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春，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匡亚明讲座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 政治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摘要：政治学领域, 政治学基础理论占据着这个学科的制高点,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在根本上依赖于政治学理论的进步。 广义的政治学理论就是历代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政治学理论具有多元、 普遍适用的特征, 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属性。 在政治思想史上, 历史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理论的进步主要是历代思想家理性思维的结果, 不是通过对历史的解释实现的, 当代中国处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政治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同样依赖于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 对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历史政治学重构更不可能。

关键词：政治学理论; 政治思想; 历史政治学

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一样, 在政治学领域, 政治学基础理论占据着这个学科的制高点。 在通常情况下, 政治学理论所能达到的水平, 便在整体上决定着政治学科所能达到的水平, 每一个政治学工作者的学术水平也在根本上取决于自身的理论修养。 这是因为, 政治学领域的所有分支学科的学术研究, 都是在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规范下进行的, 当人们对具体问题展开研究的时候, 研究者的价值观念、 分析方法都是从政治学理论那里获得的。 政治学理论,有些时候也可以称之为 “政治理论”, 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 知识的增长和思维水平的提高, 政治学理论也在不断地进步, 而理论的进步恰恰是政治学发展的基本前提。 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 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尤为重要。 那么, 如何实现政治学理论的进步, 政治学理论研究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 便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政治学理论的多元性与普遍适用性

在高校政治学专业, 有一门名为 “政治学原理” 或 “政治学概论” 的课程,这是政治学专业的入门者必须学习的课程, 通过这门课程, 人们对政治、 国家、政治制度、 政治过程、 政治文化这样一些政治学基本概念、 问题有了初步的理解。 不过, 所谓的政治学原理, 只是狭义的政治学理论, 而广义的政治学理论则是指以往时代的思想家的思想学说。 被我们认为是 “原理” 的东西, 不过是政治思想史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在学科分类上, 原本是政治学二级学科的中外政治思想被并入了政治学理论。

广义的政治学理论是由历代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构成的多元复合体。

在政治思想史上, 每一个思想家, 无论是中国的, 还是西方的, 都占据着一个特定的位置。 思想家是历史上对社会政治生活理解最为深刻的人, 他们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社会政治生活, 循着自己的认知意向, 每个人都从社会政治生活中理解到了不同的东西。 因此, 在政治思想史上, 每一个思想家的位置都是不可替代的, 在中国,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在西方, 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斯·韦伯, 如果没有他们中的哪一个, 政治思想史都将是不完整的。

在政治学原理的教学中, 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不会被涉及。 其实, 能够进入政治学原理这门课程的, 大多是在政治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思想家, 在我们看来, 他们的思想学说有着更为普遍的意义, 尤其是, 我们认同某些思想家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主张, 我们认为这些思想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更为深刻, 他们的思想学说更有益于提高社会生活质量, 他们提供的分析方法更为可靠, 我们有义务把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学说介绍给政治学专业的入门者, 我们本身也需要在理解这些思想学说的同时, 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

不过, 从政治学研究方面着眼, 作为一个研究者, 仅仅掌握政治学原理所涉及的理论内容是远远不够的。 按照政治思想史的观点, 我们有理由说, 政治学是没有原理的, 即便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他们的思想学说也不过是政治思想史这条长河中的一滴水, 无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学说是多么富含真理, 但这并不妨碍其他思想家的思想学说也有独到的价值, 每一个思想家的重要性都需要通过其思想学说本身来说明。 这也是我们在政治学原理之外还要研究中外政治思想史的理由。

在政治学研究领域, 一个研究者的研究能够达到什么境界, 无论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理论修养。 而研究者的理论修养, 不仅体现在对 “政治学原理” 掌握到什么程度, 更为重要的是对政治思想史有着怎样的了解。 当我们运用某一种理论和分析方法对具体问题展开研究时, 我们更要知道, 在我们应用的理论之外, 其他思想家对于相关问题是如何认识的, 他们的理论与方法的逻辑结果会是什么。 即使是那些并不为我们所认可的思想家, 我们也有必要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们思想学说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政治学研究者的理论修养, 不在于是否掌握了正确的理论, 而在于对多元的政治学理论有什么样的了解。

