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更具帝国主义强权色彩的对外政策做法：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发动史无前例的关税战，扬言要 “收回” 巴拿马运河、“购买” 格陵兰岛，同以色列一道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对古巴进行极限封锁，在乌克兰问题上反复无常…… 面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国际社会反应强烈，并再度引发关于 “世界向何处去” 的讨论。
近期，美国、加拿大、芬兰、俄罗斯、西班牙等多国政要与学者纷纷刊发文章，从不同视角研讨国际秩序变革议题。这些文章提供了大量事实素材，也有不少分析和看法，但总起来看，大多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对国际力量对比关注的层面，缺乏对秩序变革实质问题的研判和剖析。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分析的理论高度，努力展现帝国主义时代各类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当前国际秩序变化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走向。本文拟在梳理外国政要学者一些主要观点的基础上，逐一评析，并阐释中国的立场和主张。
一、关于 “国际团结与合作”
2026年6月2日，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发表题为《国际团结与合作在世界各地备受推崇》的文章。该文援引多项民意调查指出，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粮食和水安全、健康、贸易等全球性挑战，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公众对国际团结与合作的支持是 “稳健且不断增长的”，政治活动家“不应羞于为此发声”。“事实证明，以国际主义立场处理全球事务，可能成为一项极具号召力的政治主张。”
这一观察有其事实依据。面对全球性挑战，各国人民越来越认识到团结合作是唯一出路。然而，该文仅仅停留在现象描述上，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为什么国际团结与合作如此困难？为什么霸权国家口头上讲合作、实际却在搞对抗？
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角度看，国际团结与合作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跨国垄断资本对市场、资源和投资场所的贪婪追逐，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必然推行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不断制造分裂对抗。这并非因为它们不愿合作，而是因为开展真正平等的合作，就会动摇其获得垄断利润的根基。当全球化有利于美国金融资本自由攫取利润时，它就鼓吹“自由贸易”；当全球化损害其垄断利益时，它就挥舞关税大棒；当地区冲突能为军工复合体开辟市场时，它就策动军事干预。这种“合则用、不合则弃” 的实用主义恰恰说明，跨国垄断资本需要的不是“国际合作”，而是“垄断控制”；它反对的不是“合作”本身，而是“平等的合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团结与合作不可能实现。各国人民对合作的渴望是真实的，意志是强大的。这正是打破垄断资本霸权的社会基础。真正的问题不在于 “能不能合作”，而在于合作的主导权掌握在谁手里- -是掌握在国际垄断资本手中，成为其控制世界的工具？还是掌握在各国人民手中，成为共同发展的纽带？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众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对全球184个经济体征收所谓“对等关税”，把某些科技附加值高的产品作为支撑其实施霸权的武器，这些行为损害的不仅是特定国家的利益，还有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以它必然遭到各国人民的反对。垄断资本的对抗逻辑，终将在各国人民的联合反抗中碰壁。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对国际垄断资本分裂对抗逻辑的明确否定，是对各国人民合作愿望的坚实维护。只有打破垄断资本对国际和地区政治经济事务的垄断、控制和干预，各国人民才能真正实现团结合作。
二、关于 “中等强国崛起”
2026年6月2日，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发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伊夫·蒂贝尔吉安的文章《如何修复大国造成的破坏》。文章指出，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权力转移、多极化趋势给中等强国带来难得机遇。由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组成的中等强国联盟，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当今世界面临的系统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使国际秩序稳定下来。
文章援引数据指出，按现行汇率计算，全球北方中等强国的GDP总量占全球34%，美国占27%，中国占17%；2024年，GDP跻身全球前50的全球南方中等强国的经济规模，占全球GDP的18%。因此，无论是经济体量还是人口基数，中等强国的占比都已达到全球一半以上。
文章还介绍了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026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演说。蒂贝尔吉安认为，卡尼发出了“中等强国的时代宣言”。卡尼说，世界秩序已经“破裂”，虚伪的旧秩序不会再回来了。他呼吁中等强国 “共同行动起来，因为如果我们不能上桌，就会成为菜单”。
蒂贝尔吉安的分析触及了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的现实。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格局正从“西方中心化”向多极化演进。特伊普推行 “美国优先”、肆意挥舞关税大棒，不仅南方国家深受其害，加拿大、欧洲等中等强国也倍感霸权压力。在这个意义上，中等强国联合崛起，客观上可形成对美国霸权的牵制，具有积极意义。
但蒂贝尔吉安和卡尼的分析都存在明显缺陷。他们把秩序变革仅仅理解为力量对比变化，而回避了背后的阶级实质。旧秩序的“破裂”不是自然演进，而是美国长期架空、扭曲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必然结果。
