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为推进世界革命以策应日渐衰弱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形成了面向亚洲国家的东方战略，苏俄和共产国际也据此加快了在东方寻求革命同盟者的步伐。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和共产国际指导帮助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了民主联合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在合作的具体形式上国共双方以及两党内部的分歧很大，最终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确定了党内合作的形式。党内合作作为当时唯一可行的合作形式，既是国共两党推进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共同需要，也是苏俄和共产国际把列宁东方战略在中国付诸实践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第一次国共合作 党内合作 列宁东方战略 共产国际 苏俄（苏联）
作者蒋锐，陕西师范大学党建研究院兼职教授、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张天文，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2期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采取的对华政策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寻求与中国北京政府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也试图与中国南方的民主革命力量实行联合。在此背景下，共产国际的“联孙政策”和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是同步形成的，但由于受诸多分歧影响而历经了曲折的过程。苏俄和共产国际在实施列宁东方战略的过程中，原本对吴佩孚、陈炯明抱有很大希望，但随着二人反革命面目的逐渐暴露，才转而竭力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此同时，孙中山也正面临处境艰难、孤立无援的境地，因而将苏俄视为唯一真诚的盟友，但联俄就必须联共，唯有实行国共合作，才能巩固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国共合作的形式即党内合作，最初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并得到孙中山认同，后来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中国共产党起初并不同意这种合作形式，后在共产国际的说服下勉强接受。但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内部，这一合作形式始终备受争议，孙中山和陈独秀在各自党内都面临重重阻力。事实上，在当时国民党实力更加强大的情况下，这也许是两党唯一可行的合作方式。
一、列宁东方战略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同盟者的选择
俄国十月革命开启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但由于随后欧洲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逐渐陷入低潮，列宁不得不将推进革命的目光转向东方。在1920年7-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提出了支持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策略，认为如果仅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没有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有力策应，那么俄国革命也终究是孤立无援的。会议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苏俄必须“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此后，列宁、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将革命的战略重心转向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制定了支持亚洲国家革命的东方战略。列宁十分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民族革命运动，通过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前往中国指导革命。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十分关注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与苏俄领导人互通信件，表达了促进相互团结、携手推进世界革命的愿望。但由于苏俄推行“双轨”对华政策，一边寻求同北京政府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一边通过共产国际实行与中国民主革命力量联合的方针，因而在选择中国同盟者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同孙中山关系的进展。
（一）列宁东方战略为国共合作奠定理论和策略基础
20世纪初，亚洲各国接连爆发各种形式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称之为“亚洲的觉醒”，这一浪潮与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遥相呼应，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具有反帝性质，所以列宁主张东方无产阶级应支持本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斗争，这一策略思想对于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08年7月，列宁在《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中明确指出，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是“同资本、同资本主义殖民制度，即奴役、掠夺和暴力的制度作斗争”，并强调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十月革命胜利后，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有力地支援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催生了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但由于后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屡屡受挫，促使俄共（布）逐渐确立了联合外部革命力量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方针。
在从共产国际二大至四大的两年多时间里，列宁的东方战略逐渐形成和完善。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等著作中，他系统论述了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策略，特别是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确定了国际无产阶级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方针，提出了在反帝斗争中一切民主力量都需要实行联合的原则。共产国际四大提出，殖民地的东方应该而且必须提出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从而“把一切革命因素动员起来”。列宁和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为亚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制定革命策略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确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指导思想。
（二）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同盟者的选择
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中的苏俄亟需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寻求反帝同盟者，以冲破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围堵，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起初，苏俄试图通过两个途径实施东方战略：一是派外交人员同吴佩孚谈判，试图与北京政府建立友好外交关系；二是派共产国际代表同陈炯明、孙中山等政治力量联络，试图获得他们对苏俄的支持。但由于共产国际二大并没有明确对东方国家民族革命力量的划分标准，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因此苏俄同孙中山建立联盟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曲折过程。
苏俄最初曾考虑联合吴佩孚，认为“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并在两次对华宣言中都表达了希望同北京政府改善关系的意图，而在1920年8月直皖战争中获胜的吴佩孚，也采取了对苏俄友好的政策。为联络吴佩孚，维经斯基受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派遣，于10月9日“拜访吴佩孚幕僚白坚武，和他讨论了中国政治形势，并介绍了苏俄情况”。1921年6月，苏俄政府在未经北京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派红军进入外蒙驱逐白军，攻占库伦，遭到吴佩孚的反对，使苏俄同吴佩孚的关系一度陷入低谷。同年12月苏俄派裴克斯使团来华与北京政府进行会谈，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1922年8月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来华，因在外蒙、中东铁路问题上与北京政府存在分歧，导致谈判难以持续。此后，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制造了“二七惨案”，使苏俄放缓了与北京政府建交的进程。