与其他研究领域的理论一样, 政治学理论也具有抽象、 普遍适用的属性。

理论之所以具有抽象的属性, 是由理论的基本要素———概念决定的。 人不能直接地表达世界, 而只能借助语言将特定的概念赋予可感觉事物, 然后在概念之间建立起逻辑关系, 才能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做出说明。 虽然按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人们的意识总是客观世界的反映, 但是, 概念又不等于客观事物本身。 这是因为, 人们用自己的意识统摄客观事物的过程是主观的, 也就是说,当人们用概念表达客观事物的时候, 便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主观理解。 在很多时候, 概念也就是观念, 在政治学理论或政治思想领域尤其如此。 比如说,古代中国人有一个用来称呼君主的概念—— “天子”, 这个概念大约是西周以后开始流行的, 其字面意思是说君主是天的儿子, 古代中国人造出这个概念来,是为了说明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和绝对的合法性, 汉代董仲舒的说法是: “德侔天地者称皇帝, 天佑而子之, 号称天子”。但是, 无论古代思想家对这个概念有何种解释, 这个概念所反映的都不是事实, 没有哪个君主是天的儿子。

理论是观念的载体, 历史上思想家建构的政治理论, 其目的在于表达自己的观念, 在很多时候, 观念表达所依据的也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事实。 在近代思想史上, 以洛克、 约翰·密尔为代表的思想家, 有一个 “自然权利” ( natural right) 的概念, 意思是说, 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个权利是先于社会而存在的。 而古代中国人也有一个相似的说法, “天子之元子犹士也, 天下无生而贵者也,”。这句话的本意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贵贱差别不是与生俱来的。 但无可怀疑的是, 无论是西方思想家说的 “自然权利”, 还是 《仪礼》 的 “无生而贵者”, 都是思想家建立的关于社会生活的逻辑, 而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事实。 站在事实的立场上, 我们无法判断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的权利有什么意义,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条件下, 认为生在帝王家与生于寒门的人同等重要更是荒唐。但是, 当我们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观念的时候, 我们不会以是否符合社会生活中的事实来判断这些观念的价值。

理论之所以具有抽象的属性, 是因为构成理论的要素——概念——是与实体相分离的。 当人们用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说明社会政治生活的时候,无论这些概念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有着怎样的联系, 但两者之间终究是相互分离的。 在政治学理论层面, 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 法律、 政治制度等概念, 如果没有限制性的条件, 都是抽象的概念, 而不是某一特定的国家及其政治法律制度。 基于这些概念展开的论述, 也是在最一般的层次上的理论阐述。没有一般性的概念, 就不会有一般性的理解, 没有一般性的理论, 就没有对普遍意义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 学界曾有人讨论过普遍主义的困境, 实际上,普遍不是主义, 而是一种思维方式, 关注普遍是人类特有的思维品质, 在理论与实践中, 经常遇到困境的往往是没有普遍思维的人。

由于政治学理论的抽象属性, 也就有了政治学理论的普遍适用性。 在思想史上, 虽然思想家的生活经历是有限的, 但是, 无论他们生存的时间如何短促,生活的空间如何狭小, 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位置上, 他们总是在关心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思想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 常常超越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这是思想家异于常人的品质。 春秋时期的孔子是鲁国人, 但孔子关注的却是“天下有道” 与 “天下无道”, 孔子的思想主张很少是为解决鲁国的社会问题而提出来的;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 但苏格拉底思考的正义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 “我们当初研究最理想的正义本身的性质时, 我们想要一个正义的样板”, 从而据此认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和不正义;近代的康德一生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 但康德实践哲学的核心却是普遍的道德法则; 马克思是德国人, 1849 年以后一直住在英国, 他直接体验的是英、 德两个国家的社会环境,但是, 马克思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解放, 他的思想学说的意义也远远超出了他所生活的社会。