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由包括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在内的反法西斯同盟共同缔造，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追求。然而，美国凭借其超强实力，逐渐将这一秩序异化为服务于自身霸权的工具：在联合国框架内，美国操纵投票机制、绕开安理会发动战争；在联合国框架外，美国另搞一套 “基于规则的秩序”，用国内法凌驾国际法，用单边制裁取代多边协商，用军事同盟绑架集体安全。当这个被扭曲的秩序能顺畅为美国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时，它就是有效的；当新兴市场国家要求公平发展权、挑战其垄断地位时，它就被视为过时的，需要改革的。
蒂贝尔吉安和卡尼都呼吁 “共同行动”，但没有指出，如果不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不打破跨国垄断资本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扭曲和破坏，中等强国就不可能真正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历史证明，任何不触动帝国主义霸权根基的“改革”，最终都不过是国际垄断资本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是“旧瓶装新酒” 的霸权延续。
还需指出，蒂贝尔吉安和卡尼所指的“中等强国”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既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一些北方中等强国，也包括印度、印尼、巴西、阿根廷、土耳其、沙特等南方中等强国。前者是现行体系的重要受益者，后者却长期处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和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双重压迫之下。对中等强国联合崛起的动向，应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卡尼作为加拿大总理，其立场是受加拿大垄断资本利益制约的，既有自身抵制美国霸权的积极一面，又有对全球南方国家维护美国霸权的另一面，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挑战帝国主义体系。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支持中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欢迎并支持北方中等强国抵制美国霸权的行动，同时更注意团结南方中等强国，以此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关于 “后美国时代的新世界秩序”
2026年4月10日，美国彭博社网站发表新美国基金会高级政策分析师戈登·拉福热的文章《新的世界秩序更加危险，也更需要合作》。该文对21世纪国际秩序变革作出了系统性分析。
文章借用英国已故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21世纪将是一个复杂世纪”的预言，指出一个“狂野、去中心化的生态系统”正在取代权力高度集中于美国的旧秩序，并援引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拉斯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达的观点，认为丛林法则忽略了即使在荒野中也同样有大量充满合作的行为。形形色色的生物体之间相互建立起互利互惠的关系，以此实现自身的生长与繁荣，并借此克服重重障碍、化解各类风险。文章由此提出一个论断，即 “新的世界秩序将由没有霸权的互联互通来定义”，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将围绕特定议题形成灵活协作的网络。
文章详细分析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如沃尔玛一家的营收就超过瑞典的 GDP；每天有逾35亿人通过元宇宙旗下的各类应用程序进行社交活动、获取新闻资讯或开展商业往来；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各类非政府组织从1955年的1000家激增至眼下的4.5万家。文章特别指出，英伟达CEO黄仁勋打破七年两党政策共识，成功说服特朗普政府获准对华出口H200芯片。这一案例表明跨国科技企业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文章还分析了 “多极共生” 式的地缘政治现象，肯定加拿大总理卡尼推出的 “可变几何” 策略是一种进步。
然而，文章也承认，并非所有议题都能契合这种新模式，尤其是国家安全问题。卷入冲突的国家数量已达二战结束以来最高点，说明“丛林法则” 依然适用。
这篇文章提供了大量事实材料，对我们认识当代国际秩序的复杂性有重要参考价值。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数字治理的新前沿、中等强国的“摇摆” 策略、全球互联互通的深化，这些现象无不反映出国际秩序的新变化。
然而，该文的错误在于解读框架出现了偏差。它把这些现象纳入“去中心化”、“无霸权” 的叙事逻辑，描绘为一种 “进步” 和 “公平” 的趋势，而没有看到，这些变化背后的实质，是国际垄断资本对国家权力的进一步渗透和控制，是金融寡头统治在数字时代运用的新形式。跨国科技公司财富超过民族国家，国际金融资本控制关键技术，政府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延伸”- -这不是“多极共生”的民主化，而是垄断资本对全球政治的进一步寡头化。
文章所列举的科技寡头、数据寡头、平台寡头、媒体寡头、军工寡头，成为当代帝国主义统治的新支柱。这些寡头不是“去中心化”的力量，而是比传统国家权力更隐蔽、更高效的控制体系。它们通过算法、数据、平台、算力，实现了对全人类生活前所未有的渗透。沃尔玛营收超过瑞典 GDP，元宇宙控制35亿人社交- -这不是“没有霸权的互联互通”，而是国际垄断资本以“互联互通” 为名进行的全方位统治。
文章自己也承认，特朗普、莫迪等领导人“把企业视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并迫使大学、媒体等机构屈从”。因为这正说明，所谓 “非国家行为体崛起”，实质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机器的深度融合，是国家权力为垄断资本服务的体现。国家机器非但未 “退场”，反而以更隐蔽的方式，深度嵌入为垄断资本服务的轨道。