苏俄和共产国际还曾打算联合陈炯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负责人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对陈炯明的评价较高，认为他是“一名革命者”、“中国的最著名活动家之一”、“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最‘有声望’的人物”，并且“按从政年限、对革命思想的忠诚和组织才干，陈炯明与孙逸仙博士可以相提并论”。但在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后，马林认为陈炯明已“变为专制武人和英国资本家的走卒”，遂放弃了与他的联络。
孙中山与苏俄的联系则由来已久。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孙中山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希望寻求与苏俄建立密切联系。1918年8月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致孙中山的信中也表达了希望紧密团结孙中山的意图。巴黎和会以后，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引发了孙中山的进一步思考：“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顾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主义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这表明，孙中山已将寻求革命援助的希望转向了苏俄。
1919年7月25日，苏俄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宣布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将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等，释放出明确的友好信号。孙中山对此表示欢迎，认为“俄国社会革命成功，已成为农工兵国……中国宜以俄为鉴”。1920年10月31日，契切林再次致信孙中山，表示希望“中国坚定的走上与我国友好的道路”。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在写给苏俄外交部的信中赞扬了苏俄为人类自由事业做出的成就，表示愿与莫斯科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对于苏俄来说，不管是尝试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还是支持孙中山、陈炯明的南方政府，目标都在于实施东方战略。只是由于同北京政府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及陈炯明发动推翻孙中山的反革命叛乱，苏俄才最终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联合。
（三）苏俄和共产国际联合孙中山策略的形成
在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来华后，他更希望中国能够建立“孙（孙中山）吴（吴佩孚）联盟”，但孙中山认为吴佩孚攀附于英美帝国主义，拒绝与之联合，而认为张作霖是有可能加以改造的对象。这与苏俄政府的观点相左。“特别是吴佩孚与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相勾连，致使苏俄政府一直无法将孙中山的国内政策纳入其对华战略的轨道”。
1921年6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马林受列宁委派来华，帮助和指导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为了在中国寻求可靠的同盟者，建立共产国际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盟，他到达上海后一方面帮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共产党，另一方面也同国民党建立起联系，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并建议国民党派代表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12月，他应国民党邀请到桂林拜访孙中山，“曾经三次与孙中山长谈关于苏俄承认他以及与之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问题”，并认定中国国民党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马林在中国南方考察时看到了国民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盛况，裴克斯使团来华后他赶赴北京与裴克斯会谈，并递交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关于国共两党的报告，请裴克斯转交莫斯科。在马林的提议下，国共两党分别派代表参加了1922年初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列宁亲自会见了中国代表，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同民主革命政党合作，建立反帝统一战线。
在对国民党进行深入考察后，马林十分坚定地认为，苏俄应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同孙中山的联合上来，反对北京吴佩孚政府，因为吴佩孚同美英帝国主义联系密切，并参加了西方国家召集的华盛顿会议。此外，他认为在中国推行“联孙政策”也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他还结合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的工作经验，提出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以便更好地影响国民党所联系的工人群众。为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马林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执委会在听取了他的报告后表示支持“马林路线”。
在遭遇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被迫撤出广州避居上海，并放弃了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认为当前最迫切的是同苏俄建立密切联盟，苏俄才是中国唯一真诚的朋友。1922年8月25日，马林会见孙中山，告知共产国际已对中国共产党下达了加入国民党的通知。在随即召开的西湖会议上，马林极力说服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内合作的形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此同时，苏俄同北京政府的谈判也陷于停顿，联合孙中山的政策进一步明朗，推动国共合作成为共产国际的首要目标。为此，苏俄代表越飞再次来华，与马林一道开展工作近五个月，其间多次同孙中山进行会谈。1923年1月《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正式发布，明确表达了苏俄（此时已更名为苏联）政府对孙中山的支持，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
二、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合作策略的影响
中共一大提出，党必须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划清界限。随着苏俄和共产国际积极推行以东方战略为中心的世界革命政策，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迅速调整策略，同意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但由于国共两党内部对于要否合作、如何合作的认识不同，以及两党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因而合作的进程并不顺利，直到1924年初才最终实现。
（一）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策略的转变与确立
共产国际二大后，马林带着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921年6月来到中国。在中共一大上，他介绍了自己领导爪哇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与伊斯兰教联盟建立联合战线并取得成功的经验，试图说服一大代表同意与其他革命党派建立联系，但没有成功。在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少共国际代表达林来华筹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在他的提议下，1922年4月底在广州召开了中共领导干部会议，目的是“讨论党在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应遵循的路线问题，首先是对孙中山的政府和他的党——国民党的态度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达林根据莫斯科远东代表大会的决议，明确指出建立中国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同时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数不多，要想成为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就要与孙中山以及他的党结成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会议围绕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部分与会者反对加入国民党，张太雷和瞿秋白则认为“在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和国民党联合以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都是必要的”。