政治学理论或政治思想的普遍性, 决定了现代政治学领域的理论研究也是一项具有普适性的工作, 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普遍适应性, 是现代政治学对于每一个研究者的基本要求。

近年来, 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是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 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 建构政治学的中国话语, 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 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 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如何实现政治学理论创新, 政治学理论创新的目标是什么, 便是需要弄清的问题。

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 也有人称之为 “政治学本土化”, 有学者认为, “中国政治学者所使用的主要概念、 基本假设、 分析框架、 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 甚至我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 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完全不屑于讨论我们提出的问题, 更不会运用我们的概念、 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方法来讨论问题, 因为这些概念、 理论、 方法, 我们自己也都还没有提出来”。

质言之, 目前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都是从西方学来的, 而西方的理论与方法都不是为解决中国问题提出来的, 所以, 政治学本土化的目的就是要建构一个以本土概念为基础, 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若说目前中国政治学者所使用的概念、 理论、 方法都是西方人提出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事实, 但是, 如果认为理论的创建者对中国社会缺少了解, 他们所创建的理论与思想学说不能用来解决中国问题就错了。 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他们的思想学说的时候, 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在马克思、 恩格斯的著作中, 提到中国的地方并不多。 即便是马克思在讨论古代东方的社会形态与村社制度时, 也只是说到了印度的农村公社; 恩格斯在讨论国家起源的问题时, 分析了雅典人国家、 罗马人国家、 德意志人国家和斯拉夫人国家产生的道路, 也没有提及中国古代的国家,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概念以及理论都不是针对中国问题提出来的。 但后来的历史证明, 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来分析中国问题却是有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史学界根据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的论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态, 根据恩格斯有关国家起源的理论

研究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道路与特点,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理解国家的本质, 都取得了可靠的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表明, 理论是不以地域为边界的。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政治学在高等院校恢复以来, 国外新近出现的一些政治学理论、 方法被引入了国内, 广大政治学者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同时, 也把这些理论用于政治学研究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例如, 把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用于当代中国的阶层分析, 使我们对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韦伯的科层制理论对于中国政治学界在政治与行政组织方面的研究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制度主义理论传入以后, 制度分析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分析路径, 当我们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时, 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形成机理。 事实证明, 理论的价值不在于它产于何地, 是由什么人提出来的, 而在于理论本身的内涵及其普遍适用性。 只是适用于某些社会或区域, 只能用来解释局部地区的社会现象、 解决局部地区的具体问题的东西不足以称之为理论,至多是对策性的方案。

政治学是否需要本土化,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就像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中国化一样, 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如果是外来的, 就须通过本土语言的译解, 成为可以为我们理解、 能够恰当运用的知识, 同时, 国外政治学界的理论与方法林林总总, 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 也需要根据我们的需求加以选择。如果我们在理论研究中能够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便一定有益于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政治学本土化并不是抛开现有的理论成果, 放弃为学界广泛接受、 已经达成共识的概念另起炉灶。 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建设的目的, 是使我们的政治学理论更加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建设, 要有更为开阔的眼界。

二、关于政治学理论的历史属性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接触到的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这决定了政治学理论必然带有历史的属性。