该文对“无霸权互联互通” 的乌托邦式想象，本质上是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新型意识形态神话。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典论断“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此得到新的印证。当跨国垄断资本通过算法霸权、数据殖民和平台垄断重构全球数字秩序时，其标榜的“技术中立”和“去中心化”不过是资本权力拓扑学意义上的形态转换。这种转换通过三个维度完成：其一，将实体垄断转化为协议垄断，使控制权隐匿于技术标准体系；其二，用“互联互通”的修辞掩盖数据提取的实质，将用户数字劳动纳入全球剩余价值循环；其三，以治理多元化为名瓦解民族国家数字主权，建立跨国资本仲裁体系。所谓“无霸权”状态，实则是数字寡头通过链式控制（从芯片架构到应用生态）实现的更高级别的权力集中。它用“分布式技术”的外衣，包裹着比传统帝国主义更为精密的剥削结构。
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必要的，但必须区分其性质。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学术机构、社会团体，应在联合国框架内活动。但跨国垄断资本及其控制的平台、企业，不能成为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工具。中国推动全球数字治理，正是要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公平合理的数字规则，防止科技垄断资本成为新的“数字帝国主义”。习近平主席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
四、关于 “西方的最后机会”
2026年3/4月号，西班牙《对外政策》双月刊刊登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的文章《西方的最后机会》。该文对当前国际秩序变革作出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斯图布指出，二战后的自由主义秩序正在瓦解。2001年“9·11” 后，西方以反恐为名发动多场战争，背离了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观；2008 年金融危机打击了西方经济模式声誉；2022年俄乌冲突后，美国不再能独自主导世界政治。“全球西方”、“全球东方” 和 “全球南方” 的三角竞争正在形成，但决定新世界秩序走向的是“全球南方”。西方应抓住最后的机会，同“全球南方”开展合作，否则世界将走向分裂与冲突。斯图布为此开出三个“药方”：改革多边体系；践行基于价值观的现实主义；通过合作而非霸权重建信任。
斯图布的论述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正在瓦解，开始承认“全球南方”的决定性作用，这比沉浸在 “历史终结论” 幻想中的那些人要高明。但他开出的药方并不正确。
第一，所谓“改革多边体系”。首先要问的是改什么，谁来改，为谁改？现行多边体系的核心机构- -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经社理事会、国际法院、世卫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大多是二战后建立的，体现了当时的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追求。然而，现行多边体系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在投票权、规则制定权上长期被少数西方国家垄断，成为跨国垄断资本扩张的工具；联合国框架下不少决策机制同样存在代表性不足、被少数大国把持的问题。斯图布所说的 “改革”，是要真正打破垄断、让全球南方国家平等参与吗？还是要借“改革”之名，进一步将南方国家纳入西方的轨道？历史已经证明，西方口中的“改革”，往往是当现有体系不能顺畅服务于其利益时所作的策略性调整，而非要真正让渡权力。
第二，所谓“践行基于价值观的现实主义”。实质是用价值观作幌子继续维护西方霸权。“基于价值观”就是要继续把西方价值观作为普世标准强加于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现实主义”就是要根据西方利益灵活调整策略，该用霸权时用霸权，该讲合作时讲合作。可见，“价值观”是幌子，“现实主义”是手段，霸权主义才是内核。
第三，所谓“通过合作而非霸权重建信任”。前提是西方仍然要当“领导者”、制定规则、掌控话语权，即条件和议程仍要由西方设定。这哪是什么平等合作，不过是霸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全球南方” 要的不是恩赐式的“合作”，而是平等互利、共同决策的真正伙伴关系。西方若真有诚意，就应首先承认历史欠账、放弃单边制裁、停止干涉内政，而不是用 “重建信任” 的空话回避实质性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角度看，斯图布的“药方”之所以缘木求鱼，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自由主义秩序的瓦解，不是“运作不善”，而是它的本质 - -维护国际垄断资本利益- -决定了必然要瓦解。斯图布的 “最后机会” 论，表达出西方统治阶级面对衰落时的深度焦虑：既想维持霸权，又知霸权难以为继；既想拉拢南方，又不愿放弃特权。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必须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通过完善主权平等、共商共建的具体机制，打破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霸权模式。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这一改革方向的集中体现。它不是任何国家或集团的 “价值观输出”，而是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路径，核心就是拒绝任何国家将其自身模式强加于他国。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我们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这一理念以“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为鲜明特征，为构建真正包容、平等、有序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五、关于“为实现多极世界而奋斗”
2026年4月29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发表该委员会主席安德烈・特列宁的文章《多极世界：从意识形态到设计》。该文从俄罗斯视角对多极化趋势作出了系统阐述。
文章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为实现多极世界而奋斗” 一直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这场奋斗已经取得胜利，多极世界已成为事实且已存在10多年。单极世界时代即美国霸权不受任何实质性挑战的时代已经结束。如今，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衰落期，世界格局演变的客观趋势，并不会因为衰落中的霸权国有意重塑格局而停滞。美国统治阶级正在进行顽强抵抗。
