做决不能有效地保卫中央苏区”。因此他认为，不应把中共中央指出的两种可能性截然对立起来。依据红四方面军1932年向四川远征的经验，主力红军可留小部分在苏区，以防止敌人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全面而神速地占领苏区，而将基本部队即“足够的力量在［中共］中央电报中规定的方向顺利地进行突破”，从而“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建立新的苏区”。共产国际代表赞同中共中央的撤离转移计划以及向西（湘川）撤离的方向。
显然，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表达的意见，细致而周密地解释了中共的意图与计划，分析了苏区与中共面临的严峻形势，并提出了十分明确的完善建议，这无疑有助于共产国际全面了解和审视中共的计划，进而对共产国际的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由此看来，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团并不只是起在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一个中转的作用。
（三）共产国际书记处讨论并同意中共和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的意见
接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的电报后，6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会议，审议中央红军的撤离问题及其复电。16日，共产国际正式复电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并转中共中央，电文开宗第一句即为“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充分肯定了中共判断和行动计划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电文具体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分析中共提出的两种可能性，同意中央红军撤离，认为“争取保存中央苏区的前途，是与在外部地区、在交通线上和在靠近敌人设防地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不这样大规模地开展游击运动，在苏区内机动能力非常有限的军队，到秋季敌人发动新的攻势，作出最后努力来突破苏区的防线时，就会发生危机。但在秋季之前，共产国际也认为“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人们的信心还没有受到影响，可以坚持并进行撤离的准备。
其次，建议派出一部分红军即红七军团出击闽浙，与赣东北红十军会合，在闽浙皖赣四省边境扩大苏区，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给敌人的整个战线造成这样的威胁，使敌人不先尝试消除这个新的威胁，就不能下决心投放力量进攻中央苏区”。这“对保存中央苏区和便于其余部队向湖南方向撤离（如果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都具有很大的意义”。次日共产国际的电报再次建议中共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开敌人，进而便于保存苏区或从那里撤离（如果不可避免这样做的话）的措施”。
最后，建议中共中央要进行撤离前的准备，“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内容既包括加强与赣江西岸（即湘赣苏区和红军）的作战联系，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还包括应有相应的动员和解释工作，“说明斗争的前景和目前的困难，以及红军采取灵活策略的必要性，其目的首先是要保存有生力量和为其发展和加强创造新的条件，以便在有利的时机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展开广泛的进攻”。电文还同意红军向西的转移方向和秋季的撤离时间。
这个电文具有权威性，表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建议的真实态度，并在相应的组织程序上同意和完善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从其后的史实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大体上是照此电文进行部署和行动的，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在北、西两个方向的联络和佯动得到落实，物资和人力准备紧张进行，只是思想动员和解释的工作未能圆满解决。
（四）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会议最后完成长征决策
得到共产国际“完全赞成”的复电后，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商决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会议由博古主持，毛泽东被通知从会昌赶来参加会议。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在秋季向西即湖南方向实行战略转移；派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地区，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执行战略牵制任务（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在7月间分别出发，但由于兵力单薄，没有能够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牵制作用，但引起蒋介石的极大关注和担心）；进行必要的撤离准备。会后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战略转移事宜（三人团分工，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会议的决定，基本上接受和反映了共产国际的建议。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