但由于与会者存在重大分歧，这次会议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陈独秀也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转变了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看法。在1922年5月1日发表的《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中，他认为“劳动者在自己阶级（即无产劳动者阶级）没有完全力量建设革命的政府以前，对于别的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助；因为援助这种革命的党派成功了，劳动者即少可以得着集会、结社、出版、罢工底自由，这几种自由是劳动运动重要的基础”。在5月23日发表的《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中，他认为在世界这样的趋势及中国劳动运动现状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才免的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在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他主张“联合全国民主派对于北洋军阀继续战争”，并对“党外联盟”这种合作形式基本持赞成态度。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对国民党的态度，同意与之联合，但为了保持党的独立性，主张联合的形式须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发生外部联合，否决了马林三个月前提出的党内联盟形式”。二大《宣言》突出强调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指出了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暂时联合革命民主派的必要性以及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独立性的重要意义，认为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
至此，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革命对象和同盟者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完成了从一大“独立、攻击、排他”政策向争取团结国民党并与之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转变。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人所设想的合作形式是两党之间平等的党外联合，二大所确定的具体联合计划也是基于这种形式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代表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尚没有解决。
（二）国民党联合中共策略的转变与确立
“孙中山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革命，是其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四十年政治斗争的最高峰”。而这一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合作，也是国际局势和中国内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号召东方各被压迫民族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只要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将斗争矛头对准帝国主义侵略者，共产党则应支援这种民族革命分子并与之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列宁十分关心中国革命的状况，也十分重视国共合作问题，在会议期间抱病会见了中国国共代表，听取双方对两党合作的态度，赞成中国国内一切反帝势力加强联合。远东大会后，国民党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与之合作的问题。
马林出席中共一大前对国民党其实并没有太多了解，当时也并未明确形成国共联合的观点。随后，他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了考察，目睹了国民党领导和支持工人罢工的情况，认为南方作为孙中山的革命大本营对于群众革命运动的开展十分有利，因而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他还详细分析了国民党组织的性质，认为它是推动中国民主联合战线的主要因素，并将其成员划分为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侨民、南军中的士兵、工人四部分，但忽视了封建军阀、官僚买办等在国民党中的作用。马林的这一认识直接影响了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判断：“国民党似乎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阶级政党，至多只是一个带有某种倾向性的松散的政治联盟，不具有高度集中和排他的特性。”据此，马林在1922年初敦促孙中山加快联俄步伐，认为“华盛顿会议使苏俄和中国处于同样的地位，从而决定了这两个国家必将互助合作以反抗四国同盟”。但孙中山认为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了不利局面，担心过早联俄会立即招致列强的干涉，因此要等北伐完成才能同俄国公开结盟。
然而就在同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叛乱，使孙中山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联俄政策成为他对英美帝国主义彻底失望后的唯一选择。在被迫退出广州避居上海期间，孤立无援的孙中山面对苏俄的鼎力支持看到了希望：“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此后，孙中山转而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合作，“孙俄联盟”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孙中山深知，要联俄就必须联共——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一大召开时，他并未注意到这个新成立的小党，而现在他却不得不开始转变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尽管内心仍难以改变对它的轻视，但他十分清楚：中国共产党的背后是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争取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粉碎农村中的旧的封建的生产关系的伟大斗争中，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是他真正的同盟者”。
三、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形式的影响
国共两党党内对合作的形式都有不同看法。在孙中山看来，党内合作作为其联俄政策的一部分，通过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来注入新鲜血液，不仅能够促使国民党改造成为领导国民革命的强大政党，而且能够获得苏俄在军事、财政、物资等方面的援助。但国民党内对此也有强烈的反对声音。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尚是较遥远的事情，在当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目标下，面对异常强大的敌人单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战很难取胜，所以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十分必要，但只同意实行平等的平行合作。鉴于国共实力悬殊的现状，共产国际为尽快促成国共合作也支持党内合作。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马林第二次来华进行斡旋，最后国共双方都接受了党内合作的形式。在国共力量不对称的情况下，这大概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形式。
（一）中共从主张党外联盟转变为接受党内合作
1922年4月，马林赴上海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建议他们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然而中共领导人反对这一提议，马林对此极其不满，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他的观点，否则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会有前途：“当时只有几十人的共产党，要想尽快走出知识分子小圈子，成为拥有广大工农民众的大党，必须加入国民党，利用其历史的影响、原有的全国性的机构及它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借壳发展，迅速成为真正的拥有广大民众的政治性大党。”
陈独秀起初也不赞同马林的观点，并通过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表明反对意见：“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的“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况且加入后也无法得到孙中山的重视，因此各地党组织开会都不赞成加入。他还指出：“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可见，陈独秀不仅担心党内合作会影响与陈炯明的关系，导致党无法在广东开展工作，而且对国民党的认识和态度也比较负面。因此，马林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