文章进一步分析，争夺未来世界秩序定义权的斗争有两个主要参与者- -美国和中国。华盛顿开展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强化本国实力，同时最大限度地削弱其主要竞争对手，包括挑起地区冲突、发动贸易战、强化军事同盟、试图与俄做成交易等。最终都是要阻止中国获得资源和市场，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同时破坏掉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文章认为这些手段无法扭转历史大势，多极化进程将继续得以深化。
文章还分析了俄罗斯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定位。特列宁认为，“美国和中国在较长一段时间仍将是世界两大主要国家”，虽然世界不会出现泾渭分明的阵营分裂，但中美两国周围都会形成“引力区域”。这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捍卫自身主权和独立的其他大国而言，也会形成明显挑战。俄罗斯是世界文明国家，拥有丰富资源、强大军事实力和广阔地理空间，“完全有能力成为全球平衡的守护者，还能够扮演全球调解人的角色”。俄罗斯“从现在起，就需要为面对这一状况和扮演这种角色做准备”。
特列宁的论述正确认识到多极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并指出了美国霸权衰落的客观性。然而，他把国际秩序变革理解为大国争霸的延续，陷进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谓“权力转移”的误区- -这一理论把国际政治简化为大国之间的实力消长，仿佛历史只是霸主更替的循环，从而掩盖了帝国主义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和压迫这一根本问题。他把围绕世界新秩序的斗争看作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争夺，实际上还是自觉不自觉地用霸权逻辑来理解新的世界格局；他还将俄罗斯赋予“全球平衡守护者”和“全球调解人”的使命，这同样是落入了少数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传统窠臼，而非考虑站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国家的立场上去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本质，不是简单的大国权力转移，而是反帝国主义力量同帝国主义体系展开的尖锐斗争。全球南方的崛起，不是某个新兴大国要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主，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广大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国家要求打破帝国主义垄断、打压和封锁，实现自主发展、平等发展的历史性运动。同样，中国的发展壮大，也不是为了“争霸”，而是为了14亿全体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和全人类的进步。
邓小平同志1982年8月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 习近平主席 201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也是区别于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根本标志。中国倡导的世界多极化，不是大国争霸的多极化，而是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是各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共同发展的多极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原则、主持公道正义，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支持。
六、关于 “复合型安全竞争”
2026年6月8日，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发表美国战略学家、退役陆军上校以赛亚·威尔逊三世的文章《霍尔木兹海峡与未来战略格局》。威尔逊长期从事战略安全研究。
文章指出，当前美伊对峙已超出双边范畴，是对美国霸权体系的严峻考验。过去美国虽经历多次失败，却从未动摇其全球地位；而此次伊朗若成功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则将“重塑整个国际体系的架构”。这种失利“性质迥异于二战后历次失败”。
文章进一步描述了当代安全困境的复杂性。伊朗依托全球深度互联体系，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节点，对石油、天然气、化肥、铝等大宗商品运输形成非对称制衡能力。这种能力与海底数据光缆、商用卫星网络等新型薄弱环节交织，使每次精准打击都能在全球经济中引发连锁反应，令美国陷入两难境地：升级军事行动可能毁灭海湾能源设施，不升级则默认伊朗控制权。威尔逊据此提出“复合型安全竞争”的概念，主张将国防、外交、发展、商贸、科技创新、基础设施抗风险能力与对盟友的管理统筹起来，打造一个具备整体竞争力的体系。
威尔逊的论述比较准确地描述了当代安全困境的复杂性。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安全威胁已超越传统军事领域，呈现出“复合型”特征- -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供应链安全相互交织，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叠加。这是其可圈可点之处。
然而，威尔逊的整个论述是从维护美国霸权主义立场出发的。他担心的不是霸权主义给世界带来灾难，而是担心霸权主义遇到进一步推行的阻碍。他提出“复合型安全竞争”，将国防、外交、商贸、科技等“统筹”为具备整体竞争力的体系，目的不是放弃霸权，而是要确保美国继续控制全球战略要地、垄断国际资源、压制竞争对手、获取超额利润。由此可见，这种“统筹”不过是霸权主义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升级。
从这一立场出发，威尔逊必然回避美伊对峙的真正根源。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焦点，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对中东石油资源的垄断控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制裁伊朗，支持以色列——这一切皆为控制中东石油、维系石油美元体系。威尔逊把伊朗说成弱者，称其“通过控制强国依赖的体系来形成非对称制衡”，这实际上是在为美国霸权作辩护：只质问伊朗为何“威胁”美国依赖的体系，却不反思美国为何必须控制他国资源。