其一，共产国际批准问题。过去有一种说法，中共的请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李德回忆中也说博古告诉他“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个计划”。其实，说“批准”并不准确，共产国际自身并无此种表达。早在1934年1月，共产国际即明确电告中共中央：“关于我们提出的作战问题的建议，或者我们从上海提出的这种建议，你们只应看作是建议。无论从这里还是从上海都不能像你们那样清楚地了解战场上的形势。因此与战场上的形势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应由［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显然，共产国际认为，他们及其派驻上海的代表均无权代替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最后决定权还是在中共中央。特别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看，中国革命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共产国际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给予特别关心、重视和援助，包括对苏区工运和经济活动中“左”倾行为的提醒，反对“左”倾中央对毛泽东不适当的打压而支持、保护毛泽东，以及对革命中其他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等，大多是以明显的建议方式提出的。这既体现了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也是其重视中国革命、尊重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反映。当然，共产国际在支持和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也犯有人所熟知的严重错误，此不赘述。
其二，红军撤离方向问题。其实，到这个时候，红军向西转移是唯一具有可行性的方向，已经不是难以预料：北面、东面两个方向为国民党中央军绵密封锁、密不透风；南面敌军虽不积极，但究无腹地、无法伸展；西面敌军堪称顽强，但背后有湘川西南广大腹地可供驰骋，因此向西竟成为中共、共产国际乃至敌方当时的一致认识。毛泽东在利用福建事变之机向闽浙皖赣出击的建议被否定后，早就提出向湘西出击建议；中共中央虽未立即明确接受毛泽东的提议，但也基本确定了向西的撤离方向。共产国际及其驻上海代表同意并建议向湘西转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8月会议记录记载，中共中央已开始准备让主力部队向湖南方向突围。“只有在这个方向突破，才有胜利的机会，才会有助于建立新的苏区。敌人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意图，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蒋介石也确实比较早地想到了红军可能要向西突围，早在1934年5月7日日记中，他即表示要注意“匪向西窜”。5月18日，蒋介石电令南、西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何键，“赣南残匪将必西窜，酃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一面准备部队，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其次郴州、宜章、乐昌、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要求将两线碉堡依次“设法赶成，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因此国民党军在这个方向先后建成了几道封锁线。当然，蒋介石这时的认识还只是出于军事常识的一种判断，并不表示他此时已得到红军将要西向突围的准确情报，因此即便到9月28日，他还在日记中发出疑问：“匪将西窜乎？”
6月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表明，经过历时一个月的往复商议，除撤离的具体时间和具体路线外，长征决策最终完成。这个过程说明：长征决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多个层次的反复商讨和研究，逐步完善形成的；长征决策从根本上说，是中共自己提出和最后定型的。因此，李德从另一个角度肯定地说：“无论是1933年夏秋战略计划，还是关于远征的决定，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一致赞成的。”长征决策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肯定，蕴含着共产国际的气息和权威，也是其尊重与帮助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表征。
行文至此，长征决策的过程与内容已基本清晰。只是，由于近年来再次流行长征起因的时论，尚有两个在逻辑上涉及长征决策的问题需略加述论。
其一，长征有无准备的问题。
长征准备是长征决策的重要内容。现在已经清楚，长征是有相应准备的。从1934年五六月间作出撤离决定，中共中央便开始在苏区内进行相应的准备。8月间，中共中央将撤离江西的决定传达到中央政府的部长级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一级的干部，并对各级干部的去留逐一作出安排。周恩来在8月18日为《红星》撰写的社论中含蓄地指出：“我们要坚决地挺到敌人的后方去，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求得整个的战略部署的变动，以在运动战中消灭白军。”语虽含蓄，其意显明。这与张闻天在长征前夕的9月26日发表的动员告别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含意相同，而时间则早了一个月。同时，苏区内有计划地突击进行了大规模的物质准备，如制造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筹集了许多钱粮物资（准备了84万担粮食、150多万元军费及大量中西药品等），特别是为补充作战中消耗严重的部队，连续进行了高强度的扩大红军运动，继7月份扩红6万多人之后，9月又下达了扩红3万人的紧急任务。