从1922年7月11日《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来看，他断定国民党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力量”，作为“多阶级联盟”可以容纳一切民族民主力量。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听取了马林的报告后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既可以在国民党系统内部发挥作用，也可以对国民党左派以及其他革命群众施加影响，有利于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力量，于是决定接受马林的建议，并致信中共中央执委会，要求中国共产党“与革命的民族运动携手合作，……与菲力浦（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指示马林，要求他在中国的所有活动都须以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精神为基础。
马林随即再次来华，参加了8月28日召开的中共西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共产党员以何种方式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由于存在严重分歧，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马林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无产阶级力量很弱小，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这个各阶级联合的党，通过改造国民党推进中国民主革命。他还指出，党内合作“是可以采取的唯一策略”，这一策略“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和大会所通过的殖民地问题提纲”。对此张太雷表示认同，而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等人一致反对。陈独秀强调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蔡和森认为，党内联合混合了阶级组织，束缚了党的独立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应加入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而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然而马林态度坚决，强调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而且也不仅仅是共产国际单方面的主张，孙中山和国民党也有此要求。因此陈独秀等人被迫作出让步，“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但提出党内合作的前提须是“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总之，西湖会议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从坚持“平行合作”转向同意党内合作的转折点，表明中共已基本接受加入国民党，尽管并不是自愿的，而是在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的约束下被动接受的。
在1922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上，中共代表刘仁静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其中特别谈及国共合作的问题：“中共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1923年1月23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肯定了国民党的领导地位，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由于无产阶级力量薄弱、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以及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而且“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为贯彻共产国际四大和上述《决议》精神，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主要讨论了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分析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外受帝国主义欺凌、内受封建军阀压迫的现实，认为“实现国民革命以解除内外压迫”乃是党工作的重心，依据中国社会现状以及革命斗争的需要，只有革命势力集中的国民党适宜成为统一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因此“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三大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标志着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形式最终确定下来。
（二）孙中山认可党内合作的原因
孙中山在争取民族解放的目标上与共产党是相同的，但他只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非与共产党建立平行联合战线。他意识到，要继续领导中国革命、争得中华民族独立，就必须克服国民党内部的严重局限性。他对“中国国民党革命精神的丧失、群众基础的缺乏、宣传工作的薄弱、组织纪律的涣散等状况十分不满”，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有着“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的“新的力量源泉”，希望共产党人的加入能够改变国民党暮气沉沉的现状。他强调：“国民革命，惟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且当国民革命时代，一心一德，惟本党之主义是从。”因此，孙中山主张国共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一是为了保持国民党的优势和主导地位，二是希望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能够服膺三民主义，由此将中共置于国民党领导之下。
另一方面，尽管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动员工农群众的能力十分欣赏，但一直没有将其视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只有国民党才是“民国唯一之政党，而共产党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等主义之学者有志一派。国民党员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则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之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由此不难看出他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不屑。然而倘若中共加入国民党，其在各方面的发展就会受到适当限制，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来说不无益处，正如有作者指出：“在孙中山看来，让中共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中国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因此，孙中山之所以最终同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内合作，主要原因并非与其在政见上的契合，而是更看重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与支持，而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处理好与中共的关系对于获得这种支援则是十分必要的。
自孙中山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后，国民党内部也争议不断，党内右派势力极力反对，如冯自由、邓泽如、林直勉等人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意见，张继、张秋白等人也疑虑重重，他们认为“中共受苏俄操纵指使，背后别具阴谋；两党‘主义’不合，不能相容；担心中共喧宾夺主，‘恐本党名义被彼利用’，国民党将因此而‘失却独立之地位与组织之中心’；对大党之内包容小党的合作形式表示疑虑，认为中共不过‘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对中共党、团员加入国民党后是否对国民党忠诚表示怀疑”，如此等等。但孙中山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使中国革命获得发展的力量，不同这个力量合作就得不到中国的解放”，他还警告党内顽固的右派分子说：“你们不同共产党合作，我就解散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对于那些拒不放弃反对意见的右派分子，他则明确表示：“那么好，开除你们的党籍！”因此在孙中山党内权威的影响下，右派的主张没有占据上风。
（三）共产国际接受马林建议赞成国共党内合作的原因