列宁指出: “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掠夺，是帝国主义生存的基础。”所谓“复合型安全竞争”，不过是国际垄断资本在新形势下争夺资源、市场和战略要地的一种谋略，本质未变，只是手段更隐蔽、范围更广泛。要打破这种垄断控制、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安全架构，必须摒弃帝国主义安全观。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安全应该是普遍、平等、包容的，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来换取所谓自身的绝对安全。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反对霸权干涉，这正是全球安全倡议的生动实践。
七、关于 “全球冲突创新高”
2026年6月9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网站发表凯特・巴特利特的报道《据显示全球冲突呈上升趋势，达二战以来最高水平》。该文援引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冲突数据计划的研究成果，对全球武装冲突现状作出系统梳理。
研究显示，2025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数量达到二战以来最高值。在记录的65场冲突中，国与国直接冲突数量较上一年翻了一番。死亡人数达 24.46万人，高于2024年的18.7万人，为1994年以来之最。研究人员将冲突分为三类：“基于国家的暴力”（如乌克兰、苏丹、加沙）、“非国家暴力”（如巴基斯坦宗派冲突、墨西哥贩毒集团暴力）、“单方面暴力”（针对平民，如坦桑尼亚政府镇压抗议、刚果反叛组织袭击平民）。2025年俄乌战争死亡人数最多，占所有与战斗相关死亡人数的62%，其中俄方死亡7.77 万人，乌方死亡1.4 万人；苏丹冲突第二，死亡1.44 万人。研究人员指出，过去10年全球冲突增加的一个原因，是二战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发生了转变。
2026年5月2日，西班牙《西班牙人报》网站发表约兰达·罗德里格斯的文章《伊朗、乌克兰、苏丹、也门和缅甸：全球武装冲突超过50场》。该文对当前全球主要冲突热点作出了具体分析。
文章指出，全球持续展开的武装冲突超过50场，数量已达历史最高点。危机不再局限于孤立爆发点，而是同时发生、不断扩散且彼此关联。从乌克兰、苏丹到伊朗、黎巴嫩和非洲萨赫勒地区，高强度战争、长期叛乱和混合威胁此起彼伏。“国际体系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战争不再是国际体系中的例外，而是其构成要素之一。建立在遏制暴力理念之上的战后世界秩序已彻底瓦解，国际法被架空、多边机制失灵。这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严重冲击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两篇报道提供了大量事实材料，对我们认识全球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有重要参考价值。然而，它们的局限性在于：前者止于数据罗列，后者虽指出冲突激增与国际法失效并存，却未能揭示二者背后的共同根源。
当代全球冲突的激增与国际法体系的失效，是一体两面的现象，共同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传统战争是民族国家争夺领土、资源的暴力手段。而当代冲突日益呈现 “私有化”、“金融化”、“技术化” 的发展趋势 —— 私人军事公司、人工智能企业、无人机制造商直接参与战争牟利，金融资本通过战争债券、重建合约、资源开采权获取巨大利润。战争由此成为资本增殖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与此同时，国际法体系出现了“选择性失效”。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经常表现为对立状态，集体安全机制被沦为摆设；国际条约被随意撕毁，如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伊核协议》，撕毁《巴黎气候协定》；国际司法机构对大国战争罪行无可奈何等等。规则由强者制定，只为约束弱者；一旦反噬自身，便弃如敝履。这不是国际法的终结，而是帝国主义霸权对国际法的肆意操弄。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掠夺，是帝国主义生存的基础。” 当代 “新战争经济” 并未超出这一论断，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续了帝国主义的掠夺逻辑。今天的掠夺者不仅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有跨国垄断资本集团；被掠夺的已不只是资源和领土，更多的是战略通道、全球公共产品和被压迫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权。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为破解“战争资本主义”困境提供了替代方案。当战争成为“生意”，和平就成为“成本”；当冲突成为“投资”，和解就成为“亏损”。这种扭曲的逻辑，必然要被人类共同价值观-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所取代。
八、关于 “资本主义贩卖恐惧”
2026年6月10日，西班牙《起义报》网站发表分析师蒂托·乌拉的长文《全球资产阶级挥之不去的恐惧》。该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进行了全面而尖锐的批判。
（一）从“贩卖希望”到“贩卖恐惧”的历史性转变。文章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最初的发展愿景- -通过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创造普遍繁荣- -已彻底走到尽头。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不再许诺创造美好未来，转而售卖对抗危机的防护能力。它找到了全新的赢利来源：恐惧。人们恐惧科技取代就业，恐惧气候崩溃，恐惧战火蔓延，恐惧经济失衡，恐惧人工智能失控。科技巨头利用人们害怕落后的心理攫取财富，整个系统学会了从民众长久的忧虑中榨取价值。
文章揭示了这一转变的深层逻辑，即资本主义依靠的不再是希望，而是生存的焦虑感；不再用富足愿景动员民众，而是借社会随时可能崩塌的永久恐慌来维系运转。这种 “恐惧经济” 有三个特征：第一，恐惧成为可交易的商品，安全成为最稀缺的资源；第二，危机不再是意外，而是常态化的治理手段；第三，不平等被重新包装为 “风险个人化”，即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 “失败” 负责。