在转移的路线上，中共的准备也很充分，9月间毛泽东专程到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并向周恩来通报了他所了解到的信丰、于都等地的情况；尤为出彩的一着，则是与敌南路军陈济棠部的联络与谈判。蒋介石虽然较早地料到了红军要向西突围，尤其是6月底、10月初破坏中共上海中央局获得中共大量文件，但未料及红军与陈济棠部达成了协议，以及红军突围的方式和时间。国民党人后来检讨说，红军不仅军队突围，所有党政军各机关也一同突围，且约10万人在三天之内皆脱离包围圈，“行动可谓迅速。匪军情报灵活，能侦知国军包围圈何处薄弱；匪军保密与反情报亦佳”。在何时何地突围，国民党军事前全然不知。特别是红军突围方式，并不采取历史上常用的办法，“而是留置一部于包围圈内，牵制国军不能全力追击，突围的主力前端以攻击开拓突围进围［前进］，后尾以防御阻国军追击”，因此“匪军主力得以远遁”。实事求是地说，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如果没有周密和充分的准备，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因此，陈云1935年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报告说，我党为红军西征做了多方面所必需的准备工作，西征的准备工作“完成得很出色”。显然，红军并非毫无准备的仓促出发，撤离不是说走就能走的游戏，如果不是错误地带着大行李进行搬家式的行军，也不至于造成后来的大量减员和重大损失。
其二，紧急情报导致红军长征的问题。
近年来，一种关于长征出发的十分离奇的说法被广泛传播。这种说法有多个版本，主要的意思是：1934年10月初（一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五省主席和军长以上人员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苏区的“铁桶合围”，特邀与会的德安保安司令派人将此情报送入中央苏区（一说9月底将此情报送交周恩来），中央得此绝密情报，于是决定进行突围转移，遂有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说法流传之广，十分惊人，出现在许多电视报刊、社会舆论、政治读物甚至学术文章中，让人们信以为真，乃至近日仍有国民党少将救下9万红军之类的演义性文字出现在网络上。
这一说法与历史真实并不相符，其源头来自个别回忆，已有学者对此作出详细辨析，论证此说之非。但因其说流传广泛，不能不严肃对待。就其引人生疑、不合史实的要点而言，大者主要有三：
其一，搞乱真相，对蒋介石长达一年多的“围剿”研究、方略改变以及施行情况知之不多，却又显出完全熟知内幕的模样——支撑点只是言及蒋介石的一次军事会议，而会议的时间与内容又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所谓“铁桶合围”四字，国民党方面并无此提法。从包括蒋介石日记的记载看，1934年10月初或9月底并未在庐山开过五省军事会议，专题部署所谓“铁桶合围”，而从1933年4月到7月，蒋介石相继在南昌、庐山召开七省“剿匪”会议、军事整理会议、七省保安会议、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四省党务会议、庐山军政会议等各种会议，并到抚州前线视察部队，研究策划战争新方法，“围剿”战争的指导思想和策略方针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据此指导思想和策略方针，以7月23日的庐山军政会议为标志，第五次“围剿”的新方略全部形成。“围剿”的军事行动则在1933年10月起，以“不必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所必争之要地为目的”（10月17日南昌行营战字第2130号训令）正式展开，之后一年都是照既定计划按部就班、筑碉修路步步推进。就合围态势而言，1933年夏秋国民党军即已对中央苏区形成东南西北四面合围之势（5月即正式组成了北、西、南路军，其中南路军包括广东陈济棠部和福建第十九路军两个方向），到1934年1月平定福建事变、成立由中央军组成的东路军，合围之势更是牢固确立，并不是到1934年9月才形成。就国民党军最后的攻势而言，在占领广昌、建宁一线后，蒋介石认为攻占中央苏区的前景已明，从他这几个月的日记看，他仍如此前一样，坚守既定方针，缓慢稳步推进，非但不焦急，反而相当放心、自信，已经不言与红军作战困难。如在广昌尚未最后攻占时，他即认为对红军又做了“一次大打击，以后进取，当较易而已”。攻占广昌后，他一面于5月1日电令向建宁合围的汤恩伯“切勿单独急进，总须稳扎稳打”，一面提示要注意“匪向西窜”的问题，深知消灭不了红军，只要不因单独急进被红军围歼和最后占领苏区即可。6月3日，他表示：“对于剿匪第二期计划与对西南方针皆能深思有得。”因此，在此前后他在日记中大量记载的是思考筹划湘川策略、西南方针、西南策略、粤桂方针、平粤策略、对粤方针，以及关注对占领苏区的善后（如土地的处理等）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踪等，对“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则只强调北、东两路军要协调配合，军事行动要“如常进行”。在9月6日的日记中，他还明确预定：“进剿至石城宁都与长汀之线，当可告一段落，以后即用少数部队迫进，与飞机轰炸当可了事。”因此，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行动中，从未产生过如前四次“围剿”那样急进、直入、围歼之类的快速解决战争的幻想，切实实行的是长达一年多的“稳扎稳打”、步步推进。把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说成似乎与前几次相同，是一时决策的“铁桶合围”、突然总攻、一举围歼，实在是把复杂的、但也是清楚的历史事实简单化、神剧化了。