历史上, 一个民族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政治思想, 一个思想家能够建构什么样的思想学说, 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思想家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二是思想家面对的社会环境。 与前者相比, 后者的影响更为重要。 对每个时代的思想家来说, 社会历史环境在根本上限定了他们的思想视野, 当思想家反省社会政治生活的时候, 他们能够从社会政治生活中理解到什么, 取决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什么, 无论思想家的个人认知意向如何, 他们都无法理解社会生活中没有的东西。 例如, 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 古希腊境内存在着众多的城邦, 在这些城邦中, 既有雅典的民主制度, 也有斯巴达那样的专制政体,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是其他一些政体类型, 使亚里士多德有可能思考什么样的城邦适合什么样的政体, 什么样的政体才是好的政体, 于是也就有了 《政治学》 一书。 与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相当,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也是小邦林立的状态, 但周代大分封以后的诸侯国, 在政治体制上没有什么差别, 思想家能够见到的政治体制只有一种, 即君主专制政体, 当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在反省社会政治生活的时候, 他们便无法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去讨论政体问题。到了明末清初, 当思想家对秦以来历代王朝的政治予以批判的时候, 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触及了近代的思想主题, 诸如如何限制君主权力、 如何把判断是非的权力从君主手中夺回来。 对这些问题, 以黄宗羲为例, 他给出的答案是设置宰相以分割君权, 恢复周代的学校制度以公是非, 但最根本的一点, 还是期待圣王明君的出现。黄宗羲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大门外转了一圈, 最后又走了回去。所以如此, 还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思想家根本不知道在君主专制政体以外还存在其他的政体形式。 避免暴政是那一时期思想家的愿望, 但走出君主专制政体却是他们想不到的。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每一历史时代流行的思想学说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历史时代的印记, 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学理论或政治思想的历史属性,这一属性是思想家生活的历史时代赋予的。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 之所以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近代、 现代政治思想之别, 是因为这三个阶段的政治思想带有不同时代特征, 而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古希腊、 罗马的政治思想, 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和近代政治思想几个阶段, 也都带有不同历史时代的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 是相对于我们作为研究者所处的现代时点而言的,对我们来说是历史, 对历史上的思想家来说却更多是现实。

关于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的历史属性, 有人说: “几乎所有政治理论都是历史性的, ‘政治理论’ 更严谨的称法是 ‘历史政治理论’ ”,或者说: “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 只不过在传播过程中非历史化了”,说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历史性的, 似乎没什么问题, 但认为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 “历史政治理论” 却是不可接受的。 据这些学者说: “政治学上最为普遍接受的 ‘政治’‘国家’ 等基础性概念, 都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根据欧洲国家史而总结出来的。 韦伯将政治界定为作为稀缺资源的权力的分配过程, 将国家定义为特定疆域内的暴力垄断者, 因而政治、 国家都是讲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 韦伯的定义都是基于欧洲史的总结, 即碎片化 ‘多统’ 势力为图存在展开的常态性残酷竞争; 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 既有以国王为中心的行政权, 也有国王搞不定的诸侯以及他们为制约国王而组成的议会, 从而形成分权与制衡。欧洲的国家来得很晚, 欧洲史主要是社会史——以自治性封建制为主要特征的历史;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性国家即民族国家, 在政治学理论上必然是韦伯所界定的政治或者国家。”这一说法有违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常识。

在东西方政治思想史上, 政治、 国家等都是源远流长的概念, 这些概念并不是韦伯以后才有的。 例如 “政治” 的概念, 在西方, 从亚里士多德撰写 《政治学》 一书的时候起 “政治” 就已经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术语, 在中国古代,由于语言的原因, 古代思想家往往把 “政” 与 “治” 分而言之, 孔子说 “政者, 正也”,“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所说的 “政”就是 “政治”, 古代中国人所说的 “治”, 主要是指国家治理, 也是政治。 至于“国家” 这个概念, 在中西方思想史上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历史时代, 古希腊思想家就已经在清晰地使用国家的概念。 柏拉图的 Πολιτε α (英译 Republic), 中文译名是 《理想国》, 实际上, 把这个书名译为 《国家篇》 或 《共和国》 更为准确; 古罗马的西塞罗著有 De Re Publica, 通常也把这本书的书名译为 《国家篇》; 到了近代, 思想家所说的 nation 或 country, 更是国家无疑。 在中国历史上, 商末周初的人们便已经在使用国的概念, 战国以后, 国与家这两个单音节字便逐渐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词语。 孟子说: “人有恒言, 皆曰 ‘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由此可见, 在人类历史上, 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 国家是每个社会成员生活的母体, 当人们认识到国家的重要性的时候, 国家也就成了思想家的认识对象, 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术语, 基于对国家的理解, 人们形成了自己的国家观念。 只不过由于语言、 文化方面的原因, 不同时期、 不同文化传统下的人们用来表达国家的词语不同而已。 英语世界的 republic、 nation、 country、 political community, 我们民族语言中的国、 邦、 国家,所表达的都是同一个事物———国家。 政治、 国家这样一些政治学领域的基础性概念肯定不是韦伯根据欧洲国家史总结出来的。