（二）数字时代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文章指出当代劳动者正在受到全新的压迫：平台从业者被算法精确控制每一分钟劳动；失地农民被跨国资本剥夺最后生存资源；负债学生沦为教育金融化的终身债务人；少数族群和基层女性被压在种族、性别、阶级的多重枷锁之下。这些群体正在展开跨地域、跨行业的联合斗争。斗争形式日益多样化了。从传统的罢工示威转为网络抗争、数据抵制、平台 “差评” 等新型手段；从占领华尔街到法国 “黄马甲运动”，从拉美反新自由主义浪潮到全球南方的去殖民化斗争。劳动者正在探索适应数字时代的斗争方式，要求掌握数据所有权、算法透明度、平台治理权等新型权利。
（三）全球资产阶级的新统治手段。文章指出，资产阶级正利用新技术强化自己的统治，如通过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加强对劳动过程的精确控制，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实现对消费者的精准操控和情绪管理，通过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制造“信息茧房”，以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文章尖锐指出，“任何文明，一旦用恐惧取代希望，便会步入险境”。
（四）资产阶级的“末日求生”策略。文章指出，资产阶级面对自身制造的危机，正在采取双重策略加以挽回。一方面，将危机成本转嫁给本国劳动者和全球南方国家，通过紧缩政策、战争掠夺、环境破坏来维持高额利润；另一方面，构建“末日地堡”- -从私人安保公司到所谓太空殖民计划，从基因编辑特权到人工智能垄断，试图在文明崩溃中保全自身。这种“末日求生” 不是隐喻，而是切切实实的阶级防御机制。
（五）对未来的呼吁。文章最后呼吁，21世纪劳动者必须“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让人类尊严不再成为资本账目里可以随意取舍的成本”。具体路径包括：在全球产业链关键节点建立“并行权力”；争取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的民主化使用权；打造切实可行的新型社会模式；实现跨国团结和全球联合行动。
乌拉这篇文章的批判是深刻有力的，触及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上述五个方面层层递进，既揭示了帝国主义在21世纪的新特征，也印证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 -这个“垂死”不是说帝国主义明天就会灭亡，而是指它已进入腐朽、没落的阶段。从“贩卖希望”转向“贩卖恐惧”，表明资本主义已无法再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愿景来动员民众，只能转而制造恐慌、贩卖焦虑，以此维系自身统治；数字时代的阶级斗争新形式，表明劳动者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反抗正在升级；资产阶级的统治新手段，表明垄断资本对社会的控制更加隐蔽精细；“末日求生”策略，表明资产阶级已丧失历史进步性，从生产力的推动者沦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障碍，只能靠毁灭性手段维系自身的存在。这一切表明，帝国主义在垂死阶段只会表现得更加疯狂残暴- -制造战争、煽动仇恨、挑动宗教对立、发动贸易战、实施科技封锁、大搞长臂管辖、操控舆论，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这是制度性腐朽的必然表现。然而，垂死不等于自动死亡。帝国主义的“恐惧经济”虽然猖獗，但它在制造恐惧的同时，也在使自己的掘墓人- -广大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人民- -的觉醒和联合变得更加强大。
中国用自己的实践，为打破“恐惧经济”提供了最有效的答案。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实现共同富裕。这些伟大成就和伟大目标，不是靠贩卖恐惧，而是靠真抓实干；不是靠制造焦虑，而是靠发展成果；不是靠对外掠夺，而是靠合作共赢。我们将继续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九、关于美国贫富分化和“特朗普例外”之问
《日本经济新闻》2026年7月9日刊发评论员西村博之的文章《写给300岁美国的信》。文章以美国建国300周年（2076年）为远景，回望当下，剖析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分裂、贫富分化等结构性问题，并就特朗普上台是“美国历史的例外还是垄断资本统治危机的特别表现”提出疑问。
文章指出，社会撕裂并非美国的新问题，而是贯穿其发展历程的痼疾。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国内阶级对立尖锐、种族冲突激烈、社会暴力频发。不同族群之间的历史隔阂与创伤并未随时间推移而消解，反而不断累积。半个世纪过去，这一局面不仅没有好转，政党对抗还进一步加剧了撕裂程度。两党在竞选周期内为争夺选票，刻意放大意识形态分歧，将公共议题极端化，使党派竞争演变为全社会的阵营对抗，令本已严重的社会撕裂问题愈发深重。
文章引用最新民调数据：53%的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自豪”，但这一比例已创历史新低；仅28%认为未来50年美国发展态势会持续向好；更有66%认为社会撕裂将会加剧。这些数据表明，美国民众的自豪感与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并存，社会分裂的焦虑日益加深。特朗普执政时期成为美国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阶段。它的出现究竟是孤立的历史偶然，还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矛盾长期积累后的必然结果？文章提出了这一时代之问，但未能作出明确回答。
文章用大量数据揭示了美国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1980年至今，企业高管与普通工人薪酬差距从30：1飙升至280：1，顶端1%富人掌握全社会大量财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这绝非阶段性治理失误，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第一，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造成贫富分化的根源。在美国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土地、大型企业、高新技术、金融资本都掌握在大垄断资产阶级手中。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无论蓝领还是白领，都只能通过出卖劳动换取报酬，以维持自身劳动力和其家庭的再生产。剩余价值被垄断资本无偿占有，垄断资本依靠超额利润积累持续扩张财富，而劳动报酬的增长始终落后于资本增值的速度，必然形成”资本越富裕、劳动者增收越困难"的两极分化格局。