其二，隐设疑云，让人以为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与变化，事前并不知晓。其实，这完全与事实不符，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变化与要害，中共不但早已知悉，而且知之甚深，这从中共在1933—1934年间所发大量反第五次“围剿”的动员令、训令等文献，以及中共领导人关于敌情变化的多种论述中即可轻易看出。而中共知晓敌情的变化，除了地下组织情报传递外，还有内外两个主要渠道：其一是从电讯中破获。虽然中共建立无线电事业不久，但其破获国民党电讯信息的能力之强，很令蒋介石担心。1933年12月1日，蒋介石特别通令南昌行营交通处和各军师：“近查土匪每于无线电通讯中，窃取我方消息，亟应严密防范，以免泄漏。嗣后各部关于有显露军事行动者，概不准拍发无线电。”此电发生在蒋介石完成了半年的“围剿”策划并已发动军事行动一个多月之时（蒋介石此前也曾颁发“限制使用军电暂行条规”），可见电讯泄密之严重和中共破获电讯之高效，似此，不难推测中共对敌方部署及变化的掌握程度。其二是从国民党方面和社会舆论对军事行动的公开报道中获得，这也是当时一个公开和有效的渠道。检索《中央日报》《江西民国日报》《申报》等报刊，蒋介石这两年间在南昌、庐山召开的军事会议、部署的军事行动、颁布的部队组织及人事任命、制定的各种条规训令乃至“围剿”的战略战术、构筑碉堡和公路的技术规定、重量级军政人物到赣晋见蒋介石的动向、蒋介石的讲话等，几乎多有公开报道，并不隐密难寻。完全可以说，中共方面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动向与进展，自始至终都切实掌握、知晓无遗，错误所在是应对失当。显然，中共1934年五六月间即能作出撤离转移决策，正是建立在对敌情变化与战场态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并不存在不明敌情的问题。
其三，擅推因果，将红军转移说成是10月初或9月底临时收到情报紧急出动的结果，红军长征与其情报送递构成因果关系，言下之意即不是中共有计划有准备的预期行动。这显然严重违背历史真实。前文已经详细叙述了长征决策的过程、时间、内容与准备，这里无需再述。只就最后撤离转移的具体时间而言，红军也是早有安排。这个安排也在所谓送到情报之前即已决定并电告了共产国际：9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已最后确定撤离的具体时间和具体路线。9月17日，博古电告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这个电报彻底证明不存在中共10月初或9月下旬得到情报后才决定出发转移的情况。撤离基本照此时间安排进行，但比该电告所述晚了10天：各路主力红军在9月间相继退出一线阵地，进入集结出发状态，中共中央、中革军委10月10日正式撤离瑞金，率中央红军出发长征。
以上由敌我大量原始文献支撑的撤离转移史实确凿无疑，决非任何所谓新说所能更改。革命战争年代，虽然从敌方营垒中送出情报为常有之事，但有的回忆可能存在时间的误记或内容的失准，与事实并不切合，应与文献互证为妥。
如同对人类杰作的伟大长征一样，对长征决策也要有足够的认识。决策本身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包含着决定撤离转移、撤离方向、必需的人力和物资准备、撤离时间和具体路线等多重内容，需要了解战争全局、盱衡敌我态势、确定目标前景、注重时空条件，才能达成对事物的准确理解和正确决策。客观地看，长征决策大体上是这样作出的，它真实再现了当年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革命的发展空间、历史联系、实际内容与形态特点，是正确分析权衡敌我形势后作出的正确判断，是在对敌策略相继失误、错失毛泽东战略性建议和福建事变大好时机后难得的一次正确决策。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变被动为主动、出奇制胜的战略策划，是在因“左”倾错误导致革命与红军面临重大危机（这一危机可与大革命失败的危机相比拟）背景下的自救与奋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我更新、先机应变的转化能力与创造活力，最终奠定了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成功基础，引发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布局、地域分布和形势走向的持续改变。毛泽东在回顾历史时曾经赞扬包括军事建设在内的“中央苏区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长征决策与准备应当是这“伟大的组织工作”的一个例证，不能因为此决策由“左”倾中央作出而避而不谈甚或轻加否定。
历史发展具有复杂的面相、生动的内容和深刻的本质。因此，对历史事件的认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对长征决策这样一个宏大叙事，当然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在学理上，长征决策与中共“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的关系，长征决策与中国革命的命运、前途的关系，如何从再次面临危机的中国革命的大局中认识长征决策；长征决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如何在国际共运史视野中观察分析中共长征的决策；长征决策与敌情敌势变化的关系，敌我双方在战争动员、战略战术和军政决策上的异同对长征决策有何影响？在技术上，如何理解长征决策的往复性与组织程序的缜密性的关系，如何正确鉴别和利用档案文献与口述回忆，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与评价长征决策？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待于更深入的探讨，而资料上也期待更多文献档案，如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电报等资料的发现与公布。
长征决策当然不是一个新问题，只是因为不时出现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新言论，而成为不能不引人关注而需要重温、辨析的问题。说到底，长征决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是一个重大的组织行为，更是作为军事史绝唱的红军长征的重要起步环节。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历史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地解读，而不能随意言说和演绎。
原文载《苏区研究》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