认为韦伯根据欧洲国家史总结出政治学领域基础概念的说法, 弄错了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政治、 国家这样的概念, 是古往今来的人们共同使用的术语, 只是随着社会生活内容的改变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 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对于这些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 赋予了这些概念不同的含义。前 4 世纪的雅典城邦, 大多数人 “把国家设想为一种持续不断的经营, 贫穷的公民群众能够借以谋得舒适生活” 的共同体,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把国家理解为上帝的意志, 近代的契约论者认为国家就是契约,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至于韦伯 “国家是特定疆域内的暴力垄断者”的观点, 也不过是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国家观念中的一种。 至于当代政治学研究中有多少人采信了韦伯的说法, 有待考证。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 到目前为止, 不同思想流派的人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认知意向, 对上述关于国家的观点有选择地使用。

那么, 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的基础性概念是不是思想家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知识论问题。 在理论上说, 历史上的思想家在阐述其思想主张的时候, 一定会反思历史, 不过, 由于我们无法从文化史的源头去考察最早反省社会生活的那些人的思想过程, 我们也就无法断定, 思想家最初是从历史中总结出了概念, 还是他们把预先已经存在的概念带入了反思历史的过程。政治思想史研究只能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理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 评估历史观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和影响。

历史是理解现实社会生活的重要门径。 对于每个时代的思想家来说, 历史都是一个丰富的资源库, 不过, 历史资源是复杂的多面体, 其中既有积极的东西, 也有消极的成分, 思想家从哪个方面去理解历史, 他们赞同什么, 反对什么,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家的认知意向。 另外, 历史提供给思想家的资源都是半成品, 要使这些半成品升华为思想或理论, 离不开思想家的理性思考。尽管社会历史环境对于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离开了思想家的理性思考, 任何历史资源都不可能升华为思想。古代中国人素有重视历史的传统。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曾被认为是最高深的学问。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往往通过古今对照的方式来表达其思想主张, 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是儒家和法家。 儒家认为, 从远古到尧舜、 文武时期是不断进化的, 但三代以后的社会却走了下坡路, 要实现理想的社会生活, 必须回归尧舜、 文武的时代。 而法家则用进化的观点解释历史, 在他们看来, 从远古到当今是不断进化的过程, 当今的人们拥有自古以来最好的社会生活, 人们遇到的君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君主, 所以, 他们反对以古非今, 极力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 毋庸置疑, 先秦儒家和法家所解释的是同一段历史, 那么, 思想家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有全然不同的理解呢? 合乎逻辑的答案是, 思想家在对历史进行反思之前, 其价值取向就已经形成了, 他们解说历史的目的是证明其思想主张是对的, 至于历史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