第二，垄断资本与政治权力绑定，固化阶级壁垒。文章指出，资本主体惯于依托游说政治、政治献金绑定公共政策，通过税收倾斜、行业法规优待等手段持续收割社会利益。这印证了美国游说制度、政治献金机制的本质——垄断资本操控国家公共政策。垄断资产阶级通过扶持政党、资助竞选，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特权，在税收、社会保障、行业监管层面制定偏向垄断资本的规则，确保垄断资本收益最大化，而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投入长期不足，底层群体缺少向上流动的渠道，其阶级身份被永远锁定在底层。
第三，资本主义持续放大社会不公的基本矛盾无法根除。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永远无法解决的固有矛盾。文章提到，美国周期性经济危机、产业空心化、自动化技术普及，会优先挤压普通劳动者就业岗位，致使劳动者生存空间日益收窄。尽管不同时期的政府都会出台危机纾困政策，但这些政策优先救助的不是劳动者，而是垄断资本集团掌控的大企业和金融资本。风险由全社会共同承担，收益由少数垄断资本独享。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一轮经济波动都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
文章提出的“特朗普上台是历史的例外还是危机的特别表现”的疑问，触及到了美国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要害。特朗普作为美国大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的上台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方面矛盾长期积累且不断激化的产物- -即便没有特朗普本人，也会有“张朗普”、“李朗普”式的人物登上政治舞台。250年来，美国社会撕裂、阶级对抗、贫富悬殊层层叠加，表明美式资本主义存在难以自我修复的内在缺陷。依靠短期政策调整、政党轮替，无法化解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这也是美国从现在起必须直面的时代难题。
十、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当今国际秩序变革
通过以上对外国政要、学者观点的逐篇评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可以对当前国际秩序的变革作出如下总结：
第一，当代国际秩序变革，本质上是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力量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之间斗争的集中体现。国际秩序向何处去，是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最大焦点。但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关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美国及其盟友关心的是如何维护霸权、延续垄断资本的统治；英法德意等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关心的是如何从霸权衰落中分得更多的利益；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关心的，则是如何打破帝国主义垄断、争取平等发展权、实现民族复兴。这种立场上的根本对立，正是当代国际秩序变革中最深刻矛盾的现实反映。这一矛盾在反帝国主义力量同帝国主义体系激烈斗争和反复较量的历史进程中，推动着反帝国主义力量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发展壮大，推动着世界向多极化、民主化的方向演进。
第二，国际秩序变革与世界多极化密切相关。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成为国际舞台重要力量，单极霸权越来越难以维系。这种多极化趋势，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打破帝国主义垄断、实现自主发展的体现。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并不甘心，通过贸易战、颜色革命、地区冲突等手段拼命维护霸权。这种疯狂反扑，恰恰暴露了其外强中干的本质。当代国际秩序变革，就是围绕推动多极化的力量同维护单极霸权的势力之间每日每时的斗争展开的。
第三，国际秩序变革必须在联合国框架内完善，而非另起炉灶。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确立了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这充分体现了世界各国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追求，是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成果。如果推翻这一基础，就是历史性的倒退；如果架空这一体系，就是霸权主义的倒行逆施。中国只承认一个国际秩序，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只承认一个国际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承认一套国际法，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
第四，国际秩序变革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一体两面、齐头并进的。 国际秩序是”规则"，全球治理是"实践"，两者相辅相成。没有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必然沦为霸权国家维护私利的工具；没有有效的全球治理，国际秩序只能是空中楼阁。当前，现行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确实存在不适应时代发展之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求增加代表性和发言权的呼声日益强烈。改革势在必行，但方向不是否定联合国、另起炉灶，而是在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前提下，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使其更加公正合理地反映国际格局变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是当今世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十一、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所作的贡献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有许多论述。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顺应国际力量格局变化，推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机构改革，保障全球南方国家平等参与规则制定，改变少数国家主导治理的局面。