共产国际之所以迅速接受马林关于党内合作的建议，首先是因为这种统一战线形式在过去有过成功先例，认为只要对于革命的开展有益，共产党人未尝不可以加入其他党派。其次，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半殖民地国家，第一位的任务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主义共和国。革命的主要动力，还不可能是已经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产业工人阶级，而只能是受到外国资本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这些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在很长时间内必将是民族主义运动”。而且共产国际通过马林的报告，也意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根本无法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相提并论，只能作为民主革命的辅助者、配合者。再次是出于苏俄国家政策的需要。当时的苏俄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围困，联合孙中山有利于缓解其国内外战争（特别是东方的日本）的威胁。共产国际认为，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可以“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通过向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提供各种援助，如创办军事学校、提供武器装备、派遣军事顾问等，可以引导国民党加入世界反帝统一战线，从东方策应和支援俄国革命。
结语
苏俄和共产国际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它对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贡献。国共合作不仅使国民党焕发了生机，也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大增，不仅使中国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也有力地策应和支援了世界革命运动。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苏俄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也存在严重失误，例如在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性、恪守党内合作形式、建立工农武装等方面都存在严重失误，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乃至当条件发生变化后仍要求中共以让步和妥协来维持合作，对中共造成极大损失。此外，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性质的判断也是不正确的，只关注到它革命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其软弱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尤其是对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估计不足，并指导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错误的斗争策略，为后来的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埋下伏笔。
总起来看，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这不仅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不成熟有关，更与苏俄（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和社会阶级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有关；党内合作的形式固然有其特定历史原因，但若以丧失党的独立性、牺牲党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持这种合作，同样是极其错误的。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必须争取并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共产国际二大并没有明确提出东方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而是认为领导权应该建立在强大的阶级实力基础上。直到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三大的指示中，才提出“革命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共产国际的这一立场并不坚定，由于三大之后中共在报纸上批评国民党引起孙中山不满，为避免同国民党决裂，共产国际遂指示中国共产党改变立场和态度。为此陈独秀于同年12月1日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这种错误立场和认识，是导致后来大革命失败和中国共产党惨遭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后来的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吸取这一教训，始终强调和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并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虽然共产国际二大强调，在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联盟中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但中国国共两党毕竟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党，反帝反封建这一共同的革命目标并不能掩盖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再加上两党在合作中的地位不是平等的，在国民党纪律的约束下，中共及其党员的行动受到极大限制，要保持独立自主性谈何容易。特别是国共合作后期，当国民党新老右派反对中共、清除异己力量、镇压工农运动时，陈独秀等人只能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步步退让，一味地维护统一战线、服从统一战线，制止已经轰轰烈烈开展的土地革命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工农群众的支持。丧失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同样为中国共产党留下深刻教训，促使其在后来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不断走向成熟。
第三，必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策略。苏俄和共产国际一直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视国民党为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和领导者，因而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挑衅和进攻步步退让，制止中国共产党进行必要的反击。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等人逐渐摘下其革命左派的假面具，着手策动一系列限制和取消共产党人权利的行动，通过“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清除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领导机关中的共产党员。当中国共产党准备采取措施予以回击时，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则极力阻止，担心会“惹怒蒋介石”“吓跑大资产阶级”“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进而危及统一战线，因而再三劝告中国共产党退让。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再三妥协退让，大大助长了蒋介石的野心和破坏国共合作的胆量，也导致陈独秀等人在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在蒋介石、汪精卫的疯狂进攻面前束手无策，这一教训同样惨痛而深刻。因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都不能放弃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策略，不能搞“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一套。即便在当今时代，也必须对此引以为戒，既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又要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确保新时代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事业行稳致远。
第四，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国共合作后期，共产国际不仅没有反思对中国革命力量的错误认识，反而继续将党内合作的形式不断教条化，刻板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予以坚持。中共领导人曾多次要求改变合作形式、退出国民党，但均遭到共产国际代表拒绝。然而，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变得异常困难，这使陈独秀感到“心里的确不安得很”，正如他后来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所说：中国革命遭受悲惨失败，是“忠实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政策的结果”。可以说，这种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错误，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和民主联合战线破裂的主要原因。尽管教训十分深刻，但在后来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党仍犯过同样的或类似的错误，这非常值得我们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