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加以比较, 不难发现,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历史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西方思想家。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 有些思想家在阐述自己的思想主张时, 也会有对于历史的解读, 但是, “历史” 在他们那里往往是虚构的故事。 例如, 柏拉图的 《理想国》 中曾借苏格拉底之口叙述了“城邦的成长”, 柏拉图认为, 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 因此, “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 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 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 作为伙伴和助手, 这个公共住宅区, 我们叫它作城邦”。从柏拉图的这段话中似乎也能看到希腊城邦历史的影子, 但实际上柏拉图本人也承认, 他在观念世界里建立起来的城邦只是个概念, “像我们拟议中的城邦这样规模而又 ‘是一个’ 的国家, 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希腊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很难找得到的”。显然, 柏拉图想象的国家, 不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 他说这段话的本意, 不是叙述城邦产生的历史, 而是意在说明, 拥有 “自足” 的生活是国家存在的理由。

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 “自然状态” 是许多思想家都曾使用的概念, 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 有人把 “自然状态” 理解为曾经发生的历史, 这是个误会。

虽然近代史上有许多思想家都使用 “自然状态” 的概念, 但他们对 “自然状态”的解释却是不同的。 在霍布斯那里, 自然状态下发生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为了从自然状态中走出来, 人与人之间便签订契约而建立了国家; 洛克的观点与霍布斯相反, 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是自由平等的, 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保护人们的权利不受伤害; 法国的卢梭则强调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根据我的说明, 我们可以断言, 在自然状态中, 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 只是 “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 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 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 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显而易见, 近代思想家所说的 “自然状态” 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叙事, 而是一个理论假定, 从这个假定出发, 思想家或者为国家的存在找到了理由, 或者论证了社会不平等的原因。

以往, 在给学生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时候, 我也把思想家的历史观作为其思想学说的理论前提。 今天看来, 这个说法是很有斟酌余地的。 但在事实上,古代思想家对历史的认识并不足以支撑其全部的思想学说, 与历史观相比, 对人的理解是更为重要的理论前提。

在政治思想史上, 任何一个思想家, 如果没有对人的理解, 其思想学说便是不完整的。 有一个简单的逻辑, 人的问题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人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 那么, 我们认为人是什么样的人, 在这样的人中间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 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什么答案, 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 儒家思孟学派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 因此, 良好的社会生活便依赖于人的道德自觉, “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就是最好的政治。 而荀子与先秦法家则认为人性恶, 社会秩序便离不开礼、 法之类的制度规范。 汉代的董仲舒与唐代的韩愈认为人性三品, 因此等级制度便是天经地义的。 西方思想家也是这样, 柏拉图正义论隐含的前提, 是人的理性可以战胜欲望, 近代哲学家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存在者和道德自律的主体, 由此认为自由是最高的道德, 在观念上拒绝了一部分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的理由, 而孟德斯鸠基于对人性的悲观估价, 提出了系统的法治主张和权力制衡理论。 近代政治思想与中世纪以前的政治思想的重要差别, 是思想家对人有了新的理解, 于是, 也就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价值理念, 整个世界也因此实现了历史性的进步。

说到这里, 我们有必要重新明确一个问题: 历史观究竟是什么? 它究竟是人们根据自己认可的理论反思历史的结果, 还是理论之所以为理论的原因? 合乎逻辑的答案显然是前者。 事实上, 人们反思历史、 解释历史的活动是在理论的规范下发生的, 我们接受了某一种理论, 也就认可了这种理论所蕴含的价值观念, 我们就会以这种观念去理解历史。 所以, 历史观是政治理论与思想观念的体现, 而不是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 政治概念、 理论的研究方法是 “特定世界观、 历史观的体现”。

总之, 我们之所以认为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具有历史属性, 是因为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是政治理论产生的环境, 每个时代流行的政治理论, 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历史时代的印记。 历史是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产生的环境, 而不是政治理论直接的思想资源。