第二，严守国际法治底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严格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坚持国际法统一适用，反对双重标准、单边制裁与长臂管辖，以协商方式化解国际争端。
第三，坚守真正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坚持以联合国为多边合作核心，奉行共商共建共享治理原则，抵制小圈子政治、冷战式集团对抗，杜绝伪多边主义。
第四，统筹发展与安全协同发力，化解全球性赤字。把握发展和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发展消弭动荡根源，以安全护航发展环境，系统性应对和平、发展、安全、信任四大赤字。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有着清晰边界与根本立场。改革不是否定现行国际体系，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对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进行合理完善，升级补短板；在国际事务处理方面，坚持各国共同共治，摒弃大国垄断、一国主导的治理模式；在发展权益分配方面，坚持互利共赢、多赢普惠，摒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式丛林法则。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均衡有效，符合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需要。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四大倡议，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统一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总目标。其中：全球发展倡议夯实物质基础，聚焦减贫、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破解发展瓶颈；全球安全倡议严守安全保障，坚持对话止战、共同安全，化解地缘冲突风险；全球文明倡议拉紧精神纽带，尊重文明多样性，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全球治理倡议健全制度保障，直接锚定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以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治理改革提供原则指引与实施路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贯穿四大倡议全过程，是统筹推进治理改革的核心价值遵循。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促进人类文明永续进步的必由之路。在实践层面，中国以自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参与全球治理的内生能力，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搭建国际合作实体平台，依托新质生产力国际合作对外输出优质公共产品，做到内外联动：对内夯实治理能力基础，对外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将治理理念转化为可落地、可推广的国际合作行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打破帝国主义统治、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这一理念不是空洞口号，而是建立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共同发展的实践基础上。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对内，要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步伐，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对外，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设真正互联互通的国际经济合作网络，将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科技等新质生产力融入国际合作，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成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完整理论体系。这四大倡议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整体：全球发展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物质基础，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全球安全倡议提供安全保障，倡导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反对霸权干涉；全球文明倡议提供精神纽带，尊重文明多样性，促进交流互鉴；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供制度保障，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让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它们共同服务于一个目标：打破帝国主义和跨国垄断资本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生存权、发展权的垄断控制，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毛主席曾豪迈地宣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在帝国主义日益走向衰落、世界呈现多极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将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人类解放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