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是否需要历史政治学重构

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最为重要的方面, 它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在客观上需要政治学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 因此, 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便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那么, 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发展路径是什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如何实现政治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呢? 近年来, 学界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 政治学 “回归历史” 或 “回向历史”, 据云, 当前中国的政治学 “以研习外来理论为主, 基于实践研究的理论成果稀缺, 基于历史研究的政治理论成果更是处于空白状态”,因此, “自主性政治学” 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路径就是向历史回归, “建设自主性政治学或中国特色政治学必须回到中国历史, 在研究历史中发现和提炼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 从而 “在政治学原理体系意义上对政治学最基本概念和方法做历史政治学的重构”。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姑且不论这一说法对 40 年来政治学界同仁的理论努力是否给予了应有的尊重, 这种说法的价值取向和知识论方面的错误都是不可接受的。

首先是价值取向问题, 在中华民族致力于现代化的历史时刻, 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上理解历史, 还是用历史去说明现代。

就当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而言, 现代化是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核心主题, 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改变的目标。 但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 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 19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被动地卷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的, 确切地说,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是在近代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开启的。 传统的中国社会之所以不能自发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中缺少现代的要素。 例如,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许多内容, 如自由、 平等、 民主、 法治等, 大多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里没有的, 这决定了传统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循着自身的逻辑走向近代。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高质量发展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 “回到中国历史” 似有南辕北辙之嫌。

当然, 在近代以来世界各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 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可以彻底离开自己的文化传统, 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起点都是由历史提供的,因此, 现时代的人们也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资源。 但是, 在以儒家伦理政治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 究竟哪些思想要素是有益于现代的, 却是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 仅仅大而化之地说 “中国史主要是国家史或政治史, 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学理论”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证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含有现代化的理论资源, 说者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找到了 “民本主义” 和 “大一统”, 但是, 儒家民本思想和 “大一统” 观念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与现代价值理念兼容, 是难以说清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 我将另行讨论,但不管怎样, 如果用 “民本” 的概念替换 “民主”, 用 “大一统” 来诠释现代国家, 都是不可接受的理论倒退。

其次是知识论方面的问题。 在历史与理论二者之间, 究竟是从历史中发现理论, 还是用理论解释历史。

如前所述, 古代中国人之所以具有重视历史的思想倾向, 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相对封闭的历史环境和形上思维的不发达。 这一点在战国时期的儒法两家那里更为明显。 不过, 儒法两家所解释的历史, 也不是真实的历史, 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诠释了历史, 先秦思想家这样做有两个方面的用意:一方面是通过今古参照表达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态度; 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才是真正优良的生活。 然而, 古代思想家正是在这一点上陷入了逻辑困境。 法家学派用进化的观点解释历史, 充分肯定了现实的政治生活, 但无法在理论上建构一个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评价标准。 儒家学派用倒退的观点解释三代以后的历史, 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生活强烈的批判态度, 但把人类历史上的某些历史片段当作理想社会的原型, 儒家伦理政治学说也因此充斥着浓重的复古情趣, 于是, “历史” 在儒家那里变成了一种信仰。 儒家政治批判的理论归宿, 就是把现实的政治生活拉回到从前。 有人说,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用这句话形容传统儒家倒是贴切。 但我们需要知道, 用历史说明社会未来的思想方式是古代思想家的局限, 并不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优长。

从汉魏以后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过程来看, 随着知识的增长与思维水平的提高, 通过解释历史来表达思想主张的论证方式逐渐趋于弱化, 思想家越来越倾向于用逻辑的方式对应然的政治生活做出判断, 魏晋时期思想界关于 “名教与自然” 的讨论, 宋代理学家关于理与气、 道与器、 心与性、 天理与人欲的论辩,都是以逻辑的方式进行的。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两汉以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就是哲理化水平的提高, 思想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日益深化, 也不是通过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实现的。

汉魏以后, 随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哲理化程度的提高,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 什么样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 如何评价历代王朝的治理实践, 是历代思想家共同关心的思想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王霸义利之辨。 关于王霸之别, 两汉以后的思想界有各种说法, 以为王霸之别如同泾渭者有之, 以为王霸无异道, 只是 “功业有巨细, 政令有广狭”者有之。 而宋代理学家则从普遍法则的视角论说王霸, 认为王霸就是 “得天理之正, 极人伦之至”的政治, 到了南宋, 朱熹更为明确地说: “尝谓 ‘天理’ ‘人欲’ 二字, 不必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迹, 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 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 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在朱熹看来, 要判断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政治是否符合 “天理” 这个普遍法则, 不在于古今帝王的功业, 而在于思想家肯认的理论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 《大学》 的 “国不以利为利”, 这是统治者不可违背的道德法则。 以为政治国不可谋利为尺度, 秦汉以后历代王朝做的很多事情都是错的, “秦发闾左之戍, 也是利, 堕名城, 杀豪杰, 销锋镝, 北筑长城, 皆是自要他利, 利, 不必专指财利”。于是, 朱熹得出结论说, 自秦汉以来的一千五百年间, 都是 “架漏过时, 牵补度日”。 朱熹的这一观点似有偏颇, 但是,程朱学派对中国思想史的重大贡献, 就是他们阐明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可以 “成者王侯败者寇” 的道理。

循着 “利民” 的认识路线, 后来的思想家走得更远,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便深刻地认识到, 天下治乱的标准不在一姓之兴亡, 而在 “万民之忧乐”, 根据这个标准, 清初思想家做出了 “自秦以来, 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的判断, 于是,以往史家所称述的汉高祖屠城阳、 颍阳, 汉光武帝 “屠城三百” 便不再是帝王伟业, 而是荼毒天下肝脑。到了清末, 思想家又开始从新的角度理解秦汉以来的政治史, 谭嗣同说: “两千年来之政, 秦政也, 皆大盗也” “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 不始今日, 固数千年以来矣”。谭嗣同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近代思想家公共国家和人民主权的观念, “生民之初, 本无所谓君臣, 则皆民也。 民不能相治, 亦不暇治, 于是共举一民为君。 夫曰共举之, 则非君择民, 而民择君也”。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 思想家大都是因为理论与观念的变化而对历史有了新的理解, 而不是相反, 通过解释历史而创造了新的理论。 同样的道理,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 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也不能依赖于重新解释历史。 当有人试图重新解释历史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 足下对历史的解释是否准确、 恰当。

最后是学科功能的问题。 历史政治学没有理论发现的功能, 不能胜任重构政治学基础理论的任务。

顾名思义, “历史政治学” 是 “以历史为名” 的学科, 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科学的属性。 历史研究不同于哲学或一般意义的理论研究的重要特点,历史研究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历史事实而达成的任何研究成果, 在本质上都属于事实判断。 因此, 历史科学不承认任何意义的前提假定,也从不相信任何单纯的逻辑推理, 在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中, 任何根据假定的前提形成的理论, 都要经过历史事实加以检验。 历史研究它能够清晰地告诉人们,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实是什么, 现实的社会生活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又是什么,但却不能在理论上说明人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 对应然的政治生活作出判断, 是历史研究以外的事情。

历史政治学是否具有理论发现、 建构的功能, 历史政治学者的意见是肯定的, 按照他们的说法, 历史政治学可以 “将历史作为本体论意义的存在” “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至于 “历史” 究竟是人们以往的生活经历, 还是 “本体论意义的存在”, 我们这里暂且不论, 说个简单的问题, 通过历史研究提出 “解释性概念” 这个说法很是可疑。 事实上,我们所从事的每一项研究, 都离不开概念, 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 在他们开始研究之前, 概念是先行存在的, 没有先行的概念, 任何研究都是无法展开的。 那么, 当历史政治学对 “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 加以研究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的时候, 他们所使用的先行概念又来自哪里? 毫无疑问, 这个来源只能是现有的政治理论。 这样, 通过历史研究提出的解释性概念是否可靠,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现有的政治学概念的理解。 对于历史政治学研究来说,当务之急不是颠覆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 而是如何实现对政治学基本概念、 理论的准确理解。